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共12篇）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1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内涵

对于何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单从字面意思来看,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指检察官及其所属的办案组织应对其所承办案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然而, 司法责任制推行实践中,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内涵并非单纯指在检察工作运行和司法改革推进中, 检察官及其所属组织承担责任。该制度涵盖检察官的权利配置和组织运行的基本机制。办案责任制是以检察机关采取的权利配置和组织运行模式为基础的, 不同的模式, 将形成不同的责任制。具体而言,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的办案模式, 二是对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制约监督机制。

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一) 行政色彩浓厚, 检察官独立性受牵制

自2000年最高检下发《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方案》以来, 全国范围内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进行的若火如荼。并且2015年, 最高检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但是从试点运行实践来看,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办案习惯和思维模式,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优势并未有效发挥, 检察官办案责任试行中行政色彩依然浓厚。具体而言, 导致试行中行政色彩依然浓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检察机关未正确处理“检察一体”的行政体制与检察官司法责任制的关系。相较于审判权, 检察权注重上命下从, 检察一体的运作模式。如不正确平衡“一体化”运行体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系, 那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将难以推进。在实践中, 部分领导干部责任制意识不强, 要么“不放权”, 认为有权才有位, 放权等于放弃地位, 从而仍打擦边球, 借着“检察一体”的大旗延续层层报批的行政做法;要么“不放心”, 认为检察官的权力一旦大了, 就会容易犯错、办错案子, 从而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与滥用检察权混为一谈。 (1) 除此之外, 目前法规刚性支持不足也是造成此困境的原因之一。自1980年以来, 现行法律规定一直沿用“审批制”的规定, 其非但没有给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带来足够的法律支持, 反而使其陷入依法无据的尴尬境地。

(二) 检察官地位不明确, 职责权限模糊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是放权, 其关键是将检察权真正的让与检察官所有, 让检察官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利行使主体。然而, 实践中检察官地位不明确, 职责权限模糊, 难以发挥独立办案的优势。具体表现两方面:一方面, 一直以来, 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可见, 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是检察院整体外部的独立非检察官个人内部的独立。然而,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主旨则是将检察权真正让与检察官所有, 实现检察官的个人内部独立。由于目前法规并未对检察官的地位进行明确界定, 这就造成办案过程中当事人对检察官主体地位合法性的质疑, 进而直接影响其所做决定的司法公信力。 (2) 另一方面, 囿于检察官主体定位不明确, 造成检察官权责不统一, 风险和利益不挂钩。也就是说, 在权利未扩大的情况下, 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前文中提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要求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 独立承担责任。《关于完善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实现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的目标。那么在此种背景下, 主诉检察官的工作强度更大, 责任更重, 但是由于对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定位不明, 导致实践中一些检察官为了规避责任而事事请示报告, 这就与检察官办案责任的主旨背道而驰。因此, 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 明确检察官责任权限, 突出检察官地位成为当务之急。

三、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主要构想

(一) 明确检察官地位, 构建检察官权力清单

实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键是检察官独立。而根据权责相统一的原则, 在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进程中, 谋求检察官独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明确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检察官办案责任的精髓是检察官办案主体的地位, 基于此原因, 必须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检察官的法律地位。目前,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独立是指检察院整体独立, 而对检察官个人独立并未规定。这种现状严重背离检察官办案责任的灵魂。因此, 应从制度层面, 明确检察官的独立地位, 提高检察官的执法权威性和司法尊荣感。 (2) 制定明确的检察官权利清单。通常情况下, 国家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职权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各部门职责各异, 但都需履行正当程序, 在检察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当然察官办案责任制核心是放权, 即检察长对检察官放权。但放权必须保持必要限度, 不能违背正当程序原则, 脱离检察长的领导。检察官的权力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类型、复杂程度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来决定。面对重大疑难复杂、新情况、关系社会公众重大利益等案件, 仍需检察长审批或者检委会讨论决定。 (3) 同时, 应制定明确的检察官权利清单, 对检察官的职权及权利行使规定, 明确列明, 以厘清各方主体的办案责任。

(二) 完善检察官选任、培养、考核机制

检察官素质的高低, 是影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健全业务能力强, 专业素质高的检察官人才梯队, 是实现检察办案责任改革的着力点。同时,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一个长期系统工作, 所以应建立检察官人才培养常态化机制。

在检察官选任方面, 既要应突出检察工作的专业特点也要符合普通公务员的选拔要求。检察工作的司法性赋予检察官很大的决定权, 因此应制定严格的检察官选任制度。首先, 应设定严格的选任条件, 严把准入关。笔者认为, 在确定检察官候选人条件时应从工作经验、工作业绩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例如, 参加检察官候选人员不仅须要通过司法考试和遴选考试, 还要检察院特定岗位实习一定期限或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一定期限。其次, 应规范选任程序。通过法律明确规定遴选程序, 使得检察官遴选依法有据。同时, 避免采用单一书面遴选模式, 应拓宽选任评选环节, 将民意测评, 能力考查纳入评选环节。 (4)

在检察官培养方面, 应加强检察官专业教育培训, 更新检察官知识结构, 提升检察官法学专业水平。检察机关应加大教育投入, 依照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采用多种方式 (如交流学习、实践考察等) 定期有针对性的学习法学前沿理论和司法实践热点难点问题, 从而提高检察官的专业化水平。

在检察官考核方面, 应依照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制度设计, 建立合理的考核和管理机制, 首先, 实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具体而言, 应当实现检察人员的单独职务序列, 落实检察官员额制, 按一定比例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人员, 进行分类管理。同时, 将检察官的职级与行政级别适当分离, 以此拓宽检察官的晋升通道。其次, 拓宽检察官考核路径。通过开展业务能力比武, 评选“优秀公诉人”等活动, 构建多元化考核机制。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 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然而, 对于何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因此, 本文笔者从检察官责任制内涵入手, 对司法责任制视野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以期对检察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检察官,公诉,应对

注释

1 郑青.对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几点思考---以湖北省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为范本[J].人民检察, 2013 (13) :36.

2 张永会.深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 2006 (6) :45.

3 袁轲.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6 (1) :45.

4 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探究[J].天津法学, 2015 (2) :70.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2

作 者：吴佳伟

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出版 开 本：16开精装 册 数：全四卷 光盘数：0 定价：1086元

优惠价：490元

进入20世纪，书籍已成为传播知识、科学技术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工具。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

详细介绍：

第一篇 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相关规定

关干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官培训条例》的通知 人民检察院监察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二篇 检察权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化

第一章 分工制约—检察权分类与内部制约机制

第二章 瓶颈掣肘—执法不规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第三章 路径选择检察权内部运行机制之规范化 第三篇 检察权内部制约机制

第一章 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章 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当前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主要环节及存在问题 第四章 检察权内部制约机制的实践和探索 第四篇 检察官管理监督制度 第一章 检事官管理的应用理论 第二章 检察官

第三章 检察官的职责和职权 第四章 检察官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章 检察官的选拔任用 第六章 柱察官的等级 第七章 检察官的考核

第八章 检察官的素质与培训

第九章 检察官的职业行为规范与奖惩 第十章 检察官的回避

第十一章 检察官的辞职，辞退和退休

第十二章 检察官的工资、津贴及其他福和待遇 第五篇 检察工作制度 第一章 检察制度概述

第二章 楦察制度的演进与类型

第三章 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章 检察体制与组织结构

第五章 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以及外部关系 第六章 检察活动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 检察机关侦膏、逮捕、起诉制度 第八章 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

第九章 检察机关其他方面的职能制度 第十章 检察机关办案责任机制

第十一章 港、澳、台检察制度简介 第六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监督

第一章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范围与刑事政策的作用范围 第二章 检察机关预肪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能与对象范围 第三章 柱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途径 第七篇 检察权的规范遣作与人权保障监督

第一章 检察权的规范运作与尊重保障人权的互动 第二章 作为刑事实体法固定成果的人权保障机制

第三章 谨肪拉察环节自狈力个陛化现象，谨防权力行使者漠视人权 第四章 检察权的求刑权内容与人权保障之间互动的基础 第五章 权力窖体的主体化与国家公诉等职权的平衡 第六章 控辩主体职能平衡与权力的相对化

