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标记物（精选7篇）
生物标记物 篇1
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OA) 是指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退行性病变,其病理特征为软骨破坏、软骨下骨硬化和滑膜炎症改变等。针对这一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群致残的首要病因,目前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疾病早期的保守治疗及晚期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后者虽堪称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随之产生的严重并发症及巨额财务负担不容忽视。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在疾病早期进行诊断,以便制定可以延缓、甚至逆转病情进展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OA的诊断依赖于病史和影像学检查的结合。其中,X线检查发现关节间隙狭窄( joint space narrowing,JSN)仍是OA诊断的“金标准”[1]。然而,X线检查很难发现早期骨、软骨和滑膜等关节结构的变化,其对于早期诊断的作用有限。MRI能够早期发现关节软骨的改变,但因价格昂贵,尚不能大规模用于OA的临床诊断。关节镜检查能够直观观察关节软骨的损伤及相应滑膜的炎症改变,然而其有创性及其潜在的并发症,使之不适宜广泛应用于OA的诊断和病情评估。
由此,为了更好地诊治OA,需要寻找更为安全、有效且便捷的早期诊断OA的方法,并为疾病的治疗、预后提供新的评价手段。
美国生物标记物定义工作组将生物标记物定义为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生理、病理过程或治疗效果的生理指标[2]。在21世纪刚刚过去的10年中,许多人开始关注生物标记物,并将之作为OA早期诊断及疗效评价的手段进行研究。本文就近年来关于OA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做一综述。
1 OA 相关生物标记物
根据OA的病理改变,文献中将OA相关生物标记物分类为骨代谢生物标记物、软骨代谢生物标记物及滑膜代谢生物标记物[3]。随着近年来对于microRNAs以及OA疾病进展相关蛋白、软骨分化相关蛋白的研究,越来越多可能的生物标记物被提出。本文将近年来新提出的生物标记物归为其他OA生物标记物。
1. 1骨代谢生物标记物
1. 1. 1 Ⅰ型胶原代谢标记物 骨基质主要由 Ⅰ 型胶原组成,通过吡啶啉( pyridinoline,PYD) 及脱氧吡啶啉( deoxypyridinoline,DPD) 交联分子组 合在一起。 关节退变 过程中,PYD / DPD交联分子裂解,交联区的分子进入循环,其中小分子物质通过尿液排出,故尿液中PYD可作为生物标记物进行研究。
Ⅰ型胶原N末端端肽( N-terminal telopeptide of collagenⅠ,NTX-Ⅰ) 和Ⅰ型胶原C末端端肽(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collagen Ⅰ,CTX-Ⅰ) 是Ⅰ型胶原的降解产物,二者经尿液排出。Kelman等[4]对老年女性的研究表明,NTX-Ⅰ的含量与影像学髋OA的发展相关联。Bettica等[5]发现,进展期OA患者尿液中CTX-Ⅰ的含量高于非进展期OA及正常人群。其他研究表明,NTX-Ⅰ并不能单一应用于OA的诊断,原因是人体其他部位的骨代谢可能严重影响NTX-Ⅰ及CTX-Ⅰ的含量[6]。在急性前交 叉韧带 ( Anterior Cruciated ligament,ACL) 损伤的患者中,NTX-Ⅰ和CTX-Ⅰ含量也是升高的[7]。1. 1. 2非Ⅰ型胶原代谢标记物骨钙素是骨和牙齿中的成骨细胞特异合成与分泌的一种非胶原蛋白,受多种维生素、激素和细胞因子的调节。Sowers等[8]研究表明,血清中骨钙素含量与骨关节炎严重程度相关。但在两者相关程度上,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1. 2 软骨代谢生物标记物
1. 2. 1 Ⅱ型胶原代谢标记物 Ⅱ型胶原是软骨基质中含量最多、组织特异的蛋白。N端和C端前肽反映了其前体Ⅱ型前胶原的合成过程。人ⅡA型前胶原N末端原肽( type Ⅱ A N-propeptide,PⅡANP) 和人Ⅱ 型前胶原羧基端原肽 ( type ⅡC-propeptide,PⅡCP) 分别用于测定 Ⅱ A型及 Ⅱ B型前胶原。Shinmei等[9]发现早期OA患者关节液中P Ⅱ CP含量有所升高。而对已经确 诊为OA的患者研 究发现 ,血清PⅡANP的含量较正常人群降低[10]。另一项随访研究表明,进展期OA患者血清中PⅡANP的含量较对照组升高[11],这可能与PⅡANP反映Ⅱ型胶原合成过程相关。
Ⅱ型胶原C端肽(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collagen Ⅱ,CTX-Ⅱ) 是目前研究最多的OA生物标记物之一。大量研究证明,尿液CTX-Ⅱ( urinary CTX-Ⅱ,u-CTX-Ⅱ) 含量与OA的发生、发展相关。Sarukawa等[12]的动物模型研究证明,uCTX-Ⅱ含量的升高早于影像学变化,这表明u-CTX-Ⅱ 有可能作为OA早期诊断的生物标记物。近期一项大样本研究发现,u-CTX-Ⅱ的含量与反映骨代谢的其他生物标记物( 如尿液中的NTX-Ⅰ、CTX-Ⅰ和骨钙素) 有明显相关性[13]。综上所述,u-CTX-Ⅱ含量在反映Ⅱ型胶原代谢的同时,可能也与体内的骨代谢相关。u-CTX-Ⅱ是否能像预期一样特异性地反映OA的发生及发展,仍有待更多的实验证实。
Kala 等[14]对125名女性患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uCTX-Ⅱ的含量与OA的严重程度相关,而血清人Ⅱ型胶原螺旋肽( helical region of type Ⅱ collagen,HELIX-Ⅱ) 的含量与OA的疾病进展相关。HELIX-Ⅱ可以作为潜在生物标记物进行研究。
Ⅱ型胶原C肽结构域 ( C-telopeptide domain of collagenⅡ,Col2CTX) 反映Ⅱ型胶原的降解过程。Hunter等[15]的研究证明,MRI中已经出现软骨丢失的患者Col2CTX的含量并无明显变化。目前关于Col2CTX的研究较少,其作为OA的生物标记物的价值尚不清楚。
Ⅱ型胶原降解中产生的3 /4片段的测定同样可以反映Ⅱ型胶原的降解过程。依据测定的序列不同分为短序列( C1,2C) 和长序列( C2C) 。前者同时反映Ⅰ型胶原和Ⅱ型胶原的降解过程,后者特异性地反映 Ⅱ 型胶原的降解过程[16]。然而,Hunter在其研究中同时证明C1、2C和C2C含量与MRI中软骨丢失无明显关联[15]。
在3 /4片段上的特异性序列Coll 2-1也被用于反映Ⅱ型胶原的降解过程。对于Coll 2-1的研究发现,尿液Coll 2-1的含量与膝OA的严重程度相关,且Coll 2-1含量的持续升高预示了OA的影像学进展[17]。
1. 2. 2 蛋白聚糖代谢标记物 蛋白聚糖是软骨基质中含量最丰富的蛋白质之一,对于软骨的生理过程起重要作用。通过抗体识别测定硫酸软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CS) 链上的846表位能够反映蛋白聚糖的合成代谢。动物研究证明846表位含量在早期OA中即有上升[18]。而Hunter等人的研究结果却相反[15]。Epitope 846对于OA早期诊断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硫酸角质素( keratan sulfate,KS) 被认为可以反映蛋白聚糖分解代谢的生物标记物。研究表明,K-L分级0 ~ 1级的患者血清KS含量高于K-L分级2 ~ 4级的患者[19]。这说明KS可以用于早期OA的识别。
1. 2. 3 非Ⅱ型胶原、非蛋白聚糖代谢标记物 软骨寡聚基质蛋白( cartilage oligomeric matrix protein,COMP) 也是目前研究很多的生物 标记物之 一。有研究表 明,OA患者血清COMP( serum COMP,s-COMP) 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且与年龄和BMI呈正相关,但是与OA患者K-L分级无明显关系[20]。针对去酰胺基COMP( Disamidated COMP,D-COMP)的研究表明,D-COMP与髋关节OA的严重程度相关,而与膝关节OA无明显关系。而完整的COMP分子的含量则与膝关节OA相关,而与髋关节OA无明显关系[21]。D-COMP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具有关节特异性的生物标记物,它的存在给生物标记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衰老关键蛋白3( Fibulin-3,Fib3) 与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 proteases,TIMPs) 相关,参与OA的发生与 发展。Fib-3可分为Fib3-1及Fib3-2。Henrotin等[22]研究发现,OA患者尿液Fib3-1及Fib3-2的含量较正常人群升高。Fib3-1及Fib3-2有可能成为OA诊断的生物标记物。
Ⅱ型胶原和蛋白聚糖的降解过程都有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atalloproteinases,MMPs) 的参与。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 是由结缔组织产生,特异性地抑制MMPs活性的分子。研究证实,OA患者血清TIMP-1含量可能与OA的进展相关[23],MMPs相较于TIMP的过量增加则可能提示OA的发生[24]。
