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建学校

援建学校（精选9篇）

援建学校 篇1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期待、定义和要求。自美国学者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后,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从一个受援国成为一个援助国,期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广泛、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及在世界和平建设、安全治理及环境生态保护等领域,中国都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1]在国际社会的期待和自我角色定位下,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更多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是体现中国国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开展国际教育合作,通过提供教育援助,提升国家软实力,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责任与教育援助

教育在非洲国家建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始终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教育投入一般都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预算中占较大比重。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4.3%;中等收入非洲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5.7%,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各国教育经费平均占5.5%的水平。然而,在如此高投入下,非洲国家教育进步尚不明显,仍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小学完成率只有67%,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5%。[2]非洲国家尚无法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教育现代化,非洲教育发展依然离不开外部援助。“二战”以来兴起的国际教育发展援助历经半个多世纪,在援助理念、制度和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从强调教育援助的经济价值到关注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从项目援助到部门援助及计划援助,从援受双方的不平等到倡导平等的伙伴关系,从重视援助的有效性到提出发展的有效性。然而,无论援助模式如何变化,援助重点如何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间转移,教育援助始终是大国践行其国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教育援助是一项国际公益性事业,因其所具有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理念和精神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受到普遍的推崇和追求,相对于其他援助领域而言,受援国产生抵触情绪和反感态度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国际教育援助即使是跨地区、跨国界、跨政治文化和跨意识形态也都能受到受援国和国民的普遍欢迎,并且较易取得国际社会的赞誉和好评。[3]

要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体现中国的国际社会责任,通过共同发展,与非洲国家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对非援助理念必须超越经济利益的范畴,在加强与非洲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的同时,更应该强化和加深中非之间教育人文领域的合作与文化交流。教育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相比,或许无法带来直接的、易于显现的经济效益,但其影响更为长期而深远,具有广泛性、渗透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效应。与非洲国家开展这种不带功利性质的教育人文交流可以消除非洲国家的疑虑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直接惠及非洲普通民众,增进中非之间的认知和理解,其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

教育援助在提高国家软实力、体现国际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大国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中国不但通过援建学校等项目改善了非洲教育的硬件设施,而且也注重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和自我发展能力。例如,自新中国成立至2009 年底,中国已向非洲50 多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29,465 人次。[4]目前,中国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已达5,000 人次。根据2012 年发布的《北京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实施“非洲人才计划”,承诺未来3 年(2013~2015 年)为非洲提供18,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在中国政府奖学金赞助下,这些非洲学生在中国高校学习,接受良好的学术和技能训练。来华留学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各领域所急需的高技能人力资源、一流的学者和科研人员。第二,对非教育援助是非洲国家减少贫困、提高青年就业的重要途径。撒哈拉以南非洲47%人口处于每天不足1.25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5%,而实现一个没有贫苦且平等的世界,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教育对于实现这一愿景至关重要。通过接受基本知识和技能,弱势群体可以摆脱贫困,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他们将能够有更多选择机会,更有可能找到自己摆脱贫困的方式。中国为非洲民众提供短期实用技能培训,将技术转让给他们,使之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技能。截至2010 年6 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各类人员3 万多人次。[5]第三,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符合非洲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际需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贫弱,尽管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较高,但投入总量明显不足,尤其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缺口。长期的经费不足造成学校和教室短缺的严重问题,现有的很多校舍也残破不堪。以喀麦隆为例,喀麦隆20 世纪80 和90 年代经济衰退加剧了国内贫困,对教育造成很大冲击,小学入学率从过去的90%下降到1995 年的74.7%,到2003年,喀麦隆全境教室短缺14,600 间。[6]因此,援建学校项目对非洲国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平等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日在非援建学校的基本理念与援建模式

(一)中国方面

1.中国在非援建学校的基本理念

中国在非洲援建学校项目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教育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中非之间的合作一直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理念,旨在增进中非传统友谊,促进非洲的自主发展。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体现的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双向合作“发展伙伴“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援助关系。与西方和国际组织援助模式不同,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不对非洲国家教育政策指手画脚,或直接干预非洲国家教育发展。“不附加条件”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体现了一种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精神内涵。[7]中非教育合作是在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是以一种共同认可的适合非洲情况的方式开展的国际教育合作。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比较小。这与中国实力相关,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因此,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依据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8]并做到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2.中国在非援建学校的模式

2006 年北京峰会,中国政府承诺为非洲国家援建100 所农村小学;截至2009 年底,中国在非洲建成107 所学校。这些学校基本呈均态分布,每个非洲国家2~3 所,并为30 所学校提供了教学设备。

中国在非援建学校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进行的。中非双方经过协商,达成援建学校意向,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然后由非方相关部门,如教育部提出建校地址、方案设计等具体要求。中方实地考察后,提出反馈意见。之后,中方在国内进行招标,选择确定承建商。在合同期内学校建成后,双方政府进行质量验收,最后签署交接证书。非方自行负责学校后期维护、师资配备、招生等工作。

中国援建的学校大多位于教育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例如,中国政府在津巴布韦援建了两所农村小学,1其中一所小学位于中马省(Mashonaland central province)宾杜拉市郊,由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2009 年4 月开工,当年10 月竣工,于2011 年9 月28 日正式移交给津巴布韦政府。南通建工集团还捐赠了桌椅、办公用品、球类及书包等学习用品。该小学占地面积约6,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 平方米左右,由2幢一层教学楼、1 幢二层办公楼及广场、篮球场、跑道、围墙等组成,共有教室7 间,其余为教师办公室、医务室、图书室等。该小学1~6 年级共6 个班,每班35 人左右,学生总数235 人,教师8 人,每班配有1 名教师,每名教师教1 个年级的所有科目,包括数学、英语、绍纳语、环境教育、道德教育等。

