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

2025-01-25

人口危机（精选5篇）

人口危机篇1

2011年10月31日, 地球上的第70亿个宝宝降生。无论他的名字叫做丹妮卡卡马乔 (菲律宾女婴) , 抑或是彼得 (俄罗斯男婴) ;无论他出生在菲律宾, 还是降生于俄罗斯,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给予了他们初生的美好祝福。但“庆祝”并非这天唯一主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 “这名婴儿无论出生何地, 他将生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 尤其是出生在贫困线以下的环境中。”显然, 人口迅猛增加会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这已广为人知, 而隐藏在人口迅猛增长背后的人口结构失衡矛盾才刚刚揭开盖头。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 当这些人口结构性矛盾问题越加凸显, 其对我们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关专家呼吁,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有效行动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人口结构性矛盾, 那么, 已经倾斜的人口结构天平总有倾覆的一天。

一、“银发浪潮”在劫难逃?

1987年7月11日, 50亿;1999年10月12日, 60亿;2011年10月31日, 70亿□□人口数量似乎还在随着滴滴答答的时钟分秒必“增”, 但我们不得不认清的一个事实是, 进入21世纪, 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慢下来了, 甚至有的国家还持续人口负增长。新生儿持续减少, 老年人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人口,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

来势汹汹的“银发浪潮”

提到老龄化国家, 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日本。日本自2006年以来就排在了世界老龄化国家的第一位。据专家预测, 2013年, 日本每4个人中有1名老人;到2055年的时候, 平均每2.5人中就有1名65岁以上的老人。持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让人难以想象这浪漫樱花之国的未来。

二、解剖“老龄化”

要诊治人口老龄化现象, 首先要解剖其病灶, 才能诊断其病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郑真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人口老龄化现象简单来说是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两个数值的影响下产生的, 但追根溯源, 这两个数据背后涉及的是一国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调节, 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养育子女成本的提高, 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的人们在生育观念上的改变, 以及医疗技术进步为人类健康与长寿提供的福利。

危机之一, 人口老龄化达到极值, 可能导致老龄化国家人口的最终“消失”。人口消失似乎并非无稽之谈。事情发展的结果目前还难以预测, 但这无疑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危机之二, 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 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将导致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 但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老年人口比率上升1%, 总生产力就会减少0.11%, 到2050年日本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将由目前的8%下滑至4%。长此以往, 日本经济强国的地位极可能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动摇。

危机之三,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急剧上升, 将成为一国无法承受的负担。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 2010年日本老年抚养比已超过40%, 是美国的两倍, 比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出近30%, 而这已经开始接近于其劳动人群对人口抚养的负担极限。很难想象若2050年日本社会总体抚养比真的上升至90%, 那么日本该如何为老人们安度晚年“买单”。

三、趋利避害持平“砝码”

人口结构天平向年龄层面的倾斜使得一国乃至世界的人口安全岌岌可危, 为平衡两端之重量, 需要在某一方面施以加权的砝码。

生育政策的调整是诸多国家首要的应对之法。俄罗斯、日本、韩国都位居积极鼓励生育的国家之列。目前俄罗斯政府以向产妇发放现金, 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缴税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一些地区的行政机关还酝酿恢复征收1941年制订的无子女税 (该税法规定, 20至50岁的无子女男性和20至45岁的无子女女性, 每月应向税务部门交纳工资额的6%) ;制订了为期7年的海外同胞自愿返乡计划, 通过提供贷款和失业补助等手段吸引海外的俄罗斯族人重返国土;甚至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一些做法, 如向生育子女多的家庭授予“光荣父母勋章”等等。

四、尴尬的“性别鸿沟”

“70亿”背后的人口结构可谓危机重重, “银发浪潮”仅是其一。视角由人口年龄转移至人口性别上来, “性别鸿沟”问题与你我面对面。上帝造就了一男一女, 让亚当和夏娃来到世间繁衍后代。从而人类得以繁荣, 生命得以延续。然而近年来, 一些国家男性与女性的平衡比例被严重打破, 性别层面的“鸿沟”由此而生。

五、“光棍威胁论”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男性人数超常规多于女性人数的典型国家, 其光棍数量每年以惊人的速度激增。男女性别平衡的打破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比如适婚年龄的男性找不到伴侣, 更不用说佳偶;男性为给自己找到结婚对象, 不畏长途跋涉, 寻觅新娘于邻邦;如若“供求”难以平衡, 甚至出现拐卖妇女的犯罪现象等等。于是, 有人将这称为“光棍威胁”。

