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期的成立要件

服务期的成立要件（精选5篇）

服务期的成立要件 篇1

究竟何为表见代理, 我们通过对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进行分析, 可以更加明晰地提出表见代理的概念。关于表见代理的特殊构成要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人无代理权

这里所说的行为人无代理权是指在行为人与第三人为一定民事行为的同时不存在本人授予的代理权, 这时既可能是自始没有代理权, 也可能是超越代理权, 或者是在代理权终止后还继续行使。当然,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虽然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但是本人对行为人代理权授予的内容并不明确, 如果代理人因此逾越了权限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民事行为, 此时, 在理论上仍属于表见代理。因为代理权的授予是本人的权利, 权限到底有多大是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内部约定, 作为交易对方的第三人很难了解, 所以, 只要第三人是善意无过失的, 即可构成表见代理。

二、客观上须有使第三人信任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

这是在客观层面对表见代理的要求, 这里能使第三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主要是指行为人持有本人出具的授权凭证或证明文件, 如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 或者有本人向第三人所作的授予行为人代理权的通知或者公告等, 具体分析这些理由是否足以构成第三人的信任, 还需法官或者仲裁员以一个理性人的标准根据具体的情形而定。[1]

三、主观上, 第三人是善意且无过失的, 而本人存在过失

第三人在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所谓善意, 是指第三人在与行为人为一定民事行为时不知行为人无代理权, 如果第三人主观上是恶意的, 即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仍与其实施一定的民事行为, 甚至第三人与行为人串通损害本人的利益, 这样就不构成表见代理, 因为第三人的利益此时就没有保护的必要,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谓无过失, 是指第三人不存在主观过错, 他已经尽了正常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并且进行了必要的审查程序。这里提到的审查程序包括书面审查和必要的实质审查, 书面审查就是对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真实合法性进行表面的核实;实质审查就是通过电子通讯手段与本人进行代理权授予情况的核对, 这种实质审查在日后的经济交往中也许会更加广泛的使用, 以防止出现狭义的无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2]

本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失, 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众说纷纭。学理上有两种不同主张, 其一为“单一要件说”, 即第三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是善意且无过失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唯一特殊要件;其二为“双重要件说”, 这种主张认为, 成立表见代理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本人因自己的过失使第三人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和第三人是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3]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从上述其他国家的立法例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代表的德国和日本,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承认表见代理制度, 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 但是对本人的主观状态却没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本人过失也同样没有进行规定, 这是否是立法上的缺陷?从法律实践来看, 表见代理的成立往往离不开本人的过失, 如公章、空白合同书保管不严密, 使用不受限制。如果本人并不知行为人与第三人的行为, 却要为成立表见代理而负责, 一旦成立了表见代理, 即产生了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后果, 本人不但要承担相应的履行义务, 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违约或者侵权责任, 这对本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的损失, 甚至还存在信誉的降低, 经济市场, 无信不立, 这对本人的危害可谓重大。如果采取单一要件说的话, 就只维护了第三人的利益而忽视了无过失的本人的利益, 这对本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所以, 笔者认为本人的过失是成立表见代理必不可少的要件。[4]

四、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有效的民事行为

表见代理应具备民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 包括行为人需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不得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等。《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 若代理行为内容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 那么代理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

关于表见代理的概念, 学者们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以上对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分析, 可以很明确地提出笔者对表见代理的定义, 即表见代理是指由于本人的过失, 使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之为一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而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由本人承担的一种无权代理。[5]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 繁忙的商业贸易使民事主体在经济交易中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 代理制度由此应运而生。代理制度的产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表见代理就是这些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对表见代理的概念与成立要件进行详细的分析, 以更好的明确表见代理制度的内涵。

关键词：表见代理,概念,成立要件

参考文献

[1]苟军年, 何恩光.表见代理及其适用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 2004, 3:143.

[2]张振芝, 任秀敏.对表见代理性质与构成要件的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 2002, 4:278-279.

[3]张继文.表见代理之构成刍议[J].当代法学, 2002, 2:53.

[4]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71-173.

[5]吕蕙.论表见代理[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2:57.