第七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架构

第八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的执行(一)第九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的执行(二)第十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民事公诉政策架构与执行

第十一章 现代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的界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盂提升 第十二章 注重当事人权益之间的相对平衡，唤醒“桩遗忘了的桩害人”

第十三章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重要维度—检察环节证人权益的行使和保障 第八篇 检察权的外部旦督制约机制及其完善 第一章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二章 检察权的杜会监督制约机制 第三章 人大监督与拉察工作 第九篇 检察机关规范执公蓝督

第一章 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与方式 第二章 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

第三章 加强案件管理，正确行使检察权

第四章 “迫处”的“正当程序”危机及其改革出路

第五章 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方式、方法及程序问题 第六章 民事抗诉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建设

第七章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理论与实践 第八章 解构与建构：从错案追究到司法惩戒 第九章 刑事政策的发展与运用

第十篇 合理配置检察权强化法律监督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权配置 第三章 植察权约束机制与刑事赔偿 第四章 民行诉讼中的检察权配置 第十一篇 检察独立体制问题

第一章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职权的制度保障

第二章 上趿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范围和程序 第十二篇 改革措施

第一章 我国检察改革的五大关系 第二章 人民监督员制度

第三章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第四章 检察机关以事立案制度 第五章 检察引导侦查 第六章 零口供规则 第七章 暂缓起诉制度 第八章 量刑请求权

第九章 中国式辩诉交易 第十章 普通程序简易审

第十三篇 检察官的惩处制度 第一章 惩处概述 第二章 惩处的原则

第三章 楦察官受惩处的事由及种类 第四章 惩处的权限和程序

第五章 国外有关检察官纪律和惩处的规定 第十四篇 检察机关工作实践探讨

第一章 强化机制建设推进渎职僵权检察工作 第二章 论和谐杜会视野下的检察说理性司法 第三章 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第四章 论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第五章 从人力资源要素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第六章 检察权能与职能机构改革

第七章 检察权配置中的权力均衡问题

第八章 刑事诉讼中检察权合理配置的立法构想 第九章 譬检关系的理想与实践

第十章 试论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第十一章 浅谈我国检察权的内容

第十二章 浅谈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 第十三章 浅议摹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第十四章 论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十五章 论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工作执法办案必备手册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工作执法办案必备手册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工作执法办案必备手册

第一篇 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相关规定

关干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官培训条例》的通知 人民检察院监察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二篇 检察权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化

第一章 分工制约—检察权分类与内部制约机制

第二章 瓶颈掣肘—执法不规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第三章 路径选择检察权内部运行机制之规范化 第三篇 检察权内部制约机制

第一章 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章 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当前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的主要环节及存在问题 第四章 检察权内部制约机制的实践和探索 第四篇 检察官管理监督制度 第一章 检事官管理的应用理论 第二章 检察官 第三章 检察官的职责和职权 第四章 检察官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章 检察官的选拔任用 第六章 柱察官的等级 第七章 检察官的考核

第八章 检察官的素质与培训

第九章 检察官的职业行为规范与奖惩 第十章 检察官的回避

第十一章 检察官的辞职，辞退和退休

第十二章 检察官的工资、津贴及其他福和待遇 第五篇 检察工作制度 第一章 检察制度概述

第二章 楦察制度的演进与类型

第三章 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章 检察体制与组织结构

第五章 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以及外部关系 第六章 检察活动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 检察机关侦膏、逮捕、起诉制度 第八章 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

第九章 检察机关其他方面的职能制度 第十章 检察机关办案责任机制

第十一章 港、澳、台检察制度简介 第六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监督

第一章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范围与刑事政策的作用范围 第二章 检察机关预肪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能与对象范围 第三章 柱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途径 第七篇 检察权的规范遣作与人权保障监督

第一章 检察权的规范运作与尊重保障人权的互动 第二章 作为刑事实体法固定成果的人权保障机制

第三章 谨肪拉察环节自狈力个陛化现象，谨防权力行使者漠视人权 第四章 检察权的求刑权内容与人权保障之间互动的基础 第五章 权力窖体的主体化与国家公诉等职权的平衡 第六章 控辩主体职能平衡与权力的相对化

第七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架构

第八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的执行(一)第九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刑事起诉政策的执行(二)第十章 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民事公诉政策架构与执行

第十一章 现代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的界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盂提升 第十二章 注重当事人权益之间的相对平衡，唤醒“桩遗忘了的桩害人”

第十三章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重要维度—检察环节证人权益的行使和保障 第八篇 检察权的外部旦督制约机制及其完善 第一章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二章 检察权的杜会监督制约机制 第三章 人大监督与拉察工作 第九篇 检察机关规范执公蓝督

第一章 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与方式 第二章 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

第三章 加强案件管理，正确行使检察权

第四章 “迫处”的“正当程序”危机及其改革出路

第五章 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方式、方法及程序问题 第六章 民事抗诉工作程序的规范化建设

第七章 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衔接的理论与实践 第八章 解构与建构：从错案追究到司法惩戒 第九章 刑事政策的发展与运用

第十篇 合理配置检察权强化法律监督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权配置 第三章 植察权约束机制与刑事赔偿 第四章 民行诉讼中的检察权配置 第十一篇 检察独立体制问题

第一章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职权的制度保障

第二章 上趿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范围和程序 第十二篇 改革措施

第一章 我国检察改革的五大关系 第二章 人民监督员制度

第三章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第四章 检察机关以事立案制度 第五章 检察引导侦查 第六章 零口供规则 第七章 暂缓起诉制度 第八章 量刑请求权

第九章 中国式辩诉交易 第十章 普通程序简易审

第十三篇 检察官的惩处制度 第一章 惩处概述 第二章 惩处的原则

第三章 楦察官受惩处的事由及种类 第四章 惩处的权限和程序

第五章 国外有关检察官纪律和惩处的规定 第十四篇 检察机关工作实践探讨

第一章 强化机制建设推进渎职僵权检察工作 第二章 论和谐杜会视野下的检察说理性司法 第三章 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第四章 论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第五章 从人力资源要素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第六章 检察权能与职能机构改革

第七章 检察权配置中的权力均衡问题

第八章 刑事诉讼中检察权合理配置的立法构想 第九章 譬检关系的理想与实践

第十章 试论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第十一章 浅谈我国检察权的内容

第十二章 浅谈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 第十三章 浅议摹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第十四章 论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十五章 论检察权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

作 者：吴佳伟

出版社：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出版 开 本：16开精装 册 数：全四卷 光盘数：0 定价：10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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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下检察官的独立 篇3

关键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独立

一、检察官独立的理论基础

（一）检察官独立是司法亲历性的要求

检察官在办案上的独立性，体现了司法亲历性原则的要求。司法的亲历性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言词和集中原则，即当事人直接参与并用口头方式表达，办案者连续不断地审理和裁决。只有在司法人员主持下，有诉讼参与人的直接、不间断的意见交流，裁决结果才是令人信服的。二是审理者与裁判者主体同一原则，即由亲自审理者直接裁判。案件裁决过程是一个全面了解冲突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双方意见的过程，裁决者亲自感受各方举证和辩论的情势，对于裁决者形成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内心确信和保持中立地位都是极为重要的。亲历性也是确立检察官独立地位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检察官独立来源于法律并服从法律

纵观法治发展成熟的国家，都将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一大原则，其中当然包含了检察官独立。检察官的权力并不是来源于任何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的授权，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检察官的权利只有来源于法律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律在授权的同时也给予了严格的制约，检察官在行使權力的同时必须以法律与案件事实为准则，以公共利益为标准。

关于检察官职务的独立性，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4条对检察官独立规定：“各国应确保检察官得以在没有任何恐吓、阻障、侵扰，不正当干预或不合理地承担民事、刑事或其他责任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责”。根据比较法研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检察官办案责任都十分强调检察官独立。检察官在其职权范围，有权拒绝检察长的不当干预，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不得随意干预。

