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检测性

可检测性（共8篇）

可检测性 篇1

作业设计为学生提供作业情况反馈的多种途径。对于能批阅的书面作业,学生一般都会认真对待,可检测性很高;但对于听力作业、调查作业、口头作业,学生敷衍比较多,为此,我们要进行多渠道反馈学生除书面以外的其他作业。

一、校内完成听说作业

为了保证所有学生完成听力作业,我们设计的听说作业除了教材内容外,还要有拓展的内容。教师要把对教材进行开发的课堂学习内容有效地组织在一起,并每天坚持用固定的时间在校内进行听说练习。此措施在农村学校实施效果显著。

二、课内反馈口头作业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就要对检查口头作业作出适当的安排,一般应与复习步骤相结合,要精心设计问题,还要确定抽查的学生名单,有的放矢,避免提问的随意性和无计划性。在新知识教授之前,教师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对学生的口头练习进行抽查,抽查的学生应经常轮换,做到大致均衡。抽查后要及时记载成绩,并及时鼓励做得好的学生,充分调动学生开展口头活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课后过关检测作业完成程度

教师根据教材章节或单元内容的安排,采用间隔性的或阶段性的过关制度,达成学生作业完成的效度。过关内容可以选择教材内容,也可以是对学习重点和难点进行梳理后整理成可以进行反馈的过关内容,如一些单词群、语段、对话、主题说话等。过关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有一次复习巩固并展示自我的机会,因此,所要过关的内容要围绕教学目标,要明朗化,要让学生有事先准备的过程。教师可根据区内的各年级口语能力调查的内容与要求,分段分层进行。

乘坐火车舒适度可检测 篇2

最近, 有关专业机构研制出一种“新式武器”, 用来精确检测轨道状况, 从而测定出乘车的舒适度。其学名为轨道长波不平顺激光检测仪。

该检测仪自重仅17公斤, 便于携带及上道作业。检测仪工作时, 可依据便携式检测仪给出的重点路段, 进行精确定位。一般新建线路桥梁与路基接头处, 由于沉降不一致, 往往容易出现轨道上下不平整的情形, 而道岔部位比较容易出现左右偏移的情况。这些路段均是检测的重点。

检测时首先确定检测基准线, 将仪器密贴安置在基准部位的轨道上, 距离轨道上方30厘米处会发生一束激光, 投射在80米外的接受靶上, 以接受靶上读出的数据, 可以精确显示轨道状况。假如检测出轨道的不平顺或左右位移, 可以通知工务人员采取有效措施, 如是有砟轨道可进行捣固、无砟轨道可加垫片等方式进行调整, 确保旅客乘坐列车的舒适度。

这种新型检测仪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进行长距离的检测。以往人工检测时, 长距离的轨道平顺程度根本无法观察, 加上一般铁路线列车速度慢, 对于长波的不平顺不是很敏感。如同样70米的距离, 普通列车开行时间在3秒钟以上, 而动车组开行只需1秒钟。假设70米距离内轨道上下有10毫米的变形, 乘坐一般线路列车不一定能感觉得出来, 而乘坐动车组列车就会感觉颠簸晃动而不舒适。

营销方案可形性分析方案 篇3

（一）：1.采取加盟方式，每家客户收取加盟费1万元2.发展客户5000个，公司让出股份49%。

方案

（二）：1.采取加盟方式，每家客户收取加盟费1万元2.发展客户50个，再由50个发展成5000个，公司让出股份49%。

公司主营销售LED室外照明产品，现从税务风险、财务风险二个方面论述，内容如下：

1.方案一与方案二本质上相同，无实质区别。

2.收取加盟费作为转让“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应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费。（5.6%）

3.发展客户5000个出让股份49%，要区分是否需要支付对价。若要支付对价，属股权转让行为，分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分别缴纳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

4.若完成发展5000个客户目标，由公司无偿转让股份49%，则属赠送行为，应按视同销售行为，个人股东按20%缴纳个税，企业股东应并入当年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5.对接受方来说，则属无偿接受赠送，个人属“偶然所得”应按20%税率缴纳个税，企业应作为“营业外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新型传感器可检测纳米微粒 篇4

