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复兴（共7篇）
语言复兴 篇1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巨作, 它所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无论是自负的尼采在听完前者历史的导论一课后感叹他是‘有智慧的学者, 伟大的导师’, 还是作为赫伊津哈不无道理称赞的‘19 世纪最睿智的人’, 或是贡布里希在著作中引用及‘如果哪位史学家称得上是伟人, 布克哈特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的肯定[2], 亦或是沃尔夫林的对其语言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来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布克哈特以事实论述而非使用大量模式化规范概念描述历史的风格, 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原貌[3]。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正是因为他那流光溢彩、准确生动的语言才使我们抹去由信仰、宗教、民族蒙蔽的尘埃, 清澈愉悦地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时代特征中个人的精神面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就是我读《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最强烈的感受:蘸着灵魂书写的语言艺术魅力。
翻开书的目录, 我们会惊讶布克哈特对于整个文艺复兴史的划分与传统意义上史论题材的概括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单是从章节来看:‘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 ‘个人的发展’, ‘古典文化的复兴’, ‘世界的发现和个人的发现’, ‘社交和节日庆典’, ‘道德和宗教’种种不同于那些熟知的唐宋元明清或是中世纪近代当代的断定, 对于初次尝试史学的人来说, 未免顿觉范围庞大、千头万绪。但与此同时, 一种由不可归类并对号入座引发的新奇感挑拨着读者去探求未知。
与以往史家不同的是, 布克哈特秉承了某种古典的笔法:正如普鲁塔克善于描述伟大人物的细节, 他则描述那个时代的细节——建筑、仪式、饰物、修辞、巫术, 还有人的健康和梦境。一些原来在默默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角色也被布克哈特以审视眼光挑剔出来。如演滑稽戏的丑角和庸俗的帮闲——“只要想起有那么多失望的猎区官职者、没有希望的竞争者和妒忌受宠者的敌人, 以及聚集在那里的游闲放荡的教士们时, 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罗马变成了既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讽刺的故乡, 又是野蛮的嘲笑的策源地”——从布克哈特这些耐人寻味的句子, 我们看到的是阿于奉承的风气弥漫, 听到的是每个人对每件事肆意的诬蔑。
在人物外貌的描写中[4], 布克哈特用了寥寥数字就概括出薄伽丘在后者《爱弥多》里的一个形象:“一个白面、金发、碧眼的女人和一个皮肤、头发、眼睛都带着浅黑色的女人, 很象一百年以后一个画家所描绘的那样。”注意阅读布克哈特的文字时, 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他抓住事物美感的敏锐性和准确性。很象一个一百年以后一个画家所描绘的那样, 这是多么带有诗意的描述啊!用布克哈特自己的话说“这种对于具有特征的东西的迅速的领悟是发现和表现美丽事物的一个基本条件”[5]。正是通过这样细细勾勒出每一个典型的个人, 才展示出这时期的意大利整体社会的精神面貌。
计量史学不能发掘深层次的历史精神领域, 而诗性的语言模式更能清晰的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内涵。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一章节看到意大利“这个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 而用来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的, 其所以如此的一般理由是, 这个民族受想象力支配较任何其他民族为多”[6]的经典概括。或者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中——“15 世纪的意大利, 在费拉拉避开西班牙人的劫难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现在又被迫在胸前佩戴黄色的‘O’字”——这样拗口的句子。然而在熟稔以后, 会发现这是需要多大的语言敏感才能在数十字之间将一个种族的辛酸荣辱生活的颠沛表达出来。
正如布洛赫提请我们注意不要从学问中将这种诗意的部分抽取掉那样, 那种认为历史因为对感性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而不能满足我们的知性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而我们庆幸的是这样诗性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第三篇、第四章中是这样说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今天具有这样一幅面貌, 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幅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到, 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 这也是为他们的时代所完全承认的”。我们也会为他关于民族的思考而感动:“关于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美德以及永生不朽的问题, 人们可以研究到某种程度, 但决不能对它们作绝对的严密和准确的比较。要指出在不同的民族中间的许多对比和细微的差别或许是可能的, 但要想对它们做一个整体的比较而定出孰优孰劣, 我们人类还没有这种洞察力。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道德心和罪恶的最后真实情况永远是一个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法庭, 它的声音就是我们的道德心”。这样精悍而具有诗意的感慨。
一般来说, 史学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宣称所记录使历史真实, 能为生活经验所证明, 是客观性的体验;另一方面他又需借助叙述技巧与语言符号来表现历史真实, 行成一定的文本以供读者阅读。由于语言具有不透明性和叙述内含虚构与想象成分, 从而存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张力关系。以往描绘人物见长的史学家, 往往突出人物而忽略时代, 而品位时代见长的史家, 又不免在历史的波涛中将人物掩埋。但是, 我们庆幸的是布克哈特成功平衡这两方面。他的成功之处在于, 他的笔下有绘声绘色的“整个时代”;也有“有血有肉”的伟大人物, 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代和人物背后, 我们能看到欧洲文明的精神脉络。
