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背景(共7篇)
提出背景 篇1
关键词:数学,情景,创新意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新课程实施的基本要求, 倡导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 让学生学会学习是新课程实施的基本立足点。而学生在学会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合作、交流、反思等要素之外, 学生的自主性体现在主动建构, 这就要求学生学会“提出问题”。
一、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意识
数学发展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重大的数学变革均来自于问题的提出, 而学生探究的动力来自于问题的生成和解决。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技能的强化或重复, 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 从创新的角度去看存在的问题, 让新旧知识体系进行碰撞, 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这也将标志着学生学习的真正进步。因此, 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真正地学会学习, 从中收获自信, 自主探究。
二、创设“提出问题”的情境
学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关键在于教师创设问题情境, 让学生会观察、分析、揭示和概括, 通过思考, 从中发现新旧知识的结合点。从学习品质上来说, 质疑是学生必备的, 有批判精神才能将自身的知识网络进行重组。从教学模式来说, 小组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互, 并从相互竞争、帮助中自主学习, 有助于主动探究, 有助于相互促进。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说, 教师必须认真解读教材和课程标准, 通过精心设计教学, 创设与学生知识、能力相匹配的教学情景, 让学生产生碰撞, 从而提出有效问题。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都有被认可的需求, 学生有展现自身和相互交流的愿望, 教师用平等的态度和鼓励的方式, 将会促进学生学习动机的发展。
三、指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的方法
学生想要提出问题, 就必须要学会怎么提出问题。问题的产生来自于理解的矛盾和冲突, 那么从何处思考, 从何处提出问题, 就变成了学生必须要解决问题。第一, 目标引导法。教师应指导学生认识学习目标, 并从问题的来源、应用、矛盾及前后关联去思考。第二, 逻辑判断法。由条件入手发现问题, 也可以由结论入手发现问题, 这也体现了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法。第三, 发散思维法。事物之间总是相关的,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从相同或相近之处入手, 进行思维的发散联想。第四, 方法比较法。当学生完成一类题目时, 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解答方法进行反思, 通过对比可以有效地发现学习规律。第五, 概念辨析法。对概念中的每一个字理解的差异都会给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带来困惑, 因此引导学生通过比较、辨析、演绎, 有助于学生提出问题, 从而加深认识。
四、指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的方式
问题的提出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提出问题的方式将会影响到问题解决的结果。第一, 学生自我设问。学生之间的差异来自于各自的思维模式的差异、认知的差异、知识经验体系的差异, 不同的学生会因此对同一个问题形成不同的理解和看法。通过教师设立的情境的影响, 学生可以从预习、自主学习、练习等各种途径入手, 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独立地提出问题。第二, 学生之间设问。学生在自主学习数学课程的过程中, 常常会遇到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时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等多种形式向其他学生询问。这就要求教师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保证讨论的充分性。同时教师也应在合适的时间和内容处留白, 从而保证学生互动的有效性。学生在互相设问的过程中, 要学会听取、交流、沟通、赞赏、互助、接纳, 从别人的问题和想法中进行反思, 从自己的问题中学会批判, 学会多角度看问题、多方面解决问题, 从而对知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 达到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第三, 师生之间设问。直接的面对面的设问, 或通过“联系单”或者“家联本”等均是师生交流基本方式。在现代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 师生的交互可以通过一些新的平台来实现。这些方式可以是点对点的, 也可以是一对多的。
学生学会提出问题, 是我们深化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系到各种教学模式的开展, 关系到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学生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教师的帮助和指导, 只有教师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落实提高, 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意识的提高才会落在实处。
提出背景 篇2
为了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不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向课堂要效益要质量,切实减轻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逐渐实现优质轻负的高效课堂,学校决定在全校开展构建高效课堂、优化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活动,力争用一年的时间初步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211”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课题的提出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主阵地、主渠道,课堂教学的优质高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创建高效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纵观我们目前的教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教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也很辛苦。然而,我们的学生却没有充分得到应有的发展,有的学生甚至对学习产生逆反、抵触心理,逐渐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课堂的低效将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师厌教。“高耗低效、缺乏策略”已成为教与学最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系统地研究教学的高效性理论,努力形成高效课堂教学的策略体系,用以指导学生进行高效学习,最终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我校是一所公办的市直属小学,建校仅一个学期。一学期以来,在学习借鉴一些学校好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就如何构建高效课堂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思考。但我校属于新建校,生源来自于四面八方,尤其以周围乡镇及进城务工子女为主。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因素,家庭教育跟不上,许多学生只能通过课内学习来获得知识、获取信息。再加之学校教师队伍分为高中、初中、小学、往届、应届五个层次的现状,通过实践,教师教的行为和学生学的方式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还没有被广大教师真正内化,还没有变成持续的教学行为,课堂教学的总体水平与“优质轻负、充满活力”的新课程改革要求尚有差距。
因此,积极主动地改革课堂教学、研究新课改背景下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探究课堂教学的高效策略和科学方法,完善教学常规基本要求,大力优化教学全过程,让课堂教学的每一分钟都发挥最大效益,使每一位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和谐发展,是学校教育自身积极应对形势、谋求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提出了《新课程背景下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的课题,利用这一突破口,积极探索科学高效、质朴实用的课堂教学流程,使得我们的教育能够适应当前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二、课题的界定
新课程背景:2001年9月,新课程的全面实施,这是本课题实施的大背景,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要求,并将新课程的全新理念融入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之中,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发展。
高效课堂: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所获得的具体的进步或发展。简单说:“高效课堂”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取最大教学效益的教学活动。它主要研讨两大方面,即教师与学生,也就是教与学,研究主导和主体及二者的关系。其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减轻、两个提高,即: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教师教学效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益。最终达到提高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高效课堂”属于“有效课堂”的范畴。“有效课堂”是我们课堂教学的第一境界,而更高层次追求应该是“高效课堂”。“高效课堂”更符合时代和个体的价值取向,其显性标志是:课堂教学既有课程内容选择上的广度和深度,又有课程实施安排之上的密度和适度,还有课程组织落实上的力度和效度。也就是说,“高效课堂”要做到信息量大,思维含量高,情感培育要真正触及人格和灵魂。