中国也深陷光棍危机之中, 只是人们对于性别比例失衡的严重危机感被包裹在了热闹喧嚣的“节日”气氛之中。2011年11月11日被中国民间称为“世纪光棍节”, 除这之外, 还有“小光棍节”之称的每年的1月11日、11月1日, 过“光棍节”成为了中国年轻人的新时尚。许多省级电视台的相亲节目纷纷亮相, 候选人群从职场男女扩展到高校学生, 收看观众从幼龄儿童到白发老人, 节目上的新鲜见闻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网络上也颇为热闹, 不少婚恋网络公司闪亮登场, 为光棍们告别单身出谋划策, 量身定做“脱光”计划。热闹的气氛掩不住人们对于男女性别比失调的高度关注和极度担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 中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 到2020年, 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约2400万。届时, 中国将出现上千万名的“光棍”。

六、“性别鸿沟”的罪与罚

“光棍威胁”形势严峻,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男多女少的阴阳不调局面?传统文化中家庭对男孩的偏好, 以及现代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普及, 成为了罪魁祸首。

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郑启五表示, 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将衍生出婚姻挤压现象, 而婚姻挤压的受害者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婚姻挤压意味着, 20至25岁的适婚男性要与比他们年长的男性展开角逐, 争夺婚姻对象。相比之下, 经济实力略逊一筹的他们很可能败下阵来, 惨败的经历可能形成他们对社会的仇视心理, 而这种积蓄已久的不满很可能转化为成年男子伤害女性的暴力和犯罪, 如强奸等等。表面上看似“物以稀为贵”的女性并不会因为“身价”走高而得以安逸度日, 男性的报复心理可能会使得她们深受其害。可以说, 在婚姻挤压之下, 男性和女性皆非赢家。整个社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男女性别比失衡之下, 男性初婚年龄推迟, 夫妻年龄差异扩大, 这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都埋下了潜在的威胁。

七、打响消除“性别鸿沟”的攻坚战

解决“性别鸿沟”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 可谓一场攻坚战, 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部分人残留的封建遗念, 还有并不易于操作, 或者说短期内不能全面衡量利弊的方法之争。

重男轻女观念虽根深蒂固, 但拯救女童刻不容缓。诸多国家和地区与重男轻女观念的斗争可谓旷日持久, 就拿中国来说,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文明生育口号已经宣传许久, 但西部地区的少数农村依然痼疾难愈。当然, 观念的扭转并非一蹴而就, 我们也应该看到可喜的转变。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和东部的农村皆认同了生育男孩或是女孩没有差别的观点, 甚至在部分城市还出现了偏爱女孩的倾向。所以, 欲达千里, 贵在坚持。

70亿是一个概括的数字, 它的背后是诸多倾斜的天平, 除了人口老龄化、男女性别比失衡这两个倾斜的天平以外, 还有人种的天平、民族的天平、宗教的天平、教育程度的天平、职业的天平、收入的天平、家庭人数的天平等等。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强调均衡之美, 人口结构也不例外, 每一座天平的平衡都与社会、国家, 乃至整个人类息息相关。面对70亿这一人口里程碑, 人们为呱呱坠地的新生者喜悦, 也为人类未来的生存忧虑, 但我们此时此刻最该做的, 是透过概括的数字, 看到隐藏其后的人口结构危机, 尽不懈的努力去扭转不平衡, 重构和谐。

摘要：口号宣传是重树文明生育观的一方面, 提高女性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文化素质也许是更具实效的另一方面。印度在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女婴等行为上为世界提供了反面的教材, 但在提升女性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探索道路上却为世界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战绩, 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 印度的克拉拉邦每千名男童对应的女童数量达959个, 超过女孩与男孩出生比的世界平均水平, 位于印度各邦前列, 并且, 当地女性具有非常高的自豪感和社会尊严。而这些进步得益于当地政府对于扫盲和男女平等教育的长期推行。

关键词：人口结构,危机,性别鸿沟

人口危机: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面篇2

世界人口已经接近70亿，媒体在报道这个消息时都表示出了极度的惊恐。“我们不得不向人们提出警告，”《国家地理杂志》严肃地指出，“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持续的人口增长，特别是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和环境都造成压力。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新增人口太少。而且，新增人口稀少，不再只是发达国家存在的现象。包括伊朗、巴西、中国在内的几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生率都低于美国。

短期来看，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些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以及青少年人口减少的条件一一也就是“人口红利”——来驱动国家的经济。但是，从未来二、三十年来看，这些经--济体将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的减少。

这个景象在日本和欧洲大陆(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大部分国家、斯坎迪纳维亚半岛以及德国)已经出现。研究数据显示，这些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20％甚至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15％——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