当谐振腔中产生拉曼激光光束, 它可能会遇到一个环形圈上的粒子, 比如病毒微粒。这条光束会先分成两束, 之后两条激光束会作为彼此的参照, 从而形成一个自参考 (self-referenced) 传感模式。

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存在着约1nm大小的纳米颗粒。尽管它们很微小, 但对人类健康影响巨大。这些微粒既可以帮助医生治疗早期癌症, 同时也会通过病毒、空气污染、尾气排放、化妆品、防晒霜或电子产品等方式侵害人体健康。

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University) 电气和系统工程副教授杨兰 (Lan Yang) 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 同清华大学合作开发出了一种新型传感器, 可以将检测级别提高到10nm, 并实现逐一计数。研究人员表示, 该传感器有望检测出更小的粒子、病毒和小分子。

该研究结果刊登在2014年9月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的在线早报上。

杨教授及其同事研发除了基于二氧化硅晶片的微型拉曼激光传感器, 可用以探测单个纳米微粒, 不再需要将稀土离子 (rare-earth ions) “涂覆”在硅晶片来为激光器提供光增益。传统方法中, 将附加物覆盖到微谐振腔需要更多的处理步骤、成本, 以及更高的生物相容性风险。除此之外, 利用稀土离子需要与离子能量转换相匹配的特定泵浦激光, 才能获得光学增益, 因而不同的稀土离子需要不同的泵浦光。杨教授说, 利用拉曼光谱检测可以降低对泵浦光的光谱限制, 因为可以用任意波长的泵浦光实现受激拉曼散射。

该课题组的研究科学家、本文第一作者Sahin Kaya Ozdemir博士表示:“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可以通过控制激光频率, 在不同环境下使用同一种无掺杂传感器。例如, 仅仅改变泵浦光的波长就可以得到环境的最小吸收波段或匹配目标纳米微粒的特性。

杨兰的研究团队利用其开创的模态分离技术 (mode splitting) 将拉曼激光整合到一个硅微腔中, 来研发这种对纳米微粒检测能力更强的新型传感器。该技术将有利于电子、声学、生物医学、等离子、安全以及超材料领域。

他们的这类微传感器被称为回音廊模式谐振腔 (whispering gallery mode resonators, WGMRs) , 因为它的工作方式类似于圣保罗大教堂里著名的回音廊, 在圆顶的一端可以听到另一端的人所说的话。杨兰团队的设备利用了类似的原理, 只是利用光波代替了声波。

早期的谐振腔较之新型的形态学谐振腔不同的是, 它们没有反射镜。杨兰团队的WGMR实际上是一种微型激光器, 支持“频率简并模式” (frequency degenerate modes) , 即激光器环形圈内部的频率相同。拉曼激光器的一部分光逆时针旋转, 另一部分瞬时间旋转。一旦粒子落在环上并分散这些模式的能量, 一条拉曼激光就会分裂成两条不同频率的激光。

当谐振腔中产生拉曼激光光束, 它可能会遇到一个环形圈上的粒子, 比如病毒微粒。这条光束会先分成两束, 之后两条激光束会作为彼此的参照, 从而形成一个自参考 (self-referenced) 传感模式。

Ozdemir说:“我们的新型传感器不同于早期的回音廊传感器, 因为它依赖拉曼增益, 而这是二氧化硅固有的特性, 从而不必再用增益介质 (稀土离子或光染料) 涂覆微腔来提高检测能力。它同时保留了二氧化硅的生物相容性, 对于生物介质传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杨兰博士表示, 不论用什么波段的光, 只要激光器内部具有拉曼激光循环, 并且有微粒停留在环形圈上, 当光束遇到微粒就会分散到各个方向。通过分离逆时针和顺时针旋转的两种模式, 就可以确认检测到了纳米微粒。

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篇5

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市场变革加剧,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大量的品牌危机事件, 从早期的“三鹿”到近期的“双汇”, 在遭遇危机之后都深受打击, 甚至就此消亡。品牌危机的频发使很多企业都逐渐意识到品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但我们发现, 现实世界存在无法“修复”的危机。例如三聚氰胺事件后, 三鹿集团进行了系列媒体公关, 同时在行业内首次提出“乳业诚信宣言”, 最终三鹿集团却仍走向末路。因此, 如何衡量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当前国外学者大多集中在产品伤害危机研究而不是品牌危机。因为, 对品牌危机没有统一的界定, 导致名称上也比较混乱, 有的称之为负面曝光, 有的称之为品牌丑闻、品牌负面事件等等。直到2009年Dawar&Lei才提出品牌危机的概念, 可以看出对于品牌危机的研究严重滞后。由于近几年国内品牌危机的频发, 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品牌危机的研究, 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学者们认为危机都是可以成功应对的。只是因为危害的程度不同, 应对的策略不同而已。因此, 本文研究对于丰富品牌危机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品牌危机内涵和外延

