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效应（通用7篇）
财富分配效应 篇1
一、中国公有企业改革历程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相类似, 中国公有企业的改革起初也是民间和地方自发形成的, 而不像发达国家是“自上而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号召下开始的。但随着改革过程的进行需要政府的许可和配合, 政府对公有企业改革的主导作用和方向的掌握作用越来越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大致经历了政绩导向、内部人控制、国家干预和纵深改革四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民营化中公有资产流向
公有企业的民营化经历了消极民营化和积极民营化两个过程, 首先是将亏损企业改成民营, 后来执行“靓女先嫁”的政策, 将盈利企业也进行改制。1985-1997这十余年间, 公有企业内部表现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随着承包制和两权分离,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跟上, 以至于经理人员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企业。企业的经理和员工成为“内部人控制”的获利者, 运用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将企业收入分入自己囊中, 而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予关注。企业外部的地方监管部门虽然对公有企业没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 但可以运用他们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任用和罢免权利、各种审批权利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制度, 地方政府部门也存在与经理人员合谋的驱动, 这样他们与经理人合谋, 共同将公有企业瓜分。
公有企业的建立和维持运转靠的是国家财政。公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 一要剥离债务, 二要给职工工龄买断、股权或者就业安置, 之后的剩余部分作为企业净资产转让。债务剥离名义上是公有银行的坏账, 实质上是国家财政资金, 给员工的安置名义上是企业的资金, 实质上是公有资金。这样公有资产就流向了企业的经理人或接收人以及企业员工。在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各级监管部门也成为主要的受益者。
三、公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后的利益格局
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资本市场逐渐建立起来。1998年前后, 部分公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重组在政府的扶持下进行上市, 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公有企业的产权开始多样化, 打破了单一的产权结构。但仍然存在公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 不能按照市场规则运营, 造成政府对股市的干预, 公有企业股票一般不会下跌。表现出资本市场只是企业融资市场, 而不是控制权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公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扶持, 导致公有企业内部收益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部门及各级主管部门在其中继续获利。进一步拉大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
四、公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失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公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形式, 具有财富分配效应, 加之公有企业的规模和收入都非常大, 其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正确认识公有企业的财富分配职能并进行正确引导可以在财富分配改革中发挥正面效应。目前, 国家对于公有企业的改革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例如实行国有资本管理和国有资本运营相互分离的制度。在此基础上, 笔者给出如下措施:
(一) 改革公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的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是保障人才和劳动力合理流动, 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 是使企业能够自如地应变市场的必要前提。减轻公有企业的社会负担, 为公有企业与非公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应当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关制度, 继续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 积极解决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 提高保险费征缴率, 稳定职工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心理预期; (2) 要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切实搞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工作,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坚决清理追缴企业欠费和回收挤占挪用资金; (3) 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监察力度, 加强失业保险金的收缴、管理和运用, 同时做好失业救济工作, 保证失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同时, 逐步探索公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并轨, 这即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的解决, 又不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二) 完善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起到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的有力引擎, 通过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调节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资本市场建设首先可以解决公有股的产权主体问题, 真正确立一个能对公有资产负责的持股主体;其次, 改变股权过度集中的状态, 在公有企业中引入共培育其他经济成分的产权主体, 逐步减持公有股, 放弃对个人持股的限制, 逐步让比国家更有效率的自然人成为企业的投资主体;再次, 逐步统一分割的资本市场, 解决公有股流通的问题, 完善所有者的控制权。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促进公有企业重组和公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性调整。并不断完善和创新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结构、组织结构、融资工具以及融资结构。
(三) 运用税收制度和基本工资制度进行调节
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兴办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 实行大中小企业税收差额制度,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援, 还可以有效控制企业的规模, 为垄断的形成设置障碍,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 对外资企业按规模大小、市场份额大小和利润多少进行差额制收税。对公有企业要计提利润, 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等的投资。对所有企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 实行非线性税收制度, 对企业的各项福利开支进行规范。
摘要：中国公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化的必然要求, 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公有资产流入部分私人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收入差距以及公有企业内部财富分配差距, 从而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的财富分配效应, 应该通过改革公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市场制度、税收制度等来促进公有企业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效率。
关键词：公有企业,改革,财富分配
参考文献
[1]沈志渔, 罗仲伟等.21世纪初公有企业发展和改革[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有企业的民营化演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9.
[3]董辅礽等.公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50位经济学家论公有企业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8.
