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人口学及高危行为（精选6篇）

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1

一、引言

高危性行为是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 性途径成为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模式。从国际艾滋病传播史看, 因高危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比其他行为更高。估计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75%以上通过性接触感染。与城市居民相比, 流动人口从事性交易较多或有多个性伙伴, 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 (HIV/STD)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 中国目前有2.2亿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在HIV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艾滋病高危性行为

艾滋病高危性行为是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中的一种, 同时也是高危行为中最具危险性的艾滋病“易感”行为。就传染病学的视角而言?高危性行为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带有体液交换性质的性行为。而就人群传播视角而论, 高危性行为则是指发生在健康个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间的无保护性行为。其中既包括发生在男男性关系人群间的无保护性行为, 又包括发生在男女两性间的无保护性行为;既包括发生在偶然性伙伴间的无保护性行为, 同时又包括发生在固定性伙伴间的无保护性行为。

目前,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针对同性间性行为、商业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等不同类型高危性行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进一步明确了HIV/AIDS经各类性行为传播的途径及危险因素: (1) 同性间性行为。国内外对同性恋人群的研究一致发现, 该人群中的男男性接触者 (即MSM) 是HIV感染的高危群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中, HIV/AIDS的流行与男同性恋人群有关。 (2) 商业性性行为。商业性性行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缥客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被称之为“桥梁人群”和“中介群体”。女性性工作者因职业特殊性在经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危险的角色。 (3) 多性伴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与多个性伴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 理论和研究都证实多性伴是HIV感染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艾滋病领域内的多项研究表明, 人群的平均性伴更换率和个人之间不同的性伴更换率都对艾滋病的传播概率有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平均性伴更换率越高, 艾滋病的流行率也越高。 (4) 无保护的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指所有未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研究证明, 在多性伴人群中减少无保护性行为 (即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 , 可以有效地避免新的HIV感染。使用安全套对减少HIV传播所起的作用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预项目中被证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无论是在商业性性行为还是非商业性的性行为中, 无保护性行为均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三、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状况

流动人口即地域流动性较强的人群。这类人群固定性较差, 生活或工作地变换频繁。近30年来, 由于在流动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极大, 且无配偶者或无配偶伴随者人数较多, 因此在该人群中存在大量非婚性行为, 从而为艾滋病传播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 更易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染HIV.因而是艾滋病感染的脆弱人群。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1.2亿流动人口是导致艾滋病传播流行的主要人群。这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壮年构成的主体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 因而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感染危机。中国性病疫情报告显示, 早在1999年, 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有外出流动史者所占比例就已达到15.6%。目前在某些地区的该类人群中, 艾滋病感染率已经很高。

四、结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脆弱易感群体, 在HIV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是控制艾滋病性途径传播的重点人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HIV/AIDS扩散的根本原因, 而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 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我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预防知识缺乏、高危行为发生较多及性病、艾滋病发病率较高。

参考文献

[1]吴尊友, 祁国明, 张家鹏.艾滋病流行与控制.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1]吴尊友, 祁国明, 张家鹏.艾滋病流行与控制.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

[2]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上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上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3]Jia Y, Sun J, Fan L, et al.Estimates of HIV prevalence in a highly endemic area of China: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Int.J.Epidemiol.2008, 37 (6) :1287-1296.[3]Jia Y, Sun J, Fan L, et al.Estimates of HIV prevalence in a highly endemic area of China:Deh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Int.J.Epidemiol.2008, 37 (6) :1287-1296.

[4]WHO.Health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4]WHO.Health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5]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R].http://stats.gov.cn.[5]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R].http://stats.gov.cn.

[6]吴瑛.城市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社会文化透视——以昆明市为例[D].硕士学位论文.[6]吴瑛.城市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社会文化透视——以昆明市为例[D].硕士学位论文.

[7]徐缓, 中国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J].中国性爱滋病防治, 2001, 7 (6) , 376.[7]徐缓, 中国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J].中国性爱滋病防治, 2001, 7 (6) , 376.

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2

目前普遍认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包括商业性行为工作者 (CSW) 、吸毒人群共用针具者 (IDU) 、男男性接触人群 (MSM) 等。既往资料[2]显示, 注射吸毒传播一直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但是, 从中国2007年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1]中可知, 在中国2007年报告的5万新发感染者中, 异性性传播占44.7%, 男男性传播占12.2%, 注射吸毒传播占42.0%, 母婴传播占1.1%。由此可见, 我国艾滋病传播模式已经由最初的以注射吸毒传播为主过渡到了以经性行为传播与静脉吸毒并重的传播模式。鉴于艾滋病相对特殊的传播途径, 使得它的传播与流行同个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 在尚无成熟的疫苗技术以预防HIV病毒侵害人体的情况下, 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 改变他们的危险行为[3], 是预防性传播疾病 (STD) 和艾滋病病毒 (HIV) 传播的有效措施。

1 吸毒人群相关干预模式

目前, 世界范围内采取的针对吸毒人群的干预旨在帮助他们减少共用针具的机会, 或者使用其他的一些替代物品, 减少其对毒品的需求和依赖,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戒毒。

1.1 美沙酮维持治疗

美沙酮维持治疗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 MMT) 是通过长期限量给鸦片类毒品依赖者口服美沙酮, 来抑制他们对海洛因的渴求和使用海洛因带来的欣快感;同时, 通过提供心理治疗、健康和就业咨询等社会支持服务, 使毒品依赖者提高或恢复他们各自的社会功能[2]。1964 年, 美国科学家Dole和Nyswander发现口服美沙酮可以治疗对鸦片类物质的依赖, 并首次在纽约将其用于鸦片类毒品依赖者的治疗。在治疗获得成功后, 迅速成为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鸦片类毒品依赖治疗[4]。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曾作为镇痛药生产和使用过美沙酮。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美沙酮一直是我国阿片类物质依赖的脱毒治疗的重要药物之一[4]。中国政府于2001年5月颁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1-2005 年) 》, 在“行动计划”的第三条明确提出, 可以在社区医疗机构中进行吸毒人员药物治疗试点工作, 并于2003 年3 月颁布了由卫生部、公安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签署的文件, 批准在5个省、直辖市首先开展MMT 的试点工作[5]。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 我国第一批8个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门诊已在云南、四川等省启动。阶段性试点表明, 美沙酮维持治疗在减少毒品使用和改善吸毒者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效果[2]。

