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制度

2024-06-01

赈灾制度(共6篇)

赈灾制度 篇1

摘要:笔者从法律视角, 阐述了清代报灾与勘灾的法律规定、应急性赈灾的法律措施、具体赈灾的法律规制、灾后重建的法律保障、赈灾腐败的法律治理, 以及清代赈灾法律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实践意义。

关键词:清代,赈灾制度,法律视角

我国幅员辽阔, 地广物博, 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在广大人民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同时, 我国古代朝廷也采取了种种赈灾措施, 这些逐渐法制化的制度体系, 古时称之为“荒政”。《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作为清代的主要法律, 其中记载了较为详尽的清代荒政体系。从这些法律典籍, 我们运用法律视角, 看到了清代较为完善的赈灾法律制度, 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好的赈灾效果。

一、报灾与勘灾的法律规定

灾情发生后, 及时的报灾是第一步。然而地方官员出于标榜政绩等自身利益考量, 可能会隐匿灾情, 使灾民得不到救助。同时, 基于当时通讯设施落后, 管理环节也比较繁杂, 这样灾情上报也往往不及时, 导致灾民得不到及时救助。

为了解决这种灾情不报和报灾不及时的现象,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了救灾时限, 即在每年阴历六月或九月底以前, 地方政府必须将夏灾或秋灾的情况向中央政府报告。当然,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 《大清律例》也出台了一些人性化措施, 例如给予了甘肃延长一个半

也不能随意就和老婆离婚, 女子更不能随便离婚再嫁。不过在宋朝, 现实情况和主流传统不相符。当时, 女性离婚再婚的还是很常见的。足以说明, 宋朝社会对于离婚还是比较宽容的。宋朝这种情况还体现在, 男女双方还能够协商离婚并且在法律上受保护。因为在封建社会,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单个个体独立的社会地位, 因此, 常说的男女结婚和离婚全部都是以男女各自的家庭以及家族的形式而出现的。不过宽容的夫妻离婚道德社会环境不是绝对的, 况且这并没给女性很多的离婚自由权利。

反而, 宋朝时给丈夫去妻平添了一个新的借口:以“强势”而去妻。在宋朝, 因为现实生活中强势女性很多, 已经严重地干扰了家庭夫妻的和谐, 更对封建社会那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形成巨大冲击, 因此, 司马光在其著作中提到:女性太过于强悍, 不遵守封建道德传统, 不放弃是不行的。若一个男人有强势的老婆, 那么家庭什么时候会安宁?此时,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 司马光还没有那种女人也可以和强势的丈夫离婚的想法。尽管很多学者提出的“七出”和“义绝”等观点, 不过这些思想不可能会杜绝实际生活中的居高不下的离婚趋势。现实生活中, 男人常常因为狎妓、移情别恋、钱财而去妻。当然也有不敢违抗长辈之命而去妻的, 比如世人皆知的陆游和妻子离婚的事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离婚是被人耻笑的。宋朝较为宽松的离婚道德氛围基本上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惯性作用。在宋朝的前代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就是不那么保守。

2. 继承了唐朝风俗习惯, 离婚再婚变得容易。

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就是积极倡导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思想, 不过到了宋朝人们不再认为再婚是丢脸的事情。例如, 著名文人范仲淹的母亲后来改嫁, 月的时限优待, 主要是基于甘肃地域偏远, 气候变化较大, 灾害频发。另外, 《大清律例》对灾情不报和报灾不及时的官吏也制定了比较严厉的惩处措施, 如顺治十七年, 皇帝专发谕旨, 对州县官吏逾期、逾限迟报者, 根据时间长短, 分别给予扣罚俸禄、降职调离、革职查办等。对于灾情隐瞒不报者, 处罚更为严厉, “革职, 永不叙用”[1]596。这些法律措施对清代官吏的震慑作用是比较大的, 也为及时救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 灾情发生后, 政府必须派人到受灾现场进行勘察, 即勘灾。勘灾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评估物质的实际损失情况, 二是评定灾民的经济状况, 将灾民分为“极贫”、“次贫”等类型, 为随后制定实施不同类型的救灾对策提供依据。清代的勘灾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州县官亲自勘察, 以便掌握真实情况,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州县官也可派人核查, 但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核查结果的真实性;二是吏部接到灾情报告后, 有时根据实际需要也会到灾情现场勘察, 只不过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中央政府级别的勘察一般都省略了, 但

其儿媳后来改嫁给范仲淹的学生。就在范仲淹当宰相的时候他还创办了义庄就资助女人死了丈夫改嫁的费用。尽管理学家全力鼓吹“宁可饿死, 也不能失节”的贞洁思想观念, 可在那时并不占主流思想。数据显示, “宋朝以前各个朝代所记录的贞洁女性, 也就186人。到了宋朝是303人, 元朝时是741人, 而明朝高达36719人, 清朝有12294人。”就是极力推崇理学的程颐自己在女性的再婚问题上也不是墨守成规。程颐对父亲积极操办外甥女再婚的事情, 他不但不阻拦, 反而大加称颂。程颐还允许其侄媳改嫁再婚。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族结构的变化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获得大幅度提高, 以前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强有力挑战。因此在此种情况之下, 社会上就会出现自我调控。而理学的出现就是一种调控手段。理学理论所强调的忠贞就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的男主女辅的伦理道德秩序的一种自觉维护, 也是对已经发生变化的道德理论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理学出现的社会根源。不过, 全新的伦理道德理论由出现到在社会之中占据核心地位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宋朝是产生理学的朝代, 同时还是理学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渡时期。所以, 宋朝人们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也表现出很强的过渡性特征。在婚姻方面注重金钱、中举之人、注重人品行、夫妻之间出现的强势女人以及学者提出“丈夫重义妻子温顺”、还有宽松的离婚和再婚的社会氛围, 这些都是传承前朝的伦理道德生活以及为以后明朝和清朝的伦理道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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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寅虎.中国古代的婚姻[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6.

