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精选4篇）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篇1

没有人会否认教育的权威, 也没有人会否认教育的民主, 但一些教师往往把这二者对立起来。笔者常常收到一些老师的来信, 谈到他们因讲教育民主而使自己威信受到影响的苦恼, 谈到了民主教育与教师权威的“矛盾”。的确, 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 教师不能没有权威。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 真正的民主教育不但不排斥教师权威, 而且能够保证教师拥有真正的权威。

《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权威”界定为“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那么，所谓“教师权威”，即教师由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对学生的支配力量。那么，教师的“权威”从何而来?我认为，教师的权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教师的权威来自教师这一特定的职业角色。也就是说，虽然某一位具体的教师从教之初并不具备从天而降的权威，但因为教师职业本身就具备了某些先验性的威信，这就使所有教师具有了理论上的权威性。长期的社会舆论对教师职业的褒扬，自然而然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形象，人们受舆论的引导便对教师有一种天然的敬意。同时，教师职业本身拥有一定的“权力”强化了教师的权威，这些“权力”包括考试打分、评三好生、推荐保送、写评语等等，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却影响着学生的命运，教师便因学生的敬畏而产生了某种权威感。但另一方面，教师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来自教育者本身的职业水平和人格魅力。职业水平包括知识结构、教学技巧、教育艺术等等，这是教育者通过教育教学过程有意体现出来的，应该说，教师的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威信的高低。而人格因素则是教育者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体现出来的。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恶丑的毫不妥协，火热的激情，正直的情怀，永远是教育者的人格力量，也是教师真正的权威所在。一般说来，教学精湛而人格高尚的教师，其威信必然很高。在教师权威来源的两个因素中，教师的职业水平和人格魅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的年龄越大，越看重教师的职业水平和人格魅力。

教育民主不是不要教师权威, 而是强调教师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学生的心灵之上, 是学生对教师发自肺腑的尊重, 而不是对教师的敬畏或迫不得已的服从。对此, 我要强调四点。

第一, 教育者的权威是学生给的。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高深莫测”“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 从中体验着自己的“权威”。其实，这不是权威，只是威严。教师真正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当我们故作威严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权威”时，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只会远远地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而当我们“无视”自己的“权威”，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出色的教育、真诚的情感，并随时注意维护、尊重学生的尊严时，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这样，我们便把自己人格的丰碑铸进了学生的心灵之中，于是我们便拥有了真正的权威。陶行知先生曾谆谆告诫教师们说：“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以心灵赢得心灵，以人格塑造人格，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教育原则。

第二, 应该给“权威”注入情感的生命。传统教育所理解的“权威”是一种令学生望而生畏的“威严感”。而在民主教育中, “权威”同样具有人情味, 因为真正的教师同时必然又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应该努力让教师的权威充满人性, 使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教师的尊重都是出于一种双方共同拥有的真诚情感。在我的教育生涯中, 我经常为学生源于童心的爱所感动。于是, 为了报答童心, 我尽量使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与学生融为一体。每带一个新班, 我都把全班同学的生日工整地抄贴在我书房的最醒目处, 每个学生生日那天, 我都送上一本小书、笔记本或其它小礼物。每次放假, 我都安排一次与学生的旅游: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 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 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 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 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 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给予学生的, 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 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我可以自豪地说, 我所拥有的教育权威全部都来自这份珍贵而真诚的情感。

第三，教育的权威同时又应该是健康的集体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康的集体舆论就是一种教育权威。而集体舆论健康与否，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善于引导。这里的“引导”绝非“说教”, 而是“转化”———巧妙地将教师本人对某一学生、某一事件的褒贬转化为集体舆论对之的褒贬。学生生活在班集体中，我们应尽量使他们感受到集体对自己的关注与监督，有的教师一方面在语言上对学生强调“个人离不开集体”，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很少把自己的教育意识同学生集体舆论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无论受到到表扬还是批评，都似乎只是老师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他感受不了集体舆论的存在，产生不了“同学们这样表扬我，我一定争取更大进步”或“我又犯错误了，真对不起集体”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学生很难获得集体主义道德体验，也很难感受到集体真正的教育权威。相反，如果教师善于创造出集体舆论，把自己对某一学生的关心、表扬、批评，转化为班集体对某一学生的关心、表扬、批评，那么，学生会真切地感到集体的存在，感到自己与集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集体，同时也受着集体的注视：有了进步, 他会赢得全班同学鼓励的掌声;犯了错误, 他会感到全班同学谴责的目光。因此, 高明的教育者总是把自己的教育意愿以集体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通过集体去影响每位学生。