服务期的成立要件 篇2

关键词：婚姻成立；形式要件；演变；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3

一、清末时期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分析

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发端于清末修律，主要体现在《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民律草案》中。因西方法律制度的引进及固有法与新生观念的矛盾加深，清末婚姻伦理思想发生了变革，从而推动了婚姻立法与婚姻习俗的改革，但形式上的改革并未湮灭传统婚姻制度。况且，清末新修律法在当时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因而了解清末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除认知修订法外，还需认知与理解传统立法与民间习惯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就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六礼”为订立婚约及成婚的主要构成要件。《诗经·南山》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体现了宗法制下的父权家长制；《诗经·南山》又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合”，“媒氏”即掌管婚配事宜之官；“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男方一般以雁为彩礼向女方求婚，纳征即聘财，亲迎即男方迎娶女方到男家举行婚姻仪式，共同构成整个仪式婚的必备程序。秦简《法律答问》记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1]婚姻成立似乎还需登记，方为合法，但后世却未有强制性登记的规定，即使存在类似登记备官的规定，多出于管理户籍的考虑，不影响婚姻的成立。汉代始引经注律，崇尚儒家学说，在婚嫁中普遍承认与遵守“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匪媒不得”的儒家之仪与准则；[2]据《白虎通德伦·嫁娶》载，《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彩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六礼”之仪基本被沿袭。到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中有关婚姻仪式或形式要件的规定逐渐完备，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六礼”的传统观念被贯彻外，唐律还明确与完善了婚约制度，《唐律疏议·户婚律》“诸许嫁女”条规定：“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报婚书或收受聘财，婚约即成立；达成婚约是婚姻成立的前置要件，男家违约，失去聘财，但不为犯罪，女家违约，视为犯罪，科以刑罚，婚约无法实现还应归还聘财。这里的责任承担者主要为主婚人（家长）或媒人，说明婚姻的成立不仅牵涉个人的声誉，更关涉两个家的利益分配问题。后世基本沿袭了唐律的相关规定，清代也不例外，在婚姻成立的形式要求上仅是略微不同，如据《大清律例》卷10《户婚·婚姻》“男女婚姻”条记载，婚书或聘财是订立婚约的必备条件，且婚约不得翻悔，违者男女方均应受罚；婚礼包括亲迎亲迎、合卺、庙见、觐见等一系列仪式，各循其礼，不得违背。总体而言，传统婚姻的成立以订婚为前提，且必须具备一定的仪式条件，构成礼制传统的一种重要外在形式；自传统法儒家化后，家国同构，德治、礼治置于优先地位，仪式婚则成为礼制下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民间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在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上，传统立法与传统观念基本一致，延续至清末，《大清现行刑律》中仍有强化婚约效力的特征。但自《大清民律草案》修订开始，则有改变固有婚姻立法的倾向。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其第1339条规定采登记制，即“婚姻从呈报于户籍吏，而生效力”，这与传统中国的仪式婚制度大相径庭。但登记制的实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当婚姻当事人违反结婚实质要件时，户籍吏不得受理其呈报，而实质要件又包括年龄限制、“父母允许”及五种禁止性规定，颇有传统立法的意味。虽然父母的主婚权改为父母的允许权，子女获得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包办婚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也说明尊长的特权及固有法仍未被根本取代。因而，立法本身虽具有变革性，但也不乏妥协性，礼、法并行的传统显然是不易被打破的。

二、北洋政府时期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分析

北洋政府时期的婚姻立法载体是《民国民律草案》，其中包括婚姻成立的要件，即其第1107条规定：“婚姻须呈报户籍吏登记后发生效力。“但该法并未颁行，但仍具有参考意义，在1926年以后曾作为条理被各级审判机关所援用。在婚姻司法实践中，这一时期主要援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含《大清现行刑律》及其附例中有关民事规则部分，以及前清户部则例中有关民事规则部分）、习惯法、条理和大理院司法判例。婚姻成立的规定，仍主要引用固有民法中视订婚为婚姻成立之前置要件的传统，1913年上字第215号判决明确订婚之形式要件为“有婚书，即谓有媒妁通报写立者，无论报官有案或仅系私约皆可”或“有聘财”。《民国民事草案》在大理院判解的基础上，将订婚的内容和仪式进一步简化，其亲属编第38条规定，“订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对于婚约的效力，大理院沿袭固有法予以确认，其三年上字第838号判例在引用《大清现行刑律》后指出：“女子已与人定婚而再许他人，无论已未成婚及后娶者知情与否应归前夫。”对于特殊情形，则不再坚持婚约的强制效力，而规定因悔婚发生损害的应由悔婚人赔偿。[3]另外，对于家长、尊长的主婚权，大理院折中固有法与西方民法，尊重与限制并行，而实际《民国民律草案》并未规定。由此，北洋政府时期的婚姻立法仍具有保守型，深受传统伦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有关大理院的司法判则起着变革婚姻立法的作用。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立法以《中华民国民法》（以下简称为《民法》）亲属编“婚姻”部分为载体，包括婚约、结婚等内容。其中，传统婚约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婚约与结婚被视为各自独立的要件，即婚姻成立不再以婚约为前提，且婚约由婚姻当事人双方自主订立，不受他人干涉与强迫（《民法》第972条规定：“婚约，应有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父母代订婚约，自属无效。[4]与传统法及婚姻习俗相比，婚姻所承载的“家”的功能开始减退。但婚约仍具有法律效力，《民法》第976条还列举了解除婚约的例外情形，并补充规定无过错方有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