(二)日本方面

1.日本在非援建学校的基本理念

20 世纪90 年代后,日本国际教育援助的重心逐渐由高等教育转向基础教育,并且从传统的硬件援助开始向软援助拓展。日本将对非基础教育援助作为减贫战略的重要手段,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其教育援助的核心目标。作为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日本的援助方式已经由单一的双边援助改为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结合。鉴于对援助无效的反思,一些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开始强调援助者之间的协调以及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因此,“全部门援助模式”正成为对非援助的主流。日本在参与教育领域部门援助的同时,仍然保留自身的一些援助特色。

2002 年,日本发表《为了成长的基础教育倡议》(Basic Education for Growth initiative),提出其教育援助的基本理念。[9]第一,重视受援国的自主意识和政治承诺,强调受援国的自助努力。日本承诺认真考虑援助实施地的独特环境,愿意从受援国的视角,设身处地考虑问题。第二,认同文化多样性,促进相互理解。第三,日本在援助理念中反复强调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跨部门合作。第四,重视当地社区参与,活用当地资源。第五,推广日本的教育经验。

诚然,日本对非洲开展援助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利益考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对资源储备十分丰富的非洲具有天然的需求,非洲是日本经济向外拓展的潜在市场,非洲也是日本为争取“入常”而极力拉拢的政治筹码。

2.日本在非援建学校的模式

利用无偿援助款,为非洲国家建造学校是日本对非基础教育援助的重要方面。自1985 年以来,日本在非洲22 个国家建造了2,610 所中小学校,其中小学2,480 所,中学130 所,受益人数达497 万。[10]日本除援建完整学校外,还在一些教室不足的学校里增建教室,修缮破损校舍,并且为一些学校打井,建厕所、洗手池等卫生设施。日本根据非洲国家的教育发展规划和对学校的实际需求情况,在不同国家建造学校的数量差异很大。从分布来看,日本在非洲援建的学校呈不均衡状态,例如,在塞内加尔援建的学校最多,有535 所;南非为140 所;莫桑比克只有9 所;在有些非洲国家,比如博兹瓦纳、津巴布韦、埃及、突尼斯、加蓬、埃塞俄比亚等,没有援建学校项目。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日本对外援助以经济利益为优先,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种做法受到广泛批评后,日本援助项目便采取全球公开招标方式。21 世纪以来,日本在非洲建学校开始更多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建筑公司,采取“社区发展援助”模式。日方为招标人,采用国际竞争性投标方式在当地招标,学校设计方案、预算和建造标准都由投标公司按照当地学校建筑风格设计和规划。建筑工人基本来自当地社区,建筑材料基本在当地采购。签订建造合同后,日本对建造施工进行全程监管和指导。这种方式的好处主要有四点,一是节约成本,日本称之为“低成本”学校;二是加强当地社区能力建设,扩大就业;三是体现当地对援建学校的所有权;四是利于学校后期使用和维护。

三、中日在非援建学校的影响与效益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在非援建学校的影响与评价

非洲政府对中国援建学校表示衷心感谢,盛赞中非传统友谊,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援助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援建的学校,特别是在比较贫穷落后、教育设施严重不足的地区建立的学校,有效地缓解了当地学校短缺的情况,解决了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帮助当地改善了农村地区办学条件,提高了教学质量。津巴布韦副总统穆朱鲁表示,津巴布韦政府目前还不能完全满足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非常需要合作伙伴的支持。津巴布韦目前大约有350 万人口处于受教育的年龄阶段,占全国人口的1/3,他们急需校舍、书本和教师。

中国政府以援建校舍的方式进行援助而非以资金投入进行援助更具可见性,更能防止腐败。中国教育援助的效率极高,满足了非洲急于解决学生就学难和加速发展的需要。

学校所在社区居民基本知道中国政府援建的小学。一是学校的大门上有中非友谊学校的标志;二是中国政府建造的小学在设计风格上与当地小学不同。博茨瓦纳迪诺卡瓦尼小学当地居民反映,1她的孩子以前要到很远的小学读书,因为路途遥远,雨季时孩子经常失学在家,而中国援建的小学使孩子每天步行上学的距离由16 公里减少了8公里。所以,中国的援建学校在当地社区受到普遍欢迎。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当地社区之外的民众对中国援建学校的情况就知之不多。据在非洲国家的随机采访,大约90%受访对象不知道中国在本国援建了学校。相反,西方教会组织开办的一些学校因为设施良好、管理先进、教学优良、历史较长而广为人知。同时,社区居民也反映了中国援建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援建的小学规模都比较小,只有7~8 间教室,可容纳200 多名学生,社区居民希望进一步扩大小学的规模。有的学校在建造之初,非洲国家就提出了扩建的要求。

一般来说,学校师生对中国援建学校怀有较高的期待,小学校长们表示愿意全力将学校建成附近地区最好的小学,配备优秀的教师,吸引好的生源。校长们希望学校能与中方建立更多的联系和合作,尤其希望中方派教师帮助他们开设中文课。同时,学校方面对援建学校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增建教师宿舍、体育设施、改建围墙、校舍维护、校园绿化等问题。

(二)日本在非援建学校的影响与评价

日本在非洲援建学校基本遵循“需求驱动“模式,一般应非洲国家的要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无偿资金,援建学校,增建教室,修缮破损校舍,建厕所和洗手池等。日本自20 世纪80 年代就开始在非洲援建学校,历史较长,援建学校数量大,对非洲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非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日本教育援助的评价都很高。以日本在喀麦隆援建学校项目为例,从1997 年到2011 年,日本投入了约112 亿日元,在喀麦隆9 个地区建造了120多所小学。[11]喀麦隆基础教育部部长称,“日本援建小学项目留下的不仅仅是援助,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援助给喀麦隆留下了许多无形的财富,比如提高了喀麦隆的建筑技术和管理水平”。[12]