遇到一些特大灾情, 吏部必须亲自到现场勘察。

在勘灾的实际操作中, 具体、细节的工作主要由基层的保甲、胥吏执行。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或各种利益诱惑, 保甲、胥吏经常会出现徇私行为。为此, 《大清律例》给予了明确规制, 针对工作差错造成的勘灾失实, 一般要实行杖笞之刑。如果其中涉及受贿, 即以枉法从重论处, 刑罚相当严重。笔者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勘灾涉及政府钱财实际支付的多寡, 也关系到灾民的实际救济利益, 非常时期必须用重典来规范。

二、应急性赈灾的法律措施

灾情发生后, 在及时上报的同时, 基于中间信息传递以及政府启动相应赈灾措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救荒之道, 以速为贵”, 灾情不等人, 灾民的生活安置更是迫在眉睫。为此, 清代中央政府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应急处置权限, 便于及时采取相应的因应急措施,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点, 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大清律例》中“天下有司凡遇岁饥, 先发仓廪赈贷, 然后具奏, 请旨宽恤”就是应急性赈灾的指导思想。

应急性赈灾的措施主要体现在灾民的衣、食、住等方面, 通过给灾民提供可以避难的场所、有饭吃、有衣穿, 满足非常时期灾民的最基本生存需求。

三、具体赈灾的法律规制

《大清会典》就具体赈灾措施总结出了十二种方式, 分别是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常、劝输、兴工筑、集流亡[2]44。简单来说, 清代在具体赈灾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1. 赈济。

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先赈, 即前文提及的应急性赈灾;二是大赈, 指灾情上报中央政府后, 由中央层面组织进行的全面性救济措施, 这是一种最主要的赈济方式, 根据灾民的经济状况, 即勘灾确定的不同灾民类型, 按照轻重缓急原则, 分批次进行赈济。赈济的载体以粮食为主, 对于“仓谷不敷”地区, 也可以银钱代替。政府根据灾情的影响程度, 确定一定的赈济期限, 一般按月发放, 保证灾民生活的有序接续;三是展赈, 是由皇帝专发谕旨进行的一种补充性赈济措施。这种非法定、临时性的赈济措施, 主要适用于受灾严重的地区, 在地方官吏的申报和恳请下, 皇帝下旨进行专项赈济, 更多地体现出了清代统治者体恤民情、皇恩浩荡的象征意义;四是摘赈, 主要用于老人、孤儿、寡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赈济。据不完全统计, 顺治元年至道光十九年的近二百年间, 清代共进行了11314州县次的赈灾, 每次每州县花费钱物折合平均约39432两, 总计高达4.5亿两, 赈灾花费之巨是之前朝代所没有过的[3]63。

2. 蠲缓。

赈济主要运用的是直接供给制度, 而蠲缓则是通过减免灾民税费, 间接地赈济灾民。自古以来, 皇粮国税是每个社会公众的应尽义务。但发生灾情后, 政府采取蠲缓措施, 使“民力得以宽纾”, 相当于给了灾民休养生息的机会, 有利于灾民尽快地恢复重建。蠲, 是指全部或部分免除;缓, 是指推迟或延缓。尽管这两种方式在运用上有所区别,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 但其目的是一致的。为了保证蠲缓措施的实际效果, 《大清律例》进一步扩大了蠲缓的范围, 即不仅包括“税”, 还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费”。同时基于蠲缓指令下达有一定的滞后性, 《大清律例》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退回灾难发生后已对灾民征收过的税费, 土地租种者 (即佃户) 也同等享受这一蠲缓政策。蠲缓政策是清代赈灾制度的特色之一, 具有很好的实践效果和意义。

3. 安缉灾民。

灾情发生后, 很多灾民被迫背井离乡, 成了流民。对这个特困群体, 清代政府是相当重视的, 因为灾民的问题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动荡, 小的聚集为寇, 大的甚至会暴发农民起义, 威胁政权。清代前朝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为此, 清政府通过法律规制, 主要采取了以下安辑灾民的方式:一是积极救济灾民, 动用政府、社会及民间力量, 给灾民以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 防止灾民变成流民;二是有针对性地引导移民, 这主要是由于过重的灾情导致灾民不适宜在原来土地上继续生存时, 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关优惠或扶持措施, 引导灾民到边远或人烟稀少地区定居、繁衍;三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资送”回原籍, 当灾情过后, 对于流落四处的灾民, 政府在资助其一定口粮和路费的基础上, 逐渐将灾民遣返, 这样既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 也有利于灾区的恢复重建。

四、赈灾腐败的法律治理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法律典籍, 之所以将赈灾制度加以严格规制, 其目的就是提高赈灾的效率和实际效果, 达到赈济灾民、安定社会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 由于赈灾过程中牵涉到诸多的经济利益关系, 也不乏一些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 或匿报瞒报, 或徇私舞弊, 或损公肥私, 或贪污受贿, 但这些赈灾腐败案件一经暴露, 一般都会得到法律的严惩。因为, 在赈灾这种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是大非面前, 统治者一般会以“民”为重, 以江山社禝为重。清朝乾隆年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捐监冒赈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此案事隔几年后东窗事发, 乾隆皇帝非常震怒, 下令处斩了赈灾腐败者, 相关人等也得到彻底追究和处置, 这充分体现出了清代赈灾“重典治世”的法律思想。

五、清代赈灾法律制度的历史实践意义

任何一个法律制度, 执行是其生命力, 并且只有在执行中才能显现出其独特的、可贵的价值。清代赈灾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古代荒政的集大成者, 其法律体系建设无可非议, 包括其立法体例、规制内容、司法理念等, 都得到了诸多法史学家的赞誉和好评。

