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城市联盟（共7篇）
国际旅游城市联盟 篇1
本刊讯面对城市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退化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指导和推进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2015 年11 月4 日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与新技术设备博览会”集中展示了行业发展成果,分析行业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中国城镇水务发展趋势。
大会由研讨会和博览会组成。大会开幕式综合论坛上,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做了题为《城市黑臭河道治理协同海绵城市建设》的主题报告。他指出,贯彻“水十条”的同时,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将两者协调起来,是水处理行业内人士必须要面对的紧迫性课题。面对城市河道治理的紧迫性和困难,仇保兴介绍了城市黑臭河道的治理案例,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截污纳管、引水释污、人工增氧、生物膜净化、恢复自然河道、生态浮床、稳定塘、水下生态修复八种黑臭河道治理方法。并强调以上方法一般都是相互组合,形成综合的治理方案。在此基础上,结合海绵城市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整体设计,能够有效地防止污染反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吹响了全国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号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对海绵城市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他指出,近年来,住建部出台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并在全国选取典型城市进行试点建设,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同时,综合海绵城市的绩效考核评价及时出台了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完善海绵型城市建设思路。章林伟还从规划引领、资金投入、技术支撑和责任主体落实等方面分析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途径。
来自国内外有关科研、政府、水务企业等从业人员共计3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暨综合论坛。
11 月4 日下午的海绵城市发展分论坛上,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全联城市基础设施商会、国家硅砂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海绵城市产业联盟也正式成立,首批成员54 家。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等领导为联盟成立揭牌并向部分成员单位颁发了证书。
国际旅游城市联盟 篇2
据悉, 城市标准化创新联盟的定位是“既要立足当前, 更要面向未来”的一个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新型城市标准化联盟, 工作方向是按照“围绕一条主线、强化两大服务、着力三个坚持”的基本要求, 拓展城市标准化工作空间, 加强城市间的合作交流以及与国际的接轨,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城市标准化创新联盟的诞生, 既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标准化工作改革的具体举措, 也是推动标准化服务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的重要载体和加强城市间标准化合作交流的有效平台, 对加快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进程, 提升内贸流通标准化水平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
今年7 月29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同意在上海等9个城市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的复函》, 同意在上海、南京、郑州、广州、成都、厦门、青岛、黄石和义乌9 个城市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 明确提出力争通过一年左右时间的探索, 形成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8 月26 日, 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把“加强流通标准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国家标准委的积极推动下, 由首批国内贸易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城市共同发起成立的城市标准化创新联盟, 将率先以内贸流通标准化作为联盟第一项重点工作, 探索制定相关领域团体标准或城市间联盟标准。
海峡西岸城市联盟问题探析 篇3
一、福州、厦门、泉州三大中心城市内部关系
福州、厦门、泉州这三个城市组合形态, 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当有特色的, 与沪宁杭大三角、深港、京津唐或苏锡常城市圈都有所不同。一是三个城市本身第一层面的立足点不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 是福建省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厦门作为经济特区,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龙头作用不可低估;泉州作为开放地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民营经济集聚区”, 实力和活力有目共睹。这些立足点, 是三大中心城市行政资源、人文资源、经济资源得以深度整合的重要前提。二是三个城市的区位都相当优越, 均拥有各自的出海口和深水良港。一旦三大城市联盟形成合力, 人、财、物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行政区藩篱名存实亡甚至被冲破, 以三大中心城市为依托、沿江沿路梯度推进、带动三个层面共同发展的构想就成为现实。三是三市的产业发展各有侧重。福州把电子信息、机械工业、轻工业、纺织、化工、医药列为重点产业;厦门要建设科技研发、对台工作“两个基地”, 旅游会展、金融贸易、航运物流、文化教育“四个中心”;泉州提出要依托五大传统优势、三大主导产业, 建设高新技术孵化、居民生产品制造、石油化学工业、农业特色产业、生产要素集散五大基地。这些不同的发展思路与举措, 有利于三市之间的产业融合互补。四是三个城市包括大交通体系在内的基础设施完备, 衔接也比较好。三点一线的组合形态与圈状城市群相比, 虽然在培育集聚辐射功能方面稍逊一筹, 但在占据发展要津、快速构架发展龙头、更有效地带动东、中、西三部协调发展方面, 也有着自身优势。这些优势如果发挥好, 将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无可比拟的强大推动力量。因此处理好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对三个城市的携手并进、联动发展至关重要。
二、三大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小城市的关系
区域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种“互补”现象。脱离区域腹地单独发展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 而缺乏中心城市的强引擎作用, 中小城市的各自为战也往往力不从心。对中心城市来说, 如果在边缘区域得不到资本的有效补充, 核心区域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并直接导致资本外流, 使得中心城市空间难以拓展, 影响力、辐射力难以提升, 而缺乏区域腹地的承接, 中心城市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升级的努力也很难见效。对中小城市来说, 是通过与中心城市的合作和战略联盟使各自优势产业得到联合和转移, 获得加倍的开放效应, 还是与中心城市的优势产业、强势资本短兵相接, 抗衡和挣脱中心城市的辐射集聚力量, 这种选择并不困难。市场经济已经使各地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 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集团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 应该自然产生集团认同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 从而走向区域联合。
虽然福州、厦门、泉州三个中心城市的地位非常重要, 但三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独撑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局;即使三个城市实力相加, 也难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先进地区相提并论。因此, 福建省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规划中, 不应再单纯的将发展重点集中于东部, 而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 在提高沿海地区发展水平, 实现连片繁荣的同时, 把加快山区开放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海峡西岸经济区与相邻经济区的关系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相邻经济区是相生相长的合作伙伴关系。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 就是区域分工与交换联系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任何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全国而言都应该是专业性和辅助性的。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并非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它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增强, 必须同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国内实力最强、增长最快的经济区域联系起来, 同资源丰富、优势突出的内陆省份联系起来, 推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连片繁荣和东中西部互动;必须进一步密切与台港澳的关系, 承接来自东岸台湾省的产业转移和实现资源互补, 并联手加强与世界各地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技术交流, 提高吸纳与消化、生成与创新能力。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 既要立足和发挥自身优势, 培育自己的产业集群, 又要充分考虑与其他经济区的对接互补;既要在区域竞争中谋求生存, 又要在区域合作中增强实力;既要力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又要维护和彰显祖国统一这一最高利益。
把握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宏观战略, 走城市联盟的道路, 理顺以上三种关系, 才能为福建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国际旅游城市联盟 篇4
一、作为大学联盟新形态的大学国际联盟
大学联盟已成为后合并时代国内高校发展的重要选择, 但大学联盟与传统的校际合作有何本质差异, 现有研究成果大都语焉不详。作为大学联盟的一种特殊形态, 大学国际联盟的组织特征与发展定位更需明确。
(一) 大学联盟是大学间的一种规范化合作形式
大学间合作与交流是大学管理领域的永恒话题。哈曼 (Kay Harman) 认为, 学术机构间的合作包括自愿合作、成立联合体、组建联邦、合并融合等多种形式。其中, 自愿合作 (Voluntary Cooperation) 是指双方有意识地开展协作, 不需要任何承诺情况下的相互帮助。联合体 (Consortia) 则是根据各方签订的协议, 为了共同的目标确立合作方式。联合体是一个正式组织, 由不同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各自独立, 有各自作为独立组织的章程和法人地位。联邦 (Federation) 则是不同团体间更高级的联合体或伙伴关系, 但每个机构仍保留学位授予权、财产权、管理权和债权。合并融合 (Amalgamation through Merger) 则是两个或更多的组织组合成一个整体, 依托统一的法人实体管理运行。这几种大学合作形式虽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但是在合作层次与方式上却存在诸多差异, 他们共同构成了大学间合作的纵向层次。[1]