根据日本学者所做的研究,[13]绝大多数受访者同意日本在基础教育领域所提供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有贡献。除援建学校外,日本在非洲的基础教育援助项目还包括培训教师(尤其数理科学教师)、派遣志愿者以及在非洲推行“社区参与式学校管理模式”。日本还非常重视项目的规划,这些援助活动相互加强,形成合力,进一步增强了日本援建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效应。日本的海外协力志愿队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农业、林渔业、维修、工程、卫生、教育和文化、体育、规划与管理等八大领域。在日本政府的援助项目中,经常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如政府援建学校,志愿者会为当地建筑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政府的教师培训项目推广也基本都是志愿者帮助完成。这些志愿者不单单是自己讲授课程,而且还对当地学校教师进行培训,推广日本的教育经验,协助政府的援助项目。此外,日本不同领域的志愿者经常被派往同一地区,相互合作和配合开展工作。

四、政策建议

一直以来我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主要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对基础教育援助的投入与关注较为不足和欠缺。与日本在非援建学校所取得的成效相比,中国在非学校援建项目很大程度上并未充分关注援助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因而也未能很好地发挥其潜在的软实力效益。借鉴日本的成功做法与经验,中国应将对非教育援助提高到国家重要的外交战略高度,使对非洲的基础教育援助规划既符合宣传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政治与文化利益需求,也满足非洲削减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教育需求。[14]因此,中国对非基础教育援助必须制定长期整体规划,具有可持续性和创新性。

(一)要了解非洲的实际需求

中非合作要达到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的理想效果,需要加大对非洲本土问题的研究,分析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将中国援非纳入非洲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优先事项。如有些国家急需建小学,有些国家不需要校舍,就可以在需要的非洲国家多建几所学校,不需要的国家可以不建,避免资源浪费以及后期管理问题。教育合作不能单单看教育本身的情况,更要考虑不同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习俗,符合当地习惯。比如,津巴布韦长期经济衰退、严重通货膨胀,基本生活用水用电很难保障。在为该国援建小学时,就必须同时保障其水电供应。简而言之,中非合作需与非洲国家实际发展需求相结合。

(二)选择优先援助项目

加大中非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并非同时推出大量合作项目,中国应该选择擅长的、影响力较大并且能带来较大社会效益的合作项目。已有的比较成功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可以持续下去。例如,2006 年北京峰会承诺的援建小学项目可以长期进行,可以增加援建学校的类别,提升中国援建学校在当地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未来5~10 年,可以增加援建学校的数量,所涉及的学校类别从小学扩大到初中、高中,也可以参考日本援建教室的做法,在学校中增建教室,维修破旧校舍。可喜的是,2009年“沙姆莎伊赫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决定为非洲再建50 所中非友好学校。这50 所中非友好学校,包括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等,实际已安排60 所,包括新建54 所学校和为6 所学校提供设备。学校建在首都或中心城市,统一命名为“中非友好学校”,学校档次略高于当地水平。[15]

(三)创建全民参与的教育合作模式

中非合作应改变合作只局限在政府间的局面,建议提高各方在合作项目中的参与度。在教育人文交流中,应该与非洲国家的地方政府、社团、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社区等机构合作,扩大合作范围。非方广泛参与的项目既可以扩大中非合作项目的影响力,为非洲培养本土人才,加强非方能力建设,又能提高非方对项目的责任和自主意识。同时,也应鼓励在非中国企业、个人参与中非教育人文交流,藉由支持非洲教育发展履行其在非社会责任,加强与非洲社会的交流与互动。此外,在不存在很大利益冲突的教育人文合作领域,完全可以考虑与国际社会及其他援助国合作,探讨三方及多方合作模式。中国可以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开展多边合作,既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又可提高中国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程度和自身能力。

(四)协调各类项目间的合作

在整体框架规划下,协调好各部委、各部门、各机构负责和承担的发展合作项目。例如,我们向非洲国家派遣一些志愿者,可以根据这些志愿者的专业特长,将他们派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小学任教,到中国援建的体育馆做后期维护指导,到农业示范中心做技术顾问,等等。中国在非援建的很多基础设施都需要一些技术工人和技术维护人员,可以选派这些需要培训的人员参加非洲国家实用技术短期培训班或研讨班。

(五)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

如何有效地为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实际上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挑战,也是中国教育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良好契机。中国高校急需培养能够参与国际事务、适应南南合作的外向型人才。中国还需要在教师专业培训、提高教育质量等领域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将国内教育发展经验推广到非洲国家。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政府为了提高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在4 所公立大学专门成立了研究“国际教育合作”、支援发展中国家人才开发活动、培养国际合作人才的机构,如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广岛大学教育开发国际合作研究中心、筑波大学教育开发国际合作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与日本国际开发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从事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招收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合作举办教育研讨会,派遣志愿者,进行教育援助项目的各种评估工作。

援建学校 篇2

第5期

互助县玉树州称多县称文镇灾后重建援建办公室2010年10月12日

互助县援建办举办安全教育培训班

近日来，称多县境内降雪频繁，气候变化异常，昼夜温差较

大，给工程质量和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带来了挑战。为此，互助县

玉树州称多县称文镇灾后恢复重建援建办及时行动，在狠抓工程

进展的同时，充分利用援建企业施工人员午餐休息时间组织办公

室工程技术人员和卫生保健员在施工现场开展了工程安全知识和

高原病预防等方面的知识讲座。工程技术员从冬季施工方案的编制及实施、基础土方开挖、基础及主体工程施工中质量和安全方

面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卫生保健员从心态、饮

食、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了知识讲解。最后，援建办负责人指出，一方面要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管理，确保人身安全；另一方

面施工企业要严格按照冬季施工方案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该培

训班的举办，为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起到积

极的作用。

报：互助县玉树州称多县称文镇灾后重建援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 组长，各成员单位，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县委宣