应该说, 清代赈灾法律制度在整个清代历史上, 执行效力和效果都比较好, 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很好地贯彻执行, 对当时的灾民赈济、灾后重建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清代后期, 由于当时统治者没有根据形势发展对赈灾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 过于注重赈灾法律制度的形式而忽视了赈灾的实质, 如过于注重报灾和勘灾的时限要求, 而对报灾和勘灾的实际质量没有控制, 再加上清末政府国力衰退、财政紧张、吏治败坏、法纪不施等社会因素, 从而影响并削弱了赈灾的最终效果。

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清代赈灾制度, 不难看出, 一是当时的赈灾制度非常严密, 涵盖了赈灾的全过程, 几无疏漏;二是相应的法律处罚也非常严苛, 这体现出了非常时期“重典治世”的法治理念, 保证了赈灾措施能够切实得到贯彻执行, 以及良好的实践效果。笔者认为, 经过法律规制的清代赈灾制度, 被众多法史学家定性为“中国古代荒政的集大成”, 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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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牛淑贞.试析18世纪中国实施工赈救荒原因[J].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5 (4) .

赈灾专项资金审计问题刍议 篇2

一、赈灾专项资金审计的基本情况

赈灾专项资金属于财政专项资金, 对赈灾资金进行审计是对赈灾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所效率和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价, 并对其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分析, 从而发现其中存在的损失浪费、效率低下以及截留挪用等问题, 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经济监督活动。目前, 我国在赈灾资金使用和管理方面能力不断加强, 赈灾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赈灾专项资金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全国各级审计机关本着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原则, 严格执行各项国家赈灾政策, 按照边审计、边规范的要求, 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提出建议, 随时督促整改, 从而强化了对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受、分配和使用的监管, 提高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的使用效益, 防止了损失和浪费。

二、赈灾专项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赈灾专项资金入力度不断加大, 救灾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水平不断提高。但是, 在审计真在专项资金的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赈灾专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财政专户存在余额。赈灾专项资金是解决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的“救命钱”, 作为赈灾专项资金和物资筹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在赈灾专项资金发放上还存在着资金拨付不及时, 救助金发放不及时, 灾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缓慢, 资金开支范围、标准不够明确, 资金结存大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2.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受和发放手续不健全。如一些部门没有按规定向捐赠者开具捐赠款物专用发票;在接收和发放救灾物资时没有认真清点物资数量, 至使发放的数量与受灾地区接收的数量不一致;在发放救灾资金及物资时, 没有取得接收单位的验收回执单等, 由此, 导致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丢失的情况。

3.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的会计核算不够规范。由于对规定认识不够, 使得一些地区未按照规定将赈灾专项基金及物资纳入统账, 由专门人员负责管理, 这样就造成了该地区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在接收、管理和发放等环节上出现差错, 又无人负责。还有些地区由于接受物资的资产权属不清、缺少发票等原因, 未将接收物资入账核算, 使得部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没有通过会计记账、算账, 削弱了会计核算工作对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的管理和监督的作用。

4.有些地区擅自改变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用途, 没有做到专款专用。个别地区违反赈灾专项资金应列入专项账户, 专款专用的规定, 将财政拨入的捐赠资金以会务费的名义列支, 用于赈灾专项先进个人和集体奖励;或将上级拨付以及自行接受的救灾捐赠资金下拨至基层单位用于工作经费。这样有可能造成赈灾专项资金的不足, 也可能造成赈灾专项资金的突发性困境, 给救灾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5.有些地区赈灾专项资金运行不够透明, 救灾物资未按需要采购。一些地区的相关部门未及时将赈灾专项资金收支及管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造成了在发放、接收等环节透明度不够, 以至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出现了以权谋私、以次充好和重复采购等行为;另外, 由于采购时间紧迫, 有些部门在未进行市场调查或询价的情况下, 就采购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就使得采购救灾物资的价格明显偏高, 造成了赈灾专项资金无谓的浪费。

三、完善赈灾专项资金审计的对策建议

国家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颁布相关的指导意见来规范赈灾专项资金的管理, 并组织各级政府的审计人员对赈灾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一) 严格审查各级赈灾专项资金到位的情况

主要审查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来源是否正当, 渠道是否畅通;赈灾专项资金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的到位, 是否及时入账, 是否与账面收入一致;审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是否根据不同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 灾民的具体需求严格制定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分配方案;是否按照中央规定将因灾生活困难群众补助金、救济粮, 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基本生活费和遇难人员抚慰金如实发放到个人手中, 且是否做到了及时发放。此外, 还要审查省级、市级、县级的赈灾专项资金专项账户是否为零余额账户, 是否已将赈灾专项资金足额的拨付下去。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挤占、挪用。

(二) 跟踪审查经办部门, 确保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受和发放手续健全

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总结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管理工作经验, 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 完善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管理的内控制度。审计部门应对经办部门及时进行跟踪审计, 审查经办部门在收取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时, 是否及时清理和确认拨入资金的数额, 物资分配情况与发运接受情况是否一致;在收取中央及各级财政部门安排的赈灾专项资金后, 是否向对方开具了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资金缴款专用收据;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后, 是否向捐赠方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捐赠收据, 以促进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收和发放手续的健全, 从而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三) 实地盘点, 账务核实, 确保赈灾专项资金的真实性

审计部门应深入现场进行实地盘点、核实账务, 审查有关部门是否将赈灾专项资金纳入了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是否做到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从接收、管理到发放都有账可查, 有人负责;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核对收到的赈灾专项资金与发票、收据金额是否一致, 审查赈灾专项专项账户是否如实的反映了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接受和发放情况, 是否存在私设“小金库”和账外账等情况, 及时发现其中的错弊, 以确保收到的中央及各级财政部门拨付和社会捐赠的赈灾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入账;另外, 还要审查会计部门是否严格实施了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 是否真正做到了记账、保管、稽核等职务又不同人员负责, 以避免隐瞒、转移赈灾专项资金的情况, 确保赈灾专项资金的真实性。