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价值
1、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
(1)国外高效教学的研究。在1972年美国的乔依斯与威尔的《当代西方教学模式》赞可夫的教学发展理论,布鲁纳的学科结构理论及发现法,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美国兰布德、布莱克伍德等提出的探索性教学模式及保加利亚洛扎洛夫创立的开放性教学模式中,对高效课堂教学理论研究都有涉及。特别是前苏联教学论专家巴班斯基的教学优选法理论,为世界范围内课堂教学实践的有效改进,以取得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解释和指导。
(2)国内高效教学的研究。在我国,对课堂有效性的研究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或个人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而对高效课堂的研究于近期才兴起,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熊梅所著的《高效课堂》一书对高效课堂进行了理论上的一些探索。山东省安丘市进行了快乐高效课堂的研究,浙江省建德市启动“有效教学、高效课堂”系列研究活动,江苏省丹阳市里庄小学蔡园仁先生撰写的《优化教学环节,构建高效课堂》,山东省安丘市实验中学夏方进先生撰写的《深研“高效课堂”,建设快乐校园》等论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2、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
高效课堂是一个综合程度高,关系性较大的概念,在目前教学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开展这项研究有利于拓展和丰富教学理论研究,为教学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性资料。
(2)实践价值
新课程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对学生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全面的素质培养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主阵地在课堂。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规范和优化教师的教学行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将有利于推进课程改革,重构课堂,重建教学,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做到高质量、轻负担,在最大程度上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四、研究的目标、内容及重点
1、研究目标
(1)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把以往教师主讲的课堂教学方式,转变为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方式,真正地让教师放权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和主人,教师成为引导者、策划者、参与者、合作者,做到导学、导思、导练。
(2)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化。把以往学生听、记的静态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善于发言,合作探究知识的动态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成为探究者、研讨者、体验者、表达者、创造者、成功者,做到:主动、全动、互动。
(3)课堂教学高效运转。通过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转变,探索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211”课堂教学模式,抓实课堂教学各个环节,优化师生关系,优化学生的学习习惯,提升学生自主参与、自主创新、合作探究的能力,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知识、技能掌握更加牢固,最大化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4)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在研究高效课堂实践过程中,有效促进广大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学科专业素养、教育理论素养、科学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的提升,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研究内容
(1)学校课堂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法,对本校教师在新课程实施中的课堂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改善教学行为,实施高效教学的策略、方式和途径。
(2)新课程背景下高效课堂教学的内涵要素与基本特征的理论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法,探索新课改背景下高效教学的内涵、要素、特征,提炼出与新课程相匹配的学校高效课堂的教学要素和特点,为克服低效教学,实施有效教学,追求高效教学提供理论支撑。
(3)新课程背景下学校实施高效课堂教学的基本策略研究。
① 积极探索“高效课堂”的基本课型。
认真学习和研究高效教学理论,深入分析当前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的原因,研究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因素,根据新课程标准探索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课型的高效课堂的结构特征和教学要求。② 认真探索“高效课堂”的教学行为。
高效教学行为是能够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并有利于教师自身专业成长的教学行为。影响高效教学的关键性行为是备课、上课和评价。因此,高效备课策略、高效上课策略和高效评价策略是“高效课堂”研究的重点内容。
③ 努力探索“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
任何高效的课堂都有其规律可循,各学科各学段要根据课堂教学理念、探索符合各学科特点的高效课堂教学的一般流程,形成便于操作、易出成效的“211”课堂教学模式。
(4)新课程背景下学校高效课堂教学的评价和管理研究。
针对课堂教学低效的现状,加强对高效课堂教学评价管理的研究,探索,构建学校高效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及教学评价体系。
(5)新课程背景下学校高效课堂教学的个案研究。
通过行动研究法对课堂教学低效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找出与高效教学的差距,同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高效教学的典型个案进行总结、推广,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期望通过研究,能构建一种具有校本特色的“211”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达到本校各年段课堂教学高效。
3、研究重点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与实施,设想通过研究,提高学校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构建新型的符合本校教学实际的“211”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从而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发展其个性,推进学校课程改革的进程,形成本校大面积优质高效教育的办学特色。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过程
1、研究思路
中国教育的常见问题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研究维度,在两者的互动中推进行动研究的开展与深入。具体的研究思路是:第一,研究者通过研修和学习教育教学课程理论和国内外教育理论经验,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研究理论;第二,研究者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来不断解决校本教研中的种种焦点与问题;第三,在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逐步形成相关的研究报告、论文等成果。在学校总课题组的引领下,分别按学科成立语文、数学、英语、术科四个子课题小组,进行具体研究。
2、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通过不同主题的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和过程研究,探究如何从教学实际层面入手,提炼出有广泛意义的课堂高效教学策略,不断地改进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调查法:为了深入了解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要求和课题研究策略的有效性,要进行多种方法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结论。
(3)实例研究法:对典型的课堂教学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相应的教师高效课堂教学行为方式。
(4)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书刊、上网等方式获取与本课题有关的大量研究资料,丰富课题组成员的理论素养,为课题研究人员的教育思想的转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方法的变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3、研究过程
(1)实验准备阶段(2012年2月——2012年3月)
① 组建研究队伍,成立课题组,落实研究任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或细则。
② 邀请专家做辅导报告,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坚定信心,达成构建高效课堂的共识;
③ 制订研究计划,设计课题研究方案,理清研究思路,明确研究目标、内容、任务、方法以及应该取得的研究成果。
④ 论证方案,初步确立我校“211”课堂教学模式。
(2)实验探索阶段(2012年4月——2012年7月)
① 调查研究
按照课题研究的相关内容,分类编制问卷调查表,设计座谈提纲,并实施调查,了解我校教师和学生教和学的情况,并撰写调查报告。
② 实践探索
在了解、掌握我校教和学的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缺陷不足,按照课题研究的要求,制订措施,开展实施提高课堂教学高效的行动研究。