传部，地区援建办。

援建学校 篇3

1. 加强领导, 成立了由辽宁省对口援建安县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王天宇、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刚任组长, 县级23个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灾后恢复重建档案归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由县档案局局长顾德军兼任办公室主任, 办公地点设在县档案局。

2. 安县人民政府主动与辽宁省援建安县指挥部加强沟通和联系, 召开协调会, 研究做好援建档案工作的措施和办法, 对援建档案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县档案局具体对涉及灾后恢复重建相关的各类文书、电子文档, 声像、照片档案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进行指导。

援建小结（范文） 篇4

情 况 汇 报

辽宁鞍山援建沙湾县人民医院医疗专家陈雪峰副院长、主任医师自去年12月来我院任职开展工作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参与指导手术80余例，平均每隔一天做一台手术，其中包括：阑尾炎、疝气、胆囊炎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术、肠粘连松解术、乳腺包块切除及乳腺癌根治术等。坚持每周一出专家门诊，门诊诊疗患者近300余人，周二查普外一病房、周三查普外二病房。上半年带领普外科医生开展新项目，即：“保胆取石术”。这种手术在全国开展的医院只有五、六家，在北疆地区是第一家。这也是我院今年工作重点，已经申请塔城地区科研立项并审批通过。我院普外科目前已独立成功完成此类手术15例，为沙湾县各族患者带来了福音。上半年陈院长带领沙湾县医院医护人员16名参加全疆第二届医护技能大赛，获医生组3等奖2人，护理组3等奖1人，总体成绩较去年有较大的提高。

在不断开展新项目、新技术的的基础上，陈雪峰副院长积极响应卫生部号召，做好普及“乳腺癌及宫颈癌”知识教育，为沙湾县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进行“乳腺疾病预防与治疗”专题培训讲座，围绕“重视预防，提倡早诊，推动规范治疗”向医务人员系统讲授了乳腺癌及早预防、及早诊断、及早进行规范治疗的新知识、新理念，特别就乳腺癌的诱因、高发因素、症状、体征、检查手段及自我防护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并对医务人员提出的乳腺疾病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参与培训的医务人员深感受益匪浅。积极与辽宁医科大学联系，准备派我院2名医生前往进修学习肛肠、烧伤先进治疗技术，同时建议医院购进价值180万元的胆道镜，开展胆道镜下套蓝取石、保留胆囊取石等手术，这也将是我院今年外科工作的重点。

辽宁鞍山援建沙湾县人民医院医疗专家辛文明同志，自去年12月来我院任急诊科主任以来，共接诊病人4750余人次，抢救病人55例，其中急性心梗1例，左心衰1例，脑出血3例，外伤性颅内出血3例，中毒8例，参加120出诊125次。由于沙湾县医院缺少医生，他主动要求参加急诊室倒班，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在急诊科参加值班。让医院急诊科医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团聚。

两位援沙专家在县医院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积极开展“传、帮、带、教”工作，为我院学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全院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同时也惠及了沙湾县各族患者，受到了广大患者的称赞。

援建学校 篇5

根据浠水县公安局的要求, 此次工程以县公安局监控机房为中心, 将城区各监控点与县公安局系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工程建设中, 烽火网络从外部监控环境的布置到机房平台的调试, 实现了视频图像的流畅, 满足了客户2009年国庆前完工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工程试运行后, 此次工程已于12月中旬顺利验收完毕。

鉴于此次平安城市工程布控点多, 网络建设复杂的特点, 中国电信浠水分公司采用了烽火网络提供的Smart Eye6000视频监控系统平台。据了解, 该系统平台采用了分层的模块化设计, 包含中心管理、系统管理、网络管理、媒体分发、媒体存储、数据库、前端及客户端接入、报警联动、B/S、C/S客户端等软件模块, 系统可以根据系统容量及规模的不同灵活的扩容, 并可以采用分级的模式组网, 任何一层的任何一个模块的维护和更新以及新模块的追加都不影响其他模块。而且, 烽火网络Smart Eye6000视频监控系统平台的应用操作系统为Linux操作系统, 可以移植到不同厂家的硬件平台上运行, 保证了不同厂家间的互联互通。另外, 该系统平台支持Windows Mobile、Symbian操作系统的手机监控解决方案, 可以让客户通过手机实现视频的实时浏览, 告警短信/彩信接收, 云台控制。

援建学校 篇6

建筑中存在很多矛盾的东西, 这种对立矛盾的东西不胜枚举。从职业角度出发, 作为一个建筑师, 都希望依靠建成建筑留下自己的名声, 毕竟作为一种独特的“精英职业”, 要想在这个行业中立足, 光有一门好手艺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 与画家、文学家、电影导演等文艺创作者相比, 建筑师似乎或多或少要多那么一些社会责任感在身上。这大概是因为建筑的实际建成要涉及繁杂的过程和庞大的相关人群, 以及长久的使用年限, 因此不像许多现代艺术那样可以依靠一种“瞬间”的快感来作为卖点和吸引人的要素。

那么, 在这种背景之下,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援建建筑”, 似乎更加值得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建筑师自身的思考。因为它本身蕴含了上述的那种矛盾——援建更多的是一种无名奉献, 不以获奖为目的, 不以留名为宗旨, 而它又切切实实在服务于人, 这实乃建筑最崇高的出发点。

或许一个“成功”的建筑师, 并不仅仅要求能够展现自我意志, 同时还要在各种矛盾的取舍中游刃有余。所谓“虽屈伸无常, 所因时异” (《后汉书·班固传》) , 建筑师的角色也就是这么个介于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人物。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工作室接受的项目类型和内容越来越多。这里展示的主要是工作室最近的五个援建项目, 其中三个来自于“5·12”汶川地震之后对口援建项目, 一个援疆项目和一个援藏项目。除了“援建”这个共同的核心词以外, 地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也是我们设计中所思考的共同的核心议题。