(四) 审查赈灾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促进资金的封闭运行

将赈灾专项资金纳入财政专户, 专款专用。审查在赈灾专项资金运行中是否做到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由不同部门操作, 管钱和管账的部门是否互相分离, 是否采取了收支两条线, 从而促进赈灾专项资金的封闭运行;建立定期审计制度, 审查有关部门是否按时向受灾地区支付了灾后重建、教育补助等款项, 杜绝一切将赈灾专项资金擅自挪作他用的情况, 确保资金的正常运转, 从而全面的把握资金流向, 避免资金挤占、挪用等现象的发生, 降低资金滞留的风险, 以最大限度地促进赈灾专项资金的有效运行。

(五) 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增强赈灾专项资金监管透明度

为了增强赈灾专项资金监管的透明度,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自觉地将赈灾专项资金收支及管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监督部门也要将监督的结果向社会公布, 实行开放式监督;再次, 还可以成立由政府有关部门派出专门人员组成赈灾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挥其对赈灾专项资金的监督作用。增加透明度, 保证农民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另外, 针对赈灾专项物资采购价格偏高的问题, 审计部门要审查政府采购是否按规定进行招标, 价格是否合理, 以避免出现质次价高或价格明显高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情况, 从而促进赈灾专项资金经济有效的使用。

综上, 赈灾专项资金及物资来源广, 渠道多, 资金运作方式较为特殊, 涉及全部受灾地区人民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实践中要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资金、重点项目开展审计和审计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审计目的, 确保审计质量, 这也是提高赈灾专项资金审计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

摘要:近年来, 自然灾害不断来袭, 灾后重建成为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保护灾民的利益, 防止经办部门转移和滥用赈灾资金, 加强赈灾资金审计就变的尤为重要。文章针对今年来不断频发的自然灾害, 对赈灾资金进行审计时发现的问题加以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自然灾害,赈灾专项资金,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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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晓朋.浅谈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J].潍坊学院学报, 2011 (01) .

赈灾制度 篇3

一夜走红

第二天在一些网站论坛,不断流行着这样一个名为《封杀王老吉》的帖子:“王老吉,你够狠!捐一个亿,胆敢是王石的200倍!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不买的就不要顶这个帖子啦!”这个热帖被各大论坛纷纷转载。从百度趋势上不难看出,“王老吉”的搜索量在5月18日之后直线上升,而《封杀王老吉》的流量曲线与“王老吉”几乎相当。

3个小时内百度贴吧关于王老吉的发帖超过14万个。天涯虚拟社区、奇虎、百度贴吧等论坛的发帖都集中在5月23日18点之前开始。接下来不断出现王老吉在一些地方断销的新闻。南方凉茶“王老吉”几乎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一些人在msn的签名档上开始号召喝罐装王老吉。

在这个病毒式传播背后,其实是一场网络营销行动。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王老吉是请了一大批网络推手在推波助澜。

娱乐炒作改头换面

曾捧红了芙蓉姐姐、二月丫头等网络红人的著名网络推手陈墨透露:王老吉的网络热潮是他的同行——一群网络推手团队运作的结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发帖公司的资深主管小A(化名)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消息:他们里面的内幕我都很清楚,但是你问到那些细节我不愿意说。

陈墨认为:这次王老吉在切入点上选择得非常好,同时及时准确地利用了论坛、博客、网站等各种网络营销传统工具的配合,延用之前的网络推手团队,而不是呆板地聘请传统公关公司。“有魄力!”陈墨评价。而此类操作模式的关键在于:热点塑造必须要形成网络热点旋涡。这次王老吉就是抓住了一点:王老吉捐助1个亿。

“最主要的是捐了一亿元,有底气,这个炒作才做得起来。就算后面的炒作中有很多缺点也被这一亿元掩盖掉了,把握利用了网民的心理;单从广告角度来说这次炒作是比较成功的。”小A很肯定这次手法的成功。

有争议才是潜力帖

“有不足,也有需要改的地方。”小A说自己作为专业人士“虽然是同行,但他们利用地震来炒,特别是这种恶心的炒,感觉有点过道德的底线。”他的看法也代表了一些网友的看法,但当这种不同的声音一出现,网络上马上就会有铺天盖地的“板砖”砸过去,骂小A是可乐的枪手。

而事实上,争议性正是潜力帖的表现。某网市场总监张先生表示,“网友的自发行为一般很难持续始终。但凡能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引起广泛议论的,多半都是有策划和包装的。”

而如今,王老吉的营销本身又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

“就算它是营销手段,我也要力挺,至少它给灾区人民捐了1亿元。真金白银,善心无价,越多越好。”一位把日常饮料从可乐改成王老吉的白领如此说。

一位名叫詹鹏的网络写手在IT写作社区上撰文称,王老吉借助消费者心理进行产品宣传,进行了一次“病毒式营销”,形成了口碑效应。慧聪网也发表评论称,王老吉打了一场漂亮的情感营销战。

央视对话主编刘戈说,“因为他们 (王老吉) 的一掷千金获得了公众的满堂喝彩,他们也许还能在一段时间内享受成功的营销战术赢得的销售业绩。但当人们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归于平静之后,是否在利用公众情绪进行有违道德标准的行为,将是一个他们需要一直面对但却不好回答的问题。”(摘自:《中国经营报》2008年6月9日编辑:周南)

赈灾制度 篇4

2013年4月23日下午14:00, 硅宝科技党工团联合发出向雅安地震灾区捐款的倡议, 呼吁全体员工为灾区人民捐款。

2013年4月20日, 是个灰暗的日子, 雅安发生7级地震,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看着无数同胞无家可归, 看着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 看着受灾现场的残垣断壁,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涌起无限的哀思和捶叹。虽然我们不能上前线, 但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灾难同胞, 用另一种方式为灾区人民提供援助, 尽一份微薄之力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 共度难关。