在这些国家中，上升的债务负担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降低了经济转型的机率。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欧洲运行最为良好的经济体中，还发生在日本——个高速运行了数十年，最后因劳动力匮乏而被迫收缩的经济体。

到2030年，人口问题将扼杀这些经济体的活力。举例来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将出现每两个劳动人口养一个退休人口的现象。美国的情况会略好些，约每三个劳动人口养一个退休人口。根据斯坦福大学长寿研究中心的研究，这种情况会持续到2050年。

但是，人口问题影响最大的，不是在欧洲和日本，而是在亚洲。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都会步日本的后尘。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并不富裕，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个严峻的挑战。在中国，低生育率主要是源于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伊朗、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出现生育率偏低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的社会压力以及妇女的独立性增强都可以可能是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寿命的延长，而非出生率的提高。但是人们往往据此作出错误的推断，尽管人口减速很可能比现在预期的还要快。

人口有可能继续增长的地区是非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到2050年，人口可能翻一倍或两倍。但是，非洲的城市化和发展，也可能最终会导致生育水平的下降，这个现象我们在巴西和亚洲已经看到了。

人口下降与另一个现象紧密联系，那就是丁克家族的增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对社会将带来长远的影响，毕竟，如果有两个子女，每个子女再生育两个子女，未来就会有四个后代，而如果一个都不生，就没有后代，而且是永远没有。

另一个人口现象就是不婚、不育族的增加，这里的不婚族指的是，并非出于生理问题和其它硬性原因而选择不结婚的人士。在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台湾，适婚、适孕年龄的女性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日本，三分之一的30岁女性都是未婚的，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亚洲的其它发展中国家。

不生育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广泛地存在，与城市化进程、高房价、职场激烈的竞争以及女性的职业前景提升有关。世俗社会所信奉的自我价值实现，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人口革命。随着大部分的人口选择不婚或不生育，将来的老龄化会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有可能会退化分解。地球可能变得不那么拥挤，但是，这是不是又有些可悲呢?

上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理论，但是，我们所论证的事实很可能与他的描述不同。随着出生儿和劳动力的减少，老龄人口的增加，“人口爆炸”很可能是一种内向爆炸(即人口剧减)，而不是外向爆炸(人口激增)。

人口危机篇3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 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 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此, 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观察发现,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 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0年,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 占总人口的13.26%, 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 占总人口的8.87%, 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 其中中国占近30%;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 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87个百分点。

2. 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 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 2011年以后的30年里,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 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另外, 从进入老龄化到峰值期,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用90年左右的时间, 而中国只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

3. 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方向性特征完全不同, 中国老龄化社会则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基本生态。观察发现, 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人均GDP均在5000到10000美元, 而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 人均GDP只有806美元, 即使是快要进入“老年社会”的今天, 我国人均GDP也只有4000美元。

4. 老龄化的地域次序化。

其中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是上海市, 该市早在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2%, 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07%, 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 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而作为老龄化时间分布的另一极, 宁夏要到2012年才正式进入老龄化。另外, 与城市相比, 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出城市的1.24个百分点, 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5. 特殊老人群体涌现。

特殊老人群体是指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留守老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10年底, 中国1.78亿老年人中, 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 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3300万。由于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 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 城乡留守老人数量不断增加, 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目前约4000万, 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问题严重性在于, 未来特殊老人群体还将继续膨胀。据全国老龄办预测, 到2015年, 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 约占老年人口的11.1%, 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 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 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

二、人口控制政策的负面效应分析

1.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迅猛下沉, 进而加剧了老年人口的绝对占比。

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 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 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 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 1980年为2.29, 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 自从1991年以来, 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 但是, 据专家学者的计算, 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 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口生育率只有0.9左右, 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以下。

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3岁, 相对于20年前提高了5岁;同时,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从0-14岁少年人口占比来看, 2010年我国为16.6%, 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 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双重力量演绎的结果是中国老龄化的步伐一路提速。

2. 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成为了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强大力量。

众所周知, 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 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并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助力中得以实现, 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却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 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 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 2000年达到1.18∶1, 2010年升至1.2:1。据此,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 从2010年起, 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开始递减, 到2020年底前中国可能会有多达2400万的年轻单身男性, 这些人没可能结婚, 也不会有自己的子女。显然, 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 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3. 管理层对人口结构趋势的误判进一步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在人口结构趋势上, 决策层的误判明显表现为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 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 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 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 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显然, 按照最新人口普查结果,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甚至更低。同样, 按照官方1.8的生育率预测,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应为12.42%, 65岁及以上人口应为8.18%, 但实际结果却分别高于预估值的0.84个百分点和7.1个百分点。对于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 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 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 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 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 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 从2001—2075年, 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1. 养老金缴存与支取的失衡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直接原因。