而对于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民法》仍采取仪式婚主义，只是形式要相对简化，据第982条规定，须举行公开仪式，并有二人以上的证人，婚姻即有效成立；司法院二十二年院字第859号解释指出，证人虽不必载明于婚书，但必须当时在场亲见，并愿负证明责任；司法院二十二年院字第995号解释指出，结婚固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证人，但仪式及证人身份如何，法律本无限定，若于除夕日举行拜祖或其他公开之仪式，并有家族或其他三人以上在场，可为证人；司法院二十六年院字第1702号解释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证婚要求。实际上，司法院解释的内容多与传统婚姻仪式相称，均要求具有明确的公开性。但实际的婚姻成立仪式并不局限于有关解释，且因当时婚姻自由观念尚未普及，由父母安排婚姻的实例仍占据相当的比例。据有学者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民间婚约的订立仍多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旧制，并认其为婚姻成立的必要程序；而自唐代以后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婚书与受聘财，仍旧作为婚姻成立的关键礼仪，并未偏废，成婚之仪更是作为一种传统观念保留了下来。[5]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意旨与民间婚俗呈现出明显的错位。

四、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分析

（一）回顾：解放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婚姻立法几乎颠覆了此前延续几千年的婚姻制度，对于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而言，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颁行起即确立为单一登记制，前提同样是符合法定实质条件。而类似的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就有规定，实际上是在照搬前苏联婚姻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传统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如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妇女问题草案》中规定，婚姻须取得女子之同意，反对买卖婚姻，取消聘金制，聘金制的取消主要与防止混淆订婚与婚姻买卖有关；1931年7月通过的《鄂豫皖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案》中规定，父母所代订之婚约，在法律上一概无效，符合年龄要求的男女双方自愿结婚者，准其登记，体现了婚姻自由原则，并明确了婚姻登记制；1939年1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2章中规定，男女结婚须双方自愿及有二人之证婚，并向当地乡、市政府请求登记领取结婚证，实际是将登记与公开的证婚并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1944年3月通过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中增加订婚专条，规定已订婚男女在结婚之前如一方不同意者，可向政府提出解除婚约，双方应退还互送之订婚礼物，并删去结婚须有“二人之证婚”的规定，说明婚约可解除，并非结婚的必备条件，但婚姻登记等须接受政府的监督；1946年4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明确了结婚及解除婚姻的程序，再次体现了订婚的自愿性及婚姻自由原则。[6]综上，解放区婚姻立法并未禁止婚约，而是在婚约自愿、自由的原则下，完善了对婚约的保护机制；而为区分买卖婚，实际上并不鼓励采聘财制；另外，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基本确立下来，婚姻的成立并不要求公开，仪式制不再是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

（二）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婚姻立法经历了不断修改与完善的过程，依次包括1950年、1980年与2001年的《婚姻法》，1955年、1980年、1986年的《婚姻登记办法》与1994年的《婚姻登记暂行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首先，1950年与1980年《婚姻法》及现行《婚姻法》均未规定婚约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及政策与法律的精神来处理有关于婚约的问题。[7]整体而言，婚约不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是否订婚听由当事人自愿；婚约（订婚）不是民事法律事实，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订立的婚约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强制依婚约缔结婚姻则违背婚姻自由原则；关于婚约存续期间财物纠纷问题，一般按照赠与关系处理。这实质是兼顾情理与法理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不能忽略婚俗当中不乏因订婚而给付彩礼的现象。

其次，依照婚姻法规定，登记是婚姻成立的唯一形式要件，现行《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其中，“符合本法规定”是指符合婚姻自由原则，且不具有重婚及法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允许补办结婚登记，说明实际中存在未予以登记的情形，登记前其婚姻效力或不为法律承认。关于后者，实际上主要指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仪式婚风俗，因传统风俗习惯常以摆婚宴酒席的时间作为婚姻成立的时间，而立法又不能无视这种现象，因而现实法做出了妥协。但即便如此，现实中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未补办婚姻登记的事例仍不少见，以至于立法不得不予以重视。