第四, 把教师的权威转化为学生集体的权威。所谓“把教师的权威转化为学生集体的权威”, 就是指把在一些人看来是属于教师个人对学生的威望、权力等“支配力量”, 转化为班集体对每一位集体成员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等“支配力量”。这种“支配力量”既表现为前面所说的集体健康舆论, 也表现为班级的规章制度。“教师的聪明才智在于, 使孩子们把教师的意图当作自己的意图提出来并加以实行。一个真正的教育能手永远也不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这里, 我以我的班级管理为例——十多年来, 我在班上运用富有“法治”精神的《班规》进行管理。我引导学生制定出科学、民主、严明可行的《班规》, 把教师 (主要是指班主任) 的权威转化为学生集体的意志。我班的《班规》与一般的《班规》最大的不同是, 它既“管”学生, 也“管”教师。《班规》一旦正式生效, 便成了班级“法律”。在它面前, 班上每个人 (包括班主任) 既是守“法”者, 又是执“法”人。不管是我, 还是学生干部, 或是普通学生, 平时的班内管理, 便是共同全力保证《班规》的严格执行。面对《班规》, 人人都有权利, 同时人人都没有特权。对班主任来说, 维护《班规》的权威, 便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对学生来说, 维护《班规》的尊严, 即是维护自己的尊严, 而教师的权威和学生的尊严都已通过《班规》转化为集体的意志。从1988年起, 这样的管理我已坚持了12年。实践证明, 当我把自己的权威融入集体的权威之中时, 我便拥有了最大的权威。

由此看来, 民主教育与教师权威非但不矛盾, 而且是互为条件并相辅相成的:教师真正的权威只有通过民主教育才能获得;也只有教育民主, 才能够保证教师拥有真正的权威。这样的“权威”, 其意义已不仅仅是教师个人的教育艺术与管理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 它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充满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

摘要：民主教育与教师权威非但不矛盾, 而且是互为条件并相辅相成的:教师真正的权威只有通过民主教育才能获得;也只有教育民主, 才能够保证教师拥有真正的权威。这样的"权威", 其意义已不仅仅是体现出教师个人的教育艺术与管理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 它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充满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篇2

关键词：民国时期；社会思潮；民主化运动；特点

中图分类号：K258；K262.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2.005

民国时期是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整体观察，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至1927年，民主化运动探索时期。各种思潮交锋使民主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此也逐渐形成了保守主义(又称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主要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第二阶段，1927年至1937年，民主化运动曲折发展时期。在三种社会思潮主导下的三种势力博弈民主化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努力造就并维护自己的权威，又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则着力发动广大社会底层民主运动，挑战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权威，在解构这种权威中重构新的权威即建立工农民主或人民民主政权。第三种势力则努力在这两大权威夹缝中推动着民主化运动，企求获得自身的权威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民主化运动转折发展时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高形式下，三种势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种社会思潮也出现显著变化，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摧毁了传统权威即国民党南京政府丧失了大陆政权，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权威即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化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一、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族危机与民生危机，促使民权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清末统治者开始进行统治方式的调整，以确保江山万千年。另一方面是社会底层民众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冲击着王朝的权威。在这两种背景下，保守主义思潮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使中国民主化运动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因历史背景不同和策略需要，保守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但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文化传统，反对社会重大变革是其基本主张。对于中国而言，面对西方冲击，保守主义思潮也由此兴起，既企求维护正统(皇权)、道统(儒家)，使社会稳定；又不得不接受进步的东西，以确保其既得利益。民国时期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道统地位，而“儒家思想与民主、科学并不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所认识”。