二、司法改革：主任检察官办案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过渡

所谓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主任检察官与多名检察官等组成的办案组在检察长及检委会领导下，对授权范围内的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制度。这种改革主要依托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一）检察长让渡权利给主任检察官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实现检察长领导下的扁平化管理，取消科长层级对案件的审批权，改三级审批为二级审批。主任检察官有助于检察机关以司法化代替行政化，通过此改革手段废除检察院内部的办案审批制以及过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从检察官队伍中择优选出素质好且具有独立办案能力的人作为主任检察官，然后赋予其原来检察长的办案决定权。因此，主任检察官的权力并不是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是检察长的让渡。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有助于突出办案司法官的主体地位，加强其办案责任。

（二）主任检察官的法律地位

主任检察官是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可以领导一至五名辅助人员办案，一个主任检察官实际上领导一个办案组织，享有一定的办案决定权。主任检察官是享有一定的办案决定权的，在主任检察官领导下的司法辅助人员是辅助主任检察官办案的，听从主任检察官的任务指派，不具有独立性。但是目前来说，主任检察官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且也没有完整的办案主体资格。它有些类似于台湾地区的检察官，是办案组织的负责人。主任检察官是以人民检察院为办案组织过渡到以检察官为办案组织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特定称谓。

三、配套措施的完善

（一）法律制度的保障：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检察官独立的正当性来源

我国也强调司法独立，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从我国法律规定的条文来看，我国的检察独立更加注重的是检察院整体独立，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检察官具体的个人身上。

我国宪法、检察官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多是使用“检察长”、“检委会”或者“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具体案件当中，审查批捕、提起公诉、诉讼监督等等都是由检察官个人办理的，因此最后由检察长断案违背了检察权的亲历性，不符合检察权的运行规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就必须从制度层面做起，修订《人民检察官组织法》、《检察官法》，为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建立完整的法律机制。

（二）建立权力清单：明确检察官、检察长以及检委会各自的职责范围

建立主任检察官，对主任检察官放权，就要明确检察官的权力配置。检察官独立改革后，检察官有了独立办案的职权，但并不意味着有权就可恣意妄为。通过设立明确具体的权利清单，划清检察官、检察长以及检委会的职责范围。在实践当中权力清单大致分为两种模式：“授权清单”和“负面清单”。所谓授权清单即对检察官的权力以清单方式做出规定，而“负面清单”即除去检察长、检察委员会的权力之外，其余的办案权力均由检察官行使。至于是具体采用“授权清单”还是“负面清单”还得具体的考虑个检察院自己的情况。笔者认为，既然检察官独立，大部分的权利下放至检察官个人，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只是保留着一些重要事项的决定权，因此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可能更好。

在坚持合理放权把握尺度的同时也要把握住五个原则，总结起来就是四不下放一下放。“四不下放”就是明确需要由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的权利不能下放，比如决定是否批捕的权力；可能直接侵犯当事人重要权利的事项不能下放，比如涉案财产的冻结权；重要的诉讼监督权不能下放，比如抗诉书面纠正违法等权利；终局的处理决定权不能下放，比如不起诉决定权。“一下放”即是建议类的权利要进一步下放，特别重要的是量刑建议的权利。把握好放权原则，然后各试点单位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在列出清晰明确的权利清单，使得放权更加具有操作性。

（三）完善权力监督机制

有权必有责，在给予主任检察官办案权利的同时应当健全权力监督机制。作为一种建立在信托放权基础之上的改革措施，在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时候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即时、全程启动的预警监督机制。实行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它们的审前程序中检察权行使的效果明显好于我国，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监督机制有很多种，包括检察院内部自身的监督、设立人民监督员、人民法院的监督作用。人民法院的监督机制应当是最有效的。法院监督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是一种动态的司法审查机制，它从过程上对于检察官权力的行使予以控制，法官的司法审查可以介入到检察官是否应当做出某一个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决定以及犯罪嫌疑人能否挑战检察官做出的决定，将控制公权力与给予犯罪嫌疑人以司法救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旭：《建立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想》，载于《法学》2014年第2期。

[2] 谢鹏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三个问题》，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3] 陈卫东、李训虎，《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研究 篇4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背景

任何法律的存在都与历史的发展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推出, 是在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宏观的社会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让检察机关的内部管理形式发生变化, 需要重新进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传统的办案机制出现了诸多问题, 如办案的环节多, 程序复杂以及办案的责任不明确等, 这些都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在上述背景之下, 我国实行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2013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 决定在全国7个省份17个检察院试点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在检察业务部门设若干主任检察官, 以主任检察官为基数组成办案组织, 由主任检察官担任办案组织负责人。

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实行检察官责任制改革是响应刑事诉讼的要求, 推动了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 调动了检察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检察官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减少案件环节, 提高效率。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使主任检察官对案件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 可以自行对案件进行决策。这就减少了很多传统的工作流程, 提高了检察官的办案效率。对检察官来说, 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充分的被调动起来, 使他们的责任感不断加强, 从而能够保证案件得到高效处理。 (2) 公诉人员的执法理念发生转变。传统的办案流程, 过程复杂, 工作的劳动量大, 工作质量很难保证。在检察官责任制度改革后, 主任检察官对自己的责任十分明确, 加强了检察官的责任心和不断提高自身知识的自觉性, 减少了在办案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转变了检察官传统的思想观念, 进而保证了案件的质量[2]。 (3) 推进检察制度改革新进程。检察官责任制改革是对检察制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 主要是将过去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方式转变成符合现代检察业务规律的管理模式, 即检察官责任制度的改革将过去传统的集体负责制转变为主任检察官终身责任制。检察官责任制的改革促进了检察制度的改革, 使我国的检察制度更加完善。 (4) 拓宽了检察人事管理的新模式。当检察官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够提升为主任检察官, 主任检察官不仅要具备非常专业的法律知识, 还要有丰富的实践能力, 这样就可以不断促进检察官的进步以及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 检察官的责任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检察官逐渐精英化、专业化的脚步。

三、检察官责任制改革的具体建议

(一)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组织形式

改革将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将全体检察人员按照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行政人员科学分类, 取消二级内设机构, 整合基层院内设机构, 建立权责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办案组织。

检察官责任制改革中建立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即建立由主任检察官、助理检察官和书记员等组成的办案小组。主任检察官对小组案件负全部的责任, 对重大和复杂的案件出庭公诉, 具有自主权。

助理检察官的责任是对案件材料的准备, 制作公诉审查报告, 对案件的整体情况向主任检察官报告, 并且在主任检察官的指导下对案件进行审查以及取证调查。作为助手, 一般没有权利对整个案件进行办理, 主任检察官则不同, 他们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但对一些比较简单的, 没有争议的案子助理检察官代替主任检察官出庭公诉, 此时案件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主任检察官。这样有助于培养助理检察官的能力, 让他们逐渐变得成熟, 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二) 主任检察官的选任

主任检察官的选任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在全院范围内公开进行, 有条件的可以在本院及所属检察院进行。选任时实行资格考试与考评相结合。资格考试分为书面考试和能力测试。书面考试原则上由省级院统一组织;能力测试由州市级以上检察院组织实施。通过主任检察官上岗资格考试的人员, 经本院检察官考评委员会考评合格的, 由本院检察长确定为主任检察官。拟任主任检察官的人员, 应当确定三至六个月的试用期。州、市院以上公诉部门负责人 (正职) , 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 已任命为检察员的, 应当视为自然取得主任检察官资格, 可以不参加主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主任检察官承办案件, 应从实际出发配备助手和书记员。

(三) 对主任检察官放权

检察官责任制改革的中心就是把权力交给检察官, 让检察官成为办案的主体。选择具有可以独立办案的条件、比较优秀的检察官, 他们普遍具有非常丰富的公诉实战经验以及扎实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对于大部分检察院, 都可以把这些优秀的检察官提升为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的选任要非常严格, 宁缺毋滥, 建立健全主任检察官的选拔机制。实现对主任检察官的放权。

在权限划分上, 改革要坚持依法、合理放权与加强领导相统一的原则, 根据审查批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不同特点和要求, 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 合理下放权限, 明确相应责任, 实现检察官责、权、利相一致, 有利于增强主任检察官办案独立性、责任心, 强化检察职业特点。

