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宪法

迁徙自由宪法（共3篇）

迁徙自由宪法 篇1

从本质上来看, 只有将“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三者的内容辨析清楚, 才能从根本上厘清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 宪法取消的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内容。

一、“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 甚至可以说, “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 它将“人权”具象化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 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 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1]。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 那么, 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 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 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 “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 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简单来说, “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 当然, “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 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 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 换句话而言, 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 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 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2]。从整体来看, 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 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 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 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 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 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3]。但尽管如此, 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 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 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 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 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 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2]。从本质上来看, 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 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 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 “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4]。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看, “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 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 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 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 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 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 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 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 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 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 长期以来, 无论国内、国外, 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 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 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 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 由此, 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5]。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 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 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 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 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6]。实际上, 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 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 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 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此看来, “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鉴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间的同系不同质, 进而才有了关于“迁徙自由”等法律规制内容的分歧。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 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 与此同时, 我国宪法内容也日趋完善, “迁徙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找到了最合适的权属位置。由此看来,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实质上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宪法规制的理念,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借鉴先进经验并发挥其在我国宪法体系构建当中的实际能效, 进而将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厘清。

参考文献

[1]刘涵.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03)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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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2, 06 (06) :59-61.

[5]涂四益.五四宪法之公民权利义务规范的特点——兼论与苏联1936年相关宪法规范的区别[J].法学评论, 2011, 04 (04) :18-20.

[6]张洪杰.迁徙自由的再思考——以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受制约性为视角[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01 (01) :50-51.

迁徙自由宪法 篇2

程乃胜

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其《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把这一保证写入宪法是为了剥夺国会干扰个人按照自己良心支配信仰、崇拜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因为美国的开国者的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少数几项绝对权利之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个人接受任何教义或者检查任何教义。政府不得强制推行一种宗教信仰,也不是因为人们有信仰或无信仰而剥夺他们的任何权利或特权。二百多年来,虽然对宪法第1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1条）的内容理解有所不同, 但总的来说, 对宗教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自由和不得确立国教的内容没有大的分歧。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对美国宗教信仰自由进行论述, 以就教于大家。

一、信教自由

美国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信教者约占总人口的63%。在美国的二亿多人口中,有大约2165000名专职神职人员, 全美登记注册的宗教场所有333000多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在美国都是有影响的宗教。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在基督教的两大教派（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 基督新教的影响又比天主教大。所以美国人自称他们的主体文化为WASP（White Anglo-Saxon Prorestant）文化,意即白种人的、盎格鲁·撒克森的、新教的文化。新教又分成许多教派。早在殖民地时期, 欧洲新教中的圣公会、公理会、浸礼会、公谊会、长老会、路德会都已在北美出现,当时新教徒占全部人口的95%。现在虽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全美仍有9000万名新教徒。现在美国新教中最大的教派是福音派, 有信徒4000万。此外,浸礼会、联合卫理公会、信义会等也信徒甚众。它们由不同地区和派别组成, 仅美国浸礼会就是由27个不同地区和派别的浸礼会组成。所以在美国,信教自由应被表述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信仰宗教, 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信仰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种宗教, 也可以信仰另外一种宗教；信仰某种宗教者可以信仰这一教派, 也可以信仰另一教派。一句话：信不信由你。

美国宪法第6条第3款规定：“决不得以宗教宣誓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条件。”这一规定一直被认为是不信仰宗教者的保护伞。联邦最高法院也据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如在“托尔卡索诉沃德金案”中,要求担任公职者公开声明信仰上帝的忠诚誓言被裁为违反信教自由。所以,美国立国以来,从人口的比例来说,信教者不是增多了,而是减少了。目前美国大约有37%的人不信仰任何宗教。