吸毒人群存在着HIV感染的2种危险因素:一是高危吸毒行为, 如共用针具等;另一则是高危性行为[6]。Reynaud-Maurupt 等[7]对在法国开展的MMT进行回顾, 结果显示, 通过参加治疗, 注射吸毒者迅速改变他们的吸毒行为, 尤其是共用针具行为, 改变程度甚至超出了专家的预计。对30对一方为HIV阳性参加MMT的吸毒者、另一方为阴性非吸毒者的夫妇进行前瞻性研究, 结果显示, 不使用或不经常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治疗前的90 %下降到治疗后的68%[8]。国内也有研究显示, MMT减少了吸毒人群与临时性伴的高危性行为[9]。

总体上讲, 美沙酮维持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减少非法药物消耗, 减少社会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消除注射毒品引起的躯体并发症的目的, 对社会稳定、减少犯罪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沙酮属于阿片类麻醉药品, 长期使用可形成依赖性。要彻底解决美沙酮依赖问题, 又必须进行戒除美沙酮依赖的治疗工作。美沙酮长期使用对身体也会带来危害, 如可引起免疫功能降低, 对性功能、神经系统等也可造成损害等。这些都是在美沙酮维持治疗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截至2007年10月31日, 中国已经完成了397个美沙酮门诊开诊工作, 涉及全国2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覆盖吸毒人群累计88 313人,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为51 758人, 其中美沙酮门诊人数超过1 000人的有云南、四川、湖南、贵州、陕西、广西、新疆、江苏、浙江、广东和湖北。此外, 我国还在云南省德宏州启动美沙酮维持治疗流动干预试点工作, 部分门诊还启动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服务。

1.2 针具交换

我国云南省的一项调查表明, 有87.5%的吸毒者经常与别人共用注射器[10] , 而共用注射器是吸毒人群感染以及传播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因此, 针对该人群减少共针率的干预方式——针具交换项目 (needle exchange project, NEP) 就应运而生。从全球范围看, 针具交换项目1984年开始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希望预防静脉吸毒者中乙肝的流行[11]。此后, 随着静脉吸毒者中出现日益严重的HIV及丙肝感染, 针具交换在世界许多国家得以产生和发展[12,13]。

目前针具交换的具体操作大致通过3种途径, 即固定点交换、同伴教育员交换、日常外展活动交换[14]。而实施针具交换的方法大概有免费交换、社会营销、低价交换等。国内普遍实行的是通过同伴教育员进行的免费针具交换。

但是, 自从针具交换出现以来, 至今人们对于该项目是否应该实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世界范围内, 吸毒行为大部分属于违法行为, 也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为这个特殊的人群提供吸毒用具, 是否违反法律以及违背社会公德, 人们对此普遍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认为, 针具交换项目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吸毒中去, 或者使更多原本口吸毒品者转变成为注射吸毒者。如Archibald等[15]在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经常参与针具交换的男性可卡因注射行为更多, 而其注射频率也更高;女性无合法收入、无固定住处以及参加聚众注射比例更高, 因此得出结论“温哥华的针具交换吸引了一群特别危险的HIV易感吸毒者”。这是研究者首次公开怀疑NEP参加者普遍较之非参加者具有更高程度的危险行为。但是多项研究表明, 更高水平的危险行为/因素表现为吸毒者参加针具交换的促进因素[16,17,18,19,20,21,22,23,24,25], 即“NEP不是吸引了低程度的高危人群, 而是吸引了高程度的高危人群”[26]。国内也有文献报道, 人们对NEP“纵容吸毒和加速艾滋病传播”的误解来自于许多相关文献忽视了该部分人群存在着相当大的“自愿者偏倚”[27]。所谓“自愿者偏倚”是指“由于参加针具交换的注射吸毒者 (IDUs) 在参加前具有更高程度的高危行为或更高水平的高危因素, 使疾病感染的可能性大于非参加者, 从而减弱了参加针具交换的‘保护作用’, 使评估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倚。”“在其他因素的协同下, ‘自愿者偏倚’甚至可能逆转针具交换的保护作用, 从而最终呈现出针具交换‘纵容吸毒和加速艾滋病的传播’的负面效果”[27]。

我国2006年全年针具交换覆盖高危人群40 403人, 并有多篇文献报道针具交换在我国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目标人群的共针率[27,28,29]。

针对共针者共用针具的原因, 广东省的一项针对吸毒人群的定性研究结果显示, 吸毒人群共用针具的原因主要有:毒瘾发作时没有新注射器、买注射器困难、两人关系好、认为对方没有病、不知道共用针具的危害、时间来不及等[13]。而关于“针具交换是怎样改变吸毒者的高危行为”的问题, 明中强等[28]指出:针具交换主要能够解决由于经济原因而和别人共用针具以及不知道共用针具可以传播艾滋病的那一部分共针者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能够进行针具交换的地点数量还远远没有达到能使吸毒者身边有足够的一次性针具的程度。另外, 对于共用针具者来说, 共用容器也是一个间接共针行为, 因此, 单纯的提供一次性针具无法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间接共用针具行为。有文献报道[13], 70%以上的吸毒者喜欢聚众吸毒, 多数喜欢和朋友一起注射。而广西的一项研究显示, 注射吸毒者会出现在外不敢携带针具, 因为害怕被抓捕;若在外毒瘾发作时便会发生使用别人丢弃的针具的可能[30]。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非经济性原因造成的共用针具行为, 依靠单纯的提供免费一次性针具是无法杜绝的。因此, 还需要依靠其他相关手段共同作用, 来降低这部分人的共针行为。

