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

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精选8篇）

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 篇1

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

一为文人，几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话。

诚然,你做一个匠人，做一个农民，都有一目了然的益处。可是文人呢?中国的经史子集，都懂一些，吟诗作赋、风花雪月更不在话下。可是，有用处么?

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正是无用的人。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家、作家、或者批评家。说的简单点，就是读书的高等游民。他对每样东西都略懂一点，却不甚精通。对于学术不会有什么贡献，对于文艺也难说什么成就，他往往连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

而文人看实际生活，总是雾里看花一般。隔得远了，自然难以看的真切；隔得近了，又难免出些求佛问道的妖蛾子。所以读老杜的诗，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虽有笑颜，亦抵不过胡马羌笛交践的怆然。天下沦落如老杜者多矣，然能于苦痛中保持一颗纯然赤子之心者几人哉? 中国的文人处在皇帝的淫威下久了，自然而然学会了明哲保身，慎言慎行.。所以毛泽东说二十四史大半是歌功颂德，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大部分人是仰皇帝的鼻息而活的，偶尔跳出来几个，亦动机不纯，像明朝的东林党，自诩忠君爱国，经常带棺材上朝。虽然结局难免凄凉，有的被杖责，有的被屠戮，甚至于诛九族十族什么的。但在民间，这种行为是值得赞扬的，是忠臣所为。呜呼哀哉!文死谏，武死战，这句话害死了多少人。然其情可悯，其事究竟不可悯。

我们从前说文人论政，后来又演变成文人乱政。然而管他论政还是乱政，都离不开”担当”二字。中国的文人都死扭着一根筋，他们倔强的认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倔强的把天下兴亡放在自己的肩头。他们天生抱着济世救民的理想，渴望兼济天下，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类而乐，这句话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可笑，可正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正是这种以敢以一己之力撬动地球的执著，才铸就了中国文人不屈的脊梁，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长存的根基。

无论时代怎样混乱，无论现实如何艰苦，总有一些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怀着指点江山，一匡天下的伟大抱负，在几千年阴冷灰暗的封建制度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欠缺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所以仲尼著《春秋》以道名分；屈原放逐却有《离骚》；司马迁著《史记》，述往事，思来者。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文人还有这种使命感吗？

昔春秋百家争鸣，盛况空前。后又有始皇封树坑儒，令天下寒噤莫敢言。汉多有风骨，魏晋难得风流。乃至隋唐开科举，寒门亦得举仕。宋朝更是以文制武，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言。元则悲矣，读书人沦于娼丐之间。明清更大兴文字狱，使天下之人，不敢怒不敢言。乃至于今，一个文化大革命，让多少人不再挺着腰说话。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么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和善良呢？如果中国的文人丧失了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社会又将向何处去呢？

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今天，文人已变成知识分子这一更宽泛发阶层。而国民精神和社会价值规律的重建，离不开历史的积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政治和经济的洪流。我们面临比任何时代的文人都严重的精神危机。如何面对权力，如何面对资本，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中获得平衡，仍旧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荣格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不再是传统的文人，不能沉溺于过去的荣光，我们需要胸怀天下的担当，需要肩负时代的民族的责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复兴的。

我们希望能有一批有责任，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超越世俗，功利，以自觉的文化追

求为目标，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保留一息尚存的文脉。

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 篇2

我对中国的佛教建筑抱有浓厚的兴趣, 加上近来研读《佛教文化概论》, 学到了不少佛教知识, 我决定以此作为这次读书笔记的主题。

在研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后, 我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并试着作出解答:

1 佛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其总体布局有些什么演变

佛教产生于印度, 相传为释伽牟尼在公元前6至5世纪所创, 并于东汉明帝永平10年 (公元67年) 由西域僧人传入我国。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建造了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引自《中国寺庙文化》) 。由此开始, 佛教建筑在中国整整延续了18个世纪而没有间断。

《魏书·释老志》这样记载白马寺:“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 从一级至三、五、七、九”。所谓“依天竺旧状”, 应指的是有一座“塔”, “重构之”指的是多层楼阁。这就是当时佛寺的主体。和后世的楼阁式木塔一样。佛寺早期, 它只是一座塔, 带有浓郁异国色彩。