那么宪法的这一规定是不是意味着在美国不信教者与信教者在权利上真正平等呢？在一个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这几乎是一种幻想。有的州,如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 法律禁止不相信来世之说者参加选举。芝加哥征求职员的机关,有23%公然不要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美国公众仍有这样的认识：不信基督者,不适宜充任总统候选人。实际上自华盛顿以来, 还没有一位总统不是教徒。除肯尼迪外, 他们还都是新教徒。总统在就职时, 不是把手放在《宪法》上,而是放在《圣经》上宣誓。在美国国会里,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设有专职的新教牧师。每届国会开始之前,都要由牧师带领全体议员进行祈祷。甚至在美国的军队也有随军牧师。在这样一种新教政治文化背景下, 不信教虽然合法, 但却要丧失很多权利和机会。

一般说来, 在美国, 宗教信仰并不使一个人可以不服从有效的、一视同仁的法律。但是美国法律更重于保护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联邦最高法院在“只有最高的利益和非如此即不可得的利益才可以重于宗教自由的合法权利” ① 的旗号下, 通过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 使新教徒获得了许多特权。在“西弗吉尼亚州地方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案”（1943年）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不得要求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参加公立学校的升旗仪式,不得要求他们展示州所发给的执照牌, 如果执照牌上有他们反对的图案的话。因为耶和华见证会要求其信徒应戒除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活动和其他不敬神的活动。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规定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舆论事项上何为正统。

依照同样的原则, 对拒绝接受要求星期六工作职务的严守安息日的教徒, 各州不得拒发失业补助；对因宗教原因而离职的人,也不得拒发此种补助。在“舍伯特诉费纳案”（1963年）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不给一名基督复临会教徒发放州失业救济的规定违宪。该教徒因拒绝在安息日（星期天）上班而失业。联邦最高宪法认为这样的规定对该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是间接的,但该法律的强制性效果则是对该教徒的信仰自由施加了一种严格的限制,迫使她作出抉择：要么遵守宗教戒律而放弃福利,要么为了工作而抛弃她的宗教戒律。

与此案极为类似的是1981年“托马斯诉印第安纳州就业安全处审查委员会案”。一名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因认为军工生产的工作与他的宗教戒律不符而辞去了工作。印第安纳州因而对他拒发失业救济。伯格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认为：凡州政府将一项重要福利的接受以宗教信仰禁止的行为为条件,或者因一种宗教信仰所要求的行为而拒发这种福利,从而给一名信徒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违背自己的信仰,就存在对宗教的限制。

如果单纯地看上述判例,我们会得出如下的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最高法院极力维护信教者的自由和“一视同仁”的权利。但实际上,对新教以外的宗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这么慷慨。当联邦政府允许在印第安人用于宗教目的的一个国家公园中伐木和筑路时,发生了“林诉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协会案”（1988年）。在此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并未妨碍信教自由。因为：政府行动的影响是附带性的,即使行动的后果可能使宗教活动无法进行,但政府毕竟拥有这片土地而且未直接禁止任何具体的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许多印第安人在参加宗教仪式时必须服用麻醉剂佩奥特碱,这是印第安人千百年流传的传统。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犯罪”,对因此造成的解雇州可以拒发失业补助。同一联邦最高法院,对两种不同的宗教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认为,美国通过联邦宪法和一系列的宪法性判例,从法理上确立了信教与不信教、信此教与信彼教、信此教派与信彼教派者之间的平等。比较起中世纪和至今仍确立国教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实际上,美国是个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新教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教徒比不信宗教者或其他教徒有更多的权利。在美国,你的确可以不信宗教或信仰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但这意味着放弃,放弃许多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美国并未真正地做到信教自由。也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信教自由是“承认而不执行”【1】（P.316）即在法理上完全承认,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大打折扣。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的。

二、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信教自由的条件,它包括宗教不得借助世俗的政权传播和宗教与世俗教育分离两个方面。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政权合一,宗教就会借助国家暴力强行传播,那么就不会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宗教与世俗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学校里读经、举行宗教仪式,那实际上也妨碍了学生的自由选择,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第1句就强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

那么如何评判国会或各州制定的法律是否违背这一条款呢？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中提出了三条检验标准：第一,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第二,法院主要的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第三,法律不得助长“政府与宗教有过多的牵连”。也就是说,宪法的国教条款意在防止：由国家发起、资助和积极介入宗教活动。