戊糖素是一种糖基化终末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AGEs) ,连接赖氨酸与精氨酸蛋白交联结构。Verzijl等[25]研究表明,OA患者尿中戊糖素水平较对照组升高,其升高水平与OA相关,且与年龄及BMI不相关。
1. 3 滑膜代谢生物标记物 糖基-半乳糖基-吡啶诺林( Glucosyl-Galactosyl-Pyridinoline,Glu-Gal-PYD) 在人类滑膜组织中含量丰富,能够特异性地反映滑膜组织的降解。研究发现,Glu-Gal-PYD和u-CTX-Ⅱ的含量在男性膝关节OA患者体内较高,并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26]。
透明质酸( Hyaluronic acid,HA) 是关节软骨及滑液的重要成分,但同时也分布在人体其他组织中。研究表明,OA患者血清HA含量较正常人群升高,且与OA的严重程度相关[27],但这一点受许多因素影响。
人软骨糖蛋白-39( human cartilage glycoprotein-39,YKL-40) 与软骨细胞及滑膜细胞分泌的壳多糖酶含量相关。一些研究证实,YKL-40在OA患者体内的含量较正常人群升高[2],因而其被作为滑膜代谢生物标记物进行研究。
1. 4 其他 OA 生物标记物
1. 4. 1 MicroRNAs MicroRNAs是包含9 ~ 25个核苷酸分子的非编码RNA,能够广泛调节细胞内各项生理活动。多种microRNAs参与OA发病及软骨发育、分化。Beyer等[29]研究表明,血清中miR-let7e、miR-454及miR-885-5p与严重OA相关。这是第一次研究血清microRNA与OA的关系。目前可以通过基因芯片及RT-PCR等方法检测体液中microRNAs的含量,并研究其与OA疾病严重程度、预后及疗效的关系。
1. 4. 2 脂肪因子 肥胖被认为是OA发病的相关因素。超重会增加负重关节的机械承重,从而导致关节软骨的退变。 脂肪因子在骨及软骨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与OA相关的脂肪因子主要包括瘦素、脂联素、内脂素和抵抗素。Poonpet等[30]发现瘦素、内酯素及抵抗素在OA患者中表达升高,脂联素在OA患者中表达降低。然而,脂肪因子在其他组织内也有广泛表达,故需联合其他生物标记物共同应用。脂肪因子可能对于监测疾病进展及预测药物治疗预后起到一定作用。
1. 4. 3 内皮素-1 大量证据表明,骨关节炎可能是一种炎性疾病。一些炎症因子参与骨关节炎的发病过程,内皮素-1 ( endothelin-1,ET-1) 即为其中一种。ET-1能够参与细胞分化及纤维化过程。Sin等[31]研究发现,ET-1参与软骨下骨硬化过程,并能刺激软骨及滑膜细胞产生MMP-1、MMP-13,从而加速关节软骨的退变。目前ET-1可能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标记物用于疾病诊断及预后评估。
1. 4. 4 丛生蛋白及润滑蛋白 血清及关节液蛋白有潜力成为OA相关生物标记物。Ritter等[32]通过质谱分析方法,对血清及关节液中大量蛋白进行筛选,发现将丛生蛋白及润滑蛋白联合分析可以预测OA的进展,这也为应用质谱分析方法进行大范围蛋白质筛选生物标记物提供了支持。
1. 4. 5 Ⅰ型血小板结合蛋白基序的解聚蛋白样金属蛋白酶-4 (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inase with thrombospondin motifs-4,ADAMTS-4 ) Li等[33]研究表明,血清中含ADAMTS-4的水平在早期OA患者中升高明显,与健康人中、晚期OA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ADAMTS-4有望成为早期OA诊断的生物标记物。
1. 4. 6 缺氧诱导因子-1a (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a,HIF-1a) HIF-1a是PAS区域转录因子的一种亚单位,与关节软骨对抗缺氧的微环境相关,参与OA的发病。Chu等[34]研究表明,血清及关节液中HIF-1a的水平与OA的X线片严重程度相关,可能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标记物。
1. 4. 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VEGF是细胞分泌的能够促进血管再生的一种生长因子。Saetan等[35]研究表明,OA患者血浆 及关节液 中VEGF的水平与OA的严重程度相关,可能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标记物。通过对以上OA相关生物标记物的分类总结,其概要分类及BIPED分级见表1。
2 OA 相关生物标记物的临床应用
Bauer等[36]在2006年提出了著名的BIPED标准,用于生物标记物的分类。目前,这一分类标准已广泛地应用于OA生物标记物研究领域。BIPED标准将OA生物标记物根据用途分为5类,即病情评估、尚处于研究阶段的生物标记物、预后评估、治疗有效性评估以及诊断。
2. 1 OA生物标记物与诊断 生物标记物在OA的早期诊断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影像学改变尚未出现时,体液生物学标记物即已出现明显变化[37]。研究证明,外伤后及早期OA患者关节液PⅡCP和CTX-Ⅱ的含量较对照组升高[38]。Dragomir等[39]研究发现,在出现髋关节症状的患者中,sCOMP的升高早于影像学变化的出现。针对膝关节患者的研究则并未发现此项关系。近来关于KS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早期OA患者尚未出现影像学改变时,其血清KS含量已经出现明显升高[19]。
单一的生物标记物并不能完全反映OA的全部病理过程。因此,将不同的生物标记物联合测定有可能提高诊断的有效性。Cibere等[40]对已出现MRI变化而尚无X线改变的患者研究证明,相比单一的生物标记物,将软骨分解与合成代谢的标记物结合后具有更高的特异性。
另一方面,作为诊断工具,需要一个明确的数值来区分OA患者及正常人。尽管许多生物标记物的含量在患者及正常人群之间显现了统计学差异,二者实际上有很大重叠,也很难得到用于诊断的临界值。
因此,尽管许多研究证实了生物学标记物在OA诊断中的价值,其真正应用于临床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随访。
2. 2 OA生物标记物与病情评估 目前OA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症状评分及影像学评价。K-L分级评分是最常用的影像学评价系统。Clark等[41]研究发现,sCOMP的含量与OA患者的K-L分级相关。Kraus等[42]针对血清HA、s-COMP及u-CTX-Ⅱ的研究显示,这些生物标记物的含量与患者关节间隙狭窄及骨赘形成的程度相关。相较于单纯髋关节OA的患者,伴有其他关节OA的患者其血清PⅡCP及C2C的含量明显下降,这一现象说明这些患者体内的Ⅱ型胶原合成代谢明显减少[43]。近来的研究发现,其他许多生物学指标也与K-L分级相关。
OA病情评估同样需要一个定量的“金标准”来区分病情轻重。但是目前对生物标记物研究仍很局限,尚无病情分级的“金标准”可以依据。另一方面,OA的病理过程复杂,单一生物标记物可能并不能反映所有类型的OA进程。在病程的不同阶段,同一生物标记物的含量也可能发生变化。
2. 3 OA生物标记物与预后评估 OA的病理过程极为复杂,预后判断十分困难。鉴于不同的预后可能影响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许多研究致力于寻找有效的参数进行OA预后的判断,既往基于影像学改变的预后评估是十分不准确的。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生物标记物能够应用于OA预后的判断。
在OA的病理过程中,软骨下骨的病理变化十分重要。因此,反映Ⅰ型胶原代谢的生物标记物常常被用作判断预后。Eckstein等[44]使用MRI技术随访OA患者关节软骨退变情况,并与基线生物标记物含量比较。其研究指出,在反映Ⅰ型胶原、Ⅱ型胶原、软骨代谢以及滑膜炎症的共16种生物标记物中,基线血清CTX-Ⅰ含量是唯一与关节软骨退变相关的指标。
在OA预后判断领域,CTX-Ⅱ是目前研究最多的生物标记物。研究指出,在髋关节OA患者中,基线u-CTX-Ⅱ含量升高预示着疾病快速进展[45]。在另一项针对髋、膝关节OA患者的大样本随访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指出高基线u-CTX-Ⅱ含量与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于其他已知的OA风险因素的[46]。一项纳入了10种生物标记物,针对333例髋关节OA患者的随访研究提示,高基线u-CTX-Ⅱ含量及s-HA含量与OA快速进展相关[47]。然而,一项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Raynauld等[48]随访107例OA患者24个月后,发现基线u-CTX-Ⅱ含量与软骨丢失之间无显著关联。
COMP也是这一领域研究较多的生物标记物之一。一项随访研究表明,OA进展患者的基线s-COMP含量明显高于无病情进展的患者[49]。Hunter等[50]对C1,2C、C2C、PⅡCP、846 epitope和COMP等反应软骨代谢的生物标记物进行血清含量检测,发现只有s-COMP的基线含量与MRI反映的软骨丢失相关。
