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书法

魏晋书法（共3篇）

魏晋书法 篇1

在书法理论著述里, 通常包括书法技法研究著述、书法美学理论著述、书法史研究著作、书法批评著作等。关于书法而产生的理论从汉代开始出现, 直至清代末年的所有关于书法的文字著述,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体系。

魏晋时期, 书法理论和思想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书法独立地位的确立, 书法创作和审美鉴赏的内在规律、各种书体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创作主体的要求等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建立了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基本模式, 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令后世瞩目。对于这些理论成果, 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思想观点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 进行文化探寻和阐释。

一、三国魏时期

《飞白书势》, 这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刘邵关于书法的理论文字。此理论其在世时并无此名, 收录在唐初欧阳新编纂的《艺文类聚》里被命此名, 在宋代的《书苑菁华》里被称为《飞白书势铭》。

刘邵书法理论包含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方面:

1. 认为中和与偏质同等重要。

他认为中和就是性情和才能无偏, 灵动通达, 所施无碍, 这反映出他对创造主体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比于前人的更新更高的层次。同时他也看到了人的禀赋才能实际上不可能都是“中和”的, 认为“偏质”之人各有其长, 都能成就不同之业。不难看出, 这种辩证的主体思想, 体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各家思想相互渗透、融会发展的“兼美”气度。

2. 推崇英雄气概, 兼顾不同之才。

三国时期社会分裂动荡, 崇尚英雄人物, 阳刚之美成为此时期文化风尚和审美意识的主流。书法风格亦倾向于阳刚一派, 刘邵又指出“楷隶八分”各臻其“妙”, “索草钟真”各造其极, 各有其理, 也各有其成, 无所不可。这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推崇壮美为主流又兼及众美的审美状态, 同时, 在客观上为后代的个性张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也为后世的书法个性风格的品评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喜爱优雅华丽之美。

刘邵在在论述中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优美的肯定和认同, 如“飞白之丽”“貌艳势珍”“纤手和会”“绮靡”“烟云拂蔚”[1]等描述, 这与三国时期阴柔华美的诗文风格相合。又与对阳刚壮美的推崇同时并存, 是“兼美”审美意识的体现, 也深刻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时代风尚的丰富多变, 这种特定历史时期所出现的特定文化状况, 预示着新时代的即将到来。

二、西晋时期

1.《隶书体》

这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成公绥的书法理论, 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篇论述隶书艺术的专论, 也是西晋时期的第一篇书法理论。

《隶书体》所包含的理论思想和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描述了书法创作的具体过程, 阐述了创作主体活动的重要性和创作规律。成公绥是书法史上关注并生动描述书法创作过程的第一人。对隶书创作活动的描述, 反映了对创作过程本身的注意, 这是艺术创作学的核心所在, 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2) 全面阐述了隶书的书体特点。从字体的演变过程与规律角度指出文字的体式因时而变, 其基本规律是趋巧尚易, 进而认为隶书既具有简易特点, 又有一定法度, 非常符合儒家的“中庸”境界, 其他书体在此方面皆不如隶书, 这反映了他在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但他在客观上具体研究阐释了不同书体的独特书写规律, 实为可贵。

(3) 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书写审美效果。他充分注意到书法中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问题, 提出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美学思想, 用不同于前人形象类比的方式, 站在审美效果的高度描述书法美感, 眼光独到。更令后人赞叹的是, 他首次提出“玩”的范畴, “繁缛成文, 又何可玩”, [2]在肯定书法实用价值的基础上, 更赞成“玩味”, 这些书法理论都是其在审美领域里超越前人的的先进的创见。

2.《草书状》

这是西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索靖的书法理论文章。其理论贡献和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提出文字演变的原因。他认为字体演变是随时适宜与“人意变通”双重作用的结果, 同时看到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力。这是索靖在探索文字演变原因问题时认识上的深刻之处。