我国财富分配问题分析 篇2
关键词：贫富差距,分配改革,收入差距
一、贫富差距过大, 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2005-2009年,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84937亿元、216314亿元、265810亿元、314045亿元、340507亿元, 比上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0.4%、11.1%、11%、9.6%、9.1%。但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国际上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9。基尼系数在0-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然而我国的基尼系数, 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尽管这一指标的统计不一定完整, 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却确实有加大的趋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认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效率、财富分配的公平。在效率上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 近些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 即便是在遇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我们的增长率仍然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取得这些斐然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财富的分配方面, 有许多问题亟待需要解决。
一方面, 我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鲜明的权力性格, 城市远远优于农村, 官员远远优于群众;另一方面, 我国又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 城市与农村割裂开来, 虽然农村居民进程务工的人数众多但农村居民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 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做候鸟式的迁徙。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远小于城镇居民, 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一直比较大, 基本维持在3.7左右。我国农民人数2008年为7.213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54.32%, “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 如果想要降低收入差距那么首先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 解决好二元经济的转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因此,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城乡统筹,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的力度, 扩大农村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提高社会保险的公平性,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二是工业反哺农业, 发展现代家庭农业, 从根本上增强农民增收实力。三是推广城市居住证转户籍制度, 逐步缩短转证时间, 最终取消户籍歧视。四是逐步提高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水平。五是加大政府投入, 提供更多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多渠道提供农民工及其家庭城市居住条件, 帮助农民工家庭在城市落户。
二、行业工资差距过大
由图1可知, 国有单位的工资总额要高于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总额。国有单位的工资总额增长速度稳步提高, 并且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增长速度。而国有单位的总就业人数也不过千万人, 与我国庞大的就业人数相比国有单位在解决就业方面可谓杯水车薪,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进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石油等部门其员工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成因之一。目前, 我国有100多家中央企业, 其总资产在2009年底已经达到了21万亿元之巨, 经营业务触角遍布整个国民经济, 牢牢控制着我国的经济命脉, 同时凭借垄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从大行业划分看, 2009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 为70265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为14911元;最高为最低的4.7倍;比1998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 为4528元;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 为10633元) 行业最高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水平之比2.35倍扩大了2.35倍。从细分行业来看, 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证券业 (172123元) , 最低行业是畜牧业 (10803元) , 二者之比为15.93倍, 比2005年行业最高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水平之比7.78倍扩大了8倍。” (数据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大的现象。
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两个方面:全民性、公共性。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的, 那么它的收益就要回归全民, 或者说回报全民。但十余年来, 央企除了上缴税收, 并没有履行上缴红利的义务。直到2007年国务院签发《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后, 央企才开始正式上缴红利, 而且仍然偏低, 具体来说是把央企划分为三类, 每一类从缓交、免交到承担5%、10%不等。国企本来就属于全民所有, 但巨额的利润却并没有惠及全民。
为了使得国企的利润真正惠及全民, 缩小行业间贫富分配差距, 建议措施:一是取消进入国企的人为壁垒, 使得其职工能够自由地流动。二是对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尤其是高管工资进行一定的限制, 并增加其透明性。三是调高国有资产分红比例, 国有资产收益以及国企分红应当无差异地全民享有, 在分配中可向低收入者倾斜。
三、税收的二次分配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2010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76740.51亿元, 同比增长21.1%, 其中税收收入为68332.36亿元, 同比增长22.7%。税收增幅超过GDP增幅一倍多, 更远超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益处显而易见, 国家有能力集中财力办大事, 应付一些特定而复杂的社会挑战;但也带来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贫富分化。眼下, 物价上涨, 生活成本上升, 家庭开支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 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个税改革理应开始, 最大限度地为中低收入者“减负”。建议措施如下:
(一) 提高个税起征点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税收涉及社会生产、分配、消费的各个方面。因此, 税收的公平与否对建立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更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然而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税负的50%。而在美国, 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 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一般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的所得来源非常单一, 工资几乎是其唯一收入来源, 唯有提高个税起征点, 方能惠及他们。
(二) 改革税制结构——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
我国目前将纳税人所得分成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11个类别, 相当于有11种个人所得税, 各自独立。而且这种分类所得税制以个人为单位, 不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和支出费用的扣除, 纳税人赡养人口、子女抚养及教育、医疗费用、住房购置费用等因素均未予考虑。这样不仅难以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经济水平和真实纳税能力, 更造成了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 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按照目前的税制, 扶老携幼者即便家庭负担再重, 也须与他收入一样的单身汉同额纳税, 这样“一刀切”固然便于税收征管, 但明显不够精细化, 也有失公平。
四、教育投资严重不足, 分配公平有先天缺陷
对于一般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来说, 工资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换句话说, 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 而工资又取决于学历、社会关系、机会等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会中, 所以我们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首先需要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力。世界银行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大学朱农研究发现, 我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 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 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为10%。这与世界各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受教育年限越长, 收入越高。但是, 我国目前教育投资占GDP比重仍然偏低不足4%,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村地区孩子目前辍学状况仍很普遍, 学生要么辍学回家帮农, 要么随外出务工父母迁至其他城市。许多城市仍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重重障碍, 包括提高入学标准、增加收费等。
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就学都只能选择价格稍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然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 师资弱。在笔者看来, 在当代中国财富的分配不仅表现出权力性格, 而且表现出一种权力的传递性世袭性,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如果你是农村户口而不是城市户口, 那么你将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的教育资源, 而教育又与孩子未来的收入正相关。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批穷二代、富二代, 因此可以说分配公平在我国有先天缺陷。
所以, 笔者认为,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如何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 其解决的根本在于让所有的人无论来自农村和城市, 无论家境贫寒抑或富裕, 都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到同等质量的教育,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机会平等。
教育改变命运, 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点上, 如果农民子女能够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那样就如同给了他们与城市孩子平等竞争的机会, 也只有给予他们这种平等的机会才能真正改变财富的分配不公, 这才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孙富安.公共服务视角下回流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及应对方略[J].经济经纬, 2010 (5) .