研究证实,血清HA含量的降低与疾病进展相关[51]。OA进展患者u-NTX-Ⅰ和u-CTX-Ⅰ的变化较未进展组明显,反映了OA进展时骨转换的增高[5]。一项大规模长期随访研究监测了s-COMP及u-CTX-Ⅱ含量,发现其变化与OA严重程度相关,并能够预示关节僵硬和疼痛的发生[52]。一项针对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 、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和白细胞介素-6( interleukin-6,IL-6) 与膝关节疼痛程度关系的随访研究发现,三者的基线含量和变化与疼痛程度具有相关性[53],这一研究说明炎症因素在膝关节疼痛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OA生物标记物与预后评估的研究十分广泛。s-HA、s-COMP及u-CTX-Ⅱ都有可能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但目前的研究显示,许多结果十分模糊甚至自相矛盾。虽然这与研究对象、随访时间、终点事件的选择以及判断标准等许多因素相关,但这也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大样本长时间的随访研究,来确定生物标记物在OA预后判断领域的价值。
2. 4 OA生物标记物与疗效判断 OA病情进展缓慢,因而很难选择一个终点事件以证明治疗手段的效果,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有重要的价值。相较于影像学能够反映结构变化,生物标记物则能够反映出关节内组织的代谢变化,这可能是最早对治疗产生应答的终点事件[54],许多研究证实了生物标记物在OA疗效判断上的价值[55]。尽管许多生物标记物具有一定特异性,但其变化并不一定反应治疗的临床应答,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而缺少特定阈值也使得疗效判断变得困难。
3 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OA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仍然是热点话题。较前的研究提示了OA相关生物标记物在疾病的早期诊断、病情及预后评估、疗效评价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尚无一种生物标记物被应用于临床。分析其原因,与目前提出的生物标记物的敏感性、特异性较差,相关临床试验病例数较少相关。虽然每年新提出的生物标记物种类、数量都明显升高,但能够真正具备临床应用价值的却很少。
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方面可以通过芯片技术等进行大规模相关蛋白的筛选,寻找敏感性、特异性更好的新的生物标记物;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有深入研究的可能应用于临床的生物标记物进行更大范围人群的验证,并将之应用于临床。
生物标记物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4月~2010年4月收住内科的慢性心力衰竭住院患者140例, 其中男性106例, 女性34例。入选标准1有基础心脏病, 2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期, 反复发生NYHA心功能分级在三级以上, 3心脏彩超LVEF小于40%, 左室前后径大于等于50mm。
1.2 方法
综合病因、病史、症状、体征以及体格检查得出大致判断。所有患者入院后经询问既往史、症状、体格检查、常规及生化检查、X线、超声心动图, 个别行B型脑肽钠检查确诊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2 结果
140例患者中有102例存在不同程度的心肌酶学增高, 占观察人数的72.9%。未发生心肌酶学或肌钙蛋白增高的仅占27.1%。发生心肌生化标志物升高者, 男性82例, 占心肌生物标记物增高者的80.4%, 女性20例, 占19.6%。心肌酶学主要以肌酸激酶 (CK) 、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和乳酸脱氢酶 (AST) 升高为主, 同时查肌钙蛋白亦升高。而且升高程度和急性心梗相比不明显, 一般在3倍以内, 无高峰, 无明显动态变化。发生生物标记物改变的患者中4人发生猝死, 占3.9%;预后不良先后在医院或家庭中死亡者57人, 占55.9%。生化检验电解质紊乱、肌酐升高1~2倍。尿蛋白+~++;心电图表现为心律失常、ST-T改变、束支传导阻滞或变化不明显。发生生物标记物改变者较未改变者更多有高龄、性别、心率、吸烟、饮酒、肥胖、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等。发生改变者比无改变者预后差。生化标记物升高可部分预测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和猝死风险。
3 讨论
首先我们来分析心肌酶释放及肌钙蛋白改变跟哪些因素有关。除外其他脏器组织, 只考虑与心脏相关因素。 (1) 血管性, 如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病心衰, 基础为动脉硬化斑块形成血管狭窄; (2) 心肌病变, 心室腔扩大心室重构, 心肌细胞变薄; (3) 心肌能量代谢紊乱对心肌组织的损伤[2]。
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结构或功能性疾病导致心室充盈及 (或) 射血能力受损而引起的一组综合症[3]。心肌由于机械损伤、缺血缺氧、能量耗竭、氧自由基损伤等因素, 导致心功能障碍, 引起心衰。常见病因为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炎和心肌病等。目前慢性心衰不再单纯地认为是一种循环系统的血液动力学障碍, 而是认识到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损伤在充血性心力衰竭 (CHF) 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慢性心衰CHF) 是心脏功能和结构损伤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评价CHF患者心肌损伤和坏死缺乏敏感和特异性的生化指标。神经内分泌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是保持机体内在环境稳定的重要机制。包括激活去甲肾上腺素 (NE) 、肾上腺素 (E) 、肾素血管紧张素2 (Ag2) 、精氨酸血管加压素 (AVP) 、心钠素和其他许多血管活性物质。无论是外界应激还是机体内部改变 (如血压下降或体液容量不足) 通过主动脉弓或颈动脉窦处的压力感受器, 经舌咽神经或迷走神经传入到脑干血管运动中枢, 调节传出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活力, 维持正常的神经。由于原发疾病导致的心衰在心衰加重时心率加快, 交感神经兴奋, 机体对缺氧更加敏感, 对氧的需求更高, 反过来影响原发疾病使血管进一步狭窄从而影响血供, 引起心肌坏死。心肌生物标记物可否作为参考有待商榷。
应激损害:慢性心衰急性发作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 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以满足机体脏器血供。体内分泌激素及神经肽类释放增加;肾上腺素水平的升高导致心肌自律性和异位起搏增加, 造成心肌损伤和心律失常;血浆内皮素升高可导致心肌损伤;阿片肽过多释放可致心律失常。心衰越严重, 心肌能量代谢越紊乱, 血循环中儿茶酚胺浓度越高, 后者可致心脏电不稳定性、心律失常, 心肌缺血、电解质紊乱、心肌损伤和坏死, 心肌生物标记物的升高不可避免。
血流动力学改变及水电解质平衡紊乱:血流动力学改变 (缺氧、低血容量、外周循环阻力) 及水电解质失衡 (特别是钾离子的变化, 低钾血症或高钾血症) 可引起一系列心电图变化。由于心肌的受损可出现心肌肌原纤维溶解, 肌浆网畸变, 或为纤维组织取代, 甚至坏死, 细胞膜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细胞内大分子物质弥散至心脏间质组织, 最后进入梗死区的微血管和淋巴结等组织, 故心衰患者血肌钙蛋白和心肌酶学浓度升高。长期心力衰竭引起心肌损伤, 二者互为因果。
心衰时除激活血管活性物质外还包括心钠素、前列腺素等扩血管物质, 局部组织中还有自分泌和旁分泌因子, 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RAS) 、内皮细胞分泌的内皮素和舒血管因子 (EDRF) , 但是心衰时总的神经内分泌效应是使血管收缩。心肌组织中Ag2升高可使心肌细胞肥大, 细胞外基质增生和心肌细胞凋亡, 促进心室扩大和重构, , 使心衰进展和恶化, 心衰加重心室壁进一步变薄, 心肌病变导致一定数量心肌酶释放或肌钙蛋白升高。
所有慢性心衰急性加重并心肌生物标记物升高的患者部分有典型胸骨后疼痛及心电图典型动态变化, 大多数无典型胸骨后疼痛及心电图典型动态变化, 考虑原因为 (1) 均为小面积梗死; (2) 患者已经耐受长期缺血缺氧状态并建立侧枝循环; (3) 冠状动脉闭塞不完全或自行再通或仅累计心内膜下形成小面积心肌梗死呈灶性分布; (4) 患者不能忍受症状而治疗及时。
与利钠肽尿不同的是, 除了严重心衰病人血浆肌钙蛋白水平和心肌酶学水平的轻微增高具有预测意义外, 连续的肌钙蛋白水平 (包括心肌酶学水平) 尚未表现出有助于指导治疗的作用, 我们仅在此提醒广大医师在临床工作中不要疏忽大意, 及时正确治疗心衰患者, 切实预防交感风暴的真正到来, 减少猝死的发生。将来, 随着超灵敏肌钙蛋白测定方法的出现, 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以上是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由于病例数没有达到足够多, 可能分析讨论尚存在许多不足, 慢性心力衰竭与心肌生物标记物增高有关系, 但确切的相关性将有待更多的病例支持及总结。
参考文献
[1]胡大一, 马长生.心脏病学实践 (2007新进展与临床案例) [M].2007, 10.
[2]杨振华.生化标志物在缺血性心脏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中华医学检验杂志, 1997, 20:330～334.