笔者认为, 大学联盟是一种合作, 但它不是一种因某一孤立事件而启动的合作, 而是基于战略目的、长期稳定且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同时, 联盟不同于合并, 联盟成员仍然拥有对自身资源的完整的所有权, 但是在联盟中, 联盟成员又必须放弃对某些资源的排他支配权, 以履行联盟约定的义务。因此, 大学联盟不能简单化地等同为资源共享、学分互换、共同开发项目、合作办学、联合课程等模式, 必须拥有一套规范化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 不同于随意化的校际合作或联合办学。简言之, 大学联盟应该是一种规范化的合作, 是通过签订某种正式契约或协议而建立起来的松散型组织, 并由契约规定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与行为准则。基于此认识, 本文将大学联盟界定在成立联合体或组建联邦两种方式 (见图1) 。
(二) 大学国际联盟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联盟的新形态
大学国际联盟是指由一所或几所大学共同发起, 以增进合作、促进交流为宗旨, 以服务联盟成员、服务地区或全球为使命, 为解决地区或全球性问题而成立的大学联合体。[2]总体看, 大学国际联盟具有“地域广泛、成员优质、多元互补、国际导向”等特点。从联盟的地域看, 大学国际联盟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区域界限, 主要有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大学联盟、区域性多边大学联盟, 以及跨区域的全球性大学联盟。从联盟的成员看, 参与高校不仅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居重要地位, 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从合作方式上看, 与传统的校际合作和国内联盟不同, 大学国际联盟超越“一对一”的双边合作模式, 学校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依托的是多元主体平等协商机制, 呈现出多边并存的网状组织形态。从功能定位上看, 大学国际联盟以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各大学间科教合作与交流为己任, 极大地推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大学国际联盟的上述特征使得其与国内联盟和单边大学合作具有明显优势。第一, 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凝聚全球智慧, 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在面对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人口爆炸、资源紧张、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时, 国际联盟的应对能力显然更强。第二, 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联合培养、课程互认、互派交流等方式, 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第三, 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人才的国际流动。借助国际联盟, 各成员学校的高等教育证书将获得全球认可, 进而有助于打破人才流通的壁垒。第四, 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最大化利用国际高等教育资源, 优质高校的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更具有国际优势。第五, 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联盟学校的国际声誉, 从而更好地将已取得的成果资本化。最后, 联盟高校在保持内部独特性的前提下, 能够在相互学习与借鉴中推进本校的持续变革, 从而促进联盟高校组织革新与战略转型。
二、大学国际联盟的主要类型与典型案例
据英国利兹大学的安德鲁 (Andrew Gunn) 教授等人统计, 目前各种区域性、全球性的大学国际联盟已有20余个。[3]从地理空间维度, 本文将大学国际联盟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 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大学国际联盟
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大学联盟是两个独立国家内的两所及以上高校, 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行政区划界限, 通过签署战略联盟协议而组建的联盟体, 较为知名的有沃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盟 (Wharton-Insead Alliance) 、剑桥—麻省理工研究院 (Cambridge-MIT Institute) 、厄勒大学联盟 (The覫resund University Alliance) 等。其中, 沃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盟成立于2002年,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成立。联盟在法国的枫丹白露、新加坡、美国的费城和芝加哥等四个校园里提供全球化的工商管理课程, 学生可以在四个校园中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剑桥—麻省理工研究院致力于增强两所学校的创业能力、科技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自成立以来, 研究院资助了超过100余个项目, 涉及健康、交通、工程、信息技术等领域, 还联合开发了生物工程、城市规划和设计等课程。
厄勒大学联盟成立于1997年, 由位于瑞典和丹麦两国交界的厄勒地区的大学组成, 包括在瑞典的隆德技术学院、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丹麦科技大学等12所大学和学院, 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松散的大学联合体, 以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据统计, 联盟目前有学生14万人, 专职研究人员1万人, 6, 500名博士研究生, 4, 000名留学生, 同世界上800余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培养了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4]此外, 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同英国的沃里克大学之间的联盟也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大学联盟。
(二) 区域内的多边大学国际联盟
区域内的多边大学国际联盟是指某一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多所大学, 通过签订联盟协议而组建的联合体, 代表性的包括欧洲的理工科大学联盟 (IDEA)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LERU) , 以及亚太地区的东盟大学联盟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AUN) 、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ARU)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 , 等等。其中, IDEA由英国的伦敦帝国学院、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瑞士的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四所著名理工科大学在1999年发起成立, 目的在于适应大学国际化战略和博洛尼亚进程的需要。联盟的管理机构是来自四所大学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 以及委员会基础上的轮值主席。LERU则是由欧洲12所顶级研究型大学在2002年组成, 其宗旨是“致力于卓越教育、知识创新和全面性研究的推广”。
AUN成立于1995年, 成员包括来自东盟10个成员国的21所著名高校。联盟为促进各国高校开展人员交流、合作研究与资源开发, 构建充满活力、国际认可的东盟高等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APRU由包括环太平洋地区16个经济体的36所高校于1997年创立, 其宗旨是发展联盟成员间教育、研究和创新合作, 为亚太地区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作贡献。北京大学等6所国内高校是该联盟成员。联盟在2006年成立了APRU国际学院, 合作开展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科学创新及环境变化等领域的国际研究。AEARU成立于1996年, 是由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大学组成, 目的是为东亚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提供交流平台, 促进东亚地区主要大学之间的交流。联盟现有成员17所, 复旦大学等5所国内高校是联盟成员。
(三) 跨区域的多边大学国际联盟
跨区域的多边大学国际联盟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跨越传统洲际或区域边界, 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在签订联盟协议后形成的联盟组织。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ARU) 、世界大学联盟 (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 WUN) 、21世纪大学联盟 (Universitas 21) 、全球工程教育卓越计划 (Global Engineering Excellence, GEE) 是其中的佼佼者。IARU成立于2006年, 成员有北京大学等来自8个国家的10所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 其宗旨是推动师生的国际流动, 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领导人才, 开展的活动包括举办夏季学校、国际合作会议、学生交换、双边或多边学位授予等。WUN成立于2000年, 包括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20个成员。WUN的活动以促进大学间学术合作以及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为主, 目的是整合大学的资源, 合作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
21世纪大学联盟 (U21) 目前包括10余个国家或地区的21所高校。联盟的建立旨在进一步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科研和学术水平, 加强成员高校的国际交往能力, 并且在成员高校间建立国际性的共同标准和国际共识。全球工程教育卓越计划 (GEE) 于2005年成立,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等8所著名工程学科见长的高校, 旨在通过对各国工程教育在全球化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措施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全球工程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对策, 培养全球顶尖工程师。
三、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动力与有利条件
与国内大学联盟的悠久历史不同, 大学国际联盟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的,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突飞猛进, 极大推动了大学国际联盟的向前发展。
(一) 社会对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高等学校必须参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与此同时, 跨国公司引领下的全球经济组织对高等教育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具备国际化的知识技能和海外学习经验的人才日益受到青睐。在此背景下, 高校将国际联盟视为大学间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增进合作的新平台, 建立大学国际联盟成为高校追求卓越的重要战略。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威斯特 (Charles M.Vest) 所言:“只有充分利用跨国界的知识和资源, 才能造就具有一流科学技术的大学。”[5]另一方面, 借助大学国际联盟这一平台, 各成员高校可通过学生交流、联合培养、联合授予学位、假期学校、国际夏令营等方式,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二) 顶级大学间的结盟有助于开拓市场