募捐仪式正式开始, 硅宝科技全体员工都积极参与到募捐仪式中, 纷纷伸出援手, 向受灾同胞传递一份关心、祝福、给他们力量, 让他们尽快从废墟中勇敢地站立起来。

倪嗣冲与民国初年安徽赈灾 篇5

一、倪嗣冲对赈灾的基本态度

民国初年, 安徽灾荒不断, 且种类繁多。据统计, 在民国初年, 有10次水灾, 4次旱灾, 还有8次地震, 7次雹灾, 5次风灾, 以及4次蝗灾等。如此严重的灾情, 表明赈灾任务的艰巨, 成立相应的赈灾机构势在必行。1913年, 北洋政府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 当年成立了集官赈义赈合一的安徽赈抚局, 并在北京设立安徽驻京筹赈处。1915年, 在蚌埠设立安徽工赈总局, 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总办, 负责安徽赈灾事宜。这些赈灾机构的设立, 初步形成了安徽赈灾的组织系统。

倪嗣冲对于安徽的赈灾工作非常重视。1914年9月, 皖北一带蝗灾严重, 秋收无望, 米麦价格上涨;六安、泗县数天大雨, 平地水深四五尺, 淹死人畜无数, 田庐房舍也被冲垮。当接到泗县知事李铭等人报告后, “刻倪巡按使已电饬各该县知事迅速查勘, 安为赈抚”。接下来的几天, 受灾范围扩大。皖北一带暴雨倾盆, 报告灾荒的县由最初一两个迅速发展到灵壁、凤阳、怀远、涡阳、蒙城、寿县、霍山等12个。灾情严重, 刻不容缓, “昨闻倪巡按已据情电达中央, 并委员12人分往被灾各县查勘, 饬令随时电呈”, 同时要求财政厅长抓紧筹款, 及早放赈。

1913年自六月以来, 安庆一带降雨稀少, 造成秋季严重歉收, 沟塘干涸, 油菜小麦等无法播种, 农民大为恐慌, 归怨于神庙毁坏, 致使天怒。于是, 要求恢复神像, 设坛求雨。倪嗣冲认为清朝的各种祭祀除孔庙外, 民国均未列入祭典。因此神像复位不予考虑, 惟求雨一事, “倪都督昨已饬令怀宁县招集羽士多人, 即在都督府内设坛祈祷, 并鸣钟晓谕禁止屠宰”。1914年7月, 安庆旱灾严重, 农民盼雨心切, 怀宁知事下令禁止屠宰求雨。但是, 连日酷暑, “倪将军甚为焦灼, 乃传令先闭大南门三日, 一面在巡按公署设坛, 复派委员二人赴大龙山求取龙井之水, 亲自拈香祈祷”。虽然求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但在当时旱灾严重的情势之下, 作为皖省的都督、巡按使亲自参与求雨, 可以看出倪嗣冲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二、倪嗣冲主皖时期的赈灾措施

面对当时安徽严重的灾荒, 倪嗣冲结合安徽实际情况, 开展赈灾工作, 主要措施有筹集赈款、举办工赈以及开展防灾等。

1. 筹集赈款。

赈款是灾害救济的基石, 赈款的多寡直接关系到赈灾的成效, 筹集赈款在赈灾工作中的意义尤为突出。当时倪嗣冲筹集赈款的渠道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动员社会力量捐款、发行赈灾票证、组织赈灾义演等。

民国初年安徽省赈款筹集的主渠道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1913年秋, 安徽旱灾、蝗灾严重, 加上战争破坏, 满目疮痍, 灾民颠沛流离。倪嗣冲致电中央报告灾情, 恳请在冬天来临之前拨款赈灾。北洋政府认为安徽灾情严重, 在10月13日大总统令中, “着财政部迅速筹拨银十万元, 汇交该都督, 遴派官绅会同各地方知事, 切实查勘, 妥为赈抚, 毋任灾黎失所”。除了向中央政府申请拨款赈灾外, 安徽地方政府在灾情紧急时, 动用地方税款用于赈灾, 以解燃眉之急。1914年夏, 安徽蝗虫大量出现, “蔓延十数里或数十里之遥”, 如不尽力捕灭, 必酿成蝗灾。倪嗣冲通电全省60县知事, 要求限五日内一律捕尽, 优者奖赏, 不力者严惩。“捕费由赈款暨地方公款税捐内动支报核”;除此之外, 有时在开展赈灾工作缺款时, 还会增加赈灾专项税收。例如, 1914年底, 安徽凤阳、阜阳等地准备举办工赈, 治理淮河, 需款浩繁, 款项缺口较大, “以凤颍等处支流汇于淮, 故有人建议皖盐每百斤加五角, 修河代赈”。皖盐附加税于当年开征, 每斤加征四角, 由北洋政府核准, 统收分拨。自1916年, 皖省先后收到财政部160万元的拨款, 用于皖北水利工赈,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紧张的工赈资金,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工赈结束, 没有及时停征皖盐附加税, 而是转化为一种常税, 增加皖省人民的生活成本,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倪嗣冲重视调动社会力量进行赈灾, 以弥补中央和省政府财力的不足, 减轻灾民的痛苦。1915年春, 寿县、霍邱、凤阳、怀远等县受灾严重。倪嗣冲在致安徽同乡会、江皖义赈会以及在京皖籍名流如段芝贵、雷朝彦、江宇尘、王揖唐、龚仙洲、阮斗瞻等人的电报中, 将皖省灾情如实通报:“现届春荒, 死亡日有所闻, 草根树皮握食殆尽。近更偷挖麦苗, 藉充食料, 中户农民防不胜防。其余各县亦待赈孔急。工赈止于丁士, 平粜仅济中贫, 独此老弱妇女无告, 穷民转令待毙嗷嗷, 实属伤心惨目”, 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 赈灾款项一时难以到位。倪嗣冲只能转向动员社会力量赈灾, “专恃诸公大力提倡, 多筹一元, 即多活一命, 万乞集成巨款, 速汇灾区, 源源接济。不惟数十万垂毙灾黎感荷生成大德, 即倪嗣冲亦拜赐无既”。1916年夏末秋初, “皖之阜阳、颍上、霍邱、寿县、凤台、怀远以迄于临淮、五河、盱眙等县, 汪洋千里, 一望无际, 而沿村庐舍、大地、禾黍, 悉浸入洪涛骇浪之中, 累累浮尸, 触目皆是, 甚者森森树木, 竟如沿岸芦柴飘摇水面, 孑余穷黎, 无家可归, 无食可觅, 类却穴山巢树, 露宿风餐, 号哭之声, 昼夜不绝”。鉴于灾情严重, 倪嗣冲一方面向北京政府申请赈灾款项, 另一方面多次致电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 请求帮助赈灾。红十字会与旅沪安徽同乡会组织的安徽义赈会联合办理江皖救灾, 在本次赈灾和1917年皖北大水的赈灾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数十万灾民受惠得救。通过动员社会力量进行赈灾, 不仅弥补政府赈灾资金的不足, 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区人民的痛苦。