当然, 由于项目性质不同, 我们对于地域性的回应和设计策略是各不相同的, 在援川项目中, 绵竹当地的民居和年画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援藏项目中,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藏式建筑的传统用色和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细部特征上, 但是并不期望完全照抄“仿制”一座布达拉宫或者大昭寺;而在援疆的改造项目中, 我们又采取了保留原来的村落肌理的策略, 并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进去, 使城市的空间形成一种“编织”形态, 充分回应原有的建筑。

可是, 地域性到底还是一个模糊不可清楚界定的事情。不仅不同的设计人员之间有不同的认识, 当地人和外地人也有不同的认识。除此之外, 援建项目由于政府的介入, 必然带有政府承建的特点, 既不同于刘家琨的“再生砖, 再生屋”, 也不同于谢英俊的“协力建造”。如果说刘、谢所强调的是经济性、适应性, 那么政府承建或许强调的是实用性、示范性。这里其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困难, 这也是“地域性”本身所蕴含的矛盾——地域的不可复制性。

援建项目的设计往往受制于设计周期, 可是为了追求设计效果所耗费的精力却并不少。建筑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这一固有矛盾在“援建建筑”这一特殊的类型中得以放大突出, 而对建筑师的更大考验也蕴含在其中。每次接受这样的项目, 我们都希望能设计成属于“当地当时”的一座建筑, 因此考量建筑的“地域性”就成为我们设计的最初出发点, 依靠对当地建筑的调查研究, 形成我们对方案的构思和基本建造方式, 也最终影响我们对建筑的深化和细部推敲。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地域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在形式的层面上, 而应该更多地反映出当地的人文习俗、城市肌理和建造方式。

援川项目——四川民居的启示

“5·12”汶川地震后, 工作室进行了三个对口四川绵竹板桥镇对口援建项目, 这三个援建项目分别是板桥镇小学、板桥镇卫生院和板桥镇幼儿园。这些建筑基本都位于四川的集镇中。成都周围的小城镇, 民居大都形成聚落, 疏密有致, 结构轻巧, 人们注重户外的生活, 因此檐下空间、院落空间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 高低错落的坡屋面也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外观印象。

新设计的三座建筑自然就采用了这种成都平原上常见的坡顶建筑, 但在设计中, 我们试图使坡顶元素有新的变化。小学建筑较大, 我们将平行的坡顶打散、成组布置, 形成一定的韵律感;卫生院的坡顶强调纵横交错, 入口的屋脊处将两个坡面拉开, 赋予传统坡顶以新的表达形式;更有意思的是幼儿园的坡顶, 我们原设想是将坡顶一直延伸到地面 (后由于安全的原因, 在靠地面处改成了构架) , 使建筑的“第五立面”成为造型的主要元素。

绵竹当地的年画富有盛名, 艳而不俗, 是当地民居外墙上一种重要的装饰内容, 我们在外墙设计时刻意“留白”了一些地方, 供当地用户作“第二次创作”, 实践证明, 效果相当不错, 幼儿园外墙上后来绘制的年画, 既营造了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 也给建筑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较为可惜的是, 我们原来给建筑设计的一些外墙材料, 如竹墙、清水砖墙等, 后来在施工中没有得到实现, 但我们从一开始强调的院落、坡顶和构架等基本要素, 还是在这组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援藏项目——藏风建筑的探索

2011年工作室开展了江苏对西藏达孜的援建项目——西藏达孜工业管委会办公楼。这是一幢现代功能要求的办公楼, 场地四周开阔, 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当地政府和援建单位提出的要求是:藏风、现代、文明。

印象中西藏高原的碉楼建筑, 敦实而凝重, 色彩亮丽,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与现代化办公楼要求的明亮、简洁有着一定的差距, 我们在设计中努力想寻找这两者间的共同之处。因此建筑的外观在再三推敲后, 采用了传统碉楼形式, “三段式”的比例符合藏风建筑, 并在色彩上与当地建筑一致。

传统碉楼是封闭的, 外墙很少有大面积的窗洞, 为满足建筑的使用要求, 我们在不损害外形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在外墙上开了组合式的长窗、角窗, 更有特色的是, 我们结合藏式建筑平顶的特点, 在中庭设置了大面积的天窗, 使新藏式建筑的内部空间更为明亮而通透。

援疆项目——北疆肌理的呈现

去年工作室还参加了一项对口新疆伊宁的援建项目——新疆农四师62团安置房设计。为这个项目所做的前期调查中我们看到, 近年来, 在当地住宅项目建设中, 很多住宅楼受内地的影响, 已丧失新疆建筑原有的风格特色。

规划设计的范围有1.6平方公里,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住宅杂处其中, 当地想开发成网格状的住宅楼盘, 我们在调查后认为, 体现地域的特色不光在单体, 总体上也应与原来的城市肌理相呼应。为此, 我们提出了“编织城市”的概念, 保留了原来地块中两条斜向的道路。该规划获得了201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障性住房居住区规划设计一等奖。

在单体设计中, 结合这块地的特点, 我们希望形成一种“混杂”的风格, 既有新建的, 也有改造的, 既有浓郁民族式样的, 也有汉地别墅, 两者交融, 形成具有北疆特色的一个生活居住区。

结语

回首GKStudio这些年的援建设计工作, 不难发现:这几个项目各有特点, 但又有一条明晰的脉络贯穿其中——即我们一直在设计中强调的“设计的研究”和“研究的设计”。