(四) 建立健全各种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

改革向检察官“放权”后, 必然要求完善监督机制, 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加强对主任检察官的监督制约, 就是此次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改革后, 应根据调整后的内设机构和办案组织的职责及业务特点, 确定执法办案流程及工作规范, 完善各办案组之间、执法办案各环节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在不断推行主任责任制之时, 主任检察官对案件具有相对的权力, 但同时对其监督制约环节就比较薄弱, 因此我们要制定相应的监督机制, 以实现对主任检察官职责权利的监督制约。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监督: (1)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要建立对主任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质量进行监督的机制, 如对主任检察官办理的案件存档, 包括所办理案件的综合情况以及办案组中助理的办案详情。经过监督核实, 分奖励和处罚两种情况。从而提高主任检察官的办案质量。 (2) 建立各部门负责人的监督检察机制。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对主任检察官所在小组的办案效率和依法办案等方面有管理权力。 (3) 建立对主任检察官的保障机制。如检察机关内部规定:主任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就不会对其免职, 也不会追究其责任。这对主任检察官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能够让检察官放心的工作[3]。

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的保障机制, 有助于落实好主任检察官职位补贴、补助的待遇, 充分调动检察机关内部成员对工作的热情。要注重人才的培养, 进而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人才库机制。主任检察官的考核、奖惩,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官考核与奖惩规定执行。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规定对已任的主任检察官实行任期制或者淘汰制, 建立健全与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配套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五) 创新教育培训

在选取主任检察官时既要注重学历又要注重实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为了让主任检察官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就要不断加强对主任检察官的再教育及培训。对主任检察官的培训要注重于主任检察官的实践能力,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培训。检察院应该定期组织主任检察官学习相关的业务。在培训中对一些疑难案例进行讨论分析, 聘请专家、学者开展讲座等。可以鼓励一些检察官到法学院进修、赴外省进行考察学习, 最终提高检察官的办案能力[4]。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 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检察机关试点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通过整合内设机构、优化办案组织、明确执法权限责任等措施, 增强主任检察官办案独立性和责任心, 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能力, 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促进公正司法。

参考文献

[1]肖萍.关于深化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调研报告——以广东省检察机关的试点为例[J].人民检察, 2010, 09 (12) :23-25.

[2]单民, 上官春光.检察一体化的内部实现方式探讨——以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为视角[J].人民检察, 2011, 06 (10) :24-28.

[3]干戈, 忻佩燕.还权还是放权?——略论主任检察官的权力来源认识分歧及其影响[J].中国司法, 2012, 03 (08) :36-38.

检察院四措施提高办案质量 篇5

***检察院确立以办案工作为中心、以“素质、质量、效率”为主线、着重提高办案质量、切实保障办案安全的指导思想，始终把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今年以来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件**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余万元。

一是突出办案重点，加大办案力度。严肃查办发生在基层政权组织和重点岗位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的犯罪案件。

二是围绕民生大局，强化办案的质量和效率。结合本地实际，突出查办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案件，共立案查办此类案件*件*人，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6

关键词：主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配套改革

检察机关的办案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履行职能、办理案件时形成的组织关系、工作机制和行为样态。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以 “层级审批”为主要形式的办案工作机制行政化色彩较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办案效率的提高和专业化办案人员的培养。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凸显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也对检察机关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可为空间中推动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司法化，推行以“完善办案组织形式深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内容的工作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一、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运行模式

经过一年多来的摸索与实践，贵阳市各人民检察院逐步开始实施了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明确了主任制的选任标准、人员构架、办案规程等问题，将主任制纳入到良性规范的运行轨道。

第一，从优严格选任主任检察官，保证主任检察官的专业化水平。贵阳市检察院针对主任检察官承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职责定位，两次面向全市公开选拔主任检察官，先后将11名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通理论、精实务的专业化人才任命为主任检察官，其中全国十佳公诉人2名，贵阳市十佳公诉人2名，十优公诉人3名。严格的选任制度为推行主任制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①。

第二，提高主任检察官职级待遇，为制度的推行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保障。为了给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行创造积极条件，一分院将主任检察官与行政级别挂钩，在现有行政编制下，依靠自身内部调整，消减政工部门的副职职数，按“一正四副”配备公诉部门处职，让被选任为主任检察官的助理检察员直接晋升为副处长，使主任检察官责权利日趋均衡②。

二、主任制运行中的实际问题

主任制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诉讼办案机制、合理配置检察权的一项新制度。它改变了传统的办案模式，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调动了广大主任检察官的积极性，比较符合现代司法规律的要求。但是，作为一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工作机制，因涉及办案机制和人事制度等诸多方面，在相关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主任制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亟需加以研究和解决。

第一，缺乏法律上的保障。主任制的推行存在法律认可的先天不足，由此产生诸多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主任制的运行缺乏统一的程式，具有较大随意性而且权责配套措施跟不上，保障机制不完善，对这一制度良性作用的发挥都造成很大的限制。主任检察官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和相关法律均没有关于主任检察官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也没确定主诉检察官的法律地位。

第二，主任检察官的权力需要和责任意识存在矛盾。主任制是对检察权能的重新配置，赋予主任检察官在案件处理上的充分权力。放权于检察官是主任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行主任制的首要前提。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案件决定权，主任检察官还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行使权力的信心，因为传统公诉方式造就了公诉检察官在责任承担上的依赖性，对享有超出公诉部门负责人的案件处理权的局面没有足够的勇气，承担错案责任成为主任检察官最大的担心③。由于对主任检察官放权不充分，而责任要求又十分严格，主任检察官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等导致其在一些疑难问题上不敢或不能坚持自己个人的意见，从而影响了主任检察官自主权的行使，其直接后果是主任制流于形式，主任检察官在事实上仍然扮演“承办人”角色，大量工作仍然依赖部门领导和主管检察长。

第三，主任制体系建构和实践操作不甚合理和完善。主任检察官承办案件主要以办案组为基本单位，实践中出现了主任办案组办案形式不统一的问题，有4人组合，7人组合至5人组合等不同组合方式。这一方面是受传统办案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各组成员间的私人关系以及主任检察官自身办案习惯的影响$这种情况有相对合理的地方，但是就整个改革的目标看，模式不确定必然导致权力和责任划分的不明确。

三、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完善路径

第一、树立“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创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强化主任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固然重要，但绝不可忽视保障其职业利益而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以及促进作用。在具体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真正使得主任检察官无“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大众对该职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主任检察官的责任意识，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积极探索配套制度建立与改革，健全立法，为主任制提供良好生长的土壤。在破除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方面。应当尽快的出台相关立法解释或者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原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检察官法》进行修正补充。明确确立主任检察官在检察实践中的法律地位。把权、责、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制定具体主任检察官制度方面！各地检察系统除根据自身条件、特点因地制宜以外。应尽快地提交统一立法草案，由省级院甚至更高的决策机关统一出台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详细规定，方便各地检察机关跨区域合作。

第三、创新履职保障机制。推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利益跟不上”、“跟进保障”不足。主任检察官由于承受的工作强度大，担负责任重，工作标准高，有必要为其提供甚至是提高工作条件和利益保障。建立主任检察官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包括建立检察官分类管理、工资职务序列、办案津贴、晋级晋职优先以及住房、医疗、社会荣誉等保障待遇；对于担任主任检察官期间业绩突出的助理检察员，应当适时任命为检察员，增强主任检察官岗位的吸引力，通过改革建立起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整合现有人才资源的有效机制，引导优秀检察官向检察业务工作集中，向执法一线集中。

四、结语

通过前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贵阳市各人民检察院对于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一开始就有着通盘考虑，并作了详细、周密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改革的幅度涵盖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从办案主体、办案组织到办案权限在内的整个办案机制。虽然贵阳市各人民检察院的改革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可进一步商榷之处，但经由本次改革，我市的检察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对当前的检察工作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都有反思。

注释：

① 龙宗智：《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适度司法化改革》，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

② 陈旭：《建立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想》，《法学》2010年第2期。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7