a、选择实验对象
b、规定内容、形式
在同一年级同一学科集体备课,根据高效教学的理念完成教学设计,然后在实验班实施,并进行反思调整、总结,撰写课例、总结经验等。
c、组织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对学生科学划分学习小组,并对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指导和培训。
d、组织学科观摩研讨活动,为全体参与课改的教师提供研讨平台,集思广益,积累经验,反思改进,初步形成有效的课堂操作模式。
③ 总结阶段成果
a、撰写调查总报告一篇,分析报告若干篇。
b、撰写论文、经验总结、教学案例若干篇。
(3)深化反思阶段(2012年8月至2012年11月)
①各学科根据学科特点,明确高效课堂的目标和要求,掌握并运用“211”高效课堂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对高效课堂的操作模式能够做到驾轻就熟;
②开展全员课堂教学评估活动,每位教师在本阶段分别打造1节体现先进教学理念的高水平、高效率的精品课,在学科组范围内交流学习;
③开展评教赛讲活动,不断推广课改经验;
④分学科召开教师、学生代表等座谈会,认真倾听意见和建议,对于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和做法予以总结和提升,对于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和探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4)总结提高阶段(2012年12月——2013年1月)
① 形成延安小学“211”高效课堂操作模式和“211”高效课堂评估标准;
② 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成果展示(公开课),形成具有学科特点和个性化的课堂教学风格;③ 整理研究资料,进行理性思考;
④ 确定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撰写研究报告;
⑤ 建立长效机制,积极推广和应用课题研究成果,促进我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更大提高。
六、研究假设及创新之处
1、研究假设
在新课程背景下,如果运用“211”课堂教学模式,就能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出和谐高效的课堂,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学校真正做到质量立校。
2、创新之处
在新课程背景下对高效课堂进行研究,国内外也不少,但是从我们这样一所新建学校入手并不多。因此,本课题具有开发价值和广阔的研究空间。本课题研究与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其共同联系是“高效课堂”的特点。其区别是:本课题是在新课程背景下,从新建学校角度来研究高效课堂,我们的落脚点是新课程背景下新建小学的高效课堂实践,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能为同种情况及其他学校提供一定的借鉴。
七、研究成果
1、调查报告主要负责人:孙郡霞
2、研究报告主要负责人:韩朝霞
3、案例集主要负责人:赵军侠
4、论文集主要负责人:惠延霞
5、优秀课件、课例主要负责人:冯斌
八、课题组机构成员及具体分工
1、课题实验领导小组
组 长:张润海
副组长:孙郡霞
成 员:韩朝霞赵军侠惠延霞
2、课题组机构
领导组下设课题组,其成员与具体分工如下:
课题负责人(负责课题研究的领导与组织工作)张润海
组长(负责课题研究的组织工作)孙郡霞
副组长(负责课题研究的组织工作)韩朝霞
课题组主要成员(负责课题实施的协调与指导工作)赵军侠惠延霞刘海琴董博涛薛丽华 王东虎
九、课题研究的保障
1、建立组织,强化领导
为了确保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学校分别成立课题领导小组和课题研究小组,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层层分解目标,落实责任。学校领导十分重视教育科研工作,并以科研兴校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之一,学校一把手校长亲自主持本课题,对本课题的研究做有效的筹划组织和协调领导,无论从研究资料的获得、研究经费的筹措,还是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员的保障等都给予充分的优先考虑,保障了课题实验有序、高效开展。
2、前期积淀,夯实基础
建校后,学校主抓教科研,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形式狠抓教师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健全校本研修机制,充分发挥各教研组职能,不断提高科研能力。紧扣新课程标准理念、内容和要求,着力构建“211”课堂教学模式(即学生自学10分钟,生生互动10分钟,教师引领与师生互动20分钟的教学模式),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理论引导,营造氛围
围绕本课题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搜集了许多与新课程及高效课堂相关的文章,进行学习研究,提出了我们对本课题核心概念高效课堂的认识和界定。
学校多次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前沿的教育理论,了解最新的教学动态,深入细致地进行学情、教情调研,寻找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的症结。通过对修订后的课标进行深入学习与对比学习、聘请教研专家讲座、开展教师大讨论、组织教师到先进学校实地考察学习等形式,让广大教师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方式,真正把握高效课堂的本质和高效课堂制度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教师人人探求、研究高效课堂的良好氛围。
4、示范引领,骨干带动
本课题的核心成员由分管副校长、各学校教研组长和教学处、教科处成员组成。他们以前都不同程度参加过各级课题的研究,有较强的教育科研意识和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论文在省、市、区获各级奖励,这些教师作为本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均能发挥较好的骨干引领作用。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各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的“领头羊”作用,让他们先上研究课做“样板”,以抛砖引玉,其他教师先“临帖”,再创新。组织全体教师公开课、研究课、观摩课等活动,开展课后评议、课例研讨、主题教研等,以优质课引领常态课,帮助教师在常态课中成长。
5、完善机制,整体推进
创建高效课堂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科学的管理,根据本校特点,制定硬性的工作措施,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区分各年级不同要求,把握各学科个性特点,建立健全全校教师激励制约机制,从而达到教师人人参与教学研究,个个赛出教研成果,以确保创建高效课堂工作稳定健康发展。
提出背景 篇3
关键词:文化;政治;经济;战略;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26-0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党的十八大报告也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探讨文化强国建设的总领方针。
一、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及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态势下,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相对应的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失衡。《决定》中对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解读:“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1]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将本国价值观、社会制度、宗教及文化样式等向外推广,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主导着国际规则秩序,为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广泛宣扬西方文化理念。
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和矛盾突显的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改变,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更加多元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在各种外来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在文化价值观上,面临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新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强烈冲击我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价值取向混乱和人们行为的失范,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识模糊,社会道德水准大面积下滑,盲目沉溺于西方时尚文化,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许多情况下,文化成了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价值衡量归因于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文化的社会效益遭到了漠视。
从经济数据分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根据《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2》统计,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 74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仅为143.9亿美元,不足贸易总额的1%,且输出引进比仍高达1∶3,存在巨大的逆差[2]。根据2011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足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地位的日益突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用四个“越来越”来突出文化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表现国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远景奋斗目标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衔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诚如学者对文化强国战略的评价,“它不是对文化发展在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也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特别强调,而是国家总体发展层面和长期发展视野上的战略谋划”[3]。