[2]、陈园.农民工创业的动因研究:给予博弈论均衡的视角[J].农业考古, 201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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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效应 篇3
一、承认一个现实:收入差距过大
多年来, 我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 由于分配上的不合理, 造成城乡、地区、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首先是城乡差距较大。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 从未缩小, 反而逐年扩大。据报载, 十多年来, 农村居民的收入, 从未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次是区域差距较大。由于国家优惠政策和重大举措的推动, 东南沿海等一些经济特区的社会财富迅猛增加, 特区居民共享了较大“蛋糕”, 这便与非特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第三是行业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 其差距之大, 令人惊讶。一般情况下, 垄断行业的工资是非垄断行业的2-3倍, 如果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实际差距高达5-10倍, 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为三倍左右。另外还有群体之间的差距较大。三星 (影星、歌星、体育明星) 的收入是公务人员的收入十倍甚至更多, 与普通工人、农民的收入更是无法相比。
由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突破0.4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向着“收入差距悬殊”的危险系数攀升, 据有关方面调查, 现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差距, 在近十年间, 从不到10倍上升到20倍以上。
二、存在一种现象:“大蛋糕”分配不合理
几年来, 对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 在一、二次分配上,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首先是一次分配出现“两增一减”的偏向。一次分配, 本应“三马分肥”, 即一块蛋糕切成三块, 政府、居民、企业, 一家一块, “三马”都应得到增肥。可是几年来的实际情况是:三马之中只有政府和企业二马增肥了, 唯有居民一马减肥了。据1993年到2007年统计:社会财富在一次分配中政府的生产税净额 (即财政收入) 由11.68%增至14.81%, 增幅为3.13%;企业的固定资产析旧和营业盈余 (即资本收入) 由38.83%增至45.45%, 增幅为6.62%;只有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49.49%降至39.74%, 降幅为9.75%。这个统计数字在口径上可能受某些因素的影响,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也可能有些认识上的差异, 但基本趋势是客观的。有关部门对我国60年来的财政收入情况还做过如下统计: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为62亿, 2009年收入增加到6.6万亿。60年间, 从62亿到突破1万亿用了21年, 从1万亿到6万亿只用了9年。目前, 一天的收入就等于建国初期一年收入的三倍。
其次是二次分配出现“一面倾斜”的偏向。行政费用占有量不合理, 支出数额较大, 国家财政负担出现一面倾斜。据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公务人员650万人, 事业单位职工3000万人, 每年需要大量财政支出。公款吃喝在2000亿左右, 公车用款3000亿左右, 公款出国 (境) 考察在3000亿左右。行政费用支出巨大, 势必减少民生及其它事业费用。
三、破解一个问题:原因在哪里
多年来,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 所以产生分配不合理、分配结构畸形、收入差距过大等等诸多问题, 其原因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因素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规章制度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被打破, 对逐步形成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则没有逐步完善起来。比如主体与非主体的关系如何并存?允许资本、技术和管理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如何制度化, 都没有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因此造成利润侵蚀工资、资本压倒劳动, 结果是企业分的蛋糕过大, 劳动者分的蛋糕过小。
二是政策不到位。在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的分配上, 政策不到位、不完善、有漏洞的情况经常出现。比如在资源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调整分配上就存在很多政策问题。仅短短的几年中, 我国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 就由于政策失误和腐败作怪, 在中国的土地上造就多少个“地王”和“煤老板”。据报载:北京和上海, 三天就出一个亿万富翁。另据记者了解, 山西左云, 近几年就诞生了数以百计的亿万“煤老板”。资本要素分配上的政策问题也很突出, 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 由于对资本要素运行的政策不到位, 仅几年时间, 就使证券行业和房地产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 使少数人在一夜之间就站到了社会财富的顶端之上。资源、资本的负面作用, 加大了贫富之差距。
三是宏观调控力度不够。我国的宏观调控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前提下, 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调控无力的情况, 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政策执行力度不够。问题存在多年, 调控效果不理想。其次是调控手段实施力度不够。外资浸入, 内资协作, 闯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扰乱市场秩序, 制造经济发展泡沫, 已突破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要消灭的底线。可是宏观调控并未及时取缔和予以打击, 特别是文化演艺市场, 在收入分配上, 出奇的混乱, 收入差距大得惊人, 宏观调空则无能为力, 任其存在并发展。
四、肯定一个前提:差距虽大但整体增长
长期以来, 社会各界对收入差距问题有着种种看法, 众说纷纭。但必须肯定一个前提, 就是收入差距是在绝大多数人收入普遍增加的基础上扩大的, 任何持不同见解的人都应当承认,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尽管各地发展速度有所不同, 收入水平有高有低, 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人们的衣食住行多个方面都今非昔比,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沿海还是内陆、东部还是西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据统计, 从1978年到2006年,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因此, 不能认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就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人们收入普遍增加的现实。同时也应看到一定的收入差距, 是客观长期存在的, 只能逐步缩小, 而不能取消。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资本和个人各方面素质对市场的作用和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都有所不同,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分配上的差异。对此我们应当承认和肯定, 只能让不同生产要素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并获得不同报酬, 得到应得的蛋糕, 才能极大地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才能推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 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回头路, 非但不能有真正的公平和公正, 还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 阻碍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向前发展。
五、下定一个决心:打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场改革硬仗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是深化改革的又一篇大文章, 是当今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一场改革硬仗,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么, 如何打好这场硬仗?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冲破思想阻力, 是打好这场改革硬仗的重要前提
调整分配结构最大的思想阻力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 他们既有消极对抗不作为的“战术”, 又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用手段, 想让他们把已经习惯获取利益的手缩回来, 或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 谈何容易。为此, 对待他们只有作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并用规章制度进行规范, 用法律政策予以约束。我们坚信有党的坚强领导, 特别是制度的规范和政策的约束, 多大的思想阻力都会被攻破的, 最终, 他们都懂得: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全党的利益, 必须服从人民群众利益;个人所得社会财富, 必须与其对社会的奉献相一致, 否则收入再多, 也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 而是对他人和社会的侵占, 归还他人与社会是完全应该的等等一些道理, 只有这样, 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才能合理分配。
(二) 调整好收入分配结果, 是打好改革硬仗的总体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 才能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把结构调整好, 把蛋糕分好。从什么地方入手, 具体还是过去提到的十个字:“提低, 扩中, 限高, 打非, 保困”。“提低”, 即提高低收入水平;“扩中”, 即扩大中等收入比重;“限高”, 即有效地限制高收入;“打非”, 即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保困”, 即保证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近几年, 党和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如通过实施“三减免”, “三补贴”的惠民政策, 促进农民增收;多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标准, 积极落实优抚对象生活和医疗待遇;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提高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缩小差距、优先分配结构都起了一定作用。
(三)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深化这项改革, 首先要体现制度和政策的全面性, 要紧紧围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其次要体现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的水平性, 要“一碗水”端平, 保证今后在一、二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不再出现“两增一减”和“一面倾斜”的现象。第三要体现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在某个方面要有某些倾斜的话, 也只能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倾斜, 向民生事业发展方面倾斜, 向劳动科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倾斜, 而绝不能向少数人的暴富方面倾斜, 不能向不利于民生甚至腐败方面倾斜, 不能向资本炒作和催生泡沫方面倾斜。第四在调整分配上要尽可能增强其遇见性和长期性, 以保持其连续性。
(四) 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财富分配效应 篇4
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畴, 脱离了理论的范畴而谈理论会使讨论变得毫无意义。劳动价值论也同样有其适用范畴, 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领域。劳动价值论研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称为商品, 商品的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商品是劳动产品, 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二是商品必须是用来交换的, 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商品的属性, 即商品的二重性。
(一)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商品首先表现为它的有用性, 即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 这便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是由商品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属性决定的, 如锤子可用来打铁, 书柜可用来藏书。现实生活中人们购买的便是一定的使用价值, 而且使用价值构成了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 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一点将在后文提到。虽然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 但商品交换却得以进行, 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们不得不谈到商品的另一属性———价值。
(二)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我们知道要使交换得以进行, 交换的双方必须在质上相等, 在量上成比例, 不同的商品能够按一定的比例相交换, 其中一定有共同的东西, 正如一个物理公式要成立, 公式的两边的项的量纲必须相同。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 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 所以我们在撇开这些属性后, 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只是表现为一定人类劳动的耗费, 是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就是商品的价值, 是不同商品之间共同的东西, 它使商品交换得以进行。商品的价值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所在, 它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并且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才表现出来, 离开了商品交换, 价值的讨论也就结束了。
使用价值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商品是两者的统一体, 同时在商品交换中, 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可能同属于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
商品的二重属性 (使用价值和价值) 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
(三) 具体劳动是劳动的自然属性
商品的多样性满足了人类各种不同的需要, 为此人类进行着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 如农民耕地, 工人织布。这些具体形式的劳动, 其劳动的对象、目的、手段及劳动成果都是各不相同的。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 是财富的来源。
(四) 抽象劳动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上文已经提到商品是人类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 是去除人类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后同质的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 是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基础, 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
二、财富与价值的异同
(一) 财富与价值的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财富与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们有一定的联系, 但绝对不可以混淆, 否则, 认识便会走入误区。例如, 我们可以讨论财富的分配问题, 但却不可以讨论价值分配,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 离开了商品交换, 价值的讨论也就结束了。所以说, 在分配领域讨论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有实际意义的是财富的分配。那么, 什么是财富呢?