关键词：办案责任制,错案追究,《条例》,《意见》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概念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指的是以主任检察官办案为实现形式, 实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明确了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 规定了检察人员职务过失的追责制度, 建立和完善检察官为办案主体的权责体制、组织关系、工作机制、保障机制、追责机制、监督机制等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总和。 (1)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 检察官作为办案的主体, 都被赋予了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使检察权及其相关的权力, 以保障其履行办案职责, 从而维护检察权的运行。肩负着保障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建立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以保障检察权的合理有效运行,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遴选具有良好专业素质、较强业务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检察官, 通过赋予一定的办案决定权, 改变“三级审批制”这一带有强烈行政化色彩的办案模式, 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的办案机制, 并建立相应的职权配置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以及相应追责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总和。 (2) 笔者认为, 以上两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定义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规定指出:办案责任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追责而追责, 而是为了划定责任边界进而保障检察权及相关权力的依法独立行使。

二、错案追究制度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一) 追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不论是检察人员错案责任追究还是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均要求对检察人员的行为进行追责。最高检2007年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和2015年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均对追责机制做出过规定, 但是仍有以下几点问题:

1. 程序启动难

2007年的《条例》和2015年的《意见》中, 均规定了追责的具体行为, 有的追责案件需要检委会或检察长的批准启动, 但对于某些导致严重后果的“错案”的问责, 无需检委会或检察长批准同意即可启动, 例如诉后无罪或者捕后无罪的案件。而实际操作中, 往往所有问责程序的启动均需提交检委会讨论并经检察长同意。这便可能导致个别案件检察长认为承办人并无过错, 决定不启动追责程序或是出现个别案件检委会讨论后没有后话等情况。

2. 追责程序不规范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执法过错责任的线索由监察部门或者政工部门负责 (3) 。2015年的《意见》中指出纪检监察机构负责调查, 报请检察长决定移送审议 (4) 。但实践中, 有些检察机关没有明确追责审查的具体部门, 使追责的调查主体不确定;有些检察机关没有对《条例》和《意见》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没有明确应当追责或不予追责的具体要求, 导致追责边界不清晰。

3. 监督主体有缺陷

目前, 《条例》和《意见》规定纪检监察机构或政工部门作为执法过错的线索管理和调查部门, 检察长或检委会享有对检察人员追责的决定权和审核权。但是当这些调查部门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相互推诿时, 并没有明确对应的监督主体 (5) 。这便导致《条例》和《意见》有关追责内容的执行力因为缺少相应的监督主体, 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 刑事错案的界定问题

科学的定义错案标准, 是对检察官追责的前提和基础。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中就对错案的定义做了规定 (6) 。因为检察机关只负责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 没有对案件最终的审判权, 因此, 在检查机关追责认定中的错案有必要与刑事执法错误行为进行有效的区分。刑事执法错误的外延要比错案界定的外延大得多。

(三) 刑事执法过错的认定标准问题

检察人员错案责任追究也要区别于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后者调整对象是错误的刑事执法行为, 其外延比错案责任追究要大。我们在既要界定好错案责任追究同时也应当使其区别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一些内容, 以使责任认定和追责机制更加完善。

三、对错案追究制度的完善意见

(一) 完善追责的启动程序

对错案追责的启动程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已经发生的执法错误后果, 一旦被发现, 只需要纪检监察机构依法对其进行调查, 之后再由检察长决定是否移交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决定;第二种是只出现执法过错, 还未产生后果, 应当由检委会决定进行司法责任认定的初查, 之后再交由专门的职务犯罪部门进行调查, 之后将调查结果送检委会审核, 最终决定是否进行追责。

(二) 完善追责的调查程序

执法过错线索的调查部门需要有很高的办案业务素质和相对中立性, 可以由案管部门承担调查主体的职能。案管部门一开始就对侦查机关送来的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过审核, 对案件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对侦监、公诉部门的案件进展状况也都有一定的监控, 具备承担调查主体的能力和资格, 同时也保持了其相对中立性。其既可以担当追责程序的启动主体, 也可以承担相对应的调查职责, 同时也可在检察长和检委会审核检察人员办案责任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三) 完善追责的监督程序

检委会的职能应更多的定位在决策职能上, 各类疑难案件大多都是通过检委会自身决定的。所以可能存在“错误的结果”本来就是检委会审议通过的此种情况。而在追责程序中又需要检委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进行核查追责, 这不免会产生上文所说的不作为的现象发生。因此完善追责机制还要对检委会的权责划分以及相关议事规则进行完善。

(四) 确立检察人员豁免制度

检察人员因为本身的知识储备、办案经验以及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认知不同, 有可能对某些案件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会产生一定的主观认识不足, 由此其承办的案件也会存在一些偏差, 这应当被体谅。刑事案件的办理是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综合考量, 不能一味的以追究过错的角度来对案件的办理进行考量。任何国家的司法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到证据因素、群众倾向、社会效果的影响, 有些因为办事不谨慎和办案素质不高造成的差错可以通过案件质量评查等制度加以规范, 没有必要一定以过错责任的角度进行追责。建立检察人员豁免制度, 是对检察人员承办具体案件提供的法律保护,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检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才能更好的提升检察队伍整体的工作积极性。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完善, 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新指导意见为基础, 各级地方检察机关不断的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性的研究, 才能逐步完善整体的检察机关办案体制, 才能更好的落实和推进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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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向泽选.检察权内部独立行使的模式选择[J].人民检察, 2014 (10) .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8

一、现实困境———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现实意义与困境

(一)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现实意义

党中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时期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要求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坚持不懈的推动检察机关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使检察权, 确保其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干扰。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完善主审检察官、主任检察官的办案责任制, 落实到人, 谁办案谁负责”的理念, 让不少法律人看到了法制的另一个春天。在新时期,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新方向、新命题。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 司法活动要严格遵循亲历性、中立性和独立性原则, 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形式中的行政化色彩浓郁, 令人堪忧, 若是不能达到办案者定案, 势必影响监察机关的办案质量。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核心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打破了建立于独立性弱、职权不清、地位不明的“三级审批制”, 解决了检察机关办案模式的瓶颈。在试点改革有效推行的大背景下, 检察官被充分赋予检察权, 一方面提升了检察机关独立办案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另一方面对其他未作为首批试点地区检察机关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 主任检察官制度在改革试点中的困境

1. 主体地位不明, 缺乏严格的选任规定

自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以来, 在各地区效果显著, 大大的提高了监察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使工作速度和质量都有进步。但是如今《检察官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主任检察官”这一新名词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由于主任检察官的地位没有明确规定, 职权没有合法的依据, 范围界定不清晰, 在试行中与三级审批制、检委会集体决策制会出现理论抵触。

各地的检察机关对于入职人员普遍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有一定工作年限及相关办案经验, 符合《公务员法》及《检察官法》对入职人员的最低要求。而作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核心的主任检察官, 笔者认为, 应采取更为严格的招募办法, 除符合上述普通检察官的要求外, 还应进一步考察其实际的办案水平。而据笔者了解, 作为全国首先试水司法改革的上海宝山区基层人民检察院, 在该院公诉部门的9名检察官均是通过了该院组织的主诉检察官考试, 但是对于其具体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究, 笔者个人认为, 这与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目标是有差别的。主任检察官只有首先做到个人业务本领过硬, 才能再谈如何“去行政化”。

2.“去行政化”步步维艰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初衷是要彻底抛去自下而上层层审批的行政体制, 切实提高检察官的办事效率。首批试点选取的大多是工作基础较好的基层检察院, 但是首批试点反映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一方面, 检察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利并不掌控在检查机关手中, 而是与行政级别直接相关。基于这一优势, 行政机关有机会把一些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硬塞给检查机关, 而检察机关只能安排接下。前两年闹得很火的“军转干”事件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为了安抚部队及其家属的情绪, 地方党政把退伍军人直接塞给公安、司法、检察各个系统。另一方面, 以“承办人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批、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为核心的三级审批施行时间已长。尽管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施行使检察官拥有了部分自主决定权, 但是由于缺乏立法基础, 领导干部不“放权”, 是否行使, 如何行使还是检察官心中最大的问题。

3.“权责利”难统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初衷就是实现权责利的有机统一。但是通过试点改革反应出的问题分析, 改革越是深入、越是彻底, 越难以实现权责利的统一。领导干部的权利下放到主任检察官身上, 其责任更重, 风险更大, 却没有收获与之对等的利益。主任检察官们难免日日提心吊胆, 生怕审错案子, 追责到自己。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树立检察官办案的责任意识, 在“权”和“利”方面, 应当建立其相适应的保障机制, 对工作表现优异的检察官给予适当奖励, 以提高其积极性。