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有三种建设和活动值得关注：一是理论建设。强调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戴季陶、蒋介石等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一种阐释。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把“总理的主义、学说与大学之道”参和对照来讲：“大学之道，就‘体的方面言，是从‘明明德做起，其次在‘亲民，而以‘至善为止。就‘用的方面言，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齐家，而以‘治国、‘平天下为归。总理的‘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的学说，即是始于衣、食、住、行之微，而极于大同之治。所以知难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所以总理的主义学说，除形式上富有时代的色彩外，其本质、方法、作用，完全与大学之道相符合的。”，可以说，蒋介石等的三民主义阐述及其运用，是把“体”放在“中体”上，把“用”放在“西用”，在坚持“中体”之上，吸纳“西用”，由此而谈及民权、民生。二是制度建设。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用”的方面，除了维护统治者个人及国民党党治权威过程中，逐渐专权和专制外，毕竟是由军政转向训政，然后向宪政过渡，由此在权力组织形式、法律制度构建等方面，体现出对民主权利的保障，体现民主参政的组织机构和民主参政形式的创新与探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8年设立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这一方面为蒋介石个人专权和国民党党治增加民主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从社会上获取合法性和权威性”。三是经济社会建设。孙中山之建国大纲，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合法性的又一个依据。因此，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事实上是为民主化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蒋介石在执政过程中，力图把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理念揉合为一体，认为凡信仰三民主义者必须以中国传统的“智仁勇三达德”和以忠孝为核心的“四维八德”进行思想修养和规范行为。在此基础上推动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这些建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可以说，以上三方面都受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主要受这种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目标模式来说，维护统治权威和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皇权(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尊重，二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之所以能够吸纳和规划一些民主，就在于它修正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它的政党组织和政权组织体系中集中体现和牢牢把握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正统性的无庸置疑和绝对权威的确立，由此而发展成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另一方面，修正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使其政党政权获得了道统地位，既是传统儒家思想又是辛亥革命开启以来的革命思想。在这种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必然体现出对正统权威的不可侵犯，以及作为统治政党和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至高无上。

第二，从实现形式来说，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及可控性的参政、议政。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始终为执政党和执政领袖掌握下的民主政治的选择和对民主参与的掌控。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从训政到宪政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议事机构和议事形式都表现出执政党国民党的推动和对其控制。例如，在确立以党治国体系下，先后引入了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外交、经济、教育、立法等部门。又如，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从人员结构来说，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等接受遴选出席参政会；从议事而言，可对政府决策加以审议和质询；从社会作用来看，一方面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得到更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受到一定的约束。“各级民

意机关尽管尚程度不同地缺乏现代民主政权民意机关的制约功能，但其有限权力对行政权力运行也能发挥一定监督作用。”这种有限性的政治开放，恰恰体现出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可控制有选择地对民主的推动。

第三，从制度保障来说，通过宪法(约法)和法律的制订和修改，确保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同时又引导着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取向。民主制度的设计、建立和修正既是民主化的一个内容，又是民主化运动的结果。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制度选择与修正或创新中，较多地体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除了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其修正、《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等之外，还订立了一系列法案，例如：1931年的《户籍法》，1932年的《铁道法》、《预算法》、《小学法》、《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1933年的《兵役法》，1934年的《储蓄银行法》，1935年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央银行法》等。这些宪法(约法)和法律的订立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权、民主获得保障，可以说是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成果。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实质上是民主与专制的博弈。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民主化运动，就是在专制上呈现出的“开明”专制或说是有民主制约的专制，在民主上表现出是被权威、专制所限制的民主。整个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由于统治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个人的性格特征，使天平倾向于专制这一边，以至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趋势。

二、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自由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相伴相生。由于中国社会新阶级、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的崛起和保守主义思潮主导下的专制制度的调整以及传统权威的削弱，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救国思潮在中国兴起。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下的民主化运动呈现出各自特点。