“财富是一个社会或国家在一定时期所拥有的经过劳动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产品, 以及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精神产品。从更广的含义来说, 还包括不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精神产品和生产技术经验。亦称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
(二) 财富的物质内容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 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财富就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 自然财富便有了属于使用价值的各种属性。它能够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 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可以获得的。劳动产品, 不论是物质产品, 还是精神产品, 都可以表现为财富的物质形式。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丰富程度可以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
(三) 财富的社会形式
把财富这一概念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商品经济领域时, 它便有了特殊的社会形式, 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由于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 并用于商品交换, 因此财富必然以货币形式来表现。
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财富, 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 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他们只有用货币做媒介, 才能做到这点。所以, 只是由于用货币做媒介, 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 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
所以在商品经济下, 对财富的占有表现为对货币的占有, 对财富的分配表现为对货币的分配。
我们再来看价值, 前面已经对价值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一句话来熟识它, “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
(四) 财富的创造与分配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那么财富的源泉又是什么呢?我们对此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否则当我们讨论财富的分配时就无法解释资本、知识、技术等非劳动因素对财富分配的影响。
财富的创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马克思曾指出:财富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可见, 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劳动和自然物质的结合才是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同样写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 (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 的源泉, 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对于这一思想, 恩格斯也作了说明:“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自然物质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总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一起构成了生产的三要素, 共同影响了财富的创造, 当然各个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一点不是本文的重点, 故不作讨论。
资本、技术等作为非劳动因素介入了生产, 它们是如何影响财富的创造呢?下面将对资本和技术作以分析。
我们先来看资本, 什么是资本呢?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 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 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称为资本, 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 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由此, 我们知道资本首先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次, 资本是能够增殖的积累起来的劳动, 它之所以能够增值是因为资本占有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 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 从而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值。资本占有劳动力, 本身代表了一种剥削关系, 这种剥削关系也必然在财富的分配中体现出来。
再来看技术, 技术是以两种形式介入生产的。一是以劳动的形式介入, 在这种情形下, 技术的开发者同时又是技术的所有者, 技术的开发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出现, 是简单劳动的倍加, 当它应用于生产中时, 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二是以资本的形式介入, 在这种情形下, 技术的开发者把技术让渡出去, 技术的购买者把技术当作资本投入了生产, 所以此时的技术就是以资本的形式来影响财富的创造的。
另外,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技术对价值创造的影响, 以加深对财富和价值的认识。科学技术会不会带来价值的增加?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技术的利用却带来了商品价值的降低,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技术的采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使得生产单个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 或者说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 而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时间决定的, 所以总的效果是:单个商品的价值降低了, 那么升高的是什么呢?是社会财富, 而不是商品的价值, 至此我们对价值和财富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由前面的分析, 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劳动、资本、技术对财富的创造都是有贡献的, 所以在财富的分配中就不得不考虑劳动、资本、技术的贡献。
(五) 资本参与分配的本质
资本购买劳动力, 无偿占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本的增值是资本占有劳动的后果, 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 体现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六) 资本参与分配的现实性
在商品经济下, 由于资本的存在及其剥削本质, 财富分配不可避免地要存在按资分配, 按资分配是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 任其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所以一定程度上应该限制按资分配。
三、认识按劳分配
当前,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是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该如何认识按劳分配呢?