2. 举办工赈。

1914年1月初, 倪嗣冲通令全省, 举办工赈。这在当时各省是不多见的, 成为“开办工赈之先声”。他要求各县知事、主管人员、工程人员赶赴工程地点, 勘察各堤, “凡应行加修、培修及险要处所, 按照来春潮涨最高度, 酌定加修。高度丈尺若干, 土方工料若干, 责成该董保兼分段落督催;埂主趁此农隙时按亩加派, 即日动工, 如式建筑, 毋许延缓”。同时还要查明原存公款、已拨赈款以及自筹款项, 与工程图纸等一并上报。“倘有抗延偷减并匿款勒费情事, 立予提案惩罚”。在工赈开展过程中, 倪嗣冲“对于工赈事宜异常慎重, 不时往来于颍亳寿等属, 亲自督察”, 加固淮河及其支流的一些危险堤坝, 疏通各县境内沟渠, 以提高排水防洪能力。

对于淮河的治理, 民国二年 (1913年) 北洋政府就成立了以张謇为总办的导淮局, 次年将导淮局扩充为全国水利局, 积极筹备治理淮河。但当时就几种治理方案产生分歧, 造成北洋政府的导淮计划搁置。1914年, 倪嗣冲下令修筑皖境淮堤, 上自南照集曹台子, 下讫正阳关鲁台子, 连同沿淮之秋稼湖、戴家湖、唐家湖、垛子湖等湖堤共260余里, 历时四年告竣;在霍邱县修筑三河尖至溜子口淮堤, 长160里, 历时一年半竣工;在淮北地区, “安徽倪将军以皖北频年屡遭水患, 曾经筹集赈款, 拟疏通睢河以泄积水, 现已开局施工”。但是, “今欲泄宿县、灵壁之水, 尤必疏淮泗之河, 而疏淮泗之河下游, 庶两省水利均无妨碍”。这就需要做好与江苏省的协调工作, 共同治理。当时参与制定导淮计划的宗受于先生评价道:“时皖北以淮久不导, 频年受害, 采受于议, 辟睢河故道至青阳镇, 又改道直东入洪泽湖, 河道直捷, 泄水大畅, 皖省汴堤以北几无水患, 合计直接受益田不下700余万亩, 此为导淮实施史中仅有之成绩也。”这是对倪嗣冲在皖北举办工赈, 治理淮河的成效做出的客观评价。

3. 筹集赈粮。

发放赈粮, 对于灾民来说, 是最直接、最实惠、最有效的救济方式。赈粮主要用于举办粥厂、平粜和农贷。办粥厂属于急赈, 对象为非赈不能为生者;农贷对象为非贷不能耕种者;平粜以平价售粮, 利于平抑物价, 安定民心。虽然这些为治标措施, 但可以最大限度减轻灾民痛苦, 为灾后恢复重建打下基础。因此, 筹集赈粮有着重要意义。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 作为皖省的军政长官, 倪嗣冲重视赈灾工作, 积极筹集赈款, 举办工赈, 筹集赈粮, 植树造林, 对于减轻皖省灾民痛苦, 恢复社会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政局不稳、战事频仍、财力匮乏等原因, 影响了赈灾政策的执行效率和赈灾的成效。同时, 其赈灾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赈灾工作缺乏全面协调性, 地方官在赈灾中存在腐败问题, 赈灾的覆盖面较小等。

参考文献

[1]李焱.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地区的灾荒救济[J].江淮论坛, 2008 (2) .

[2]《申报》, 1914-9-20.

[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大事记[M].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8 (10) .151.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1-011-65

[5]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J].近代史研究, 2000 (6) .

[6]当时导淮计划有三种方案, 即入江计划、入海计划以及江海分疏计划, 张謇主张江海分疏, 美国工程团主张入江, 当时还有人主张入江.

[7]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淮河志》编纂委员会.淮河治理与开发志 (淮河志第5卷) [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5.

赈灾制度 篇6

(一) 采用直播的播出方式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绝大部分的赈灾晚会都采取直播的播出方式。直播是电视媒介最具有现场感和认同感的播出方式, 现场直播就意味着观众与事件同步, 你所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这种共时性的特点让每一个观众即使通过电视机观看远隔千万里演播大厅里正在举办的晚会, 也会有一种参与感,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2

画面语言可以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信息, 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 是纪录片不可缺少的创作因素之一。冷冶夫说过:纪录片的故事不是说出来的, 是用画面语言讲出来的。

对于纪录片而言, 拍摄现场往往是纷乱复杂的, 这就要求拍摄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能迅速准确地抓住现场关键情节进行准确、流畅地拍摄, 还要求他们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能够随时保持镇静和独立思考。另外, 抓拍对于记录事件的原始情况有重要的意义, 是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1994年拍摄的《龙脊》是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记录片。片中画面动静相宜, 环境与人物的相互映衬, 鲜明地传递了拍摄者的深情和钦佩之情,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山区孩子积极与命运抗争的可贵品质。本片通过情节的不断发展, 用不同色调来表现每个片段的主基调, 这些画面语言的综合运用使影片显得更加真实。