最后，需要提到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即事实婚姻问题，这是在谈及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时不能忽略的话题；而从立法对其转变的态度来看，更能发现婚姻立法中存在的难题及现行婚姻法中存在的问题。事实婚姻的外延较为广泛，未予以登记的仪式婚就常以事实婚为立足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国家对于事实婚姻的态度有所差异，如德国采婚姻时效取得制度，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英国则采取不承认原则。大陆婚姻法对事实婚姻的态度不一而论：其一，1950年《婚姻法》虽确立了结婚登记制度，但考虑到传统习俗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最终通过立法与司法解释确立对“符合婚姻成立实质要件，仅欠缺结婚登记的事实婚”采承认主义，同时对当事人予以批评教育，使其认识到不登记结婚的违法性。[8]；其二，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第1、2条的规定，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以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的施行为界，区别对待：当事人在此之前起诉的，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当事人在此之后起诉的，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后者以“同居时”作为判断双方是否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标准显然更为严格，实际上限缩了事实婚姻的认定范围，以引导当事人积极进行婚姻登记；换言之，该“若干意见”的旨意是最终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据其第3条规定，自民政部新的登记管理条例（实为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理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其三，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施行，但直至2001年修订《婚姻法》，并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释（一）”）后，立法对事实婚姻的要求才有所放宽，采取相对承认主义，这大概是因为之前的立法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而不被承认的“事实婚姻”仍旧存在。自此，原则上1994年2月1日后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补办结婚登记的，其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起计算。从客观效果而言，双方当事人在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至补办登记这一期间，尽管欠缺法定形式要件，立法实际上是将其视为事实婚姻对待的，只是并不产生法律效力。

另外，鉴于民间素有仪式婚传统，《婚姻法》解释（一）还作出了特别规定，即直接认定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以前，男女双方已符合结婚实质条件，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为事实婚姻。从婚姻法的演变来看，对事实婚姻的态度始终较为明确，已基本形成统一认知，即事实婚姻是指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双方当事人未经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9]但事实婚姻仍属于一种特殊的婚姻现象，主要是由于仪式婚的传统影响至深所致。在社会意义上，举行仪式是结婚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可能未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按照习俗举行过结婚仪式，并得到公众的认可，现时婚姻法的相对承认也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妥协。

（三）一点反思。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婚约聘礼制等已经不再是婚姻成立的构成要件，但其承载的礼制传统并未消失殆尽，聘婚制、仪式婚传统实质上被不同形式地保留了下来，在民间仍旧被广泛地采用，因而立法必须予以考量，不能一味地否定。因而，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并非登记制所能全面涵盖的，但为统一管理婚姻秩序又必须做出规整，在必要时做出一定的调整机制。诸如，1994年2月1日后尚未登记但已举办仪式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彩礼纠纷问题，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之前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依照法理，“支付彩礼”的性质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原则上赠与人不得请求返还已支付的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释（二）”）于2004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后，关于这一问题似乎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该解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婚姻法》解释（二）的出台主要应归因于几千年来的婚嫁风俗，聘礼、纳彩作为婚姻成立的附属条件仍是当代人的一种观念，尤其在农村地区，结婚给付彩礼的现象比较普遍，且经常发生于婚姻登记之前，但因此也给许多家庭造成了较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于当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时，对彩礼返还与否则存在不少争议。而《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的目的就在于对涉及彩礼的纠纷提出解决方案，以对社会产生指引作用，确立健康、和谐的婚姻观。但本条解释对于彩礼性质的认定，当事人的过错，同居生活的持续时间，及解除婚姻的原因等并未予以明确，显然过于粗略，因此在实践中仍须具体考虑案情，才能有效解决婚俗与现行法之间的矛盾。就如前文已提到的未经登记但已举办婚礼的情形来看，适用本条解释中的第一种情形，婚姻双方实为同居关系，且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彩礼或已用于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女方也已履行相当于结婚的义务，如无条件地要求其返还彩礼则有失公平，因此在考量彩礼返还与否及返还的数额时，应予以全面把握，具体分析。

总之，即使立法已明确规定了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但有无订立婚约、支付彩礼、举行婚仪等婚俗形式仍在现实观念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因此，在认定婚姻的效力、处理彩礼返还等问题时，必须兼顾立法与婚俗，建立适当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平衡个体利益、家庭共同利益和社会利益。

五、结语

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之所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主要在于婚姻伦理思想的不同，从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六礼”的仪式制传统，逐渐到登记制在现代社会的确立，实际上是宗法制度、家族本位被个人利益与社会本位取代的过程。婚姻伦理思想的变革，不仅推动着婚姻成立之形式要件的变革，还推动着近代以来的整个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而后两者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革新的婚姻立法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婚俗改革，而婚俗改革是较为缓慢的过程，但仍为婚姻立法的实施奠定了观念基础与社会基础。质的变革已经完成，但婚姻立法与婚姻习俗之间并不吻合，且这种现象将会一直存在，从当代婚姻登记制存在的问题即可见一斑：立法具有确定性与滞后性，习俗则具有变化性，二者之间的协调有赖于立法的科学性与司法的灵活性。

注释：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2][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2页。