随着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的生效, 高等教育成了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在此背景下, 各国知名高校纷纷确立了国际化办学方向, 世界顶尖大学间的结盟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方式。通过结盟, 一所大学可以更好地处理其他国家的复杂社会关系, 从而获得更强的战略谋划和资源整合能力。这种强强联合的方式比通过各自的分支机构运作更有优势。同时, 在大学国际联盟系统化的合作框架中, 大学国际联盟带动了高等教育证书的全球认可, 一国得到认可的高等教育证书可以由此向全世界推广。以本文提到的沃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盟为例, 联盟在MBA学生入学数量、课程数量、合作项目、联合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目前联盟的MBA学员中, 超过30%是非美国学员, 有效推动了国际市场的开拓。
(三)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消除了地域壁垒
2005年, 经合组织 (OECD) 下属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 (CERI) 发布了《新技术与大学的未来》 (University Futures and New Technologies) 报告。报告指出, 信息技术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力量, 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国际化、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相互交织, 引领了大学发展。[6]就大学国际联盟而言, 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 创造了一种实时联络和简化的全球交流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e-Science”这种新的大学科研方式, 全球性的跨越时间、空间、物质障碍的资源共享与协同攻关已经成为常态,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网络课程 (MOOCs) 的迅猛发展, 指出了课程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方向。信息化条件下, 联盟高校间协同办公、即时通讯、在线交流、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这些便利使得阻碍大学国际联盟的地域壁垒得以消除。
(四) 政府间合作的深入带动了大学联盟
大学国际联盟也是区域和国际性政府间合作的重要内容, 政府间合作的深入为大学国际联盟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在亚太地区, 东盟大学联盟 (AUN) 的成立就得益于东盟的发展。在1992年第四次东盟峰会上, 东盟领导人提出, 为巩固本地区的团结, 增强本地区各国人民的自我认同, 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东盟成员国著名高校组成的机构。这个倡议后来促成了AUN的诞生。与此类似,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APRU) 的发展也离不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积极参与和有力推动。在欧洲, 为把欧洲建设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 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启动了欧洲研究区 (European Research Area) 建设。欧盟委员会为此与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RU) 专门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全力支持联盟发展。可以说, LERU本身就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产物。
(五) 国际联盟有助于竞争性资源的获得
资源依赖理论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认为, 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得大量稀缺和珍贵的资源。“组织生存的关键就在于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7], 就高等教育而言, 其核心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三大类。人力资源主要指教师资源与学生资源, 物力资源指的是办学场地、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客观存在物, 财力资源则是指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财力投入。在各国政府大幅度削减高等教育经费,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有所降低的背景下, 吸引优秀学生、科研人员和资源成为各国高校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大学国际联盟有助于应对这一难题。一方面, 联盟高校可在建立资源共享与成本分担机制后, 充分挖掘和利用联盟高校已有资源。另一方面, 大学联盟可采取抱团式竞争策略, 借助联盟整体优势吸引高水平人才、国际留学生、政府与企业资助等, 从而在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中赢得发展空间。
(六) 高校间优势的互补奠定了联盟基石
任何一所大学, 不管其学科门类有多么齐全, 也不可能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取得领先地位。在大学国际联盟的体系中, 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 每所大学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异质性资源, 这些异质性资源会给联盟内高校带来新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获得相对于其他大学的竞争优势, 提升本校的整体实力。当前高校热衷于大学国内和国际联盟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此。以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 (IARU) 实施的“全球变化” (Global Change) 项目为例, 在“全球变化”这一大框架下, 各联盟高校基于各自优势开展协同研究。牛津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开展了全球性人口迁移研究, 哥本哈根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展了老龄化和健康研究, 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研究,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剑桥大学合作开展了国际安全研究, 其背后的逻辑即在于各高校的优势互补。
四、大学国际联盟的潜在阻隔与战略选择
大学国际联盟引发了国际高等教育的诸多变革, 催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管理模式。但是, 作为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应对举措, 也有其潜在的负面效应。明确大学国际联盟的双重效应, 对中国高校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不无启发。
(一) 大学国际联盟的潜在阻隔
大学国际联盟也有其负面效应。国际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 (Philip G.Altbach) 认为, 高等教育全球化给贫穷国家的院校机构或系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一个划分为中心与边缘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的世界, 中心变得更加强大, 边缘却日益附庸化, 从而加深国际学术系统的不平等。同时, 大学国际联盟必然进一步催生高等教育商业化浪潮, 这将削弱学术至上的高等教育传统。[8]大学国际联盟除了这些深层次的影响外, 其他一些现实性问题也不容忽视。第一, 联盟的发展需要各成员高校的持续关注, 要求联盟本身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 联盟确立的发展定位与愿景, 对高校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会形成冲击。第三, 联盟可以共同争取外部资源, 但联盟内部也必然存在竞争关系, 从而威胁联盟合作的平等基础。第四, 地理上的阻隔也会影响联盟的实质运作, 仅仅依靠信息技术维持沟通是不够的。第五, 教师、学生和校友对联盟是否支持。下表概括了大学国际联盟的双重影响。
(二) 大学联盟国际化背景下中国高校的战略选择
大学国际联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 中国高校在参与或组建国际联盟时应综合权衡。第一, 准确判断大学国际联盟对学校发展的长期影响, 认识因参与大学国际联盟所带来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冲击。第二, 积极培育大学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依托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和师资队伍, 才能在联盟中占据一席之地。第三, 推动联盟制定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协商机制和战略规划, 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前提下利用联盟带来的发展机遇。第四, 根据自身需要组建大学国际联盟, 并在联盟中争取话语权。第五, 把组建和参与大学国际联盟置于高校国际化战略框架下, 平衡长远目标与短期利益的关系, 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第六, 审慎选择拟参与的大学国际联盟, 分析自身与联盟其他高校是否文化相容、资源互补和战略相关。第七, 鼓励并吸纳师生参与联盟的计划与实施过程, 争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五、结语
大学国际联盟已是全球化时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是高校整合利用各国学术资源、拓展国际交流平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选择。作为跨国间高校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 大学国际联盟也受到了中国高校的重视, 目前国内“985”高校参与或组建的大学国际联盟就有10余个。[9]在2003年国家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明确指出,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 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 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2012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 再次明确要大力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支持中外高校间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作为加强国际交流和中外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学国际联盟赢得了政策上的支持。中国高校应在综合权衡长期与短期利弊基础上, 从有利于自身发展出发, 积极参与或组建大学国际联盟, 在国际高等教育舞台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Lang, W.D.A lexicon of Inter-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Higher Education, 2002, 44 (2) :153~183.
[2]李岩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新趋势——大学国际联盟的产生及其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 :153~157.
[3]Gunn, A.S., Mintrom, M.Global University Alliances and the Creation of Collabo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013, 35 (2) :179~192.
[4]覫resund University.Facts and Figures[EB/OL].http://www.uni.oresund.org/graphics/Oeresundsuniversitet/presentationer/Presentation Oresund University English, 2014-02-25.
[5]查尔斯·维斯特.麻省理工学院如何追求卓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4.
[6]Daniel E.Atkins.University Futures and New Technologies:Possibilities and Issues[EB/OL].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36758866.pdf, 2014-06-03.
[7]Paul Dimaggio, Walter 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147~160.
