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通用12篇）
杂文 篇1
对于杂文这种文体,人们的认识至今还是含糊不清的。新近教学鲁迅的杂文,突有发现,觉得大师许多被称为杂文的文章,其实应该不能算是杂文,而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驳论文。
就拿他著名的《“友邦惊诧”论》来说,其实就是一篇标准的驳论文。该文开头第一段就摆出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诬蔑,即敌论。其中,“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是敌论的论据;“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则是敌论的论点。一看就知,这是驳论文写作中的“树靶子”的部分。
提出敌论之后,作者没有转到别的方面,而是直接承接前文,对敌论的论点——“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逐层深入地进行直接反驳,以揭示和彰显敌论的观点是多么的荒谬。这也是驳论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和步骤——“反驳论点”。
文章在结尾部分,援引《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明显是在用例证反驳敌论的论据——“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的虚假。最后加以总结,揭示出国民政府的罪恶本质和“友邦人士,莫名惊诧”的险恶用心。
总之,我认为,这篇文章思路纯正,完全符合驳论文的文体形式和写作规律,并没有牵扯到别的内容,看不出半点“杂”的迹象,也很难看出其中有何“文艺性”的特征,要把之定类为“杂文”,真是令人费解。
作为鲁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们也是称之为杂文。只要稍加注意,同样不难发现,这篇文章也具有十分鲜明的驳论文的文体特征。文章也是先提出敌论的论据,然后引述敌论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接下来,同样也承接前文对敌论进行反驳:首先,是对敌论进行直接反驳。然后,再提出并证明与敌论相反的观点——“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正确性,以此对之进行间接反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敌论论证漏洞所在——“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最后加以归总,得出结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总之,一句话,这篇被称为杂文的文章,其实同样也是一篇名副其实的驳论文。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们对杂文这种文体是缺乏正确认识的,基本上是把杂文与驳论文等同划一起来了,许多驳论文被误认为了杂文。实际上,尽管杂文与驳论文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却存在着十分严格的区别,不能把杂文说成是驳论文,也不能把驳论文说成是杂文。教学这类文章作品时,教师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按驳论文的文体及写作规律去教学。事实上,很多教师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已经在从驳论文的角度去教学鲁迅的一些被称之为“杂文”的文章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杂文 篇2
传说吹牛这一俗语来源于陕甘宁和内蒙古一带。以前，当地人过河，靠的是皮筏子，皮筏子是牛皮做的，用的时候，往里面吹气，扎好口后，作为渡河的工具，如果把几个小筏子连在一起就成为大筏子，就可以承载数千斤的重物过河。这个吹牛，就是往皮筏子里吹气。
在我的记忆中，乡下过年杀猪时，屠夫将猪杀死后，就会在猪的腿上靠近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然后用一根铁条插进皮下捅一捅，再用嘴使劲往里吹气，直到猪全身都膨胀起来，这样就容易用刮刀刮掉死猪身上的毛。这就叫吹猪。如果用这种方法对付牛，就叫吹牛。我也见过几次杀牛，就是没这程序。我曾问邻居孙爷爷，杀牛为何没吹气？孙爷爷哈哈大笑说，谁有那本事，谁说他能吹牛，那他肯定是日白的。
如今人们说的吹牛，就指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据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八成的人每天至少吹牛一次，超过四成的人每天吹牛超过三次。对多数人来说，吹牛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它可以快速地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认同，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吹牛的典范当属二战期间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有一次，德国空军一颗炸弹在他附近爆炸，警卫问他为什么不赶快躲开。他说：“希特勒永远造不出来能将麦克阿瑟炸掉的炸弹。”这吹牛让人获得心理博弈优势，在刻意“蔑视”对手的同时，缓解内心的焦虑。