二、文化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一)文化与政治相交融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读史要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就是以史为鉴认识世事兴衰的因缘,也意味着认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就文化而言,历史脉络的发展也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一个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而若一个民族缺失了文化主导力,等于失去了灵魂,失去赖以凝聚的精神力量。
在历史进程中,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物质硬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内容,另外的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弱事关国家的命运,近代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急速衰败,不堪一击。追本溯源,思想文化的落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西方诸列强国家经过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开始地理大发现,推动资本积累,促使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开始海外扩张之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到19世纪却愈加保守落后,遭受侵略、瓜分也是必然的结局。
苏联解体前,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完全抗衡,工业、军事、科技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价值观的迷失,物质硬实力的强盛也避免不了一夜倾覆的结果,国家竞争力大大下降。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文化软实力”之争的胜利,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
“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我们当然不可夸大这一点的新鲜性)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时期,而且当然处在文化政治化更明显的时期,这与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有关。”[4]冷战时期的这两大霸国的变迁明显证明了文化之于国家的意义。拉兹罗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5]
而在冷战结束后,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也出现大幅上升的表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使两极化格局中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突显出来,两大阵营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迅速丧失,文化价值缺位,同时,全球化过程中,跨国组织、国际合作组织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权威受到削弱……种种原因产生的结果是,民族主义在20世纪极度盛行,成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辩护辞令,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而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其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受到不同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影响。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民族认同中最重要就是文化的认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6]、“民族认同所内含的文化认同感比政治认同感对国家的合法性来得更重要。”[6]
全球各国家民族的独立意识及文化构成,必会产生文化间的冲突,而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归根结底的表现也是对他族文化的抵制或消除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扬,这就引起了全球化时代下的各国文化影响力的竞争。亨廷顿颇有影响的“文化冲突论”,其实也就是对于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夸大化的表述。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国务院就组织专家学者制定国家对外文化战略。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认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虽然,很多学者对“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但文化与政治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亨廷顿就现实利益外,基于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作用,强调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中,文化这一深藏于政治、经济背后的深层次动力,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前文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美国的简述也是这一论断的直接证据。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二)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信息、人员等的国际流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知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国际文化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文化贸易迅速扩张,全球文化市场迅速形成。经济与文化相交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可以清晰看到。20世纪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作为与知识经济科技产业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创新产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4]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和经济指标,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文化贸易出口额的一半左右,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就影视文化贸易方面举例说明,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生产的电影虽只占全球的6.7%,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影视文化出口贸易世界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参考一些数据,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1%,日本为18.6%,以小窥大,可见文化在经济发展上的动力非常巨大。现在,世界各国都已把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7]。现代经济是“人文”的经济,文化内涵渗透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不带有文化意义的消费都已经寥寥无几。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更是直接成为经济建设的巨大力量,经济发展由此获得新的动力,经济与文化的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市场的竞争,文化权利的争夺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
文化“软实力”比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更有包容性,文化渗透比经济渗透更持久。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今天,文化强国战略在当代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大国发展的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算是经济大国,但绝算不上经济强国或是综合国力的强国,依旧只是大国,而在大国向强国前进发展过程中,文化“软实力”要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外来讲,体现在文化产业、文化吸引力等要素上,实质上也就是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国家一直鼓励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而我们的文化和经济都到了要走出去的阶段,在经济上要变成强国,需要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包括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等方面的因素来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引领人们的价值观的同时本身也是形成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平台。只有文化上取得共识,并用文化来支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我们才会进入到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正是我国要实现从大国到强国发展目标的体现。