[8]菲利普·G·阿特巴赫.全球化驱动下的高等教育与WTO[J].比较教育研究, 2002, (11) :1~4.
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初探 篇5
一、国际战略联盟的基本概念
国际战略联盟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 又称跨国战略联盟或战略经营同盟, 即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及扩大国际市场的共同目标而制定的双边或多边的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协议。
国际战略联盟的组成形式多样, 但从股权性质划分, 主要分为股权性联盟和非股权性联盟两大类, 其中非股权性联盟涉及加盟各方产品制造、工艺技术、操作技能以及支付等诸多方面的交换与转让, 同时, 联盟的内容可以按照目标市场的文化、行业以及核心技术的不同加以衍生。选择一种合适的战略联盟形式, 是全面考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
二 、 集 团 公 司 的 资 源 与 能 力分析
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工贸一体化烟草公司, 整体实力较强。但从国际战略合作的角度出发, 有必要对其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有形资源方面, 由于中国和能力进行初步分析。
实行专卖专营, 上海集团公通过上表的分析可以看出:
有形资源方面, 由于中国烟草实行专卖专营, 上海集团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与兄弟省市公司相比不存在很大的资源优势, 但在销售网络和控制协调体系等有形资源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
无形资源方面, “中华”的品牌声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具有很强的优势, 被誉为“国烟”;而在海外消费者中, “中华”品牌的声誉不断增强, 全球最大的免税集团美国DFS集团就于2004年主动找到集团公司, 并联合法国卡慕干邑公司, 共同定制了一款“中华”XO在全球免税店销售。
另一方面, 集团公司产品的商标注册保护相比其他国内烟草公司也是注册地域最广, 保护最为全面的。截至2008年底, 集团公司海外销售的7个卷烟品牌共计获得了156件商标注册权。这为集团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法律保障基础。
三、国际战略联盟选择
在资源和能力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尝试从多维度对可选择的国际化战略进行筛选。
(一) 可选择的国际化战略
按照企业的组织控制、全球一体化以及战略灵活性的程度由低到高, 企业可以选择进入国际市场 上海烟草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初探的模式依次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 企业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与企业的发展阶段以及规模密切相关, 企业所在的母国公司的内部管理和经营理念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集团公司可选择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 可以从目前的海外市场逐类进行分析, 以此发现建立国际联盟的市场突破口:
1.国际免税市场。集团公司目前海外销售的免税市场达到了44个国家和地区, 这部分市场可继续开展与免税经销商的合作。
2.已进入的有税市场。集团公司的产品目前已成功进入了28个国家和地区, 针对这些市场, 可以采用与经销商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或者委托当地烟厂授权加工的方式实现“落地销售”和“落地生产”。
3.尚未开拓的有税市场。这部分市场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地有较好合作关系的经销商, 但贸易壁垒较多, 关税较高, 以出口方式进入无利可图的市场;第二类是市场容量大, 但已经被国际跨国烟草所垄断瓜分的市场;第三类是当地没有长期合作的经销商, 有潜力的市场。
1) 针对第一类市场, 例如菲律宾和印尼等市场, 集团公司可以采取与当地经销商成立合资公司或者合资建厂的方式进入。
2) 针对第二类市场, 例如俄罗斯、中亚等市场, 集团公司可以采取与跨国烟草公司联盟的方式进入, 利用自身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 有选择地进行战略联盟、股权联盟或非股权联盟, 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国际扩张。
3) 针对第三类市场, 例如非洲地区等市场, 当地卷烟工业几乎没有, 产品价格较低, 集团公司可以采用直接投资建厂或建子公司的方式进入。
(二) 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的确定
集 团 公 司 在 国 际 化 的 过 程中, 对于一些市场容量大, 被跨国烟草企业垄断的市场, 以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与之竞争方式很难取得成功。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更易实施, 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由于各国对烟草的控制和贸易壁垒, 迫使集团公司必须借助目标国本土公司力量或者直接在目标国投资, 但直接投资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
2.非股权联盟是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扩张方式。就中国烟草企业而言, 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到国家利益被外输的问题, 相比之下, 非股权联盟更有可控性和可行性。
3.集团公司在国内烟草市场无论是品牌还是销售网络都是国内首屈一指, 这些比较优势对于急于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烟草公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建立非股权联盟对于双方增强竞争能力, 获得预期经济效应都不失为上策。
4.国际扩张对于集团公司而言并非为了获取短期利润, 而是为了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是一项长期战略。通过非股权联盟, 集团公司可以向联盟伙伴学习, 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5.集团公司若采用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在机制建设、公司运作管理模式方面尚缺乏实战经验。因此, 非股权联盟成为当前较为合适的国际拓展手段。
四、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实施
综合分析后, 非股权国际联盟战略对于上烟集团国际扩张的初级阶段是较为合适的。
(一) 联盟的伙伴和目标市场的选择
1.目标市场的定位和分布
通 过 上 一 节 的 分 析 可 以 发现, 集团公司在中亚/俄罗斯市场还处于空白阶段。尽管2004年开始在俄罗斯市场曾与加莱赫烟草开展过商标双向授权的生产和合作, 产品的销售全部由俄罗斯方面负责, 集团公司基本不参与当地的生产和销售, 但该合作已于2009年底到期, 并签订了一年的延长协议, 2010年底结束合作。
该市场容量很大, 虽然近年来控烟措施的严格控制, 导致市场容量下滑, 但仍是世界上卷烟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 特别是俄罗斯市场, 中亚各国的市场主要依靠俄罗斯进行辐射。2008年俄罗斯市场卷烟销量排名全球第二, 仅次于中国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 俄罗斯市场烟民比例相当高, 达到42%, 据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 2/3的俄罗斯男性是烟民, 是美国和英国同类数据的两倍。因此, 俄罗斯市场从绝对销量来说, 是一个值得集团公司开拓的市场, 且其对中亚和东欧市场的辐射能力亦不容小觑。俄罗斯每年约有500亿支卷烟流向中亚和东欧市场。
2.联盟对象的确定
(1) 市场领导者
对于俄罗斯市场而言, 其市场几乎被三大烟草公司所垄断。其中, 日本烟草通过收购英国的卷烟制造商加拉赫, 从而超过菲莫, 坐上了俄罗斯烟草市场的头把交椅。
在俄罗斯市场, 强大的营销网络和经销是成功的关键。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 必须配备人数庞大的营销团队。日本烟草在当地的经销人员数量排名第一, 覆盖也是第一, 经销网络遍布200多个城市, 同时还拥有仓库供应链的支持。
(2) 目标一致性——以俄罗斯市场与中国市场进行互换
三 大 跨 国 烟 草 巨 头 也 不 约而同的看中了中国市场。在菲莫国际与英美烟草相继与中国烟草开展合作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 日本烟草公司在2008年底加紧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沟通和磋商, 希望能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与中国结盟。集团公司则抓住契机, 提出了以俄罗斯市场与上海市场互相共享的愿望。
(3) 合作性文化
菲莫国际与英美烟草, 其高层大部分是西方人, 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性较大, 并且在已经开展的联盟中出现了很多沟通和协调上的问题;相反,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 文化十分相近, 日本烟草同集团公司10多年来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协作。
(4) 技能相辅性
从 擅 长 开 发 的 卷 烟 口 味 来说, 中国烟草与日本烟草在科研能力上应该说各有特色, 而且日本烟草和中国烟草都希望能掌握对方的核心技术, 在研发能力上双方都有互补性。
综合以上四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集团公司在俄罗斯市场要取得发展, 最佳的联盟对象是日本烟草公司。