不少人吹牛只是为了活跃气氛、玩笑取乐、增加点生活乐趣。一天，小区的人在一起乘凉聊天，甲说：我今天去银行存钱，带的钱太多了，营业员数了一上午才存完。乙说：那不多，俺家钱屋里都堆满了，小偷想进去偷，门都推不开了。后来发现，甲是开公交车的，他每天都要收一大袋子的一圆的硬币。乙是开小卖铺的，囤积了大量的给死人的烧纸。看来吹牛也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吹牛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或语言艺术，是热爱生活的表现。吹牛是调味剂，让我们在工作之余寻找到快乐，缓解生活的压力，自我陶醉。可不少人不仅业余吹牛，工作中也吹牛，事还没做或仅仅做了一部分就吹上了，有的则是无中生有。过去不少人认为实干不如会吹，好像不会吹就不能体现水平，于是就有了不吹白不吹，吹了没不白吹，没白吹谁不吹，不会吹的学着吹。有的人可能是吹过头了，或者是赶不上时代的节奏，还落下了精神或心理上疾病。说明吹牛也不是好玩的事。近来因工作中吹牛的人在逐渐减少，因现在要网上直报、上级督查，群众监督，特别是那责任追究，使吹牛专家们已没了用武之地，不得不退居二线，让那些做老实事，讲老实话的人有了一片天地。
杂文式微了吗 篇3
那是鲁迅笔下的雜文，是抨击敌人的利器，是打击对手的锐矛。之后的杂文，也曾声势浩大，许多名号响当当的杂文家，他们的作品至今没有被遗忘，如何满子、严秀、秦牧、邵燕祥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杂文曾是报刊杂志的宠儿，几乎到无刊不有的地步。时至今日，杂文写作的盛况难以再现，杂文的专著不再占据畅销榜的位置，专事于杂文的报刊专栏似乎只能勉强维持。杂文在网络时代，似乎“沦落”成一个个更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更为辛辣讽刺的“段子”。杂文似乎式微了，甚至有人喊出了“杂文已死”。人们不再爱看杂文，因为在一些人的概念里，杂文似乎一贯重破坏轻建设，有人把一些缺乏写作技巧、缺乏智慧的杂文喻做“跳脚骂街”。
杂文究竟怎么了？就在人们为有式微趋势的杂文担心时，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套杂文丛书——“四方风杂文文丛”。这套丛书的出版表明，还是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愿意致力于杂文写作的，还有有责任感的出版机构愿意为振兴杂文尽一己之力。故编辑部特别邀请该丛书的四位作者，和读者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杂文现状，以及杂文写作该如何突破瓶颈，以再回黄金时代。
杂文包 篇4
这篇杂文很有杂文味, 它迷人的杂文味主要是靠正话反说体现出来的。此文的引子是不久前网络上发生的真实事件, 无辜的麻雀又被人们推向了风口浪尖, 不过这次还不错, 被众网民投票选为“国鸟”, 着实风光了一把。其实, 仔细一想, 国鸟的评选中麻雀高居榜首是有其道理的。不知道其它国家如何, 在中国, 麻雀的确是一大特色,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麻雀嫁女———细吹细打”、“麻雀饮河水——干不了”、“麻雀当家——叽叽喳喳”等围绕麻雀形成的俗语比比皆是。麻雀喜吃稻谷, 结果被列为“四害”, 遭到全国人们的捕杀, 惶惶不可终日, 沙叶新曾形容:“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 我敢说, 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 累死的吓死的!”可是麻雀又吃害虫, 所以最终幸运的被毛爷爷平反, 生生不息, 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 甚至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也不时飞过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生命之顽强令人肃然起敬。漫漫历史长河, 无论对麻雀的评价或褒或贬, 也无论麻雀的生存境遇或好或差, 总之灰不溜秋的麻雀坚韧不拔的延续了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麻雀这个小生灵业已成为中国人心中飞禽类的一个“原型”, 甚至已经幻化成芸芸众生的代表, 辛勤劳作的象征, 顽强不屈的文化符号, 因此, 麻雀被选为“国鸟”, 成为“草根英雄”的确不足为奇, 奇怪的只是某些所谓的专家无视民意, 毫不留情的给麻雀扣上了一顶顶帽子, 企图夺走“国鸟”的头衔, 这实在让人扼腕疼惜。因此这篇杂文与其说是麻雀“罪状”的罗列, 倒不如说是一曲麻雀的赞歌, 在赞歌声中, 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平民时代的到来。
夜莺杂文随笔 篇5
它为皇帝献唱如同它给渔夫献唱没什么两样。所以爱上它的皇帝成了一个悲伤的人儿。
他认为他拥有的最伟大的帝国，还有那座树叶间穿行着宝船的宫殿，配得上这只神奇的鸟儿。可是遗憾的是最伟大的帝国，最神奇的花园生不出一双配得上鸟儿的翅膀。
夜莺展翅高飞之时，皇帝认为自己失去了爱情。如果他只是一个渔夫，或者是个乞丐，他的痛苦就少了许多。贫穷割得断欲望，不奢望才撵得断痛苦。但是谁叫他是拥有伟大帝国的皇帝呢？
他可以为自己造一只鸟儿。它有蓝色琉璃做的身体，金色的珍珠做的喙，黄金雕的羽毛，蛋白石是它的眼睛,那里面流动着宇宙般的色彩。
最聪明的工匠给了它一颗会唱歌的心。
当第一道发条给予它生命时，它在象牙做的鸟笼里展开翅膀，唱出了它的歌。听到的人会说那是人造的奇迹，就像伟大的雕像，雄伟的围墙一样的奇迹。这只珠光宝气的鸟儿每天在皇帝的身边歌唱，要说跟原先的鸟儿有什么不同，你只能说它是人造的，它的歌声很美，充满了人工智慧的美。