二、改革难题———主任检察官制度试点改革中的问题

(一) “扁平化”的自身缺陷

扁平化组织是指管理层次少而管理幅度大的一种组织结构形态, 具有密切上下级关系, 信息纵向流动快, 管理费用低等优点, 缺点是权力分散, 不易实现严格控制, 员工晋升机会少等。检察院的扁平化的办案组织当然也存在这些固有问题, 主任检察官自主决定取代原有的“三级审批制”和“领导审批制”, 势必会造成领导权力的“弱化”。主任检察官独立审案、独立定案, 独立性提高的同时, 积极性和办案效率也有所提高。但是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要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责任, 这就对主任检察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缺乏立法层面的制度保障

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刑事诉讼规则》, 其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 由检查人员承办, 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 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开展主任检察官试点工作, 主任检察官制度的一个核心就是权力的归属, 主任检察官的权利来自于上级检察长, 上级“放权”的多少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作支撑, 随意性太大。甚至部分地区仍然以12年新施行的《刑事诉讼规则》中有关“三级审批制”的规定来对抗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推行。主任检察官制度如果没有立法支撑, 在面对监察机关内部和外界的质疑时很难自圆其说, 恐怕这项制度的改革会走主诉检察官、主审检察官制度的老路。因此笔者在这里真诚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尽快着手立法制度的完善, 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推行提供有力保障。

(三) 完善利益激励机制作为思想动力

按照“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 主任检察官比普通检察官承担更多的工作压力和责任, 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 在把一般刑事案件批捕权、副科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权、民行案件提请抗诉决定权等权限赋予主任检察官的同时, 明确规定没有行政级别的主任检察官享有不低于部门副职的待遇, 任职满一年后可以享有晋升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竞争资格。这一规定的施行, 获得了广大青年检察人员的热烈拥护,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热情;但也有弊端, 一年的晋级年限过短, 一些青年主任检察官在取得部门副职待遇后可能会辞去主任检察官的职务, 这就会导致培养的人才流失到干部岗位, 真正做主任检察官的人少;使得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核心的办案责任制成为检察官们晋级的跳板, 失去了这一制度原本的初衷。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做到级别和待遇的分离。

三、发展路径———对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建议

(一) 建立新型办案模式

随着检察机关内部层级审批制的取消, 建立与新型的主任检察官制度相配套的科学合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型办案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 一方面, 可以参照“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按比例适当减少内设机构, 把不必要、不常用的内设机构分化整合, 成立新的部门。另一方面, 可以建立以主任检察官、检察官、书记员为核心的办案小队, 增进联系, 提高办案效率。

(二) 落实待遇、完善保障机制

明确主任检察官在检查系统的地位和威信, 只有名正, 才能达到言顺。根据各个地区社会治安、犯罪率等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的建立一套主任检察官的遴选、奖惩、待遇机制。从下级检察官中遴选出工作能力突出的检察官进入上级检察院, 不仅促进检察院系统人员的流动, 而且激励年轻检察员们的工作热情。当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原则, 承担较多风险的主任检察官理应在待遇上有别于普通检察官, 从而保证主任检察官队伍的廉洁。

上级检察官放权是否过度是一个大问题, 笔者认为, 权利要一点点放, 责任要一点点担。检察长和检委会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中仍是一个关键环节, 试点阶段, 仍应由检委会和检察长对于主任检察官的办案率、错案率、结案率进行综合监督考察, 对于适格的检察官允许放权、甚至加大放权;反之对于不能胜任的检察官应当收回权利。以确保检察权能够正确行使, 办案质量能够切实提高, 更好保障公民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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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卫东.司法‘去地方去’:司法体制改革的逻辑、挑战及其应对[J].环球法律评论, 2014 (1) .

[3]孙谦.检查:理念、制度与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9

检调和解虽然在实务工作中获得较多青睐, 但由于检察机关本身的地位和属性, 从法学理念的层面来说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探讨。

一、检调对接可行性之思考

(一) “恢复性司法”为检调对接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恢复性司法作为国外一项刑事司法改革运动,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美洲, 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在刑事事项中使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对恢复性程序的定义:“恢复性程序是指犯罪人、受害人或犯罪案件的其他当事人共同参与解决由该犯罪所引发的事项, 常常是在代理人的协助下进行。”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 从深层次化解矛盾, 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 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通过对传统的严格法律原则的突破, 寻求社会关系的长久安定。恢复性司法的此种理念并不专属于刑事司法程序, 其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检察主题也是一致的。在工作实践中, 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谈判, 以赔偿、道歉等形式化解消极因素与调动积极因素同等重要, 一定程度上调动积极因素更具有长远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意义。检调对接与恢复性司法的法理学基础是一致的, 其根本都在于对人的尊重, 将公民或当事人当作司法的主体来对待。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 “检调对接”机制的诞生也可谓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力支撑, 它日益成为检察工作服务和谐、建设和谐、保障和谐的重要司法手段。

(二) 人民调解制度研究为检调对接机制奠定了实践基础

人民调解是具有纯朴性质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精神的矛盾纠纷调解方式,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融和了我国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民情以及民族心理素质等特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 民间调解形式多种多样。它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这一最基础的国家治理单元为依托, 形成了庞大的系统和广泛的覆盖, 并长期在解决民间纠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 在实践中可以以此作为开展与推进检调对接的一个平台, 建立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充分将民间的社会资源为我所用。

(三) 依法治国与社会维稳都是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应有之义

所谓“和谐”, 就是指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 相生相长, 共同发展的一种美好境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当前语境之下, 检调对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当事人作为纠纷的发端, 如何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对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课题有着重要价值。民事纠纷往往和当事人的私利相关, 并不存在违反社会公利的情形, 争议双方也并非处在非黑即白的对峙中, 更多时候, 只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 陷入不可调和的灰色状态。无论从民事主体对私权的主导地位, 还是从社会维稳的角度出发, 正确处理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关系、化解民事矛盾,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检调对接制度主张争议双方在一定合意基础之上面对面沟通、商谈, 达成和解协议, 以此换来对自身权利的最大决断权。以这种平和的方式纠纷解决, 显然成为和谐社会背景之下处理民事案件的正确方向, 与此同时, 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为检调对接的创新提供了宽容的政治基础。

二、对促进民事检察监督中检调和解的建议

(一) 民事检调和解应遵循自愿、合法、效率三原则

在检调和解中当事人应是第一位主体, 是调解、和解活动的主要支配者和实质参与者, 整个程序都应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保障其行为自由, 进入“检调和解”程序一定得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因此, 主办检察官必须向当事人阐明其相应的权利义务, 保障当事人权益不因和解制度受到“二次侵害”。当然, 检调和解所强调的当事人在案件中的“主动性”, 并非是绝对的自由处分。相反, 任何调解、和解的过程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所得出的结果也必须经受合法性的检验, 不能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与此同时, 减少办案环节, 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办案资源, 提高办案效率, 也是关乎民事检察监督能力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机制不畅造成的办案时间拖延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也违背了检调对接机制的“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初衷。民行检察要真正发挥作用, 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抗诉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检察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审慎地行使法律监督权, 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 树立民行检察的权威, 进而壮大民行检察的声势。

(二) 民事检察和解案件应符合慎选条件

检察机关引导促成检察和解应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使监督达到最佳效果。实践能说中, 以下几类案件比较适合引进检察和解机制:一、案件本身不符合抗诉条件, 但被申诉方存在一定过错, 有损申诉方实体权益的;二、法院判决有错误, 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 即使抗诉, 其预期效果也不甚明显的;三、发生在家庭、亲属、邻里之间的案件, 经过劝解, 当事人能够尽释前嫌, 有和解希望的;四、因特殊原因导致法院迟迟不能执行已生效判决, 被执行人有和解意愿的。分析上述几中情形, 可以看出, 能够进入检察和解的案件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 当事人双方有和解的可能, 调解、和解机制建立的根本条件是争议双方自愿对案件相关进行协商;其次, 生效判决的执行确有困难, 机械遵守法律规则不仅使法律权威进退维谷, 同时也无法收获良好的社会效果;最后, 检察和解不能损害第三人、集体以及公众的利益。综上, 检察机关在尽力化解社会矛盾和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之间必须把握好界限, 有的放矢地引入“大调解”理念, 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三) 对民事检察和解案件救济机制的构想