第一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说从1860年至1910年，自由主义思潮传人并在中国萌生。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的特点：首先是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民主观念的培养和对宪法的推崇，其实质是用民主制约专制；其次是，新兴阶级、阶层与原有的统治阶级妥协，寻求其权力表达的途径，以改良作为手段，推动民主的发展。1895年的“公车上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主化运动的肇始。自此之后，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推崇西方宪政理论，倾慕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下取得的成就，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制度并通过变法维新方式加以推行。其中，康有为宪政思想中的君民之平等观、分权与制衡的合理性、公民自治理论下的地方自治等三个方面成为后来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之源。当然，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存在着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前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至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止。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勃兴，并借助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广泛地宣传民主、人权思想，并逐渐从精英阶层扩展到平民阶层，继而提出了“平民民主”等主张，而更为重要的是把代议制民主和公民自治理论下的地方自治纳入到制度设计和政治治理中去。概而言之，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改良转向革命，以推翻封建专制为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也就是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而创建的中华民国以及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为着一个民主共和。二是强调宪法下的代议制民主，以获得资产阶级的权益的保护和表达。在民初的制度移植中，建立国会、组织政党、制定宪法等相继推进。只是这种移植代议制无法有效运转，先有政党政治的破产，接着是国会运作的失灵，再就是宪法的孕而不产。但无论如何，这种民主政治运作形式以及随后而生的新文化运动都从思想和行动上极大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三是着力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使民主化运动从精英阶层逐渐扩展到平民阶层，形成和推动了“平民民主”。以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的挫折和失败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为契机，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更紧密地与社会相结合。首先是以胡适等为代表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的“好政府”主义、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2年5月，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虽然，1922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建立了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等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的“好人政府”，但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保派”直系军阀赶下了台。在此之前，胡适在1921年《努力周报》第19期，提出“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的主张并断言反抗联省自治这面“旗帜”的，一定要失败。然而，这种思潮在喧嚷了两三年之后，也就消沉下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精英民主的挫折和失败。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以及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分野后的激进主义者，则积极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由于广泛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废约”运动以及“直接民权”运动的推动，精英民主运动向着平民民主运动转向。

第三阶段为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至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跨台。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的以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红色政权两大权威中寻求自己的出路中进行的。具体来说：一是第三条道路的开辟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们既对保守主义下的专制不满，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恐惧，由此希图能够找出一条自由主义通向权威的道路。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政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钓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自己的组织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希望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与此同时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而后逐渐发展成“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

在民国政坛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图走“第三条道路”。这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团体及政党，或通过思想激辩，或发动社会运动与执政权威抗争，努力推动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是企求与两大权威的合作，以寻求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由于社会的变动发展的结果，在保守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有自己执政的范围以及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这种共治或分治都具有相当强的权威，使得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发生分野：一是思想分野，如全盘西化，社会民主主义等。二是队伍分野，以宋庆龄为代表，以胡适、张东荪为代表，以梁漱溟等为代表。三是运动形式分野，思想启蒙式、社会改造式、政权改造式等。而这种分野，必然的不是建立第三极的权威，也不可能建立第三极权威，只能是在两极权威中寻找依附者或在两极权威空隙中寻求自身权威的表达。三是转向与社会底层的民主合作，出现了新的表达机制。在与共产党及其政权接触的过程中，由于其关注人权和关注民生，甚至论及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这就必然使自由主义者向社会底层转向并与社会底层运动相结合，由此出现了新的表达机制。例如，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国民参政会议，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主义运动等即时这一转向的成果。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激进主义思潮的出现，主因是面对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能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和可实现的目标。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既有思想层面的原因即西学的大规模的输入，更有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即“空前政治危机”、“文化取向危机”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一批激进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其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激进主义思潮中，最为靓丽的奇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主要社会思潮，由此也带来了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的新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的影响，是循着表达、实现到发展民主权利次第而行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从精英民主转向平民民主，以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主运动为主体和主要动力，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扩大了民主的影响，先后建立起工农民主、抗日民主和人民民主政权，由此构建起新型的民主和权威关系。

第一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主要为社会底层的民主权利表达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造就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多方面表达了工农民主权利并努力争取实现之。首先是工人组织的形成，如职工同人会、工人十人团，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等。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等问题，这是“全国工人团结与全国总工会诞生的先声”。其次，工人的斗争和运动，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92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主要关键”。1922年8月，开始了全国工人劳动立宪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宪法案，接着是反对外国资本家虐待，争取罢工、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斗争。第三，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广泛的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其他阶层展开了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军阀，争取民主、自由及各种权利的民主化运动。如“五卅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和“废约”运动，北伐战争期间广东、两湖、江西等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广大工人、农民等在表达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

