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

魏晋文学（通用6篇）

魏晋文学 篇1

摘要：杂文是鲁迅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样式, 魏晋文学传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影响痕迹最深的还在于杂文。鲁迅杂文不仅直接引用魏晋文学作为素材, 而且在体式上深得魏晋文章的神韵, 喜好辩难, 擅用讽刺, 标新立异, 简约严明。

关键词：鲁迅,杂文,魏晋文学

杂文是鲁迅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样式, 他用毕生精力写作和提倡杂文, 他的杂文数量最多, 质量最高, 影响最大。但是, 在研究界, 杂文的文学性质及其归属问题, 一直没有定论。鲁迅“杂文”之范围的划定, 也因此有待细加甄别。有的学者把鲁迅杂文视为一种议论性的散文, 与《朝花夕拾》等叙述性散文并列;有的学者把鲁迅文体中的“散文”和“杂文”做了适当的区别, 把通常视为杂文集的《坟》里的某些长篇文章定位为“散文里的随笔”[1]。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甚至提出, 鲁迅的杂文不是一种体裁, 而是“在某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所写的包含所有散文类别的总名”[2], 也就是说, 他的文学论文、散文诗、回忆以及其他各类形式的散文, 都可以包括在杂文内。引起争议的原因或许在于鲁迅杂文是一种未经规范的文体, 是一种无体之文。

魏晋文学传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影响痕迹最深的还在于杂文。在鲁迅杂文中, 常常引用一些魏晋的人或事, 和今人的言行对照, 以古例今, 照射出中国传统的陈腐思想的“阴魂”和今人“陈陈相因”的荒谬和荒唐。1935年1月, 林语堂在《论语》第57期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 把“文人相轻”比拟为女子间互相评头品足, 又把“白话派骂文言派, 文言派骂白话派, 民话文学派骂普罗, 普罗骂第三种人”统统划归“文人相轻”的范畴, 并认为源其心理均为取媚于世。同年4月14日至9月12日, 鲁迅连续撰写了7篇文章反驳这类混淆黑白、掩饰文坛黑暗的观点。其中前两篇完全针对林语堂, 其余几篇则针对魏金枝、沈从文等人。

鲁迅杂文利用魏晋文学材料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善于选取一些成句或警句式的短语, 以达到更加准确地表情达意的目的。

喜好辩难。在魏晋时期, 士大夫们酷爱哲理和思辨, 清谈促进了魏晋文章说理论辩特点的形成。鲁迅对魏晋时期双方辩难的文字很感兴趣, 他说:“魏的嵇康, 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 晋的阮籍, 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 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 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 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 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 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 他的作品, 比之同咏者, 高下如何, 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3]在鲁迅的性情和艺术趣味中, 始终有一种强烈地希望自由“论争”的内在要求。他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论争’;倘在诗人, 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 而笑骂, 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 止于热骂, 而且要‘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 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 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 观者也不以为污秽, 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4]鲁迅杂文绝大部分是论辩文字, 他的14本杂文集, 构成了一部不停息地论辩的编年史:“五四”时期对封建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 与复古派的论辩 (《热风》) ;“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中对残杀中国人民与青年学生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揭露与抗争,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20世纪20年代末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三闲集》) ;20世纪30年代初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与新月派的论辩 (《二心集》) ;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辩难 (《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 。而且, 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书附录别人文字的体例, 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仿照嵇康、阮籍文集的编排法, 这显然是受了魏晋文章辩难之风的影响。

标新立异。鲁迅指出, 魏晋时期“因思想通脱之后, 废除固执, 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 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5]随着儒家信仰的吸引力相对松弛, 当时的士大夫们不仅在生活中我行我素, 放浪形骸, 而且在思想上也力排众说, 标新立异。如孔融关于孝道的那些惊世骇俗之言:“父之于子, 当有何亲?论其本意, 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 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 出则离矣。”[6]“若遇饥馑, 而父不肖, 宁赡活余人。”[7]这些鼓吹“不孝”的言论, 虽有偏颇、偏激的一面, 但在当时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力度却是惊人的。基于此, 鲁迅认为, 孔融的这些言论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8]。在《魏晋风度》中, 鲁迅评价嵇康的文章, 也是从标新立异的角度着眼:“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 思想新颖, 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欣赏魏晋士人的特立独行、标新立异, 他自己也常常采取一种“故意与别人拗一调”的逆反思维来为人处事, 标举一些“独异众人”的新说。

简约严明。鲁迅非常欣赏魏晋文章简约严明的风格, 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追求和实践这种风格。他在《魏晋风度》一文中概括汉末魏初的文章的特色是“清峻、通脱”, “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 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鲁迅还指出, 魏晋文章简约严明的特点得益于清谈。“晋人尚清谈, 讲标格, 常以寥寥数言, 立致通显。”[9]鲁迅的杂文也正是如此。他的杂文篇幅短小, 字数多在千字左右, 其中最短的仅二三百字。鲁迅把自己现实生活的种种观感都高度浓缩在短小的篇幅中, 真正做到了“寥寥数言, 立致通显”。他在《语丝》周刊上连续发表的21则《小杂感》, 内容涉及政治时事、文化艺术, 并旁及历史、民族性诸问题, 文字精短, 或一句为一则, 或数句为一则, 以高度简洁的警语式的语言, 将自己在广州目睹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种种感受凝练成片断式的随想。更为巧妙的是, 这些思想的片断看似散珠碎玉, 漫无边际, 实际上却紧紧围绕一个主题, 那就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变幻莫测之时, 常常需要正面文章反面看:“自称盗贼的无须防, 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 得其反倒是盗贼。”鲁迅的杂文虽然篇幅较短, 说理逻辑却非常严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就在层层严密的分析和驳斥中充分显示了逻辑的层次和递进。他在文章开头先引用了梁实秋的自我辩解之语:“《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 是那一个资本家, 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 进而紧紧抓住梁实秋的辩解之词, 用一种怪诞的逻辑略加扭曲和引申, 给予了梁当头一棒:“凡走狗, 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 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 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 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 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 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也就是说, 由于梁实秋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谁, 所以为确当计, 还得在“资本家走狗”前加上“丧家的”几个字。立论在对方观点基础上的反击, 只是鲁迅的第一招。之后, 鲁迅又揭露了梁实秋其他文章中的一些反共言词, 将其和过去的军阀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联系起来, 从而暗示了梁实秋实际上就是这些势力的走狗。