南北朝时期, 国家动荡, 僧人参政, 统治者有意识的利用佛教统治人民。这时佛寺建筑有了大发展, 演变出了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东汉以来的浮屠祠式, 规模日趋庞大, 以多层塔为中心, 围置廊院。《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汝南王曾在东汉灵台顶部建造砖塔, 改为佛寺。二是利用或改造府第为寺院, “以前厅为佛殿, 后堂为讲堂”, “王侯第宅, 多题为寺”, 此类佛寺是典型的中国建筑。

是否这两种形式在今后并行发展了呢?历史证明隋唐时期的佛寺极少有以塔为中心布局的了, 或寺旁另建塔院, 或建双塔, 或塔阁并峙, 可能都是过度形式, 大量而典型的布局多受唐初道宣和尚所著《戒坛图经》的影响——前殿后堂, 围以廊院, 正面山门, 四隅角楼, 两侧小院。塔的地位渐从中心到侧, 再到后山, 甚至被抛弃。这样的演变应如何解释呢?

这要从塔的最原始作用说起, 塔最初是为存放舍利而建, 作为陵墓性质的塔自然是寺的中心。但人们想见到佛, 而不能满足于对着一个藏着佛的舍利的建筑祈祷念经, 于是佛像产生并越造越高大, 进而代替了塔的地位, 佛像需要建筑来遮风避雨, 于是容纳佛像的建筑被越来越重要。中轴线上的天王殿、大雄宝殿, 都是容纳重要佛像的建筑, 从保留下来的佛光寺大殿的规模气势就看得出此类建筑在佛寺中最重要的地位。

另外, 楼阁类建筑也广泛被应用。佛寺高阁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独乐寺观音阁及乐山大佛那已损毁的楼阁。高阁出现在寺院建筑的格局, 是和佛教中的密宗信仰的兴盛有关的。

密宗, 出于古印度后期佛教密教, 唐开元初传入, “信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经藏, 讲求即身成佛、快速成佛。”据其信仰, 修法需筑坛——“曼荼罗”。坛上供奉多种佛及菩萨, 且是高大站像。 (引自《中国建筑史论文集》) 这种功能要求促成了建筑空间的变革, 逐渐形成了以高阁为主体的平面布局形式。

高阁在寺院中的布局主要有: (以下引自《中国建筑史论文集——唐宋高阁建筑》)

(1) 高阁居中:高阁占领佛寺正殿的位置, 形成一种新的寺院空间。

(2) 两阁对峙:东西二阁对峙是一种很普遍的格局。唐诗中有“双楼夹一殿, 玉女侍玄元”的诗句, 除此之外, “双楼夹一阁”的布局也很多。

(3) 三楼相连:敦煌壁画出现了不少三座楼以阁道相连的处理。立面上三楼都是正立面朝前的, 不同于两阁对峙中的侧立面朝前。但此种形制未留下任何实物, 只见于壁画。

(4) 三门之制:山门, 唐又称“三门”或“中门”, 多为楼阁式, 对日本建筑有很大影响。

(5) 其他建制:如角楼、钟楼、经楼等。

唐代佛教建筑中楼阁建筑发展较快, 不仅代替了塔的位置, 也对寺院建筑布局建制有较大影响, 产生了多种布局方式。

宋代以来, 轴线位置上的阁常常置于大雄宝殿之后, 虽地位不及唐时显赫, 然而常以其宏大的体量、精巧的结构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赞叹。《石林燕语·癸辛杂识别集》载:“汴城楼阁最高而见者, 相国寺资圣阁”即相国寺之后阁。

综上所述, 佛寺的基本布局演变可概括为:从“独塔”走向“前塔后殿”再走到“前殿后塔”再到“前殿后堂”然后是“前阁后殿”最后到“前殿后阁”。

2 为何唐代以前的佛寺保留下来的极少

或许这也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翻阅资料时, 看到梁思成先生苦苦寻找唐朝时期的木构建筑, 看到日本人叫嚣研究唐代木构建筑只有去日本时, 我想日本的木构建筑正是唐代从我国传入的, 他们保存下来的只有唐代的建筑并不奇怪, 可是为什么木构建筑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国, 留下一栋唐代以前的建筑如此之难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翻阅了一些书籍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等) , 找到了一些解答:

(1) 当然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木结构本身难以持久存在, 木材是有机物, 由于易燃、易腐蚀难以长久的保证不坏, 许许多多木构建筑或是被大火烧了或是遭到虫蛀随着一场地震轰然倒塌。我们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建筑, 很多都有遭遇火灾并屡次修复的记载。所以, 以木材为材料的佛寺建筑, 难以保存。

(2) 但仅仅由此解释似乎不够深入, 或许可以从政治角度找到一些答案。中国历朝历代更叠总是遵循不破不立的原则。于是要么迁都, 要么就烧房子。最为惋惜的是那楚霸王项羽把三百里阿房宫附之一炬。或许许多包括佛寺在内的建筑就是因为妨碍了新统治者的统治而惨遭厄运吧。

(3) 佛寺本是可有可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 只是被作为统治工具而传承了下来。但当其过度发展, 甚至有损统治者利益时, 必然会遭到封杀。《唐会要》卷四十七记载辛替否上疏:“今天下佛寺盖无数, 一寺堂殿, 倍陛下一宫, 壮丽甚矣, 用过度矣, 是天下资财而佛有七八。”可见建寺之奢靡。在唐武宗时期, 曾拆除天下寺院四万余所, 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后来, 五代末年, 周世宗大举灭法, 又废天下寺院三万余所, 从此隋唐佛寺一蹶不振。

或许正是以上原因造成了我们缺少唐代以前建筑的现状。

以上是我在看过一些相关书籍后, 总结出的对中国佛寺建筑较为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一方面记录研究, 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文中推理如有不妥之处, 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

品中国文人 读后感 篇3

暑假当中，我读了刘小川写的《品中国文人》，感触很深，尤其是鲁迅。刘小川在书中写的人物非常生动、具体，在读书的同时仿佛将自己也置身于人物的经历中去，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眼前，甚至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快乐、幸福、骄傲以及痛苦、悲伤与失落。从小学起，我就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读过他的很多篇文章，书面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严肃，语气那么刻薄、尖利，满篇都是直插人心的讽刺。再看他的照片，更是一种威严扑面而来。乌黑而短的头发耸立在头上，胡须也短而黑，眼睛炯炯有神，十分精神，不仅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印象中的鲁迅总是给人一种一本正经、话语中总带有讽刺、无法与之开玩笑和交流的人，但是鲁迅在刘小川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使我认识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很平和，无论对父母、子女、朋友、学生都是如此。他从不与人计较，心胸宽广，并且生活简谱，往往把好东西留给别人。他其实很爱笑，平易近人。然而鲁迅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他的求学之路尤其阻碍重重。他的童年很美好，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中，但是祖父的犯罪坐牢耗尽了家产，父亲的一病不起，使年轻的鲁迅生活一落千丈。生活巨大的落差，他人的歧视，父亲的重病让鲁迅意识到了全家面临的危机和中医的落后，毅然决定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来治父亲乃至国人的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又饱受侮辱与歧视。他再次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思想的腐败，于是最终弃医从文，投入了拯救民族的拼搏斗争中。

从刘小川的笔下不难看出，鲁迅心胸的广大且勤于思考、热爱祖国的性格。他在从自身的经历中不断思考着如何使当时的中国更加强大，如何使民族复兴，如何使国人不再受到外国人的羞辱与歧视。他在不断地审视社会，潜心寻找着一条开明和长远的道路。他将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以及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构成了他独特的幽默而不失讽刺与批判的文风。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人民思想改变的期盼，将无数爱国人士的心声全部融入了一篇篇促人深思的文章中。

鲁迅的人生经历是我感触颇深。一代文人，竟也有改变国家社会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无法做到改变社会，但我们也要学习鲁迅勤于思考，不断反省，热爱祖国的精神，努力学习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争取日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处处为祖国、为人民着想，多多为他人做贡献。