品牌危机的频繁爆发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特别在负面曝光事件和产品伤害危机的研究中, 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Siomkos (1994) 认为负面曝光事件是指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关于产品、服务、企业整体或员工个人的具有极大破坏性且传播面非常广的事件。K (1994) 指出产品伤害危机是指偶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个产品是有缺陷或是对消费者有危险的事件。国外学者Dawar和Lei (2009) 从狭义角度将品牌危机定义为会对品牌造成伤害的未经证实的品牌定位或虚假的品牌主张, 危机的影响程度与危机核心联想的相关度以及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度有关。卫海英 (2011) 以关系为视角, 从危机的本质出发, 将品牌危机定义为由广泛宣传的品牌负面事件导致的品牌关系严重扭曲乃至暂时或永久性断裂的状态。

学者们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品牌危机种类, 从品牌危机事件发生的角度出发, Coombs (2004) 将其划分为受害性、偶发性和有意性三类, 其中受害性品牌危机包括流言、产品被篡改等;偶发性品牌危机包括产品伤害事件、技术失败导致的伤害事件等;有意性品牌危机包括企业犯罪、人为负面曝光事件等。Votolato (2006) 根据危机事件属性把品牌危机分为与能力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及与道德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Pullig、Netemeyer和Biswas (2006) 也从相同角度将品牌危机事件归结为两类, 分别是与绩效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和与价值观相关的品牌危机事件, 前者是指企业产品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已造成重大伤害的危机事件被曝光, 后者是指与企业的社会形象或伦理表现有关的危机事件被曝光。从学者们对品牌危机相关主题的不同称谓及分类中可以看出, 品牌危机的外延较广, 但是究其本质却具有一致性。

1.2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危机爆发导致消费者与事发品牌之间关系的扭曲甚至断裂, 企业为回应危机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投入大量的资源。很多学者从危机爆发后企业的回应对危机回应能否成功进行探讨, 而从危机本身出发的探讨较少, 且不成系统, 实际上危机本身对危机回应能否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本文提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 用于衡量危机后品牌危机本身的修复情况。

品牌危机被定义为由广泛宣传的品牌负面事件导致的品牌关系严重扭曲乃至暂时或永久性断裂的状态。因此, 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必然涉及品牌关系的再续。只有危机可修复, 才能实现品牌关系再续。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与品牌关系的修复理论上存在一定差别, 品牌关系的修复侧重于危机过程的研究, 即如何进行才能修复品牌关系;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侧重于危机结果的研究, 即危机是否可修复, 怎样的危机才能修复。

1.2.1 品牌关系

品牌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从建立、断裂到再续的动态过程。Aaker、Fournier和Brasel (2001) 提出了品牌关系再续的概念。而Gadde和Mattsson (1987) 的研究指出在个人的关系和知识中会存留过去的印记, 当关系终止, 将以其他形式的交互作用得以保持关系的继续, 比如信息交互及社会或商业交流等。另外, Havila和Wilkinson (2002) 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双方停止交易, 但仍就存在某种关系能量为“休眠”关系提供复苏的可能性。以上理论都说明品牌关系存在修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 品牌关系再续可为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提供理论依据。