擅用讽刺。在魏晋作家中, 喜用讽刺和善用讽刺的, 主要是孔融。孔融为文以气运词、通脱任性, 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往往极尽讥讽之能事。所以曹丕《典论·论文》云:“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 理不胜词, 至于杂以嘲戏。”“嘲戏”是孔融文章的突出特色。在《魏晋风度》中, 鲁迅谈及孔融的文章时, 主要介绍了其对讽刺手法的运用。他说:“孔融作文, 喜用讥嘲的笔调……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 只对曹操。”孔融的讽刺, 常借古人古事以尽其说, 在征引古人古事论说其理时, 总能引必尽类, 详道其事, 以壮声势。如鲁迅所举的一个例子:“操破袁氏兄弟, 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 归了自己, 孔融就写信给曹操, 说当初武王伐纣, 把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 他说, 以今例古, 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他不赞成曹操征讨乌桓, 又作《与曹公书》, 诮谓“大将军远征, 萧条海外, 昔肃慎氏不贡楛矢, 丁零盗苏武牛羊, 可并案也。”在表现形式上, 孔融的讽刺手法有时直接, 有时委婉, 幽默、风趣、辛辣、尖刻、锋利兼而有之。有的直刺对手的痛穴, 有的则置对手于啼笑皆非的境地。鲁迅也擅长讽刺。他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指出,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 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 他的讽刺, 在希望他们改善……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 而毫无善意, 也毫无热情, 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 一无足取, 也一无可为, 那就并非讽刺了, 这便是所谓‘冷嘲’。”[10]鲁迅曾谈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 “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 又说“盖取类型者, 于坏处, 恰如病理学上的图, 假如是疮疽, 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11]鲁迅的讽刺手法,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进行全面评价, 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或者使用归谬法、类比法, 或者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的一些“关键词”, 或者有意扭曲、断章取义地引用对方的论述并加以夸大。这种“生动、泼剌、有益”的讽刺既是尖刻的, 同时又是诙谐的, 充满了高亢、激越的格调, 表现出鲁迅必胜的信念和强烈的向善的情怀。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王得后.鲁迅散文全编, 鲁迅杂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3.

[2]Pollard, David E.“Lu Xun’s Zawen”《鲁迅的杂文》[J].鲁迅及其遗产, 1985.

[3]鲁迅.“题未定”草 (八)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30.

[4]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53.

[5]鲁迅.魏晋风度.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503.

[6]范晔.后汉书·孔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8]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37.

[9]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323.

[10]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329.

[11]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4.

魏晋文学 篇2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yǔ)应扬(yáng)刘桢。王粲的《七哀诗》成就最高。

③“竹林七贤”指嵇康、阮籍、向秀等七位作者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B、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小说的发展期)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儒家思想衰落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儒家；魏晋文学；哲学

一、魏晋时代儒家思想的衰落

（一）君臣观的衰落

儒家君臣观衰落是魏晋时代哲学上的首要变化。但这种衰落的君臣观其实是由董仲舒改造后的君臣观，并不符合孔孟本意。

孔孟最初定义的君臣观不是一味服从，而是有条件的互动。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君行无道，甚至可以弃君而去，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而孟子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但这种君臣观却在独尊儒术的过程中被扭曲，董仲舒在改造儒家的过程中，将君权极大地强调。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又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这种观念实质上与孔孟最初的定义并不符。但这种带有愚忠色彩的君臣观在漫长的两汉时代，被士人群体广泛接受，由此形成了士人心中忠君的道德观念[1]。

汉末的党锢之祸是魏晋时期儒学衰落的先声。士人心中浓烈的忠君意识在国家体制化的暴力面前空前受挫。继之汉魏易代，魏晋易代，士人心中的儒家理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残酷的政治现实不断侵蚀着儒家君臣观。广大士人普遍出现了一种精神无依的失落状态。

这种严重的信仰危机，更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对最高权力无复任何道德顾忌的掠夺，诱发了八王之乱，继之少数民族入侵，晋室东渡，社会的动荡使得儒学复兴更加无望，又反过来加重了儒学的衰落。

（二）文学观的衰落

儒家文学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儒家起源。春秋时期，商周的宗教神学发生动摇，出现了孔子痛心疾首的现象——礼崩乐坏。而孔子学说的实质便是用现实理性来代替宗教神学。在代替的过程中，注入了大量伦理道德因素。其周游六国，授徒讲学，就是替代的过程。替代的结果便是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2]。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这种以文学来传递道德信念的文学观得到极大推崇，深刻影响了两汉文学。在儒家文学观影响下，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的散体大赋，开始大量涌现。其对君主花园或者骏马的歌颂，无不渗透着儒家所倡导的忠君意识。

直至魏晋时代，儒家文学观才逐渐衰落，由此产生了文学自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段文字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更是儒家文学观衰落的标志。儒家最初定义的文学只是载道的工具，如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如，“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在这里，《诗经》完全是道德教化的模板和办理外交的教材。

再看曹丕的文字，一代帝王居然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与孔子文学观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曹丕还表达了以文学留名的观念，这与儒家倡导的通过建功立业来青史留名的观念更是完全不同。处在儒家体系核心中的一代帝王——曹丕，居然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文学，可见儒家文学观在魏晋时代已经走向衰落。

二、儒家衰落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一）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儒家的衰落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最主要的便是导致了文学批评专著的产生。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陆机的《文赋》。特别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其之所以产生于佛道繁荣的六朝，而不是经学盛行的两汉，原因就在于魏晋时代儒家思想的衰落。儒家式微导致了文学观念的解放，文学逐渐从经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按照文学本位的立场观照文学，于是才产生真正站在文学本位上的文学批评。

