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策略（共3篇）
脱贫策略 篇1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目前,对民族地区来说,面临既要解决群众温饱,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双重历史任务。[1]
一、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1.民族地区的国家级、省(区)级重点贫困县数量多。
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县共592个,民族自治地方占267个(除西藏),比“八七”扶贫攻坚增加了10个县。加上西藏74个县整体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范围,实际上,民族自治地方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的县为341个,占民族自治地方(县、旗)总数的53.5%,比“八七”时期高13.2个百分点,比全国覆盖率(30%)高23.5个百分点。分区域看,国家级贫困县主要分布在五个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见表1)。除了国家级贫困县外,我国还有省(区)级贫困县。各省(区)的贫困县中,大部分为民族贫困县。如广西的28个国家级贫困县全是民族县,另外21个区级贫困县只有防城区(防城港市)不是民族县,其余20个都是民族县,占区级贫困县的95%;[2]两级贫困县占广西民族县的60%,占全区总面积的61.25%,总人口1539.11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了75.8%。四川的28个省级贫困县中,民族贫困县10个;加上20个国家级贫困县,30个民族贫困县占64个贫困县的47%,占50个民族县的60%。甘肃省41个国家级贫困县有12个是民族县,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4。
资料来源: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592个),国务院扶贫开发办,http://www.cpad.gov.cn 。
2.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度较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约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50%以上。这些贫困人口又主要集中在341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占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的18.5%,少数民族贫困县平均集中了11.67万贫困人口。汉族地区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分布在国家级贫困县,但县均8.3万贫困人口,只占汉族地区总人口的2.7%。2003年底,我国还剩下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2900万,少数民族地区有1304万人,占45%。2004年的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261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就有 1246万人,占47%;贫困发生率为 7.8%,高出全国 5个百分点。在滇、黔、湘、桂、川、青、新、陇、宁、蒙、渝等11个省(区、市)中还有 77个县属于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涉及8240个村、1600万人,其中,仍有1761个村不通电,有3160个村不通路,有391万人饮水困难,63万户住房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有20个民族39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其贫困发生率高达23.9%。[3]
3.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呈现集中连片的特点。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特别是有些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呈现出区域性、整体性的贫困。如新疆的南疆地区,青藏滇川等高寒牧区,内蒙古、新疆部分草原牧区,宁夏南部山区,湘鄂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滇桂黔石珊区、云南“直过区”、边境地区等。如宁夏回族人口为186万,其中有117万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南部山区,占全区回族人口的65%,这也是该区贫困人口的主体。新疆的55.2万贫困人口中,有92.5%分布在南疆四地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四川的贫困县集中分布在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三州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37.8%,“三州”的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6%、64%和80%;[4]“三州”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66.4%,比四川省平均水平的54.7%高出11.7个百分点,高出成都市17.3个百分点。[5]青海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比重高达63.34%,14个国家贫困县和38个省级贫困乡还有32.93万人尚未解决温饱,其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达27.8万人,占84.42%。
4.民族地区非贫困县,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严重 。
据国家民委扶贫开发办的摸底调查,四川阿坝州的若尔盖县是非贫困县,到2002年末,若尔盖县的总人口为6.6万人,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分别为82公斤、55元和1264元,贫困深度高于或接近于西部的国家贫困县的状况。又如广西非贫困县插花贫困问题也比较突出。非民族县中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的贫困状况也不容乐观。据国家民委扶贫开发办的摸底调查,四川宜宾市13个民族乡中8个是特困乡,20%的少数民族生活困难。云南省云县后箐彝族乡“七五”、“八五”到“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的差距由367元上升到785元、再上升到1564.8元,与全省的差距由251.58元上升到458.45元、再上升到818.05元,扩大趋势十分明显。[6]
5.对民族地区恩格尔系数的考察。
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五个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甚至还处于贫困的边缘(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7》计算整理,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的原因
1.自然条件恶劣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客观原因。
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山高沟深,耕地极少,土质极差,生活相当艰难。西藏闭塞的交通与独特的高原环境,强烈地影响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处于海拔四千米以上,25000平方公里养活25000人都比较困难,县财政的自给率只有3.3%。民族地区旱、水、雪、风、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之人口增长、不合理耕作、不合理开发,原本脆弱的生态进一步遭受破坏,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的尖锐矛盾,陷入资源破坏、环境退化、贫困加深的恶性循环。这些地区致贫因素多,贫困程度深,出现“丰年越温,灾年返贫”的现象,各地常年返贫率在15%以上。