一般而言, 养老金是以职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 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的。按照目前男性60岁退休和女性55岁退休的政策以及他们分别大致可活到72岁和74岁而论, 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2年和19年。粗略估算, 目前正在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军在其退休后存活的岁月中所领取的全部养老金, 大约是其退休前所缴全部养老金的10-13倍, 资金缺口由此产生。

2. 历史欠账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

在社保制度推出之前, 企业职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并未以基金形式积累, 而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 正是因为当年拿走了他们的“必要扣除”, 而且这些被“扣除”的部分也没有办法返还, 因此这一时期的员工退休后就不再单独缴纳养老金, 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养老金“现收现付”模式, 也产生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3. 人口赡养比的萎缩是捅大养老金缺口的根本力量。

我国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 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 “人口赡养比”, 即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的比率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强弱的关键因子。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人口赡养比稳定在3:1, 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 因此可以勉强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 随着老龄化的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的迅速增加, 在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前提下, 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 到2038年, 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况, 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 “现收现付”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 而且目前1.3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这个缺口还会迅速放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1.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即将丧失。

必须承认, 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因此,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 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 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 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 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 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 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 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 “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 由于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 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 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况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 在“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 “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 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据此,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7%。

2.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引起财政资源的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资本约束。

虽然与美国的老人福利要消耗掉该国GDP的9.4%以及德国的退休金占去了GDP的10.3%相比, 中国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只占GDP的4%左右, 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政府用于老人福利的开支将呈倍数递增, 而且递增的速度势必超过发达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 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 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3.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 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 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 即四个老人, 中间是一对小夫妻 (第一代独生子女) , 下面是一个小太阳 (第二代独生子女) ;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 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于身, 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 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 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遇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五、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本对策

1.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1/2在种地, 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显然,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继续担当建筑与搬运工人, 但他们可以在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和医疗等经验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充分发挥作用。因此, 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并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 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 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而增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2. 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

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 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整合社会资源, 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 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 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3. 充盈养老统筹账户和改革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体制。

充盈养老金账户的途径很多, 包括财政补贴、国有股或土地红利的划转、将农民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扩展为新的投保人等, 在此基础上, 为了防止养老金被挪用和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 我国可以借鉴智利的养老金管理投资模式。与中国目前的一样, 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于是智利政府在1980年底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 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 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 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智利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 其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 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 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 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4. 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

时至今日, 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并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 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覆盖人口840万, 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 并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 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 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5. 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

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 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 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 然而, 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 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 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 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 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 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6. 积极培育“银发”产业。

人口危机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计划生育,生育成本,文化素质,对策

去年开始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到了严重“创伤”，接踵而来的企业倒闭、裁员或放假，导致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或提前回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阳市，有32.7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4.5%。这一数据与全国1.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其中有2000万失业返乡的统计数据颇为相似。

农民工的大量失业，除了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外，也会给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这个问题分析之前，先来看两个统计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低。

从表2可以看出，颍上县从1989年至2003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逐步地下降。

表1、表2的统计结果说明，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率普遍提高，工资率上升，工作可以带来更多收入，于是时间价值或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上升时，父母感觉到若多要孩子，家庭收入损失太大，随之而来的是自身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一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宁愿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收入，而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决策，主要通过对孩子生产的成本———效用（收益）的分析、计算、比较，选择的结果。

据测算2008年安徽省劳务输出净收入总额约为700亿元，务工收入已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60%以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家庭的经济收入也会受到很大地影响。在加上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使得年轻的夫妻（特别是女性）认为，通过前几年地打拼积累了一些资金，现在生孩子抚养费用不用愁，家庭收入也不会受大的影响。象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阜阳市，2008年全市外出务工人员有225万人，全年劳务总收入超过200亿元，人均收入近万元。如果一些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生育率出现反弹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据统计在全国1.32亿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70%以上。中外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愈高，生育率愈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愈低，生育率愈高。如果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别来观察，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要小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如表3、表4所列。

从上表可以看出，每同一年龄组的妇女（20-24或25-29）生育的子女数，随教育年限的延长而明显地下降，说明妇女的教育程度对妇女的生育率的影响既直接又显著。

内容说明：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龄妇女（15-49）在一年中生育的活婴数。平均孩次是按活婴的出生顺序为变量，以不同出生顺序的活婴为权数的加权算术平均数。

上表说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婴儿的平均孩次两个指标，都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妇女都明显低于教育程度低的妇女。