1.3 其他

1.3.1 强制戒毒以及自愿戒毒

针对吸毒人群, 帮助他们彻底戒毒是所有相关行为干预方式最理想的目标。虽然由于吸毒者对于毒品的生理依赖以及心理依赖, 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戒毒巩固率只有9%[31]。换句话说, 复吸率在90%以上。我国戒毒人员的复吸率也同样不容乐观。但是, 戒毒不但能够降低他们感染艾滋病等经血液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甚至可以解决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 如犯罪率下降、社会功能恢复以及彻底打击毒品市场等。因此, 如果能够帮助目标人群戒毒, 不但可以达到防病的目的, 还可以取得多层面的实际收益。因此, 我国对于吸毒者的戒毒工作十分重视。

强制戒毒主要由公安机关给予实施。它是以强制手段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同时减少其患各种疾病 (包括艾滋病) 的可能性。中国曾于1995年1月12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70号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强制戒毒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中第6条规定:强制戒毒期限为3个月至6个月, 自入所之日起计算。第11条规定:强制戒毒所对戒毒人员采取药物治疗措施。

自愿戒毒是吸毒人员本人自愿或在其家属的督促下到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戒毒机构接受戒毒治疗。自愿戒毒和强制戒毒的共同点都是吸毒人员到戒毒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区别是自愿戒毒在自愿的情况下主动接受戒毒, 强制戒毒是依法强迫戒毒。虽然强制戒毒和自愿戒毒起初并不是因为预防艾滋病而实行, 但是它在帮助吸毒人员脱毒的同时, 也在减少着他们感染甚至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

1.3.2 同伴教育 (peer education) 以及安全套推广

同伴教育和安全套推广是2个广泛应用于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方式。对于吸毒人群来说, 同伴的力量是相当重要的。很多人初次接触毒品的原因都是模仿身边同伴的行为, 最终却欲罢不能。可见, 他们对同伴的认同性很强。因此, 任何一种针对该人群的干预方式, 其前期的宣传和招募阶段都离不开同伴宣传这一干预方式。

作为吸毒人群, 由于之前受毒瘾所累, 大部分已经家徒四壁, 有的甚至家庭破裂, 因此, 会有部分人选择商业性伴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而这2类人群又恰恰都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因此, 安全套的推广显得尤为重要。一些女性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 有的会成为商业性行为工作者 (CSW) 。作为同时拥有2种高危行为的人群, 教导她们正确适当地使用安全套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 更是为了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2 商业性行为工作者相关干预模式

2.1 外展服务

外展服务[32]是指健康教育宣传员或提供性病诊疗服务和咨询的人员, 深入到娱乐服务场所或其他公共场所进行健康咨询, 发放宣传材料和安全套等艾滋病/性病的健康宣传活动, 或者提供相应的性病诊疗服务。

外展服务的最大优势是极大地增强了相关服务对于目标人群的可及性。外展服务一改往日医生“坐堂行医”地传统行医模式, 深入目标人群, 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 充分体现了主动性, 即主动去发现和接触从事高危行为的个体或群体, 主动去开展健康教育和干预服务。如果能够保证一定的外展次数和范围, 那么就可以将大部分的目标人群纳入干预范围内, 因此可以极大地增强行为干预的效果。

另外, 由于外展服务只是一个工作方式, 因此其内容可以根据当地具体工作情况、目标人群规模情况, 甚至是外展人员配备情况做出不同的调整。外展服务内容可以包括几乎涉及到CSW人群的所有干预方式, 如同伴教育、安全套推广、专题培训班、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性病诊疗等。也就是说, 外展服务的内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外展人员可根据当地服务对象具体情况和需求以及个人能力灵活地开展工作。外展人员可以根据干预场所的不同级别选择在安全套使用率比较低的场所实行安全套推广, 同时在安全套使用率高的地方进行其他干预内容等[33]。

严格来讲, 外展服务并不是仅仅应用于CSW的一种行为干预方式, 也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干预方式, 它是一种形式, 可以广泛地应用于一般情况下不易接触的人群, 如CSW人群、吸毒人群、男男性行为人群等。

2.2 安全套推广

针对CSW性接触传播的特点, 使用安全套能够降低包括性病和艾滋病在内的性接触传播疾病的感染率。因此, 我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 于2000年11月启动在公共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试点项目。同时, 我国在2006年3月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第2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商、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应当组织推广使用安全套, 建立和完善安全套供应网络。第29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自此之后, 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以计划生育部门为主、疾病预防机构组织实施、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安全套推广体系。

从疾病预防的角度, 我们还应该注意, 由于目标人群 (CSW) 的脆弱性, 她们在商业性行为中是否使用安全套的问题上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因此, 在推广安全套的同时, 工作人员还应教授CSW说服顾客使用安全套的一些技巧。这样也可以促进CSW使用安全套。另外, 在进行单纯的安全套推广之外, 行为干预工作人员还应注意指导目标人群正确使用安全套, 以达到防病的目的。

《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7年) 》显示, 暗娼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2001年的14.7%上升到2006年的41.4%, 从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2001年的37.4%下降到2006年的7.5%[1]。由此可见, 目前中国在暗娼人群中推广安全套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到2005年底, 高危人群 (卖淫妇女、性病病人、吸毒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安全套使用率达到50%以上”还有一定差距。

2.3 转介服务

由于暗娼人群在频繁的无保护的性活动中容易罹患性病、生殖道感染、炎症和皮肤粘膜破损, 这些损伤又可促进HIV 感染和传播, 因此, 及时发现和治疗性病/妇科疾病对预防艾滋病传播有重要作用[34]。为妓女提供综合规范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国外已被公认为有效成熟的STD/ AIDS 预防措施[35]。笔者近期对CSW人群需求调查显示, 该人群普遍关心自己是否有感染性病的可能, 并提出如果医生能够提供免费或可及性较高的性病诊疗服务会更好。目前从全国来看, 各地的性病规范化门诊的建设和使用情况并不理想。因此, 适当的宣传和性病规范化机构的推介工作有必要加强。

2.4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VCT) 是指经过咨询, 在充分知情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 让求询者对是否进行HIV检测自愿作出明智选择的过程。目的在于减少求询者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危险, 同时降低艾滋病对求询者个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提供检测前后的咨询、HIV检测、对求询者的心理情感支持、医疗支持和社会支持。