有些人说它缺乏感情，那歌声里没有晨间的露珠，没有橙花下的心碎，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啊，这些听者都是对的，这只鸟儿歪着脑袋想。他们只是忽略了一个事实，机械做的鸟儿，没见过月亮也没见过太阳，自然不能歌颂它们。
但是它知道如何唱歌，而且它要为皇帝陛下唱歌。在这点上，归根结底，它和真实的夜莺是相似的，它们都对自己真实，它们的歌声都是各自真实的反应。毫无疑问，这只被机械赋予智慧的鸟儿，从智慧里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然而，这也许比那个长着翅膀的真鸟儿更让人难以琢磨。
因为，即使每天听着它美妙的歌，皇帝还是病倒了。他被病魔或者相思打倒了。
躺在黄金做的龙床上，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他不想再去调好那只机械的鸟儿。他甚至觉得它的存在是他对自己犯下的一次侮辱。原本不可代替的，他违背了天意妄想用人工去替代它。天命不可违，即使他是天子也要时刻对上天抱有敬意。这是他小时候老皇帝对他的告诫。他在死床上忏悔自己没有遵守父亲的教诲，为飞走的爱情和虚妄的补救而哭泣，一点没有念起那补救也曾带给他的快乐，而没有快乐的回忆让他死得更快。
大臣们议论他撑不过这个夜晚，仆人们放下床幔，熄灭了灯火，让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去面对死亡，直到一个最美丽的歌声又在他窗边响起。这次它不是唱给皇帝也不是唱给渔夫，而是唱给死亡。死亡听到它的歌声怀念起他最爱的花园，便急忙起身回去了。死亡一转身，爱情就让他活了过来。
皇帝睁开眼睛看到了他的小夜莺，他第一次坦诚的作为个人，而非皇帝，述说了他的心意，他的请求。小夜莺心中生出了怜悯，或者爱情。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它本身就充满慈悲和爱心。它答应皇帝还回他身边，倾听他的述说和心意。
胡适杂文自由精神随想 篇6
现代杂文是挟带着自由的飓风从《新青年》刮起，迅速席卷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时成为现代杂文的主流思想。胡适的杂文始终贯穿着鲜明的自由精神。一方面，他在杂文创作中宣扬自由精神，呼吁杂文创作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自由的精神创作杂文，不随波逐流，独立地表达个人的意志、思想，具有精神上的自由。
20世纪初胡适认为社会要发展，必须提倡个性解放。没有自由，没有人格，便和做奴隶一样。胡适坚决反对把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人格与国格截然对立起来的论调。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这样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深知，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从历史的深度进一层论述。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科学工业化；二是自由民主化。由此可知，胡适“真的个人主义”极力标榜的是特立独行的精神，即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也绝不退缩的独立人格和卓尔不群的自由风范。这就是胡适倡导的个性解放的理想新人。这种新人既有自由的思想意志，又敢于承担责任，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个人具有自由的思想意志，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一切，充分发展其个性，同时全面负责由其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这种个人自由和责任的紧密结合，意味着个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胡适杂文中倡导个性解放，也特别注重个人的社会责任。《不朽——我的宗教》这篇颇有影响的杂文就系统全面的、地阐述了他的这种自由思想。其次，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无限发展过程构成了社会（大我），个人（小我）只是这种因果链上的一个环，环环相递，绵延不绝——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胡适的这种自由思想，突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不可逃避的责任。这实际上是鼓励个人在积极参与社会革新中发现自己的个性，去恶扬善，实现自我价值。当时的中国状况正是需要这种个性的活力来激发群体的活力，从而使国家强盛，民族富强。所以这种张扬个性的自由思想是积极向上、充满着创造力和战斗精神的。这也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内核。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独立是保障自由的主观条件。个人独立和思想自由是胡适一生的追求，为此，他拒绝涉足政治、进入官场，而是在身份独立、精神独立的挣扎中追求自由。