生产决定分配, 物质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 按劳分配的理论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 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剥削的否定。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不劳者不得食;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在按劳分配条件下, 劳动者耗费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在经过一系列的扣除以后, 如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 劳动者得到的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当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 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够高, 还存在着旧的分工, 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劳动差别 (主要是脑体劳动的差别) 依然存在,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事实上, 马克思这里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是只存在单一公有制而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如此。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那么按劳分配就有实现的可能, 不过在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资本家是按资分配的。因而,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认真分析清楚, 不能囫囵吞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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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财富效应的研究 篇5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对比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房地产财富和居民消费对数值发现,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住房价格之间相关性高达0.36。因此,研究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强弱,对于我国消费持续低迷原因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健康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房地产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及理论模型
(一)房地产财富效应的概念界定
财富效应最初来自于哈伯勒和庇古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故也称为哈伯勒-庇古效应。哈伯勒认为,在物价水平下降时,货币财富的实际价值会增加,因此该效应也称为实际余额效应。庇古在1943年提出了一种描述消费水平、金融资产和物价水平之间的理论,被称为庇古效应。实际货币余额表示为M/P,M是名义货币工资,P表示物价水平。当M/P增加,消费者会感觉自己更加富有,自发地增加消费,最终使得社会总产出增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其的定义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货币余额的变化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一般分为金融资产价格财富效应(以股票价格为代表),非金融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于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的研究较为充分,但是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的研究并不充分。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最基本的定义,本文也将从这方面出发,研究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无限”责任式家庭模式
我国是一个注重家族传承与回馈的国家,中国的家庭模式就如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父母则是这个“无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而子女则是其中唯一的“股东”。“董事长”往往需要而且十分乐意为这唯一的“股东”负无限责任,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再到子女婚嫁,子女成家后再养育下一代,父母都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直到他们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才基本结束。这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有限”责任式的家庭模式,父母在养育子女到18岁后就不再干预子女的生活,甚至不再替子女支付大学学费,像结婚、购房、购车等这类的费用则全部由子女自己承担。以美国为例,当子女工作后,父母便不再有对子女的任何责任和义务,传统的独立精神使子女理所应当地依靠自己生活。而在中国,家长从孩子出生一直到自己的死亡,都一直对孩子负有着“无限”的责任。子女的婚配、购房、购车,都需要“董事长”的大力支持。在现代社会,中国购房人群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大部分都是刚工作就买房。于是,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标准购房模式:首付由一方或双方的父母来出,夫妻双方则承担按揭。也就是说,想在城市生活的家庭,往往需要3个家庭才能供养起1套住房。当3个家庭来共同支撑1套住房的时候,高企的房价事实上也就抽干了3个家庭的积蓄或未来的消费能力。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老年人,子女购房甚至可能需要消耗掉他们一辈子的积蓄。2016年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显示,就家庭住房自有率来看,当前受访家庭居民自有率为95.4%,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从拥有住房套数2015年调查显示出,19.7%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而我国平均购房年龄位27岁,如果不依靠父母或者其他亲朋好友的支持,年轻人是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么高的房价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会有如此高的房屋自有率。本来需要由年轻人自己承担的购房支出转嫁到了父母的身上,使父母本来可作为养老、旅游用的消费支出大大缩减。这对于父辈们未来养老费用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由此构成的问题将是长远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居民的消费中考虑到这部分转嫁支出的影响。
(三)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
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通常包括已兑现的财富效应、未兑现的财富效应、流动约束效应、预算约束效应、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图1所示为其传导机制。
1.未兑现的财富效应:对于只拥有一套住房的房屋所有者来说,住房价格的增长会增加财富使其产生正向财富效应,即会带动消费的增加。但是在现实情况中,这种财富效应往往只在短期内有效果,而在长期内无效。因为短期内房屋价格的上涨对所有者带来的只是一种货币幻觉,而无法得到任何的真实收入。我国大多数购买一套住房的消费者平均年龄在27岁,他们也没有将第一套房抵押而进行再融资而获得的消费能力,在长期中,房屋所有者会通过修正对自己真实收入的预期来降低自己因货币幻觉而增加的那部分消费,最终回到房地产价格尚未变化时候的水平。况且,任何对未来有理性预期的消费者,也不会轻易在没有任何真实收入增加保障的条件下就增加消费。因此,此一项传导机制,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小部分作用,而无法提高消费者的长期消费水平。
2.已兑现的财富效应:拥有两套或以上住房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家庭财富中,房地产资产占比重比较大。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他们通过房屋租金上涨或者出售房地产的方式实现收入,从而增加其当期消费。短期内,他们房地产的财富效应的实现方式是通过房屋租金的上涨来增加消费,且为正值,长期内他们主要通过房地产再融资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带动消费的增加。因此,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拥有两套住房以上的消费的财富效应都是正值。
3.流动性约束效应:房地产价格上涨降低了消费者的资产风险,使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价格上升,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增加,因此会增加消费需求,即产生了正向的财富效应。但是对于无房产家庭来说,房地产价格的提高,使一部分本来有能力购买房地产的消费者变成了市场的观者,被不断上涨的房价挤出了房地产市场。当这些潜在的房地产消费者被挤出房地产市场后,他们会将原先房地产的预算转移到其他的资产组合投资上去,其中也会有一部分转化为了现实的消费能力。但是这种消费的增加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因为这些潜在的消费者只是被动的被挤出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他们对住房失去了消费的欲望,一旦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有所放缓或者降低,他们又会重新加入房地产市场,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因此,对于无房产家庭来说,流动性约束效应短期内表现为正的财富效应,但在长期依然为负。
4.预算约束效应: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将对没有房产家庭(不论有无购房意向)产生负的财富效应。随着房屋价格上涨,房屋租金必然随之增加。承租家庭不得不增加未来房屋租赁价格的预算,从而不得不减少个人消费。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预算约束效应对于无房租房者而言都是负的。
5.替代效应:对于预购房的无房者而言,对于迫切想购买住房的家庭来说,因为房屋价格的上涨,但又不甘心因此退出房地产市场,因此他们只能增加房地产的预算开支,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替代效应对于预购房的无房者而言,在长期和短期内都是负的。
6.挤出效应:由于高企的住房价格,使得一部分消费能力较低的购房者被挤出房地产消费人群,使他们从房地产需求者变成市场的观望者。同时,购房的同时挤占了父母的养老支出,降低了父母的生活消费水平。他们本来可以作为养老、旅游等部分的支出,由于面对对子女的“无限”责任而被挤占。
(四)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及计量检验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是莫迪利安尼基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消费情况得出的结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通过高收入时期的储蓄和低收入时期的负储蓄,使消费计划形成一种平滑的平均消费水平线,即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整个寿命期内的总收入,包括家庭的当期收入和预期的未来收入的现金流,加上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存量。财富的增加与劳动收入一样会提高消费开支,现期消费开支依赖于现期财富存量和寿命期的收入。其公式为:
其中,Ct为实际财富;β0为生活必需消费;It为工作收入;β1为工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μt为误差项。
这里我们加进房价一项,然后总体考察消费Ct,现期收入It以及房价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消费Ct不仅与现期收入It有关,而且与房地产价格有关。公式为:
其中Ct为现期消费;It为现期收入;Ph为商品房平均价格;β0为必要消费;β1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β2为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系数,ut为误差项。
综合已有的数据研究,本文选取全国1998-2014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用居民消费水平表示现期消费,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水平(元/人)=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报告期年平均人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现期收入,全国房屋平均销售价格指数表示商品房平均价格。表2为1998-2014年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数据。
1.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通常是时间序列分析的基础,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的方法众多,这里需要引入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正式检验方法—单位根检验。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是被检测的变量必须是同根的时间序列,所以,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次分析使用ADF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次检验的变量有居民消费水平(Ct),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t),房屋平均销售价格(Ph)。这里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分析产生影响,对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取对数处理,赋值为LNCt,LNIt,LNPh。
由表3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统计量的ADF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即是非平稳序列,然后经过一阶差分之后,LNCt,LNIt,LNPh对应的差分变量DLNCt,DLNIt,DLNPh的ADF值都小于5%临界值,说明LNCt,LNIt,LNPh的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即LNCt,LNIt,LNPh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
2.协整分析
变量通过上述ADF检验后都被证实是同阶单整的。但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也是平稳的。为了探究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关系,此时就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确定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验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Johansen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1。将所确定的参数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见表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迹统计量检验结果,T0=41.00724>29.79707,即拒绝原假设“0个协整关系”;T1=20.21411>15.49471,即拒绝原假设“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T2=1.930558<3.841466,即接受原假设“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因为本次协整检验表明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本文探讨其中一个主要的协整关系。所得标准化的变量系数(见表5)为:
由上面的协整系数我们可以得到,从长期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存在负向影响关系。
3.主要城市财富效应的实证检验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财富效应的实际影响因素和结果不一。2015年中国新发布一二三线城市名单,本文选取其中35个城市为代表。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二线发达城市包括杭州、南京、济南、重庆、青岛、大连、宁波、厦门;其余为三线城市。2016年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首先,就家庭住房自有率来看,当前受访家庭居民自有率为95.4%,比2013调查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较2013年调查上升1.6个百分点。从拥有住房套数2015年调查显示出,19.7%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较2013年调查增加了1.1个百分点。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是目前国际比较公认的衡量购房压力的指标。其中,房价收入比的公式为:每户住房平均总价(元)/每户家庭年平均总收入(元)。其中,每户住房总价和每户家庭年总收入的计算公式分别为:每户住房总价=人均住房面积×每户家庭平均人口数×单位面积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每户家庭年总收入=每户家庭平均人口数×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消费房价比,是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单位平米房屋均价之比,是对消费与房屋价格之间的测算指标。其公式为:消费房价比=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元)/单位平米房屋均价(元)
图2是全国35个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其中5个一线城市均值为14.42,中值为14.0;8所二线城市均值为8.925,中值为8.15;22所三线城市均值为7.36,中值为7.45。由此可见,一线城市房地产的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收入。
通过不同年份的房价收入比相互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居民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按照国际惯例,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30%。照这个比例来看,中国大多数城市房价收入比都过高,房地产行业存在严重泡沫。房价收入比的另一个局限在于跨国比较。跨国住房比较研究意义重大,但必须十分小心(Pick-vance,1998)。比较不同国家的住房收入比时必须说明租金和政府资助的额度、收入税和借贷机制的差异以及非现金收入等(Jensen,1998),(Mi1es,1994)发现各国住房市场差异大,人均GDP、人口等相近的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差别很大。因此在具体分析经济问题时,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中,外生变量的不同可能对数据模型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采用李成武(2010)的分析方法,综合考虑房价收入比和消费房价比,图3描述了2014年35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消费房价比以及财富效应的关系。
数据来源:易居研究院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整理
从全国一二三线城市划分可以看出来,一线城市全都是东部沿海城市,二线城市则大多数为中部、中东部城市,三线城市大多数为西部、西南部城市。由图3中可以看出来,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达,各项社会服务保障齐备,购房压力也最大。其次中部地区近年来由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东部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给中部地区经济注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活力了,挤出效应次之。西部地区由于产业单一,人口较少,购房压力较小,投机成分业相对较小。
4.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1998至2015年共17年的房地产数据,以及2014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的房地产相关数据,利用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检验,得出我国整体房地产业对居民消费存在影响,且其财富效应为负。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财富效应负向越大。
应该可以看出,在套户比达到1.01的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依然上涨强劲的原因恐怕不能由供需失衡来解释了。进入过渡阶段的房地产市场正成为人们积聚财富的温床,正成为人们一夜暴富的梦想摇篮。在当前国外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环境下,房地产占据了居民的大部分财富价值。在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政府行为处于主导,但现在已经慢慢过渡到靠内需推动的时代,居民的消费行为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应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一线城市房价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领头羊,有效抑制了一线房价上涨势头便能有效控制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政府目前虽对房地产市场有很高关注,但针对房地产金融产品与风险的监督管理机制尚未成熟。要在保障金融工具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避免金融创新对房地产市场风险的程度放大。
第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房地产的流动性,使其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例如,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将父母房屋抵押以置换子女的住房。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将高龄人群的消费能力转移到年轻人身上,从而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
第三,有效改善居民财富投资方式,使居民财富积聚方式改善。因为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投融资渠道较少。因此房地产市场聚集了中国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通过分散投资方式和渠道,分散风险,增加收入来源,增加消费的转化模式。
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居民消费,拉动内需增长,使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力之一。