“品中国文人，如品一杯茉莉花茶，芳香四溢；似听一曲悠扬的歌声，回味良久。”从中国文人崎岖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坚强不惜，愿为祖国、民族出力的精神；我感受到了如今祖国的强大；我也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是无量的。相信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幸福，祖国会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如果我们现在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也许中国的又一代文人将会从我们中间诞生！

《品三国》读书笔记 篇4

为积极响应学校的读书活动，久不曾碰书和享受安静阅读的自己，遂决心回到纸质书中，虽不能像周作人先生所言的“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纸轻墨香，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般怡然自得，却也希翼自己能在书中安静思考和体味出人生的一些真谛，能于夜间宽怀就枕。而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也让自己难逃实用主义的桎梏，三国时代及其这一时代的英雄背后有着太多关乎成功与失败的法则，为系统了解，故而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丛书，通过对乱世和英雄的解读，多多体会和感悟，借用书中易先生的开场白，“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品三国》让我看到了一种对三国历史的全新解读，看到了历史人物洗尽铅华之后最真实的人性光辉。

一：《品三国》内容梗概及风格特色

该书分上下两册，减少了书本厚重不易便携的弊病，整个框架又分四部四十八集，四部分别是魏武挥鞭，孙刘联盟，三国鼎立，重归统一，不同于罗贯中版的《三国演义》，以演义型式进行了文学上的虚拟和夸张，比如过分神话诸葛亮的个人才能，以致诸葛亮成了一个脱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半仙儿，而《品三国》在探究和还原历史人物

真相时，借助了大量的史料考证，比如成书于西晋的《三国志》，作者陈寿治学态度严谨，可信度远远大于民间流传版的《三国演义》，以及考证钱锺书老先生的《管锥编》。二是易中天先生对三国的解读引入了许多现代元素，历史可以严肃如《史记》，也可以幽默诙谐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我们在或严肃或轻松的阅读中体会到了不同风格的对于历史的解说，易老师以近代视角，以故事说历史，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实现了全方位的解读。比如将曹魏政权，蜀汉政权，东吴政权看成了三个利益共同体，曹操、刘备、孙权比成了现代版的CEO，而杨修、诸葛亮和周瑜比成了职业经理人，还有两个漂亮草包袁绍和刘表。易中天对沉闷的历史的轻松调侃无疑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评判标准，这或许是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能独领风骚和大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精彩品评

易中天在书中开场白中讲到，“历史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仔细揣摩也不觉得有醍醐灌顶之意，我们生为万物之灵长，看问题难免偏颇，可当我们被告诉自己偏颇的缘由和原先的狭隘之处时，我们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提高，也理解了自己看事看物的不足之处。再者，易中天对旧有的民间解说的否定，我们虽不能对任何论断都全盘接受，却也接受了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空城计，借东风都是不

符合历史真相的，后人杜撰较多；而诸葛亮也没有小说中那样足智多谋，他其实并不善于打仗，而是善于治军和外交。《品三国》不光纠正了许多历史错误，还揭开了许多历史疑案，比如刘禅乐不思蜀的原因并不是他傻，这是他装出来的，只是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曹操之所以杀杨修是因为曹操忌恨杨修喜欢摆弄自己的小聪明。三：经世致用

曹操的一生可谓深谋远虑、精明至极，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都是以所谓的“兴义兵，诛**，朝天子，佐王室”为经营发展战略的。

当公元200年，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图书和珍宝都落到了曹操的手上，其中就包括自己手下一些平日里的管理层干部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人，无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然而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部付之一炬。曹操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和权衡：首先，当初官渡之战之前，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袁绍一方，连曹操自己都自身难保，何况手下的其他人呢！其次，要肃清“阶级敌人”，又何等容易，明哲保身的想法究竟牵扯了多少人？又要处理多少人？再者，执法措施一旦出台，必将挑战和打破法不责众的世俗框架；最后，自己目前是创业阶段，需要保存实力，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予追究好了。这样一来，让那些心中有鬼的人，就会感激涕零；而其他旁观者则更会死心塌地地效命。