容忍是保障精神自由的客观条件，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容忍的雅量，自由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胡适所说的容忍，乃是要求社会国家应当尊重人民对自己的生活自由尝试的权利，对真理怀疑的探讨的权利。胡适把“自由的世界”和“容忍的世界”等同了起来，凸出了容忍的重要地位。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所以他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容忍作为自由的根源，在争取自由中容忍，切不可过激，而要在一定的秩序内和平渐进。这种自由的思想始终贯穿在胡适的杂文中。胡适认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容忍的实质就是容忍不同的政见、思想、信仰容忍各种不同的思想、政见、信仰，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自由的前提是容忍。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更不会有进步。
在思想文化领域，容忍的具体表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不同的信念之间，通过平等善意的沟通、交流、讨论，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社会经济领域，封建统治者曾经闭关自守，造成国家的愚昧落后，封建主义的最终失败就已经证明“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国也只有接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等等，中国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世界各国都应有一个容忍的态度，这样才能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鲁迅的杂文产量 篇7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必然要说到中国杂文的旗帜人物鲁迅。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魂”鲁迅的研究，还是很需要深入的。比如说，假设有人出了这样两道选择题：1.鲁迅的杂文质量——高，一般，低;2.鲁迅的杂文产量——高，一般，低。我相信，一般人都会选择两个“高”。其实，第二道题选择“高”，错了。因为，这是想当然。正确的答案是“低”。
且看如下事实——鲁迅杂文产量的统计：
《三闲集》：1927年，8篇;1928年，14篇;1929年，13篇。《二心集》：1930年，11篇;1931年，27篇。《南腔北调集》：1932年，9篇;1933年，41篇。《且介亭杂文》：1934年，36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48篇。《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14篇。《附集》：1934年至1936年3年，21篇。这是鲁迅杂文创作最旺盛的10年的统计。10年杂文总产量是242篇。10年中，平均15天多也就是半个多月产1篇杂文。最少的年份，1年只产了8篇，平均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产1篇杂文。
鲁迅的杂文，产量低而质量高，文字少而影响大。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这个命题，也可以外延到文艺创作上：没有作品本身，哪来的作品质量?但是，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有了数量就一定有了质量。数量高而质量低，就是一个误区。当今的杂文创作，就进入了这个误区。鲁迅的杂文产量如果和当今一些杂文家的杂文产量相比，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特别是当今那些时评式“杂文”流水线写手们，其产量会是鲁迅的数倍、10倍。然而，如今的杂文家，有能够和鲁迅相提并论者么?恐怕没有。而且，不止是杂文界。古往今来，整个的文艺界，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唐朝的王之涣，一生写的诗，数量少得很。《全唐诗》中，只有他的6首诗。在全唐诗“拾遗”中，一首也没有。然而，王之涣却成了大唐诗国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白日依山尽”“黄河远上白云间”等6首诗几乎全是传诵之作。与王之涣相比，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上万首诗，并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广自己的“御制”，有些诗还刻在了石碑上来加以传布，但有几首流传开了呢?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时期，全国长篇小说的产量，低得很。而今，全国每年的长篇小说，产量在七八百部之巨，可有几部能够赶上“四大名著”的传播影响?据说，全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可被观众公认的剧、演质量双佳者，能够占到总产量的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和鲁迅反道而行，是当今杂文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通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外延到文艺界来。一个文艺创作者的创作能量——精力、时间、生活积累、对象观察等等，在一个时期是恒定的，不是无限的。这个能量，可以转换为作品。创作能量等于作品质量和产量的和数。作品质量和产量，看作是两个加数，是消耗创作能量的两个方面。在创作能量守恒的情况下，产量数值越大，质量数值越小;产量越高，质量越低。