文化已经从后台走向前台,文化发展战略也由一种隐性战略变为一种显性战略,从一种依附性战略变成为一种主导型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正备受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化提供更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为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急需文化来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添砖加瓦。此外,世界未来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丰富文化资源的贡献。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开始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行。文化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轴心,未来成功的民族国家必然是文化强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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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再议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篇4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角度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 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在马克思看来, 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 促使世界普遍联系, 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 即全球化。此时的全球化时代是是以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以工业文明为产业核心;以在全球建立“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为基础的“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以民族国家、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并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的现代性。时至今日,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 这是与以往全球化时代有着重大转变的新全球化时代, 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表现在其产业轴心是知识文明, 即如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是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其发展格局是“知识文明——工业文明”;其全球化思维方式趋向差异、断裂、冲突、矛盾、多元, 打破了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的思维格局。这些思维范式经常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亨廷顿等后现代学者的用词。当今世界发展极不平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 以知识经济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 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 成为后工业 (后现代) 化全球新霸主, 而世界其它国家有的还处于农业社会, 有的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之中, 中国则处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大变革当中。21世纪的中国能不能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后现代呢?马克思在阐述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时反复强调,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进入社会主义, 面临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
新全球化造就了我国发展的独特语境。21世纪中国发展的阶段判定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只有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 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新全球化背景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和知识经济时代, 那么, 跨越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卡夫丁峡谷”而直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文明, 应当成为我们的选择。走科教兴国、知识经济之路, 走生态文明之路, 走多元发展之路, 似乎都成为这一阶段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但是, 这一发展观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从前现代状态直入后现代, 需要有充足的社会历史条件, 但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没有完成现代性, 不可能直接进入后现代。[2]
在新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性的过程, 因而既不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性, 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后现性”, 而是一种“新现代性”。表现在:第一, 尽管由于新全球化时代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轴心的, 但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现阶段仍然主要是实现现代化, 而不是后现代。就总体而言, 要一步跨越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 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幻想。第二, 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 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 不能走像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二次现代性, 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新现代化, 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 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第三, 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化, 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 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将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化。例如,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以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 而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原则, 以科教兴国为国策, “信息化”、“工业化”两手抓, 并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 将不得不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 承诺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因而其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而是要提高初始工业化的水平。第四, 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要求我们根据多样化原则, 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 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差异性”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视野。如何科学地界定和把握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新现代化”的本质、结构与基本走向, 如何应对与解答在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系列新难题、新挑战, 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视野, 也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2]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思考、研究这些国际、国内新形势后做出的科学解答。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 科学发展观就频频出现于各种报刊媒体。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当前学界对科学发展观理解有以下几种:第一, 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从解读到深入, 从宣传介绍走向深入层次理论研究。最初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宣传、解读上。随着宣传的深入,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走向深入。从上可知, 本文的研究早已有之。但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只能走新现代性的道路, 这是我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中国新现代性与经典现代性和后现代、第二次现代性比较具有自己的特色。经典现代性以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产业基础, 以城市化为空间特征;以经济增长中心论、效率优先、资本优先、市场化、国际化、生产主义、为他服务型社会、利润中心为经济特征;以同一的人权、平等、民主 (程序民主) 、自由为政治特征;以市民社会原子化、公共化、商业化、世俗化为文化特征;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主张人改造、驾驭、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理论导致了人们对发展的片面认识, 引发了许多问题, 如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和反思的现代性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前者主张否定现代性:差异性、平面化、去中心、碎片化、零增长、反生产主义等, 后者主张重建现代性:反思性、流动性、个性的人、多元理性、社会经济共同发展、重建实质民主等。“而中国新现代性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接纳和吸取后现代观念主导的基础上必须创新现代观念, 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信息化观念, 知识创新观念, 科教兴国观念, 网络全球化观念, 等等。将一个后现代主导观念引入现代性内容之中, 重新构筑新现代性,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产物。以新现代性为核心, 科学发展观辩证地融入了现代性历史逻辑的合理内容, 因此, 它为全球现代性理论研究和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视界。”[3]