调解、和解案件的结果一般通过调解协议来表示, 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 如果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又拒绝履行, 当事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笔者认为, 此处的制度设计, 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内容进行规范。

经检察调解的案件所制作的调解协议也应当具有合同的性质, 因为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 包含当事人之间对相关利益的分配达成的合意, 签署后不应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 待价而沽, 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是提升调解地位、树立调解威信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当检察和解中产生的调解协议与原判决不一致时, 调解协议就对原判决的执行具有一定的阻却效力, 因此, 笔者认为, 对可以进行检察和解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否则就易造成司法机关各个“结果”之间互相冲突的混乱局面, 也会使“大调解”走向过分的泛化。析言之:首先, 对原判决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允许调解, 如事实认定、责任认定、侵权内容认定等, 实体权利义务经过原审法院举证、质证等阶段的严格审理, 反映了法律对案件的基本判准, 从判决的安定性角度出发, 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私下协商、谈判的方式任意改变, 如若确有错误, 应该按照抗诉程序进行纠正;其次, 检察和解应主要针对判决中的执行部分进行协商, 如赔偿数额、赔偿方式、赔偿时间等。判决执行难是当前基层法院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此, 从表面上看检调和解似乎与既判力理论相悖, 有损法院权威, 但实质上, 通过对判决执行方式的修正, 反而能从根本上维护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拘束力, 也可以说, 是以牺牲一定公权力为代价换取更广泛的社会公允。肇始于这样一种理念, 检察机关在整个检察和解过程中不仅应起到居间调停、控制程序的作用, 明确告知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 更应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法律监督、维护实体公正,

综上, 必须把检调对接放到检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中来考虑, 以增进社会大和谐为原则, 以个案的宽缓处理为前提, 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孟一姝.恢复性司法理念解读[J].新学术, 2007 (5) .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10

近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 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呈现了高发态势。此类案件类型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型案件, 例如经济垄断, 侵犯众多消费者知情权等;二是环境污染型案件, 侵犯不特定群体的健康权;三是行政机关的不正确履职导致的侵犯公共权益的案件, 例如行政性垄断、国有资产的非正常减少、行政行为侵权等。

随着检察改革的推进, 检察官责任制、员额制、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成为了此次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检察制度改革, 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也将进行整合。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应划分为刑事检察、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综合业务四个方面。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 (检察官助理、司法警察、书记员、技术人员) 、司法行政人员。本文以公益诉讼的属性与特征为切入点, 深入研究检察改革后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机制, 进而提出了笔者的构想。文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结合我国当下检察改革的实际, 提出了公益诉讼办案队伍建设的构想。由于公益诉讼的本着维护公共利益及民事、经济法律正确实施的宗旨, 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权是民事检察权的延伸, 但并不等同于民事行政检察权, 因为公益诉讼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法律监督, 而公权力介入则意味着国家加强经济活动的监管, 行政机关及其做出的行政行为譹) 的约束。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业务, 应当设立专门承担这种诉讼活动的内设机构, 此内设机构是独立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而检察机关也应当设置专门的公益诉讼部门与办案组, 确保国家对公益诉讼的资源与智力上的倾斜。

二、公益诉讼办案人员的产生

笔者认为, 公益诉讼部门办案组人员构成可以参照检察官遴选, 而又不完全照搬检察官的产生机制。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的来源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内部选拔机制。本院未被选任进入检察官序列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助理检察官或书记员可以参加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考试成为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二是公开遴选机制。鼓励通过司法考试并且具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经验譺) 的政法干警通过遴选考试加入公益诉讼检察官队伍。三是社会招考机制。允许符合检察官任职条件的民商法、行政法律师、法学家通过笔试、面试, 担任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

通过检察官任职考试的人员, 在试用期满合格后, 由本院党组提名, 经同级人大任命取得检察官资格。如果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符合其他业务部门检察官的任职条件, 可以实行内部人员流动, 担任其他业务部门的检察官。公益诉讼检察官助理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或遴选产生, 实行严格的分类招录制度。公益诉讼检察官助理应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与公务员考试, 试用期满合格后任命为检察官助理。针对书记员的招录, 应当要求其具有相应的速录能力或资格, 可在书记员招录的面试环节中应当增加速录能力考试。

三、公益诉讼办案组

(一) 办案组人员组成

公益诉讼办案人员包括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三类。笔者建议, 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一般由15至20人组成, 包括正副负责人各1人, 内勤1至2人, 下辖3个办案组, 分别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办案组”、“行政公益诉讼办案组”、“环境公益诉讼办案组”, 每个办案组由4至6人组成, 检察官1人, 检察官助理2至3人, 书记员2至3人, 司法警察1人。办案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安排视承办案件的复杂程度, 由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决定。

(二) 办案组人员分工

检察官的职能是在决定立案之后统筹调查工作的开展, 调查方案应同负责人共同制定,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对本人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在案件调查终结后代表检察机关出庭参与公益诉讼。

检察官助理与书记员属于司法辅助人员序列, 接受检察官的业务指导, 具体负责实施调查活动, 执行调查方案以及其他程序性业务。调查工作结束后负责制作《XX公益诉讼案件呈请初查报告书》、《XX公益诉讼案件初查结论》、《XX公益诉讼案件呈请立案报告书》、《XX公益诉讼案件审查起诉报告书》等法律文书。调查活动结束后与检察官助理共同制作案件卷宗。在诉讼活动中, 书记员负责协同检察官助理记录案件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 内勤可由书记员担任, 负责日常行政性以及事务性工作。司法警察负责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在调查取证环节中的人身安全, 也可以参与调查取证工作。

(三) 办案人员的待遇与职级晋升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实行按期晋升的制度, 连续取得“称职”评价满4年即可晋升, 如果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提前1年晋升。检察官助理及书记员的级别分为5级, 也是实行按期晋升制度。工作满5年、符合条件的检察官助理可以参加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遴选考试。在待遇方面,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可以略高于同级别其他业务部门的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 增加专项办案津贴。具体标准由各省一级检察院会同财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视本地区经济情况制定;公益诉讼办案组的书记员待遇与职级晋升同其他部门书记员基本一致。

四、结语

公益诉讼制度历史悠久, 在发展历史上要早于检察制度。公益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 是实现请求权的诉讼, 而不是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也不是变更或终止某种法律关系。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这也是其区别于一般民事或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在公益诉讼中, 检察机关的介入只是充当“社会公共代理人”的角色, 并不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所以,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不完全是在履行国家法律监督职能, 主要是在维护社会公共的利益。

检察机关建立公益诉讼的有关制度, 是响应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都是这一举措的反映。公益诉讼不同于民事行政检察, 前者着重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后者以法律的正确实施为宗旨。检察权介入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公益与法律正确实施, 体现了法的秩序与正义的价值。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 这种诉讼较为特殊, 不仅仅是维护个体利益, 也有社会公共的利益, 公益诉讼重在自由的价值, 是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延伸。公益诉讼是一项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活动的业务, 在公益诉讼过程中, 办案人员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确定权益受到损害群体的范围以及具体的程度, 给社会造成的影响,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工作, 具有一定的难度、较一般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工作量较大。笔者认为, 公益诉讼权的正确运行, 需要专业的法律职业者进行操作。这就亟需构建公益诉讼官制度, 这不仅能够解决检察权与公益诉讼权的矛盾, 也有助于实现一些专工民商法与行政法的检察干警人尽其才, 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笔者提出建立一套独立的公益诉讼办案机制。一是建立独立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公益诉讼部门, 受检察机关党组的直接领导。二是建立公益诉讼办案程序, 经过“案件受理-线索初查-立案-调查取证-审查起诉-提起诉讼-诉讼监督”的程序, 诉讼监督贯穿于公益诉讼的始终。线索初查、立案、审查起诉、提起诉讼、诉讼监督等程序的启动由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 案件调查取证的策略、方案由检察官决定, 由检察官助理负责实施。检察官与检察助理负责出庭参诉, 案件的记录或其他事务性工作由书记员负责执行。