1.2.2 品牌关系再续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可被认为是从危机本身出发来研究品牌关系再续的一个内容, 是一种新的危机研究视角。但是, 目前国内外对品牌关系再续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有极少数学者从“重获顾客”的视角展开。比如Tokman等人 (2007) 指出服务领域对企业重获顾客的影响因素有:顾客离开的原因, 顾客与初始服务提供商的关系, 价值唯独, 服务提供商的社会资本, 后悔、断裂状态持续的时间等。重获顾客意味着关系的修复对企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Desatnick (1988) 和Tok man (2007) 分别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指出大多数关系是值得修复的, 维系并修复有价值的品牌关系至关重要。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因素很多, 有学者将其归结为诱导因素、紧急事件和衰退因素 (T·htinen和Halinen, 2004) ;有的学者则认为企业负面信息的曝光和处理不当是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重要原因 (Fajer和Schouten, 1995) 。因此, 强势品牌也难以避免因负面信息的披露而造成品牌关系的破坏, 从而导致消费者品牌的信任度下降, 若处理不当, 消费者极有可能停止与这些品牌的关系。但是, 品牌关系的终止并不意味着品牌关系的永久断裂。品牌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有些断裂了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恢复的可能, 呈现出建立到断裂到再续起伏波浪状态 (Aker和Fournier等;Havila和Wilkinson, 2001) 。当企业在出现了不利的消息后, 如果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修复策略, 可以实现品牌关系的再续。一方面避免顾客流失导致品牌漏斗现象发生, 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品牌关系的再续。综上所述, 品牌关系再续理论为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提供实践依据, 即品牌危机的可修复性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经济价值。

2 结语

无论企业的品牌名气有多大, 都无法避免危机的发生。而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企业建立完善的品牌危机管理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提供了依据, 将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此外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危机处理措施的采取是否得当也提供了支持, 当企业发生危机时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积极有效的修复策略对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品牌信任进行修复。目前, 我国大多数企业塑造品牌的时间过短, 当品牌危机发生时呈现出危机处理经验不足, 从而导致品牌关系断裂的现象更为普遍。综上, 品牌危机可修复性为企业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对于企业防范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明确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有利于企业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做出合理的决策。通过评估危机的可修复性, 以判断危机修复的程度。如果危机可修复性高, 则采取合适的修复策略实现危机的转“危”为“安”;如果危机可修复性低, 则直接放弃该品牌, 减少成本的支出或转投其他品牌。

摘要：近几年, 品牌危机事件的频发, 有的企业得以存活, 而有的企业走向末路。正因为品牌危机事件是导致消费者终止品牌关系和损坏品牌信任的重要原因, 明确品牌危机可修复性有利于因地制宜地施展修复策略, 实现品牌危机的修复和品牌关系的再续。

关键词：品牌危机,可修复性,品牌关系,品牌危机

参考文献

[1]卫海英.品牌危机管理——基于品牌关系的视角[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Aaker J, S Fournier and S Brasel.When good brands do bad[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4 (31) .

冠脉钙化扫描可早期检测心脏病 篇6

据“中国医药报”报道, 欧洲心脏病学权威杂志《柳叶刀》近日公布了美国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心脏病预防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冠状动脉钙化扫描指数 (CAC) 为标准预测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将有助于医生更早、更精准地检测出心血管疾病。”这是近日在京召开的2012——CBD健康论坛会上, 美国国际心血管健康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兼医疗总监Dwight W.Clark医生的发言。

Dwight W.Clark说, 大部分心血管疾病都是慢性疾病, 其病理生理机制启动至发生严重的靶器官功能性障碍往往需要5~10年的时间。如及早发现病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干预, 则有可能延缓疾病进程, 甚至避免疾病所造成的损害。

中华医学会全国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胡大一指出, 应用冠状动脉钙化扫描指数预测表面健康的成人心脏病和中风的发作风险, 对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干预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特别是在中国, 每年在心血管疾病和中风方面的财政成本估计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 早期诊断和预防不但可大幅度降低成本, 而且可减轻患者的痛苦。

电梯可再制造性研究 篇7

关键词：电梯,再制造,节能

一、电梯再制造简述

再制造工程是以产品全寿命周期理论为指导,以废旧产品性能提升为目标,以优质、高效、节能、节材、环保为准则,以先进技术和产业化发展为手段,来修复、改造废旧产品的一系列技术措施或工程活动的总称。简言之,再制造工程是废旧产品高技术修复、改造的产业化。

再制造的重要特征是再制造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达到甚至超过新品,成本只为新品的50%,节能60%,节材70%,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80%以上。再制造是一种绿色制造技术,是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也是一种绿色维修,是维修发展的高级阶段。