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如此大影响呢？对于农民工来说，主要原因是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通过常年在外打工开阔了眼界，深切感受到文化素质高，技能掌握快，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他们更关心下一代能否接受良好地教育，有一个更好地发展。所以他们愿意生得少些，养得好些，教育好些。其次，妇女所受教育愈多，她们挣钱的能力愈强，她们所支配的时间价值就愈大。除去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之外，因妇女时间价值增大，母亲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将会有较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减少。最后，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受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科学的避孕方法而做到节育。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我国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生育的传统观念比较强，如果再加上失去工作，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就随之降低，出现偷生、逃生现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面对以上新形势下出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情况，全社会都要给与关注，采取相应的对策，稳定来之不易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地方政府要准确地收集本地农民工就业的信息，到农民工务工比较集中的地区，了解金融危机对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影响。同时在一些农民工出去比较多的地方，设置观察点，时刻在关注着本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二、政府要在政策、金融、税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措施，鼓励帮助农民工回乡自己创业。

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培训前要对返乡农民工进行摸底，准确掌握各村待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这种培训既要进行适应工业企业的技术技能地培训，也要进行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培训。还要进行法律法规、卫生安全、社会经验等方面的培训。

四、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五、举办农民工就业招聘会，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搭建平台。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要给于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经济扶持。

六、对返乡农民工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疏导不良情绪，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应对目前的困难和挑战。

参考文献

[1]刘铮主编, 人口理论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

[2]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主编, 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8

[3]李竟能编著,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9

[4]刘家强主编, 人口经济学新论,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1

[5]简新华、黄锟,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 人口研究, 2007.6

人口危机篇5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http://www.ipss.go.jp) 和日本农林水产省 (www.maff.go.jp) 公布的数据整理所得。

一、日本农业人口高龄化特点

1. 高龄化程度高, 发展速度快

日本农业就业人员中65岁以上的劳动力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35.75%, 到2000年, 该比重首次突破50%, 农业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伴随着人口高龄化现象同时发生。目前, 日本农业就业人员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60.3%, 其中, 骨干农业从业者 (1) 数量持续减少且高龄化特征明显, 65岁以上骨干农业从业者占骨干农业从业者总人数的比重由1985年的19.5%快速攀升至当前59.6%的水平, 而50岁以下的比重还不到10% (详见表1) 。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村智宏预测, 到2020年, 日本骨干农业从业者的人数将减少至151.9万人, 65岁以上骨干农业从业者比重将突破7成。另据日本2013年农业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国内稻农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0岁, 其中, 65岁以上稻农的比重高达74%。日本农业劳动力高龄化比重高、增长快, 实属世界罕见。

单位:1, 000;%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 (www.maff.go.jp) 公布的数据整理所得。注:销售农户是指经营耕地30亩以上或每年销售农产品数量在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

除了农业劳动力高龄化趋势明显外, 日本农户家庭人口高龄化发展也在不断加快。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日本农户数量加速流失, 农户家庭中年轻族群数量迅速减少。2012年, 日本农户中14岁以下青年的比重不足1985年时的20%, 39岁以下的家庭人口数量不足1985年的30%, 而65岁以上的家庭人口比重持续增加直至2010年。2010年以后, 农户家庭各年龄段人口数量较1985年均有大幅减少, 日本农村家庭的“空巢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和普遍。

2. 高龄化人口地区分布不均

在日本, 农业地域类型大致分为4个类型。即都市地域、平原农业地域、山区农业地域和中间农业地域。 (2) 这4类地域主要是依据耕地率、人口密度、森林覆盖率、耕地坡度等指标进行划分, 不同农业地域类型之间高龄化人口分布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农村 (中、山间农业地域) 高龄化人口比重较高且持续上升, 都市和平地农业地域的人口高龄化系数相对较低。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数据公布, 在中、山间农业地域的小规模村落中, 每4~5户中就有1户家庭成员均是高龄者, 每10户中就有1户是独居家庭。中、山间农业地域中, 家庭成员均为高龄者 (多为高龄夫妇) 的农户比重已经超过了20%, 尤其在山间农业地域, 该比重高达25.4%。随着人口高龄化程度不断提升, 农户家庭规模呈现出快速递减的趋势, 1人户 (多为寡居老人) 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目前, 日本中、山间农业地域中的1人户比重分别达到9.5%与12.2% (见图2) 。

单位:户;1, 000;%

资料来源:根据Yoshihisa GODO教授“日本农业劳动力现状” (2013.09) 及日本农林水产省 (www.maff.go.jp) 公布的数据整理所得。