(二) 联盟的具体方式确定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 双方无论是在营销网络、生产能力以及营销人员等方面在各自的市场都有明显的优势, 最大的障碍在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口味差异巨大, 且均非各自的强项。因此, 最理想的联盟方法是采用以品牌授权生产和营销网络共享为主的非股权联盟方式。
品牌授权生产一方面可以解决双方在不同口味类型方面的技术优势不足, 针对性的开发适合当地消费者的产品, 另一方面又能节约制造成本和运输成本, 同时规避目标国巨额的进口卷烟关税。
营销网络共享在中国和俄罗斯市场更有借鉴意义。中国市场网络高度垄断, 不共享网络等于不能销售;而在上文中已经谈到, 在俄罗斯市场营销网络“大就是强”, 卷烟产品就能卖好。
因此, 集团公司最适宜与日本烟草建立非股权的市场营销和产品技术联盟, 双方共享各自的客户关系资源, 短期来讲是进入新市场, 长期还能获取或借鉴各自在特有口味卷烟研发方面的经验或核心技术。
(三) 联盟涉及的产品确定
联盟方式确定后, 就应该考虑如何确定各自授权生产的产品。
1.品牌:集团公司最希望发展“中华”品牌的销售, 但“中华”口味与俄罗斯市场的需求差异巨大。如果要推出“中华”, 那么“中华”将增加一个混合型的新规格, 较难取得成功。
2.价格档次:在俄罗斯市场低价烟的市场份额占到67.5%, 日本烟草推出一年就获得销量第一的品牌也是低价卷烟, 价格是英美和菲莫的1/2。
因此, 集团公司可以将“金鹿”牌卷烟作为首选产品。原因是“金鹿”卷烟首先就是集团公司在全球拓展的混合型卷烟, 其次, 属于中低档卷烟, 性价比较高, 再者, 通过日本烟草的改良生产, 可以赋予品牌更多的技术含量和内涵。
(四) 联盟的关系维护
非股权联盟的组织关系非常复杂, 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造成交易关系无法仅仅通过签订契约得到解决。因此, 一套有效的联盟关系协调维护机制将更好地发挥出联盟的优势, 规避不足, 最高效率地达到企业各自目标。
(五) 联盟伙伴间的制约关系分析
制约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稳定联盟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双方都有制约, 才能更多的考虑各自的长期利益, 减少因为短期利益而破坏联盟信任关系, 最终造成联盟的解体。
在俄罗斯市场, 集团公司从未实现销售, 混合型产品又非自己的强项, 销售网络和人员还未建立, 高额的进口关税造成出口方式无利可图。因此, 一旦与日本烟草建立联盟,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在产品销售渐入佳境后, 集团公司依然无法摆脱日本烟草的制约。
在中国市场, 尤其是上海本地市场, 日本烟草受到制约更为严重。首先, 中国实行烟草专卖, 如果退出联盟, 日本烟草的产品就不能享受国产卷烟的待遇;其次, 如果继续采用以进口卷烟方式进入中国, 如果退出联盟, 导致日本烟草产品的进口配额遭到削减, 得不偿失。
(六) 联盟伙伴的产品技术共享
集团公司的目标是以上海市场与俄罗斯市场进行互换, 产品由对方进行改良开发。由于联盟核心之一就是商标授权方式的互换生产, 集团公司应该尽量争取与日本烟草相关技术部门共同研发俄罗斯市场“金鹿”卷烟的权利, 以此掌握更多混合型卷烟研发的核心技术。
(七) 联盟伙伴的营销共享
本次联盟的另一个核心就是营销共享。
对于日本烟草而言, 由于其在上海所有的卷烟零售网络都是控股或者以烟草专营许可证的形式进行控制的, 脱离集团公司就无法在任何正规渠道销售卷烟, 因此最主要就是借助集团公司的零售网络销售产品。
对于集团公司而言, 这种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 首先在俄罗斯日本烟草目前控制的网络完全是依靠强大的营销团队覆盖和良好的沟通所取得的, 并非真正的控股。其次, 集团公司在联盟后短期内大量派驻本土人员或者招聘当地人才又不符合高层管理者的意愿和集团公司的实际。再者就是集团公司通过这次结盟更重要的目的是向日本烟草学习先进和优秀的国际营销理念和营销能力, 为今后的进一步国际化积累经验和人才储备。因此, 集团公司应该尽量争取对各自的授权品牌组织特定的营销团队, 每个营销团队都以当地的人员作为团队领导者, 联盟方派驻专门人员作为当地领导者的助手, 实际参与到营销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严格保持联盟双方在各自市场运作的独立性。
实现市场营销联盟, 对于双方可能获得的潜在竞争优势也十分明显:
1.共享了销售渠道, 减少了销售渠道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2.共享了素质优良的当地销售队伍。
3.共享了售后服务网络, 减少了成本, 提高了客户响应能力, 缩短了响应时间。
4.共享市场部门和实现了交叉销售, 减低营销费用和促销的单位成本。
(八) 联盟关系的终结
非股权联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但风险依然存在, 因此, 在集团公司当前考虑与日本烟草联盟的初期就应该设立好风险防范机制, 以此来减少联盟解体后可能造成的核心技术或竞争优势的丧失。
(九) 知识产权控制
本 次 意 向 中 的 联 盟 还 涉 及R&D合作伙伴关系的联盟, 双方都应为对方开发或者改良授权品牌, 以便更好适合当地消费者的口味。这种R&D合作伙伴关系必须保持对等和公平, 应在下列关键环节加以控制和明确:
1.合作开发的团队成员选择。必须是经过长期考察, 对公司忠诚度极高的研发人员, 其次还有必要与之单独就本次联盟中的工作签订同业竞争禁止协议。
2.合作开发流程的控制。双方研发团队的关键成员必须全过程参与整个开发流程, 熟悉了解每个开发过程。
3.合作开发的进度控制。双方开发产品的进度必须保持一致, 以免一方过早获得核心技术, 而退出联盟。
4.开发成果的归属。合作开发成功, 所取得的配方机密必须归品牌所有者。
(十) 利益分配的控制
非股权联盟所取得的收益要划分成不同层级的分配结构, 一部分基本利益必须是共享的, 而风险提高部分的利益必须加以分配。在此探讨的联盟合作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R&D合作联盟, 二是市场营销联盟, 且以市场营销联盟为主, 其关键原则如下:
1.研发的产品成果。上节已经阐述, 核心配方归品牌拥有者所有, 其次, 研发所产生的费用由负责开发的一方承担。
2.营销及促销费用。由于两国市场的经济地位的不同, 造成促销费用差异很大, 建议由目标市场的一方承担, 即集团公司承担上海市场的促销费用, 日本烟草承担俄罗斯市场的促销或营销费用。
3.销售利润。双方可以根据各自产品的定价和毛利率, 测算出应该完成的对等销量, 并测算出累进递增的销量对等分配。对于年度标准目标销量内的产品利润, 以商品授权费的形式加以支付;对于超出年度标准销量的部分, 负责销售的一方可以获得更高的提成, 甚至无需再支付商标授权费。
五、结论
通过非股权联盟的建立, 集团公司还应重视向联盟对象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培育一支富于国际竞争力的研发和营销团队, 为企业的国际化长期战略服务。如何在双方研发团队和营销团队中派驻集团公司骨干成员开展相互学习, 建立怎样的学习机制仍需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尤其在该战略得以开展和实施的过程中, 不断积累数据和经验, 为企业多渠道获取更多的优秀经验提供决策依据。
国际旅游城市联盟 篇6
关键词：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武汉城市圈
0 引言
“武汉城市圈”指的是以武汉市为中心的100公里为半径的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中小城市, 是中国中部及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打造武汉城市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第四个经济增长级。如果从城市圈的总量上看, 这一区域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 毕竟这里占湖北省33%的国土面积, 提供了全省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0.9%。然而, 与已经崛起的长江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三大城市圈相比, 武汉城市圈尚有不小的差距, 武汉市在2004年中国百强城市的排名榜上, 也排在了前10名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排名第六, 1978年排名第四) [1]。
一个地区经济的落后, 原因诸多, 文化发展滞后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对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发展新趋势和新特点的敏锐反映和准确把握, 是对文化认识上的新概括和新表述。消除、弥补信息鸿沟、实现信息公平, 是促进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文拟从构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角度, 寻求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的途径。
1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建设目标及意义
构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 概括地讲, 就是以公益性的 (如图书馆) 和商业性的 (如Google) 信息服务机构联盟为实体, 以互联网为依托, 以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为目标, 致力于地区性的信息服务网络化、集团化、整体化和高效化。构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的意义在于:有步骤地规范目前武汉城市圈内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 逐步解决许多中小型信息服务机构无力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实际困难, 减少成员馆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有利于区域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形成规模效益, 以便提高武汉城市圈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综合能力, 从而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有序、和谐、更快、更好地发展。
2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思想基础
