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共12篇）

迁徙自由 篇1

摘要：本文首先对迁徙自由作为内涵和性质上的界定, 然后通过迁徙自由的国际和国内宪法和法律等实定法上加以归纳比较, 最后对迁徙自由相关问题做出较为浅显的评述和设想, 希望能够对迁徙自由问题有所裨益。

关键词：迁徙自由,世界人权宣言,户籍制度,入宪

一、迁徙自由的内涵与性质

针对迁徙自由的性质, 学界主要有四种学说: (1) 以小林植树、卢布信喜和杉原泰雄为代表的日本宪法学者们认为, 居住迁徙自由与财产权、择业自由、营业自由、劳动自由、契约自由等共同属于经济自由权; (2) 有学者认为, “迁徙自由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的性质, 是保障公民摆脱一定的政治压迫, 谋求适应自己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基本权利”; (3) 迁徙自由是一种“复合性”权利, 它以人身自由为基础并与社会经济权利乃至政治自由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 迁徙自由属于人身自由的应有范畴, 是人身自由的一种空间延伸[1]。

第一、第二种学说看到了迁徙自由背后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因素 (第一种涉及经济层面, 譬如说涉及人才自由流动的迁徙自由明显具有就业和经济因素在内;第二种涉及政治角度, 譬如“用脚投票”就明显的具有政治评价的意味) 。这两种学说均片面的强调了迁徙自由背后的利益因素, 而忽视了迁徙自由的自身或者说迁徙自由的本来面目。第三种学说最为靠近迁徙自由的人身自由的本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明显较为不明智的将一种“综合”试图来涵盖人身自由与政治或经济诸多方面的内容, 将迁徙自由归入到了一种极为抽象的境地。

笔者认为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当然延伸, 因为人身自由就其本意而言, 其自由的界限范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 二是住宅, 三是活动所能涉及的局域, 也就是迁徙自由的范畴。这是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所能触及的合乎逻辑的物理空间延伸。诚如所言, “迁徙自由, 就是选择居住的自由。人民的身体自由既包含‘举止行动’的自由, 迁徙自由, 即令不经宪文特别规定, 似亦应随身体自由而存在。”[2]上面已有简单论述。

二、迁徙自由的国际视角

尽管我国目前法律角度尚未有对迁徙自由的规定, 但是由于我国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 依据相关规定, 这项条约的规定当然适用于我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 “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 包括其本国在内, 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第12条, “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 包括其本国在内。三、上述权利, 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 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 不得任意加以剥夺。”这两项公约表明迁徙自由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可以说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美国宪法对迁徙自由未作明确规定, 迁徙自由并未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中。美国早期对迁徙自由的保护主要是利用贸易条款来排除地方政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九款部分规定, “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 在1808年以前, 国会不得加以禁止, 但可以对入境者课税, 惟以每人不超过十美元为限。” (参见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此后, 最高法院一方面通过对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正面确立了迁徙自由, 另一方面又利用平等保护条款禁止选举和福利等领域对迁徙自由的间接限制。在英美系国家迁徙自由主要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一些司法判例来逐步解决迁徙自由问题的[3]。

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一条则对迁徙自由加以明确规定, “一、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徙之自由。二、此项权利唯在因缺乏充分生存基础而致公众遭受特别负担时, 或为防止对联邦或各邦之存在或自由民主基本原则所构成之危险, 或为防止疫疾、天然灾害或重大不幸事件, 或为保护少年免受遗弃, 或为预防犯罪而有必要时, 始得依法律限制之。”

法国现行宪法 (即1958年法国宪法)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迁徙自由, 但是在该宪法序言部分重申了对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遵从, 迁徙自由从《人权宣言》第一条平等条款中可以看出端倪, “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 其他社会差别, 一概不能成立。”尽管如此, 可以说法国并未对迁徙自由做出宪法上明确规定。

三、迁徙自由的中国视角

令人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有成文法律对迁徙自由加以规定。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对迁徙自由做一点探究。我国1954年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自由。”不过, 这一规定在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都没有出现。中国原有的户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身份制度, 限制迁徙自由就是制造特权。计划经济下, 户籍制度将农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地分割为性质不同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国家又对这两种人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 客观造成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两个不同身份阶层[4]。

有学者认为, 从经济层面讲, 迁徙自由是由于建国之初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计划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是很难跟人才的自由流动挂钩的。笔者认为经济角度上讲这不无道理, 但是从国家的经济战略层面上讲似乎更佳。即中国建国后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优先发展城市和沿海的工业化方针, 而这项方针直接建立在工农两分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基础之上。这样, 在当时中央高层的经济层面上考虑, 当然不无政治上的考虑, 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的而且一般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历史上的“流民”就是一个明证, 张献忠的“流民”起义、西晋后期的四川流民运动直接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构成威胁。再回到经济上来, 当时中国确立的经济战略需要大量的资本的积累, 而国家初造, 百废待兴, 资金的筹集相当困难。如何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删改了54宪法所确定的迁徙自由, 把中国农民以严格户籍管理的形式来限制在土地上, 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积累资金。正如学者指出, “之所以“赶农民出城”并不是为了保护城市人的利益, 而是要保证工业化, 这就是社会平等与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5]

与宪法以及法律上迁徙自由的缺失相对应, 中国确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对迁徙自由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其直接表现就是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这样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在制度层面上对迁徙自由的排斥。户籍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搜集、确认、登记有关公民身份、亲属关系以及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现今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人口管理制度, 如法国的民事登记、瑞典的人口登记、日本的户籍管理。不过, 国外基本上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 (人口管理制度) , 很少对户口迁徙实行行政审批。我国户籍管理机关则不仅进行户口登记, 而且有很大的迁徙审批权, 如户口迁徙准入制度, 城乡间农转非的户口审批权。这样, 户籍制度在中国具有着广泛的内涵在里面, 已经丧失了户籍原来的本意。我国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利益因素在其背后, 如我国的户籍直接跟城乡二元制度挂钩, 而且不同户籍制度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存在着极大的地区差异。

四、对迁徙自由相关问题思考

迁徙自由涉及的绝对不仅仅是迁徙问题本身, 更深层次上它反映的是自由与秩序矛盾问题。迁徙自由体现的是一种自由或者一种人权, 属于自由的范畴。而对迁徙自由的限制无论是政治上稳定的考虑还是经济上福利的问题, 都逃离不了一个国家对秩序的渴求。

迁徙自由主要就涉及到下层人口去经济发达地区谋生等问题, 尽管迁徙自由还包含着其它方面。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中国民众对迁徙自由和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废止收容遣返的相关规定问题。

问题一, 究竟要不要规定迁徙自由, 尤其是在宪法层面上?笔者认为, 我国属于一个传统的大陆成文法国家, 在法律层面对迁徙自由加以规定, 是基于保障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客观需要, 而且迁徙自由作为一种被两个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基本人权, 如果不纳入到我国宪法层面,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体系将是不完整的。而且, 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需要全国范围内的人才自由流动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智力资源, 这就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而且相对封闭的人口流动格局创造了经济和市场条件。而且, 正如张千帆先生所说, “欧美宪政经历表明, 迁徙自由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政治与法律统一的国家里, 公民应该有权选择到任何适当的地方生活或工作。这是公民权的自然含义。如果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只有在具备户口、签证或其它法律证件的情况下才能到另一个地方合法定居, 那么自然的推论只能是这两个地方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如果这样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疑是在法律上的一种否认, 或者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公民权是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保障[6]。

问题二, 究竟要不要废除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笔者认为,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丧失了其本意, 可以将一些原本不应该归入到户籍制度的附属制度如社会福利等从户籍制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 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承担其原有的基本只能。可以考虑将户籍制度变成一种仅具有户口统计性质的具有登记性质的东西, 而不是原来那样严格的户口审批制度。这样既可以对人口问题进行必要的统计和测算, 而又能够不对人口自由流动构成不客观的障碍。具体做法是:取消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迁徙的行政限制, 户口管理机关仅是确认申请人所提供的有住所和生活来源的证据, 并加以登记为本地常住户口。现有的户口管理制度, 除了农村之间外, 在城乡以及城市之间, 都仅对户口迁徙开了一道小口, 仅允许城市为引进人才与资金少量地吸收外来人口。改变户口管理方式, 就是实行真正的迁徙自由, 只要申请人又适当的住所与生活来源, 就应登记为本地常住户口, 允许其迁徙。

参考文献

[1]周叶中, 韩大元.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54-257.