电梯作为一种垂直的交通工具,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我国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步普及,并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电梯协会消息,2014年全国电梯保有量约347.97万台,相比2013年增长幅度约23%,电梯产量、电梯保有量、电梯增长率3项为世界第一。伴随电梯数量的增长,电梯老龄化问题已逐步显现(应用10年以上)。由于电梯的老龄化,增加了电梯的故障率,也给电梯安全带来隐患。尤其对于住宅电梯,由于老龄化导致故障频出,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若要更换新梯首先开发商少有相应的资金储备,其次物业负担不起更换新梯的费用,再次给政府带来了财政上的压力,管理上的负担。

二、几种再制造方法的介绍

再制造的主要工序是拆解、分类清洗、再制造加工和组装。

拆解:拆解过程中直接淘汰电梯各部分零件中的易损件,一般这些零件因磨损、老化等原因不可再制造或者没有再制造价值,装配时直接用新品替换。

清洗:拆解后保存的零件,根据零件的用途、材料,选择不同的清洗方法:高温分解、化学清洗、超声波清洗、液体喷砂、干式喷砂等。

检测鉴定:对清洗后的零件进行严格的检测鉴定,并对检测后的零件进行分类。可直接使用的完好零件送入仓库,供装配时使用;对失效零部件进行再制造加工。

再制造加工:对失效零件的再制造加工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最主要的是利用先进表面技术进行表面尺寸恢复,使表面性能优于原来零件。

装配:将全部检验合格的零部件与加入的新零件,严格按照电梯安装技术标准装配成再制造的电梯。

三、电梯功能部件的失效性及再制造性分析

现将电梯各零部件的失效形式及所采用的再制造方法分析如下。

减速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密封失效,漏油;蜗杆与蜗轮轴的轴承损坏,转动不灵活;由于磨损使得蜗杆轴各蜗轮轴轴向游隙过大,产生颤动和响声;由于齿面磨损严重致使尺侧间隙过大而引起震动。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曳引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曳引轮上油泥过多,影响曳引能力;曳引轮与钢丝绳之间磨损严重,影响曳引能力;轴承损坏,发热,噪声大。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导向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油泥,与钢丝绳磨损,轴承损坏。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采用表面加工技术。

限速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限速器油泥过多,影响限速器动作及复位;弹簧张力减小,无法触发安全钳。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更换弹簧。

曳引钢丝绳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外部磨损,内部磨损,断裂,弯折,笼状畸变等。无法再制造,达到报废标准后,报废。

导靴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摩擦使导靴间隙过大,使轿厢运行产生晃动,影响运行舒适感。无法在制造,更换。

轿厢架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锈蚀。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

轿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门板锈蚀;门扇变形;门锁失效。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钣金门扇;更换门锁。

安全钳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安全钳只是在电梯失控,超速上、下行时起作用,而电梯失控的概率相对较小,因此安全钳失效形式大多为:油泥过多,使得动作与复位不畅;锈蚀;电气开关失效;钳体裂纹。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清洗油泥;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更换电气开关;裂纹止裂。

导轨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导轨与导靴接触,接触面又是由橡胶弹性元件构成,而且中间有润滑油,因此很少能对导轨造成伤害,它的主要失效形式为:锈蚀;与安全钳之间的刮痕。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

绳头组合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由于曳引绳的端接装置用来连接轿厢的,并且需要承受一定的拉力,是主要的受力部件,它的失效形式主要为疲劳产生的裂纹,因此是不可逆的,一旦失效需要报废。

对重失一般情况下对重是不会出现失效的,可以不需再制造,直接使用。

补偿链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失效的,可以直接使用。

限速器张紧装置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限速器张紧装置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效,但电气开关存在失效的可能。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更换电气开关。

缓冲器常见故障:锈蚀;油泥过多使柱塞卡阻,影响柱塞复位;电气开关失效;聚氨酯老化。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清洗,去油泥;更换电气开关;更换聚氨酯缓冲器。

轿壁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锈蚀与变形。采用的再制造方法:轻微除锈刷漆;严重报废;钣金。

开门机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电机失效;皮带老化。采用的再制造方法:更换电机与皮带。

平层感应器很少失效,可以直接使用。

控制柜失效形式及故障现象:控制系统老化,控制功能失效。无法再制造,直接报废。

四、电梯再制造性评价

通过上述对电梯各部件失效性及再制造性分析得出:在所有的零部件中可以直接使用的零部件数有3,占所有零部件的14.3%;通过一定的方法再制造后可以使用的零部件数为14,占所有零部件的66.7%;直接报废的零部件数为4,占所有零部件的19%。综上所述,电梯的可再制造率为81%,因此电梯再制造是一项可行的节能环保的新技术。

参考文献

[1]中国工程院.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咨询报告,2003.