2.1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3章 (公共文化服务) 第1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中所列举的5项发展任务[2], 都与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有关, 而武汉城市圈内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市级分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正是该区域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它们通过互联网上下贯通, 为促进当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构建逐渐成为信息服务机构的主流意识
武汉城市圈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意识较强,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加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建设。该工程于2002年4月启动, 在2002年7月公布的全国首批5家试点建设的省级分中心名单中, 湖北省图书馆赫然在内, 彰显出湖北省业界人士发展事业的睿智、信念和魄力。二是积极参加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LIS)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建设。CALIS华中地区中心设在武汉大学图书馆; CERNET华中地区网络中心设在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三是从《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的发起到发布, 既反映出武汉城市圈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的先进思想, 同时也标志着构建信息资源网络主流意识的形成[3]。
2.3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技术支撑条件日益成熟
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需要两项必要条件:计算机和互联网。在计算机方面, 自人类1666年拥有第一台能计算加减法的机械计数机, 到1984年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进入研制阶段[4], 300多年间, 计算机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互联网方面, 其演进过程可追溯到1958年成立的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 (Arpa) , 其目的在于集中控制所有高级军事研究项目, 防止各级军队内部恶性竞争。此后, Arpa资助了每一个重要的交互计算开发项目, 包括网络项目, 目的在于连接各高级研究计划署站点无法兼容的系统, 允许研究人员共享计算能力和数据。1992年, 万维网问世, 它可以通过任何形式的网络和连接设备进行连接, 只要它们使用相同的通信协议和统一的标准。连接的所有设备地位平等, 都可与其它设备交换数据, 无论该数据是文本还是视频, 只要数据到达终端后, 各终端软件能识别其格式就行[5]。
今天我们已经拥有的、由计算机和网络以及网络空间组成的互联网架构, 可以处理各种与之相连的新型网络和新形式的通信, 新的技术保证我们每天都可以获得持续而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度自由共享信息的虚拟空间, 改变了人们获取、拥有、利用、处理和交换信息资源的方式[6], 全世界超过10亿的人们从中受益。
2.4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是信息用户需求结构变化的产物
信息资源共享不仅是互联网的重要特征, 也是网络环境下用户对网络信息服务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信息用户从面向部门的信息需求向社会的信息需求转变。网络环境下, 随着信息资源的迅速增长和用户需求的扩展, 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以往的信息组织模式已不完全适用, 其原因就在于任何单一的信息服务机构都无法承受购置资料的费用;任何单一的信息服务机构都无法完全满足用户对信息的全部需求。因此, 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是网络化数字化信息资源发展的客观要求, 更是信息服务机构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7]。
3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现实基础
3.1 公共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网络
在图书馆服务网点建设方面, 湖北省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源优势, 在街道 (乡镇) 、居委会 (自然村) 建立了许多流动书刊服务点;尤其是武汉城市圈的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物理架构,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 现已初具规模, 并广泛地开展联合编目、馆际互阅、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活动。
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方面, 自2002年7月到2006年12月, 省各级财政投入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经费达到4070万元, 其中省财政投入1660万元, 市、县财政投入2410 万元。截止2006年底, 与省分中心签订基层中心建设协议的基层点总数已达211家 (包括6个试点县及70余个乡镇) , 其中已建成服务点的有164家, 包括省级分中心1家、副省级分中心2家、地市级分中心15家、县市级分中心73家、乡镇基层中心65家、社区5家、行政村3家。全省12个地级市, 全部建成了馆内局域网, 建立了电子阅览室, 实现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86个县 (区) 图书馆73家建成为县 (区) 级中心, 其中65%建立了电子阅览室, 全省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全面提升,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县级以上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8]。与此同时, 武汉城市圈内所有的市、县、区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均完成了共享工程一期建设, 能向用户免费提供在线文献目录检索和文摘或全文阅读、下载等服务, 内容涵盖科普知识、法律常识、生活礼仪、农业科技、卫生保健、百科知识等;近年又开展了优秀的影视作品、地方剧目、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等视频服务。随着数字资源建设的不断深入, 一批涉及九座城市的地方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等特色数据库相继建成, 极大地丰富了共享工程的内容, 形成了以公益性为突出特色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服务网络。
3.2 高校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网络
湖北省高校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最大的特色是“湖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目前, 省内已有109所高等院校 (含二级学院) 加盟[9];其中, 有88所在武汉城市圈内。
湖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 (以下简称数字图书馆) 是由省教育厅领导和投资建设的全省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服务系统, 其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文献资源系统和网上公共服务平台两个部分。其中, 文献资源建设采取依托重点、发挥优势、分工协调的原则, 通过设立一批省级文献信息中心, 形成我省高校的文献信息资源收藏系统。文献信息中心的纸本文献由各校图书馆自主配置, 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则采取全省统一规划、集团集资配置的原则进行。网上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是要搭建一个面向全省高校用户的网络服务系统, 拥有装载各类型数据库的服务器, 连接各高校图书馆的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 建立中心门户网站和各类应用系统, 为全省高校读者提供一站式的高水平文献信息服务。近期可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
(1) 10所学科文献信息中心的馆藏书目联合检索
可检索数字图书馆项目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等10个文献信息中心的联合目录, 供读者了解各图书馆的馆藏, 充分利用馆藏, 可实现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也可作为各图书馆配置文献资源的参考依据[10]。
(2) 文献数据库检索服务
数字图书馆通过集团采购的方式引进了多个中外文数据库。对于本校参与购买的全文文献数据库资源, 师生可以在校内无限制地检索和阅读全文。对于本校没有订购的文献数据库, 师生可以通过网上公共服务平台查看文献资源目录, 需要全文时, 可通过文献传递方式向相应学科文献中心提出申请以获取全文。
(3) 享受国家CALIS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 如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虚拟参考咨询服务、联合编目服务等, 发生的费用由图书馆之间进行结算。