“天才是不能复制, 但大师可以培养”。这句貌似轻狂的话语, 其实却是我看本书的最大收获。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到模仿语言再到最终形成个人风格。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如同生命的周期一样, 我们要从跌跌撞撞到完全能够自己独立的驰骋, 这是一个潜伏能量积攒知识的时期。但是, 也正是有过这样一次经历, 才能体会到最为专业研究应该具有的素养。
参考文献
[1][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刷出版社1979
[2][瑞士]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著《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英]E·H·贡布里希著《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学院丛书2000
语言复兴 篇2
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解构主义所批判的对象之一, 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对此德里达在《立场》中严厉谴责到——在传统二元对立中, 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 而是处于一个明显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 它统治着另一项。对于每一组对立来说, 如男人/女人, 主体/他者等, 前者是优越于后者的。它代表或属于逻各斯, 因而也是确立两者关系的中心、基准, 或所谓的“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 它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东西。在德里达看来, 解构并非只是简单颠倒二者原有的对立位置。根本的问题在于:解构主义认定, 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 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
这一理论为文化批评带来了新的角度和思考方向即把传统文化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第一原则”废除或削弱, 使得“主从”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最终达到对批判对象的解构。在文艺复兴时期, 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或处境的变化,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我们可以用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来重新诠释这段历史。社会思潮促进了对男/女二元对立的消解, 二元对立的消解推动了妇女成就的产生, 这两点分别构成了妇女地位提高的前提和内容。要了解文艺复兴时的文化生活应该首先关注其时代背景。
个人主义和日渐形成的商业社会及其一系列社会法则和规律的变化共同作用于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时的社会给他们包括妇女们提供了展示个性和尊严的机会。商业市场的萌芽使人们形成了“竞争的意识”和“个人利益”的观念。市场的繁荣势必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和人力, 在利益的驱动下, 妇女走出了家门。此外, 市场的出现也触动封建社会下禁锢的等级、尊卑观念。文艺复兴的基石人文精神直接地批判了传统思想中的压抑人性发展的部分。她肯定人, 尊重人, 歌颂人。再有, 利己主义, 乐观主义等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妇女的自我意识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新面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都是对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即男权中心主义以及理性/非理性的消解。
推动经济发展的妇女力量
文艺复兴的思潮极大地消解了男/女二元对立及其理性/非理性的对立, 促使社会重新认识女性存在的责任, 女性的责任与价值不仅在照料家务和繁衍后代中得到体现, 当其非理性的身份被更正后, 她们与属于主导地位的理性代表“男性”在社会的发展中也享有共同的权利, 承担同样的义务。
因而, 男权中心的削弱使得女性有机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建功立业。社会思潮触动了社会的原有结构, 而女性所取得的成功加速了对原有文化的解构过程。使得男女实质上的差异变小。市场经济早在中世纪后期就初见端倪,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这种经济的优势便更加明显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小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了有组织的行会制度了。在这一时期, 行会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第一次向妇女敞开了大门。在1503年, 南安普敦当地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招募一批工人进行羊毛的包装以便装船。而最后这项工作被一批妇女争取到了[2]。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步提升部分归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的发展势必会给社会带来更多, 更广的职位需求。
在15世纪的根特, 妇女开始涉足货币交换和借贷以及批发货物等先前由男性垄断的领域。