2.缺乏自我发展和保障能力。
一方面,基础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自身综合能力差,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30%以上,四川、西藏、甘肃甚至高达50%以上。四川凉山州的国家重点民族贫困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60%左右,劳动力人口的文盲率高达41%左右。旧文盲和新文盲的并存,也是各种扶贫措施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系统薄弱,医疗卫生条件差,地方病严重,即使通过扶贫勉强解决温饱,一遇疾病,又迅速返回贫困状况。
3.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上长期投入有限,欠账太多,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以及各民族州县财力不足等因素,造成水利灌溉程度低,公路覆盖面窄、路况差,电力供给不足,住房条件差,部分地区群众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生活水平难以稳定提高。以交通为例,“一差两低三不足”是民族地区交通的现状的高度概括。一差,公路网的行车条件差;两低,公路技术等级低和通达水平低;三不足,交通建设资金不足、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和支持保障能力不足。如西藏远离内地,高山、峡谷重重,截至2006年底,西藏自治区还没有高速公路,等外级公路占65.5%。[7]渝怀铁路沿线峰峦叠嶂,地质复杂多变,工程量浩大而且工程十分艰巨。沪蓉高速公路宜昌—恩施段、湖南民族地区高速公路造价高,每公里平均造价达到5000万元,超过平原微丘区造价将近一倍。[8]
4. 单一的产业结构影响农牧民收入水平提高。
民族地区产业构成以农牧业为支柱,其他产业比重极低,经济总量小,绝大多数地方财政长期靠国家补贴,很难彻底脱困解贫。以四川省民族地区为例,从2000年到2005年,阿坝、甘孜、凉山的经济总量分别从2000年的35.28亿元、24.68亿元、144.5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75.19亿元、50.06亿元、300.23亿元。但总体上讲,三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低于全省水平,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迟缓,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三产业在全省的比重明显偏低。
5.生态工程产生了部分群众减收和返贫的新问题。
我国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本质上是要解决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个别地区政策不配套,切断了部分农牧民的传统收入来源,而短期内又很难形成新的收入来源,直接造成收入减少,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据调查,甘南州林区实施“天保工程”以后,人均减收300元左右,占人均收入的1/3。
三、创新扶贫制度,实施“可持续脱贫”
1.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为起点,夯实可持续脱贫的基础。
交通闭塞、饮水困难、缺医少电是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中央财政应重点解决民族地区水、电、路、医等公共产品供给,承担投资、组织、维护的责任。由于这些建设涉及资金大、建设周期长、受益群众广、经济收益小等原因,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存问题,鉴于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低,自我解决能力不足等,目前只能由政府作为主要的投资者。在建设过程中,为确保工程质量,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原则上政府应该全程参与工程的组织实施。同时,作为公共服务,一旦破毁,群众无力修复,还是要承担起维护的责任。具体包括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人畜饮水设施改善、乡镇医院投入、抗灾救灾投入等。
2.以产业开发扶贫为重点,提高可持续脱贫的“技术含量”。
产业开发扶贫是增加农牧民收入,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重要途径。第一,加大农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按照“公司+基地+农(牧)户”的发展模式,发展适销农牧产品供应基地,创造条件开办新型农牧产品加工企业,组建农牧产品生产销售公司,不断增强龙头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第二,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农牧业科技推广网络,推广新型实用技术和适应本地栽培、优质高效的新品种,围绕产业建设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做到生产什么、学习什么,发展什么、学习什么,确保农牧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第三,组建一批跨区域、跨所有制,涵盖产、加、销,具有一定规模,且运作规范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产业化经营层次和水平,促进营销状况向公司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第四,抓好农牧产品信息网络体系建设,直接与“绿蓝网”、“十亿农网”联网,大力推介特色产品,提高农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
3.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广辟可持续脱贫的财源。
可持续脱贫,投入是关键,但光靠国家的投入是有限的,要动员社会力量。本着国家投入、本地配套、外来投资、社会捐赠的投资原则,逐步建立起以扶贫资金投入为导向,以贫困农牧民投入劳力和自筹资金为主体,以信贷、外资和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元化扶贫投入机制,将社会各个方面的有投资欲望的投资商、投资银行、农民潜在的生产力、潜在的投入欲望,都调动起来,引入到扶贫开发中,变为扶贫开发的资本金,建立一种互助、互赢的新机制。即把国家投入作为粘合剂、作为引子,整合各路资金,使各方面资金有机结合,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渠道。
4.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可持续脱贫的能力。
在贫困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时,物质资本的投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仍处在低收入贫困的阶段时,人力资本的投资则显得更为重要。[9]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和“知识贫困”问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最佳途径。具体包括:加大对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教育扶持,提高他们文化程度,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大对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技术扶持,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防止他们因“愚”返贫;加大低收入贫困人口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防止他们因“失业”而返贫。