（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首先，儒家式微导致了赋体创作的转向。汉代盛行的散体大赋逐渐淡出文坛，汉末产生的抒发个人感情的抒情小赋日益盛行。原因便在于儒家君臣观的衰落，文学开始回到观照个人情感的轨道。

其次，儒家式微拓展了诗歌种类。由于思想解放，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情感与生命，由此导致晋代山水诗的产生和盛行。由于文学自觉，文学回归于文学本位，甚至变成一种文字游戏。由此产生了以描摹女人体态为主题的宫体诗。

综上所述，儒家衰落，给魏晋时代带来了空前的思想解放，由此导致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繁荣。而历史行进到今天，我们同样遭遇到一个儒家式微的年代，很多人为此痛心疾首。但当我们冷静地审视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的多元是种必然。正如儒家在魏晋衰落而导致文学自觉一样，儒家的衰落，在今天也未尝不是一个可以吐故纳新，继往开来的开始。

参考文献：

[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

魏晋文学 篇4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业主要成就

1.1 书写载体发生变革, 纸写书得到普及

先秦两汉时期, 造纸技术还没有普及, 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与帛书。竹简制作工序复杂, 体积笨重, 不方便携带。帛书与竹简相比, 轻薄便携, 但是价格昂贵, 一般人买不起。书写材料的局限性对当时的文学创作造成了无形的空间束缚, 文学创作往往需要一气呵成, 如果改变了创作思路, 或是出现书写错误, 在竹简上是很难修改的。因此当时的文学作品篇幅普遍不长, 以短篇为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造纸技术得到普遍应用, 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新的书写材料。与简牍相比, 纸张便于书写、携带, 能容纳更多的文字和内容, 创作者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 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得到了扩展。书写载体的变革为士人著书立说提供了便利条件, 进而也影响到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的新变, 长篇作品逐渐增多。书籍生产程序也变得简单便捷, 一次可以付印大量作品, 提高了书籍传播的效率与范围, 为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1.2 图书编纂种类增多, 文学选集开始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 政治比较动荡, 朝代更迭频繁, 但是, 思想文化比较活跃, 各种学说异彩纷呈。此时, 儒学独尊地位日渐衰微, 魏晋玄学逐渐兴起, 从东汉时传入的佛教进入兴盛期, 道教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儒道释出现合流现象, 多种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相对自由、多样化的文化氛围下, 图书出版业出现了繁荣局面, 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和佛道典籍, 并出现了类书。

在文学领域, 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出现了别集和总集。文学作品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史书、经部书籍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种独立的图书门类。文学图书以集部的形式出现, 突破了以前文学作品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局面, 促使文学创作向更加自觉、更加高级的状态发展, 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最早的总集是魏文帝曹丕的《建安七子集》, 影响重大的文学总集是《文选》。《文选》由南梁皇帝萧统编纂, 收录了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唐代, 《文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旧唐书》有所谓“《文选》学”之说。在宋代, 有“《文选》烂, 半秀才”的谚语。[1]

在文学图书的编辑过程中, 文体意识也渐趋增强, 出现了分体编撰。曹丕在《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 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八种文体。陆机在《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将文体分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镪、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4类。这足以说明当时已经有相当自觉的文体意识。

1.3 图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图书出版的发展使图书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人们对图书的需求也不断提高, 这样就促进了图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据有关文献记载, 当时洛阳、长安、大同、建康 (今江苏南京) 等城市已出现了图书市场。据《南史·江夏王锋传》记载:武帝时, “藩邸严急, 诸王不得读异书, ‘五经’之外, 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 期月之间, 殆将备矣”。又据《北史·阳俊之传》载:文襄时, “多作六言歌辞, 淫荡而拙, 世俗流传, 名为《阳五伴侣》, 写而卖之, 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 取而改之, 言其字误。”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当时的图书出版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在图书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替人抄书的新兴行业——佣书业。佣书业的主力军是佣书人。他们大多数是一些家贫不能自给的读书人, 受雇为官府、私人、寺观等抄书, 以此赚取报酬维持生计。据《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家贫, 常佣书以养母, 所写既毕, 讽诵亦通”。又据《南史·张缵传》:张缵晚年“颇好积聚, 多写图书数万卷。”书佣的辛勤劳动, 生产出浩如烟海的书籍, 为魏晋南北朝图书事业的飞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4 图书传播范围广泛, 出现了图书国际流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 图书流通速度很快, 图书传播范围已相当广泛。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 整个社会形成了以读书多、藏书多为荣的社会风尚, 许多文人学者都有自己的藏书, 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家屡见不鲜, 沈约、萧统等人的藏书的最高记录突破30000, 梁元帝萧绎号称藏书80000卷之多。[2]另外, 拥有图书的人越来越多, 已从以往的统治阶级、上层社会扩展到了平民百姓、贫寒学子, 封建贵族垄断图书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囊萤映雪”中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车) 胤恭勤不倦, 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 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 以夜继日焉。 (《晋书·车胤传》)

晋孙康家贫, 常映雪读书, 清介, 交游不杂。《孙氏世录》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图书在国与国之间的流通。这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勃兴, 佛经由天竺输入中国, 这是最早的图书输入。另一方面是图书的输出。大约在西晋以后, 少数中国人移民到中国邻近国家朝鲜和日本。有关佛教的典籍开始随着人口的外迁由中国向朝鲜和日本输出。[3]

2 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2.1 文学自觉的观念广为传播并付诸于文学实践

先秦时期, 较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创作者本人也较少有文学自觉的观念。文学一直与文史哲混为一谈, 处于附庸地位。文人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陈述政见, 记录历史, 教化民智。

魏晋南北朝, 图书传播范围日益扩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图书的出版发行能够传播思想, 树立强有力的舆论导向, 进而形成干预社会舆论的现实作用。曹丕的《典论·论文》一文就树立了“文学自觉”的观念, 改变了以往认为文学是政治、经学附庸的看法:“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 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段论述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 将文学作品提高到与子、史相等的地位。这些都有力地提高了学子们创作的热情与积极性, 社会上日渐兴起重视文学的风气, 文学才能成为衡量士人才学与优劣的标准之一。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每有一诗至京邑, 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 士庶皆遍。远近钦慕, 名动京师。”