数据来源:由日本筑波大学中山洋子教授提供。

二、日本农业人口高龄化的社会与历史成因

日本农业人口高龄化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一方面, 二战以后, 日本受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自由民主、男女平权的思想, 逐渐受到良好的教育, 并走出家庭, 走上就业之路。随着日本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 女性晚婚晚育甚至终身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近年来, 日本女性生育率连续刷新历史最低记录, 并长期处于1.3的最低生育率水平, 远低于理论界提出的维持人口系统的2.1临界生育率水平。生育率下降直接导致婴儿的低出生率, 继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之后, 1950年婴儿出生率急速跌至28.1‰, 1960年继续跌至17.2‰, 1971~1973年的第二次婴儿潮使出生率略有回升, 而1980年又重新降至13.6‰。2005年, 日本国内死亡率首次超过出生率, 日本开始进入人口萎缩阶段, 那些曾经担负起日本经济振兴的“婴儿潮第一代” (史称“团块一代”) 也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加上医疗条件大幅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普及, 都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日本国内高龄化水平。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战后日本平均寿命有了大幅提高, 男性人口由1955年的64岁延长到2013年的80岁, 女性人口由68岁升至86岁。

除了上述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一般性社会原因外, 造成日本国内农业人口高龄化水平远高于国内高龄化水平的原因还应归咎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国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旺盛, 政府为满足工厂劳动力急速增长的要求, 有计划地调整了城乡劳动力供求关系, 把劳动力从比较收益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安置到二、三产业部门, 并将农村集体就业制度化、规范化, 促使日本“农村过剩劳动力”急剧向三大都市圈 (东京、大阪和名古屋) 转移, 日本的城市化率也因此由1950年的37.5%快速上升至1975年的75.9%, 提高近40个百分点, 农村人口由5199.7万快速减至2697.8万。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 1958~1963年期间, 日本农村每年外流劳动力高达50万~70万人, 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期;1964~1971年, 农村劳动力外流速度降至年均40万人, 转移速度仍然很快;[1]1972~1985年, 由于日本农业机械化高潮已过, 加之受到“石油危机”与“美元危机”的双重冲击, 经济开始转入低速增长期, 紧接着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又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与萧条, 这一时期受经济情势的影响, 日本的城市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数量开始大幅减少, 速度放缓且不稳定;2000年以后, 日本国内少子化趋势加剧, 加上年轻人持续向城市迁移, 致使农业人口高龄化问题愈加严重。值得指出的是, 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举家迁移”的模式不同, 日本经济成长时期, 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主要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 这促使日本传统的家庭结构、劳动力结构甚至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年轻的核心家庭和农村的老年核心家庭比例急增, 城乡老龄化发展在程度和速度上不断被拉开, 相对城市而言,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2]

三、日本农业人口高龄化带来的影响

1. 人口负债问题凸显, 抑制农业经济振兴发展

日本在1967~1971年期间就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 而日本人口红利时代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1995年后彻底进入了人口负担期。目前, 日本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已接近75%, 65岁以上的比重也已经超过60%, 农业不仅无法提供剩余劳动力资源, 自身劳动力资源也已是濒临枯竭。上世纪60年代, 当时20~30岁的人口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如今都已成了七八十岁的老者, 很多仍在充当农业一线耕作者的角色, 无需多久, 这些人便会因为年事过高而退出农业生产的舞台。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6~2020年日本经济中期预测》报告公布, 日本1950~1990年处于“人口红利期”, 尔后进入了“人口负担期”, 日本终将进入因适龄劳动人口锐减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负债期”。日本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人口由1985年的22.3增长为2012年的50.7, 负担翻了一番多。日本农业劳动力紧缺的最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总值的大幅下降, 日本农业GDP自1985年达到116295亿日元最高点后便一直呈下跌趋势,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数据, 2012年日本农业GDP仅为85251亿日元, 仅占国内GDP总值的1.4%。沉重的老年人口负担, 已严重阻碍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发展。

2. 弃耕抛荒现象逐年加重, 粮食自给率连年下降

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 国内农地弃耕的主要原因是农地被转作非农用途。但近年来, 农地无人继承经营成为日本国内弃耕抛荒的首要原因。据日本民意调查, 半数以上民众认为正是因为骨干农业从业者高龄化程度加重, 才导致日本越来越多的农地无人经营管理。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日本弃耕地面积达到39.6万公顷,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 增加了近一倍 (1990年弃耕地面积为21.7万公顷, 弃耕率为4.7%) , 弃耕率也于当年超过10%, 达到10.6%。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业地域, 耕地抛荒的原因也有所差别。在都市近郊, 大多数农民主要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 他们抱有较高的农地转用期待, 宁愿放弃耕种与流转, 让土地撂荒;而在山、间农业地域, 农田基本建设较为落后,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弃耕率同样较高。