实际上,美国公众一方面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另一方面政府与新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教分离”之墙只使国家在组织和机构上与教会径渭分明,而不能没有资助和牵连。

在“沃尔兹诉纽约市税务委员会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认为免征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税的规定是基于历史的考虑,因而这种免税的做法不是对教会的财政支持,不违反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不管联邦最高法院找出怎样的理由, 这种免税实际上就是对宗教的变相资助。

在“林奇诉唐纳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圣诞节展览中树立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不是在扩大宗教的影响, 因而并不违反宪法的国教条款。以伯格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大多数法官认为：这种展览起到了庆祝节日和描述节日起源的世俗目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指出政府经常承认宗教节日和事件的同时,强调圣诞节的日益世俗化。比较起许多公共援助计划而言,这里的宗教效果也没有更多的异乎寻常之处。因此伯格大法官归结说,树立基督诞生塑像对宗教的任何好处都是“间接的、遥远的和附带的”。

但是如果将一座基督诞生的塑像放置在政府机关的建筑上,则违反了国教条款。在“阿勒格尼县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解释道：基督诞生塑像单独摆在那里,旁边没有其他节假日的世俗象征。因此该县“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它支持和提倡基督教对上帝的赞扬。这就是基督诞生塑像的宗教信息。”所以这样的放置是不能允许的。

政教分离最重要、也最直接地体现在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上。不得强迫公民接受某种宗教教育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在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也充满了矛盾。

关于祈祷。由于有国教条款,政府机构（包括校区）便不得将任何一种祈祷仪式引入公立学校的课程表内。因此,祈祷式地诵读《圣经》、背诵主祷文》,在学校里张贴《十戒》,都在禁止之列。

但是,如果在公立学校里的祈祷纯粹是个人的行为,那将是另外一回事。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并不违宪,违宪的是学校当局的发起或鼓励祈祷。在“恩格尔诉维塔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废止了校务委员会背诵祈祷文的规定。因为政府份内的工作不包括为任何一个群体的美国人创作官方祈祷文,作为政府推行的宗教计划的一部分供他们背诵。在“阿宾顿学区诉谢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到禁止朗读《圣经》和《主祷文》。并要求：政府应保持严格的中立,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对宗教。

只要不举行宗教仪式,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并未禁止公立学校把学习《圣经》或宗教作为世俗教学大纲的一部分。

在“威德玛诉文森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督教学生社团利用公立学校设施从事宗教礼拜和教学活动是合宪的。因为一项平等利用的政策才符合促进在公共论坛上自由交流思想的世俗目的。它不会产生促进宗教的基本影响,因为不存在州对宗教信息的象征性认可,而且设施使用权面向所有的团体,世俗的和教派的都在内。在此基础上,1984年国会制定了《平等使用法》。该法允许宗教团体平等使用学校设施,认为这不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国会也好,联邦最高法院也罢,他们都忽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公立学校本来是世俗的场所,世俗团体在此活动无可厚非。宗教团体在公立学校进行礼拜等活动构成了实际小的不平等,因为并未允许世俗团体上在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举行世俗的活动。在“西部社区学校地方教育委员会诉梅尔根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制定的《平等使用法》的目的是世俗的,因为它既禁止对宗教言论的歧视又禁止对政治或哲学言论的歧视。该法对宗教持中立立场, 它不构成对宗教的认可,也不具有促进宗教的基本效果。学校官员对宗教团体在学校活动的监督作用不构成与宗教的不允午的牵连。

关于资助。一般说来, 就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的财政援助而言, 联邦最高法院较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利的援助计划, 但反对直接援助宗教机构的计划, 包括对宗教学校的援助。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宗教学校的援助涉及容易接受宗教灌输的年轻的和不成熟的学生, 可能会导致促进宗教影响扩大的后果。州因为援助而对教会学校加强监视又容易增加教会与州的牵连的危险性。