无疑, 在众多社会身份中, 经济能力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也能衡量出其在社会中所赢得的尊重。它也是缩小男女差距的重要砝码。这点上, 文艺复兴中的妇女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中, 妇女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不可小视。如在税收上, 女性的名字第一次“榜上有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可谓影响深远。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 作为“第二原则”的女性也重新从边缘向中心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精英文化中的妇女动态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充分地体现了解构主义的特点。她们更多地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其重点分析了在语言上, 文化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即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精英文化圈之外。换而言之, 在整个社会中, 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只体现了男性的思想, 语言和社会体验而没有形成表现女性特质的文字传统。再者, 在传承下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中, 女性被定义在非理性的位置上, 表现出一种需要和应当被超越的否定性。使得在文化领域的男女二元对立十分明显。而新思潮和女性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领域的作为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 同时也模糊了男女在智能上的界限。把女性拉回到了文艺领域中来。
文艺复兴的思想以及宗教改革的共同作用使得对妇女教育的提高, 直接促使了妇女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这使得妇女形象第一次与文化领域挂钩。这一部分女性不论在当时还是在21世纪都得到了人们极高的推崇和评价。萝拉·特蕾达等人的书信, 诗词, 讲演稿, 散文等都已成为我们的文化瑰宝。
这些女性名人的涌现还进一步的推动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平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作品记录了女性的社会体验和主体意识, 同时也是对以前的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的极大的挑战。在17世纪, 出版的书籍中有2%出自当时的女作家。虽然这个数字在人们眼中看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但她们的心声却轰动了当时的社会。著名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比桑在15世纪初期, 就已成为了职业的女作家了。而且在她的书中, 我们能发现极其自强, 自立的独立向上的乐观精神。除此之外, 她还极力宣扬和鼓励对女孩的教育。她认为在适当的教育下, 女性也能和男性一样的聪慧和睿智。
在文艺复兴精神甘露的滋养下, 这些女性精英们的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她们在意识到自我的性别特点外, 对女性在社会中固有的“他者”地位的反思。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作为女儿, 妻子和母亲吗?面对着强大的宗教, 社会, 传统的阻力和禁锢,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在这变革的时代, 她们拿起了笔来表达其内心世界和思想境界。新的生活方式, 大胆地追逐自我的幸福和爱情。
在艺术领域, 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更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她们的艺术成就充分地体现了妇女的才能和对社会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在女性精英们的努力下, 使得之前根深蒂固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得到消解, 同时也使不少男性从对立角度来认识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女性的能力及应有的社会地位。
在这一时期, 许多的男性人文主义者都大力支持妇女接受教育。著名的伊拉斯谟就是其中一员。
当人文主义成为时代的潮流时, 其宣扬的平等的思想也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同时这一思想精髓也为家庭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从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观点中, 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中妇女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新思潮对以前传统即解构主义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 使得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女性重新回到了结构之中来。给了女性以自强自立的机会。却为女性的成功又加速了这种解构的现象。当然我们所说的妇女的“文艺复兴”是有一定的人文和时间背景的限制, 我们不是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 女性已经有了与男性完全一样的权利。但是通过一些历史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作为社会的一员在社会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
摘要：文艺复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包罗万象, 她的影响辐射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地位或处境的变化,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我们可以用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来重新诠释这段历史。社会思潮促进了对男/女二元对立的消解, 二元对立的消解推动了妇女成就的产生, 这两点分别构成了妇女地位提高的前提和内容。而女性的成功也推进了对原有社会的解构过程。
关键词：二元对立,解构主义,妇女地位,文艺复兴
参考文献
[1]欧金尼奥.加林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G﹞.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3:137-138.
[2]刘文明.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作用和地位﹝J﹞.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2 (1) :35.
[3]陈刚.西方精神史 (下卷) ﹝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342.