由于耕地面积连年减少, 日本农业生产结构越来越僵化, 除了日本主食的稻米仍能保持90%以上的自给率, 其他谷物、饲料粮等农产品的生产供给严重不足, 需大量进口, 粮食自给率接连创新低。2012年, 日本谷物进口量达到2605万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表3列出了日本食物自给率的3种衡量标准, 分别是主要谷物自给率、热量基准的食物自给率和生产金额基准的食物自给率。主要谷物自给率从1965年的80%下降到2012年的59%, 年均下降1.25个百分点。热量基准的食物自给率水平从1965年的73%降至1999年的40%, 在2007年跌破40%的水平后基本维持39%的水平。相对来说, 金额基准的自给率相对处于较高水平, 这是由于计入核算的果蔬类农产品热量低、价格高、且国内供给比重较大。[3]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网站 (www.maff.go.jp) 公布的数据整理所得。注:主要谷物食品自给率主要指稻谷、麦类和玉米的自给率;供给热量基准的食物自给率指将食物都换算成热量单位, 测算每个国民每天摄取的热量中, 国产粮食所提供热量的比例, 侧重食物的基础性营养价值;生产金额基准的食物自给率指按照金额计算国民消费的食物当中, 国产食物的比例, 能更好地反映蔬菜和水果的自给率水平。

3. 社会养老负担日趋沉重, 财政难堪重负

1960年, 日本农户家庭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2005年, 该比重降至25%, 到2010年, 日本农户农业经营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11%, 非农经营收入比重达43%, 而年金收入的比重则高达46%, 是农业收入的4倍之多。年金收入比重的大幅攀升反映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峻性, 日本年金收入占日本农村老年家庭总收入的70%以上, 有60%的老人是完全依靠年金生活。一方面, 国家和地方财政或其他社会团体必须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农业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保险事业;另一方面, 农户自身也必须储备足额的资金以满足家庭老龄人口的衣食住行和医疗保险等生活保障需求, 因而不得不减少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农业被迫减小经营规模。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农业者年金积累不足的压力越来越大, 许多农村年轻人对将来能否拿到年金抱有十分悲观的态度, 也拒绝缴纳养老保险费。据日本社会保障厅相关统计表明, 包括农村青年在内, 在“国民养老金”中, 大约有37%的人漏缴或少缴法律规定的养老保险金, 其中, 20岁至29岁的人中有50%以上拒绝交纳保险费。[4]这不可避免地促成国库负担与支付的严重不平衡问题, 农业者年金财政恶化趋势日趋严重。

4. 临界村落数量攀升, 村落共同体的功能濒临瓦解

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村落中原本数量就不多的中小店铺和诊所因客源稀少而纷纷倒闭, “购物难民”、“医疗难民”大量产生, 公交路线也因无利可图而被取消, 即便拥有私家车, 也因年事过高且找不到临时代驾的人, 无法外出购物或就医。这样的村落还在不断增加中, 并且不断演变为“临界村落” (3) 甚至逐渐消失。据日本总务省调查, 2010年, 日本“临界村落”超过10091个, 比2006年度统计时的7878个增加了28.09%, 此类村落所占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12.7%增至15.5%。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功能面临加速瓦解的危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09年) 估计, 感觉到日常购物不便的老年人占17%, 约650万人。村落中无人居住的空房增加, 商店关门, 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下降, 住宅荒废, 传统祭祀等节日衰退, 婚丧嫁娶的功能低下, 传统文化衰竭, 医疗体制弱化, 灾害情况下互助功能下降, 集会场所和公民馆的维持变得越来越困难, 原本可以依靠邻里间的互助可以协作完成村社活动因老龄化、离农和农户高度分散等原因而变得困难, 从而转向委托给民间服务公司或团体。[5]总体而言, 农村社会共同体功能濒临危机, 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方面, 包括农村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人文遗迹以及农村自然风光等, 都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

四、日本应对农业人口高龄化危机的主要举措

1. 加大对新务农人员的支持力度

新务农人员主要是从非农行业转入农业的劳动力, 日本政府通过出台多项对新务农人员的支持制度以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农林水产省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规, 就农协商中心的网站吸引非农行业人员务农, 为那些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向往从事农业的人提供全方位求职和培训信息。首先, 在新务农人员务农前, 支援志愿务农者中心、都道府县青年农业者培养中心等机构会针对其实际情况, 进行针对性地启发与咨询服务工作。其次, 通过利用务农预备学校、先进农户、农业大学校等培训指导机构, 帮助新务农人员拟定研修计划。地方农政局、农业委员会、都道府县青年农业者培养中心等还会对新务农人员进行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指导, 并对务农者在从事农业技术研究、改善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活动方面给予补贴和优惠。日本在2005年还专门设立了务农支援融资制度, 规定18周岁以上、55岁以下的新务农人员经过政府认定后, 可以获得长期无息贷款,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启动期的投资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支出。2011年, 新政策又规定, 未满45岁的新务农人员可获得每年150万日元的补贴。[6]目前, 日本为吸引新务农人员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新务农人员结构不断得以改善, 已成为日本农业重要的后备力量。