[3]转引自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4]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5]参见里赞：《民国婚姻诉讼中的民间习惯：以新繁县司法档案中的定婚案件为据》，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民法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8—1309页、1315页、1317页、1319页。

[7]参见陈苇主编：《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8]参见但淑华：《我国非婚同居的二元法律规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9]参见但淑华：《我国非婚同居的二元法律规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浅谈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实质要件 篇3

从实践来看, 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 就是要使合同生效, 产生约束力, 从而实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 如果合同不能生效, 则合同等于一纸空文, 当事人也就不能实现订约目的。如果当事人依据法律的规定订立合同, 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规定, 则这些合同一旦成立便能生效。《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但也有例外, 如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需经批准和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 必须经过批准和登记。因此, 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合同就生效,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合同成立与生效判断标准不同。合同成立与否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已经存在, 以及合同行为与事实行为、侵权行为之间的区别。而生效与否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 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可的效力。也就是说此合同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精神, 依合同生效之规则所作出的判断为价值评价性判断: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合同成立与生效作用阶段不同。合同成立标志着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协议, 合同内容所反映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明确。而合同生效表明合同已获得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 以实现缔约目的。简单地说, 合同的成立标志着合同订立阶段的结束, 合同的生效则表明合同履行阶段即将开始, 它是合同履行的前提, 又是合同履行的依据。

3) 合同成立与生效构成条件不同。合同成立的条件包括:订约主体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至于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则在所不问, 它着重强调合同的外在形式所表现。而合同生效的条件主要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符合法定形式。

4)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约束力不同。合同的成立是当事人的合意, 也即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意的标志是承诺人对要约作出承诺。即承诺的意思表示到达要约人支配的范围内时生效。除非要约人和承诺人另有约定。承诺生效, 合同也告成立。合同生效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 但这种法律效力与合同成立的法律效力不同。合同成立的法律约束力是要约人不得撤回要约, 承诺人不得撤回承诺。但要约人与承诺人的权利义务仍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成立的合同确定无效, 或被撤销, 合同虽已成立, 但其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而合同生效的法律约束力则不同, 生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肯定性评价, 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义务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 必须按合同履行。

5)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责任形式不同。合同的成立, 如果当事人要承担的责任就是缔约过失责任, 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 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损失, 则应承担民事责任。而合同的生效, 如果当事人要承担的责任就是违约责任, 也称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 是指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而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及适用定金罚则等。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合同法, 意思表示的一致几乎是合同成立的唯一的要件, 但在实践中, 仅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尚不能成立合同, 还需有物的交付或履行特定的法律形式。对一些合同, 需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合同法将其规定为生效要件, 而非成立要件。与此同时, 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在末尾往往都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效”条款:“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签字或盖章都是法定的当事人进行意思表示的具体方式, 双方签字或盖章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 此时当然的法律效果即为合同的成立, 而除特殊情况外, 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 因而, 当事人没有此项约定, 合同也肯定是自双方签字或盖章时起生效。因此, 合同的生效条款只有在约定有特别生效要件时才具有实际意义, 如约定“本合同自公证后生效”或“本合同以交付标的物生效”等, 而“签字或盖章”是法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无需当事人的特别约定。

参考文献

[1]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服务期的成立要件 篇4

目前的市场经济是注重效率的, 在不能及时得到公力救助的情况下, 留置权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我国《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对留置权及其适用有了规定, 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对留置权进行了很大的改变, 这要求我们对留置权制度进行新的认识和研究。

一、比较法上的留置权

从近代民法以来, 留置权有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之分别。民事留置权, 起源于罗马法的恶意抗辩, 并无物权的效力[1]。商事留置权, 其萌芽较民事留置权为晚, 大约发源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习惯法。是指商事主体在双方商事行为的场合下, 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 留置债务人所有之物或有价证券的权利。

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实际上不同于起源时的分别。现代的民事留置权指的是民法上的留置权, 商事留置权则指的是现代各国商法中关于留置权的规定。这种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都是因债权而产生[2]。

(一) 民事留置权中的牵连关系的学说与立法

1. 债权与债权有牵连关系说

债权与债权有牵连关系, 债权人占有债务人的物能否构成留置权, 取决于债权人的债权与相对人物的返还请求权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

德国民法将留置权规定于民法典债权总则中, 《德国民法典》第273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基于与作为其义务发生根据同一的法律关系, 对债权人享有到期的请求权的, 除债务关系另有规定外, 可以在其应得的给付履行前, 拒绝负担的给付。”此拒绝给付权, 即为留置权。这里“法律上的关系”, 德国的学者大多解释为生活关系的同一, 即两请求权虽依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 如果两种法律关系依其目的、当事人的意思或交易观念可从经济上加以一体观察, 也可认为有牵连关系[3]。