(2) 总结书法变化的原则。索靖认为书法变化是约束于“道”而决非纯粹随意的, 因此书法的变化革新必须守“道”, 避免变成一堆无理无序的符号。显然, 这个认识相比前人和时人关于书法变化只偱方便适用之理更深刻、更科学。

(3) 阐述了对书法之美的独特追求。他认为草书作品里既要有险峻的体势, 又要有婉丽的姿态, 既有风驰电掣的力度, 亦有风和日丽的妩媚, 各种对立的美的形象在草书中应缺一不可, 完美结合, 这种对书法形式和神韵的丰富性追求, 与汉代和三国的审美取向已大相径庭。他还用音响来形容草书之美, 首创视觉与听觉形象相沟通的审美方式, 这些都为后世书法的艺术审美提供了新的思维。

3.《四体书势》

这是西晋著名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书法理论文章, 在书法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是古代书法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其包含的理论贡献和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建立了系统而全面的书法观。卫恒将书体发展的时间和缘由梳理得井然有序, 具体详细地论述了草书的发展状况, 包括历代草书大家的成就和风格特征以及他们之间先后关系的原因, 近似于一部草书发展简史。他是对书法史进行全面梳理的第一人。

(2) 建立历史批评的传统。卫恒完全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书体出现与演变的历史必然性, 这显然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历史比较法。这种研究思想对于后世书法研究乃至文学界的品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确立了主客观交融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他主张创作与审美都是主客观交融, 形象与理性皆有, “思字体之俯仰, 举大略而论旃”, [3]主体对万物并非简单的描画和模仿, 而是主体在思考的基础上追寻自然万物原理, 为我所用。

(4) 提出新的审美方式。主张运用远观近察的距离变化来欣赏书法作品, 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式提出“玩”的艺术审美观, 将审美与娱乐结合起来, 是对成公绥“玩味”思想的发展;指出了主体审美时可以意会不能言传的本质心理状态。

(5) 主张书法形式美的境界是“和谐”。提出“势和体均”, 动与静相和谐, 规矩与随机应变相和谐, 发展了前人关于书法作品整体审美的思想, 对后世书法形式美的研究影响深远。

三、东晋时期

1.《笔阵图》

这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卫铄 (世称卫夫人, 王羲之少时曾学书师之) 的书法专论。此书论所含内容甚为丰富, 其主要思想和文化内涵概述如下:

(1) 提出全新的书法创作理念:笔阵。包括书法的整体观和书法的动态观两层含义, 主张书法创作要有把握整体的意识, 创作时笔画之中要饱含主体的精神韵致, 使每个字每一笔画都充满生命的激情。这种理论和思想实在是一个全新的创举。

(2) 提出全新的创作论:意在笔先。卫夫人强调在创作时下笔前的瞬间心里已有书写的意象, 一下笔则将其形诸笔端, 心手相应, 即成妙作。这个创作原理一直流传到今天都在使用着。值得注意的是, 这与当今所提的“主题先行”概念并不相同, 但对后者的产生有着内在的启示作用。

(3) 主张创作以长期的观摩鉴赏为基础。卫铄认为, 观摩前人书法经典是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方式, “十旬不返, 嗟其出群”, [4]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到前贤的奥秘。这个理论思想对于后世书法研习影响重大, 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大家。

(4) 主张将重视技法和博学灵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个观点在当今书法界乃至整个艺术和艺术教育界都是被反复强调和遵循的, 受后世万代瞩目, 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古代书法史上一代书法大家和书法理论家的的伟大之处。

2.《用笔赋》《书论》《笔势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

这些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 (世称王右军) 流传至今的书法理论。作为千古“书圣”, 王羲之是博取古今众家众体熔铸一家的书法大师和理论大家, 其思想值得后人反复研究和诠释。

(1) 主张书以意为核心。在书法理论史上, 王羲之第一个将“意”作为书法的核心范畴正是提出来, 并贯穿于其所有的创作论和鉴赏论。他的“意”是一个含义相当丰富的概念, 包括技巧、意趣、气韵、风格、法则等, 并曰:“心意者将军也”, [5]极言“意”的统帅作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书法抒情写意的特征。