同样是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袁绍由于不听谋士田丰的进谏和建议而导致战争失利，居然不认真分析总结失利的原因和思考时局，而简单任性为了挽回面子，竟然杀害了谋士田丰。像袁绍这样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绝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孙子兵法曰：“善奕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对比曹操和袁绍两位操盘手在管理的危机面前却表现迥异：一个虚怀若谷、处事谨慎；一个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在关键时刻的危机化解和困难面前，曹操始终能够着眼于全局，而袁绍却始终过分计较“谋子失利”的心结，由于无法理解、运用正确的危机化解和管理的手段，所以最终也不能摆脱颓势局面和心理阴影的束缚和困扰。即便是时空逆转，如果有机会安排两位

操盘手（曹操和袁绍）坐下来对弈一局，相信袁绍可能也不会取胜！诸葛亮除了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休养生息，还在制定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并且努力营造和经营自身的行业口碑、职业条件和职业资源，比如诸葛亮首先得益于荆州名流司马徽和庞德公的赏识（司马徽还送给了诸葛亮“卧龙”的“荣誉称号”），诸葛亮能够认识刘备，更是好友徐庶客串“猎头顾问”的极力推荐。经过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漫长积累后，诸葛亮拥有了个人品牌和“猎头顾问”的推荐。但是在“三顾茅庐”的时候，作为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成功案例的“待岗青年”诸葛亮时年26岁，而“资本方老板” 46岁的刘备还是相当谨慎的，一则，他想不通诸葛亮作为刘表的外甥，诸葛亮为何不去到比自己强大的刘表的企业去应征上岗？二则，当时荆州的人才市场严重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三则，由于刘备阅人无数，所以根本没有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四则，诸葛亮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个人成功案例。至此，诸葛亮的第一次面试理所当然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一次面试完，诸葛亮并没有以“绝对的优势”从扎堆的候选人当中立即脱颖而出。

究其原因，虽说刘备企业当时急需经营管理人才，但在遇到诸葛亮之前，他需要的是一个管理层团队，并不是要借引进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毕其功于一役，以待扭转乾坤。而诸葛亮却是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成功案例的候选对象，他更需要刘备企业给予他的这个平台，释放自己的才能，相比之下，诸葛亮的选择空间更小，甚至别无选择。历史的玩笑，带我们回到现实中，无论历史上的“三顾茅庐”是纯属子虚乌有，还是刻意杜撰的或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今天这样的争议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不妨借古于今，对于我们今天的职业经理人还是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即便是职业经理人自己认为自己是价值不菲的千里马，但是更应该想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则不常有”的客观事实。人力资源的绝对价值是不存在的，人力资源价值和资本在天平的两端是永远不可能对称和平衡的，无论是在理想还是现实中，也很难做到形成绝对的卖方市场。

在易中天教授的笔下，通过还原历史的手法，隐约间我们仿佛也真正明白了“读书明理做人不作秀，登科治国做事不做官”的文人情怀。《品三国》中易中天还归纳了曹操用人的政策：1名至实归，更重实际。2德才兼备，唯才是举，3重用清官，不避小贪。4抓大放小，不拘小节。这些政策时隔2000多年仍被许多专业人士所采用，《品三国》让我认识到三国的历史价值。《品三国》还让我明白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曹操的奸诈狡猾，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刚愎自用，赵云的英勇善战。

《易中天品三国》读书笔记 篇5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易中天品三国》这本书，三国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三国大家都很熟悉的吧！不用我介绍了，可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并不真实，而这本书则结合各种有关三国的记载、演义来告诉我们真正的三国。这本书真实地写出了三国时代的种种迷案，告诉我们一个个历史真相。

劝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一看这本书，特别是爱看〈三国演义〉的同学，演义不是历史，想知道三国真正的历史，那就看看〈易中天品三国〉吧！