摘要: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当代中国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在建设新型工业化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和超越。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语境,背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
[2]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哲学研究, 2000 (12) :21.
大语文教育内涵及提出背景 篇5
大语文教育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已故的特级教师张孝纯所提出,这是一种有别于我们的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教育思想,就是打破原有的“三中心”的教学模式,拓展语文学科的外延性,形成以学校、家庭、社会语文教育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体系,以语文课堂和课本为依托,但又不是单纯的依赖课堂教学和课本来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这就形成了一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多位一体的语文教学新模式即大语文教学体系,或者说是大语文观念。
那么,我们看,大语文教育观念的提出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首先,在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模式或是所谓的体系中,被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程序化、格式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列举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我们的学生,包括学生时代的我们,在学习一篇课文时通常都会被老师要求或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去阅读文章,然后概括文章大意,写了一件什么事,概括文章的主旨或是中心思想之类的,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已经了有了一套所谓的公式来应对老师的上述要求,似乎还是屡试不爽的,这样恰恰违背了我们语文教育教学的初衷,学生没有去体会文章之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种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的活动,这显然不是我们这些从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师或是准教师希望看到的,毕竟,语文学科不同于数学或是理化一类的自然科学课程,可以用公式或是有一套固定的方式方法,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仅仅是要教会人们如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还要陶冶受教育者的情操,这是我们的语文课程所肩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用一种程式化的方法来教授语文课程,在我看来是极不可取的。
提出背景 篇6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
我国传统的以乡养城和以农补工的发展模式, 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在一定时期有一定扭转, 但城乡分隔的基本格局仍没有大的改变, 发展战略仍有较明显的城市偏好倾向, 人为地把农村非常稀缺的资本不断地向城市集中, 而又把农村人口排斥城市之外, 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背景。
囿于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 城市和农村被纳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 农村的发展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 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1.城乡二元差距进一步拉大。
城乡二元差异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二元差异不但没有缩小, 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表现更为明显。到目前为止, 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国家的方针和政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 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进程, 打破平均主义, 在区域发展政策上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此战略指导下, 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纷纷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 从而扩大了城乡二元差距, 使得二元社会结构差异更加明显 (刘祖云、胡蓉, 2005) 。
2.城市发展的问题逐步凸显。
随着社会转型和企业改制, 一批职工被迫离开往昔的工作岗位, 而很多因自身的文化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未能及时再就业, 因此, 城市里产生了一大批失业工人, 他们的生活因为失去工作而陷入了困顿, 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此外, 因为工业的发展面临内部需求动力不足的问题, 发展动力受到了内部的制约。而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 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广大农村的落后、农村市场的萧条和农民消费能力的低下。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用统筹农村和城市的方法来解决。
(二) 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背景。
城乡分隔的二元制度设置是造成城乡关系失调的主要根源 (陈东健, 1994) 。它在建国初期开始形成, 在制度上向城市倾斜, 过分侧重和保护城市、工业和市民。改革开放以来, 这套刚性的分隔制度虽有了一定的弹性, 但其结构远未根本改变。这些制度从整体上建构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发展格局。从目前来看, 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等构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
1.户籍制度障碍。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也是最大的制度障碍 (张国强、岳新玺, 2005) 。从本质上看, 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 其核心在于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郭红霞, 2004: 18) 。它严格限定了城乡居民的身份, 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让其分而治之, 排斥农民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从建国时的五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户籍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 (刘祖云、胡蓉, 2005) 。当时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民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造成了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社会流动加快, 国家逐步放宽了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的条件限制。目前, 户籍制度虽有较大的松动, 但并未根本触及“二元化”户籍制度, 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樊篱仍在发挥作用。我国特有的一个群体——农民工 (职业是工人, 身份却是农民) 就是该制度的具体产物。
2.劳动就业制度障碍。
城乡二元劳动就业制度与户籍制度相对应, 成为阻碍城乡统筹的第二大障碍。二者合力严格地把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近年来, 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造成总约3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残酷的就业现实, 暴露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仍不完善, 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城市劳动力为主体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工资福利高、全面且有制度化保障, 而且工作条件好, 晋升机会多, 在职培训广泛。而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 不仅行业、职业非常有限, 而且大多劳动强度大、条件差、报酬低, 更缺乏制度保障 (郭红霞, 2004:31) 。甚至有时农民工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很大威胁。