(2) 提出书如其人。王羲之认识到书法是主体性极强的艺术, 主体自身的综合修为从根本上决定其艺术的品位, 这比前人强调书者某种素质的重要性更为深刻而彻底, 在当时的认识领域是极为高明的见解。一千年后清代书法家刘熙载的“书如”理论与此有极想通之处。

(3) 确立系统全面的创作论, 主张技法全面而精熟、妙用。王羲之在全面考察书法创作问题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当成熟的系统的创作论, 汉末至西晋对于创作的关注大多只在于一体一技而已,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确立系统全面创作论的人。

综上所述, 魏晋时期书法理论相比两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突破, 经过众多书法理论家的努力探索, 到东晋时期书法理论界已经完成了书法研究的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 从片面的萌芽状态发展到全面的系统研究状态, 成“书宗魏晋”之大势, 是中国古代书法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其思想内涵和文化精神对中国后世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刘邵《飞白书势》, 严可均《全三国文》, 中华书局1959年, P1234.

[2]成公绥《隶书体》.《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P10.

[3]卫恒《四体书势》, 中国书局1974年, P1065.

[4]卫铄《笔阵图》.《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P21.

[5]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P26.

魏晋书法 篇2

一.笃信“天师道”———王氏家族的“家世遗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人对于巫术、鬼神的信仰。《尚书·尧典》上记载:“肆类于上帝, 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 遍于群鬼。”《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 为风雨, 见怪物, 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到了秦汉时期, 巫术和神仙方术与道教理论相结合, 形成了一整套的神学思想系统, 并一跃于儒、佛并列, 老子也顺理成章的成为道教的教主和尊神。东汉时期道家转化为道教的速度明显加剧, 汉初的黄老之学此时演变成对老子的崇拜, 而《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的出现便宣告了道教的诞生。东汉末年的张鲁在汉中地区传播的五斗米道, 即“天师道”, 发展出数十万众的教徒。三国时期道教的势力急剧膨胀, 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将表传》记载:

时有道士琅琊于吉, 先寓居东方, 往来吴会, 立精舍, 烧香, 读道书, 制作符水以治病, 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 吉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 掌宾客者禁呵不能止。

这一记载充分说明当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所以, 三国时期在这一带广泛传播以致深入统治阶层就不足为奇了。而到了西晋时期, 道教确实已经深入了上层阶级, 如西晋宣帝司马懿, 陶弘景在《真诰·阐幽微》说:“晋宣帝为西明公宾友”, 可见当时的道教徒已经将西晋皇室司马氏列入到道教神仙鬼官之中, 也说明西晋上层人士信奉道教的人数已经不少了;而西晋琅琊国处在东部滨海一带, 在两晋时期已经成为“天师道”的一个传播中心。因此, 琅琊王氏家族也必定深受天师道教的影响, 《真诰·阐幽微》卷一六记载:“王廙为部鬼将军”。对此, 陈寅恪先生指出:“廙为凝之之叔祖, 既领鬼兵, 更宜 (王) 凝之请以相助。”[1]强调王廙的崇道对其后世子孙的影响。而由王廙是生平可以推断, 至少在西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显支已成为奉道之世家。

东晋时期的王羲之笃信“天师道”, 究其原因,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是:王氏家族的“家世遗传”。陶弘景在《真诰·阐幽微》中云:“王逸少有事系禁中, 已五年, 云事已散。”也能体现王羲之对天师道教虔诚的态度。当时人们争相画符、写经, 借此表达对道教的虔诚, 对天师道教非常笃深的王羲之必定深谙此道。世传王羲之书有《黃庭经》, 虽未必有翔实考证, 然而内容却与之不无关系;又有宋米芾《画史》中记载:“海洲刘先生收王献之画符及神咒一卷, 小字, 五斗米也。”这些都是证明王羲之深信天师道的有力佐证。而在写经、画符时, 王羲之必然会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王羲之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 相得益彰, 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王羲之又在《白云先生书诀》中云:“天台绿真谓予日, 子虽至矣, 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 同混元之理, 七宝齐贵, 万古能名。”说明道教思想逐渐渗化到王羲之书法创作之中。