2. 积极促进农地有效流转

日本多次修改《农地法》, 都是为了扩大农地规模, 改善农地结构, 以减少农地流转障碍。日本在1993年《农地法》中对农地流转进行了系统规定, 使日本农地制度开始由强化管制向强化农业经营基础的制度进行转换, 并放宽农业生产法人的成员条件, 促使农地流转主要向“认定农业者”集中。2000年, 日本进一步修改《农地法》, 允许一定条件下农业公司通过参股农业生产法人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其后2003年, 日本进一步放宽了农业生产法人的成立条件。日本最近一次的《农地法》修订是在2009年, 对于企业通过租赁土地参与农业生产的行为, 实行“原则自由化”, 并建立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制度, 赋予农协和具有政府色彩的农业振兴公社行使农地买卖、租赁中介的特权, 为不愿放弃土地所有权, 但又无力保证农地有效利用的农户, 尤其是那些几近丧失劳动能力的高龄农户的租借转让需求提供帮助。[7]此外, 日本政府还于2007年正式实施“稳定品种经营对策”, 停止对小规模兼业农户的补贴, 只对有一定规模的骨干农业及有一定规模且比较规范的生产合作组织进行收入直接补贴的政策。即对耕种面积在4公顷以上的农户或耕地规模在20公顷以上的村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给予认定, 然后以多种政策性补贴资金以及贷款优惠政策向其倾斜, 促使农地更多地集中在“农业中坚户”手中, 防止土地弃耕抛荒现象继续快速蔓延。

3. 不断完善农业教育培训体制

不断发展与改革农业教育体制已成为日本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战后日本将农业教育战线从学校课堂教育拓展至整个社会领域, 将传统的学历教育体制与以生产实践为主的研修教育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形成涵盖农业高校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农业大学校教育、农业继续教育、就农准备校教育、农业技术普及事业及国内外研修教育等诸多教育模式互通的系统化、立体型的农业教育体系。其中央对农业教育事业的推进与改革进行统筹规划管理,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农政部门参与指导与协作,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人士自主参与各类农业培训, 强化农业实习与实践, 逐步构筑起农业“终身教育”的意识与理念。[8]在造就大批农业科研人才、学科带头人和农业应用型人才的同时, 也极尽所能地激发了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理解农业、重视农业、爱护农业和致力于振兴和发展农业、农村的热情。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中日两国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征、成因、发展态势及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上都颇为趋同。尽管目前农业劳动力流失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尚未充分暴露出来, 但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日本就像中国的一面镜子, 我们同样面临着农业人口老龄化不可逆的态势, 而日本的政策与举措极具参考价值, 对于中国未来农业劳动力政策调整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已达16%, 农村接近60岁或者达到60岁的劳动力已经占到55%。面对国内日趋严重的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们要极力确保农业生产中保有一定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 以便他们能接续陆续退出农业生产的老年农业劳动力。

首先, 要加强对农业适龄劳动力的能力培养, 如借鉴日本的经验, 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 加大对新型农民培训的补贴力度, 充分开发农业劳动力资源, 培养爱农、懂农、务农的农业接班人, 不断充实职业农民队伍。

其次, 要努力提升全社会对农业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度, 把农业教育拓展到中小学阶段, 培养青少年爱农情感, 积极调动他们学农、务农的积极性, 促使他们参与基础农业实践活动, 增加社会大众对农业和农村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以保证离农后的农民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 让农民放心、安心地将土地流转出来, 促进农地更快、更有效地流转, 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最终达到切实提高农业收入水平的目的, 从根本上破除青年人务农的最主要障碍。

最后, 还需指出一点:日本老龄化是伴随着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加深的,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 而中国却是在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 老龄化问题就已经加速到来, 因此, 我们更有必要提高警惕, 防止中国农业劳动力因老龄化加剧而出现断层, 成为抑制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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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强, 孔祥智.日本农地制度改革背景、进程及手段的述评[J].现代日本经济, 2013,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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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水撤郎.中山间地域的稻作农业[J].农林金融 (日) , 2005, (06) .

[6]王慧.日本对新务农人员的支持制度与对策[J].中国农村经济, 2001,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