肺癌化疗前后肿瘤标记物变化分析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2012年5月-2013年7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肺癌患者60例, 男28例, 女32例, 年龄35~79岁, 平均 (51.5±8.4) 岁, 其中腺癌25例, 小细胞肺癌21例, 鳞癌7例, 大细胞肺癌7例。排除肺癌患者已经局部以及全身治疗和其他肿瘤转移到患者肺部的可能性。
1.2 方法
60例肺癌患者化疗治疗均经患者家属签字确认。首先对所有患者实施常规药物治疗, 定时服用地塞米松+盐酸异丙嗪等肺癌抗过敏药物治疗, 配合口服昂丹司琼药物预防患者呕吐。然后对患者实施化疗治疗, 紫杉醇过敏患者采用DC计划方案, 常规方案为:静脉注射紫杉醇药物175 mg/m2, 1次/d;静脉点滴注射DDP 75 mg/m2, 标准为1~4 d。采用DC计划方案的患者可以静脉注射多西紫杉醇药物75 mg/m2, 1次/d;静脉点滴注射DDP 75 mg/m2, 标准为1~4 d。
1.3 观察指标
(1) 所有患者在化疗前与化疗后均通过采集空腹静脉血专业标本进行肿瘤标记物的分析测定, 包括CA242、CA50、CA19-9、AFP、CA125、CEA、NEC、CA153以及SCC。 (2) 对所有肺癌患者均进行专业的影像学检查, 及时对化疗后肺癌患者的化疗结果进行有效评价, 主要分为进展、没有变化、完全缓解以及部分缓解。根据化疗效果, 对化疗有效患者化疗前、化疗后的肿瘤标志物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化疗前与化疗后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肺癌患者化疗前以及化疗后在肿瘤标记物CA50、CA125、CA19-9、AFP、CEA、CA153、SCC、CA153以及NEC的检测数据都是完整的。化疗前的肿瘤标记物CA50水平与CA125水平都明显高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化疗前后的肿瘤标记物CA19-9、AFP、CEA、CA153、SCC、CA153以及NEC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1。
2.2 化疗有效患者化疗前后肿瘤标记物对比
60例患者中, 其中化疗有效患者40例。40例化疗有效患者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CA125及CEA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2。
2.3 不同病理肺癌患者化疗前后肺癌肿瘤标记物对比
由于本次研究的肺癌患者中肺癌鳞癌和肺癌大细胞癌的例数较少, 未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主要是对肺癌腺癌以及肺癌小细胞癌分类分析,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在肺癌小细胞癌的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EA在肺癌腺癌的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肺癌肿瘤标记物CA125在肺癌小细胞癌和肺癌腺癌化疗前与化疗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3。
ng/ml
ng/ml
ng/ml
3 讨论
肿瘤标记物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78年, 它是细胞在癌变过程中 (包括产生、发展以及转移) 分泌的活性物质[3,4,5]。主要存在于癌症患者的血液和组织中, 非肿瘤性癌症患者血清中的浓度非常低, 现阶段肺癌肿瘤标记物主要包括CA242、CA50、CA19-9、AFP、CA125、CEA、NEC、CA153以及SCC。具体来说, CEA主要是肺癌腺癌肿瘤的标记物, 对于肺癌腺癌患者的确诊率非常高, 是一种酸性糖蛋白[6]。CEA作为一种肺癌肿瘤标记物是现阶段标记物中应用做广泛的, 研究发现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EA与正常值相比要明显提高, 这种标记物的动态性变化对于肺癌患者化疗效果的评价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具有非常重要的肺癌腺癌化疗诊断临床价值[7]。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A125是一种卵巢癌抗原, 最开始是由卵巢癌单抗系列中的OC125进行识别发展而来的, 研究指出, 肺癌患者中的血清肿瘤标记物CA125有非常高的浓度, 尤其是肺癌晚期患者的标记物CA125水平明显增高[8]。此外, 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A125水平变化与肺癌患者的生存期成反比, 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A125水平越高, 肺癌患者的生存期越短[9]。相反, 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A125水平越低, 肺癌患者的生存期越长。由于这种变化, 使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CA125的分析研究更有临床价值。CA125在临床研究中主要是肺癌鳞癌以及肺癌腺癌化疗效果评判标准的标记物和观察指标[10]。
本研究中, 化疗前肿瘤标记物CA50和CA125水平明显比化疗后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0例化疗有效患者中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CA125以及CEA的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于肺癌腺癌和肺癌小细胞癌的分析,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在肺癌患者小细胞癌方面的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EA在肺癌患者腺癌方面的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肺癌肿瘤标记物CA125对于肺癌患者小细胞癌和肺癌腺癌在化疗前与化疗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说明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CA125以及CEA对肺癌患者化疗效果的评判效果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
摘要：目的:探讨化疗前后肺癌肿瘤标记物的变化情况。方法:选取2012年5月-2013年7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化疗治疗的肺癌患者60例, 对所有患者化疗前和化疗后的肺癌肿瘤标记物CA242、CA50、CA19-9、AFP、CA125、CEA、NEC、CA153以及SCC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得出化疗前后肿瘤标记物的差异。结果:化疗前肿瘤标记物CA50和CA125水平明显比化疗后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60例患者中, 其中化疗有效患者40例, 该部分患者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CA125及CEA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肺癌腺癌和肺癌小细胞癌的分析,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在肺癌小细胞癌的水平明显高于化疗后, 化疗前肺癌肿瘤标记物CEA在肺癌腺癌的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肺癌肿瘤标记物CA50、CA125以及CEA对肺癌患者化疗前后的效果评价效果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肺癌,化疗前后,肿瘤标记物
参考文献
[1]叶清, 蒋捍东.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变化与化疗疗效及生存时间的相关性[J].中华肺部疾病杂志 (电子版) , 2013, 6 (1) :500-503.
[2]卡哈尔江·阿不都外力, 李晓琴, 刘春玲.化疗前后肺癌肿瘤标记物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价值[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4, 1 (2) :93-96.
[3]王纯, 卢宏达.新辅助化疗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肿瘤标记物和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J].重庆医学, 2014, 1 (4) :61-63, 66.
[4]王玉春.化疗前后血中肿瘤标记物变化的临床分析研究[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4, 4 (4) :20-21.
[5]吴春芝.新辅助化疗对NSCLC患者肿瘤标记物和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J].中国热带医学, 2014, 5 (3) :577-580.
[6]魏武杰, 洪娅丽, 陈松, 等.结直肠癌患者化疗前后肿瘤标志物及血脂和CRP的变化及意义[J].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4, 7 (2) :1157-1159.
[7]胡晓蕴, 吴巧珍, 赵金泉.血清TPS、VEGF和CEA在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评估中的临床价值[J].临床肿瘤学杂志, 2010, 5 (3) :429-431.
[8]李琼芬.血清铁蛋白联合4种肿瘤标记物对肺癌的诊断价值[J].海南医学院学报, 2012, 2 (2) :171-174.
[9]华云旗, 毋永娟, 杨永岩, 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与肿瘤标记物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中意义及相关性分析[J].临床荟萃, 2012, 16 (5) :1381-1385, 1388.
肝癌标记物的研究进展 篇4
1 癌胚抗原和糖蛋白抗原
1.1 甲胎蛋白 (AFP)
AFP是一种糖蛋白, 属于胚胎性蛋白, 为目前诊断HCC最常用的标志物。但是总AFP在诊断HCC时有一定的局限性。新近一份HCV相关HCC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 将总AFP值定在16ng·ml-1作为诊断标准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2], 以此标准, 敏感度区间为60%～80%;特异度区间为70%～90%[3,4,5]。但是AFP在一些良性肝病、部分生殖系统和胃肠道的恶性肿瘤中也会升高,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高达40%, 特别是在诊断肝癌早期或者是<3cm的小肝癌时[6]。AFP升高与HCC的恶性程度和是否转移无相关性。因此, 目前认为AFP作为单一的HCC诊断依据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1.2 AFP-L3