二.书、道合一———与道家审美追求的契合

魏晋时期, 道教逐渐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的道家思想, 奉老子为教祖,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玄学的兴起, 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竞相信奉天师道;与此同时, 道家思想也在此时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感情之中。一批笃信道教的艺术精英的介入, 使得当时的文学、艺术在题材、表现形式、审美追求方面体现出浓重的道教影响。书法艺术在尤其突出, 以王羲之这一支为例, 天师道信仰在促进王氏家族子孙之好书法上发挥出积极的效果。可以说, 道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王氏家族子孙的书法学习和创作起着潜在的指导作用。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 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这一时期, 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极富才华, 又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毅然冲出传统的苑囿, 以“画乃吾自画, 书乃吾自书”[3]的气魄, 建立起新的艺术追求, 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并且在诸多前辈宗师之中, 他最为推崇汉代大书法家蔡邕。蔡邕在《笔论》中曰:“书者, 散也。欲书先散怀抱, 任情恣性, 然后书之。若近在于事, 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 又在《九势》提出“书肇于自然”, 强调书法家创作状态必合乎道, 即进入自然的状态。王羲之《书论》云:“凡书贵手沉静, 含意在笔前, 字居心后, 未作之始, 结思成矣。”又在《题卫夫人〈笔陈图后曰:“夫欲书者, 先乾研墨, 凝神静思。”都强调书法创作时应“沉静”、“凝神静思”、“意在笔前”, 这与道家的”至虚至静“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王羲之出神入化的书法造诣, 究其原因, 与其信奉道教, 追求书、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因而, 王羲之书法追求自然秀美、飘逸潇洒、自然生姿、不露雕饰的艺术风格, 表现出一种超逸世俗的自然、宁静的境界。

三.结语

王氏家族笃信天师道教, 家族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双重熏染使得王羲之深谙“天师道”。王羲之潜心于此, 追求心灵的自由, 以淡泊宁静的心态将自然的神韵融于笔墨之间, 此时, 他的书法美学追求与道家思想产生了哲学层面上的契合。王羲之在书法艺术取得的极大成就,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道教素养。有“书圣”美誉的王羲把从老庄哲学中领悟出的法贵天真、返归自然的精神, 完美地融入了书法艺术之中, 在点画之间自由地挥洒出自然冲淡、超然物外的人生。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 2001:18.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77.

[3]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14.

[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5]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2.

[6]胡道静, 陈莲笙, 陈耀庭.道藏要籍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89.

[7][西晋]陈寿.三国志[M].[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06.

魏晋书法 篇3

一、魏晋文人书法流派的兴起

汉末魏晋, 汉字基本完成了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过程。汉字书体的完善, 解决了汉字的应用问题, 人们逐步把汉字书写的注意力集中到汉字的艺术功能, 魏晋时人胸怀丘壑, 崇尚自然, 寄情点画, 尚意宣情, 魏晋文人书法流派通过汉字书写的艺术追求, 自觉地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 各文人书法流派虽传承不一, 或质朴的钟繇楷法, 或妍美的张芝草法, 或遒媚的羲之新体, 都是文人书法流派自觉的审美追求。