摘要：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飞涨,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分析二者关系,有以下论证。首先,本文将房地产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模型化,并利用1998至2014年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检验,得出总体为负效应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35个主要城市城市财富效应进行实际检验,得出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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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的财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篇6
一、分享经济的特征
(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共享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互联网与许多陌生人进行链接,达成交易。相比以往熟人之间的交易,增加了我们交易的选择,大大拓宽了交易的范围。依托大数据和平台信用准入制度,分享经济大大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交易风险。
(二)各行业呈井喷式增长
近年来,受资本的追捧,国内分享经济发展迅速,各行业也接收到一笔高过一笔的巨额融资,平台企业成长迅速。根据速途研究院数据,起步于2012年的在线短租,起初市场规模只有1.4亿元,随着新一轮的快速发展,2015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8亿,较上年增长了375%,2015年其市场规模已突破100亿,行业呈井喷式增长。在P2P网贷领域,行业发展还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分享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超传统行业,各行业呈井喷式增长。
(三)成本低廉、资本高效、灵活性强
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供给方与需求方中间往往链条过长,每层之间利润加码转嫁给客户,导致最终成本较高。与传统经济相比,共享经济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共享平台依托大数据,实现供需双方快速精确匹配,大幅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加速重资产的流动,提高其使用效率,摊薄成本。加之互联网连接海量供需的特点,能够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得其交易更加灵活便捷。
二、分享经济的财富效应
(一)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
1. 通过影响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可支配收入来增加消费
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两个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投资者,下同)的消费倾向可视为常量,则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便成为消费支出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支出总量相应增加。分享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使用权的让渡更加便捷,原来难以转让或必须折价转让的商品能够实现成功让渡。增加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可支配收入,来增加消费以实现财富效应。相关可分享商品所有者获得的收益构成其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提高,即使MPC不变,消费需求也会增长。
2. 通过影响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扩大消费
根据经济理论,一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常数,而其短期MPC经常受可支配收入、利率、经济景气程度及股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进行波动。实际上,长期MPC也是变化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预期同样会影响边境消费倾向,因此收入预期的改善也会促使居民增加消费支出。例如居民有一辆汽车,平时很少用车,大部分时间闲置,如果他将其分享给其他有用车需求的人,将直接增加其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
3. 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来扩大消费
我国过去以投资驱动战略发展经济,由于存在回报率递减的问题,加之过剩的产能和社会闲置资源,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由此也影响一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员工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抑制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由于居民的消费需求萎缩,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滞销,进一步抑制企业的效益,常此以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以大数据作为分享经济重要技术支撑,盘活现有的闲置资源,重构企业生产过程,实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国际竞争力。企业绩效的改善,将引起居民收入的上升进而扩大消费。
(二)制约我国分享经济财富效应的因素
1. 信息不对称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影响深度
制约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分享经济”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陌生自然人之间的交易,交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诚信水平,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则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效率越高。特别是,涉及到较大利害关系的P2P金融平台,如果交易双方没有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是不会把钱借出的,此种共享的行为也就不会产生。
2. 利益调整或将导致共享经济发展受阻
“共享经济”的兴起,在盘活闲置资源,加速要素流动的同时,无形中也触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凭借成本低、方便快捷、灵活性高等特点,共享型企业快速争夺传统企业市场,使传统行业承受激烈的竞争压力。特别地,共享型企业的扩张会对原先的垄断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关乎切身利益,一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传统行业企业难免会群起发声,对共享经济的发展进行阻碍。
3. 发展时间短,产业尚不成熟
由于行业起步较晚,其服务和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化、质量保障体系、用户数据保护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隐患。与此同时,多数企业并未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多数领域仍处于乱战状态。
4. 法律和监管的空白
法律监管问题也是“分享经济”模式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最基础问题,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缺乏针对分享类企业的法律,相关的监管也是一片空白。例如,目前已出台的85号文件虽然将在线短租行业定性为服务行业,但私人房屋用于出租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有关在线短租的分享业态仍面临合法化问题。分享经济的发展对现有的政策、制度、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在倒逼监管部门研究、制定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与手段。
三、对策建议
(一)坚持放管结合,平衡各方利益
其实社会诚信问题还是法律监管问题,总的来说都是制度建设问题。因此,在加强我国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登记和查询制度,严厉打击不诚信行为,增加失信成本,以及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行业监管法规方面,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享经济行业真正走上发展正规,与传统行业公平竞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解决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同时正确把握监管的尺度,由于共享经济领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在当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趋势下,还应该积极支持一批较为成熟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如上海世博会期间德国不来梅案例馆开展的“汽车共享”实践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应鼓励此类领域的共享实践,开展商业模式的探索,培育和发展新兴业态。
(二)加强信息披露,树立品牌意识
分享经济模式最突出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企业内生性治理以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将成为加快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分享经济平台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建立自律监管体系,形成客户诚信度准入制度、详细的交易规则和信用评价机制,密切关注交易质量与安全保障。其次,积极树立品牌意识。以诚信经营为立身之本,提高产品服务质量,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倾力打造品牌服务,使企业有灵魂,有活力,有人性,才能确保固有用户的稳定和新用户的快速增长。
(三)传统企业转型,积极拥抱分享
分享经济在给传统行业带来冲击的同时,还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有一大批的企业正采取各种策略适应并积极参与分享经济,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例如,企业可以和分享平台合作,把其的闲置机器设备进行分享,为有使用需求的人提供生产服务。当企业遭遇资金不足但够不到银行信用要求时,可以借助P2P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度过资金紧张状况。再有实力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进入分享经济领域。
(四)明辨真伪分享,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关注平台是否有法律规定的从事该行业相关经营资质。其次,关注平台的信息披露情况,了解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综合考虑交易风险。最后,如果被不良平台欺骗导致利益受损,这时候应该坚决拿起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
(五)加强产业联系与协作,推进信息共享和标准化建设