在“大拉皮兹学区诉鲍尔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一项社区教育计划。在该计划中,由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助和聘请授课教师, 但地点设在向私立学校借用的教室里。布伦南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 运用“莱蒙案”的标准进行检验,认定该计划具有提倡宗教的基本效果。第一,参加该计划的教师可能会卷进去,灌输宗教信条或信仰。因为私立学校有极强的宗教气氛, 在这种环境中教学,教与学的人都可能顺应环境, 受宗教的影响；第二, 这一计划使得政府与宗教在一个教派中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第三, 这项计划因为公立学校负责私立学校学生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 实际上构成了对宗教的补贴,会产生直接促进宗教的效果。基于上述理由,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计划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

但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总是反对向私立学校提供援助, 虽然95%的私立学校为教会所办, 而且施以宗教教育或宗教气氛浓厚,但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坚持以公共福利面目出现的对私立学校的援助不违反国教条款。在“埃弗森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 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补偿家长用于孩子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费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项一般性的计划,旨在帮助家长将其子女安全和迅速地送往学校和从学校接回家, 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这对宗教的任何援助只是附带的。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世俗的目的和世俗的基本影响。

在“沃尔漫诉瓦斯特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去掉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普遍弥漫的宗教气氛,就可以用税收基金为教会办的中小学学生提供课本、标准测验试卷、午餐以及听力和发音方面的诊断服务。问题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说明如何去掉这种“宗教气氛”。实际上, 联邦最高法院在此仅仅是寻找一种借口, 一种可以使用财政援助教会学校, 当然绝大多数是基督新教教会学校的理由。在1983年的“米勒诉艾伦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确认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项规定：允许纳税的家长从应缴纳的州所得税中扣除他们送孩子上学的学费、书费、交通费及其他费用,而不论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家长不用交学费,因此这种扣除实际上就是对收费较高的教会学校的支持。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这是一项不偏不倚的计划,是向范围广泛的公民提供的州援助。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强调了支持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们的好处向这些家长提供税收补助符合教育子女和确保私立学校财务持续健康的世俗目的。因为私立学校的存在,减轻了公立学校的负担, 提供了一个促进多样性教育的替代方法。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完全不提私立学校的宗教气氛, 以及私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多为教徒的事实, 回避了明尼苏达州的规定实际上是片面地给予教会学校和教徒的财政援助的事实。正如对此判决持异议的马歇尔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明尼苏达州法律与任何向教会学校交学费的人提供补贴的制度一样,具有促进宗教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效果。

因此, 在美国虽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蒙案” 规定了三条标准, 但政府与教会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和州政府采用种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支持新教。

一般说来, 信仰属于个人意识的范畴, 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民主的法律不调整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但当这种思想被表达出来或者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影响他人和社会, 那就是行为, 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调整。所以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就不能仅仅从思想或道德的领域出发,认为美国社会有关宗教方面的种种问题仅仅是宗教道德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美国的宗教信仰问题既是宗教问题、道德问题、文化现象, 也是法律问题。鉴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宪法至上”意识和极强的权利意识,宗教信仰问题：首先是一个宪法上的问题。但美国宪法——通过正文、权利法案和宪法性判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和美国社会中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影响,既不像美国人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纯粹, 也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下, 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信教自由和不确立国教原则铭记在心,并将其视为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小罗斯福总统更是将信仰自由列为文明国家的四大自由之一。早在美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各殖民地就开展了实现政教分离的斗争。当时任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的约翰·威瑟斯就经常宣传说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唯一适当的原则是人人都有选择信什么教或者根本不信教的自由；每个教会都应由其成员或自备基金来维持, 而不得求助于国家的征税权力。在北卡罗来纳州,1776年的州宪明确规定：“在本州内不得规定任何教会或教派独尊于任何其他教会或教派之上”。杰弗逊认为：“强迫一个人捐献金钱为的是他所不信仰和讨厌的见解,是一种犯罪的、暴虐的作法。” 1786年11月, 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杰佛逊在1779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被强迫参加任何宗教礼拜仪式、出入任何宗教场所或资助任何教士集团。”并警告说,任何篡改这项法令的企图“都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2】（P.114）因此,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并加以神圣化,是美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此后各民主国家的宪法无不加以效仿。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宗教传统极深、宗教热情极高的国家,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各级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都不能超然于宪法之外。但记住宪法的原则是一回事,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找出不违宪的理由或借口, 政府便可以冠冕堂皇地援助教会, 甚至借教会来推行其内政外交政策,以达到其国家目的。这就是声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