在CSW中开展VCT服务有助于减少或阻断艾滋病的经性传播, 有助于提高国家艾滋病防治资源的利用, 有助于了解CSW中的艾滋病感染率, 同时是对HIV阳性CSW提供关怀及抗病毒治疗的切入点[36]。

针对CSW开展VCT形式包括现场CSW群体咨询、性病或生殖健康门诊的咨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CSW的咨询检测等[36]。在我国很多地区, 虽然培训了大量的VCT人员, 设立了很好的咨询室, 也针对CSW开展了VCT, 但是接受VCT服务的CSW却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种, 解决方法主要是要针对目标人群进行VCT的社会营销, 如利用专业人员、同伴教育者、业主以及关键人物等进行相关宣传, 利用不同场所进行宣传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规范化固定场所的VCT点对于CSW人群来说接受度普遍不高。可能是因为目标人群害怕暴露身份、认为自己不会患病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原因。而目前VCT点工作人员大都有重“T” (检测) 轻“C” (咨询) 的问题。这就要求在进行日常工作时要将VCT工作融入到外展工作中去, 力争在CSW人群聚集的地方进行流动性的VCT服务, 这样不但增加了VCT服务的可及性, 又可以在现场对于CSW人群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真正实施“C”、“T”的服务。

2.5 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同伴在一起分享信息的一种教育形式, 一般由其中一人或数人将观念和行为技能, 由已实现教育目标 (有时经过培训) 的同伴教育者向同伴讲述自身经历、体会、认识, 或充当积极的榜样角色, 通过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同被教育者进行交流, 以唤起共鸣[37]。同伴教育者通常选择在同伴/同伙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导者。

1988年澳大利亚专家首先将同伴教育方法运用于医学生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及安全性行为教育[38]。它是利用目标人群的成员向其他成员提供健康教育, 是向那些最难以接触的人群开展健康教育的最好方法。国内外研究表明, 同伴教育者可以利用他们在自然和社会文化的优势接近目标人群, 如注射吸毒者、罪犯、同性恋者等, 而这些人群通过其他干预手段往往很难接近, 同伴教育在提高目标人群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知识以及转变态度、行为方面发挥了十分有效的作用[39]。

根据不同的干预对象和设计要求, 同伴教育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常见的同伴教育方式有3类: (1) 健康教育指导者决定把目标人群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培训成为同伴教育者, 然后再由他们回到目标人群中去做宣传教育; (2) 目标人群自由讨论和交流信息观念, 由研究机构指定学习讨论过程中的组织者, 也可由目标人群自发组织, 选出在学习中出现的带头人; (3) 在各种场合下2个人和更多人之间自由地进行信息、观念和技能的分享与交流。可利用的同伴教育形式多种多样, 包括咨询、展览、发放教育手册、社区动员、聚会、政策倡导、角色扮演、演讲、录像/VCD、专题研讨等。

以上是针对CSW人群的一些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单一的干预措施对目标人群的作用不会很大;相反地, 将几种干预措施进行有机地结合能够起到加乘的效果。所以, 目前有很多工作都在朝着如何将某几种干预措施结合以增强干预的效果上。同时, 这一观点也符合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每年4—6月将钟山县桑拿洗浴、夜总会、卡拉OK厅/酒吧、洗脚屋、发廊及路边店小饭店等场所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女性作为监测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1)以工作场所及性交易服务价格将性服务场所分为3类:低档:价格50元以下,如乡镇路边店、小旅馆、出租屋、果园等。中档:价格50~150元,如洗脚屋、发廊、宾馆等。高档:价格在150元以上,如夜总会、星级宾馆、酒店、桑拿中心等。(2)进行摸底调查,钟山县暗娼每年估计数为200~300人,没有高档场所。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按照《国家级HIV综合监测点监测方案》要求,对低、中档场所内所有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安全套使用、接受相关服务等。调查对象答对6题及以上者为知晓艾滋病知识。

1.2.2 检测方法

采集血液标本检测HIV抗体(抗-HIV)、梅毒。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提供的哨点监测初筛和复核试剂进行检测。初筛阳性者进入复检程序,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时,即判定HIV抗体阳性,用于哨点监测结果的报告。

1.3 统计学分析

用国家哨点监测客户端软件专人录入,导出数据,用Excel 2003和SAS 9.1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档次暗娼的人口学特征、行为特征和HIV与梅毒感染特征的差异,采用Cochran 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不同档次暗娼的行为特征和HIV与梅毒感染特征随时间变化趋势。

2 结果

2.1 监测基本情况

2010—2015年共监测到1 377名暗娼,其中低档场所607人,占44.08%;中档场所770人,占55.92%。2010—2015年监测到的暗娼中低档暗娼构成比例由2010年的42.25%下降至2015年的32.73%,降低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3,P<0.05),见图1。

2.2 不同场所监测情况

2010—2015年监测的1 377名暗娼中,最小年龄16岁,最大年龄64岁,平均年龄(33.42±9.47)岁;汉族占85.91%,本地户籍占83.15%,已婚/同居占70.8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4.95%,在本地工作时间≥1 a的为36.75%,前1个工作地点在本市的占48.44%。与中档场所的暗娼相比,低档场所的暗娼年龄较大,汉族构成比例较大,本省户籍较多,文化程度较低,已婚/同居构成较高,在本地工作时间较长,前1个工作地点在本市的构成较高。见表1。

在所有监测到的暗娼中,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0.56%,最近1次与客人发生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87.36%,最近1个月内与客人发生商业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67.68%,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的比例为97.39%,梅毒感染率为15.03%,HIV感染率为1.96%,既往确认阳性占全部阳性的比例为29.63%。与中档暗娼相比,低档暗娼的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较低,最近1次和最近1个月内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最近1 a内接受过艾滋病检测的比例较低,梅毒感染率较高,HIV感染率较高,HIV新检测感染比例较高。见表1。