3.社会保障制度障碍。
社会保障制度是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又一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为了适应当时的工业化战略, 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各自独立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 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 农村则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 (社会) 救助相结合。改革开放后,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而趋向于瓦解, 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不到位 (宋士云, 2003)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农民工进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出现, 传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挑战。2003年的非典危机更是凸显了传统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弊端。
4.城乡教育制度障碍。
目前, 城乡教育仍存在很大差距。城乡教育差距不仅表现为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而且表现为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现行《教育法》存在对农民的教育歧视, 硬性规定农民对农村教育的责任 (如教育费附加、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等) , 城镇居民则没有相应的责任。同时, 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 这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城乡教育的操作层面, 教育不公仍客观存在。农村孩子同城市孩子相比, 不仅教育起点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 而且在升学录取上仍处劣势。民工子女的学校由于人为因素或者制度羁绊而被解散。
5.农地制度障碍。
现有的农地制度造成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限制农民向市民转变, 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又一障碍 (张丽艳等, 2005) 。由于农民对土地产生的特殊感情, 很多农民不愿放弃土地, 仍囿于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 土地规模经营无法实现, 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及时转移。此外, 目前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 针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过低、安置政策不落实、无法维持“可持续生计” (张时飞、刘从龙, 2005) 等问题都加剧了城乡矛盾冲突。
6.财政支农制度障碍。
在市场经济下, 农业的弱质性及其重要性客观上要求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 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张丽艳等, 2005) 。但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强势的声音所掩盖, 成为失声的一群, 利益在夹缝中表达 (王晓毅, 2005) , 导致政府财政支农的力度不够, 农业发展形势严峻。此外, 城乡税费关系失衡, 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事权却没有更多财权, 只好向农民乱收费, 导致农村税费过多、农民负担过重 (周建明, 2005:250~252) 。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途径
城乡的统筹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不仅要树立新观念, 而且要消除旧的体制障碍, 走新型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
(一) 树立城乡一体的新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 错误的观念往往把行动引向歧途。城乡二元观念导致了城乡对立的事实。要走出城乡二元, 首先就应当从思想上破除城乡二元旧观念, 树立城乡一体的新观念, 改变过去城市和农村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对立的传统思路, 把城市和农村作为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整体来统一规划, 全盘考虑。
(二) 消除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障碍。
一套促进城乡协调的制度可以为城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保障。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需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制度改革:
1.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必须拆除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藩篱, 逐步变二元户籍制度为一元户籍制度, 彻底拆除城乡之间最大的制度壁垒。要取消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身份区分, 代之以居民户口。降低城市准入门槛, 促进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稳步地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同时, 在此过程中, 要保障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 实现公民身份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2.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
劳动就业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欧盟各国, 人们普遍认为, 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人依靠工作而生存, 而且工作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 (周建明, 2005:41) 。笔者认为, 我们要化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 建立城乡劳动力公平透明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就业上岗机制, 取消对农民工就业领域的限制, 并完善法律, 保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 给农民和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3.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缩小二者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 建设一体化的保障制度。一方面, 要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力度;另一方面, 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救济、新型合作医疗、九年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同时, 要拓宽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 解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把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围。
4.统筹城乡教育制度。
我们不仅需要整合城乡教育资源, 以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扶持力度, 而且要消除对农村教育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的教育法规, 让城乡孩子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 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同时要加大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治理力度, 反对教育腐败。政府方面需要对当前的教育体系做深刻全面的反思。
5.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制度。
笔者认为, 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 要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制度。要建立土地投资补偿机制, 加强对农地的管理约束, 防止农地用途的改变 (马发生, 2001) , 优化农地流转的模式,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同时, 要确保对失地农民的妥善安置,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保证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 防止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无所凭依。
6.统筹城乡财政制度。
要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鼓励农业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降低甚至免除相应税费, 打击乱收费、乱摊派, 减轻农民的负担。加快政府机构改革, 精简政府人员。在更高的高度上考虑统筹地方和中央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达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 减轻地方负担。