在繁盛的文学之风下, 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曹植、应玚、刘桢、阮籍、嵇康、潘岳、左思、陆玑、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沈约、刘勰、钟嵘等大量优秀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 反映着这一时期文学特有的绚烂与辉煌。

2.2 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文学创作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 文学首次被作为研究本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当时文学批评的重点主要是文体源流的辩述、作家作品的批评等。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为我国文学批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主要的批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专著:

挚虞《文章流别志论》 (已佚失) 、刘勰《文心雕龙》、任昉《文章缘起》 (又名《文章始》, 存有佚文) 、钟嵘《诗品》。

2) 论文:

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裴子野《雕虫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3) 序文:

左思《三都赋序》、傅玄《连珠序》、《七谟序》、萧统《陶渊明集序》、《文选序》、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4) 书信:

曹植《与杨德祖书》、吴质《答东阿王书》、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萧纲《与湘东王书》。

5) 作家传记:

萧统《陶渊明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宋书·颜延之传》、《南齐书·文学传》、《梁书·文学传》、《陈书·文学传》。

6) 选本:

挚虞《文章流别集》 (已佚失) 、萧统《昭明文选》。

7) 疏注: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裴松之《三国志注》。

在众多的文学批评文献中,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是南朝齐梁之间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和南朝梁代钟嵘所著的《诗品》。《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 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理论和批评巨著。《诗品》以五言诗为批评对象, 它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文章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图书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并指出图书业的快速发展对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 文学的勃兴也带来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图书业与文学两者之间互相促进, 互为因果, 共同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图书业,文学,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计洋.南梁之文学底蕴与《文选》的编纂成书[J].图书馆学研究, 2009 (11) :99-101.

[2]傅璇琮, 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1.

古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 篇5

一、填空

1、刘勰《文心雕龙》称赞 左思 “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2、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繁荣。（魏）曹丕 的 《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 文赋 》、（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锺嵘的《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的 《文选》、（陈）徐陵的 《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3、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出自 曹操 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陆机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写成的。

4、建安七子中年辈最长者为 孔融，其创作“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尤为擅长书信体散文。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是王粲，其代表作为诗歌《七哀诗》三首和赋作《登楼赋》。

5、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中，有两对兄妹的创作很有名，分别是 班固、班昭 与鲍照、鲍令晖。

6、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以“悼亡”为题，是受了晋代诗人 潘岳 的《悼亡诗》影响。

7、曹植的生活与创作以 曹操死 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的代表诗作是《白马篇》，后期的代表诗作是《赠白马王彪》。

8、曹丕，谥魏文帝，有作品集《魏文帝集》，其成就主要在诗歌上，创作了现存最为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

9、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魏三祖”之说，指的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

10、南北朝时的北方文人，郦道元 创作了《水经注》，杨衒之 创作了《洛阳伽蓝记》。

11、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

12、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繁荣。（魏）曹丕 的 《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锺嵘的《诗品》。

13、南朝文学，诗歌走向了格律化，其突出的表现是沈约的“ 四声八病 ”说。

14、西晋太康、元康时期，诗坛出现了一些诗人，总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二陆”即陆机和 陆云，“两潘”即 潘岳 和 潘尼，“一左”即 左思。

15、《七哀诗》中“西京乱无象”中的“西京”是指现在的 西安。西晋诗坛以写游仙诗而闻名的诗人是 郭璞。他的游仙诗是借游仙以 抒怀。

16、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_志人小说_两大类。

17、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山巨源”即 山涛。

18、诸葛亮的散文名作是《 出师表 》。

19、王羲之的散文名作是《兰亭集序》。

20、曹植的《洛神赋》在构思与手法上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影响。

21、《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的 《文选》、（陈）徐陵的 《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22、谢灵运诗歌创作的结构多半用“ 记游—写景—说理 ”这种章法。

1.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句引自古代诗集《诗经》。2.建安七子中年辈最长者为_孔融_，其创作“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书信体散文写得最好，代表作为《与曹公论盛孝章书》。3.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者王粲，其代表作为《七哀诗》三首。

4．_曹丕，谥魏文帝，有《魏文帝集》，其成就在诗歌上，价值最高的是现存最为完整的_七言诗_《燕歌行》。5.在中国诗歌史上，向来有魏代三祖之说，指的是魏武帝 曹操、魏文帝 曹丕 和明帝 曹叡。

6.建安时期创造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独特风格的作家是_曹丕_。7.西晋文学家为一傅、一张、三张、两陆、两潘、一左。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潘岳、_陆机 和 左思。

8.“华亭鹤唳”的典故是关于_陆机_的。

9.“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子书》。10.南朝出现的诗体 永明体 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11.我国的第一篇论文学是文章是《典论·论文》。

12.左思的《咏史》8首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13.“诗缘情而绮靡”是 陆机 在《文赋》中提出的观点。

14.萧统 的《文选》是我国现在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上起周秦下迄梁代的一百三十余位作家近八百篇作品。15.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 嵇康，前者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后者著名的书信体散文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16.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其辞赋、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最为有名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

17.骈文文体的要求是 声调、敷藻、裁对、隶事。

18.孔稚圭《北山移文》是嘲讽“身在江湖，新悬魏阙”的假隐士的文章。19.南朝文学，是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最突出的表现是 赋 的格律化与_新体诗 的盛行。诗歌律化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骈文盛行有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20.在南朝陈的后期，以 萧纲_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宫体文学团体。其中成就较高的是 宫体诗。

21.南北朝作家把经、史、诸子划在文学之外，又区分文学范围内的作品为“有韵”的“文”和“ 笔 ”。

22.吴歌产生于以_南京_中心的一带江南地区。

23.南朝诗歌发展上第一个重要变化，是 山水诗 代替东晋以来盛行的玄言诗。24.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志怪小说和 志人小说 两大类。

25.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对我国七言歌行诗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26.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是钟嵘的《诗品》。

27.六朝时“穷南北之胜”的诗文集大成者是 庾信_。28.杜甫诗云“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诗人是 庾信_。