2.3 不同档次场所暗娼艾滋病相关特征变化趋势

2010—2015年,低档暗娼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在73%~95%之间波动,变化趋势不明显(P>0.05);中档暗娼的知晓率从61.11%提高到98.65%,明显提高(P<0.05);最近1次安全套使用比例,低档暗娼从44.30%提高到93.06%,中档暗娼从53.70%提高到99.32%,均明显提高(P<0.05);最近1个月内每次商业性行为时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低档暗娼在20%~60%之间波动,变化趋势不明显(P>0.05);中档暗娼从27.78%提高到97.97%,明显提高(P<0.05);接受艾滋病预防干预比例,低档暗娼从87.34%提高到100.00%,中档暗娼从85.19%提高到99.32%,均明显提高(P<0.05);最近1 a内接受过艾滋病检测比例,低档暗娼从24.05%提高到65.28%,中档暗娼从53.70%提高到75.68%,均明显提高(P<0.05);梅毒感染比例,低档暗娼从11.39%提高到38.89%,中档暗娼从3.70%提高到12.16%,均明显提高(P<0.05);HIV感染率,低档暗娼在1.56%~6.10%之间波动,中档暗娼在0~2.03%之间波动,变化趋势均不明显(P>0.05);HIV新检测感染比例,低档暗娼在1.56%~3.75%之间波动,中档暗娼在0~1.63%之间波动,变化趋势均不明显(P>0.05)。见表2、3。

注: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3 讨论

本调查显示,钟山县低档场所暗娼以广西人、30岁以上、已婚、小学及以下文化居多,流动性大,但与中档场所暗娼流动性相比,范围相对局限,与李斯斯等[3]报道的相似,较难干预,感染疾病风险性高,因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安全套使用率、最近1 a接受艾滋病检测比例均比中档场所暗娼低,HIV、梅毒感染率较中档场所暗娼高,与贺州市等地方报道[4,5,6]一致,而低档暗娼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当地的中老年男性,造成近年钟山县疫情以异性性传播为主,50岁以上老年人感染HIV比例较高的现象[7]。提示今后干预工作重点和难点是低档场所的暗娼。

钟山县暗娼干预工作从2011年起下沉至乡镇,增加面对面宣传机会,干预覆盖面扩大,低中档场所暗娼最近1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比例、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比例及最近1 a做过艾滋病检测比例在监测时间范围内均存在提高趋势,效果显著,与贺州市报道[4]一致。但是在同样干预情况下,中档场所暗娼在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最近1个月每次商业性行为时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均存在提高趋势,而低档场所暗娼变化趋势不明显,且监测人数呈减少趋势,与低档暗娼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难干预等有关。提示今后干预娱乐场所时,应根据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开展工作。

钟山县暗娼HIV和梅毒感染率分别为1.96%、15.03%,高于全国暗娼哨点监测[1](HIV感染率维持在1.00%以下)、广西暗娼综合监测[8](HIV感染率1.30%,梅毒感染率5.60%),与贵港市[5](HIV感染率1.99%,梅毒感染率11.13%)相近。随着干预服务的扩大,低中档场所暗娼HIV感染率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存在明显变化趋势,但是梅毒感染率低中档场所均存在提高趋势。低档暗娼梅毒感染阳性率从2010年的11.39%逐年增高,至2015年达到38.89%,显著高于贺州市(16.17%)[4]及广西(26.5%)[9]的感染率,与王千秋等[10]在海南、广东省3个城市调查的低档暗娼人群的梅毒感染率(40.7%)相近。与低档暗娼人群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安全套使用率低、流动性强、无固定的场所有关。同时,调查时发现,大部分暗娼在性病诊治时,大部分人选择自行购药或到偏僻小诊所治疗,以自我感观来判断疾病的存在,主动进行规范性诊疗率低。因此,在加强对暗娼干预的同时,应引导并加强性病的规范化治疗[11]。

调查数据显示,最近1 a做过艾滋病检测的比例只有63.54%,将近1/2的人最近1 a没有接受过艾滋病检测。由于艾滋病尚无有效疫苗预防,在控制艾滋病传播上,除了宣传干预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外,只有尽早发现传染源并管理,才能有效遏制传播。27例HIV抗体阳性病例中,8例为既往确认阳性,占29.63%,提示了阳性暗娼必须进行有效管理。加强监测检测,尽早发现传染源,并实施有效管理,乃今后工作重点。

注: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注: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了解广西钟山县不同档次场所暗娼人群的行为特征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与梅毒感染情况及其变化趋势,为分析艾滋病流行趋势及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按照《国家级HIV综合监测点监测方案》的要求,进行问卷调查并采血检测。全部结果录入国家哨点监测客户端软件后,采用Excel 2003和SAS 9.1软件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共监测1 337名暗娼,低档场所607人,占44.08%;中档场所770人,占55.92%。低中档场所暗娼在最近1次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比例、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及最近1 a内接受艾滋病检测比例均存在提高趋势(P<0.05)。中档场所暗娼在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最近1个月内商业性行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比例均存在提高趋势(P<0.05),低档场所暗娼不存在提高趋势(P<0.05)。HIV抗体阳性率为1.96%,8例为既往确认阳性,占29.63%;梅毒阳性率为15.03%。梅毒阳性率逐年升高,均存在升高趋势(P<0.05)。结论 钟山县低档暗娼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低,HIV、梅毒感染率高,是干预的重点人群;HIV抗体阳性患者在该地继续从事性服务比例大,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桥梁人群,应进行有效管理;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应引导并加强性病的规范化治疗。

关键词：暗娼,高危行为,艾滋病病毒,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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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4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广州市且时间大于6个月,年龄在15～60岁的广州户籍人口613人、流动人口258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广州市随机选取4个区,再在每个区内随机选取2个街道,在街道内选取871人进行问卷调查。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所用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就医行为两部分。其中,就医行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所患疾病严重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就诊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

1.2.3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 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x2检验或秩和检验对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就医行为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按α=0.05水准,所有的P值都采用双侧概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将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作为因变量,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个人平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及所患疾病严重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差异

本次研究共调查871人,其中广州市户籍人口613人(70.38%),流动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动人口较户籍人口年轻(P<0.001),流动人口30岁以下者占51.10%,户籍人口仅占23.70%。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动人口(P<0.001),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分别占39.97%和22.90%。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较流动人口长(P<0.001)、医疗保险参保率较流动人口高(P<0.001),但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优于户籍人口(P=0.004)。详见表1。