(三) 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建设。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策的城市偏向, 使得农村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相对滞后, 新型工业化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出现。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以新型工业化推进城镇化, 不仅可以加强城乡联系, 完善城市建设的网络, 给城市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而且可以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 增加农民收入, 有效弥合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共荣。因此, 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 主要是要做好和加快科技兴农步伐, 加大对农民的技术辅导和技术培育力度, 转换农村现有的种植结构和耕作方式, 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和科技含量, 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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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背景 篇7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 根据国内外新的形势和任务适时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并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持续推进改革和发展,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执政规律的不认深化。
邓小平历来强调, 要以人们群众是否高兴、满意、拥护、赞成, 作为衡量改革成功的标准, 要求把发展的成果落实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 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到今天,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 第一条讲的还是这个。现在有人认为, 邓小平同志讲的“小康社会”就是指人均800美元。这也是不对的, 是没有好好读他的著作。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有一篇是1983年他视察江苏时的讲话。他讲了“小康社会”六方面特征, 包括保障人民的吃穿用、住房、就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 精神面貌, 社会治安等。这就是全面发展的概念。我们必须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 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性视野,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不仅注重和总结自己的经验, 而且善于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和别国经验教训以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我们不仅要立足于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处理好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和协调各部门的关系, 还要预防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国目前潜在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群体事件增多引发的社会危险
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有:“6·28”贵州瓮安事件、“7·19”云南孟连事件、“11·17”甘肃陇南事件、“11·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2009年发生的群体事件有:湖北石首“6·17事件”、吉林通钢“7·24事件”。根据著名学者于建嵘曾经指出:近年来, 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迅速增加——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 1999年总数超过3.2万宗, 2003年6万宗, 2004年7.4万宗, 2005年8.7万宗, 十年时间上升了近十倍;其中, 社会骚乱事件占群体性事件的5%左右。群体性事件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将最终诱发全面危机。新时期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化解和处理工作, 是建设强大中国的重要内容,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完成的课题。
2、艾滋病失控引发社会危机
截至2010年10月底, 卫生部通报我国艾滋病疫情及防治工作情况时指出, 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万余例, 其中病人13万余例, 死亡6.8万余例。艾滋病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其潜伏期长, 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可能传给周围的人。艾滋病发病后, 患病期间消耗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极大, 对社会形成长期的压力。艾滋病造成家庭分裂, 感染者受社会歧视, 失去读书与就业的机会, 造成社会孤儿增多, 年迈的老人没有人来抚养;艾滋病具有毁灭性。如果艾滋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会造成社会劳动力短缺, 国防增兵困难, 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力量的补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对艾滋病的防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艾滋病防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 全面协调,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全面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打下坚持的基础。
3、资源短缺引发生态危机
我国是人口大国, 资源相对短缺, 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我们要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
不仅中国对发展理论和发展道路进行不断的探索,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理论和发展道路也在不断的探寻, 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非常好的可供借鉴的理论和经验, 也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20世纪70年代初期, 由于全球性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和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 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为, 主张实现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发达国家在实现自身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 给全球带来了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各种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自此, 人们开始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发展不仅指经济发展, 也包括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发展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 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经济明显增长、社会结构改善、资源和环境得到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人们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社会公平得到维护与促进的一个综合概念;也可以说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改善在内的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德布拉吉·瑞所言, 发展既可以是贫穷与营养不良的消除, 人均寿命的提高, 卫生条件的改善, 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发展也可以说婴儿死亡率的降低, 是知识水平和学校教育的提高, 尤其是成人识字率的提高。我们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 积极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使我党更好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摘要:我们要认真学习、正确掌握和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为有效预防潜在的社会危机而提出来的, 另一方面是新一届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外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理论成果, 它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提出背景
参考文献
[1]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年第8期.[1]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年第8期.
[2]蒋秧生.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年5月.[2]蒋秧生.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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