湖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通过变各校分散建设为集中建设规划, 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购置文献经费和设备经费, 大大提高省属、地方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程度和文献保障能力, 而且将形成我省高校文献保障系统的基本框架, 建立全国高校文献信息系统的共享渠道, 保障我省高校教学、科研的文献信息需求, 促进我省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高。
3.3 科研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网络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 是一个虚拟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机构, 成员馆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8家图书馆。中科院武汉分院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在全国范围建设的首家区域性信息服务中心, 其全部馆藏面向社会开放服务, 形成“查、阅、借、藏”一体化模式。与此同时, 该院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服务, 服务范围除该单位外还覆盖到广州、南京、贵阳、长沙等地。目前, 该院自建了科技期刊、标准专利、科技成果、科技专家、农业技术、传统医药、服装等各类数据库33个, 总数据量达6772万条, 形成了以长江流域资源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为重点的文献收藏, 并负责NSTL所有信息在湖北省的用户发展和推广服务工作。
3.4 存在的问题
上述现状表明, 武汉城市圈乃至全省的信息资源共享网络都是各系统内部的纵向联合体, 这种垂直型结构具有封闭性。排斥了各系统之间文献信息资源充分共享。以CALIS为例, 经过近10年的建设, CALIS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限于垂直型共享模式自身存在的缺陷, 使得CALLS的影响局限于高等教育系统内, 受益也局限于高校。因此开展水平型共享则可以弥补共享的不足, 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横向共享联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4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建设方略
水平型 (横向) 共享是指一个地区内分属不同系统、不同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横向资源共建共享可以使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在多方面实现互补, 对合作的各方是共赢的, 可较好地解决垂直型共享模式中的诸多缺陷, 而且看起来是易于实现的。但为什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都不如水平共享模式来得深入和富有成效。分析、研究了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水平型共享模式, 现提出如下建议。
4.1 打造联盟实体
构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武汉城市圈信息基础结构的现状来看, 已经具备了建立武汉城市圈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情报所、科研单位都分属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 要构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跨系统、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源共享网络, 改变文献资源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状况, 就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图书馆联合体。
在现有的图书馆框架基础上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图书馆联盟, 是发展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基本出路和突破口。进一步地讲, 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情况下, 以湖北省图书馆为总馆, 在其它市、县、区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以及科研院所图书馆设立分馆 (馆中馆) , 各馆联手共同建设湖北省中心图书馆, 以此作为湖北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湖北省政府全面推进城市信息化的重要举措。
4.2 政府主导, 专家统筹协调
武汉城市圈建设是顺应国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
(1) 湖北省省委、省政府筹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领导小组”, 由分管科技教育文化的副省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省科技厅、教育厅、文化厅、财政厅的有关领导担任副组长, 建立协作网工作机构, 该机构可分为一室四组, 即办公室、共建小组、共享小组、新技术开发小组和视频小组。其中, 办公室作为主要工作机构, 由湖北省图书馆领衔, 协调成员馆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2) 领导小组召集专题会议, 研究、制订《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计划》, 并就武汉城市圈高校、科研系统、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联网制订一个具体的时间表;统筹技术标准和通讯协议, 扫清水平型共享模式关键的技术障碍。
(3) 省政府拨出专款推动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 同时, 省财政厅会同有关专家成立“专家委员会”, 对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进行调研, 为领导小组决策提供参考资料。
4.3 平等互惠, 民主决策
(1) 联合体中, 加盟单位无论大小、加盟时问早晚、担任联盟领导与否, 其各项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不论何时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并有权根据联盟协议和章程对于联盟的各项事务进行表决, 也有权参与选举和被选举联盟组织机构成员。
(2) 加盟单位有保持自己对于某项具体事件独立判断和采取措施的权力。比如, 结盟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情况独立开展某项工作;对于某一数据库进行集团采购, 结盟单位参加与否不受联合体的约束。但是根据联合体的协议和章程规定, 经过结盟单位书面签字同意后的事件或工作, 则必须受此约束。
(3) 联合体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必须向加盟单位公开, 这是保证联合体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特别重要的是联合体领导机构的产生程序, 根据程序形成的决议、结果, 联合体财务预决算, 工作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及其效果等, 都必须公开、透明, 就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通过各种合适的方式告知结盟单位。定期公告或告示, 让联合体成员充分了解事件或问题全部。
4.4 深化改革, 增强后劲
基于商业性信息服务机构用户越来越多的现实, 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寻求有效机制, 以维系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平衡, 维系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以便在第二期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时, 解决武汉城市圈商业性服务机构加盟的准入问题, 增强共享网络发展的后劲。
5 结束语
打造武汉城市圈, 意在振兴湖北;构建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 旨在提高湖北文化软实力, 推进湖北振兴。鉴于武汉城市圈信息服务机构的现实基础, 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图书馆联盟, 是发展武汉城市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EB/OL].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20&replyID=424956&ID=113969&skin=1.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Z].
[3]陈传夫, 肖希明.凝炼共识昭示理念推进合作共享——我们理解的《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2) .
[4][EB/OL].HTTP://WWW.LZU.EDU.CN
[5][EB/OL].HTTP://PUBLISH.PCPRO.COM.CN/2007/0410/20070410000101.SHTML.
[6]斯亚平.关于网络的几点哲学思考——兼对网络虚拟的文化价值分析[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
[7]贺定安, 郑颖毅.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面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湖北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6年工作总结[J].图书情报论坛, 2007 (1) .
[8][EB/OL].HTTP://WWW.HBDLIB.CN/WEB/GUEST/HOME.
[9][EB/OL].HTTP://WWW.WHLIB.AC.CN/.