5. 加强可持续脱贫的规划,实施少数民族群众解困工程。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国家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扶贫开发,重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乡村以通水、通电、道路、通广播电视和茅草房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扶贫开发。 国家应实施特困少数民族群众解困工程,将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村全部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将新增的财政扶贫资金,主要集中投向特困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在政治、民族、宗教、生态等方面非常敏感,有些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活跃的地区,帮助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尽快消除贫困意义重大。但帮助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脱贫成本高、难度大,常规措施难以奏效,国家要设立专项资金,以少数民族贫困片区为单位制定片区综合发展规划,进行集中连片开发,一次规划,分年投入,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及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6.建立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为可持续脱贫的助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号) 明确提出,坚持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尽快建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对在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民族地区给予合理补偿,并切实解决当地农民增收和长远生计问题。但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有关优惠政策落实难,主要表现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开发补偿难,资源开采企业上缴资源地的税收少,国家资源税标准和分配比例不合理,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政策落实难。因此建议:(1)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资源开发新机制。一是建立资源税税种体系,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二是适当提高油气、煤炭等矿产资源补偿费标准。三是尽快形成市场决定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2)在资源开发中照顾当地群众利益。尽快建立资源开采企业对开采地环境破坏补偿机制,国家应规定中央企业上缴开采地的税收比例,所有的资源开采企业不论企业所属地在哪里,都应在资源开采地登记注册,就地缴纳所得税。对新增的资源初级产品,多留一部分在当地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走资源工业发展的新型道路,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3)建立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加强矿山地质灾害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4)建立健全生态移民工程的资金投入及保障机制,对生态脆弱地区且财政困难的民族地区,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5)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应增加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投入。资源开发企业应在受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给地方,作为农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补偿。
参考文献
[1]李德洙.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努力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J].民族工作研究,2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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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明洪,王永莉.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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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南省交通厅.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步伐[J].民族论坛2004(9).
[9]凌经球,杨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现状与对策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6(11):77-80.
脱贫策略 篇2
贫困户的诉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南街村有30户贫困户78人,患有重大疾病或年迈没有劳动能力的占到50%,符合低保的都享受了,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扶贫工作组一合计,关键还得靠产业帮扶,这是从长远和根本上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举措。说干就干,扶贫工作组会同村委会两委班子通过思想动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党建工作和推动精准脱贫深度融合,将党支部设在合作社,成立了吉安县南街种养专业合作社党支部,通过党支部指导合作社、合作社带动群众,实现党建工作和推动精准脱贫同频共振,把基层党组织政策引导、发动群众等优势,同合作社技术、信息、市场、资金上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延伸、放大了党组织和党员在产业链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效应。
党员宣传送进来,群众双手动起来。扶贫工作组坚持扶贫先扶志,第一书记带领党员干部经常深入贫困户家中,察家情,聊想法,了解贫困户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他们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树立起“宁愿苦干,不要苦熬”的意识,充分发挥贫困户主观能动性,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不断提振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经过反复传达各级政府有关产业帮扶政策,反复宣传勤劳致富、脱贫光荣思想后,南街村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内生动力被充分激发出来。
南街村蔬菜基地