第二时期，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至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1937年国共两党开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止，主要为实现工农民主权利时期。面对着举起屠刀杀害曾经的合作者，继之又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逐渐走向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南京政权，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进攻长沙受挫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11月，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此一时期，主要依靠工农民主政权，通过工农武装运动，对内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独裁，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在根据地广泛实现工农民主权利。如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大规模地展开，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艰难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也在积极地建立和推动。

第三时期，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民主权利发展时期，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下，这一时期的民主化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政权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早在1937年7月至¨月，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选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了群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就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之权。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亦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确保抗日民主政权阶级构成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政权建设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调节解放区各抗日阶级之间关系的合理的政权形式，它是共产党约束自己而不是强迫群众选举自己的制度。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向着人民民主政权发展，解放区逐步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毛泽东对解放区的政权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兴起和发展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激进主义)三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影响着的民主化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整体来说，在这三种主要社会思潮主导下，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民主与权威的对立统一：民主既削弱又加强了权威，权威既限制又推动了民主。

现代化视野下的大正民主运动评价 篇3

产业化的进步催生了政治民主化, 一场以藩阀专制势力为对手, 以争取普选权和实现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大正民主运动出现了。实质上是现代化的进步力量与阻碍现代化的落后力量之间的搏斗。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是一部具有两重性的宪法。其内容的核心是主权在君的天皇集权政治;另一方面, 宪法也确认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两院制, 这就为政党内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1890年行宪后, 以藩阀元老为一方的官僚专制势力, 以超然主义为理论, 贯彻非政党内阁原则, 构筑元老寡头政治堡垒。另以民众党派为一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 以众议院为舞台进行反对官僚专制体制, 为建立政党内阁而斗争。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有所巩固后, 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产生的。在1889一一1900年十年的八届内阁中, 政治主导权基本上为元老垄断。然而, 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厢情愿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国民教育的普及、国民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再加上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再也不甘居只有纳税义务而无参与政权的地位。于是, 以自由党、改进党为中心的民众政党便利用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 以众议院为舞台, 以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展开反对官僚专制, 建立政党内阁的斗争, 而这一斗争又结合大正民主运动深人展开。

大正民主运动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资产阶级发展而政治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是日本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也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其功绩在于:它结束藩阀专制的统治, 制定了普选法, 确立了政党内阁制;它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民主传统, 成为日本民主运动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为战后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创造了历史前提条件和可能性。所以说它是日本政治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 大正民主运动确立起来的政党内阁还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时的政党政治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相比, 都是不完备的, 无法比拟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清除明治宪法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因素, 这种政党内阁制仍然是天皇制下的政党内阁制, 它也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出现, 反而其生存仍受到军部等特权专制势力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 它也是资产阶级政党同藩阀官僚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些不完备的因素, 都为二战前政党政治的崩溃, 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埋下了隐患。但这些并不能抹杀大正民主运动在日本政治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法西斯”控制日本, 大正民主化成果丧失殆尽的时代。日本军部控制政权的经过与德国纳粹控制政权的经过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差异, 但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 会注意到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 两者都是现代化的后起国家, 在产业化先于民主化急速发展的阶段出现了极权主义的横行。国内的民主主义发展尚未成熟, 而产业化的成果已能创造出高度的军事力量,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国家更危险的了。因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家, 对于滑向对外侵略的势力, 在国内没有阻止的机制。只是德国原本就属于西方世界成员, 不会像日本那样文化传播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日本在幕府末期之前没有从内部自发产生过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 更没有民主主义的萌芽。明治前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与大正时期的大正民主政治凭借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传播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其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战前日本政治极为顽固的传统主义体制。但是, 现代化有其自身的逻辑, 经济上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必然造成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而城市和市民阶级正是民主化的物质载体和主导力量, 民主化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摘要：大正民主运动使日本藩阀势力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 产生了普选制度, 日本政党政治也初步建立, 其在日本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现代化,大正民主,政党政治