[2]朱子新,徐滨士,朱绍华,等.再制造工程的现状与应用前景.机械工艺师,2001(5):44-45.

西方翻译理论的可借鉴性 篇8

翻译, 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什么是翻译?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而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美国翻译家Nida (奈达) 的定义中, 把“意义”概括成“语义”和“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 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转引自Nida, Eugene, 2001)

以上定义只涉及了翻译的形式、性质;而翻译的实质和内容, 是一个科学的定义所不能完全包含和体现的, 它涉及认识、审美、语言文化修养等方面内容, 然而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中西方翻译理论从属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彼此间存在差异, 但并不相互排斥, 并且具有诸多共性, 比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 译文必须通顺, 译文读者具有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译者必须精通源语和译语, 并且通晓两种语言的文化, 等等。下面, 我们将分别对中西方翻译理论作一回顾。

二、中国翻译理论简述

中国翻译, 从东汉的佛经翻译到明清的小说翻译, 再至现代翻译, 从实践到理论, 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传统翻译理论论点精辟, 内涵深刻, 既饱含中国文论和文艺美学精髓, 又充分发挥了中国哲学对其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

我国早在东汉时期, 就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标准。文中多次出现“传实“、“贵其实”、“因循本旨”的观点, 究其本质, 就是今天的“求真求实求信”。文中还提到, “其辞不雅”, 这个“雅”实际上就是追求文字的典雅。

严复, 在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 也是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翻译家。他既汲取佛经的翻译思想精髓, 又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 在《天演论》中鲜明的提出“信 (faithfulness) 、达 (expressiveness) 、雅 (elegance) ”的翻译标准。这三个字, 以其简洁明了、概括力强的特质, 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大批翻译家, 比如, 朱生豪、杨宪益。

郭沫若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甚至于可以超过原作”让一批从事翻译的痴痴学者, 前赴后继, 乐此不疲。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他点破了翻译的美学标准和极致要求。

罗新章将所有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归纳、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路线。现在应该再加上刘重德的“切合风格” (转引自刘重德, 2007) 。故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线,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绝美的线。究其原因, 中国的翻译始于佛经, 盛于清代的小说, 所以, 一直以来, 文学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活动中占主要份额。

三、西方翻译理论回顾

翻译在西方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安德尼罗科 (Livius Andronics) 翻译的拉丁版的《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历史上的最早译作。中世纪出现了《圣经》翻译高潮。文艺复兴以后, 宗教、思想、政治、文学、艺术、建筑等都影响到西方的翻译活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西方翻译研究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 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 但仍然有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西方的翻译发展至今, 主要有两条主线, 即语文学派和交际理论派。语文学派的翻译思想非常接近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 而交际理论派, 则是颇受西方的结构语言学派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当然, 纽马克本人就是语言学家。下面分别回顾一下这两条线的发展情况。

语文学派:早期这一派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直译”和“意译”。杰罗姆和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主张以意译派的胜利告终。而Willis Barnstone (威利斯·巴恩斯通) , 一位美国翻译大家则认为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 不管谈得如何头头是道, 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 (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 , 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以下回顾一下几位代表人物。

吉罗姆 (公元347—420) 认为“文学用意译, 《圣经》用直译”的主张。多雷 (Etienne Dolet) , 法国译者, 认为必须理解原著内容, 通晓两种语言, 避免逐字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 讲究风格优美的“翻译五原则”。查普曼 (George Chapman) , 英国, 认为译诗不可死译, 译诗可以采用“新造型像”的翻译方法。德莱顿 (John Dryden) , 英国, 主张“直译”“意译”“拟作”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泰特勒 (A.F Tytler) 提倡优秀译作的衡量标准和“译文必须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译文的思想和笔调必须和原文属于同一性质, 译文必须具有原文的流畅”的三大原则。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认为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有关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列维 (?—1970) 倡导“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读原著的幻觉”“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翻译重在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仔细读来,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 或者最终能达到文学翻译的境界, 与“信”、“达”和“化境”真是神似至极。这些共性一方面由语言共性和思维共性决定, 另一方面, 最主要的, 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任务和价值所决定。