设计的研究:不论从援川工作中对于地震灾害预案的积累;援疆工作中对于场地文脉的寻觅、建筑改造模式的总结;还是援藏工作中对于藏族文化的建筑符号探寻都体现了工作室对于设计方法的关注。真实项目有很多限制, 最终能实现的往往和最初构想有出入。这三个项目, 我们努力追求建筑地域特色的呈现, 但又尝试着用不同方式来实现:援川工作中, 针对当地地域特色的坡顶和院落空间提炼、重构;援疆项目中, 通过“织补”场地文脉的方式回应场地;援藏工作中, 工作室对于“藏族建筑原型”的案例进行研究从而发展出最后的方案。通过以多种方式解读地域特色, 使工作室成员们在“设计的研究”过程中, 实践设计的同时又能在设计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研究的设计:工作室在设计这些项目时, 同时也在进行着实地调研、读书汇报、案例分析、设计头脑风暴等等, 因为分析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在援川项目中, 我们曾开展过对于“是否将学校建成‘最安全、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就必须不计成本?”的研究, 由此引起了工作室对于援建建筑经济性以及材料、施工等等方面的关注, 工作室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加深了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 受益匪浅。

姜伟新高度肯定江苏省援建工作 篇7

随后, 姜部长一行来到建设工地, 仔细察看了已建成活动板房的结构、实用性及防水效果, 对江苏省援建活动板房规划设计、过渡房安置区总体规划以及多部门协同作战组织施工给予了充分肯定。

姜部长指出, 活动板房建设要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 最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下发电报明确: (1) 活动板房幢与幢的间距可压缩到2.5-3米, 多幢之间间距可以适当大一点; (2) 允许活动板房背靠背建设; (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对第二批、第三批活动板房建设, 可以考虑建两层。

姜部长对江苏省活动板房的规划设计、施工安装给与了高度肯定并鼓励大家, 他说, 大家干的很好, 要继续努力!

最后, 姜部长还慰问了现场工程管理和施工人员, 在得知省建工局高局长即将退休、南京市建工局贾局长每天打两针胰岛素仍坚守在工地亲自指挥后, 专门向他们敬礼表达敬意和感谢。

援建学校 篇8

关键词：进度控制,影响因素,控制措施

0 引言

根据河南省对口支援江油市恢复重建工作统一部署，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2009年初共承接“中原爱心小区二期”、“豫江老年大学”、“备灾仓库”，“江油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工业园区创业中心”及“中原爱心小区三期”等六个项目工程建设管理总承包任务。六个项目概算总投资17 666万元，总用地面积287.34亩，规划建筑面积81 016 m2。由于对口支援恢复重建工作“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特殊性要求，在保证整个援建工程质量和不突破概算总投资前提下，工程进度控制管理尤为重要。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工程项目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投资控制并列为工程建设控制的三大目标。进度控制的目标与投资控制、质量控制的目标是对立统一的，工程管理就是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矛盾，使工程建设做到既要进度快，又要投资省、质量好。

1 工程进度控制影响因素

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受诸多因素影响，要想对进度有效控制，要对影响进度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调查研究，预测、评估这些因素对工程建设进度产生的影响。工程进度影响因素，一般包括人为因素、技术因素、材料和设备因素、资金因素、气候因素、环境因素等，其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首先，对项目的特点与项目实现的条件认识不清。如地基地质结构的复杂而导致的局部或整体不能符合设计要求，这就需要论证或进行相应的实验并采取可行的处理手段和措施，而这必然会要求投资的增加和工期的延长。其次，项目参加单位(人员)的工作失误。如施工单位对各作业队伍的选择失误及控制、管理不善，出现无组织施工、无控制施工，使得工序质量不合格而导致返工，造成工期拖延。

2 工程进度控制任务

进度控制的任务是进行进度规划、进度控制和进度协调。施工进度计划是施工进度控制的依据，因此编制施工进度计划以提高进度控制的质量成为进度控制的关键问题。进度计划的编制涉及建设工程投资、设备材料供应、施工场地布置、主要施工机械、劳动组合、各附属设施的施工、各施工安装单位的配合及建设项目竣工的时间要求等。对这些综合因素要全面考虑、科学组织、合理安排、统筹兼顾，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进度规划。要对进度进行控制，必须对建设项目进展的全过程，对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进行比较。如施工工程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发生偏离，无论是进度加快、进度滞后都会对施工组织设计产生影响，都会对施工工序带来问题，都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对偏离控制目标的要找出原因，坚决纠正。进度协调的任务是对整个建设项目中各安装、土建等施工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之间的进度搭接，在时间、空间交叉上进行协调。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素，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进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对这些单项工程之间的施工关系不加以必要的协调，将会造成工程施工秩序混乱，不能按期完成建设工程。

3 工程进度控制管理措施

3.1 合同措施控制

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订立的，用来明确责任、权利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文件，是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组织项目实施的基本手段。

(1)在合同措施中首先确定合同工期。一般来说，合同工期主要受建设单位的要求工期、工程规模的定额工期以及投标价格的影响。工程招投标时，由于工程项目工期紧迫，建设单位通常不采用定额工期而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提出要求工期，并由此限定投标工期，只从价格上选择相对低价者中标。多数施工单位为了实现中标这一首要任务，忽视工程造价与合同工期之间的辩证关系，致使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工程报价低，在要求增加人力、机械设备时显得困难，制约了工程进度，不能按合同工期期限完成。因此，要求工期的科学合理和允许投标工期在平衡投标报价中发挥作用，将有利于减小建设单位在进度目标控制中存在的风险。

(2)通过合同来控制工程款支付。工程进度控制与工程款的合同支付方式密不可分，工程进度款既是对施工单位履约程度的量化，又是推进项目运转的动力。工程进度控制要牢牢把握这一关键，并在合同约定支付方式中加以体现，确保阶段性进度目标的顺利实现。

(3)合同工期延期的控制。合同工期延期一般是由于建设单位、工程变更、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而工期延误是施工单位组织不力或因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两者概念不同。因此，合同约定中应明确合同工期顺延的申报条件和许可条件。造成的工期拖延是申请合同工期延期的首要条件，但并非一定可以获得批准。在工程进度控制中还要判断延期事件是否处于施工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上，才能获得合同工期延期的批准。若延期事件是发生在非关键线路上，且延长的时间未超过总时差时，例如屋面防水层的设计变更发生在工程结构施工阶段，工期延期申请是不能获得批准的。