[2]王世杰, 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76.

[3]李赞.从宪法判例看美国迁徙自由的发展.法制与社会, 2007, (4) .

[4]黄文伟.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http://article.chinala-w 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821.

[5]赵文远.1958年中国改变户口自由迁移制度的历史原因.参见http://211.81.31.43/brow se_docum ent.jsp.

[6]张千帆.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及其宪法学意义.http://arti-cle.chinalaw 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7966.

迁徙自由 篇2

自由释义:自由与利用自由的能力之辨

自由与实行自我意志的障碍之消除,并不完全相同:自由仅仅是实行自我意志的自身之外的外在障碍之消除:实行自我意志的自身内在障碍之消除,并不是自由,而是利用自由的能力或条件.

作 者：王海明 WANG Hai-ming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刊 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年，卷(期)：“”(1)分类号：B022关键词：自由 实行自我意志的外在障碍 实行自我意志的内在障碍

关于公民迁徙自由限制的正当性 篇3

关键词：迁徙自由；限制；正当性；公共利益；突发事件

依照康德的理念与思想，自由的个人是决定导引其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作出自主的选择，人们行使其权利和由这些权利所保障的自由，自然也包括公民的迁徙自由。但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这些自主的选择可能对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来说是有害的。因此，从康德理想的角度一般地估价权利的重要性，并不能代替在某些具体的场合下对不同的权利尤其是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价值进行评估。有些时候，两种同样合法的权利所代表的利益与价值会发生冲突，并且必须作出一种选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被限制”或“被压倒”。那么，迁徙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能否“被限制”或“被压倒”以及为什么迁徙自由要在某些场合下被其他权利所代表的利益与价值所限制、所压倒呢？简单地说，公民的迁徙自由为什么要受到限制？对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怎样才是合法的、正当的？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迁徙自由及其限制正当性概念的界定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自由，属于人权的范畴。迁徙自由是对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身价值的确认和保障，“迁徙自由反映了一国公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的广度与深度，也体现了一国关于公民人权与政府权力的观念。实行政府权力至上还是公民权利至上，其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确认公民的迁徙自由”。

二、迁徙自由能否被限制以及限制的原因正当性分析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条第5款规定：一切人权均为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地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加以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当然，这里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自然包括公民的迁徙自由。关于迁徙自由能否被限制与克减，理论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与其他法益冲突的客观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相互依从性，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有可能侵害他人的权利或者社会利益，须在不同的权利之间进行适度平衡。”当然，迁徙自由也不能例外，任何限制和妨碍迁徙自由的行为，必须具有正当性，并且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必要的”。不管对迁徙自由的限制是基于公共利益，还是基于秩序以及安全等原因，这种“必要”要求“限制措施能够恰当地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三、迁徙自由限制的正当性之考量

（一）迁徙自由限制的基本原则的正当性

1.公共利益原则的正当性

以公共利益作为公民迁徙自由限制是各国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之通行做法，而对于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自由的关系则存在着两种理解，即“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大多数学者坚持“外在限制说”，从而得出公共利益是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理由，且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一元的、抽象的价值，此价值是人们据以判断自己幸福与不幸的标准，同时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

2.比例原则的正当性

比例原则是指限制迁徙自由的行为其目的和采取的手段之间符合一定的比例。此“比例”的正当性又如何审查呢？往往是通过以下来认定：

（1）目的正当性（妥当性原则），即限制迁徙自由之行为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如：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防止H1N1流感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对普通高校学生采取限制正常自由出入的措施（防控甲型H1N1流感，普通高等学校加强门禁管理）。

（2）手段、方式的正当性（必要性原则），即在所有能够达到限制迁徙自由的手段、方式中选择最小侵害之方式，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3）目的、手段实现之利益与权利主体的利益是正当的（均衡原则），即选择限制迁徙自由的手段所达到的预期目的的利益须大于权利主体迁徙自由之利益与价值。

总之，对迁徙自由之限制须符合具有正当性的公共利益原则和比例原则，且只有当所有較温和的手段都未见成效（手段用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考虑。

（二）迁徙自由限制原因的正当性

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1）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2）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3）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4）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四、公民迁徙自由限制的界限

在回答对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怎样才是正当的问题的同时，达尼乐·图尔克和路易斯·鸠内指出“因此，发展一套‘对限制所进行的限制’的原则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可以防止基本原则受到已经许可之外的限制。”而“对限制所进行的限制”的原则不仅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给予法律限制的性质和界限的界定，同时其实质上也是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对公民迁徙自由限制的公权力的滥用。

要防止政府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公权力的滥用，就应全面地规范其行使。首先，明确公权力行使的条件：①存在着准确无误的紧急状态，且该状态要求必须对公民的迁徙自由予以限制，不然公共利益必然遭到重大损失；②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有明确的被授权或者被委托；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其次，行使公权力应遵循正当的程序。最后，该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人权保障的理念。紧急状态下对于公民迁徙自由进行限制只能作为一种手段或方法而已，限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

紧急状态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与安全，国家对于公民的迁徙自由进行限制，但公民的迁徙自由在紧急状态下，也更加容易被侵犯和损害，公权力极易扩张，因此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在紧急状态下显得尤为必要和突出。

权利限制与权利保障相并存，为了确保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限定基本权利的范围，且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充分、更全面地保护基本权利。因此，对于公民的迁徙自由，国家是可以限制、压倒的，但须基于“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安全”等更高之价值，且找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结合点及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之平衡点。正如曼弗雷德·诺瓦克所说：“尽管迁徙自由权被认为是用来保护个人以对抗任意的行政干預，但是人们还同意这种权利不能没有例外地受到保护。”在完善我国权利保障体系的同时，规范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对公民迁徙自由之限制，使其具有正当性，防止以“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为幌子，实质上却是掏空个人权利之内涵的行为，使我国的“人权与法治”之建构在良性、和谐的状态下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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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57.

［3］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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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分析.法学论坛，2005（1）.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154.

［8］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毕小青，孙世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09.

［9］胡肖华，徐靖.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法学评论，2005（6）.

迁徙自由 篇4

一、“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 甚至可以说, “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 它将“人权”具象化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 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 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1]。

(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 那么, 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 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 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 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 “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 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简单来说, “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 当然, “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 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 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 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 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 “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 换句话而言, 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看, “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 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 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 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2]。从整体来看, 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 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 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 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 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 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 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3]。但尽管如此, 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 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 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 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 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 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2]。从本质上来看, 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 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 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 “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4]。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看, “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 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 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 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 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 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 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 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 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 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 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 长期以来, 无论国内、国外, 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 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 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 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 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 由此, 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5]。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 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 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 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 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 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6]。实际上, 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 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 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 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此看来, “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鉴于“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间的同系不同质, 进而才有了关于“迁徙自由”等法律规制内容的分歧。从我国的法律环境来看, 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事、民商事惯例被纳入实体立法中, 与此同时, 我国宪法内容也日趋完善, “迁徙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找到了最合适的权属位置。由此看来, 我国诉讼法研究的内容实质上更侧重于引入西方宪法规制的理念, 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主体内容中的精髓与我国现阶段法律主体进行互相融合, 借鉴先进经验并发挥其在我国宪法体系构建当中的实际能效, 进而将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厘清。

参考文献

[1]刘涵.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分析——以迁徙自由为例[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3 (03)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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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由生活就自由作文 篇5

勤奋是一种优秀的习惯。只有天生的好动，没有天生的勤奋。勤奋，都是逼出来的。大雁不远万里地迁徙，蜜蜂一天到晚辛勤地劳作，只因它们天生就短缺的拥有和生存的需要。优秀的人，他们深知自己想得到的一切没有一样会自己长脚跑来找他们，强烈的欲望使他们不停地追求，时间久了，就成了习惯。