相反，十年磨一剑，像鲁迅说的作品写出来要多修改几遍，把创作能量较多地分配在质量上而较少地分配在产量上，就可能有高质量作品出来。“能量守恒定律”，在文艺创作上也可以叫“纳吐对等定律”。文艺创作家吸收积累的创作能量和创作即能量释放出的作品产量质量之和，是对等的。文艺创作，不可能超越这种规律。一些人想超越这种规律，又要提高产量又不影响质量，那无异于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鲁迅之所以创作成功，在于他清楚并遵循了这种规律。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第一条就是强调吸纳创作能量(“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就是提醒文艺创作者们要遵循文艺创作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即“纳吐对等定律”(“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
杂文包 篇8
在这个图像狂欢的时代, 便捷而无界的现代传媒既给我们带来了愉悦和新奇, 也常使我们陷入迷茫和困顿。文章从现代传媒对感官、心灵和头脑的负面影响入手, 深度审视现代传媒给孩子的注意力、分辨力、想象力、思考力、感受力带来的威胁和破坏, 倡导从音像的瀚海中走出来, 回归到传统的文字阅读方式和真实的生活, 以对抗现代传媒可能导致的人的异化, 进而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思索的自由。这种逆流而上的理性思维和回归真实的人本情怀, 是值得我们学习、思考的。
———春来
鲁迅杂文的语言讽刺艺术 篇9
鲁迅认为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 而且也能移人情”, “是匕首, 是投枪, 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感染力。其杂文语言表现出杰出的幽默才能, 卓越的讽刺艺术, 往往使文章机趣横生, 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鲁迅杂文讽刺艺术主要是通过反语、比喻等修辞手段实现的, 下面试做赏析:
一、反语
例: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记念刘和珍君》
其中, “伟绩”、“武功”两词是运用反语, 抨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野蛮行径。
二、比喻
例:譬如一个人, 脸上长了一个瘤, 额上肿出一颗疮, 的确与众不同, 显出他特别的样子, 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 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 同别人一样好———《随感录三十五》
鲁迅在文中把所谓的“国粹”, 比喻成“瘤”、“疮”, 非常辛辣地对保持“国粹”的守旧人物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三、夸张
例:当初, 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 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 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记雷锋塔的倒掉》
“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 采用夸张的手法对“法海禅师”的可耻下场作了入木三分的嘲弄。
四、双关
例:我在这里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 否则太不“摩登”了———《拿来主义》
鲁迅对追求时髦的“摩登”作风是一向反感的。在《夜颂》中, 他曾经指出过初学时髦的“摩登”女郎脸上的点点油汗, 使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窘态。在此文中“摩登”一词, 既挖苦了“送去主义”, 也旁敲侧击了“摩登”作风, 可谓一箭双雕。
五、婉曲
例:读书呀, 不错, 学生是应该读书的, 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 这才能够安心读书———《“友邦惊诧”论》
把对内镇压, 对外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 采用曲笔说成“大人老爷们”, 刻画出了他们对外十足的奴才嘴脸, 表达了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慨和蔑视。
六、仿词
例: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 自己不去, 别人也不许来, 自从给枪炮打破了门之后, 又碰了一串钉子, 到现在, 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 (《拿来主义》)
鲁迅在此文中, 运用了不少仿词, 如“闭关主义”、“送去主义”, 这些仿词切中时弊, 真正做到了“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
爸爸是一本杂文集 篇10
还记得有一次炒股赚了钱, 他面对电脑, 弯着腰, 双手紧握, 嘴里大喊 : “涨 , 涨 , 涨 , 啊———”身子还不停地颤动着。我也跟着兴奋, 觉得是天大的喜事, 因为不敢出声, 便躲在房间里, 学着他的样子, 不停地叫喊, 像是发了大财。
然而, 成长是残酷的, 爸爸没有工作, 我终究是知道了, 方才明白一个男人没有工作, 在家里带孩子是多么羞耻啊!