文人书法流派中, 士家大族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与老庄的注重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士人书写中求美意识也具有独立性与自觉性。如王羲之在其艺术领域不断拓展的过程中, 具有强烈的独创意识, “顷寻诸名书, 钟张信为绝伦, 其余不足论。吾书比之钟张, 当抗行, 张草犹当雁行”虞和《论书表》, 对钟张推重其书法, 又欲超越, 羲之博采众家, 全面继承传统, 力图创新, 这是魏晋时代风尚与文人个人性情相结合的产物, 最终使得羲之一变古法, 创造妍美书风。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和审美的自觉则是文人书法流派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字体的多样化为文人书法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字体的演变中, 从文字的表意功能看, 旧体被新体取代, 已不是官方正体。从文字的艺术功能看, 各种字体的艺术价值积淀下来, 流传自今, 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 其中汉末文人士大夫对草书的热衷可谓蔚为大观, 赵壹《非草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 博学余暇, 游走于斯, 后世慕焉。专用为务, 钻坚仰高, 忘其疲劳, 夕惕不息, 仄仄暇食。十日一笔, 月数丸墨。领袖如皂, 唇齿常黑。……”可见草书艺术造型为文人书法家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更大的时间和空间, 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依托。

书法家族师承关系的出现使得书法的学习更明显关注书法艺术的传授。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目的也不再附属于传统的习字教育, 书法艺术逐渐由不自觉向自觉时期转变, 汉灵帝时设置的鸿都门学, 便是史上第一所书法艺术学校。西晋始设书学博士, 专授书法。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受以书取仕制度的影响一直具有功利色彩, 在自然状态下, 汉字书写教育注重识字和书写的准确性和技术熟练性;而在自觉状态下, 书法教育不光是为文字书写而应用, 而更以书法的艺术性为主要审美追求。

总而言之, 书法由自然向自觉转变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书法自身内在发展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而文人书法流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分化及演变, 就与书法由自然向自觉转变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文人书法流派的形成和书法由自然走向自觉的关系

书法由自然到自觉的转变是渐进的长期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自然与自觉之间, 没有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首先是书法家个体的觉醒, 随着文人士大夫求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不断加强, 并且在书法世家的方式得以体现, 并在书法士族中得以承传, 形成了各自的书法风格流派。

文人书法流派的形成是书法由自然真正走向自觉的标志, 而书法艺术的师承, 特别是书法世族间的师承是书法风格流派形成的基础。卫门中卫瓘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家学, 另一方面他又博采众长, 与索氏一门中的索靖一起师从张芝的草法, 卫瓘与索靖的草书都源于张芝, 卫瓘“采张芝草法, 取父书参之”, 而索靖乃“张芝姊之孙”“传张芝草而异形”, 可见, 卫瓘与索靖草书是同源异流, 索靖草书虽形异于张, 却是张芝一脉, 卫瓘祖述张芝却掺杂了卫氏家法, 遂自成“草稿”体, 当属别流。卫、索草书的笔法风格不一样, 各有所长。1《晋书·卫瓘传》记载:“瓘学问深博, 明习文艺, 与尚书郎敦煌索靖, 俱善草书, 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 论者谓瓘得伯英筋, 靖得伯英肉”。

魏晋书法世家在文化上占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书法风格代表了魏晋时代书坛风格。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在广泛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总结和改造了汉魏以来盛行于士大夫之间的草书、行书、正书,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妍媚和新奇。他们在汉魏张芝、锺繇、二卫的书法成就基础上, 创造了不同于汉魏的草、行、楷书的书体样式, “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 又末流于疏狂, 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2

魏晋时期, 书法由自然转变为自觉, 确实与文人书法流派的出现与兴起密不可分。魏晋文人书法流派的兴起, 标志着中国书法真正进入自觉时代, 奠定了中国书法基本的风格体系, 它的现象在此后的中国书法史中并没有消失, 成为后世文人书家顶礼膜拜的楷模。

摘要：魏晋时期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 这期间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 战争频发, 使得民族激化, 生产力破坏, 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一时期既是书体的演变归结期, 又是书法技法的集大成期、文人书法流派之大发展期, 是中国书法走向完全自觉的阶段。

关键词：魏晋,文人,书法,世家,流派,自觉

参考文献

[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2]、李泽厚《中国美术史》

[1]、《中国书法理论史》王镇远黄山书社1990年

[2]、《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3]、《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外一种) 唐长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宗白华全集》宗白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美学三书》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