《复兴之路》颂 篇3
歪嘴空谈常误国, 埋头实干可兴邦。
民生为本根基正, 发展当先创辉煌。
全面小康期可待, 江山如画凯歌扬。
陈正清 (1937.2~) 男, 汉族,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东街人。教授、高级工程师。1960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 1989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专业。1960年8月参加工作, 先后在国家电子工业系统从事技术工作, 国家计算机总局计划处副处长、系统处处长, 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计算机组组长, 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办公室副主任, 电子部计算机与信息化推进司副司长, 电子工业部信息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60年代组织了我国晶体管计算机科研成果商品化和批量生产工作。80年代, 参与组织大中、小型集成电路系列计算机的联合设计和研制工作, 并致力于推广电子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在全国各行各业传统产业改造中的应用, 并积极倡导和参与了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建设工作。是国内知名的计算机专家和软科学专家。1988年荣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曾担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 北京赛迪信息技术评测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长,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常务理事,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 兼任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寻找复兴之路 篇4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且不说浅薄功利目的的经济开发带来了怎样的河流湖泊污染、生态破坏, 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 仅是政治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所带来的潜在危机, 就已令人们的忧患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抑制腐败堕落, 人们强烈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从几千年文化中开拓出现代复兴之路, 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摩尔根却说:“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又说“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并使之面貌一新;近代文明对全人类知识的贡献很大, 它光辉灿烂, —日千里, 但是, 其伟大的程度却还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黯淡无光, 并使它沦于不甚重要的地位。”更何况中国有五千多年文化历史呢。中国文化不仅是早熟的, 而且是成熟的。当人类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 中华民族早在4300年前就建立起了一个道德高尚、彝伦攸叙、雍容和谐的唐虞帝国。
人类自从意识到自己存在, 就希望过上一种逍遥自在、富足美满、天下太平的日子, 并期望建立起一种社会政治制度, 保障这样的生存权利。然而, 什么是这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呢?现在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 名曰资本主义, 实质乃是由资本统治的社会, 亦即有钱人的社会, 然而现在仅靠金融资本已经无法支撑起它的存在;而其自由主义的泛滥, 所造成的伦理混乱、社会对立, 已预示着它内在价值体系的崩溃。我在这里不想过多指责资本主义制度与其意识形态, 但要把它说成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恐也难服众。但它毕竟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 政治与经济的内在结构及其法律制度, 已经制定的非常精细, 要想打破它现有的框架, 重新寻找一条发展道路, 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其复杂性而陷入了困境, 并且怎样寻找出路, 西方思想家也表现得非常无奈。本书的研究写作, 也可以说是“一位潦倒文人”在阁楼上对中国现代化出路所做的一种描绘吧!尽管它不是为自由资本主义找出路, 但至少也算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前途的一种文化历史哲学思考.有兴趣的读者, 也不妨把它当作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绪论来读。
复兴大荆州刍议 篇5
一、荆州经济发展概况和资源优势
1.荆州经济发展概况。
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 东连武汉, 西接宜昌, 北邻荆门、襄阳, 全市国土面积1.4万平方公里, 人口640万。现已形成轻纺、化工、机械、食品、建材、家电、冶金等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2010年荆州市GDP为837亿元。
2.荆州的资源优势。