《于丹趣品人生》读书笔记 篇6

苦难的梵高通过向日葵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天才的海子则在“美丽负伤的麦子”身上找到了破解生命密码的钥匙，而于丹呢？“一杯清茶，一杯淡酒，琴声绕梁，邀山水入镜。”寄情山水，淡酒清茶，一直是古代名士的传统，无论是谢灵运的木屐，还是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刘伶的“只愿沉醉不愿醒”，嵇康刑场上的一曲《广陵散》……都是个体生命进入大境界之后到达的一种高度，于丹带我们体验这些古代名士的生活情趣，是想让我们以一种诗意的生活来对抗名利的侵扰，“今天的我们不缺乏雄心壮志，但缺乏的是一种轻盈的力量去对抗过于沉重的现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多了太多的抱怨，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满才需要价值的建立……”

自诩为“第二个太阳”的尼采在抱着老马喊出“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那一刻疯掉了，而集悲观主义之大成者的叔本华却安安静静地活到了72岁才死去，其实，叔本华之所以能得善终，与他对生命的认识及生命哲学有很大关系，叔本华认为：“人类幸福的两大敌人是痛苦和无聊。智者总是享受着自己的生命，享受着自己的闲暇时间，而那些愚不可耐的人总是害怕空闲，害怕空闲带给自己的无聊。”在读完《于丹趣品人生》之后，发现她的观点与几百年前这位悲观主义哲学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探究人类生存的困境，并试图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辛弃疾曾发出过“闲愁最苦”的慨叹，而于丹却告诉我们要做个闲人，于闲适间找回生命本真，“人在名利的道路上都那么忙，到了这里溪山清静，不妨停一停。……让我们静静心，让我们回头看一眼出发时的起点是什么，让我们向前望一望最终目标又是什么”。给自己一段闲适的时光，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让灵魂觅得一份内心的从容和淡定，在滚滚红尘中守望一种清风朗月的情怀。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7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

再论文字下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装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孟子》善推，克己修身，成了中国乡土的根本。孔子的大的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中国人克己不克群。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意识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意识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维持李素的两不再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意克己。理想的礼治试图通过每个人的自我遵守规则二省去监督。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长老统治

“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叫化过程”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为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算账一词便是绝交之谓。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商业也是不能存在的”商业的出现在稳定的依靠极其牢固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会破坏已有社会关系中微妙的有人请构成平衡。“贸易”和“馈赠”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贸易”讲求平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并要有法律的保证。而“馈赠”只讲求往来人情。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举例英国的改革。

“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8

正文结构：

一、作者简介：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写作背景

2、主要目的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2、文字下乡

3、差序格局

4、家族本位

5、礼制秩序

6、乡土地缘

四、《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中统治方式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1、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在当时,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

（2）、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四）、家族本位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5）、礼制秩序

乡土中国既不是靠统治者的恣意来统治的人治社会，也不是像西洋通过普遍的的法律来维系社会的法治社会，中国是一个靠传统礼俗来维系其基本秩序的“礼俗秩序”。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对称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治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俩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母的是在配合人们得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于礼是主动的。礼是可是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正确，只是主动的服从于成规罢了。礼治可能必须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威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他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六）、乡土地缘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儿谣里 “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意义。血缘和地缘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中国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聚了，那是因为社群需要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逼着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耕地。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他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勇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地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都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紧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四、读费孝通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Paternalism。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大哥”“三姐”“二叔”，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等。

（三）在“名实的分离”中，费老又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与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不同，时势权力产生于社会变迁。哪个占主导是由社会变迁的速率决定的。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慢得和社会继替的速度相同，那么就没有革命的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社会变迁被父子之间的更替消化掉了。但是社会变迁快到社会继替消化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旧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加速的改变和革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时势造英雄”，由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推动社会向前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苏俄的专制统治和沙皇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横暴权力，而前者是时势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带领苏联国家和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也可以理解英国为什么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在于社会的领导者可以及时顺应社会变迁和历史潮流，所以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回到乡土社会，“中国思想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是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相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儒家经典只有那几部，但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诠释版本，一代又一带人对经典做着自己的诠释，经典诠释著作要比经典多得多。形式没变，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中国人虚伪的劣习也由此而来，因为长辈和经典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有通过歪曲解释和阳奉阴违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像费老说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