(五) 镜头语言在纪录片创作中的作用及应用

纪录片的镜头语言就是纪录片的创作者通过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画面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一部好的纪录片中镜头语言是尤为重要的, 再好的题材, 如果不能用可以吸引观众的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也不会有影响力。可见, 镜头语言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部纪录片的成败。

镜头语言的表现手法固然重要, 但最终还是为纪录片的主题服务的。一部内容苍白的纪录片, 即便是堆满了华丽的镜头, 也不会得到观众的认可。

我们再来看《龙脊》中的一组镜头:画面上先出现很多孩子都在新建成的水泥操场上玩耍, 然后镜头缓慢地移开, 渐渐推向孤独地躲在墙角的潘井妹, 最后停留在她那充满羡慕的双眼上。这组镜头语言通过画面空间的变换和具有震撼力的定格特写, 使

在晚会播出过程中, 千千万万的观众坐在家中共同关注着陷入危机的受难者和政府的动作, 直播使亿万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随着晚会进程同悲同喜, 感同身受到了在危机面前, 人们心相连、情相拥、爱相通的温暖。同时, 整台晚会是个动态的过程, 这种动态的过程充满着未知和不确定性, 由此而生的悬念吸引着观众, 让观众产生最大的心理感应和心理期待。一些赈灾晚会从晚会开始就呼吁民众拨打热线捐款赈灾, 在几个小时的晚会进行过程的节目之间实时向观众播报数额不断增加的善款, 让观众感受到了国人手足情深的大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之情。随着晚会中一个个高潮点和动情点的来临, 悬念一个个的解开, 观众在收看晚会的过程中充满着期待和满足, 这种心理上的感受抹平了时间和空间的现实差距, 以二维的镜像体验将人们的心灵感受连接在一起。赈灾晚会的直播在不同空间聚合了一个大难同大悲有大爱的国家形象, 在同一个时间凝结了不同的大爱无疆的情感力量。

(二) 明确的主题

赈灾晚会播出的时间是具有特殊时间重量的危难时刻, 无论是98年抗洪、03年非典、08年的冰灾和地震, 从中央到地方举办了不少赈灾文艺晚会, 或慰问抗洪抗冰抗震军民和非典中的杰出医务人员, 或歌颂国家和政府的爱民深情, 或赈灾义演, 这些赈灾晚会都有十分明确的主题, 旨在呼吁社会向陷入危机中的同胞伸出援手献爱心、稳定民心、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坚定全民战胜危机的信念。如央视《情满中国——2008抗击冰雪专题

观众在看完后心情悲喜交集。作者也将自己的意图——希望工程任重道远, 成功地通过这组镜头语言传达给观众。

(六) 字幕在纪录片创作中的作用及应用

字幕在纪录片创作中起着说明画面, 抒发导演情感、调节影片节奏甚至确定影片风格的重要作用。

字幕元素的应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解释说明的作用, 它的应用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 成为镜头之间的过度。

纪录片《英与白》中导演深刻思考生活, 自由地运用纪录片的创作元素, 不仅在片头和片尾用了字幕, 更是用字幕代替了解说, 把视听元素的表现方式运用到极致。

纵观世界纪录片的发展, 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 但它也是万花筒所呈现的斑斓景象, 这灵魂可以自由地栖息于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之上, 也可以在最冷峻的注视与最猛烈的碰撞中发出呐喊。任何一部成功的纪录片都离不开各种各样创作元素的运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纪录片的创作也在不断完善, 在这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创作元素将被综合运用其中, 这是纪录片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列《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2004年出版.[2]《电视解说词研究》

[3]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杜.[4]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5]五岸前沿2008年9月第42期.[6]《电视研究》2006年5期.

[7]新浪博客《浅谈电视纪录片的画面语言》 (转) (2007-07-20) .

文艺晚会》的主题为“奉献·真情·重建家园”;2003年抗击非典文艺晚会《众志成城》, 它以“全民总动员共同抗非典, 再筑我们新的长城”为主题。同时, 晚会围绕一个明确主题进行, 就有了一个贯穿全场的焦点, 生发出一些思考性的涵义, 令晚会具有了较强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 契合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 提高了晚会的价值。

(三) 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目安排

节目是晚会类综艺节目的主体构成。作为晚会的主体, 节目具体承载着实质的内容, 是晚会的主题反映、编导的想法和意图的体现。传统晚会中的主旨与指导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靠带有较多情节因素的小品和相声来体现。因此, 它们理应负载较之歌舞等非情节性作品更多一些的包容内涵、传递信息以及结构晚会的任务。但是, 由于赈灾晚会的筹备时期很紧张, 小品相声等情节性因素教强的节目类型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编排, 因此, 歌舞节目和配乐诗朗诵成了赈灾晚会的主干。

由于赈灾晚会是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国家叙事, 需要配合主流话语强调思想上的正确导向和伦理上的正面效果, 有着通过艺术来维护和稳定显存的社会秩序等特定要求, 因此赈灾晚会中的歌曲类节目与主流话语结下了亲缘, 绝大多数节目的主题都是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团结的力量, 讴歌阳光般的正面精神和人间真情的。如《众人划桨开大船》《情暖人间》《好人好梦》《让世界充满爱》《爱的奉献》《我们众志成城》等等。

(四) 现场采访

在赈灾晚会中现场采访是非常重要的节目形式, 往往占晚会的很大篇幅。晚会编导利用这种新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进行联袂, 让晚会的气氛水乳交融, 浑然一体, 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大大提高了晚会的传播效果。