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加强产业间联系与协作、推进信息共享和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分享经济各领域也出现了许多行业组织,在促进协调沟通、资源共享、行业自律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国内众筹行业内的首个股权众筹联盟2014年在深圳成立,其成员均是深圳互联网众筹行业的领军机构,股权众筹联盟对于加强产业联系与协作,推进信息共享和标准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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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产价格财富效应的比较分析 篇7
近年来, 我国资产价格 (股价和房价) 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对于股票市场来说, 以上证指数收盘价为例, 股票市场一度从2005年6月6日的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股指又直线下滑, 到2008年10月28日, 跌至1664.93点, 如今股指在2300多点徘徊。近十年来股市价格升幅降幅都比较大。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 自1998年住房改革之后, 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 开始实行货币买房, 房地产价值占居民财富的比重开始大幅上升。房地产价格在近十年来一度攀升, 虽然2008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 出现过短暂下滑, 随后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 促使许多城市房价于2009年初始又开始上涨。2010年为了抑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 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价格调控政策, 2011年10月份房地产环比价格开始下降, 房地产市场价格拐点初现。房地产价格也同样经历了较大的变动。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渡时期, 要从出口、投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出台了许多政策, 包括家电下乡、汽车补贴等政策, 但是消费的增长并不是很理想。因此从资产价格角度, 通过对股价和房价的财富效应的分析与考察, 以此检验能否通过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发展来拉动消费, 带动经济增长,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财富效应的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研究模型借鉴了Charles和Tuomas (2005) 所设定的模型。许多研究文献中都直接或间接地用到了欧拉方程, 假定效用是加法可分离的, 贴现率贴现对于家庭i的消费问题可以描述为:
Et代表在时期t时的期望, cit代表家庭消费, yit代表非金融资产类的收入 (通常指劳动所得) rjit代表资产j的回报率, Aisj代表家庭持有的总资产。最后, 代表其他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
由于家庭除了劳动收入以外, 最主要的资产包括房地产和股票, 所以总资产中选取收入、房地产、股票资产, 分别考察它们对消费的影响。假定资产种类只有这三种, 效用函数相对于风险厌恶系数和可分离偏好转移是等弹性的, 那么, 欧拉方程的估计可以通过一定的化简表示。
基于理论模型, 本文考察了全国31个省市资产财富效应的情况。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 家庭拥有的房地产和股市资产的具体财富大小, 我们无法获得。所以, 利用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来代替With, Wsit, 最终模型可设定为:
其中, rt代表利率水平, hpit代表房价, spit代表股价。
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 消费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存在棘轮效应, 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消费的滞后一期来考察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0~2009年, 31个省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年消费支出, 利用各个省市的cpiit数据进行价格平减, 得到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yit和人均年消费支出cit, 数据来自国研网;房地产销售价格, 利用消费价格指数cpiit进行价格平减, 得到实际房地产销售价格hpit, 数据来自2004~2010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股市价格spit, 以沪深两市交易量为权重, 对每日股市的收盘价进行加权平均, 数据来自于大智慧炒股软件。利率rt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三财富效应的面板模型分析
1. 总体财富效应检验
估计 (3) 模型前, 应该确定最优的模型, F检验结果为15.2, 大于临界值1.5, 表明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公式4中, 因为模型中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 所以一般的估计方法是有偏和不一致的, 采用GMM方法来估计模型, 分别对模型 (3—1) 进行OLS估计和对模型 (3—2) 进行GMM估计, 结果如下:
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 利率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1和3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且符合经济意义;2为负值, 不符合棘轮效应;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4为正值, 但不是显著的, 而静态模型是显著的正值, 表明了家庭拥有的房地产财富对消费存在着微弱的正的财富效应, 当房地产价格上升1%, 城镇居民消费会提高0.04%;股市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5为负值且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 表明了家庭拥有的证券财富对消费存在着负的财富效应, 当股票价格上升1%时, 城镇居民消费会减少0.01%, 说明股价上涨的替代效应占了主导地位。
2. 分地区房市和股市财富效应分析
建立分地区 (东部、中部、西部) 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分别考察房市和股市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实证结果见表1。
注:***, **, *分别表示1%, 5%, 10%的显著水平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着显著的房市正向财富效应, 而股市存在着不显著的负向财富效应;西部地区存在不显著的房市正向财富效应, 但是存在着负向的股市财富效应。
四房市和股市财富效应时间波动性特征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来对城镇居民消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股价和房价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了2003~2010年的季度数据, 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来定量考察收入、股市、房市的财富效应的动态变化过程。利用eviews 5.1对方程进行估计, 得到估计的状态方程为:
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可以定量描述出房市和股市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情况, 从图1中可以看出, 房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03~0.04之间波动, 除了2003年的第三季度出现了负的边际消费倾向, 其他年份的消费倾向都为正值, 这与之前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正向财富效应是一致的;股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003~-0.002之间波动, 除了2003年波动较大之外, 其他年份的边际消费倾向都较平稳地在一定的区间波动, 这与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负向财富效应也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 状态空间模型的结论表明了, 房市的财富效应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 股票市场存在着负向的财富效应, 而房市的财富效应为正, 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在2003年之后都在一定的区间内波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股市和房市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结论如下:
第一, 面板数据模型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正向的财富效应, 但是家庭拥有的房地产财富对消费影响的正向效应是微弱的, 当房地产价格上升1%, 城镇居民消费会提高0.04%;而股市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财富效应, 当股票价格上升1%时, 城镇居民消费会减少0.01%, 表明了股票市场上的替代效应占了主导地位。
第二, 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着显著的房市正向财富效应, 而股市存在着不显著的负向财富效应;西部地区存在不显著的房市正向财富效应, 但是存在着负向的股市财富效应。
第三, 状态空间模型表明房市的财富效应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 房市的财富效应为正, 而股市财富效应为负, 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在2004年之后, 在一定的区间内波动。
因此, 总体来说,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 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正向的财富效应, 而股票市场存在着负向的财富效应。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较多的国外文献表明, 股票市场的较好发展能够通过财富效应促进消费。沪深两市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相继成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 制度还不够完善, 股票市场上波动周期短、幅度大、投资者结构不合理, 以及不合理市盈率结构等问题仍然存在。不完善的股票市场影响了我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 导致了我国股票市场上存在着负向的财富效应, 因此, 政府部门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来加强股市制度建设与改革, 提高股票市场效率, 防止股票市场价格的大涨大落, 同时, 完善法人治理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及加强投资者教育, 使投资者真正从过度投机型转变为价值投资型, 更好地发挥股市财富效应。
摘要：近年来, 我国资产价格变动幅度比较大, 表现在股票价格的大涨大跌, 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资产价格的变动势必影响居民持有的金融财富和房地产财富的变动, 进而影响消费的变动。本文从资产价格角度, 通过对股价和房价的财富效应的分析与考察, 以此检验能否通过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发展来拉动消费。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微弱的财富效应, 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负财富效应。
关键词：财富效应,股市,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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