3.2 经济杠杆控制

建设单位要想取得好的工程进度控制效果，实现工期目标，有两个方面一定要作为重点来抓。首先必须突出强调施工单位的工期违约责任，并且形成具体措施，在进度控制过程中对企图拖延、蒙混工期的施工单位起到震慑作用。如根据审定的工程进度计划对照形象进度，属施工单位原因超过计划时间点未能完成形象进度的，以合同价款的若干比例按每延误一日向建设单位支付工期违约金，并在工程进度款支付中实际体现。施工单位在下一阶段目标或合同工期内赶上进度计划的可予以退还违约金。其次要引入奖罚结合的激励机制。长期以来，在实现工程进度控制目标的巨大压力下，针对施工单位合同工期的约束大多只采取“罚”字诀，但效果并不明显。从根本上讲建设单位的初衷是如期完工而不在于“罚”，而某些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在考虑赶工投入的施工成本后会得出情愿受罚的结论，原因是违约金上限不能超过合同总价款的5%，这与增加人员投入、材料周转的费用相接近，且拖延工期直接降低了一定的施工成本。所以工程进度控制只采用罚的办法是比较被动的，而采取奖罚结合的办法可以引导施工单位变被动为主动。施工单位在合同工期内提前完工奖励的幅度可以约定为一个具体数值或是与违约金支付的比例相当。由于奖励比惩罚的作用更大，争创品牌的施工单位自然会积极配合建设单位的进度控制，尽可能为此荣誉而努力，也有利于促成双方诚信合作的良性循环。

3.3 组织协调控制

为有效控制工程项目的进度，必须处理好参建各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协调的工作关系，通过明确各方的职责、权利和工作考核标准，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及潜在能力。首先，对于参建单位来说，工程项目的三大控制目标都同等重要，但是如果各方对三大控制目标都使用均等的力度来抓就有可能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在实践中，比较理想的方案是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分别以进度、质量和投资控制作为工作重点，三者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强调其主要责任使其有机结合。就进度控制来说，施工单位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合同工期编制和执行施工进度计划，并在监理单位监督下确保工程质量合格。其次，施工单位工程项目部是建设项目进度实施的主体，建设单位进度控制的现场协调离不开工程项目部人员的积极配合，因此，工程项目部组成人员的素质尤为重要。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工程项目部的人员配备与招投标文件相符，主动加强与工程项目部人员的相互沟通，了解其技术管理水平和能力，正确引导其自觉地为实现目标控制而努力。

此外，工程进度控制管理不应仅局限于考虑施工本身的因素，还应对其他相关环节和相关部门自身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施工图设计、工程变更、营销策划、开发手续、协作单位等。只有通过对整个项目计划系统的综合有效控制，才能保证工期目标的实现。

3结语

要实现整个援建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目标，必须充分做好三项工作：(1)处理好进度、质量与投资三个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2)认真分析影响工程项目进度因素，正确确定进度控制任务;(3)综合运用好合同、经济、组织等控制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建设工程进度控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建设工程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援建学校 篇9

一、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理性思考

从现实意义来看, 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深入开展对口援建工作的现实选择,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有利于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进步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1.对口合作是基于对口援建的现实选择

随着对口援建的基本完成, 各项援建项目后续工作需要继续完善提升, 运行效果需要进一步实践检验, 客观现实要求对口援建必须向对口合作转变。当前, 着眼长远, 积极构建对口合作长效机制, 科学有序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有利于充分发挥援建成果的最大效益。以受灾最重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北川县) 为例, 山东省从2008年6月11日起对口援建北川县, 并按照对口援建省 (市) 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来安排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的要求, 着力推进北川县“农村、乡镇、新县城、工业园区援建和人力智力支持”五项援建任务。截止2010年4月10日, 山东省援建北川县农村和乡镇的任务全面结束, 北川新县城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产业发展效果良好, 累计安排各类援建资金100亿元, 安排新县城和场镇援建项目242个, 已建成163个, 有79个项目尚未完工。预计届时将有部分援建项目不能全面按时完成, 客观实际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口合作, 做好相关后续工作。

2.对口合作是基于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 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中的最高价值理念,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从对口援建效果看, 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援建模式, 19个省 (市) 对口支援资金将超过700亿元, 重点投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近两年, 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规划设计、建设质量、文化品味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 新农村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至少提前30年以上, 有效提升了地震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促进了生产力加快发展, 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建设基础。实践证明, “一省帮一重灾县”对口援建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 是共克时艰的力量所在, 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不仅在短时间内使地震灾区迅速恢复重建, 还有力地促进了东西部经济大合作、文化大交流、理念大融合。在此基础上, 充分发挥对口援建的优势, 加强对口合作, 必将有效地推动西部大开发, 进一步缩短东西部的发展差距, 加速推动先富地区与后发展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3.对口合作是基于民族团结的现实需要

胡锦涛同志于2009年9月29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也是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命线”。从地震灾区的情况看, 四川省、甘肃省、陕西省的地震灾区处于我国大西南与大西北的结合部, 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之一, 拥有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形态的特点,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是实现多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区域。以北川县为例, 全县共有16.05万人, 羌、藏、回等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50.5%以上, 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超过国土总面积的60%, 而且全县大多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贫穷落后。2007年, 北川县人均生产总值 8201元, 远远低于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61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831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59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仅0.4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 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相对落后。从长远看, 在对口援建基础上加强对口合作, 既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也有利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化, 更有利于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寻找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界面接口

实现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的顺利转变并形成一体化, 寻找合作的界面接口既是重点, 又是难点。从经济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看, 对口合作应围绕“造血”与“输血”齐头并进, “当前”与“长远”统筹规划, 重点在产业、劳动力、智力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1.注重产业合作