2.2 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的差异

流动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诊的比例高于户籍人口(P=0.024),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相比流动人口,户籍人口到医疗机构就医更为便捷(P=0.036)。尚不能认为两者对最近一次就诊医疗费用评价的差异(P=0.367)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P=0.055)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2。

2.3 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患病时更可能选择不去就医(OR=1.616)。认为就医费用贵(OR=1.928)、所患疾病更轻(OR=1.494)、自我健康评价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距离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保护因素(OR=0.452),相比距离医疗机构更远的居民,距离医疗机构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现患病未就诊。见表3。

3 讨 论

.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性别,主要表现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就医行为存在差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3.1 户籍类型与就医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诊,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高于2008年卫生部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38.2%)。单因素分析显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比户籍人口长,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61.24%)低于户籍人口(84.6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籍类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相关研究显示[7],由于外来人员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正确的健康观念,同时经济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医疗保险覆盖率低,故出现疾病症状而选择不去就医。所以应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卫生经费投入,提高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加强对流动人口卫生知识的宣传。

3.2 健康情况与就医行为

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所患疾病更轻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患病不就医,这和王敏[8]在中国城乡患者就医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一致。与健康状况较差者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休息及自服药等自我医疗方法[9],而没有及时采取更加合理的医疗方式,增加了健康风险[10]。同时,本研究发现,就医行为也和疾病的发生情况有关系,疾病病情更严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视,从而增加其就医的行为[8]。因此,应加强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形成合理的就医行为。

3.3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就医行为

本研究表明,认为医疗费用贵是居民就医的危险因素,更方便到达医疗机构是居民就医的保护因素。成都的一项调查显示,82.8%的居民认为门诊药品费用很贵或较贵,而且这种对费用贵的认识不分医疗项目、不分医院级别、不同地域[11]。同时就医不便利,也是很多居民在患病时不就医,选择自我医疗的重要原因[10]。有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率是居民就医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没有得出相同结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广州市居民的医疗保险覆盖率(77.73%)高于其他地区[11],随着新型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居民保险覆盖率的增大及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医疗保险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减小;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覆盖率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实际是通过医疗费用直接起作用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最终导致居民就医费用增高,具体表现为居民感到“看病贵”。所以应该提高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率和费用的可及性,切实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更好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

总之,针对研究发现就医过程中流动人口就医、居民就医意识以及就医距离和费用可及性等问题,政府应增加总体卫生费用的投入,尤其增加对流动人口卫生资源的配置,同时加强居民健康教育,使居民形成更合理的就医行为,最后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更好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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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5

关键词：在校大学生,艾滋病,高危性行为,认知及态度

据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联合对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进行的报告, 截至2011年底, 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PLHIV) 和艾滋病病人有78万人, 其中性传播者占63.9%[1]。2006年至2011年, 报告职业为学生的PLHIV占当年病例报告总数的比例从0.96%上升至1.64%。其中, 20~24岁年龄组所占比例从20.3%上升至49.0%[1]。可见我国艾滋病感染人群趋于年轻化, 其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比例呈上升态势。

近年来, 大学生的性观念开放, 对于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也趋于宽容, 且大学生处于性活跃期, 很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有研究表明, 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持明确赞成态度者占55.1%[2]。马瞧勤等[3]对浙江两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 已发生性行为的2 841名学生中, 63.3%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开始有性行为, 32.0%的学生在高中发生性行为, 3.8%和0.9%的学生分别在初中和小学发生。大学生如果缺乏相关的性知识和防护意识, 极易导致其成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人群。

因此, 了解大学生对于艾滋病与性传播知识的认知现状尤为重要。本研究即从该角度出发, 对大学生关于艾滋病与性传播的知识及态度进行了相关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自愿原则, 以河南省某高校学生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308份, 收回有效问卷288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93.5%。在288名被调查者中, 男生166人 (57.6%) , 女生122人 (42.4%) ;平均年龄为 (19.9±1.5) 岁;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分别有111人 (38.5%) 、85人 (29.5%) 、71人 (24.7%) 、21人 (7.3%) ;医学类、理工类、人文类专业学生分别有56人 (19.5%) , 183人 (63.5%) , 49人 (17.0%) ;汉族学生278人 (96.5%) , 其他民族学生10人 (3.5%) ;58人 (20.1%) 来自城市, 47人 (16.3%) 来自乡镇, 183人 (63.6%) 来自农村。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匿名答卷的形式开展调查。问卷参照国内同类研究的问卷内容, 结合大学生特点自行设计, 共3个部分: (1) 一般资料部分, 包括性别、生源地、民族、专业、年龄和年级。 (2) AIDS的认知部分, 包括艾滋病感染途径、不同性质和渠道的性行为与感染艾滋病的关系、安全套的使用方法、艾滋病知识的来源。 (3) AIDS的态度部分, 包括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对身边可能感染的同学的态度、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态度及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对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知识的意愿等。

1.2.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在艾滋病宣传活动现场进行, 分为室内和室外两次活动。室内活动在教室进行, 以“因为爱, 拥抱艾”为主题, 包括艾滋病基本知识讲座、相关视频资料播放、有奖抢答等内容;室外活动在校园举行, 以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为依托, 制作了与艾滋病相关的展板、健康教育知识卡片等。参与活动的两组学生, 在活动前和活动后分别到现场填写问卷。问卷填写由经过培训的学生做指导, 解答填写过程中的疑问, 并承诺保护个人隐私。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

1.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将回收的288份有效问卷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过程采用双人录入。一般资料采用 (±s) 、百分比、频数表示, 知识和态度部分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2 结果

2.1 对艾滋病一般知识的认知

大学生对于与艾滋病感染者一般接触和母婴传播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的知晓率分别为92.0%、89.2%;对于蚊虫叮咬、共用生活用具 (马桶、餐具等) 以及共用洗刷用具 (牙刷、剃须刀等) 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的知晓率分别为61.5%、80.2%、73.6%;76.7%的大学生了解感染HIV尚未检测出的时间里感染者具有感染性;86.1%的大学生知道HIV感染者不能从外表看出来;80.9%的大学生认为开始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依旧具有传染性。