2. 债权与标的物有牵连关系说

债权与标的物有牵连关系, 债权人的债权与其占有的物之间有牵连时, 才可成立留置权。

瑞士采用民商合一体制, 统一在民法中规定民事与商事留置权, 《瑞士民法典》将留置权列入第四编物权法之第二十三章动产担保中, 其895条第1款规定:“债权已到期, 按性质该债权与留置的标的物有关联时, 债权人在受清偿前, 得留置经债务人同意由债权人占有的财产或有价证券。”[4]瑞士民法上的留置权强调留置物与债权有关联。

(二) 商事留置权的立法

商事留置权是指商人间因营业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债权人于其债权未受清偿前, 就所占有的债务人的物得行使留置权。为促进商业发展, 排除因为商业交易频繁而造成牵连关系举证困难, 立法例对于商人之间因为商业而发生的留置权相当宽松。如《日本商法典》第521条规定了商人间的留置权:“在商人间, 因其双方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债权, 在清偿期中, 到债权人得到偿还为止, 可将其与债务人之间因商行为已由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的所有物或有价证券留置。”[5]《德国商法典》第369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其规定商人留置权的前提条件为:首先为商人身份, 标的物为动产与有价证券, 占有的前提条件为相关物或有价证券必须在债权人的占有下, 且基于商行为和符合债务人的意志[6]。由此看出, 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对商事留置权的规定都是基于商主体在从事营业的商行为中所发生的债权。

二、民事留置权中的同一法律关系

(一) 规定“同一法律关系”的目的

牵连关系的概念过于模糊, 范围不确定, 法律适用中容易产生分歧。因此, 《物权法》没有像《担保法解释》采用牵连关系的概念, 而是明确规定, 留置财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直接关联模式, 对牵连关系的构成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7]。

严格限制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 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因为留置权是法律许可的救助方式, 其主要功能在于, 留置债务人动产以迫使债务人清偿债务, 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但留置权人并不能任意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只有在留置的财产与债务之间具有同一法律关系时, 债权人才能予以留置。另一方面, 因为牵连关系的概念比较模糊, 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 理论争议也比较大, 很难给法官确定明确的裁判标准。而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标准相对明确, 判断起来比较简单, 有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和法的安定性[8]。

对此, 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有认为不应该对其适用“同一法律关系”, 而应该为原来的《担保法》的牵连关系。如某甲入住某乙开设的旅店, 并让某乙帮助保管自己的行李箱, 后某甲没有付清住宿费并准备取行李离开, 某乙主张对甲的行李箱行使留置权, 问乙能否对甲的行李箱行使留置权。在本案中可以看出, 甲乙之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 其一是两者之间的住宿服务关系, 其二是两者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如果认为“债权人占有留置物与债权之间必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 那么本案中乙不能对甲的行李箱行使留置权;如果认为“债权人占有留置物与债权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则某乙可以行使留置权。解决上文中的案例将陷入一个比较难堪的境地, 即甲没有支付房费, 而乙却要归还甲的行李, 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处理方式极不公平。所以认为放宽留置权的适用要件适用牵连关系。

但是, 笔者认为, 不能因为债权发生与标的物的占有有牵连关系就适用留置权, 这会导致留置权的适用过于宽泛。上述案例的情况下, 为保证旅店的债权能够很好地实现, 其可以通过自助行为如扣留行李来实现自己的债权, 而不适用留置权。

(二) “同一法律关系”的具体理解

1.“同一法律关系”的界定

《物权法》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 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由此看出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债权与标的物有牵连时的单一标准说。

那么具体而言, “同一法律关系”是基于同种类的法律关系还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呢?有学者认为, 动产的返还义务与债权在性质上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框架内, 可以认为有构成留置权适用的条件。同一法律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包括同类的法律关系, 比如, 在一个连续性的运输行为中, 托运人未支付前一次的运输费用, 承运人对此次运输的货物可行使留置权[9]。

但是, 笔者认为, “同一法律关系”应指同一个法律关系, 而不是指同一种法律关系。首先, 从留置权的构成要件来看, 《物权法》230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 所以, 占有在留置权成立和存续中有重要的意义, 承运人丧失对前一批货物的占有, 即为留置权的消灭;[10]即留置权的产生必须以合法占有动产为前提, 一旦丧失占有, 其留置权也就消灭。