29.《文心雕龙》所说“尽锐于《三都》，拔萃于《 咏史》，指的是左思_。30.融合了南北诗风成为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和唐诗先驱的作家是庾信。31.钟嵘《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 五言诗。32.西晋太康年间，形式主义文风开始泛滥，代表这种文学倾向的作家是_潘岳和陆机。

33.东晋诗坛主流诗歌的创作倾向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_。

34.史称陶渊明不事权贵的性格表现是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35.被刘勰评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诗风是指建安诗风。36.元嘉诗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_。

37.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是《步出夏门行·观沧海》。38.被誉为“元嘉三大家”之称的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39.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

40.志人小说内容包括笑话、野史、逸闻轶事。41.陶渊明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有：《咏荆轲》。42.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西洲曲》。43.“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在轶事小说《世说新语》中有大量记载。44．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的作家是_曹操_。45．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是_曹丕_。

46．被誉为“文典以怨”的诗人是左思。

47.《诗品》评为“《游仙》之作，辞多慷慨”的诗人是 郭璞。48.《哀江南赋》是用典最多赋，高达200余处。49．“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的作家是 鲍照_。50．把“进求利”、“晋爵赏”的封建士人比成“裈中之虱”的妙喻出自《大人先生传》。51．“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指的是 谢朓 诗歌清新明丽之美。52． 谢朓_的新体诗，标志着诗歌“意象”化的重大进程。53．“大人先生”的原型是_孙登。

54．《诗品》引汤惠休“错彩镂金”语评论_颜延之_的诗歌。55．龚自珍诗云：“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是对 陶渊明 的评价。

56．白居易用“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来评价 谢灵运 的创作特色。57．“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是《白马篇》中的名句。58．被朱熹评论为“盖魏之赋极此矣”的赋是《芜城赋》。59.《玉台新咏》是奉萧纲之命所编的一部诗歌总集。60． 被人称为“八斗”之才的诗人是曹植。

二、名字解释

1．建安风骨：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2．正始文学：正始为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正始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发生在魏晋交替之际。因为处于黑暗恐怖的政治统治中，又加上玄风正盛，这些文学作品中没有了建安文学反映人民疾苦和建功立业的内容，也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奋发的进取精神，多表现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散文多旁敲侧击，诗歌多用比兴象征，正始诗风曲折含浑。但正始文学的基本倾向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反抗，这在基本精神上与建安文学是一致的。3．《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4．竹林七贤：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5．大小谢：大小谢，指的是大谢“谢灵运”和小谢“谢朓”。谢灵运，东晋人，是山水诗的开创者，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谢聎，南朝齐人，因与谢灵运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被称为“小谢”，他的山水诗风格清俊秀丽。

6．玄言诗：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生活。7．太康文学：“太康文学”之“太康”，是一个“模糊”概念，其所指时段大致上是西晋立国后的大约四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张华、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挚虞等。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8.永明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其时，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规律，诗人们便利用这个规律来写诗，创作时讲究“四声”“八病”和汉魏以来的对偶、用典手法。这种新诗体，人称永明体，代表诗人有王融、周颙、沈约、谢眺。永明体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此后，诗即从自由状态开始走向格律化。

9．四声八病：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10．竟陵八友：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肖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垂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流。

11．.徐庾体： 指南北朝时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文风格。徐摛和庾肩吾都是南朝梁后期诗人，为简文帝萧纲所器重，并以写艳体诗闻名。徐陵和庾信早年仕梁，诗风亦继承父辈，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徐陵后来仕陈，继续写作艳体诗。庾信则因出使被留在北周，后期诗风有所变化，显得苍凉刚健，非徐陵所及；但重辞藻、用典多的特点，仍与徐有相似之处。唐代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曾概括“徐庾”的特色为“流丽”，这是就诗来说的。就骈文而论，则专指徐陵和庾信两人。他们比前辈沈约、任昉等，更讲究用典，写得更丽逸，但由于过份拘泥于典故，有时个别文句欠通顺，影响了文章的流畅。

12．.北地（北朝）三才： 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13．田园诗: 田园诗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体后,唐宋等诗歌中的田园诗,便主要变成了隐居不仕的文人,和从官场退居田园的仕宦者们所作的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田园诗和边塞诗并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两大词派，前者恬淡疏朴，后者雄浑豪迈。14．骈文: 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15．骈赋： 骈赋,又称“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骈赋的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一定声律；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随意。

16．志人（轶事）小说：志人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17．邺下文人集团：汉献帝建安年间，实际执政者曹氏父子同时又是诗文领袖，他们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作家——“七子”、蔡琰、邯郸淳、吴质、路粹等在都城邺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艰难时世，内容充实，慷慨悲歌，以风骨著称），作品反映社会**与民生疾苦，悲天悯人，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收拾金瓯的使命感。

18．建安七子：“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是对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19．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诗歌创作的这种精神，即是后世所说的“左思风力”。

20．游仙诗：游仙诗是道教诗词的一种体式。就其本义而言，这指的是歌咏仙人漫游之情的诗。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或十句，或十二句，或十六句不等。关于游仙诗的类型，前人曾做过种种划分：或从作者思想倾向出发，以富贵者而游仙，为游仙诗之正体，以坎坷者而游仙，为游仙诗之变体；或从表现形式出发，以作者同神仙共游为古体，作者不在内，仅神仙自游为近体。

21．山水诗：山水诗，是指描写山水风景的诗。虽然诗中不一定纯写山水，亦可有其他的辅助内容，但是呈现耳目所及的山水状貌声色之美，则必须为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由谢灵运开创，脱胎于玄言诗。

二、简答

1、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是什么？（1）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2）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3）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

2、阮籍《咏怀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征是什么？

（1）主要内容：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者写树木花草由反话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有的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有的则抒发自己的壮志。

（2）艺术特征：<咏怀诗>风格特征是质直而曲折，明朗而又晦涩。意旨时常难以把握。钟嵘评价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在形式上继承了《诗经》比兴寄托、象征寓意的手法，在情感上又带有浓厚的楚辞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长于抒情，工于比兴和象征，精于用典。

3、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有什么不同？

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前一类作品如《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写游乐宴享之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另一类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应氏》等。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其代表作有《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篇》、《杂诗》等 6首。