一是农业资源优势。荆州粮棉油产量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 粮食总产量位居湖北各地市之首。同时荆州也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综合商品基地, 尤其突出的是荆州淡水渔业资源非常丰富, 淡水养殖面积和产量近15年来一直居我国地市之首, 2010年8月荆州被国家渔业协会授予“中国淡水渔业第一市”称号。二是矿产资源优势。荆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现已探明的矿物有30多种, 主要有石油、煤炭、芒硝、硫铁矿、重晶石、石灰石、耐火粘土等。最近还探明了有大量的钾盐储量。钾盐是我国重要的紧缺矿产资源之一, 有70%的钾产品依赖进口。荆州现已探明富钾卤水面积达960平方公里, 是一个富含钾、钠、硼、锂、钙、碘、溴的氯化型卤水, 其中钾、锂、铷、铯等均超出国家特大型矿床。预测潜在价值总量在2万亿元以上。三是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在荆州郢都 (纪南城) 建都411年, 历20代楚王。荆州有楚城遗址5座, 楚文化遗址73处, 大型古墓葬800多座, 其中有楚庄王等18位楚王的墓葬。目前正在挖掘的熊家冢, 占地近8万平方米, 有132.4米长的车马坑, 现已发掘出48辆战马车和100多匹马。此外荆州还是三国时代的争夺焦点, 关羽镇守荆州达十年之久。荆州还有唐代古建筑玄妙观、开元观、太晖观;元朝佛教圣地章华寺, 明代万寿宝塔以及后来开辟建设的松滋危水风景区、洪湖风景区等自然景观。四是区位和交通资源优势。荆州地处江汉平原腹地, 东连苏沪, 西通巴渝, 南达两广, 北抵中原, 从荆州始发和中转的物资在24小时内可运达中国四大经济区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范围内的任一城市。公路方面, 207国道、太 (原) 澳 (门) 、随 (州) 岳 (阳) 等高速公路纵贯南北;318国道、沪蓉高速公路横跨东西。铁路方面, 荆沙铁路与焦枝铁路接转, 货运联通全国;沪蓉铁路荆州段和荆岳铁路的修建, 使荆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显现。水运方面, 长江黄金水道横穿全境, 荆州水运通江达海。
二、复兴大荆州的时机已经来临
1.荆州面临国家“沿长江经济带”开发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时机。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纲》, 全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国土开发格局, 长江经济带是其中的重要一“横”。中部崛起战略也把“沿长江经济带”开发列为重点地区。荆州占据湖北长江干线通航里程的近1/2, “沿长江经济带”开发无疑为荆州加快发展提供了政策发展机遇。
2.荆州面临国家扶持时机。
一是荆州的富钾卤水资源开发面临国家扶持时机。根据国家发改委[2011]第9号令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荆州开发富钾卤水涉及“钾、硼、锂等短缺化工矿产资源”, 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 这有利于荆州争取国家重点支持。二是荆州的文化资源开发面临国家扶持时机。包括熊家冢、古纪南城在内的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现已被纳入国家文物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国家文物局确定在熊家冢古墓遗址地新建一个比秦兵马俑还要壮美的熊家冢楚墓遗址博物馆, 这无疑是荆州文化旅游发展的空前机遇。
3、荆州面临湖北实施“两圈一带”发展战略时机。
目前湖北提出了“两圈一带”发展战略, 即在推进武汉城市圈发展的同时, 加快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决定》中, 划分了“三段”, 即武汉——黄石段, 宜昌——荆州段, 武汉——荆州段, 其中宜昌——荆州段是“优先开发”地区, 武汉——荆州段是“加快发展”地区, 并且重点支持荆州发展。这将给荆州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复兴大荆州的对策探讨
1.抓好交通设施建设, 着力打造荆州大交通。
要进一步
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把荆州打造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具体而言, 在公路方面, 要构建内畅外联的公路网, 建设洪监、江南等5条高速, 形成“三横五纵”的高速布局, 实现县县通高速。在铁路方面, 要构建通达全国、覆盖县市的铁路网, 彻底改写荆州铁路落后的历史。在水运方面, 要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优势, 着力打造荆州亿吨组合港, 形成水、公、铁无缝隙对接的综合枢纽港口群。
2.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荆州大产业。
一是要积极争取国家大的项目布局。一直以来, 荆州都没有国家大的项目布局。如今荆州交通大为改善, 又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富钾卤水资源, 荆州争取国家大项目的条件日益成熟。二是抓好招商引资工作, 着力培育大产业, 努力把荆州打造成为中国钾都、淡水渔都和文化楚都。具体而言, 要重点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化工及新能源两个千亿元产业, 装备制造、轻工两个500亿元产业, 汽车及零部件、纺织印染服装、电子信息三个200亿元产业;要着力发展水产、水稻、油菜、水禽产业, 建设全省最大的优质稻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双低油菜、淡水水产品生产基地;要加快建设中国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洪湖湿地生态和红色旅游板块、松滋洈水自然风景区旅游板块, 努力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3.抓好要素聚集建设, 着力打造荆州大城市。