AFP可以分为三个组分, 其中AFP-L1来自良性肝病, 占主要部分;AFP-L2来自孕妇;而AFP-L3为肝癌细胞特有。AFP-L3可以用比率方式即AFP-L3条带/AFP条带×100%来表示, 正常值是10%～15%, >15%即可诊断HCC。并且有研究发现, AFP-L3与HCC的恶性程度、分化和复发相关, 提示AFP-L3可用来预测远处转移及预后[7]。AFP-L3占总AFP的比例具有特异性, 可以作为诊断早期HCC的一个指标。但是最新的一个关于AFP-L3作为预测HCC发生指标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一些严重的肝脏疾病AFP-L3也会升高[8]。故目前AFP-L3作为一个敏感而又特异诊断HCC的指标, 尚需要更多的试验来证明。
1.3 热休克蛋白70
热休克蛋白70 (heatshockproteins 70, HSP70)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70 000, 存在于大多数细胞腔隙中的一种主要分子伴侣 (molecularchaperons) , 它在维持组织细胞的自身稳定和环境适应性方面有重要作用, 对细胞抵御外界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在生理和应激条件下均能表达。Chuma等[9]以寡核苷酸微阵列法全面分析了7对HCC早期、进展期样本, 以及样本非肿瘤区肝组织的基因表达, 结果显示:肝细胞癌发展每个步骤的分子标记都有明显不同, 在早期变化中最明显的是HSP70, 这一点在RT-PCR中得到证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HSP70在早期HCC过度表达, 明显高于癌前病变, 而进展期HCC显著高于早期HCC, 提示作为分子信号的HSP70为一种HCC早期鉴别诊断的灵敏标志物。Lim等[10]以免疫组化法和点免疫染色法研究了一系列肝肿瘤包括癌前病变中的HSP27、HSP60、HSP70、HSP90、GRP78[STF2]和GRP94的表达水平, 分析其与肿瘤发生的关系, 结果显示HSP70的表达水平与HCC的发展阶段呈中等相关关系 (Spearmans, r=0.4～0.75) , 提示HSP70表达的增加可能是肿瘤恶化的一个结果。因此, 提示HSP70可能成为肝癌早期诊断一个新的标志物。
1.4 磷脂酰肌醇 (glypican 3, GPC 3)
GPC 3是硫酸类肝素蛋白多糖家族的一员, GPC 3是一种癌胚抗原, 在肝细胞恶化时可以再次活化。GPC 3在细胞的生长、分化和迁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虽然在间皮瘤、子宫癌、乳腺癌中这种蛋白表达均有下调, 但在HCC中, 无论是mRNA还是蛋白, 均高表达[11]。Wang等[12]的研究结果显示, GPC 3染色阳性在21例肝硬化后肝癌中占90% (19/21) , 在28例非肝硬化肝癌中占64% (18/28) 。在腺瘤中, 只有1个局灶恶性变是阳性染色;在94例巨结节中, GPC 3染色阳性在高度不典型增生或者早癌中占48% (14/29) , 在良性病变或者是中低度不典型增生中占3% (2/65, P<0.001) 。因此, GPC 3是HCC敏感而特异的免疫组化标记, 也是一个早期标记。GPC 3在胆管癌 (CCC) 中呈现下调, 从而用其可能可以区分HCC和CCC[13], 而且GPC 3的表达还可以用来精确诊断HCC的肝细胞和胆管分化区域, 这些是AFP不能做到的。所以, GPC 3可以用作HCC早期诊断的一个新标记物, 并且可以用来作鉴别诊断。
1.5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CCA)
SCCA是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高分子家族的一员, 在一些不同的上皮癌中呈现高表达。它分为2个不同的亚型, 分别由2个同源基因编码SCCA 1和SCCA 2, 分别以中性及酸性的形式表现。SCCA曾有报道在HCC中呈现高表达[14]。Giannelli等[15]的研究显示, 肝癌组织中SCCA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癌前病变组织, 肝硬化癌前病变组织中SCCA表达只限于恶性结节中, 肝硬化后肝癌病人的血清中SCA水平亦明显升高。因此SCCA可能是肝癌早期诊断的另一个新标记物。Guido等[16]做了关于SCCA的表达和肝癌发展关系的研究, 结果为在低度和高度不典型增生结节中SCCA的表达分别是29%和100%, 在HCC中的表达是93%。此结果表明, SCCA的异常表达是在肝细胞癌性转化的早期, 故SCCA可作为肝癌诊断的早期指标。Pontisso等[17]的研究表明, 肝硬化病人中逐渐增加的SCCA-IgM免疫复合物与肝癌的发展相关, 且较AFP有更好的敏感性, 并描绘了ROC曲线以显示2个诊断标记物改变水平的比率和诊断的精确性, SCCA-IgM明显比AFP高。提示血清中SCCA-IgM水平也可以作为肝癌早期诊断的一个标记物。
2 酶
2.1 肝脏特异性γ-谷氨酰转移酶
γ-谷氨酰转移酶 (GGT) 在正常成人中主要是由肝脏Kupffer细胞和胆管内皮细胞分泌, 在HCC中或是胎肝中它的活性明显增加, 总GGT可以被聚丙烯酰胺凝胶梯度电泳分成12种同工酶 (Ⅰ, Ⅰ′, Ⅱ, Ⅱ′, β, δ, ε, φA, ⅦB, φC, γA, γB) , 其中 (Ⅰ′, Ⅱ, Ⅱ′) 只能在HCC病人血清中检测到, 称为肝脏特异性γ-谷氨酰转移酶 (HS-GGT) 。用其检测HCC的敏感度为74.0%, 小肝癌的敏感度为43.8%[18]。GGT特异性差, 大多数良性肝、胆、胰疾病也可伴GGT的活性增强, 并且它不能鉴别原发性或继发性肝癌。令人欣喜的是同时检测GGTⅡ、DCP和AFP可以明显提高检出率[19]。因此GGT可以作为检测小肝癌和肝癌诊断中的一个补充指标。
2.2 异常凝血酶原DCP (desgammacarboryprothrombin)
凝血酶原是由肝细胞合成的, 异常凝血酶原的差别就在于其氨基酸特定位置上的谷氨酸残基未经过羧基化, 是去γ羧基凝血酶原 (DCP) 。在VitK缺乏或服用VitK拮抗剂后, 凝血酶原的非羧化形式可以释放入血中。在肝癌病人的血清中DCP的阳性率高, 是一种特异性强的HCC标志物。最近的报道认为, DCP或许比AFP更有价值, Wang等[19]的研究结果显示, DCP的精确性 (81.9%比68.5%) 、灵敏度 (77%比59%) 、特异度 (86.4%比77.3%) 均较AFP为高, ROC曲线下面积DCP亦较AFP为好, 并且无论是在大肝癌还是在小肝癌中其诊断优越性均较AFP为好。DCP用于肝癌再发的研究[20]提示, DCP与肝癌的发生发展相关, 是一个良好的早期诊断指标, 并且因为部分患者AFP升高和DCP的升高不一致, 因此DCP可以作为AFP诊断HCC的补充指标, 同时测定DCP和AFP可以提高诊断灵敏度[21]。
3 细胞因子
3.1 转化生长因子 (TGF-β1)
TGF-β是一组生长调节蛋白 (相对分子质量25 000) , 在肝细胞再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TGF-β家族中包括TGF-β1、TGF-β2和TGF-β3, 内皮细胞及结缔组织表达TGF-β1, 上皮细胞及神经元细胞表达TGF-β2, 间质细胞表达TGF-β3, 在肝癌发生早期TGF-β1呈过度表达状态, 抑制免疫系统, 促进癌细胞生长、浸润及远处转移。Yao等[22]的研究显示, TGF-β1表达相关于HCC的分化和HBV复制的情况, 但和肿瘤的大小和数量均没有关系, 循环中的TGF-β1和TGF-β1mRNA在HCC中明显增高, 诊断HCC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和94%;Dong等[23]的研究结果显示, 联合检测TGF-β1和血清AFP可以提高HCC的检出率 (达到97%) 。有研究认为血清中TGF-β1可以在23%的AFP正常水平的HCC病人中检测到[24], 因此在诊断HCC的时候, TGF-β1可以作为AFP的补充诊断因子。但也有人认为, TGFβ1的水平可能在肝硬化的病人也是增加的, 这是由于肝细胞在清除方面的减少。这方面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它在肝病方面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是由于TGF-β1在损伤愈合、血管发生、纤维化和肝外肿瘤中均过度表达, 因而缺乏疾病的特异性[25], 这些都是TGF-β1应用的障碍。
3.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 (IGF-Ⅱ)
IGF-Ⅱ是胰岛素密切相关的促有丝分裂多肽。肿瘤细胞可高表达IGF-Ⅰ和IGF-Ⅱ受体, 因此IGF-Ⅱ被推测作为多个肿瘤的自分泌生长因子, 当肝细胞发生癌变时, 肝细胞逆转呈胚胎性重新过量表达IGF-Ⅱ, 并与分化程度呈正相关。其作用机制为IGF-Ⅱ在HCC新血管形成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子, 在人体肝癌细胞中IGF-Ⅱ增加可同时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mRNA和蛋白的量。在体外, IGF-Ⅱ可能是HCC中低氧诱导血管生成因子并且刺激HCC细胞的生长。Tsai等[26]的研究结果显示, IGF-Ⅱ在肝癌中的表达较肝硬化和慢性肝病高, 但是其敏感度、特异度均不及AFP, 作为一个新的标记物值得怀疑。但有趣的是Dong等[27]发现, IGF-Ⅱ在AFP阴性的HCC中有35%呈现阳性, 但与肿瘤大小无关。因此也许可用作AFP阴性病例的补充诊断指标。
4 相关基因
4.1 AFPmRNA
正常人血液中无AFPmRNA表达, 外周血中检测到的AFPmRNA是来自于癌灶脱落入血的完整肝癌细胞, 因此可作为肝癌细胞血液播散标志。外周血AFPmRNA检出率与血清AFP浓度之间无明显关系, 这是因为从基因表达理论上说, 基因激活后被转录成为mRNA并翻译, 最终表达产物, 这是基因表达的完整过程。但是有10%～30%HCC患者AFP基因表达停止在转录后, 因翻译缺失, 因此这部分病人血清AFP阴性。把AFPmRNA作为AFP诊断HCC的补充因子来诊断AFP阴性的HCC, 可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 并可对转移和术后复发做出初步评价[28,29]。
4.2 GGTmRNA
在正常肝组织、良性肝病、继发性肝癌、HCC均可测到GGTmRNA, 其分为3种亚型 (A、B和C) 。RT-PCR检测出在正常肝组织中, A型为表达优势型, B型没有发现, C型少见, 并且各型表达在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继发性肝癌、良性肝肿瘤和正常肝组织中相似, 在HCC中B型mRNA表达比正常组织有明显增高, A型有明显下降[30]。GGTmRNA亚型转化、GGT基因异常表达以及甲基化状态的改变与HCC的发生关系密切。
4.3 IGF-ⅡmRNA
IGF-ⅡmRNA主要位于细胞增殖活跃的癌巢边缘, 在小肝癌中有较高表达。有研究显示, 在肝癌病人外周血中检出IGF-ⅡmRNA的阳性率为34.2%, 而其他良性肝病组织中均未出现阳性, 在肝癌发生远处转移时外周血中IGF-ⅡmRNA全部阳性, 其变化有助于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27]。