摘要：公益诉讼制度历史悠久, 在发展历史上要早于检察制度。公益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 是实现请求权的诉讼, 而不是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也不是变更或终止某种法律关系。公益诉讼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这也是其区别于一般民事或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检察机关被赋予了公益诉讼权能, 因而公益诉讼业务也应当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独立业务, 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活动应由专门人员承担, 文章从公益诉讼与司法改革的两个角度出发, 浅谈公益诉讼办案队伍的构建。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队伍,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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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办案让证人买单涉嫌受贿 篇11

正值中央推行“八项规定”之际，作为国家司法人员，李晓明接受商人的头等舱、五星级宾馆招待，无疑是顶风违纪，也涉嫌受贿，有悖于检察官应有的廉洁性。

诡谲的是，虽然李晓明涉嫌违纪很明显，但涉事检察院宣传处处长却坚称，在此案中李晓明不必回避，理由是，李晓明与当事人齐屿没任何亲属和利害关系。但他大概忘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还规定，司法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也应该回避。

反贪局局长从案件利害相关人那里得到不菲“好处”，且“犯罪地”在海南省澄迈县，李晓明却带队直飞三亚。这难道还不属于法定的“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情形吗？检察人员如果连起码的“瓜田李下”都不能避嫌，又如何保证司法公平？

另外，这其中“案中案”的办案程序极为蹊跷：齐屿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依《刑事诉讼法》规定，此案应由公安立案管辖，而不是由检察院直接立案；涉案土地在海南，不应由长春市双阳区检察院管辖。还有，“盛情款待”李晓明的商人郭昆，有行贿“前科”，曾涉“行贿案”，但因单位行贿罪的“情节轻微”，得以不起诉。这次他是否又涉嫌行贿犯罪，应被查明。基于这些复杂情况，该案中应被查究的，不该只是办案人员接受不正当“吃请”。

禁令当前，作为反贪局长的李晓明公然接受案件利害相关、有行贿“前科”者的吃请、买单，无疑是知法犯法；面对舆论监督，涉事检察院方面还能振振有词，找出不用回避的理由，真不知其置法律尊严于何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决清除政法系统的“害群之马”。希望有关方面也能就此案，以依法追责、绝不护犊的姿态，给公众一个明确交代。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徐明轩）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题 篇12

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在案件的办理与检务管理过程中, 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信息化技术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随着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得不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在近些年, 办公自动化、检察内网等已经正常的使用了, 其对检察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并得到了检察干部的肯定。就目前的案件管理系统, 有助于改变案件的单一的线性管理的方式, 如管理混乱、信息失真等状况, 若是能够对案件进行一个有效地管理, 定能够让管理水平与工作的发展要求一致, 并保证案件的质量。案件情报信息系统是能够梳理案件的线索, 疏通线索的来源, 并建立情报信息的交流渠道, 服务于案件侦查的一个软件系统, 其能够有效地加快案件的侦查速度, 这些都是建立在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上的。但针对于检察业务的考核系统、法庭证据的展示系统等都有待建立, 而数字化管理则是能够使检察工作更加阳光、更加公正的一个有效途径, 也是一个发展趋势。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技术也曾经应用到破案当中去, 但近些年却未被用到, 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技术主要是针对一些通过计算机软件或网络来进行犯罪的案件。由于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的广泛应用, 网络欺诈、侵权以及网络信息泄露等网络犯罪案件的增加, 针对此类案件, 若是能够在早期就运用计算机的数据处理技术, 必定能够大大地提高侦查的效率。因此, 应该让这项技术充分地应用起来, 不至于冷却、遗忘。同样的, 心理测试技术也有了适当的应用, 但仍未充分的应用, 案件业务部仍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不愿、不敢去尝试与使用心理测试技术。通过心理测试技术来进行检察工作时, 必须做到日日练兵、精化技术, 且不能掉以轻心。在进行检察工作时, 应该做到全面、有效地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力量与技术, 以保证能够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二、检察信息技术的运用

检察信息技术的运用, 是指将信息与数据运用到检察工作中去, 那么, 在具体的检察业务当中, 怎样通过检察信息技术来有效地提高办案的质量呢?

(一) 智能化考核系统, 创新管理机制

这里所说的智能化考核系统是指根据省或市的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的各种考核办法作为依托, 并在网上通过各种业务系统来推行。这些考核系统主要是针对业务管理系统的数据记录, 主要包含自动考核、部门考核、自评考核、以及本院、市院的考核, 考核后的反馈环节等等, 是能够有效地提高考核的效率的。可进行纸面考核的模式无法实现的个案的考核, 真正地达到人人考、案案考的目标, 也为案件管理的加强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 依托数据库和软件, 深入利用资源

通过数据库和软件的应用可以实现各种动态业务的管理软件在网上的办理。若是能够建立一个比较规范的关于检查业务的数据库, 并通过数据库来提供比较全面、丰富的统计与分析功能, 能够方便、快捷的对案件进行查询。真正地达到从宏观的分析、统计到微观的、具体的案件的管理、监控与查询等目的, 是能够为院领导对案件的决策、管理、分析等提供方便的。

(三) 改变采集方式, 案件办理与信息提取同步

案件的信息数据的采集过程是整个案件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在以往的业务软件采用的基本都是表格、表单方式, 需要人手工录入, 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或结束后都需要按照固定的要求来填写案件信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够及时、有效、准确地进行案件信息的采集, 还容易造成工作人员的抵触情绪, 认为这种方式增加了其工作量。若是能够改变这种表单、表格录入方式, 通过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来经常信息的录入、提取、查询等, 可大量地减轻信息录入的工作量, 实现案件的办理与信息提取的同步, 达到提高办案效率与规范化程序的目的。

(四) 破除资源所有, 实行信息共享

破除资源所有, 实行信息共享, 是指通过对信息资源的统一规划来实现不同的办案部门、上下级院以及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信息资源的共享。在进行办案时, 可共享前面案件的信息, 并在该案件办结后进行共享, 以备以后案件的查询、参考等需要。如此一来, 可提高不同案件、不同环节之间的工作效率, 也为监督、制约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方便。如备案审查、案件报批、个案指导以及线索的流转评估、案件的协查等阶段都实现了网络化, 不仅改变了各个业务部门、上下级院之间的工作模式, 还实现了与法院、看守所等处的信息共享, 大大地拓宽诉讼、监督的渠道, 降低了工作、资源的成本。

(五) 建立网上执法档案, 创新建设机制

通过业务管理系统来进行案件的办理、案件的质量等工作信息的管理, 来实现执法数量、质量、效率以及作风、纪律等相关信息的一个汇总。还能通过这个业务管理系统来记录检察办案人员的成长轨迹, 以对其个人的一个综合的、客观的效绩的评价。同时, 还可以通过对干警进行在线考试, 在干警自己的电脑端登录系统, 并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相关的学习内容, 以及相关的考试与培训等, 以达到教育培训有效性的提高。

(六) 检务信息化, 创新管理机制

为了能够更加地规范检察机关的扣押与冻结款、物的工作, 可通过开通一些关于款物的冻结、扣押的管理系统, 有助于业务部和行政管理部的协同工作, 达到避免案结物不清楚的目的。还可通过来建设警备车的导航信息的管理等应用系统的应用来保证警备车辆的安全, 以及能够规范地使用。通过技术的运用,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的, 而计算机、网络以及信息化是能够实现办案准确、高效、一步到位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充分的运用计算机、网络、信息化是让办案更为准确、更为快捷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大力地开展反贪、贿赂、犯罪和职务犯罪, 并强调强化业务和管理水平的当今, 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的不断深入与精化, 目光一致对准了检察技术, 对技术的依赖和要求愈来愈严格。若是能够将科学技术充分地融入到检察业务的发展和检察队伍的管理中, 并充分地将其应用到案件的侦查、证据核实的过程中, 将技术与案件的办理结合起来, 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提高侦查的水平、办案的质量以及办案的效率的。

参考文献

[1]黄海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效率谈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5) .

[2]徐发.以公正和效率为目标努力创建学习型检察院.理论前沿.200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