所以我们切不可用纯世俗的眼光,用真正符合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标准去看待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严格地说起来,美国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带有严重不自由色彩的宗教信仰自由。

注释：

①“威斯康星州诉约德案”,《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6卷,第205页,1972年。以下未注明判例均引自《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英文版。

参考文献:

迁徙自由宪法 篇3

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概念和含义

(一) 财产权的宪法概念

其财产权, 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 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是可以以金钱计算价值的, 一般具有可让与性, 受到侵害时需以财产方式予以救济。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 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是基于财产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 。财产权既具有自由权的性质, 也属于经济权利之最重要内容:一方面, 财产权是确保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的基础, 另一方面, 财产又是独立和自由的基础。

根据相关的规定, 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 不管是物权、债权、还是著作权, 都将受到法律的保障:

第一, 人民有权力自由使用、收益或处分其有财产, 并排除他人的干涉。

第二, 国家征收或征用公民私人财产需为了公益利益, 并且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 如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侵犯公民财产权的, 应负赔偿责任。

第四, 私人在没有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 不得侵犯他人财产权, 否则应负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二) 经济活动自由的含义与保障

作为自由权之一的经济自由通常包括居住和迁移的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以及财产等内容。不仅意味着经济人的偏好自由、价值自由、使用自已的资源自由, 而且包括自由交易自由定价等。较广义的经济自由权包括职业选择自由、契约自由、经济体结成协会的自由、竞争自由及兼职自由等。宪法确认的经济活动自由产生两种效果:

A、要求政府控制自己的行为, 不能对生产者 (包括劳动者) 、消费者以及他们间的交易实施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

B、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经济自由免受社会势力的强制。

二、保障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A、保障财产权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既存的话语里, 把私有制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 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与持久性 (2) 。在市场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如果不保障私人财产权, 经济就不可能出现繁荣。财产权没有保障, 就等于不承认个人利益, 那么对个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获得的利益因为没有保障也就等于没有利益。这样, 个人就不愿意辛苦地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没有了求富的欲望, 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繁荣。

B、财产权是公民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和保障 (3) , 保障公民财产权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来看, 财产权是保障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权利。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同, 构成公民最基本的三项权利。私人财产权意味着私人在社会合法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 也意味着私人有权控制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 意味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成果来维持个人的生存, 意味着个人不必强迫于为他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财产权的生存权, 只意味着做奴隶的权利, 因为人对物的依赖必然转化为对控制该物的人的依赖。没有财产权作为保障基础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只是空泛的权利和自由, 个人的生存将失去动力和条件。所以, 在宪法里明确个人财产权是对我国公民生存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

C、财产权有助于实现个人人格的自我发展和进步, 是促使个人进取和实现社会公益的巨大力量, 财产权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财产权受平等保护是近代现代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 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是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和标志。如果财产权没有保障, 那么人民的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愿意努力勤奋进取, 有钱人也会因为朝不保夕的财产而肆意挥霍, 人民也不愿意通过正当手段来获得财富, 社会就会陷入盗窃、抢劫、强权、人治的斗争中, 文明将不复存在。哪里没有财产权, 哪里强权就压倒正义, 哪里野蛮就压倒文明。

既然财产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价值, 财产权自然应当由宪法加以确认并宪法的保障。

三、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有关规定

(一)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第17条规定: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示必须时, 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4)

(二) 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

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 任何人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不得限制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国籍的自由。第29条规定不得侵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应于公共福利, 由法律规定之。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方可。 (5)