5 其它
其它的标记物如人类端粒反转录酶Mrna (hTERT-mRNA) 、VEGF、白介素8 (IL-8) 、肿瘤特异生长因子 (TSGF) 等为新近发现的标记物, 但其临床价值尚需进一步验证。
6 展望
生物标记物 篇5
关键词：肺肿瘤,肿瘤标记物,癌胚抗原,鳞癌相关抗原,神经原特异性烯醇化酶
肺癌是当前世界各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并已成为目前人类因癌症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当今对人类健康与生命危害最大的恶性肿瘤。大多数肺癌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但是肺癌的早期诊断是延长患者生命的关键。近几年有关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对肺癌早期诊断的报道逐渐增多。因肿瘤的病理类型不同,其标记物在血清中的表达也有很大的区别。本研究通过对肺癌患者血清癌胚抗原(CEA)、鳞癌相关抗原(S C C A g)、神经原特异性烯醇化酶(N S E)水平的检测,以探讨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的意义及各病理类型的鉴别诊断。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肺癌患者87例,男54例,女33例。肺癌的诊断及病理分型依据电子支气管镜检查66例,肺包块穿刺12例,手术病理学检查9例。其中鳞癌37例,腺癌22例,小细胞癌(SCLC)29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包括肺炎、肺结核及结核性胸膜炎、哮喘等)29例,男28例,女8例。
1.2 方法
采集空腹静脉血,标本离心后取上清液,-20℃冷冻保存。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进行检测。NSE、SCCAg检测试剂盒由瑞典Can Ag公司提供,CEA试剂盒购自美国雅培公司。各肿瘤标记物的阳性标准分别为:NSE>13μg/L,CEA>10μg/L,SCCAg>1.5μg/L。
所有病例均同时测定血清C E A、N S E、S C C A g,超过正常值范围即为阳性,联合检测时任一指标阳性即为该项阳性,并依此计算阳性率。
1.3 统计学处理
结果用表示,计数资料进行t检验,率的检验用χ2检验。统计学计算软件为SPSS15.0。
2 结果
2.1 肿瘤标记物在肺癌组、良性肺病组的水平
CEA在肺腺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最高,为65.35±108.13μg/L,高于小细胞肺癌患者(4.95±6.62μg/L)、肺鳞癌患者(6.74±8.34μg/L)和肺良性病变患者(3.56±3.89μg/L),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NSE在肺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最高,为27.85±36.32μg/L,高于肺腺癌患者(10.91±4.06μg/L)、肺鳞癌患者(10.71±4.08μg/L)和肺良性病变患者(10.41±5.93μg/L),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SCCAg在肺鳞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最高,为1.73±1.68μg/L,高于肺腺癌患者(1.04±1.11μg/L)、肺小细胞肺癌患者(0.87±0.43μg/L)和肺良性病变患者(0.87±0.46μg/L),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
**P<0.01
经q检验:CEA组:a与b(P<0.01),b与c(P<0.01),b与d(P<0.01);SCCAg组:a与b(P<0.01),a与c(P<0.01),a与d(P<0.01);NSE组:a与c(P<0.01),b与c(P<0.01),c与d(P<0.01)。
2.2 肺腺癌、鳞癌、小细胞肺癌中3种肿瘤标记物诊断阳性率比较
2 2例肺腺癌患者中,C E A诊断阳性率最高,为7 2.7 3%,NSE为22.73%;SCCAg为27.27%%,CEA诊断肺腺癌阳性率与NSE、SCCAg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36例肺鳞癌患者中,SCCAg诊断阳性率最高,为44.44%,NSE为22.22%,CEA为19.44%,SCCAg诊断肺鳞癌阳性率与NSE、CEA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29例肺小细胞肺癌中,NSE诊断阳性率最高,为55.17%,SCC为17.24%,CEA为20.69%。NSE诊断小细胞肺癌阳性率与SCCAg、CEA比较,显著性差异(P<0.05)。
经χ2检验:CEA组:a与c(P<0.01),b与c(P<0.01),c与d(P<0.01);NSE组:a与b(P<0.01),b与c(P<0.05),b与d(P<0.01);SCCAg组:a与d(P<0.05),b与d(P<0.05),c与d(P<0.05)。
3 讨论
肿瘤标志物是细胞在癌变的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过程中所分泌、产生的一些肽类活性物质,它们存在于癌组织及宿主体液中,正常人的血清中没有或仅有很低浓度。肿瘤标记物通常具有如下特征:①为恶性肿瘤所特有;②对恶性肿瘤组织类型具有特异性;③能从肿瘤组织或宿主体液中检测得到,且含量较健康组织或体液有明显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恶性肿瘤的大小,有助于估价治疗效果及肿瘤的复发和转移[1]。近几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免疫学以及生物化学等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血清中肿瘤标记物检测逐渐用于肿瘤早期诊断、估计预后,以及观察疗效、复发及转移等方面。在肺癌的血清中发现多种肿瘤标记物,其中CEA、NSE、SCCAg分别在肺腺癌、肺小细胞肺癌和肺鳞癌中阳性率较高。
CEA是一种分子质量为150KD~300KD的糖蛋白,其基因编码于19号染色体上,为胚胎性致癌抗原,存在于多种肿瘤组织,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肿瘤标记物之一,在肺癌、胃肠肿瘤、乳腺癌、类癌和肝癌病人中均升高[2]。1965年由Gold等发现并命名,首先从结肠癌及胎儿肠中提取的肿瘤相关抗原。正常成人血清中CEA含量极低,而失去极性的癌细胞分泌CEA进入血液和淋巴,导致血中CEA水平增高。CEA本质上是腺癌的标志物,肺癌细胞能直接产生CEA,17%~80%肺癌患者CEA高于正常值,CEA升高程度与肺癌的广泛程度有关,CEA水平的动态变化,能反应患者的治疗效果[3]。CEA对肺癌的诊断阳性率为40%~50%,特别在肺腺癌中,阳性率及特异性较高[4]。本研究观察到CEA对肺癌的特异度较高,为82.76%;对腺癌敏感性为72.73%,CEA在肺腺癌患者血清中的含量为65.35±108.13μg/L,明显高于鳞癌及小细胞肺癌,故CEA对肺腺癌的诊断价值较高,应为首选。
NSE是临床上很有价值的APUD细胞(脱羧基化细胞系列)肿瘤标志物,是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组织的R亚基同功酶,是一种具有免疫反应活性的脑蛋白。SCLC占肺癌的20%左右,是一种神经内分泌系统肿瘤,其具有氨前体摄入和脱羧酶(APUD)系统特点,含有高水平的APUD细胞关键酶—L-dopes脱羧酶、神经内分泌腺体和多种激素、多肽产物,因此具有APUD特性,可合成和释放较多的NSE,因此NSE在大多数SCLC病人血清中活性明显增高[5]。肺癌组织中NSE含量是正常肺组织的3~35倍。Plebani等[6]认为,肺癌组织和血清中NSE含量依次为小细胞肺癌>大细胞癌>鳞癌>腺癌,其浓度高低有助于肺癌组织分型。本组29例SCLC患者16例呈现NSE阳性,阳性率为55.17%,与良性病变组患者相比,NSE阳性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小细胞肺癌与腺癌、鳞癌相比,NSE阳性率明显增高(P<0.05)。故NSE可用于肺癌诊断,特别是对SCLC具有较高特异性和敏感性。
SCCAg是用单克隆技术从肿瘤相关抗原TA4提纯出的一个糖蛋白片段,分子质量为48000的糖蛋白,最初应用于子宫颈癌、阴道癌等妇科鳞癌的诊断[7],后发现在肺、食管等器官的鳞癌患者血中也异常增高[8],是有较好特异性的鳞癌标志物。SCCAg有助于肺癌类型鉴别,能有效监测手术疗效及术后转移或复发,而且与其他肿瘤标志物如C E A、N S E、C A 1 5 3等同时检测,对于区别良、恶性疾患有很高的准确率[9],在肺癌诊断中有重要价值。Body等[10]报道,CEA敏感性高于SCCAg,但SCCAg对鳞癌特异性高于CEA,SCCAg仅在8.5%的小细胞肺癌和18%的其他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中可检测到,而CEA在49%的小细胞肺癌和55%的非小细胞肺癌可检测到;并且吸烟者CEA水平高于非吸烟者,但吸烟的习惯并不影响血清SCCAg水平。SCCAg含量的增多主要取决于肿瘤细胞的内在特性,其次为肿瘤组织的大小[10]。因而SCCAg是更稳定的鳞癌诊断指标。
本文结果显示,CEA诊断肺腺癌的阳性率为72.73%,NSE诊断小细胞肺癌的阳性率55.17%,SCCAg诊断肺鳞癌的阳性率为44.44%,说明这3种肿瘤标记物可以反映主要肺癌类型。本组3种肺癌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特异性都较高,而灵敏度却较低,但三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91.95%,明显优于3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单项测定。由于血清肿瘤标志物均为非特异性的肿瘤相关抗原,若在肺癌的诊断中仅依靠各单项标志物,则必然会引起部分患者的漏诊。因此,联合检测CEA、NSE、SCCAg可明显提高肺癌的阳性检出率,从而弥补了单项标志物对各类型肺癌灵敏度不高的缺点。对提高肺癌的检出率有积极的意义,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力,李龙芸,李槐,等.肿瘤标记物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J].中国肺癌杂志,2002,5(3):214-216.
[2]Vincent RG,Chu TM,Lane WW.The value of CEA in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the lung[J].Cancer,1979,44:685
[3]陈香丽,陈小燕.血清肿瘤标记物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J].临床肺科杂志,2004,6:591-592
[4]Kulpa J,Wojcik E,Radkowski A,et al.CYFRA 21-1,TPA-M TPS,SCC-Ag and CEA in patients with squamouscell lung cancer and in chemical industry workers as a referencegroup[J].Anticancer Res,2000,20:5035-5040.