其次, 从留置权产生的内外部主体间利益变化的影响来看, 为了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不应该对其做扩大解释。担保物权中的留置权的成立, 将打破民事财产法律制度中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债权人地位平等的债权法原则。本来, 保管人、运输人和加工人[11]对债务人的债权并不比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为优, 他们本应该是平等, 但是, 对其他债权人而言, 由于留置权的法律规定使债权平等打破。二是先存在的物权优先于后存在的物权的物权法原则。由于留置权属于法定的担保物权, 依担保物权竞存条件下的优先效力规则, 法定担保物权优先于约定的担保物权, 即尽管物权留置权成立在后, 但是其效力却优于在该物上先存在的如抵押权等担保物权[12]。三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民法原则。债务人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所有权, 是物权的范畴, 但是债权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 竟然可以对物权加以限制。所以, 留置权对留置权人的利益保护推向了极致, 容易导致利益的不平衡, 所以, 不宜对“同一法律关系”做扩大解释。

2.“同一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形

对于“同一法律关系”, 首先, 要求动产的占有与债权之间形成了法律关系, 排除了纯粹的生活关系。其次, 对“动产”应当包括动产的占有和动产占有的原因两方面。一方面, 债权人占有动产必须与债权都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内容, 另一方面, 债权人占有动产的原因必须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13]。

通常认为, 在如下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第一, 留置的财产是构成债权发生的事实之一, 即留置财产与债权都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例如, 甲要求乙帮其运输, 乙占有运输标的物和甲支付运输费, 都是运输合同的内容, 甲拖欠乙的运输费, 乙可以扣留其占有的甲的货物。这也是最典型最没有争议的同一法律关系。

第二, 留置的财产是构成债权发生的基础[14]。这是基于债权人占有动产的原因与债务是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例如, 甲踢球撞坏乙的玻璃, 此时, 乙就可以留置该足球。

第三, 留置的财产与债权的发生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在留置权的适用中, 同一法律关系的认定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借助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 是指按照社会一般观念确实存在着留置的必要[15]。例如, 甲看到邻居乙的盆花可能被雨淋, 请搬运工搬到家中保存, 如果乙拒不支付所付搬运工搬运的费用, 则甲可以基于无因管理留置乙的财产[16]。

三、商事留置权的例外及其正当性

尽管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要求债权人留置的财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但其也做了例外规定, 其但书规定“企业之间的留置的除外”。表明, 对企业之间的留置适用商事留置权的规则, 不受同一法律关系的制约。

一般来说, 商人间因营业而发生的债权, 与其因营业关系所占有的债务人的财产, 其债权与占有虽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的, 相互间无任何的因果关系, 也得成立留置权。即商事留置权中, 只要基于商人营业行为所生, 不管其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都可成立。由此可见, 商事留置权的标的物的范围比民事留置的范围宽得多, 实际上它已经抛弃了牵连关系的限制[17]。

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 商事留置权的发生只能是在“企业之间”, 即商事留置权制度中, 权利义务的主体都只能是企业, 即直接规定该制度所适用的权利义务主体, 而不是直接规定该制度所调整的行为类型。《物权法》并没有对成立商事留置权的有效要件做出特别规定, 如占有必须合法, 必须基于企业之间的营业关系而占有等条件。

服务期的成立要件 篇5

1 关于本罪的主体要件——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时“持卡人”的认定

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 从主体上看必须是信用卡的“持卡人”。在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均由合法持卡人本人实施, 但也存在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的情况, 对后者应如何认定犯罪主体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对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时“持卡人”的认定较为复杂, 不能笼统地得出结论, 而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1) 登记办卡人不知道信用卡被申领使用的情况。

一般来说, 登记持卡人是申请银行核发信用卡的唯一主体。如果登记持卡人并不知道信用卡已被他人申领并使用, 即存在实际用卡人骗领或冒用信用卡的情况。如果实际用卡人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 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的规定, 而不属于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如果实际用卡人冒用他人信用卡并恶意透支的, 其实质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 应当适用刑法第196条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条款。

总之, 实际用卡人不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登记办卡人也非行为主体, 自然也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2) 登记办卡人知道信用卡被申领使用的情况。

在登记办卡人和实际用卡人之间没有共谋而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 实际用卡人与发卡银行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 其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是基于登记办卡人的“授权”, 但这种“授权”本身是违反《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的, 即信用卡只限于合法办卡人本人使用, 不得转借或转让。登记办卡人与发卡银行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 在实际用卡人使用登记办卡人的信用卡进行透支后, 办卡人应对实际用卡人的透支行为负责, 并有义务及时归还相应透支额。

在信用卡出现透支现象后, 根据银行催收制度的规定, 银行必然会对登记办卡人进行催收, 有证据证明登记办卡人在知道实际用卡人的透支行为后, 经银行催收仍不还款的, 则应认定登记办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应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实际持卡人不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