2.2 对艾滋病性传播知识的认知 (见表1)

表1显示, 大学生对艾滋病性传播知识的认知不高, 其中对于男、女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认知存在较大误区;对于性行为前饮酒或服用兴奋剂可增加感染几率的认知率不到50%。

2.3 对安全套使用方法的认知 (见表2)

表2显示, 大学生对于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存在误区。其中对于在使用安全套前, 是否应该吹气检测其有无破损的问题认知率偏低。

2.4 对艾滋病与性相关问题的态度 (见表3)

表3显示,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关注度不高, 但对艾滋病感染者持同情态度者的比例较高, 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接触的比例较低, 对大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持支持态度者居多, 这是艾滋病经性传播比例增高的主要因素。

2.5 大学生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

大学生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有:通过广播电视 (68.4%) 、通过书刊报纸 (61.5%) 、通过互联网 (56.9%) , 还有校园宣传 (48.3%) 和街头公益广告 (46.2%) 。

2.6 大学生对性教育和性知识的需求情况 (见表4)

表4显示, 90.3%的大学生认为大学有必要设置性教育课程, 对性教育内容的需求多集中在性心理、性生理、处理恋爱关系、预防艾滋病等条目上。

3 讨论

3.1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关注度不高, 对性知识与艾滋病的认知不深

在调查现场与参与者沟通的过程中, 参与者表示“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自己不会跟艾滋病扯上关系”, 被问及其是否知道大学生中有通过高危性行为感染HIV病毒的人, 且感染比例呈上升趋势时, 大部分人表示不了解。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主观关注度不高, 只有22.9%的人会主动关注相关信息。

大学生对于艾滋病性传播知识的认知情况反映出其该方面知识知晓率低。其中对于男、女同性性行为的感染几率大小的认知情况呈现出较大的反差, 对男女在性行为中易感程度的认知存在误区, 说明大学生对与性相关的艾滋病的感染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概念;对于与患有性病者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是否更易感染艾滋病的问题, 回答正确率较余飞颖等[4的研究结果 (58.7%) 高;对于女性在性行为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于男性的正确率较陈丹等[5]的研究结果 (52.9%) 低。

3.2 大学生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信念与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34人 (81.3%) 同情艾滋病病人, 表示应帮助他们;但愿意与之一般接触者只有182人 (63.2%) ;愿意和感染者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只有47人。这说明大学生在艾滋病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且不能以正确的认知指导行为, 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若要从根本上促使行为的改变, 需要使其亲身感受或经历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 真正与艾滋病感染者进行“交流”, 才能通过共情达到更好的效果。

3.3 大学生对性问题关注度高, 对公开谈论“性”话题敏感

大学生对性教育和性相关知识的需求情况说明大学生对性问题的关注度高, 这与社会对性话题的传统保守及大学生生理心理的发展有关。但也有部分参与者口头反映, 在大学校园谈论“性问题”过于敏感, 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一方面, 大学生处于特殊生理期, 对性有懵懂的向往;另一方面, 整个社会的观念不允许公开谈论“性问题”, 这就导致大学生寻求黄色信息资源, 不能正确认识性与艾滋病及性病的关系, 导致其容易被黄色信息误导。同时, 大学生对于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存在误区, 其中对于在使用安全套前, 是否应该吹气检测其有无破损的问题正确率低。

3.4 艾滋病知识的获取途径缺乏吸引力

调查显示, 大学生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广播电视 (68.4%) 、书刊报纸 (61.5%) 和互联网 (56.9%) , 与陈远寿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获得艾滋病知识的途径来自教师讲授、医院宣讲和专题讲座以及同伴、同学的比例较少, 说明大学校园里艾滋病的知识宣传还没有普及, 缺乏系统、稳定、新颖、有效的宣传体系, 医院对于该病的宣传力度也有待加强。只有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 方能扩大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影响力和可信度, 从而降低艾滋病感染率。

4 对策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对于有关性行为与艾滋病传播关系知识的了解相对缺乏或存在误区。说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处于初级阶段, 应加强宣传知识的深度和针对性。

4.1 建立有效宣传途径, 正确认识艾滋病

大学生对待艾滋病病人在信念与行为上的差异说明, 虽然其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认识处于高水平, 但在行动上还是由于恐惧等原因存在一定的歧视。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对于艾滋病的认知停留在文字说教和宣讲阶段, 不能实际感知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真实情况, 对于改变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艾滋病知识的需求, 只有39.2%的人想了解暴露后如何防护, 可能是由于大学生觉得自己不会接触到艾滋病病人或者感染者, 主观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建议将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每个人的生活和学习紧密结合, 例如请公开身份的大学生感染者到学校进行演讲, 开展定期的知识讲座、案例讨论、视频播放等多途径宣教活动, 加入同伴教育[7,8]等有利形式, 利用共情改变大学生的态度, 促进其行为发生转变, 不要只停留于形式化的一般知识宣传。

4.2 建立科学的性知识教育系统

大学生的性观念开放和对性充满向往, 又不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及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 这些因素都将增加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此, 有必要对大学生普及性生理及心理知识。此外, 社会对性知识的敏感和回避也会增加大学生对于性的好奇, 而又不能通过正确的渠道获得科学系统的知识, 容易导致大学生选择浏览黄色信息。所以, 在高校普及系统科学的性知识和艾滋病、性病等知识,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4.3 在各高校建立宣传艾滋病知识的树状层次分级系统

大学校园相对开放、人群集中, 不同院系和专业分层明确, 医学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学生对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和认知呈现明显差异[2,9,10], 这就导致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呈现不同的断面差距。因此, 建议在高校建立树状层次分级系统, 在各个院系建立主旨明确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宣传组织, 根据不同的需要定期在各院系普及相关知识 (包括性知识) , 通过不同形式在增加艾滋病知识趣味性的同时, 收到深入人心的宣传效果。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世界人民的公共卫生疾病。虽然目前在大学校园里, 每年都会在艾滋病日举办主题活动以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 但由于流于形式和宣传内容的陈旧以及传统观念的约束,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仍只限于基本的传播途径等常识。本调查从性传播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 以期了解当前大学生对性与艾滋病的认知和态度。但由于本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少, 使艾滋病与性传播知识的普及受到一定限制。建议增加样本量, 联合校园防艾社团和红丝带社团等学生团体组织, 征集志愿者, 有层次、有组织地开展系统调查, 并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 以降低在校大学生的艾滋病感染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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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远寿, 秦伟, 罗孝美, 等.遵义市大学生艾滋病和性相关行为认知态度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 2011, 38 (4) :661-666.