随后, 他开过的士, 开过围棋班, 但终没有一项坚持下来, 依旧坐在家中, 看股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从股票中还是赚了点钱, 买了台车。
提车后的一天晚上他喝多了酒, 满口胡话。他望着我不停地讲要多么认真地学习, 停顿了一会儿, 猛地把桌子一敲, 说道: “你爸爸为什么不吃铁饭碗?没学历混不好啊!”边说还边指指点点。这让我有些可怜起他来, 却又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的确非常不负责, 我的作业他从未检查过, 签字也是偶尔。从那以后, 我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定义他, 时常让我气愤, 又令人可怜。
这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我从深圳飞回宜昌, 他来接我, 我取完行李, 一回头便望见他向我招手。随后我上了车, 就在要出收费点时, 那个杆子突然关上, 碰到了车尾, 只见爸爸立马下车理论, 收费的人不住地道歉, 他也不说什么,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观察车尾, 还侧着身子迎着看光, 最后还摸了几下, 生怕刚才一杆子擦掉一点漆。我不禁有些心酸了, 爸爸竟如此爱惜他的这点血汗。我们继续走, 他忘记了不快, 跟我说起 刚刚他逃 车费的事 : “刚才航班晚点, 我来早了, 里面停车又要钱, 十分钟就要收费。”他停顿了一下, 似乎很神秘。我问:“然后呢?”“我就八分钟进来一次然后又出去。”说完他大笑, 我也跟着笑, 却泛起了泪花, 又想到刚才那一幕, 我眼泪差点没流下来。爸爸竟有如此的想法, 竟有那样的动作, 难道他习惯了失败, 失去了一个男人该有的向上的气魄吗?
杂文应从小切口入手 篇11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要求从重大社会问题中抓住最尖锐最能反映本质的一点或从一个侧面去做文章，写作者要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浪花看大海。从一人、一事、一物、一景或一言一语、一个小片段入手选题，读之朗朗上口，品之味道无穷。林语堂先生在《人世间》的发刊词中说：小品文（实指杂文）的“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徐懋庸先生在《金圣叹的极微论》中说“中国小品文（实指杂文）作家之取材，多自微小的苍蝇而不自伟大的宇宙”。例如邓拓的《一块瓦片》里的瓦片，郭沫若《黄狗与瓦釜》中的瓦釜，鲁迅杂文中的头发、胡须、牙齿、苍蝇、跳蚤等等都是“苍蝇之微”，这些信手拈来的材料经过作者的巧妙处理，却能闪现出哲理的光芒。
初学者觉得写巨型言论，做大文章有气势，有影响，过瘾，将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写进去，其实，结果是内容庞杂，大而无当，写得不具体不深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凌乱，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自己看了也感到乏味。写杂文跟畫画有时是相同的——以少胜多，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因此，杂文的写作应集中力量进攻一个目标，针对性强，容易攻破；分散力量四面出击就可能什么都说不清，还耗费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才能做到入木三分，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再深深地钻进去，挖掘出有用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小切口入手。那么如何从小切口入手呢？
杂文选题要切口小，必须从大处着眼，就是要求深刻领会上级的精神，了解下边的实际，或者说是“两头吃透”，把全局和实际结合起来。不仅要了解大局，知道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而且要了解具体问题，要弄清具体问题在大局中的位置。做不到这样的结合，没有对全局的科学认识和分析，就不会有正确的判断、引申和结论，也就做不到从一点抓起，以小见大。
一出戏，一部电影或者一部小说，要评价它是否是成功之作，其中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以及细节描写。是否符合艺术的真实，有无价值，就必须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再深入地进行思考；若对其中的片段与闪光点进行评论就更需要充分认识其在这部作品中的位置。这种从总体到部分的分析和选题，最恰当地说明了“从大处着眼”与“从小处入手”的辩证关系。时间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会避免杂文选题的空泛、无的放矢。
杂文的选题要切口小，还必须从具体事物的分析入手。一篇杂文，长不过千字，短则三五百字，决定其选题只能从具体事物抓起，从一点一滴抓起。读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一句话，一段新闻，一个故事，一点生活现象等等都可写成文章，而且寓意深长。在生活中，鲁迅善于发现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间的联系，从一点一滴分析入手，揭示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例如：《从拨火棍想起的》一文，从脍炙人口的杨家将故事中选择了杨家宿将焦赞为解主帅杨宗保保边关之围，回府求援，在天波府烧火丫头的拨火棍“教训”下，终于承认杨排风的非凡才干，并自甘居下，请佘太君让杨排风领兵马驰援的小故事作为题材，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反对压制，摧残人才，渴望起用贤能之士为四化建设出力的主题思想。
杂文与其它文体比较论 篇12
文学, 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 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 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 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 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在文学作品中, 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 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 (如:爱、恨、愁、哀等) 来实现的。文学创作过程中, 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 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 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 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杂文则不然,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 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 (类) 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 (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 进行剖析, 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 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但也不排除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 这些“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 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如《孙志刚替我而死》, 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 用了不足300字, 这与其说是描写, 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 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 然而对于杂文来说, 却很普遍。