党员思想活起来,群众心里亮起来。在贫困群众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后,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入群众家中,积极引导贫困群众利用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产业实现脱贫。贫困户赵太福曾经养过牛,有一定的养牛经验,2014年被查出患有鼻咽癌后,家庭逐渐陷入了困境,人也变得消极起来。扶贫工作组了解情况后,经常到赵太福家,带去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问候,并送上米、油及慰问金,鼓励他勇敢面对生活、积极与病魔做顽强的抗争。引导他不放弃自身优势,在积极配合治疗、安心养病的同时,从事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家庭负担。第一书记根据他有养殖的经历,积极帮助他申请银行贴息贷款,在家养牛、养鸡、养鸭,并送去相关种养书籍,帮他创新养殖思路,寻找产品销路,申报政府产业差异化补贴。“感谢党和政府,现在政策那么好,新发展养牛3头以上还有补贴”,赵太福笑呵呵地说,“党员干部又那么关心我,经常来看望我,还给我送种养的书,有空的时候我就翻来看看,看不懂的就让儿子念给我听,从中还真学会了不少知识。我现在养了4头牛,200多只鸡,还有几十羽鸭。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去务工了,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家今年一定能脱贫。”下一步,扶贫工作组打算等赵太福身体好得差不多时,依托家门口近20亩荒废的水塘发展鸭子养殖,对接煌上煌,不仅要让赵太富脱贫致富,还要让其带动身边的困难群众一起脱贫。
党员带头干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在村党支部的号召和倡议下,村里的党员致富能手均加入了合作社,经党员干部多方考察,确定合作社今年以发展火龙果、插花百合加农家乐为重心。为此,党员干部赴井冈山农业科技示范园引进火龙果苗,联系江苏企业高标准搭建大棚、修建水渠、安装滴灌设施,请来井冈山农业科技示范园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指导栽种果苗。在村党支部和合作社党支部的宣传和动员下,全村30户贫困户均纳入合作社,贫困户以政府发放的产业发展扶持资金2000元入股,合作社保证每户贫困户每年效益不低于投资的15%,贫困户不承担任何风险,确保了贫困户的收益,规避了贫困户的风险。同时允许贫困户以土地、劳力、贷款资金等其它形式持有股份加入合作社,确保收益,不承担风险。为做大扶贫产业,第一书记赴南昌联系并争取到赣粮公司到南街开展产业帮扶,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荷兰插花百合,由公司搭建大棚、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收购产品,合作社提供土地,公司在扣除成本后剩余收益归合作社的方式帮助南街发展村集体经济。从了解情况来看,已有6户贫困户提出明年想改种插花百合。此外,为了多途径增加贫困户收入,扶贫工作组同村两委决定,立足南街区位和产业优势,按照休闲采摘垂钓+农家乐的发展模式,启动了农家乐项目,优先高价收购贫困户农产品,目前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年底就可以试运营。
11月4日上午,敦厚镇南街村30户贫困户齐聚一堂,喜迎南街种养专业合作社首次分红,每户按股份领取了300元的红利,有的因申请财政贴息贷款投资合作社的收益就更高。看着手中的股权证和领取的红利,贫困户欧阳莲秀脸上由衷地露出笑容:“党的政策好,党的干部好,我没出一分钱,没出一点力也能够分红,希望扶贫工作组继续在这里帮扶我们10年。”
论云南脱贫战略 篇3
一、云南脱贫面临的困境
现阶段,云南省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面临四大困境: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足;民族区域深度贫困;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偏低、公共服务滞后。云南省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缺乏、气候条件恶劣,难以吸引外来资金发展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贫困地区脱贫的难度较大。
在贫困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十年来,云南省的绝对贫困人口数显著减少,但是,云南贫困减缓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很多贫困户刚从绝对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又因为经济或其他因素,如地震、干旱、泥石流、洪水、疫情等,再次陷入绝对贫困状态。此外,人口素质低、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弱,也造成了一部分人口返贫。云南扶贫办提供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有100 万人的低收入和非贫困人口返贫。
截至2014 年底,云南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还有120万深度贫困人口,云南有80 个贫困县,其中有25 个为边境县。在云南实施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贫困问题交互作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户“等、靠、要”思想较为严重,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制约了脱贫的进程。边境地区的贫困不仅有民族的因素,还面临着毒品问题,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扶贫较为复杂。
二、云南脱贫的战略目标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大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着力推进精准扶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把扶贫资源措施精准引导到具体人口上去。云南省实施精准扶贫的目标具体分为三部分,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2015 年起,平均每年脱贫100 万人以上,按年度计划实现相应数量贫困县摘帽;到2019 年,现行标准下57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76 个贫困乡(镇)、4 277 个贫困村出列;到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确保一个贫困地区都不掉队、一个兄弟民族都不落伍、一个贫困群众都不落下。
三、云南脱贫的战略选择
(一)脱贫的重点
1.重点脱贫人群。农村人口是云南脱贫的重点人群,依照国家贫困监测调查的数据,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 855 元的全国农村贫困标准,2015 年云南省农村贫困人口为471 万人,“挂包帮转走访”前期已经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建档立卡,云南省应该在核实校准的基础上对已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脱贫。截至2014年底,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云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42.99%,15 个特有少数民族有贫困人口191.8 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3.41%,15 个特有少数民族中有10 个是“直过”民族,“直过”民族人口为60 万,其中傈僳族、怒族、拉祜族、佤族等一些独有民族的贫困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40%以上,少数民族人口也是重点脱贫的人群。目前云南省农村贫困人口中,半数以上是女性,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事关整个扶贫攻坚进程,事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尽快让女性贫困人口脱贫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云南脱贫的重点在农村,特有少数民族和女性贫困人口则是重点脱贫人群中的重点。