交际理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考虑了文学以外的信息, 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 所以, 翻译者除了关注文字信心以外, 还关注文字所在的社会环境。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 (Nida) , 研究很广, 从翻译历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和翻译的组织工作, 从口译到笔译, 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 从语义学到文化学, 几乎无所不包。他在论述翻译的性质时指出:“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则提出了内容与形式兼顾的论点。认为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 以适当方式重组语言形式和语义结构来交际。他认为, 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 而且, 尽可能地要求形式的对等” (转引自谈载喜, 1999) 。后来又作了改进, 认为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不能保持一致的话, 意义优先。后来被概括为形式与意义之“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但并没有绝对对等”。其实奈达的这一论点与中国的陆殿扬 (1987) 教授的“如果可能, 就直译, 否则, 就采取意译”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中国的“直译、意译”之说在奈达的笔下提得更明确、更具体, 因而更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奈达博士的另一著名理论——读者等同反映论, 虽然屡屡被质疑, 但是, 他仍然是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反应的第一人。当我们能把中国的《水浒传》翻译出来, 令外国读者能产生与知识、经历、背景相近的母语读者一样的反应, 这部译作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杰作, 只是, 仍然难以具体把握。

英国另一位著名的当代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主张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其代表作《翻译入门》和《翻译教程》中将语法理论、文体论、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并根据源语意义结构的区别和交际目的的差异创立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 以求在某些场合下求得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描述等值、功能等值 (或文化等值) , 使某些含混、模糊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变得明朗、清楚得多。同时, 纽马克认为各类作品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 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有的作品, 重点放在原文的语义内容上, 应采取“语义翻译”的方法, 译文要尽可能接近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有的作品, 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上, 应采取“交际翻译”的方法, 译文更倾向于译入语的语言形式,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纽马克指出:“交际翻译试图用这样一种方式正确地传达原作的文中意义, 使其内容与语言都可以很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和理解。”这种翻译方式可以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 更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表达功能, 而译文也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他的“语义走失论” (转引自谢天振, 2003) 认为, 每一次翻译都不可避免地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特有的情景等原因而使基本意义走失。这一理论的提出, 在某种程度上让翻译唯美主义者很受挫折, 但是, 这一现象毕竟不是客观的, 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 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 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收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 促进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概括来说, 即强调了语义语法作用、语言使用技巧, 强调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翻译。

事实上, 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 我们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翻译标准”转圈。但是, 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 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正如前文提到的纽马克的语义走失论, 跳出了怎么翻译的小圈子, 我们反而对翻译的本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思考。

四、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性

多年以来, 很多人衷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也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 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却淡化了理论的共通性。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 盲目自大自满, 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拨高成所谓的理论, 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探讨。

客观地说, 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 在文学翻译实践上的指导作用不可小觑, 却也不是完美无瑕, 其表现在:1.表达形式上, 由于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 注重宏观概括, 虽用词讲究凝练, 却让人第一眼就有“换汤不换药”之嫌;2.理论似乎都在围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好作品”。有理论意义, 却在实际操作性方面有点不足;3对翻译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 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 “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认为没有翻译几部著名大作, 就不能谈翻译理论。

西方的翻译理论突破了以上这三点,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翻译理论, 特别是近现代翻译理论, 不是仅仅悬在翻译这一座孤岛之上的。在西方厚实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土地上, 结合了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分支语义学, 一直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触发翻译理论的机关。比如很有影响的几位翻译理论家奈达、纽马克、莱维科维奇等, 他们的翻译理论一直以来都给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五、结语

显而易见, 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国际翻译理论天平上的砝码正在减重。原因之一是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 其难度大大高于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理论的共通性原则, 借鉴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逐步完善中国的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翻译理论, 跳出传统理论的框架, 把目光投射到更丰富的相关领域, 拓展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 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的翻译理论。

摘要：本文以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为线索, 重点探讨了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过程, 通过对比发现了其各自的精辟所在, 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翻译理论能为我所用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对比,借鉴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刘重德.翻译论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书库, 2007.

[3]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 200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