人生，由我不由天，幸福，由心不由境。缰绳只能拴住被降服的马，命运之神只能主宰乖乖听从命运摆布的人。如果你够坚强，够勇敢，你一定能挣脱厄运的枷锁，获得新生的自由。幸福是一种甜蜜的感受，需要用心感受。再强烈的阳光也照不暖一颗阴暗的心，再优越的环境也幸福不了一个麻木的人。

快乐是一种心情，无关物欲。心怀豁达、宽容与感恩，生活就会阳光明媚。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幸福的人懂得超脱。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得失苦乐，是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生气不如争气”，那些琐碎的、令人心烦的事，根本不值得自己去生气。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人生才会优雅从容。

一个人起点低并不可怕，怕的是境界低。越计较自我，便越没有发展前景;相反，越是主动付出，那么他就越会快速发展。 很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在职业生涯初期都是从零开始，把自己沉淀再沉淀、倒空再倒空、归零再归零，他们的人生才一路高歌，一路飞扬。

别将过去抱的太紧，因为那样你就腾不出手来拥抱现在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放下了，其实并没有真的放下，我们只是假装很幸福，然后在寂静的角落里孤独地抚摸伤痕。拥有了，不一定很开心，因为还可能失去，失去了，不一定要伤心，因为还可能拥有。把每一天过好是最大的幸福，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

学会做自己的心理调节师，给自己疗伤，给自己解愁，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来化解一切的烦恼忧愁，是安慰自己最好的方法。理解人生，好好生活，带上微笑，和快乐一起出发。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生活就自由，到哪都有快乐。

真正的大心境，并非放弃后的坦然，而是放下后的无意。人生有遇亦有别，遇时珍视，别前祝福，凡人凡事终是尘，莫让过往云烟迷惑了行程;生活里本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别在是非之间劳心费神，幸福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得到勿窃喜，失去毋徒悲，得失只是一种状态，保持灵魂的安静才是真正的大心境。

如果你曾经错过了昨天，那么请不要再错过今天。过去的事，交给岁月去处理;将来的事，留给时间去证明。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今天，让今天的自己胜过昨天的自己，让今天的`自己塑造明天的自己。集中精力看好眼前的路，才不会跌跤，才不会走岔道。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重新开始。

人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你的专长和优势，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经营自己的长处。不管是谁，想把自己改造成“完人”是不现实的，反而应当发现并培养自己的长处，形成独特的亮点和优势。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的人。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是成功的关键。

别把自己不当人，别把自己太当人。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自卑甚至自轻自贱是丧失人格的起点，做人做事的底线没了，输掉的不光是一个人，一件事，更是立世之本。但是，也不要太把自己当人。孤芳自赏，恃才傲物都是自取灭亡之道。做人做事最佳还是不卑不亢。

诺不轻信，故人不负我;诺不轻许，故我不负人。情分由浅而深在于相惜;情分由深而浅在于相负。彼此间的辜负，往往不是心的背叛，而是轻信或轻诺。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也要量力而行。感情归感情，事情归事情，彼此能力以外的承诺，信了是勉强，许了是鸭梨。朋友相交，贵在长久。

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 篇6

余秋雨《寻觅中华·稷下》直面这样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实际失落这个历史性的巨大遗憾。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余秋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与结论？一切的发现都不过是基于现实反思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个发现，余秋雨实然指陈了当下学术遭遇行政绑架的社会现实，并以稷下学宫的美丽盛景道出了心中的学术自由的理想：“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是的，稷下学宫，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而稷下之所以即便在成为一片废墟之后依然能刺穿历史，矗立在精神文化的传承之中，就是因为稷下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的自由精神——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称不上‘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蓦然惊悚！

当所谓的“开放”到了一种失去限度的程度的时候，当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得到了自由的时候，话语的空间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如同我们今天不少传媒的“文化版面”一样——谁敢断论今天盛行于媒体的那种“自由”是真自由还是伪自由？谁又能给多元并存中的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一个真正的名份？从共鸣时代到未鸣时代再到众生喧哗的时代，当今天“自由”也成为行为艺术之一种，自由本身成为了无法诠释的荒诞。“维系基本的学术秩序”，我很赞同，任何自由都只能是相对存在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为权术绑架的高贵的独立和自我严谨约制的学术操守，使得稷下学宫里流出了真正平等的学术争鸣和富于生命力的精神自由，从而使各种文化、诸子百家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余秋雨这样表述这种伟大的和谐状态：“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这“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都有什么呢？这是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是一个文明的圣地，在这个圣地里，聚合着这些在人类历史上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墨子、德谟克利特、孟子、亚里士多德、庄子、阿基米德、韩非子……在这份名单里，东方文明故地与西方文明故地奇妙地遥相呼应，不禁令人惊叹，这么多无法超越的中西方经典高峰，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片段里奇妙地相聚？他们给了数千年后的我们什么样的昭示？

光影的喧哗或沉默里，“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将永远是历史轮回无法逃避的宿命之问。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迁徙自由 篇7

自由常常被看作是人的一种类本质, 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本自由”[1]。黑格尔强调:“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马克思则肯定:“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征。”[2]无数的思想家以精美的语言、众多的革命家以大无畏的行动充分地表达出对自由的热爱和忠诚。裴多菲高歌:“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赫然高书“自由、平等、博爱”, 而美国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则高举着不灭的自由火炬。

但是, 与人们对自由的热爱和向往所具有的普遍性相反, 人们对自由观念的理解却常常是迥然各异的。“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 众多的定义在这里竞争和交锋, 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得以创造和再创造”[3]。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既是人类永不停息地延伸自由和实现自由的实践史, 又是人类孜孜不倦地探讨、分析、丰富、发展自由观念的理论史, 两者相互激荡、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人类自由观念和自由行动的发展史, 自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 以至于詹姆斯感叹:“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问题比这个自由的问题更值得研究。”[4]谢林则把自由称为“伟大的和最神秘的哲学问题”, 任何对自由的探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

在关于自由的众多理解中, 意志自由观作为一种最古老的自由观, 对西方宗教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对此进行批判, 并由此阐发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

胡克指出, 意志自由论者由于对世界 (社会、历史) 的必然性的不同观点而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坚持世界 (社会、历史) 决定论, 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和意识世界是自由的, 外在世界则完全为必然性所支配, 因此意志自由是人与其他事物本质区别所在, 是人的尊严所在。这种意志自由为人们营建一个超越必然性的道德世界打下基础。在道德世界中, 人是完全自由的、自主宰的, 因此只有道德世界是自由世界。第二类观点坚持世界 (社会、历史) 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 完全是人的意志自由的结果, 因此现实世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第三类观点认为世界 (社会、历史) 中的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 包括人的意志自由, 因此人无论是否具有意志自由, 都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

胡克既反对将自由与现实世界分离的观点, 又反对否定决定论的自由观, 更反对将自由与责任、法律分离的理论。他对这三类自由概念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

(一) 胡克指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的情感、愿望和意志同样是人与其环境互动的产物。

它们不可能是仅仅满足于内部世界的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 对外部世界有所需求的。人的内外部世界不是分立的, 而是互惠的。因此那种禁欲主义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自由, 人类自由总是要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情感和意志, 只有能够在外部得到实现的意志, 才可能是自由的意志。这种实现, 往往是通过自由行动, 以及自由行动的后果来确定的。

但是外部世界并不是完全为了人的意志而创造出来的, 因此当人的意志自由要想在外部获得实现, 就必须遵守外部世界自身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只有这样, 才可能通过自身的行动, 消除行动的障碍, 在利用事物规律性的基础上使事物朝向有利于自己的目的的方向发展, 从而达到目的, 获得自由。