从援建方产业发展看, 援建方主要属于东部、中部的较发达地区, 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日益紧张,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 企业生产成本逐步攀升, 实施“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已经成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受援方发展实际看, “5·12”特大地震灾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甘肃省、陕西省等西部地区, 具有资源、能源、市场和劳动力等要素优势, 同时, 国家出台的支持地震灾区经济恢复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 在土地、金融、税收、财政等方面也加大了对灾区的扶持力度。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特点, 受援方应以资源换投资、以市场换技术, 积极主动承接援建方的产业转移, 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应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把推进产业科学有序转移, 尤其是大规模、跨梯度推进产业有序转移, 作为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大战略、大举措。在具体工作中, 应坚持政府主导, 在制定优惠政策、加强宣传引导、改善服务环境上下功夫, 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 准确把握推进产业转移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 有效推进双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嫁接, 形成“1+1>2”的溢出效应, 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既推动援建方的产业升级, 又加速受援方的产业发展;还应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充分尊重企业家的意愿,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同时, 应充分考虑地震灾区大多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特点, 坚决杜绝污染企业向西部地震灾区盲目转移。

2.注重劳动力合作

“户户有就业”是灾后重建的重要目标之一, 就业在地震灾区群众生活、社会稳定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 西部地震灾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 加之灾区有大量的城乡居民因山体滑坡、次生灾害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失去生产资料和生存环境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 特别是随着援建工程和灾后重建的全面完成, 就地务工人员需求逐步减少, 劳动力富余状况将更加突出。以四川省为例, 震后有115.2万名农民失去土地和农村收入来源, 有37.2万名城镇人口成为新增失业人员, 零就业家庭也增加了5.1万户。另一方面, 援建方所属的发达地区目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西部地区劳动力“输出”难与发达地区“用工”难的矛盾突出。因此, 应充分利用对口援建的契机, 着眼长远合作, 建立两地劳动力长期合作关系, 既有效转移地震灾区剩余劳动力, 又满足援建地区企业的用工需要。具体操作上, 应建立长期稳固的劳动力供应基地, 实行应急措施和长效机制并重, 培训援助、岗位援助、政策援助多措并举;应整合各方面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资源, 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提高剩余劳动力输出和接收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应制定优惠政策, 组织专场招聘活动, 建立网络平台, 常态公布信息, 及时对接劳动力合作信息。

3.注重智力合作

以北川县为例, 截止4月10日, 山东省帮助培训北川县党政干部600多名, 安排10名党政干部到山东省有关市、县、乡挂职锻炼, 山东省有关部门也选派了25名党政干部到北川县相关部门挂职工作, 组织了近2000人次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北川县开展支医、支教、支农, 至今仍有80名医疗卫生人员坚守在北川县医疗卫生第一线, 给予了北川县灾后重建巨大的智力支持。实践表明, 通过采取双向挂职、两地培训和支医、支教、支农等办法, 为北川县培养了大量医疗卫生、项目管理、施工监理、城乡规划等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 为受援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同时锤炼了援建方的干部队伍。援建方在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 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重点应在科技、教育、卫生、干部交流培训等多个领域纵深推进。在具体领域上, 教育方面应积极深化两地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的合作关系, 互派教师交流锻炼, 加强中小学教师和管理骨干交流培训;科技方面应建立科技项目合作机制, 定期举行科技成果对接推介会, 积极探索跨地区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 促进两地科技成果产业化;医疗卫生方面应重点加强医疗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开展医疗技术指导, 建立重点学科、重点科室的“一对一”帮扶机制, 帮助提高管理水平;人才培养方面应探索建立党政干部互派挂职和人才双向交流培养机制, 共同开展行政、经济、科技及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人才培养,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三、构建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长效机制

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核心应着力构建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长效机制, 确保对口合作科学有序合理推进。

1.着力构建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能够促进和推动对口合作各方为了共赢并实施合作的机制。通过长达两年的对口援建工作, 援建方与受援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把北川作为山东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县来建设”。在具体工作上, 应改变灾后重建、对口援建灾区单方面受益观念, 结合援建方和受援方的比较优势, 探索建立以感情为基础、利益为纽带、园区为载体、项目为支撑、制度为保障的动力机制, 重点是寻求利益分配的均衡点,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方式, 科学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确保援建方与受援方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2.着力构建调控机制

调控机制主要是建立协调、调整科学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机制, 保证对口合作的稳定、有效运行, 实现“双赢”。具体地说, 应在两个层面建立调控机制:①宏观层面, 即国家出台有关政策, 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引领科学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 并尽可能通过文件、法规指导, 协调科学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各方的行为。②微观层面, 即援建方和受援方的运行机制与资源整合, 通过签订《对口援建长效合作机制方案》等协议来规范各方的行为。重点应着力建立高层互访机制、联席会议制度、联络工作制度、信息交流制度、企业互动机制、文化交流机制, 加强双方的信息沟通与日常工作交流, 协调落实两地协商确定的重大合作事项。

3.着力构建保障机制

明确援建与受援双方在对口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 使对口合作法制化、规范化、合法化, 重点应在两个方面构建保障机制。平台建设方面应借鉴都江堰市与上海市的对口合作的经验, 通过编委核定编制, 建立对口合作的政府常设管理协调机构——对口合作办, 专门负责整合、管理、协调对口合作及各种招商引资形成的对口合作业务。资金保障方面应在援建资金总盘子中预留部分资金, 设立支持地震灾区产业合作、劳动力合作、智力合作等专项资金, 通过市场运作增资, 用于扶持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及农业产业化等发展, 为灾区人才交流培训提供必要经费。

摘要：“一省帮一重灾县”对口援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 也是共克时艰的力量所在。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科学辩证的思维, 对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重要意义、界面接口和长效机制进行了深入思考, 并力求探索建立科学推进对口援建向对口合作转变的新思路, 为今后应对解决类似重大问题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