(3) 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情况。

如果信用卡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事先共谋, 透支取款后共同使用, 存在共同的犯意与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下的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共同犯罪。需要说明的是, 不能要求每个共犯人均为持卡人, 只要各行为人对于恶意透支行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 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2 关于本罪的主观要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但其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解释》施行后, 我们发现“非法占有”的认定有有罪推定之嫌——只要行为人透支信用卡并经发卡银行催收不还达到万元即认定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推定虽易于在司法实务中把握法律尺度, 但对恶意透支的主观方面不加区分, 容易造成刑法保护功能的过于扩张。

笔者认为, 这样的推定虽然易于操作, 但此标准过于简单有失科学性, 没有从本质上将恶意透支与透支纠纷区分开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相当多的正常透支, 并且也会因客观上缺乏还款能力而在银行催收后仍不能还款的情况。因此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应防止客观归罪, 不能仅凭透支较大数额不能返还的结果就倒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关于如何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 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 仅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客观标准, 应综合信用卡的取得方式、持卡人的还款能力、透支用途、透支后表现以及还款意愿等因素综合考量进行认定。

(1) 行为人是否虚构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凡是行为人虚构身份进行透支的, 就可以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是恶意透支。

(2) 行为人是否具有还款能力。

持卡人透支当时的还款能力能够表明持卡人还款的态度和可能性。持卡人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 或者还款能力与透支额差距较大则说明持卡人透支时没有按约还款的意图, 那么其非法占有透支款项的目的较为明显。如果持卡人因信用程度差, 透支后确定一时无力偿还透支的本息, 应属于善意透支。

(3) 行为人透支的行为方式。

行为人谎称自己的信用卡丢失, 向银行办理挂失手续后, 又进行多次或大量透支消费的, 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属于恶意透支。

(4) 透支的原因。

在善意透支中行为人往往是急需用钱而按规定进行透支;在恶意透支中, 行为人并非出于急需或迫不得已才进行透支。

(5) 透支后的表现。

恶意透支的行为人在透支后往往大肆消费, 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透支得手后逃之夭夭。善意透支行为人在透支后往往能及时向发卡银行增添存款, 补足透支款, 并按规定给付利息。

(6) 经银行催收后是否有积极的还款行为。

发卡银行催收是成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除非法占有的目非常明确外, 还应特别注意:有些持卡人透支后不还款可能基于各种原因, 因此要区分主观不愿与客观不能, 确因客观不能无法还款的, 不宜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 不能核实的应当综合全案谨慎定性, 如申办信用卡时有还款能力, 后因失业等客观原因, 导致一时无法还款的;确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方面的原因, 未及时收到银行催收通知, 致使延迟归还透支款的。但只要在银行催收后有积极表示, 要么还款要么说明合理的不还款理由, 并与银行约定推迟还款的, 均可视为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 关于本罪的客观要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认定

《解释》规定, 持卡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 方能被认定为“恶意透支”。这里指的两次催收应当如何理解, 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 关于催收的形式。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往往采取各种方式逃避银行催收, 如拒接银行电话、更换手机号码或拒收银行催收信函等。而银行一般采用短信、电话催收、向持卡人预留的地址发送催收信以及上门催收, 且均无法独立证实持卡人实际已收悉银行催收。司法实务中, 被告人对当庭质证的催收记录不提出异议的, 法院一般对银行催收的有效性予以认可。若被告人提出异议, 那么银行提供的电话催收记录、催收信函等效力如何认定就存在了问题。因此, 对于催收的形式, 笔者认为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持卡人在催收函回执上签字认可, 这样银行才能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 如果持卡人外出, 则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也可以视为持卡人签收, 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持卡人反证。如果持卡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确实没有收到催收函, 比如其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 较长时间在外未归, 没有收到家属签收的催收函, 则催收不发生效力。如果持卡人透支以后故意更换住址、电话号码逃避银行催收的, 则只要银行有证据证明按照信用卡协议约定的持卡人地址寄送了催收函, 即应认定催收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持卡人的逃匿行为就可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有在书面催收函无法送达持卡人的情况下, 才可以采用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等方式, 且银行应当有证据证明, 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确实及于持卡人, 如与持卡人的电话催收录音、电信部门的短信记录等, 否则不应当认可这种催收的效力。

(2) 如何认定银行完成了一次催收。

笔者认为应当从持卡人实际收到催收函、接到催收电话, 且从银行处了解到本人信用卡欠款已经逾期的信息时才能认定为一次催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导因是持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 这种作为义务的不履行要构成犯罪, 必须以银行将该义务告知持卡人为前提。因此, 原则上银行催收应当以催收信息被持卡人了解时计算。如果持卡人拒收催收函, 拒接银行电话, 或者持卡人故意变更通信地址、联系方式, 致使催收未能实际送达的, 则只需要银行的催收信息实际向持卡人发出或者催收信函到达持卡人的联系地址, 就可认定银行完成了一次催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金融诈骗罪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3]刘宪权.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5]肖晚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J].法学, 201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