[5]Pinson P,Joos G,Watripont P,et al.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s a tumor marker in the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small-cell lung cancer[J].Respiration,1997,64(1):102-107
[6]Plebani M,Basso D,Navaglia F,et al.Clinical evaluationof seven tumor markers in lung cancer diagnosis;can any com-bination improve the results[J].Br J Cancer,1995,72(3):170-173.
[7]Maruo T,Shibata K,Kimura A,et al.Tumor asso-ciated antigen TA-4 in the monitoring of the effects of therapyfor squamc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J].Cancer,1985,56:302.
[8]Castelli M,Salvati F,Cruciani A,et al.Comparative analysisof CEA and SCC serum marker with IAP in human lung cancer[J].Int J Biol Markers,1989,4:45.
[9]Moriya H,Snzuki S,Aizumi J,et al.A clinical studyon CA153,CEA,SCCAg in patients with squanmous cellcarcinoma of the lung[J].Rinsho Hoshasen,1989,34(1):63.
生物标记物 篇6
1 目前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临床的膀胱癌相关的无创诊断方法
1.1 尿细胞学 (cytology)
尿细胞学不属于肿瘤标记物范畴, 作为膀胱肿瘤诊断金标准已多年, 传统细胞学 (conventional cytology, CC) 的涂片质量不十分理想, 从而影响到细胞学的诊断。尿脱落细胞学检测膀胱癌的敏感性为13%~75%, 特异性为85%~100%, 敏感性与肿瘤细胞分级密切相关。1996年FDA批准的液基细胞学检测 (1iquid based cytology, LBC) 技术,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涂片的制作方法, 检测膀胱癌的敏感性为达90%以上, 特异度方面与传统细胞学相当, 对膀胱癌的诊断比传统细胞学更准确[1]。目前常见的几种液基细胞学检查技术有:新柏氏TCT技术、超柏氏LCT技术、利普液基细胞学LPT技术、国产液基细胞学技术如LBP。尿细胞学对诊断高分级的膀胱肿瘤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但对低分级的则敏感度较差, 且其结果易受操作者影响等缺点, 寻找理想的尿液中肿瘤标记物弥补其缺点, 甚至与其一同成为诊断金标准显得意义重大。
1.2 膀胱肿瘤抗原 (bladder tumor antigen, BTA)
膀胱肿瘤抗原 (bladder tumor antigen, BTA) 又称人补体因子H相关蛋白 (human complement factor H related protein, HCFHrp) 。肿瘤细胞分泌内源性基底蛋白与基底膜表面蛋白受体相结合, 并释放蛋白水解酶破坏基底膜, 基底膜碎片进入膀胱内聚成高分子复合物即BTA。BTA检测方法包括BTA、便携式免疫分析 (BTA stat) 和实验室ELISA (BTA TRAK) 。其中早期的BTA方法是检测基底膜降解复合物, BTA stat和BTA TRAK是BTA的改进方法, 可通过单克隆抗体的方法检测尿液中人类H相关蛋白补充因子, 可在门诊快速得到定性和定量结果。BTA的有优点是其高敏感度, 缺点是其高的假阳性率, 尤其是当患者存在非癌性血尿或感染[2]。在2008年一项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501位患者中, BTA统计监测报告的膀胱癌复发的敏感性 (56%) 大于细胞学检查 (19.2%) 的, 特别是在1级病变 (48%:13%) , 特异性仍不及细胞学 (85.7%:98.3%) [3]。
1.3 核基质蛋白22 (nuclear matrix protein 22, NMP22)
细胞核的成分之一, 参与姊妹染色体的正确分离;肿瘤细胞在凋亡中释放出来。膀胱癌患者尿中NMP22水平是正常人的25倍。可以用多克隆抗体 (NMP22 test) 或免疫定量分析 (NMP22 bladder check) 检测尿液中NMP22水平监测膀胱癌复发, 其在检测原发膀胱癌方面较差, Vinod Kumar Arora等[4]研究表明NMP22和细胞学检测膀胱肿瘤的敏感性分别为79%和65.8%, 特异性分别为80%和100%。其在低级别的肿瘤中敏感性优于细胞学检查的。FDA已承认其在监测膀胱癌复发方面的作用。Hosseini等[5]研究表明NMP22检测和细胞学检测复发的敏感性分别为78.8%和44.2%, 特异性分别为69.6%和83.7%。现很少单独应用, 多与细胞学联合应用以提高癌检出率。
1.4 Immuno Cyt
Immuno Cyt是一种结合了尿细胞学和荧光免疫细胞化学的独创技术, 属于免疫细胞学检查, 利用单抗19A211及抗体M344、LDQIO, 通过免疫荧光显微镜去识别尿细胞表面的膀胱癌粘蛋白抗原 (M344、LDQ10) 和糖基化癌胚抗原的高分子量成分 (19A211) , 其更普遍存在于低级别的表浅性膀胱癌中, 具有较好的敏感性, 较尿细胞学检查有明显优势。最近1个单中心研究Immuno Cyt显示其检测膀胱肿瘤的敏感性为73%, 特异性为49%[6]。有研究显示Immuno Cyt在低级别肿瘤检测方面比无论是尿细胞学或FISH都更为敏感。特异性无明显差异[7]。但由于其高成本, 对器械的要求及对检验医生水平要求较高也限制了其推广, 目前它仅用于尿细胞学检测之外的辅助检测。
1.5 荧光原位杂交 (FISH)
FISH用于尿路上皮癌的诊断和术后监测, 其灵敏度及特异度是现今尿液肿瘤标志物检查方法中最高的一种。且其检测结果不受卡介苗 (BCG) 治疗的影响, 可用于BCG膀胱灌注治疗的监测。但由于FISH法的工作量大且费用高, 因此在临床应用受到限制。2008年Hajdinjak[8]对14项研究共2477次的FISH检测结果进行Meta分析得出结论:fish诊断尿路上皮癌总的敏感性为72%, 特异性83%, 而尿脱落细胞学检查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42%及96%尤其对于低分级低分期肿瘤, fish检测膀胱癌的敏感度要远高于尿脱落细胞学检查, 将Ta期肿瘤去除后再进行分析, fish诊断膀胱癌的敏感度仍然高于尿脱落细胞学检查, 分别为86%及61%。国内虽有研究显示我国膀胱癌患者的染色体号和畸变发生率与国外报道间存在显著差异[9]。但近年来的国内相关研究也都表明FISH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在国人膀胱癌的诊断上亦是理想的一种。随访过程中当FISH检查再次出现阳性时, 则可认定是膀胱癌复发。FISH还可以作为尿细胞学或Immuno Cyt的一个确证试验[7]。FISH检查有望和细胞学一同成为诊断膀胱肿瘤金标准。
2 处于研究阶段的膀胱癌肿瘤标志物
2.1 膀胱特异性核基质蛋白 (BLCA)
1996年, Getzenberg等[10]对17例膀胱癌组织和正常组织研究首次分离确定了9种膀胱核基质蛋白, 其中6种只在膀胱癌组织中表达而在正常膀胱人膀胱组织中缺乏, 这6种核基质蛋白命名BLCA1、2、3、4、5、6;另外3种只存在于正常人的膀胱组织中, 命名为BLNL-1、2、3。对膀胱癌细胞系253j、T24和UMUC-2研究中发现6种BLCA的5种 (BLCA-1、2、3、4、6) 存在于3种癌细胞系中, BLNL1-BLNL3未发现存在于癌细胞系中, 此组蛋白在膀胱癌转化与形成中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尚不清楚, 检测BLCA-4的抗体多为抗人BLCA-4多克隆抗体, 更加特异的单克隆抗体正在研究将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同时还需进行大量病例的研究, 建立更高的正常临界值, 以提高其特异性, 而不降低敏感性。国内有人制备了BLCA-4单克隆抗体并检测15例膀胱癌标本, 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3%和100%[11],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BLCA-4高表达的膀胱癌患者预后差[12]。BLCA族其他成员在检测膀胱癌中的价值也尚处于基础阶段。
2.2 透明质酸及透明质酸酶
HA为一种葡萄糖氨基聚糖, 是真核细胞胞外基质和体液的基本成分。在肿瘤组织, 升高的HA大部分集中在肿瘤基质中。HAase是一种降解HA的内生性糖苷酶, 能促进肿瘤侵袭。目前发现有三种HAase基因, 诱导膀胱癌的类型是HYALI型;多元统计分析则表明[13], HYALI检测肿瘤的肌层浸润准确率为76.8%, 肿瘤复发准确率为67.8%, 在预测肿瘤肌层侵犯和转移方面,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能独立预测预后的标记物。
2.3 细胞角蛋白 (eytokeratins, CK)
细胞角蛋白 (eytokeratins, CK) 是上皮细胞中间丝的组成成分, 表达水平依赖于上皮类型、分化及恶性程度, 也是一种常用的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标记物, 阳性表达见于上皮细胞、间皮细胞;癌, 间皮瘤等。上皮组织存在20种不同的CK, 几乎所有上皮细胞在恶性转化过程中均维持其表达量, 因而是上皮来源肿瘤细胞的一种特征性变化。与膀胱癌相关的有CK8、CKl8、CKl9和CK20。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BCⅡELISA) 测量尿液中的细胞角蛋白8和18对膀胱原位癌的诊断有一定意义, 尤其是对膀胱原位癌, 但其对膀胱肿瘤总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低[14]。CYFRA21-l是CKl9的可溶性片段, 通过识别2株单克隆抗体BMl9-21和KSl9-l的双抗体夹心法进行测定, 对Gl期膀胱癌的敏感性较好。CK20并不是一个真的可溶性标记物, 它需要对脱落细胞采用RT-PCR进行处理, 检测复杂、昂贵, 在许多非恶性疾病甚至健康人群中也会增高, 总之现今CK的检测方法均不如尿脱落细胞学检查, 限制其发展和应用。
2.4 微卫星 (Microsatelite MS)
微卫星是广泛存在于原核及真核细胞基因组中高多形性短阵串联的DNA重复序列 (每对大概24个碱基) 。目前在许多肿瘤中都发现了微卫星异常, 包括杂合性缺失和微卫星不稳定性 (体细胞微卫星位点的扩增、丢失和缺失) , 有学者发现国内膀胱癌患者微卫星异常较集中于D18S46、IFNA、D85S137、D16S47 6等位点[15], 检出率约为80%, 与国外报道显著不同。由于MS数目庞大, 分布较广, 敏感性和特异性受选择的位点及其组合的影响, 而位点及其组合的筛选需考虑种族、地域的影响, 因此如何选择恰当的位点, 值得深入研究。
2.5 纤维连接蛋白 (fibronectin, Fn)
FN是一种大分子非胶原糖蛋白, 在泌尿系统它只存在于尿路上皮的基底膜及黏膜下层。膀胱癌中基底膜FN均有不同程度的丧失, 肿瘤侵犯基底膜以及诱导产生的蛋白酶增加了FN从基底膜中的释放, 而使尿中FN的含量上升。国内有学者首先报道用尿FN诊断膀胱癌[16], 近年来也已自主研究出一种FN试纸, 可作为人群的筛检和门诊的初诊手段, 现已致力于FN试纸的临床研究, 正努力获得国内的认可和批准。
2.6 存活素 (survivin)