从这个角度讲, 胡克指出, “人类的自由是从自然规律结束的地方开始, 自由的领域是处于物理的必然性和规律的领域之外的”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人类的自由恰恰不是在自然规律结束的地方, 而是在自然规律存在的地方, 并且依赖自然规律的存在。因为人类自由就存在于对事物的“控制、引导和否定”中, “如果自由借以表现其本身的对象和事物没有内在的秩序使它们得到转变、利用和享用, 那么自由意志或自由心灵或自由人能起什么作用或完成什么事?如果没有机械作用, 所谓‘自由意志’和精神病人的谵妄和自大的狂想有什么区别呢?”[5]这种观点也是与经验事实不符的, “作为一个经验事实, 当无论谁的心灵或意志表明其选择时, 它并不是要为汹涌的混杂和混乱打开闸门, 而毋宁是要引进外加的秩序, 即有意义地决定和稳定事物的流动, 以便把它的力量潜藏起来, 供将来使用或享用”[5]。胡克进而指出, 这种理论是有害的, 因为它产生两个后果:二是认为现实物质世界里没有自由可言的, 这无疑为宿命论打开门窗;一是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只有那些背离自然规律的行动才是自由的。因此把自由行动看作是一种任性的非理性行动。

(二) 胡克指出, 人在内部世界中的意志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 人的意志不仅不能自主支配人的行动和思想, 而且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人的选择。

“现代科学表明, 人的意志不仅可以由暗示直接控制, 而且是以生理状态为转移的”[5]。我们意志的自由程度还受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和信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的意志不仅是不满足于内部, 而且总是外趋的, 而且它自身也无力阻挡外部力量的侵入, 因此它不可能构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与外部世界连续的, 所以不可能存在纯粹的意志自由世界。

胡克进一步指出, 否定了人的意志的完全自由性, 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世界 (社会、历史) 的完全必然性, 也并不意味着道德、法律和宗教就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 人不仅可以认识世界 (社会、历史) 的必然性, 而且可以改造世界 (社会、历史) , 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决定世界 (社会、历史) 的进程的设计和安排。如果说世界 (社会、历史) 是具有完全的必然性的, 那么这只有同时承认人的意志自由也具有完全的必然性, 才能避免两难。这不仅与科学事实悖离, 而且会决定性地断送道德、法律和宗教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如果人的意志自由是必然的, 为人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 那么人就不应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承担宗教、道德和法律上的任何责任和义务。既然行动与自我无关, 那么责任和惩罚就无从谈起, 这样就会混淆责任和惩罚的理论。

但是, 在一个既肯定意志具有一定的自由但不具有完全自由性, 又肯定世界 (社会、历史)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不具有完全必然性的理论中, 这些困难就不会发生。换言之, 无论人还是世界 (社会、历史) 都不是封闭的、孤立的、完成了的单一系统, 而是开放的、相互联系的、成长着的多元趋势。在胡克看来, 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构架中, 人的意志自由才可能结出自由行动的果来。人的尊严才不仅以其抽象的意志自由, 而且以其现实的自由行动来达到实现。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构架中, 宗教、道德和法律才能正当地施加于人身上, 因为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自由选择的能力, 而且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可是, 胡克同时还指出, 传统的意志自由的争论不是有益于我们去寻找和发现这个将意志自由和世界 (社会、历史) 的必然性连接起来的纽结点, 从而拓展人类自由的空间, 而往往将我们导向一种不可操作、不可观察到的、神秘化的方向。

为此, 胡克对传统意志自由的观念作了发生学的考察, 他发现意志自由的观念有两个来源:一方面, 由于外在行动屡屡受挫, 因此人的自由是否存在就成为问题, 而人的尊严系之于人的自由的存在, 因此为了捍卫人的尊严, 在外在自由不可得的情况下, 退而求其次, 证明人具有内在自由, 即人具有意志自由。另一方面, 为了让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 为了证明针对行为者的行动所做出的道德和法律上的表扬或惩罚是正当的, 就必须证明人有意志自由。

对此, 胡克指出, 我们把惩罚和表扬与其建立在对责任的偶然猜测的基础上, 不如建立在清楚界定的社会后果上, 这样会更易于执行。人的意志究竟是否自由, 这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但是社会后果则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获得共识的。只要一种社会后果是其行动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要求他对此负责任, 无论他是否有意志自由。因此从操作的角度讲, 意志自由的引入不是把问题变得更简单, 而是更复杂。

基督徒引进意志自由, 是为了证明人犯错的根源在于人所拥有的意志自由, 所以要求人自担责任。但是胡克指出, 这种愿望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如果意志是自由的, 那么它既可以做恶, 又可以为善, 至于它是为恶还是为善, 这依靠意志自由是不能解决的, 其原因应该在别的地方, 因此意志自由并不是最终的, 还应该存在更为根本的、另外的自由。同样, 康德也认为自由意志能够为人类制订自由的法, 这些法成为道德的原则也是令人怀疑的, 因为显然自由意志并不能证明它所立出来的法律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而如果说把人的行为的过错归咎为意志自由, 那么在原罪的名下, 人们实际上就可以同等的作为一个类来承担抽象责任和惩罚, 而无需为其个体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了, 因此只有整体共同受罚, 而不能区别对待。这样就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意志自由不是成为道德和法律合法性的根据, 而成为消解道德和法律的工具。

(三) 胡克指出, 意志自由的观念也是多余的、无意义的。

形而上学的意志自由的问题与是否存在一个比起别的替代物更好的自由社会、哪些自由值得提倡等问题毫无干系, 因为从哲学经验上看, 那些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持相同意见的人们在后面的问题上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而在后面的问题上持相同意见的人们可以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观点相反。从逻辑上讲, 我们也不能从意志自由的形而上学问题上演绎出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实现自由的合理结论, 因此对意志自由的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保持、拓展和实现自由来说毫无意义。

因此, 胡克指出:“所谓的人类自由的‘问题’, 首先并不是心理学的探索对象, 而是伦理学的探索对象。它不是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 而是心灵是否自由的问题, 或者换言之, 是人和我们据以阅读人的心灵、人的行为是否自由的问题。”[5]意志自由的问题取决于心灵自由或行动自由的问题。就其自身而言, 它不过强调指出:自由的行动必须是不受他人意志而只能是受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自愿的行动。至于如何实现意志自由, 则取决于如何实现和扩大心灵自由或行动自由。

摘要：自由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追求, 成为人们热烈探讨的对象。意志自由论作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自由观, 在人类历史中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西方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通过对意志自由论的批判, 揭示出人类自由的问题, 首先并不是心理学的探索对象, 而是伦理学的探索对象。它不是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 而是心灵是否自由的问题, 是人类行动是否自由的问题, 从而将自由的探讨从一种缠绵于内在心理特质的无休止的争论中解放出来, 引入到广阔、可检验的、可操作的外在行动上来, 从而丰富我们对于自由观的认识。

关键词：胡克自由,意志自由观,批判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5.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96.

[3][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序11.

[4]弗洛姆.论自由[J].文摘, 1986, (2) .