二、杂文与小品文的区别
现代杂文和小品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两种新兴文体。但在现实中, 许多人对它们的区别十分模糊, 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 认为小品文就是杂文, 或杂文是小品文的一种。
小品文的历史和杂文一样悠久, 撇开古代人们对小品文的认识, 就现代小品文而言, 它往往也被称为“美文”。1932年冯三味认为小品文是针对内容单纯、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1933年周乐山罗列了周作人、冯三味、胡适、钟敬文、夏丐尊五家关于小品文的概念后, 据其利弊, 概括出较完美的结论“小品文是以精悍的谐趣的隽永的文字, 轻快的技巧, 表现人生之一角或片面的实感的短文。”1932年至1935年间, 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 并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小品文的文章, 定位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 以闲适为格调, 把战斗性的特点排除了出去。1947年, 唐弢认为“闲散飘逸、偏于抒情的为小品文, 凌厉峭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至此, 杂文和小品文已各立门户。
三、杂文与文艺性论文的区别
文艺性的论文主要借助政论语体抒发个人主张。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 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同时, 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 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 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尽管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 有些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 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但仍有许多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 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四、杂文与散文的区别
古代散文, 追其溯源, 可以说范围相当宽广, 它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无韵的散体文章, 它不仅包括了诗、词、曲赋等有格律韵调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散体形式而外, 还泛指一切非韵文的史、志、传、记、经、典、论著等文章体裁。古代杂文则指除正统诗文之外其它不能归类的杂体文章。现代散文, 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四分法”中的品种之一, 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记事抒情的文学体裁。
从创作机制而言, 作者创作意识中写杂文就是写杂文, 写散文就是写散文, 绝大多数作者意识是十分明确的, 这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 很少有人将二者混淆。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 读者阅读时对杂文和散文的区分也是非常明确的, 绝不会把杂文当散文, 就如同不会把诗歌和小说混淆一样。因此, 将杂文归于散文在实践中也是讲不通的。
因而, 各种理论将杂文归类于散文, 是犯了主客颠倒的常识性错误。将杂文归类于散文, 不仅与实践相背离, 在理论上也难立脚跟。
五、杂文与时评的区别
时评从本质而言, 是属于言论的一种, 但近来许多人将其和杂文相提并论, 甚至混为一谈, 这是很不科学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如下:
1.从杂文与时评的取材范围而言, 杂文之“杂”表现在材料的运用上, 它常常是围绕一点, 用发散思维的形式连类取譬, 旁征博引集中起博杂的材料以阐述某个道理。时评因其新闻性, 往往是“一事一议”, 就事论事, 它的材料多是报刊上报道的新闻事件, 有很强的时效性。而杂文可以谈古论今, 也可以评论新闻事件, 其取材范围比时评要宽广的多。
2.从杂文与时评的功能作用而言, 杂文要表达思想, 杂文的主要价值是其独到、深刻的思想价值。时评是“事评”, 针对的是具体的新闻事实, 追求的是“有效率的表达”, 需要对事实做出明确的判断。杂文的“思想”表达作用于人们的意识, 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 从而间接地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而时评“判断”的提出, 就事论事, 火力集中于一点, 往往会作用人们的行为, 直接促使某个具体问题得到解决。
3.从杂文与时评的艺术手法而言, 杂文和时评要表达独立的思想或判断, 但杂文的表达是“曲笔”的表达, 而时评的表达则是“直言”的表达。杂文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 而时评的表现技巧相对单一。如果说杂文关注的是“怎么说”, 那么时评强调的则是“说什么”。杂文可以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言说, 有一定程度的表达空间, 而时评的评是论非, 放言无忌, 充分言论的空间相对狭小。
4.批评意识或批判精神是杂文与生俱来的品性, 也是杂文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从文体诞生伊始, 杂文就是战斗的武器, 时代在变, 社会在变, 但杂文的批评性却没有变。杂文的批评意识决定了杂文关注的是阴暗面, 针对的是“假恶丑”, 这正是杂文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时评针对新闻事实可以颂是, 可以指非, 但这种判断的表达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以提建议、找对策、想办法的形式促使问题的及早解决, 时评的批评总不忘强调它的“建设性”。杂文的“批评性”与时评的“建设性”是“本同而末异”的两个东西, 但其出发点和立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总之, 将杂文归类于文学文体, 或归类于散文、小品文等是极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杂文已经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章体式。
参考文献
[1]三闲继序言.
[2]准月风谈.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