4、鲁迅为什么说陶渊明的《咏荆轲》是“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咏荆轲》是一篇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诗人平淡的风格。“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开门见山，迅速入题，虽无诗人其他诗篇中的婉转从容之妙，却更有胸胆开张、放声呐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提”字尽展侠士雄风，白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长啸，更添慷慨之气。雄、危、猛、冲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字眼，如海潮激荡心潮，如岩流推涌热血。“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写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显出英雄之壮。“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义无反顾，气吞山河。“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刺秦过程，仅仅四句，意尽言止，侠士风采，在“豪主正怔营”里已完全展现，留下的是千古遗憾，千古吟叹。《咏荆轲》诗中的豪放热情，是诗人心中长期郁积的愤世情绪在易代失主后的强烈爆发。

5、简述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

（1）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陶渊明的作品就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的结果（2）玄学家关于意、象、言的讨论为后来的意象理论、意境理论奠定了基础（3）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玄学则是这一历史转变的理论基础。

6、简述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

（1）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只有今生此世，佛教带来了三世，因果轮回，三界五道的观念。（2）故事性加强。佛经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3）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根据梵语的拼音法产生了反切，四声的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禺页。（4）词汇的扩大。如“姻缘”“境界”。（5）文学观念的多样化。真与空的观念、心性的观念等。

7、谈谈《木兰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思想性：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是一个深深扎根在中国北方广大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尤其可贵。艺术性：（1）描写有简有繁，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2）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3）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或叙事、或摹声、或写景，如百川归海，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

8、陶渊明与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上有何异同？

他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高峰。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从写意转到摹象。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主要是写意，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在谢诗里，山姿水态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谢灵运讲究炼字，喜用骈句，注意色彩的对比和构图的和谐（2）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陶渊明运用象征、暗喻等手法赋予陶诗启示性。谢灵运的诗歌语言是写实性的。他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

9、谈谈你对宫体诗的认识。

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也就是说，宫体诗是一种有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宫廷文学。宫体诗最早缘起于人们对徐摛诗体的称呼，以其流行于太子的东宫而得名，这类诗歌的共同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声律。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就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干、庾肩吾、徐陵等，在宫体诗中乐府是一个很重要的体裁。受六朝绮丽文风影响，对形式美追求。内容受佛教影响。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哥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承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至于其语言的风华流丽、对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影响：开拓诗歌的新题材；增加了诗的表现内容；审美意识的变化导致对女性外在美的重视。总之，在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和诗歌艺术的进步方面，南朝宫体诗对女性外在美的大胆刻画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促成了人们对诗形式美的重视和自觉追求，它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

10、鲍照《拟行路难》18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表达对封建门阀统治的愤慨不平，和离别相思、宦途失意的感情；对社会人生的无限感慨；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

四、论述

1、结合具体作品，谈谈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曹操：（1）以相王之尊，重视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2）开学习乐府风气，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富于创新精神。（3）多以四言诗写汉末**，抒发理想和壮志，使四言诗重放光辉，开创“建安风骨”新诗风。（4）开创“清峻”、“通脱”的散文新风气。曹丕：（1）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与倡导者。（2）《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自觉的先声。（3）对古代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曹植：（1）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推动了建安风骨的形成。（2）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人。（3）注意诗的词彩美和气韵神美。（4）建安文学的积极推动者。

2、结合文学史的实际，论述一下齐梁诗的功与过。过：内容主要描绘「月露之形」、「风云之状」，题材十分狭窄。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上隋文帝书》），专在词藻、音韵、对仗上下功夫。形式上，多追求音律精细，对偶工整，辞藻巧艳。

功：由于齐梁诗人的诗句开始注重平仄声字的协调，而且大量用对偶句式入诗，这就 使我国诗歌在写作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了前导。

3、默写并分析曹操诗《短歌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的代表作之一。诗中抒发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用四言体写来，内容深厚，庄重典雅，感情充沛。按诗意划分，每八句一节，共四节。前八句为第一节，诗人对人生的短暂发出感慨和忧愁，并要借酒来浇愁。表面看写个人的感慨和忧愁，仿佛要放浪形骸，及时行乐，其实写一个大政治家祈求建功立业的广阔胸怀。“朝露”之比，形象鲜明，意蕴深刻，富有哲理。诗第一二节语气婉转，情味深细，引用古诗自然妥贴，宛如己出，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愿。“明明如月”以下八句为第三节，与前诗形成照应，使全诗有低昂抑扬、反复咏叹的效果。最后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这首诗巧用典故和比兴的手法.像曹操的其他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一样，主要是他当时渴求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曲折反映。

4、南朝梁锺嵘在《诗品》卷上评价阮籍：“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结合具体作品，谈谈你对这段评价的理解。

5、分析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对阮籍、左思的继承。

6、举例说明谢灵运与谢眺山水诗的不同特点。

谢灵运的文字工夫所要捕捉的“事物”有两层，第一层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第二层则是那个正在观察大自然的“我”。而谢眺则与谢灵运相反，虽然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有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做客观描绘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书法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7、骈文与散文、赋有何区别？为什么南朝骈文得到很大的发展。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骈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骈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为骈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骈文学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丽辞》算起，已有1500年漫长的历史了。宋代以王铚《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等人的四六话著作为标志，标志骈文学的初步形成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2〕。“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为骈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人亦将其所作骈文列为专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专论骈文的著作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六朝前期，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骈文以四六为正宗，宋骈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骈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興盛原因~1 受前代作品影響 楚辭－多用偶句

兩漢－辭賦興盛，注重形式美 東漢－刻意用對偶句 受君主和貴族的提倡

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

宋明帝－分儒、道、文、史、陰陽五科，使文學的地位獨立。梁武帝父子、陳後主－刻意提倡文學，令文學趨向形式化。文學概念的進步

興盛原因~2 繼承前代的駢偶手法。

作為一種修辭手法，駢偶句式在先秦時期巳經出現了。

但在西漢以前，作家還只是偶然採用駢偶句式，未達到刻意經營的階段。至東漢時期，因為受到辭賦排比整齊句式的影響，駢偶成分進一步增加。到建安曹魏時期，文人逐漸自覺地大量運用駢文的修辭手法，以增加語言的對稱美，駢文也就跟散文日漸分途，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興盛原因~3