迁徙自由 篇8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优先性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 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文将主要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角度对比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分野

自由主义可谓渊源深远。在启蒙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就当作一种理念, 开始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问题。被大众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主义开始逐步成为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至今, 自由主义已经在西方流行了很长时期, 并且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 还是从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来看,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从兴起走向成熟甚至式微这一完整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两个阶段。

首先, 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自由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 并没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 由于自由主义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的分歧, 所以古典自由主义被用来指称早期的自由主义。由此, 便不得不追溯自由主义的起源。从历史的纵向去考察自由主义, 有学者认为, 要想寻找到自主主义的真正源头, 就应当到古希腊的传统政治中去挖掘。例如, 沃特金斯和斯坎皮罗力图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中谋求自由观点的历史根源来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定义一条清晰的线路。但大多数学者却只愿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起源是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1971 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 成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 它标志着自由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之前的自由主义便被标志为古典自由主义阶段, 以进行相互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罗尔斯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其次, 从自由与平等的地位来看。无论是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 自由与平等都是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两者虽是并称, 但在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与阐释却并不一致。罗尔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由于时代所限, 主要解决自由的问题, 而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 是因为它把平等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试图解决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比较: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 一) 比较的缘起

自由与平等, 世人孜孜以求。自由与平等作为近代社会政治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物, 被人们高举着, 一方面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另一方面用来对抗神权统治下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自由与平等被当作锋利的思想武器, 有力地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从这一角度来看, 自由与平等是相互支持的。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扩张, 他们也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并主张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种政治平等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它是相对于现实中不自由、不平等的状况而提出, 并且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政治上的平等是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否定,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否定、形式上的意义。从此角度出发, 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自由的要求, 两者是一致的, 还是相互支持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自由与平等开始逐渐转变为实质的、肯定的意义。同时, 自由与平等也开始陷入悖论的困境, 最主要的在经济领域中有所体现。如果要真正保障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 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然而, 如果要保证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 就必然会使一部分经济活动的自由受到干预、限制或损害, 从而使得社会效率降低。

可见, 自由与平等不仅概念复杂,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 赛亚·柏林将自由概念划分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是一种经典而简洁的划分。由于大家对自由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西方将自由分别划分成以洛克和卢梭两人为代表的自由传统。洛克比较重视公民权利的自由, 包括思想和良心的自由权利, 以及包含基本的个人、财产权利, 并且尝试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上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包含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两个方面。

后来, 贡斯当又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区别的角度将上述洛克式自由、卢梭式自由分别区分为“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按照贡斯当的理解, 比较有保障的是“现代人的自由”, 它是一种以私人快乐为基础的制度保障, 而“古代人的自由”是共享社会权力。

因此, 柏林在贡斯当对自由区分的基础上, 提出了“积极”与“消极”两种自由的概念。从实质方面来看, 贡斯当所指的“古代人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提出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的自由”则等同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 具有某种主动的意义, 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 能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就是自由的, 因而是积极的; “消极自由”则是作为“免于什么”的自由, 即一个人如果在不受别人阻碍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从整体来看, 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都继承和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自由传统观念———“消极自由”观。

然而, 平等也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平等。前者的政治对应于形式上的平等, 后者的经济则对应于实质上的平等。

如前文所提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平等先具有的是否定的、形式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进而拥有肯定的、实质的意义, 就是说, 形式平等的要求先于实质平等的要求。一般来说, 社会生活领域大致可以区分为与形式平等相对应的政治领域和同实质相对应的经济领域。简单来讲, 政治平等的实现相对经济平等较为简单。政治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权利平等, 以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强调的是实现的过程是否平等; 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在何种立场采取何种分配结构, 更多强调结果的平等, 而当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体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平等, 并将它视为平等的核心。

( 二) 优先性: 自由与平等

由于时代背景所限, 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直至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期, 平等同样也被纳入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 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般秉持着消极自由的观念, 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经济上的平等, 更是将经济平等作为平等的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 自由主义分野之后, 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极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 或者说, 正是自由与平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区分, 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界线变得明确。而且,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更得以凸显。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更面临着如何实现这些观点的问题。当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时候, 首先要求的是和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的自由, 也就是平等。自由即平等, 实现了自由也就实现了平等, 因此可以说,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以密尔为代表, 他的思想主要凝结在《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这两部不朽的经典之中。密尔在《论自由》里解决了自由的理论问题, 在《代议制政府》中于实践上确立了自由制度, 标志着自由问题的基本解决。在密尔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政治哲学似乎也没有重大的建树。①

随着二十世纪动荡的局势, 政治哲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由主义逐渐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以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出来。正义社会的实现不仅要求人们承认他的正义原则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而且要求正义社会所体现的自由与平等具有一致的内恰性与圆融性。所以, 一个正义社会的内在价值之间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做出选择, 而使社会正义的稳定性失去保障。因此, 要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首先要求其所遵循的价值原则能够一以贯之。

由此, 正义原则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通过罗尔斯提出的“词典式序列”方式来解决, 就是较早的原则同较后的原则相比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即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 按照“词典式序列”方法, 自由作为第一个正义原则要优于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平等。

而罗尔斯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对待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似乎走上了极端。

诺奇克主张自由至上, 把自由当作首要的, 第一位的, 且唯一的。在诺奇克那里, 人所享有的诸如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各种权利中, 尤为重要的权利是自由权, 自由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 自由是十分地重要, 以至于即便是在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的不平等, 只要自由能够存在, 其它都无所谓。诺奇克哲学中, 他恪守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权利构成了平等的理论限制和实践约束②, 剥夺了平等内在价值和独立性。

与之相对, 德沃金主张平等的优先性以及平等至上的观念。而平等之所以在德沃金看来如此重要, “一是, 他认为平等主义原则的奉行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因为如果不能平等对待公民和个人, 政府的合法性会受损, 社会自然不是正义的社会; 二是, 德沃金认为只有平等才具有内在价值, 自由没有。如果说自由的价值在于自由的生活是更有价值的生活, 那么平等本身就要求政府关注自由, 要求政府关心被统治者的生活”③, 从而平等才真正具备内在性的价值。然而事实上, 德沃金由于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不断后退与让步, 导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理论中, 他最终只有接受自由的优先性, 从而放弃平等的优先性。

( 三) 比较的结果与对优先性的批判

自由,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自由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德沃金虽然提出了平等至上的观点, 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由的优先性。自由在新自由主义中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 新自由主义将平等提上政治哲学讨论的议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与其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受时代所限而以自由为主题, 不如说, 当自由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 从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将自由主义推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整体上来看, 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 首先, 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形式统一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 其次, 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用优先性原则来解决。优先性原则使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与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相互融合、有序运作。于是, 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政治理想在此得到实现。事实却是, 自由优先性的原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对当前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确认。自由优先性主张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并不是一以贯之, 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具体的意义。例如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雅典社会当中, 公民拥有高度的参政议政和政策决议的自由, 但这里的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有限度的, 它仅指雅典的自由民, 外来民、奴隶及女性并不包括在内;又如在黑暗的中世纪, 自由的价值在神权统治下早已被忘却。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是在历史中生成的, 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内涵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优先性———作为一种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确认, 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单纯的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或者平等对自由的优先性都是不可取的,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自由与平等可以说都拥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因此, 这就造成了在特定的历史的境况下, 由于现实的处境决定了自由与平等的重要价值, 从而显示出优先性, 而不是其本身所显示出的优先性。

三、启示

对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比较, 使得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目前, 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 并且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越来越重要。一个正义的社会, 就应该体现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此外, 我国在宪政民主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如何体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还需更深入的探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的认知虽然并不全面, 但他们的探索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切实一个实践问题, 只有处理得当, 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在此, 我相信只要理论和现实相互结合、双重推动, 必能更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罗尔斯, 张晓辉, 李仁良, 邵红丽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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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立.优先性:自由与平等.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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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彩波, 靳继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

[7]刘训练.两种自由概念探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8]李綦通, 张天上.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学习与探索, 2010 (5) .