与抑制细胞凋亡细胞周期调控肿瘤血管形成肿瘤细胞耐药等有关, 是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的肿瘤标志物, 与肿瘤的预后也密切相关。Survivin基因在胎儿的发育过程中有表达, 成人健康组织中检测不到, 但许多肿瘤中丰富表达。Survivin能在膀胱癌尿液中检测到, 并与其复发、分期、预后和死亡率相关。利用RT-PCR技术检测尿液中Survivin的m RNA, 可用于筛选血尿患者, 但诊断的稳定性需大量的样本来验证。
2.7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 (FGFR3)
很多生长因子在文献晕都有报道, 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血管上皮生长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 (FGFR3) 等。van Oers等[16]在一项280人的病例研究中发现FGFR3的变异率在膀胱癌和上尿道肿瘤的发生率相当, 并且与低度恶性肿瘤相关。约50%的早期膀胱肿瘤中存在FGFR3突变, 存在该突变的肿瘤患者多预后较好。
2.8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肿瘤相关基因启动子Cp G岛甲基化状态异常广泛见于肿瘤, 有望作为临床肿瘤诊断的分子标记。并与肿瘤浸润发展、患者预后及总的生存率相关[17]。
2.9 其他
p53基因、癌胚抗原 (carcinoma embryonic antigen, CEA) 、端粒酶 (Telomerase) 、尿脱落细胞Lewis X抗原检测、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 (FDP)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 、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 (Urinary 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u PA) 、粘蛋白7 (Mucin 7) 、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5 (minichromosome maintenance proteins 5, MCM5) 、Upk3a、细胞分裂周期蛋白基因6 (cell division cycle 6, CDC6) 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及验证。
3 结论、存在问题及展望
许多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法的敏感度尤其在低级别肿瘤检测方面高于尿细胞学检测的, 可弥补其不足, 但多有特异性低、需要进行标准化前瞻性的多中心研究以验证其可行性、缺乏标准化和可重复性差等不足。BTA、FISH检查在检测低级别肿瘤较尿脱落细胞学更有优势。NMP22适用于膀胱癌术后复发的监测, 单独使用易误诊。FISH有望和尿细胞学一同成为膀胱癌诊断金标准, 尤其在原位癌及p Ta期膀胱癌。现仍没有发现可用于检测癌前病变的标记物, 期望不久的将来, 各种标志物试纸的出现会使膀胱癌的检测更为无创、方便、快捷。
摘要：目前膀胱癌诊断及随访主要依靠尿细胞学检查与尿道膀胱镜检相结合, 而膀胱镜检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 还有诸多并发症及操作不便。因此, 从尿液中寻找可用于膀胱癌早期诊断及判断预后的无创指标非常重要。本文概述了主要的尿液中膀胱癌肿瘤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生物标记物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择该院收治的6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为观察组, 年龄38~65岁, 平均年龄 (51.26±8.41) 岁, 男性患者41例, 女性患者25例。另选择6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 年龄35~70岁, 平均年龄 (55.43±6.06) 岁, 男性40名, 女性20名, 两组研究对象在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采集观察组患者放疗前后的血清TPS、VEGF、NSE、CEA、CA125、CYFRA21-1等肿瘤标记物水平和对照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含量, NSE、CEA、CYFRA21-1含量采用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测定, TPS、VEGF水平采用ELISA法进行测定, CA125采用放射免疫法进行测定。
1.3 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所得各组数据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记物浓度的比较
在观察组患者放疗治疗前, 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 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放疗前血清肿瘤标记物相关指标均与对照组志愿者比较, 各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1。
2.2 观察组患者放疗前后血清肿瘤标记物浓度的比较
比较观察组患者放疗前后血清肿瘤标记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 治疗后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较放疗前明显降低 (P<0.05)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2。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 恶性肿瘤的肿瘤发病率呈显著逐年上升的趋势, 肺癌是恶性肿瘤中最为常见的类型, 发病率和致死率均居于所有恶性肿瘤之首, 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威胁[4]。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多采用的综合治疗方法, 在本次课题研究中, 以放射治疗为主要治疗方法, 并辅助以支持治疗、免疫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姑息性治疗手段, 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对于无法进行手术切除病灶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放疗作为局部治疗手段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可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5]。在放疗效果的评价下, 我国现多采用CT或胸部CT技术主要判断依据, 在疗效评价中增加了患者的辐射剂量, 费用高, 技术要求高, 无法满足患者的及时检测的需求[6]。肿瘤标记物由肿瘤组织细胞分泌产生, 肿瘤标记物一般在正常组织中不存在, 在临床检测中具有较高敏感性, 血清中少量的肿瘤标记物即可准确检测, 因此, 常用于肿瘤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中。曹津津等[7]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前后外周血中CEA、CYFRA21-1检测存在明显差异, 治疗前CEA (30.72±5.21) ng/m L、CYFRA21-1 (45.24±10.93) U/m L, 治疗后CEA (8.14±1.29) ng/m L、CYFRA21-1 (6.08±0.74) U/L, 这与该次课题研究成果相一致。该次课题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放疗前CEA (29.63±8.24) ng/m L、CYFRA21-1 (17.03±2.08) U/L, 观察组患者放疗前血清肿瘤标记物相关指标均与对照组志愿者差异 (P<0.05) , 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放疗后CEA (8.09±3.42) ng/m L、CYFRA21-1 (6.12±0.93) U/L, 观察组患者在放疗治疗后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较放疗前明显降低 (P<0.05)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测定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记物浓度即可直观了解患者的放疗治疗效果, 在治疗前进行血清肿瘤标记物测定便于患者治疗与预后的监测管理, 在治疗后进行测定可以有效估测患者治疗后肿瘤组织的残留情况, 对于调整治疗方法和预后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
综上所述, 目前临床已经将CEA、CA125、CYFRA21-1血清肿瘤标记物作为肺癌患者临床诊断治疗的常规检测项目。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血清肿瘤标记物作为临床诊断鉴别的重要指标, 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放疗疗效评判及癌细胞转移情况提供参考依据, 对于非小细胞的肺癌患者的观察治疗及预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血清肿瘤标志物与非小细胞肝癌患者的分期、病程、生存期等相关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国云, 周春宇, 刘晓岚.非小细胞肺癌放疗前后血清肿瘤标记物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1 (5) :851-852.
[2]周欣, 于壮.血清肿瘤标记物在吉非替尼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价值[J].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2) :91-93.
[3]郭健, 高志斌, 贺少枫, 等.肿瘤标志物与晚期肺癌立体定向放疗疗效的相关性[J].临床肺科杂志, 2012, 1 (1) :2048-2050.
[4]卡哈尔江·阿不都外力, 李晓琴, 刘春玲.化疗前后肺癌肿瘤标记物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价值[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4 (1) :93-96.
[5]王颖轶, 陈书长.肿瘤标志物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疗效的评估价值[J].实用癌症杂志, 2014 (1) :23-25.
[6]阿合力·那斯肉拉, 巴尔夏古丽·扎比胡拉, 穆朝东.血清CEA、CYFAR21-1、SCC、CA125水平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放疗疗效的评估价值[J].实用癌症杂志, 2014 (9) :1055-1057.
[7]曹津津, 戴琼艳, 段满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吉非替尼治疗前后血清癌胚抗原水平变化及意义[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4 (9) :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