明代冠礼的复兴 篇6
一.明代冠礼复兴的社会背景
明王朝是从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冠礼作为重要人生仪礼和文化符号, 举朝上下, 普遍推行, 得以复兴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政治方面来看, 明朝建立伊始, 太祖鉴于华夏衣冠之制尽为“妍俗”扫荡的现实, 下令尽复华夏之制, 这就为国家推行冠礼提供了政治保证。
从经济方面来看, 明代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是时宇内富庶, 斌人盈羡, 米粟自翰京师数百万石外, 府县仓糜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1]而且随着城镇兴起, 庶民阶级和商人阶级地位日益重要, 识字人口增加, 这就为冠礼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 明代帝王在恢复汉家制度的目标下沿袭并发展了宋代开始全面推行的以礼化俗的传统, 同时伴随着宗法势力的扩张, 上层礼制逐渐俗化的同时, 民间生活也逐渐纳入礼制范围, 贵族的仪礼变为士庶通礼, 这一整合社会的上下层双向互动的秩序化过程在明代更为显著。[2]
二.明代冠礼复兴的特点
1.全国上下各阶级普遍举行冠礼, 但是冠礼程式各有不同特点。
明代的冠礼不同于其他朝代只是象征性的保存在社会上层, 而是由皇帝颁布政令, 品官文人倡导, 百姓积极响应的, 由上而下的全社会范围的复兴。明朝朱元璋颁布《明集礼》是明确规定“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 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 士庶则服四带巾, 杂色盘领衣……”[3]与此同时外也有一些文人也积极倡导推行冠礼, 其中有把冠礼作为民俗事项, 增至到文学作品中。比如:李祯《剪灯馀话卷二》的秋夕访琵琶亭记中有提到“沈韶又有一首《琵琶佳遇》诗, 一并附记在这里。诗云:忆昔少年日, 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罗带, 白马红樊缨。”这个情节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在文人中已经有行冠礼。”更重要的是很多文人品官在著作中对于兴冠礼做专门详细的记载和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宋文宪《补临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辞》序、张瀚的《松窗梦语》、《宋学土文集》卷中都有冠礼举行程式的详细记载。在一些地方县志中还可以找到庶民阶层普遍兴冠礼的事例。据《明志》中的《庶人冠礼》规定:“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 皆可冠。”
各个阶级在举行冠礼的程式上都有区别。例如:“加冠”是冠礼的主体,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明代的加冠是根据不同的级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体现明显的贵贱之分。皇室中, 天子冠礼是一加, 与曹魏冠礼相同, 加“通天冠”, 则寓意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太子和其他皇子的冠礼都是三加。品官冠礼一加缁布冠, 再加进贤冠, 三加爵弁。庶人冠礼一加巾, 再加帽, 三加僕头, 体现了庶民本色。庶人冠礼形式简单, 通称“上头”, 嘉靖《吴江志》记载吴江地区的冠礼“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 发长为总角, 十六岁以上始冠。蒸糕以馈亲邻, 曰‘上头糕’。”
2.皇室冠礼政治色彩浓郁, 士庶阶层冠礼灵活性强, 更注重生活化。
明代不同阶级的冠礼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皇室冠礼的举行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冠礼问题涉及到皇室皇太子的册立问题, 但是士庶阶层的冠礼则更加贴近生活, 灵活性更强。康熙《临海县志》记述冠礼时提到民众依据冠礼季节会选用不同材质的帽子,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明时, 男子二十而冠, 多于冬至或元旦束发加网, 士戴方巾, 民戴圆帽。或童生未入泮者, 虽年过期多不冠, 畏戴帽也。”[4]“多于冬至或正旦加网巾于首, 拜天地、祖宗、尊长。”[5]加冠的冠服变成了网巾, 更加简单、生活化。
明代冠礼举行的地点依据冠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同。皇帝加元服是在奉天殿。《明志》云“加元服前一日, 有司设定诸类位次 (御冠席, 太师、大尉盥洗位, 百官及诸执事位等等) 于奉天殿。”可知朱明皇帝加元服仪不行于太庙, 而行于奉天殿。品官庶人行于家中正堂或祠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中的《礼制七则》也记载“冠礼之不行久矣。耿恭简公在南台为其犹子行冠礼……”由上引顾太初的记述, 可以看到士庶阶层的冠礼纵使不能按繁文缛节举行冠礼, 举行冠礼的地点在“南台”, 也是品官家中类似于正堂或者祠堂的地方。在庶民阶级, 庄严的成人仪式更是成为习俗相沿的家庭礼节, 在具体家中的地点更没有太多讲究。
3.在民间出现“婚冠结合”的趋势。
因为民间冠礼的灵活性和生活化日益增强, 民间还出现婚冠结合形式, 在男女新婚嫁娶的时候, 在婚礼中加入“男家为新妇上髻, 女家人为新婿冠巾”的环节。这是冠礼存在的特殊形式, 体现了“婚冠结合”的趋势。但是婚冠结合在明代并没有完全取代冠礼, 只作为个别现象存在在庶民生活中。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中有记载“自士大夫家之外, 多不特举。惟于嫁娶之时, 男家遣人为新妇上髻。女家遣人为新婿冠巾。先期各随所有备服饰, 以一人礼送其家, 犹有古意。”
三.明代冠礼复兴的意义