参考文献

[1] (日) 吉野作造, 《民主主义论》, 日本新纪元社, 1947年。

[2]解晓东, 《战前日本政党政治进程探讨》, 锦州师范学院报, 1992年2期。

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 篇4

一、利用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 增强教学效果

幽默风趣是当今学生心目中理想教师需要具备的素质之一, 幽默是一种机智, 也是一种课堂语言, 它能带给学生轻松、愉悦的心情, 减轻学生心中对课堂的紧张与沉重心理, 同时大大增强记忆效果。幽默的课堂语言, 既要有愉悦性, 又不缺乏启迪性与教育性, 以帮助学生理解问题, 发散学生思维为首要目的, 而不仅仅是调动课堂气氛。历史知识包罗万象, 教师可以对教材中的人名、国名、地名等进行幽默处理, 以增强教学效果。

例如, 在讲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时, 我讲了这么一个桥段, 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给李鸿章出了一幅上联:“内无相, 外无将, 不得已玉帛相将”, 要他立即对出下联, 这位中堂大人踌躇了许久, 勉强对出下联:“天难度, 地难量, 这才是帝王度量”。这种诙谐幽默的桥段, 使学生融入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中, 同时让学生体会到当时清政府因国力衰弱而屈膝投降的窘态, 有助于培养学生为中华之繁荣富强而奋斗的爱国热情。这种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趣味教学法, 有助于驱散学生的厌学情绪, 同时拉近师生间的距离, 让学生感到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

二、民主教学, 引导学生自主讨论

作为高中历史教师, 要上好一堂优质课, 需要指导学生搜集相关资料, 并分类处理各种信息, 提炼其中要点, 同时与学生一起讨论磋商, 以帮助学生指引方向、梳理思路, 这种画龙点睛式的点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 使学生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学习体验。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可以通过互联网收集相关资料, 明确学习的重难点。课堂上, 教师围绕学生在预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互相补充, 从而使学生的思维碰撞出火花, 让课堂成为学生的论坛, 而不仅仅是教师的“一言堂”, 更能使学生的个性与特长都得到充分的锻炼与培养, 有助于学生独立成长。

例如, 在讲授“新航路的开辟”这一内容时, 学生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于是, 我采用了多媒体来辅助教学, 通过视频及画面让学生生动的了解哥伦布的航程, 同时让学生领悟到哥伦布的家庭、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探索与发现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 我还让学生自己模拟完成了探险过程, 在此过程中, 学生了解了十四、十五世纪时,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人和事, 以及他们间的联系, 充分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与探险热情。这样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有了学生的积极参与, 使课堂更加灵活, 这样的历史课堂学生不会不喜欢, 这样的历史教师学生也不会不热爱。

三、将生活融入课堂, 提高历史教学的趣味性

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 缺失生活趣味, 常常让学生感到历史的学习过程是机械的、死板的, 感到历史无非就是上课画框框, 考试背条条, 使鲜活的历史教学被教条化, 进而也使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如果教师能够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挖掘所见所闻, 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那么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历史知识, 从而到达“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在教学过程中, 课堂提问是活跃气氛的最佳手段, 在适当的时候, 一个有趣的发问, 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例如, 在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我突然问道:“有哪位同学知道路易十六是怎么被捉住的?”学生都被这一有趣的问题激活了, 课堂马上热闹起来, 通过大家的讨论交流, 我肯定了同学们的结论:“是的, 是因为他的马车太大而被城门卡住了。”通过这一问题, 学生既掌握了路易十六被处死的知识点, 同时也认识到了封建王室的挥霍, 并进一步认识到封建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制度替代。这种趣味性的问题, 能让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上始终处于兴奋状态,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综上所述, 历史的学习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不能单纯的以高考为目的, 而要放宽历史的视野, 在历史长廊中寻找到一个心灵的栖居地, 正如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努力将“平等、宽容、民主、合作”的精神带进课堂, 让学生在一个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学习历史。

摘要：由于高中历史知识冗杂, 教法单一, 学生学习历史枯燥无味。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应努力营造轻松诙谐的课堂教学气氛, 利用风趣的语言来增强教学效果, 努力为学生打造一个民主化的、生活化的历史课堂。

关键词：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趣味性,民主教学

参考文献

[1]吴瑞珍.历史教学的有效课堂论[J].怀化学院学报, 200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