(三) 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

除非根据保健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法律可按一般程序某些限制外, 公民均可在国内任何地区自由迁移和居住。不得以政治理由规定任何限制。每个公民, 除非附有法律义务, 均可自由离开与返回共和国土。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 不得征收任何个人税和财产税。第42条规定:财产为公有或私有。经济财产属国家、团体、个人。私有财产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但为了保证私人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能人人均能享有, 法律规定获得和享有私有财产的办法和范围。为了公共利益, 私有财产可以在法定场合被有偿征收。依法继承和依遗嘱继承的规则和范围以及国家在遗产方面的权利, 皆由法律规定之。 (6)

(四)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条规定:

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移之自由。第14条:一、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以保障, 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限定之。二、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三、财产之征收, 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 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 此项法律应规定补偿之性质与范围。补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补偿金额如有争执, 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7)

(五) 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第14条规定:

全体国民有居住、迁移自由。第15条规定:全体国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第23条规定:a、全体国民财产权应予以保障。其财产内容范围由法律规定。b、行使财产权时应尽力照顾公共福利。c、因公需要, 对财产权需征收、使用或限制及由此付的补偿, 均由法律规定, 并应支付正当的补偿。 (8)

(六)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移和居住。

四、我国现行宪法的不完善方面

A、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33条虽然笼统地提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没有任何其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规定。

B、宪法第13条中, 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过, 没有关于财产权的补充条款的详细规定, 且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 征用补偿在没有详细的规定下的实际运用中有许多困难。根据《国家赔偿法》, 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 不赔偿间接损失, 且有关征收补偿的标准很低, 因此, 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还有待完善。

C、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居住与迁移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以及职业选择自由等相关规定, 然而, 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明确规定了迁移自由, 这是对大陆公民的不公正。

D、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财产权与所有制的关系。

E、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没有“财产权”的相关规定。

F、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 在司法程序上可能出现错误。在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国家, 不论财产是否是非法的, 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得侵犯, 一切非法财产的处罚都要在司法判决后才能够执行。而如果只保护合法财产, 但没有对非法财产的限时保护, 就会出现以非法财产为名的肆意侵犯, 结果在之后经过司法检查发现此“非法财产”为合法财产, 这样就会造成公民合法财产的无辜侵犯现象。可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保护的司法程序上更加成熟, 不会出现错误侵犯行为。

五、具体条款的修改意见

A、在宪法第13条后作为第14条, 规定:a、凡是以公共权益为目的的财富都属于公共财产, 其具体范围另行明确规定:此外的权益, 皆可成为私有财产的保障对象。 (人民财产所有权之行使, 在不妨碍公共利益植范围内, 受法律保障 (9) ) 。b、政府对公有财产需严格依法进行保护, 并不得违反, 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的财产不会被未经过司法程序而以非法财产为由而侵犯。

B、在宪法13条中增加内容, 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对私有财产予以征用或征收, 但是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国家征用或征收私有财产时, 需依照征收或征用实施前已有法律确定的标准进行适当补偿:如果之前没有相关法律补偿标准, 需要按照同期市场价格进行完全补偿。 (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但因公益上之必要, 得以相当价格征收之 (10) ) 。b、国家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如果是生活必需品, 应当给予被征收者能继续保持其原有正常生活水平的完全的补偿。其具体标准法律另行规定。c、如果被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在完成其特殊目的后能够恢复原状, 可以由该财产所有者依照物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是否收回, 但收回行为不影响其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

这是对目前宪法中欠缺的补偿条款的修补, 并且能够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最终能够比较充分地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

六、结语

完善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权保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先进的社会要有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而只有建立完善的私人财产的保障,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权法治”。宪政事业, 宪法的修正不会停止。

摘要：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促进了西方国家宪法体系和宪政制度的完善。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过程中, 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自由与财产权的保障二者密不可分, 共同推动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如今, 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则没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相关规定, 这是极不利于现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所以修宪是必要的。

关键词：财产权,经济自由,保障,修改宪法

注释

11郑贤君主编.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98.

22 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30.

33 夏泽祥主编.宪法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21.

44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

551946年<日本国宪法>.

66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77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88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

99 张知本.宪法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