冠礼作为一种成人仪式, 它在中国这样农业宗法体制的国家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冠礼一度退出人们视野的情况下, 明代冠礼再次兴起, 形成了礼制史上的小高潮, 无论是对于当时, 还是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1.政治意义
明代冠礼复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冠礼程式繁琐严格, 不同的阶层采用不同的程式、祝辞、加数, 表现了严格的等级观念, 这也使冠礼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按规定, 皇室成员只有行冠礼后才能取得皇位继承权、参与政治活动和处理国家政务的权利。《明志》云:“万历三年正月, 帝择日长发, 命礼部具仪。”可以推算万历当时是十三岁。景帝朱祁钰之子、怀献太子朱见济行冠礼于景泰四年二月, 其时年龄不过8岁。[6]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且明代冠礼还由皇室颁布, 全国上下皆推行冠礼, 冠礼复兴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体现, 上行下效, 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
2.教育意义
冠礼作为成年的标志, 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成人礼的举行只是一个短短的仪式, 但在举行之前青年一定要做多方面的学习和准备, 从穿衣纳履、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思想德行、学识等多方面进行教育, 为其成才奠定基础。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冠礼, 在举行过后都要拜见长辈, 以求获得认可, 这也是传统孝道和伦理道德的体现, 而且青年从此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冠礼在明代上下受到广泛的推崇。
3.历史意义
明代冠礼的复兴使之前衰落的礼制文化得以延续, 并且使民众具有了怀古的意识, 很好的延续了文化链, 同时也为我们当前的礼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知识。明代冠礼之制完整地保留在《明会典》正德、万历刊本、《明志》、《明史礼八》、《大明集礼》和《明实录》等典章正史之中, 而且还有大量的文人文集中也对冠礼做了详尽记载, 如:《宋学土文集》卷第五十四《郑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辞有序》、张瀚的《松窗梦语》、沈榜的《宛署杂记》、归有光的《震川集》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历史、风俗、文学等各方面都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篇7
这点财是怎么发的姑且不说, 而由这种“阔”带来的语气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国人的“自信”值得我们深思。“我爸是李刚”是一种“自信”, 因为老子有地位就可以给儿子“壮胆”, 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也是一种“自信”, 因为“身份”意味着地位, 但并不能因为有了“身份”就可以蔑视他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气是语言中用于强调或淡化的手段。这些年中国人发财者很多, 虽然大家说话的语气并不都像上述人士一样高昂, 但相当一部分人说话的语气确非昔之可比了。这种现象是不是代表着一种文化自信?
我们曾经是泱泱大国, 自信是靠礼仪之邦、地大物博, 靠一种良好的秩序。鸦片战争期间, 礼仪之邦被打倒了;人口增加之后, 地大物博也好景不再了。随着这些优势的丧失, 我们国家的良好秩序也随之被丢弃了。虽说我们一开始还不甚服气, 但也渐渐知道向别人学习了。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中把自己原本优秀的东西也抛弃了, 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文化是靠积累的。中国的文化是依靠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积累起来的, 其中不乏优秀成分。如果因为别人在某些方面先进, 在学习别人长处的过程中完全视己之从前如粪土, 那就未免妄自菲薄了。一些年轻人“宁可坐在宝马中哭泣”, 其选择就代表了我们为了追求所谓幸福所持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拿来主义” (虽然与鲁迅所讲的“拿来主义”不一样) , 但为了“拿来”而丢弃尊严, 就有点得不偿失。从前我们穷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很多阿Q, 我们可以用“精神胜利法”来激励我们生活的勇气。现在不需要了, 但也不能滑向“物质胜利法”, 不能“物质”到像动物一样。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 而从本质上而言, 文化是一种秩序。中国的儒家所讲的“仁”强调的就是在爱的基础上秩序井然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本是一种优秀传统, 但这种传统也被一棍子打死了。于是钱有了, 爱没了。为什么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了还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为什么我们似乎有点钱了, 我们依然缺乏幸福感?都是因为我们把爱忘记了。一个没有爱心的民族何以赢得他人的尊重?一个缺乏爱心的人如何奢谈幸福?当晕倒在大街上的老人无人伸手援救的时候, 当住在别墅当中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当坐在“宝马”当中只配哭泣的时候, 我们就会意识到爱的可贵。而支配秩序的核心恰恰就在于爱, 在这一点上古今一样, 中西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