国际旅游城市联盟 篇7
一、国际战略联盟概述
国际上对“战略联盟”的讨论沸沸扬扬,但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如此,对国际战略联盟的定义也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综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国际战略联盟是两个(或更多)国家的两个(或更多)企业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而组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性利益共同体。
国际上,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各家对国际战略联盟分类有不同的看法。从本文章内容出发考虑,采用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分类方式,将国际战略联盟形式分为“纵向联盟”和“横向联盟”两种。
“纵向联盟”是基于价值链理论和专业化分工的联盟形式。联盟方之间是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生产商/供应商,为了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和最佳规模经济效应,而选择将本企业不具备优势的环节与其他具备该环节规模生产能力的企业组成联盟,以便集中资源、进行专业化生产,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增强企业竞争力。由于联盟双方并非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者,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纵向联系,其侧重点是相互之间的合作共赢,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战略联盟。
“横向联盟”的联盟方在价值链上相同环节进行联合,联盟方相互之间在市场上有直接、正面的竞争。双方(或多方)出于某一目的而进行合作,一旦该目的达成后,联盟立即解散,联盟方立即恢复竞争对手的身份,其侧重点是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是一种较为短期的战略联盟。
二、中国企业的现状
分析一国企业的现状,应综合分析该国国家特定优势和该国企业特定优势。利用以下矩阵组合进行分析,显而易见,中国企业处于矩阵中2的位置,即具有较高的国家特定优势,但企业特定优势较低。
我国企业目前具备以下优势: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国家经济支持和政策引导及优惠、劳动力结构和成本优势、传统产业成熟,生产能力强、具备良好的模仿能力和一定的创造性、新一代企业家的国际化愿望强烈。而最大的劣势在于:缺乏与时具进的“合竞”观念、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规模劣势、缺乏全球战略意识,较少利用国外生产要素。
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机遇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机遇、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把握国内市场带来的机遇、科技进步和网络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也面临许多挑战,诸如: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总之,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较为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强大的模仿能力,然而中国企业缺乏战略眼光、学习意识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战略联盟形式是中国企业扬长避短,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三、中国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现状
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联盟主要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中国企业的国际战略联盟意识相对薄弱,我国企业参与的国际战略联盟大多属于“纵向联盟”形式,中方企业作为外国公司某一中间环节的生产商出现,为其降低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可能,并且,中方企业参与的环节大多是产业链下游环节。
2.不同行业的企业参与国际战略联盟程度和形式不同。在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导致合作程度高的IT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型是主要是横向联盟。而在传统行业里,联盟往往是纵向型。
3.中国企业对国际战略联盟的“战略性”的认识普遍不够,目前,中国企业的主要成长方式仍然是以内部扩张为基础。因此,相对其他国家,中国企业国际战略联盟参与度较低。
4.产权问题和文化冲突仍然是阻碍中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最大障碍。产权不清,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分,以及相互割裂的企业文化是阻碍企业顺利结成国际战略联盟的绊脚石。
综上,中国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联盟结构以“纵向联盟”为主,“横向联盟”缺乏。
四、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战略联盟的必要性
1.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抢占有利地位,改变“世界工厂”现实的需要。
长期以来,中国被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以致现阶段,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世界工厂”存在的。长此以往将非常不利于中国优秀企业的成长,妨碍产业结构升级,阻碍国民经济增长。只有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抢占有利地位,才能改变我国“世界工厂”的处境。对于现阶段的大部分中国企业而言,独立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必然存在较大的困难和生存威胁,因此,有必要借助联盟作为自己主动出击的有利方式。
2.中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学习能力,改进生产和管理技术的需要。
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尚缺乏对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管理模式探讨的重视和积极性,因此尚未形成一套科学的战略策略和管理体系。在联盟的过程中,通过直接的接触,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能进行更有效的学习。联盟形式能为企业学习提供有效的平台,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供条件。通过员工之间的经验交流更能促进隐性知识的扩散。
3. 新一轮经济危机背景下,“团团抱”过冬的需要。
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为降低风险,保存实力以应对不利情况的发生,世界各国企业纷纷采取合作经营或开发的形式,“团团抱”以度过此次经济危机,以蓄积实力,在经济复苏时,以最快速度抢占市场份额。
4. 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改变的需要。
面对新的更激烈的市场淘汰赛,只有那些掌握有“核心技术”,具备创新实力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然而,“以市场换技术”必然是换不到核心技术的。与优秀的跨国公司组成战略联盟有利于培育我国企业开发先进技术的能力。如前所述,为尽量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或尽可能利用中国资源,跨国公司不得不选择性的拿出部分最先进的技术来与我方共享,或共同研发。在这过程中,中方有机会零距离的接触国外先进技术和优秀管理模式,能将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发挥到最大功效,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吸收。
5. 克服长期吸引外资造成的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需要。
我国利用FDI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方式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等四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首先,外商独资的比例上升,阻碍了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增加潜在的产业安全威胁,其次,FDI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布及不均衡。再次,我国吸引FDI方式主要通过非市场化的政策激励和限制,阻碍了市场化的正常进程。国际战略联盟的选择所受的限制因素较少,不受地域限制,各地区均能有效利用联盟以提高竞争力。并且,国际联盟的形式能有效提高中国企业在自己无法独立从事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参与率,提高在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外商独资带来的潜在威胁。
6.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间短,经验明显不足,所需人才奇缺,对其他国家国情和相关法规了解不全面、不真实。跨国投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体制不顺、缺乏竞争优势、资产流失等诸多的限制因素。
而采用国际战略联盟的形式的优点之一是,借助联盟企业在东道国的地主优势,获取全面的准确的信息,迅速融入东道国市场,在其帮助下,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提高竞争力。
五、中国企业利用国际战略联盟的发展建议
综合上文对中国企业的SWOT分析及中方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现状和必要性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应保持“纵向联盟”的参与,并且向产业链更上游环节发展,同时积极开拓和发展“横向联盟”,原因如下:
1.“纵向联盟”为主的局面。
国际战略联盟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存在确实的必要性。横向联盟企业双方往往是实力相当的,而现阶段,大部分中国企业尚且不具备与外国优秀企业相抗衡的竞争力,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仍将作为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一环参与国际战略联盟。
2.“纵向联盟”存在的必要性。
如上所诉,以实力而言,中方企业在一段时期内只能作为价值链的一环。然而,在纵向联盟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获益许多。主要是规模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为企业规模扩大提供支持。如下图浴盆效应所示:企业应可能使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达到谷底,即到达平均成本最低的生产规模。此时获得的收益最大。
其次是获取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为了使中方企业更好的为其服务,外商必定会拿出先进的技术以提高中方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再次是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良好运行。
3. 争取向产业链上游发展的重要性。
郎咸平先生的产业链的理论说明“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而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远大于制造加工的利润。”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向上游发展的必要性。
4. 提高“横向联盟”参与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中国企业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惟一出路,也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通过与直接竞争对手的联盟,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原因如下:(1)了解尖端技术的发展方向及时掌握可以引导市场发展的技术。“横向联盟”主要是为了开发新的技术,攻克技术难关而形成的暂时性的合作。通过参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可以及时了解其发展方向,并在第一时间掌握技术,实现第一时间抢占市场制高点的可能。(2)与竞争对手“亲密接触”。“横向联盟”企业双方(或多方)是在本领域最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通过了解最大的竞争对手,必然能降低未来竞争中的不确定性,使自己在双方对抗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通过接触,可以了解对手的企业文化、管理风格、发展方向、优势和劣势,同时,通过双方研发人员的交流,可能获取更多的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往往是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3)优势互补。“横向联盟”双方(或多方)作为同一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必然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如果实现这些优势互补,企业必将更加强大,并可能激发出自身新的竞争优势。优势互补主要包括:技术互补、资源配置互补、信息互补、市场互补。
六、总结
国际战略联盟作为介于市场与企业内部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兼具了外部市场交易灵活的特性和内部化的稳定性,其松散的组织形式可以让企业保持灵活,以适应变化莫测的经济环境。
考虑到自身现状和发展需要,中国企业应在保持和扩大现阶段“纵向联盟”,并且力争在纵向联盟中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与此同时,以学习为目的,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学习为目的,更积极的参与“横向联盟”,以塑造并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就是要着眼于从低级形态的合作向更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全球战略意义)的高级形态的联盟转变,努力创造出自身竞争优势,从单向的技术、设备、资金的吸入逐步转向双向、多向的知识和技术流动,从经营能力,经营资源的不均衡向均衡的转变。
摘要：自1979年汽车巨头美国福特和日本马自达“联姻”,首创性地组成国际战略联盟以来,国际战略联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联盟合作的高潮。各领域的企业纷纷“牵手”,并且大多的联盟企业都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为此,本文旨在通过剖析国际战略联盟这一兼具竞争与合作的新型组织及中国企业自身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国际战略联盟模式实现国际化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战略联盟,中国企业,国际化,竞争与合作
参考文献
[1]林季红.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并购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P44
[2]李蕾.中国企业国际战略联盟的构建模式.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10期P32
[3]宋榕.从国际战略联盟的发展趋势谈其规划风险.经济与管理,2001年第9期P8
[4]杨小川.关于跨国战略联盟研究的几个问题.亚太经济,2000年第1期
[5]彭灿.基于国际战略联盟的模仿创新:我国优秀企业实现创新模式进化的一条捷径.科研管理,2006年3月P23
[6]申健.跨国经营中的战略联盟.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7期P41
[7]杨小川,禹来.跨国战略联盟及其理论解释.南方经济,1999年第7期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