论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实施 篇9

我国目前对迁徙自由权的概念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迁徙自由权是指在国籍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广义的迁徙自由权包括公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 到国内和国外旅行或定居的权利。”①“迁徙权是公民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 (包括国内和国外) 旅行或定居的权利。在广义上, 它等于居住自由;在狭义上仅指在国籍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定居的权利。”②

而扩展开的迁徙自由权, 有着更为明确的分类权利, “迁徙, 就是移居, 或者说改变住所。迁徙自由, 即选择住所的自由, 国内迁徙和移居国外两个方面。具体而言, 是指宪法和法律保障任何公民享有如下四种权利:①境内迁徙自由, 即在某个特认定国家边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②居住自由, 即在某个特定国家边境内自由居住的权利;③离开权或迁出权, 即离开包括自己本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权利;④返回权, 即返回自己本国的权利。”③

对于上述对迁徙自由权的定义, 后者是以国籍区分来对待迁徙自由权的, 更着重强调国际间的迁徙自由权, 而且在对于返回权的态度上更为重视, 虽然返回权被默认的包括与迁徙自由权中, 但仍不可忽视其地位。

二、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变迁历程

封建专制统治的旧中国, 缺乏民主、自由和人权, 所谓的法律上不但没有迁徙自由的相关规定, 而且相反的把“迁徙”作为了一种刑罚来理解, 将犯人及其亲属或是受到株连的人迁离乡土作为惩罚。

中国法律最早出现“迁徙自由”一词是在中华民国时期。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开始传播。最早规定迁徙自由的宪法文件时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该宪法第2章第6条第6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之后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在宪法文件中也有迁徙自由的规定。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颁布的宪法中, 第10条进行了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但是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的行使却受到了诸多的限制, 这些限制体现于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条文, 虽然有些是必要的, 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有些限制的条件过于严格, 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对于迁徙自由权的享有和行使。

1949年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迁徙自由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 但仍十分曲折。建国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就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也有进一步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后来由于一些政治原因和其他因素, 在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未曾提及此权利, 但实际生活中, 迁徙自由的某些内容多少仍然存在。例如, 在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 实行的公民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中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 其中虽然迁徙限制条件是存在的, 但基本上公民在农村之间、城市之间可以自由迁徙, 只是手续相对复杂和繁琐。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膨胀, 农民进入城市的法规和政策限制较多, 而城市人口迁入农村却相对容易一些。至于“文化大革命”时实行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 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插队落户”、“上五七干校”则是强制改造和强制劳动, 根本不属于迁徙自由的范畴。④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宪法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人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 但是随着国家对户籍政策和出入境政策的逐年调整和松动, 人民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 实际上已经享有了迁徙自由的权利。法律、法规以及规章逐步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居住自由的限制。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标志着公民开始拥有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权利。1994年后, 我国出台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 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作为基础管理形式的登记制度, 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的总体思路。

上述提及的大多为居住自由方面, 而在出入境自由方面, 新中国建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 因私出国例如到西方国家旅行、留学或是探亲访友之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被禁止的, 个别活的出国机会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批过程才能够实现的。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我国实行的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而改革开放以来, 从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颁布, 我国在政策上有了一定的放宽。根据该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是中国公民, 不论因公、因私,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可以自由出国。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又颁布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 宣布国家欢迎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等规定。

总的来说, 改革开放之后, 无论从居住方面、旅游方面, 还是在离境入境方面都相对来说自由很多, 国家在保障公民实现迁徙自由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同时也制定和实施了很多法律法规。

而在我国迁徙自由权实现的过程中, 户籍制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历代政府用以稽查户口、征收赋税、调派徭役、维护统治秩序的制度。户籍是登记、管理人户的册籍, 亦称籍帐。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是维护政权统治和征课赋役的基础, 故历代都十分注意户籍。中国的户籍历史甚久, 记录丰富, 制度日趋完备。

而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户口法规, 是1951年7月公安部发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这个法规将全国城市居民的户口基本上统一管制起来, 城市人民不能选择居住地, 也不能自由迁徙, 限制了城市居民的迁徙自由。而1955年6月颁布的《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则将除城市以外的集镇和乡村都规定需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 开始了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而作为对前两个法规的发展, 1958年1月颁布的《中户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此项条例确立的户籍制度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准则, 将城乡居民明确区分为“农村户口”与“非农村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 实行区别对待、城乡分治政策, 公民除了就业、升学、工作调到等可以迁徙外, 一般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⑤50年代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虽然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 但需要看到的是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缓慢, 工业化投入完全由政府投入, 而户籍制度是实现初期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

三、我国迁徙自由权实现的措施

改革开放已经20年有余, 首先, 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 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次,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大,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 小城镇建设的异军突起, 农村生产力的解放造就了农民工这种特殊群体的出现;再次, 由于视野的开阔与思想的解放, 人口的大量流动已成为一大潮流, 这所有的现象都推动着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发展, 而且旧的户籍制度已经开始出现很多与社会现象相互矛盾的冲突, 都促使着广大民众积极地进行争取迁徙自由权的人权解放运动。1998年8月,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这份文件的颁布实际上意味着40年的传统户籍制度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松动。随后, 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⑥此项权利的落实需要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 将迁徙自由权写入宪法。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特点, 处于统领大局的地位上。虽然我国现在有一些法律法规对迁徙自由有所规定, 但仍不能弥补没有入宪的不足, 很多法规的提出, 只能解决户籍制度与迁徙自由权之间的表面冲突矛盾, “治标不治本”, 例如遣送条例, 就是为了缓和打工潮与户籍制度的冲突, 但仍有“孙志刚案件”的发生。

第二,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迁徙自由得以实现, 我国应当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当然不是完全取消户籍管理, 而是完善, 使之更加合理与科学。中国的现实是农民仍占人口的绝大部分, 而城市福利水平较高, 如果户籍制度猛然取消效果会不好, 容易导致大量人员从农村涌入城市, 使城市负担加重, 社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靠加强城市管理水平来调节公民迁移和移居方向, 比国内目前现行的单一行政审批手段要有效、合理, 更有利于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户籍政策可以实行全国统一的一元化户籍制度, 废除户籍制度中的等级差别和身份特权, 实现户籍面前人人平等。而进城落户的农民, 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就医、子女入托、入学等社会服务和福利待遇, 使他们更好的服务于社会。⑦

第三, 制定一系列相应政策和措施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影响 篇10

美国国父既然在宪法中提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定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通常来说, 言论自由的价值理论有以下几种:第一, 言论自由与真理理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对真理的认识与揭示依赖于人类集体的努力, 无论谁都不能断言他人的认知对于追求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观点或者质疑他人的观点, 对人类追求并不断促进真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 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理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最初提出并保护的就是人们有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出来, 才能建设民主政治, 否则就是独裁。第三, 言论自由与个人自主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本体的个人, 有自由决定自身一切事宜的权利, 其中包括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某种言论受到保护是因为对表意者本身有价值, 而非对他人有某种功用。

不过言论自由也有负面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普通大众发表的不仅包括批评政府的政治言论, 还包括恐吓、挑衅、泄露国家机密、低俗、仇恨、淫秽色情等各种类型的言论。而后者涉及的这些言论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 当言论自由和其他社会基本权利发生矛盾时, 给言论自由权规定一定的限度, 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危险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平衡原则”和“绝对原则与行动原则”, 这些原则的先后制定就是要界定哪些言论自由是不受宪法保障的。

二、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影响

在美国,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政府在和平时期不得对媒体实施新闻检查。这项基本权利具体内容使美国媒体享有:采访新闻的自由;传递新闻的自由;发布新闻的自由;意见批评的自由。美国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有着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保障普通大众的知情权。普通大众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拥有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这种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新闻媒体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即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否则, 人民的知情权只是空谈。

其二, 给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提供表达平台。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言论有两种方式:街头发言者模式 (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 和基于媒介的表达模式。[1]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更具有效性, 媒体于是成为人民表达自由言论的最主要的载体。因此, 只有保障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才可能实现。

其三, 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的“看门狗”的作用。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当然这一作用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

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例如, 自由报道权与隐私权之争。一味强调自由报道权利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结果。再如, 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新闻道德问题。该问题就是源自一些新闻从业者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新闻, 或者报道失实新闻等行为。要使新闻自由成为真正积极意义的自由, 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道德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需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规范,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三、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一:新闻自由使人民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但是那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 现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新闻自由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也会波及言论自由的实现。