[3]马瞧勤, 丛黎明, 余飞颖, 等.浙江省某市大学生艾滋病性病相关性行为描述性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05, 6 (5) :411-414.

[4]余飞颖, 许国章, 马瞧勤, 等.大学生性知识和性行为调查分析[J].疾病监测, 2005, 20 (12)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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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及高危行为 篇6

关键词：健康教育程序,艾滋病,高危性行为,认知干预

健康教育程序由5个步骤组成, 即评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教育程序主要以评估被教育对象的学习需要来制订计划, 实施对被教育者的宣教, 最后以其行为和态度的改变来评估教育效果。我们在高校艾滋病性传播知识及态度研究中应用健康教育程序,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现介绍如下。

1 高校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侧重点

艾滋病是严重威胁世界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 我国艾滋病感染人群趋于年轻化, 其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比例呈上升趋势[1]。大学生正处于性行为活跃期, 且性态度开放, 容易受到艾滋病的侵害, 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2]。通过查阅有关大学校园内艾滋病知识及态度干预的相关研究, 我们发现, 大部分研究以被研究对象对艾滋病的知信行相关现状为主要内容, 部分涉及性传播相关知识。此外, 大学生处于进入社会的“分水岭”阶段, 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较高。基于此, 我们针对大学生性心理和性生理现状[2,3,4,5], 决定以艾滋病性传播途径及高危性行为相关知识为主要研究、宣传内容, 对大学生性行为而导致艾滋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从而促使大学生正确认识性问题。

2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中存在的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危机意识欠缺, 对性传播的风险认识不足[6,7], 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7,8], 可见大学生对性行为导致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缺乏。陈远寿、陈沄渟以及kihara M等人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有在高校开展艾滋病和更多性相关知识健康教育的需求[6,9,10]。因此, 大学生存在的问题是艾滋病相关知识缺乏。

3 提高大学生对艾滋病及高危性行为的认识

3.1 教育目标

通过多种形式的健康知识教育, 使大学生正确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非传播途径, 掌握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 清楚性行为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容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因素, 能够对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持有正确的态度。

3.2 教育内容

内容包括艾滋病危害人体的机制及其传播途径与非传播途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的区别, 我国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及患者分布现状, 河南的艾滋病感染现状, 导致艾滋病肆虐的最主要感染途径, 大学生与艾滋病的关系和潜在危险, 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 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

3.3 教育方法

通过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健康讲座, 结合有奖竞答、知识手册、宣传板报、案例专访视频、相关影视作品、现场答疑等对大学生进行教育。

3.4 教育工具

采用匿名问卷的形式开展认知调查。问卷参照国内同类研究的问卷内容, 结合大学生特点自行设计。问卷包括3部分: (1)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民族、生源地以及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的时间。 (2) 艾滋病相关知识, 此部分包括24个条目, 其中艾滋病基本知识占11个条目, 艾滋病传播途径占5个条目, 安全套使用知识占8个条目, 每个条目答对得3分, 选择不清楚得2分, 答错得1分。得分为0~72分, 得分越高, 表示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越好。 (3) 艾滋病一般态度, 此部分包括11个条目, 其中对艾滋病的接受情况占4个条目, 每个条目选择正面态度得3分, 中立态度得2分, 负面态度得1分。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占7个条目, 每个条目选择积极态度得1分, 消极态度得0分。此部分得分为0~19分, 得分越高, 表示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态度越积极。

3.5 评价方式

在健康教育前后发放问卷并回收, 利用SPSS软件将结果录入数据库, 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 对比教育前后得分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此外, 鼓励参与者对教育过程和工具进行主观评价, 从而间接了解教育效果。

4 实施教育计划和过程

4.1 前期准备

查阅文献, 自行设计问卷;查找资料制作健康教育讲座课件;制作健康教育过程中需要的知识展板和宣传画报;联系艾滋病防疫站获取相关健康知识手册;搜集影视视频等相关资料;制作海报和邀请卡片并在本次调查的高校张贴。

4.2 现场实施与结果录入

通过具体明确的分工, 按照计划进行实施, 活动结束后将教育前后问卷数据录入SPSS软件数据库。共发放问卷308份, 收回300份, 全程参与者共有204人, 即教育前后均填写问卷者204人。其中男生111人 (54.4%) , 女生93人 (45.6%) , 平均年龄为 (19.9±1.5) 岁;医学类、理工类、人文类专业学生分别有47人 (23.1%) , 128人 (62.7%) , 29人 (14.2%) ;汉族学生198人 (97.1%) , 其他民族学生6人 (2.9%) ;45人 (22.1%) 来自城市, 31人 (15.2%) 来自乡镇, 128人 (62.7%) 来自农村。

5 对教育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

5.1 问卷结果 (见表1)

表1显示, 经过健康教育, 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和对艾滋病传播途径及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得分有明显提高, 教育前后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于改善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方面, 教育前后没有明显变化 (P>0.05) 。

5.2 大学生对教育过程和工具的主观态度

共有150人表明了自己的主观态度。其中120人表示, 参与该过程了解了很多关于艾滋病方面的知识, 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注意性行为的安全;这种氛围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 帮助并关爱他人, 珍爱自己;内容大胆, 形式新颖, 希望以后定期举办类似活动;认为艾滋病的知识宣传很重要, 希望以后大力普及。另有30人对教育过程提出了建议, 希望能够增大宣传力度, 扩充宣传内容, 增加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现状和如何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等相关知识;问卷问题设置偏多, 希望精简问题。也有个别大学生表示性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很有必要, 但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进行会泄露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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