2.重点脱贫地区。滇桂黔石漠化云南片区、滇西边境片区、乌蒙山云南片区、迪庆藏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云南重点脱贫的地区,涉及15 个州市、91 个县市区,其中,64个是民族自治地方,22 个是边境县,33 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云南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滇东北的昭通、滇西的迪庆、滇西南的文山和红河,这些地区位于深山区、干热河谷地区、石山区、高寒冷凉地区、边境一线,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脆弱,生存环境极差。另外,这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教育程度较为落后,信息闭塞,生产力发展滞后,具有扶贫开发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的特点,是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3.重点扶贫“子代”。云南现有的扶贫开发政策,多为面向当前具有劳动能力的“父辈’贫困人口所制定,然而,大多扶贫政策在实施多年后,其减贫的边际效应呈现出递减态势,以“父代”为特征的反贫困政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实生活中,由于“父代”历经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其人力资本提升难度增大,获取收入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降低。与此相反,“子代”由于成长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具备较强的可塑性,对外界新事物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脱贫。在云南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应结合“子代”特点尽快完善相关扶贫政策。
(二)遵循先易后难原则
云南省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应首先识别最容易扶贫的农村人群,因交通闭塞导致贫困和缺乏生存技能、缺乏经营资金导致贫困的这部分农村人群极易脱贫,通过推进贫困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生态建设、基本农田地、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危房改造、地震安居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城镇基础设施等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建设,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状况。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是我国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未修公路前,独龙族人都是通过溜索过江,通过人马驿道出山入县,单程一走就是三四天。2014 年底,长约6.8 公里的黑普隧道建成,打开了独龙江乡冬季的门户,使乡民们出入和游人探访成为可能。因道路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贫困的人群在云南所占比重较高,在精准扶贫中政府要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状况,使这些贫困地区尽快盘活旅游资源和当地的土特产,实现区域人口快速脱贫。
对于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云南省来说,资金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关键,现阶段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与扶贫开发需求存在较大矛盾,急需通过金融扶贫解决,应通过创新金融扶持方式,让有能力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贫苦户快速获得启动资金尽早脱贫。组织基层职业技能培训,让有条件的贫困户掌握1—2 项实用技术脱贫。
(三)结合实际逐一击破
由于云南贫困人口多,致贫原因多样,要想实现人口完全脱贫的目标需要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原因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因病致贫、因生态贫瘠致贫这部分人群,可以采用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方式脱贫,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对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实行政策倾斜,降低贫困人口大病费用的实际支出;因生态贫瘠致贫的人口采用异地搬迁方式脱贫;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加强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为重点救助对象,改善供养条件,提高这些特困人员的供养水平。因人口因素导致贫困的家庭,应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就业实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2015 年,云南省贫困地区人均工资性收入1 902 元,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1.5%,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4 047 元,经营性收入增长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1%,与工资性收入一起,成为拉动贫困农民增收的两架马车,扭转了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渠道单一的困境;贫困地区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59 元,不足可支配收入的1%,成为云南省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短板。在下一步推进脱贫工作中,应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传统手工业,着力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结构。
摘要：云南是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省份,省情决定了其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面临巨大的困难,要实现从2015年起,每年10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需要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起来,从战略层面科学设计脱贫路径,在明确脱贫重点的前提下,遵循先易后难原则逐一实现脱贫目标。
关键词：云南,脱贫,困境,战略目标,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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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云南省委.让贫困地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J].社会主义论坛,2015,(5).
[3]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贯彻脱贫攻坚重大战略部署决定[EB/OL].云南网,2015-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