(一) 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1)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1)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早在1934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通讯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 , 要求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法案授权FCC制定行业规则并行使执法权力。该联邦机构掌握着电台经营许可证, 用来向公司或个人发放。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或个人才能建造和经营广播电台。要获得许可证, 必须符合FCC制定的各种要求。如果经营过程中违章, FCC可随时吊销执照。因为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规则的解释权也归政府。因此, 媒体的新闻自由会受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或其他法律手段的诸多限制。2) 美国政府在战时或特殊时期会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海湾战争期间以及911事件后都对新闻进行了管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美国宣战一周后, 威尔逊总统就授意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 用以发布关于战争的消息, 以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这是美国首次从政府最高层主动建立信息协调机构, 而不是被动地通过制裁行动去限制不当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 限制性的法律也逐步出台。国会在1917年6月15日通过了旨在防止破坏行动和向敌人泄密的《反间谍法》, 并经总统批准实施。这部法律规定了美国历史上涉及新闻或言论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该法案还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 违反该法案相关规定的信件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等材料, 一律不得邮寄。[2]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用以防止媒体报道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或消息。3) 美国政府作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渠道, 可以通过把想要公开的信息提供给信赖的媒体来左右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 伊拉克战争期间, 随军记者被分成若干类, 不支持战争的多数记者得不到特许证, 无法接近前线, 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在前线采访的只有CNN和FOX的记者。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上, 美国主流媒体播出的多是经过过滤的有利于政府的消息。[3]当然美国政府对消息的过滤不只是在战争期间, 和平时期亦是如此, 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美国政府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来限制新闻自由, 杜绝不利于政府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新闻或言论被报道出来, 从而维护其统治秩序。

(2) 垄断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的影响。现在, 六家媒体巨头 (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 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这些媒体巨头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新闻, 凡影响集团利益的新闻一概不予报道。例如, 有关集团黑幕的新闻;生意合作集团的负面新闻;一些可能引起政府不满的政治敏感新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能自由地充当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 也就很难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3) 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对新闻自由的影响。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只有不断赢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利, 媒体必然千方百计地提高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销售量, 提高网络的点击率。为此, 就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口味, 就要取悦广告商等等。显然, 当赢利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目标, “客观”、“中立”、“超然”等媒体的价值必然就要被放弃, 去屈从于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 媒体的新闻自由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毋庸置疑,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媒介或平台, 所以当媒体新闻的自由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 牺牲的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二) 新闻媒体的“双重身份”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属于新闻媒体的权利, 而言论自由又是普通大众也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分析一下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和论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局限性。

(1) 作为“发言者”的媒体。如果把媒体看成一个个体, 它也可以成为发言者。按照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媒体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当作为发言者的新闻媒体和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 那么宪法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可以使媒体有权拒绝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要求,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2) 作为“媒介”的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接近权”。作为“媒介”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媒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其作用就是为大众发表不同的观点提供平台。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如伴随着媒体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普通公民却在失去对媒体的“接近权”。……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而伴随这一趋势的, 是媒体不再是人民观点的代言和中介,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1]

换句话说, 媒体尽管还是普通大众发表言论的媒介平台, 但是随着其自身力量的壮大, 它越来越倾向于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从而也让普通大众渐渐失去了对媒体的“接近权”, 失去利用媒体发表自由言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但没能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反而成为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三) 网络媒体新特征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媒体, 有着自己的特征, 其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也不同于传统媒体。

(在Reno案中) 斯蒂文法官列举了因特网这种大众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总结一下有四点:一是极易接近 (access) 。二是内容丰富多样。三是浏览的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 和主动性。四是因特网的去中心化或分散化。因特网上, 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地储存在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网民的个人电脑上。因此, “互联网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屏蔽个人网站或服务的中心”。[1]

与广播、有线电视或报纸等存在或拥有一个或一些控制和垄断中心的媒体相比,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空间。

不过互联网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平台。莱斯格在他极负盛名的《代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在莱斯格看来, “可规制性” (regulability) 是因特网的本质属性。因特网作为媒介在技术上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莱斯格指出,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管制虽然粗暴, 但是普通大众至少知道言论自由在什么时候被剥夺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则可能使普通大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并未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首先, 作为媒体的网络本身不是自由的。它在其所属的媒体集团控制之中, 其所属的媒体集团又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管制。本身不自由的网络自然不能自由地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信息或言论。其次, 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若要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网络本身的不自由对普通大众自由言论的影响。二是网络媒体因为维护其新闻自由权利对普通大众发表不同言论时施加的干预。

政府是互联网背后无形的手, 网络媒体所属的垄断集团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媒介, 为维护其新闻自由, 当普通大众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到网络媒体利益时, 它也会限制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因此, 普通大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还是在政府或媒体垄断集团以及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

四、结论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论证的是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自由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当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的时候, 它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鉴于媒体的双重身份, 媒体的新闻自由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

普通大众言论自由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作为街头发言者。二是借助媒体这一媒介。第一种方式实施起来较为简单, 普通大众可以站在街角对来往行人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方式如果不经过媒体大规模报道影响甚微。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第二种方式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途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就成为保障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权利, 普通大众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发表自由言论的说法就成为空谈。

(二) 新闻自由的权利赋予媒体限制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力

随着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新闻自由的权利也使媒体发表自己独立观点变得顺理成章。当普通大众言论与媒体观点不一致, 或者其言论会影响到媒体的利益时, 媒体就会以新闻自由为理由, 拒绝发表其言论,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总之,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扩大其积极一面、消除其消极一面应该是走向真正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唯一选择, 但是鉴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这样一个自以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也许, 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既成事实, 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和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新闻自由一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 即新闻媒体有决定出版或者发表哪些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从属于言论自由的概念或分支。”[1]“当人们笼统地谈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时,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更多的是把新闻自由视作一个从属于或被包含于言论自由的概念, 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张力甚至冲突。”[1]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阐述美国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摘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人民的两项基本权利。本文论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负面影响, 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作用。进一步从新闻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角度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出让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积极的影响得到保障, 让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街头发言者,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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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处有自由 篇11

“自由共道文人笔”，这里的“自由”应指自由的精神，即对自由的精神空间和现世空间的渴求，是对超越的追求。“最是文人不自由”，这里的“不自由”指的是抑郁的情怀，不自由的感觉。陈寅恪抒发的是感情，而吕澎先生却分析起文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空间的实际境况来，感情上的不自由和现实的不自由恐怕不是一回事，即令现实有自由，感情上也不一定是自由的，尽管感情上的自由可能来自于现实的自由。

陈寅恪不自由的感觉来自于局促和压抑，局促和压抑来自于未能超越。未能超越的是什么呢？未能超越的是对社会责任感的割舍。修齐治平是历代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要抛弃他们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怎能？！既不能割舍，又不能超越，于是抑郁沉痛，就有了不自由的感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这样说，然而他的门徒却不是这样做的，无论治乱穷达，都积极入世而为，孔子本人也是这样。春秋之际，风云乱起，诸侯争霸，可谓乱世，授书乡野，未能经世治国可谓穷，然而孔子游列国就是为了春日之五人，沐风弹琴，独善其身吗？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仅在达时，更在穷时，汉之清流，明之东林，难道是治世吗？古代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不闻的是烦杂之事，而“家事、国事、天下事”，是“事事关心”的，“一心只读圣贤书”也是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任施展才能。经世治国是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东西。

虽然并不是人人都参政议政，然而保持对社会文化的关怀与检讨，作大众的代言人，却似乎是中外知识阶层的通处。在西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或者用来指那些站在超然特定之地位来护卫人文主义价值的文化人；或者用来指那些怀疑传统之意识形态，并试图加以重估检讨的文化人。不管是哪一种用法，它都指生活在一种“知性之自我反省”(intellectualselfreflection)传统中的文化人，换句话说，不管是站在哪一种实际的政治立场或知识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必须关心他生活于其中之社会的规范问题，关心他直接利益与经验以外的意义符号问题，并且是对这类问题之创造性、批判性思考传统的守护者，因而他基本上是守护知性生活之伦理的道德家。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功能尤为突出，文化批判的价值体现在从文艺复兴到战后历次文化思潮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检讨与批判，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检讨与批判，也就没有思想启蒙和历次文化运动，也就没有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议政和述学似乎都很兴盛，唯独在社会文化批判上有所欠缺。虽然有时也对文化中的个别现象进行检讨，然而对于文化的整体性把握则大大不如西方。