如《不决的江堤—98江苏抗洪晚会》请来了在得知母亲意外去世的消息后强忍悲痛、坚守抗洪第一线, 因过度劳累昏倒在堤埂上的年轻战士李传龙。他在晚会上接受采访时说:“母亲去世, 我很悲痛, 但我又是人民的子弟兵, 人民都应该是我的父母亲;我去抗洪救灾, 就是为我的父母亲去尽忠尽孝的!”几句话, 情真意切, 掷地有声, 令人动容。这种介绍和采访其新闻信息量之大, 传播效应之好是不言而喻的, 也大大增强了晚会的感染力。在赈灾晚会中, 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挣脱了脸谱化、概念化的窠臼, 新闻活动中融入了人文情感, 传播和彰显了人文关怀, 赋予了新闻事实更多的思想内涵。

(五) 对现场大屏幕的充分利用

在赈灾晚会中, 大屏幕往往承载了比传统综艺晚会更多的政治内涵和精神内涵, 在晚会进程中舞台节目与大屏图像常常交替出现。另外, 插入短片等外景片段还涉及了重要的影视建构语言——蒙太奇, 不同形式的蒙太奇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叙事效果, 这样不但充分发挥了电视手段的优势, 把电视观众的视听范围延伸扩大, 以增强现场节目的感染力, 增加观众的想象空间, 。

在央视播出的《情满中国——2008抗击冰雪专题文艺晚会》上, 最抢眼的莫过于一号演播厅那块超大电子显示屏幕。央视短时间内集合了全国报社、电视、电台的资源, 制作了数个动人的新闻短片。新闻短片回放了冰灾发生后, 胡锦涛总书记、温总理到灾区视察时一幕幕感人画面;描绘了电力职工群体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 在冰天雪地里抢修电网的情景;讲述了冰灾发生后, 子弟兵们第一时间奔赴一线, 抗灾救灾的感人故事……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了波澜壮阔的抗灾一线, 又一次让我们感同身受到了在冰雪面前, 人们心相连、情相拥、爱相通的温暖, 又一次让我们为人民子弟兵、电力抢修工人以及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们的壮举而感动的泪流满面……

(六) 动情点的设置

相较于新闻报道, 以情动人是赈灾晚会的优势, 在晚会进程中要掌握好观众的情感起伏, 在合适的当口设置动情点才能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营造气氛与铺设感情线是主旋律与高强音的关系, 感情线的铺设要为营造特定的气氛服务, 再动人、再强烈的出情, 若有违于主旋律的营造, 也只能是败笔。因此, 在赈灾晚会总, 从设计感情线到捕捉动情点, 都应从会主旨的特定要求出发, 追求自然天成、恰到好处的动情效果, 切忌失去控制的过分“煽情”。

在湖南卫视抗冰赈灾晚会《我们一起过年》中, 接近后半场的时刻, 身披大红围巾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一脸憔悴但不失风骨地出现了。他与老者握手, 与少年相拥。然后, 他介绍了本次抗灾, 谈到民生之苦, 谈及烈士奉献, 他几度动容, 两次鞠躬。他说, 要厚待烈士的后代, 厚葬我们的英烈。大灾之年, 书记当然不能回父母身边, 他说, 他的父母亲人应该理解, 现在, 他是一个湖南人, 他要把三湘兄弟姐妹当成他的兄弟姐妹, 把三湘父老当成他的双亲, 而在这个年关陪伴, 说到这里, 这位刚强的男儿难掩真情, 泪流满面, 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都哽咽了。见到一个省委书记这般率性的真情流露,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的都是一个视民众为父母、为兄弟的好书记;看到的是一种匍匐的姿态,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在这场晚会中, 张春贤书记的表现让人落泪、感动, 成为晚会的高潮。

(七) 明星效应

作为流行文化的基础, 明星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时代的偶像, 对社会意识和人们的情感有较大的影响力, 人们对某一行为方向的认同常常会受到明星的影响。因此, 让更多的明星助阵成为赈灾晚会的一大策略, 充分利用好这些明星的效应, 能够更好地唤起观众的普遍认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在公共危机事件的特殊背景下, 明星的符号意义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明星已经成为了赈灾晚会的一个部分, 个人的光彩不再那么强烈。虽然赈灾晚会中老中青三代明星大腕云集, 但不再像平时个人演唱会和传统晚会是靠明星独特的魅力来吸引喜爱他们的人们, 在赈灾晚会这个为国家叙事的艺术形式中, 明星只是成为强化整体性社会影响力的手段, 因为明星的影响力可以更为有效地将整体性诉求的话语更广泛的传播到大众的意识中。

(八) 外场连线扩展时空

在赈灾晚会中, 往往利用现代的传播手段, 在晚会之外利用外景队、异地访谈等特殊电视手段来扩展时空, 丰富观众的视听体验, 增强观众的共时性体验。

在湖南卫视播放的以赈灾为主题的《爱心大融冰———我们一起过年》的晚会中, 通过外场连线, 展现了在冰天雪地中从外地赶来的电力工人们抢修电网的情景, 当他们伸出一双双长满冻疮的手时, 当在本应是合家团聚的小年夜他们却在抢修现场满脸泥泞地吃着记者送上的饺子露出淳朴憨厚的笑容, 当记者问想不想千里之外的新婚妻子, 不善言辞的电力工人对着镜头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转过头去擦去无声落下的眼泪……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景象不禁让观众为之动容, 深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人间大爱。

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赈灾晚会的筹备时间往往是十分紧迫的, 节目质量和现场效果可能都不能达到很高的标准。从艺术的评判标准来衡量, 赈灾晚会的艺术价值是远远不及“春晚”“秋晚”等传统晚会的。但是由于赈灾晚会是危难时刻配合政府进行国家叙事的艺术载体, 它的存在价值是号召民众赈灾捐款, 维护社会稳定, 增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 维护国家形象, 被赋予了超越一般传统晚会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意指。因此, 对它的衡量标准就不能单单只是从是否能成为艺术精品的角度去分析了。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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