文章的功用，不外記述事物，傳達情感思想。表達的時侯，必須具有美感，才使人感動或信服。上古的人，重意見的陳述，隨手為文，或用散句，或用對偶，都是順其自然，沒有刻意的偏求。《左傳》是散文，間中也有偶句。《禮記》中《禮運》《儒行》等篇，偶句便更多。至於《老子》、《荀子》、《管子》、《韓非子》的偶句，更加不勝枚舉。到了戰國、兩漢，騷體、賦體流行，文詞的鋪張華麗，成為風尚，可說是駢文的先聲。

君主貴族提倡。

南朝代君主和貴族，大多愛好文學、提倡文學，有的還能夠創作或批評。這些君主和貴族，耽於逸樂，過著奢侈委靡的生活。這種生活風氣影響及於文學，於是貴族把文學視為宮廷的裝飾和消遣，因此產生崇尚形式美的綺麗文風，只講求文字的雕琢、聲律的諧協，而忽略了文章的內容。例如梁簡文帝曾公開提出理論﹕「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與當陽公大心書》）君主既然提倡浮豔委靡的文章，文人自然投其所好，致力寫作詞藻華麗、形式精美的駢文。於是駢文的創作便乘勢而興了。

純文學觀念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文學批評風氣很盛，文學理論也趨於精密，對文學作品的分類也趨於細緻明晰。於是文學作品便有「文」、「筆」之分，而且文人大多重文輕筆。《文心雕龍.總術》說﹕「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就體制而言，「文」是重視詞藻、聲律等形式之美的韻文，「筆」是以達意為主、不重詞藻聲律的散文﹔就性質而言，「文」是純文學的作品，「筆」則主要是實用的文字。由於文學觀念分類明晰，而文士又重視純文學的韻文，刻意追求文學形式的精美，因此駢文便曰趨興盛了。

聲律理論的發展。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音韻協調完全是出於自然，並無人為的規限。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時人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字讀音的辨別趨於精密嚴謹﹕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南朝齊代永明年間，聲律理論興起，著名詩人沈約把聲律論用於文學創作上，分漢字的聲韻為「平仄」（平即平聲，仄即上、去、入三聲）﹔寫作詩文，必定講求平仄相協。影響所及，文士更重視聲律音韻的運用，於是追求聲韻之美的駢文更趨興盛。

儒家衰微的影響。

儒家向來重視宗經載道的原則，要求文學須宣揚道德教婦、戀人等七類人的離愁別緒。不同身分的人物有不同環境和感情’寫來纏綿排惻，淒楚動人。賦的開頭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一句引起全文，統攝全篇﹔未段則以「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作結。首尾照應，結構緊密，情味濃厚深長。

總之，《恨賦》刻畫出人類難以避免的死亡和失意的遺憾，同時也曲折地表達了士人懷才不遇的苦悶﹔《別賦》寫出生離死別的痛苦，也反映出南北朝戰亂頻仍、災難深重、生靈塗炭的時代特點。所以這兩篇作品向來受到文人的推崇讚賞。此外，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吳均《與宋元思書》，都是傳誦千古的山水名篇，風格雅淡，文字清麗，可以和謝靈運、謝朓的山水詩比美。丘遲《與陳伯之書》勸喻北朝大將軍陳伯之背棄北朝、投奔南朝，是一篇情理並勝的美文。

8、试举例说明南朝民歌语言运用上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1）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2）语言清新自然（3）情感细腻缠绵，浪漫哀婉（4）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陶渊明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田园诗。

一．亲切自然地描绘出田园风光。通过对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等的白描，流露出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读者也可体味出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一。二．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对劳动的艰辛诗人却表现出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如《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了诗人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自安。”在作者的笔下，劳动是艺术化了的很有诗意的行为。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记叙了他与农夫野老、素心挚友的往还，如《移居》二首。

艺术境界：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意味隽永。平和淡泊的人生境界，自然流露于诗。最能代表作者冲淡之美的诗，是《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二．形成陶渊明平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一在诗人心境的平和散淡，二在于诗人语言的平易质朴。

魏晋文学 篇6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正相对应于先秦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 同样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的, 带来一个时代的自觉, 而这一时代的主体是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 促进了全社会对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 进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文的自觉”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提出, 而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明确了这一概念“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 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 的一派。”这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的文学自觉时代, 必然带来文学本质观念的改变, 对于文学是什么, 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观念上的自觉, 必然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包含三个层次的自觉:创作主体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念的自觉、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实现了从外部研究转入了内部规律研究, 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本质, 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 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诗歌创作的抒情性的影响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的自觉”时代实现了独立, 从道德伦理层面脱离, 使文学的抒情性本质回归, 彰显了创作主体, 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这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建安诗歌多是对于人生短暂的自我感慨的抒发, 并有着极强的创作个性:曹操擅四言, 风格较为质朴;曹丕乃七言之祖, 语言风格较秀美;而曹植擅五言且兼具风骨与文采是当时诗歌的最杰出的代表, 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曹植“骨气奇高, 词彩华茂, 气韵沉雄, 体被文质”。到了正始时期, 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 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 如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五言居文词之要, 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 穷情写物, 最为详切者耶?”五言比四言决非语言表现形式上多一字与少一字的问题, 而是改变了诗体形式、扩大了诗境的容量表达、咏吟有回旋的余地这即是“指事造形穷情与物最为详切”有滋味者便在于此。如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 对生死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反复咏叹其沉郁和悲凉的效果是四言形式难以企及的, 此着重表明五言更有利于个人情感的抒发, 并列举了优秀的五言诗句“陈思赠弟, 仲宣《七哀》, 公干思友, 阮籍《咏怀》, 子卿“双凫”……鲍照戍边, 太冲《咏史》, 颜延入洛, 陶公咏贫之制, 惠连《捣衣》之作, 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由此可见五言诗的繁荣发展是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结果。