许多人认为述学是文人的本职。述学加议政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我对此有一些不揣冒昧的看法。议政并不是真正阻碍学术发展的原因，或者说，并不是主要原因。中国学术不发达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机制、文化机制，其中就包括文人们所述之“学”，再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一统政策。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学术发达、文化灿烂的时期，然而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再也没有灿烂过。整个社会似乎也习惯了文化上的一统状态，历代文人所做的，不过是注解古人的经书，考据字词的渊源。这种治学活动绝不会带来学术的真正发达。真正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是经济上的变化，亦即我们这个物质生活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不仅仅是量的变化。很难想象在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会有非常发达的民法学。当然，经济的变化并不是一切原因，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很重要的，就像种子的萌芽，适宜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必不可少。

文人甘处于社会的边缘，这是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我们允许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然而文人并不是社会的边缘，因为社会从未将任何人割裂。文人不也常说“在我周围”吗，这便是不在边缘的佐证。这个社会有中心，也许不仅一个，但没有边缘，除了自绝于社会，人逃不出社会这张网，正如人走不出自己周围的空气。

所谓焦虑来自政治就议议政，焦虑来自经济就下几日海，既然一开始就知道只是人生的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放松人生的有益活动，又何必注重结果呢。议政和下海或许是权宜之计，然而未必是放松人生的有益活动。没有听说忧虑战争就开开仗，忧虑死亡就死一回。焦虑是因为关系重大且迫急，如果无关紧要，又何必焦虑呢？吕君拿焦虑轻松人生，可谓有闲情雅量。

吕君说议政、下海皆因焦虑，既曰焦虑，可见议政、下海乃被迫之举，既然被迫，哪里有自由可言。议政、下海皆不自由，述学、文化批判就自由了吗？如果真自由，教授又何必卖馅饼，文人又何必下海呢？

迁徙自由 篇12

一

《自由之路》三部曲描写了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玛第厄所经历的个人、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揭示了人们为追求自由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不惑之年》的主人公玛第厄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 不参与政治, 不随波逐流, 一心追求个人自由。但此时与他交往七年的玛赛尔怀孕了。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 玛第厄开始积极筹划打胎事宜。经过一系列的纠缠不清, 最后关头好友丹尼尔出手相救, 并宣布了两个消息:一是他将和玛赛尔结婚, 二是他是个同性恋者。至此, 妨碍玛第厄自由的障碍似乎都一一得到清除, 但他却只是觉得“孤单”, “并不比以前更自由”。于是他对自己说:“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 是我的生活吸干了它。”

《自由之路》第二部《缓期执行》记叙了《慕尼黑协定》签定前八天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故事。如果说以前玛第厄还能不参与政治, 现在他却发现自己身不由已地被卷入到这场政治动乱中, 陷入了深刻的困惑和迷惘中。他自称自己是个介入者, 却不知道该如何介入, 最后他得出结论:“战争是一种疾病, 我要做的就是像忍受疾病那样忍受它。没有目的, 没有道理。”尽管如此,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这自由就是我自己, 我即我的自由”, 只是这种自由在“世界之外, 历史之外, 自身之外”。

到《缓期执行》结束时, 玛第厄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自由问题。事实上, 前两部小说只是在为第三部《灵魂之死》作铺垫。这两部书中的人物在第三部中将会表现出英雄主义行为。

《灵魂之死》中纳粹德国占领了巴黎, 法国人失掉了战争。此时玛第厄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洛林的一个村庄里, 大家对法国兵败如山倒感到耻辱却无能为力, 只能被动接受。这种被动让一向冷静的玛第厄大为恼火, 此时的他已有介入的念头。当一小队敢死队出现时, 玛第厄受到鼓舞,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了村中钟楼最高的平台, 并在德国兵出现时向他们开枪。在萨特眼中, 玛第厄所开的第一枪是他真正“介入”的标志。在疯狂的射杀中他终于理解了自由:“自由就是恐怖。”在最后的十五分钟, “他是纯粹的, 是强大的, 是自由的”。

二

古今中外, 无数人谈过“自由”这个抽象的概念。那么萨特眼中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事实上, 他的《自由之路》三部曲并没有彻底解答这个问题。但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萨特从绝对自由主义走向了相对自由主义,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而引起这种转变的是战争。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说:“我在自己生活中看得最清楚的, 是有一个断痕。这道断痕把我的生活分为两截……” (1) “使这一切分崩离析的, 是1939年9月份的一天, 我接到应征令, 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到。……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 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 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所有别的人与我的联系的重量……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 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 (2)

在《自由之路》的《缓期执行》中, 萨特借玛第厄之口说出了以上这番话, 这不仅再次证明玛第厄某种程度上是萨特本人的化身, 而且表明《缓期执行》是表现萨特思想过渡的一部作品。《缓期执行》作为一个分界点, 在它之前的《不惑之年》主要表现的是萨特对绝对自由的追求, 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 完全看不到个人的存在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 因此, 他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却是没有目的虚无的东西, 只是一种无约束性的体现, 而这种无约束性并不是萨特从小追求的自由。因此, 当我们在《不惑之年》结尾看到玛第厄关于自由的自白时, 我们能够明白, 这部小说的结束对萨特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绝对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但他并没有马上从绝对自由主义转化为相对自由主义, 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 即《缓期执行》所反映的迷茫、彷徨、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前进的时期。如果说在《不惑之年》结束时玛第厄感受到自己“不比以前更自由”, 那么在《缓期执行》中他逐渐认识到: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 总有一些东西———比如战争———超越了我们, 即使我们不选择, 它们同样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逼迫我们被动地接受。尽管如此, 他仍然没有探索到自由的真谛, 最后更是无奈地发出“自由在世界之外, 历史之外, 我自身之外”、“自由便是放逐”的感叹。

经过战争的洗礼, 他开始认识到“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人, 人们只有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存在才能理解他” (3) 。因为人是社会的人, 具有政治性, 所以个人只能在社会中获得自由, 只有介入社会运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自由之路》第三部《灵魂之死》中, 主人公玛第厄终于明白人们不可能单独获得拯救, 他介入并参加了抵抗运动, 最后成为了一个英雄, 完成了从绝对自由到相对自由的转化。

因此, 萨特所说的自由不是一种静态的自由, 而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两者的区别在于, 静态的自由将自由作为行动的终极目标, 即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 而选择的自由或者说行动的自由就是选择或行动本身, 这种自由属于人的存在。如果说萨特的自由观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变化, 那么自由选择观是他自始至终都坚持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在绝对自由主义观时期, 他的自由选择也是绝对自由的, 即选择是没有条件没有依据的,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这显然同绝对的自由主义一样荒谬。当萨特的自由观发生转变之后, 他的自由选择观也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个人是在社会中的人, 个人的选择必然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因此个人就要为他自己的选择及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选择于是有了依据, 这种依据便是人道主义和正义感。这样他将自己的“自由选择”约束在一定程度内, 成为了一种相对的自由。在《灵魂之死》中, 玛第厄最终选择介入,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和正义感, 他行动了, 而且承担了行动的后果, 即死亡。这一刻, 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他在行动中获得了自由, 尽管最后的行动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嫌。

三

直至《自由之路》三部曲结束, 萨特仍然没有给我们指明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到底是怎样的自由, 到底哪条路是他所谓的自由之路。对此, 沈志明先生曾经说过:“总之, 萨特阐述‘自由之路’时, 并没有向读者指一条具体的通往自由的道路。……萨特的书不提供自由, 因为自由是不可提供的。他描述的自由, 是一种需求, 不是某个‘已知项’, ……自由就是道路, 前人未走过的道路, 等待开辟的道路, 永无尽头的道路。萨特让他的萨特式人物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 任其在焦虑、困惑、挫败中经受考验。他不作结论, 不勉为其难地为他们制造结局。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但他没有说过, 人注定获得自由。但他一再强调, 没有勇气去寻找自由之路的人, 必定永远得不到自由。” (4)

《自由之路》三部曲发表之后, 很多人攻击萨特, 认为他的小说流露了一种悲观的无政府主义情绪。萨特本人也承认:“我始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5) 但小说宣扬了人要积极融入社会, 用行动追求自由, 这种思想在二战结束后鼓舞了许多法国年轻人, 陪伴他们走过艰难的岁月, 因此, 它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昌龙.萨特评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12.

[2]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出版社, 1981,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