凡事过犹不及, 过分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使得诗人的眼界只放于自身而忽略掉了整个社会的存在, 只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和身边琐屑的事物, 致使诗歌的内容单调贫乏、情感细腻却不动人, “尚词而病於理” (严羽《沧浪诗话》) 。关于这种情况魏征曾在《文学传序》中具体谈到宫体诗便是典型代表:“梁自大同之后, 雅道沦缺, 渐乖典则, 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 其文匿而彩, 词尚轻险, 情多哀思。”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 南檐日未斜。……梦笑开娇靥, 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 香汗浸红纱。”这首诗只是描绘了一幅美人昼眠图:梦绽娇靥、鬟压落花、席印玉腕、汗浸红纱, 可谓活色生香, 艳光逼人, 极富感观刺激性甚至是欲望挑逗性。没有什么“情”抒发, 而是用辞采浓艳细腻描绘了女性的外在形态美, 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情感生命与独特个性。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主体性的自觉文学本质观, 对于诗歌抒情性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本质观念的转变使诗歌的“缘情”本质回归, 获得独立地位, 并侧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 使得更便于抒情的五言诗得到繁荣发展。然而, 物极必反, 以至于使个人抒情成为诗歌的全部内容, 虽细腻但却毫无“滋味”可言。

二、对诗歌艺术形式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念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追求, 这就带来当时的诗歌创作注重艺术形式, 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 配以谐和的音韵, 表达其纤丽的情思, 追求辞藻的华美、骈偶、声律、用典, 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沈约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 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实践, 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 即如《南史 • 陆厥传》所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 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 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 角徵不同, 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产生, 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在诗歌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造句, 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 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如齐梁时期的杰出诗人谢朓就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 他的千古名句“余霞散成绮, 澄江静如练”, 选择了富有时令和环境色彩的词语来描写, 比喻巧妙、色调和谐、对仗工整, 浑然天成。谢朓曾经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这就要求诗歌语言的清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相统一, 如《游东田》“戚戚苦无悰, 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 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 生烟纷漠漠……”此诗情景相生, 充满诗情画意, 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 使得音韵铿锵而富于变化。

然而过分僵硬地遵循格律声韵的理论, 声病的限制, 也不免对诗歌产生负面影响。这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对当时声律之风提出的批判可见一斑:“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 未就。王元长创其首, 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 ……襞积细微, 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 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 不可蹇碍, 但令清浊通流, 口吻调利, 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 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 闾里已具。”

在辞藻方面, 追求华美及骈偶的运用。刘勰在《丽辞》中对于偶对进行了分类论述“故丽辞之体, 凡有四对:言对为易, 事对为难, 反对为优, 正对为劣。言对者, 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 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 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 事异义同者也。”与此同时, 讲究清词丽句, 配以谐和的音韵, 表达其纤丽的情思, 形成了“宫体诗”。宫体诗在格律方面在继承永明体的基础的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注重辞藻、对偶、声律。然而过分注重辞藻华丽的追求导致了“而去圣久远, 文体解散, 辞人爱奇, 言贵浮诡, 饰羽尚画, 文绣鞶帨, 离本弥甚, 将遂讹滥。” (《文心雕龙 • 序志》) 这种过分强调辞采反而使其情理被遮蔽而更加不明, 致使诗歌内容贫乏, 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 只讲究词藻与对偶, 如萧纲的《咏云》“浮云舒五色, 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 金风飘紫烟。”

诗歌中的用典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 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诗歌的底蕴与历史感, 但是过分的运用反而伤害了文学艺术的抒情本质, 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至乎吟咏情性, 亦何贵於用事?”“颜延、谢庄, 尤为繁密, 於时化之……遂乃句无虚语, 语无虚字, 拘挛补衲, 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 罕值其人。词既失高, 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 且表学问, 亦一理乎!”当诗歌成为历史典故的堆砌, 便失掉了诗歌的根本, 成了胸有点墨炫于人的手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 关于诗歌本质的审美观, 对当时诗歌艺术形式, 特别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形成了新体诗, 并为后来的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过分片面地追求形式美, 在某种程度上, 伤害了诗歌的抒情本质。

三、对诗歌境界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真实”文学本质观, 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对诗歌境界的创造上, 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更侧重于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自然境界, 在此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实践以东晋的陶渊明为代表。自然, 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即追求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 同时更重要的是其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他所独创的诗歌题材——田园诗, 此题材多描写的是田园景物的甜美与田园生活的质朴, 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他无意于模山范水, 注重的是主观精神与客观景物的相与为一, 正与创作主体的虚静要求相契合, 并且点出了言意之辨, 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 注重一种抽象的自然境界中的真实, 语言并非未经锤炼, 只是不露痕迹, 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与之相对不容忽视的是开创山水诗题材的谢灵运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真实的自然境界, 唐释皎然在《诗式》中说:谢灵运诗歌的“自然”, 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 发言自高, 未有作用”的自然, 而是“为文真于性情, 尚于作用, 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并且, 沈德潜曾将谢灵运的诗歌与陶渊明作比较, “陶诗合下自然, 不可及处, 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 不可及处, 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 谢诗胜人正在排。”

此外唐朝伟大诗人李白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源于元嘉三大家之一鲍照的影响, 被其称之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如鲍诗《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全诗只言一字“愁”, 却并未直接疾呼, 而是“妙在不曾说破, 读之自然生愁” (沈德潜《古诗源》)

无论是谢灵运诗歌的写实, 陶渊明的写意, 还是鲍照的拟乐府, 都旨在创造一种真实的自然审美理想。由此而得诗歌本质的真实观, 对当时诗歌境界的创造有着极大的影响, 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新的诗歌体裁——田园诗与山水诗, 并达到一个高峰。同时, 对于后来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于当时及后来的诗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尤其是唐诗的繁荣。但是由于片面地追求形式美, 过分运用各种表现技巧使得作品内容贫乏, 情调低下, 风格绮靡。然而, 不可否认自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始, 文学才获得了独立而繁荣发展的可能。

摘要：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侧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 此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于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 表现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更加懂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 更加自觉地追求一种自然境界。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文学本质观,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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