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效应

再分配效应（精选10篇）

再分配效应 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间的初次分配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李克强曾经指出, “要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个最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2年就城镇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26, 122.74元, 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170.63元, 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546.72元;就农村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1, 344.72元, 中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7, 124.49元, 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5, 268.55元。由数据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 区域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存在着巨大差距。

政府转移性支付是政府的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 由于转移性支付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拨款, 促进了资本向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动, 如果转移支付是有效的话, 就能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那么, 转移性收入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内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果它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 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呢?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再分配效应) 是否相同?而对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 转移性支付是否同样存在正向的作用?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做了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方法上看, 主要有基于不平等指数的分解和使用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前者又可以按不同收入群组和不同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不平等指数分解。国内主要文献包括: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 (2003) 和黄祖辉、陆建琴、王敏 (2005) 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方法和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了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杜鹏 (2004) 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东北三省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表明:转移性收入扩大了东北地区、地区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张明喜 (2006) 利用人均产出增长率 (以GDP衡量) 、初始收入水平、转移支付率三个变量, 测算并分析了1995~200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收敛性, 得出了转移支付只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起到了收敛作用, 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曾国安、胡晶晶 (2008)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得出了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戴平生、庄赟 (2012)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可以得到各收入来源收入份额增长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影响。对2005~2009年我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结果表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并且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由扩大转变为缩小。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发现:在数据使用上, 由于早期数据有限, 大量研究的数据是来源于统计年鉴的收入分组数据, 李实 (2002) 认为使用分组数据计算的不平等指数存在估算上的误差问题, 如果使用微观数据就不存在估算上的误差, 并且从宏观角度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 其微观解释力度不足;在研究的角度上, 主要研究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或者单独研究转移性对农村或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研究的层面上, 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或者省际层面, 对区域层面关注不够;在研究的方法上, 主要以收入差距的分解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收入差距的群组分解法 (以泰尔指数为主) 、收入差距按收入来源分解 (以基尼系数为主) , 也有些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在研究的结论上, 尽管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方法各异, 但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转移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几乎没有起到缩小组内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并且拉大了组间 (城乡间) 收入差距。

鉴于几乎没有学者探讨转移性收入对各个区域 (本文指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 内部及各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尝试使用CFPS2010大样本和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 研究转移性收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首先会涉及到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后不同概念的收入, 本文主要是通过测算比较这些不同概念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变化来衡量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效应, 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收入概念进行界定。

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其中, 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属于政府转移性收入, 也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转移性收入。

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是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家庭及成员由个人劳动及资产带来的各种收入的总和, 本文称之为市场收入, 主要反映的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

实施再分配后的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 本文称之为总收入。

四、实证分析

(一) 测度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在研究收入分配时, 可以使用基尼系数、GE指数、变异系数、收入不良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对收入差距进行度量。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 不仅需要对不平等进行度量, 而且还要对不平等指标按区域进行分解。因此, 所选指标的分解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目前国内文献中度量不平等主要选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广义熵 (GE) 指数。

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 总体基尼系数可以按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进行分解。目前, 基尼系数的群组的可分解性存在争议, 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基尼系数在不同群组之间是无法完全分解于尽的, 因为分解后除了包括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之外, 还有一个相互作用项。程永宏 (2006) 指出这个颇具争议的交叉项除了反映各组收入分布的重叠程度, 并没有更多的经济含义。万广华 (2006) 提到, 不平等的分项收入分解最好使用基尼系数, 而不平等的人口组分解最好采用GE指标。本文采用被众多学者公认可以进行群组分解的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泰尔指数由泰尔在1967年提出, 它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yi代表收入观察值, 代表平均收入, fi代表人口比例。Bourguignon (1979) 证明, T0是唯一可以用人口比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分解指标。Shorrocks and Wan (2005) 指出, 使用T0指标的优点是分解结果不取决于组间贡献和组内贡献的计算顺序, 而且所使用的权数的和为1, 其他不平等指数则不具有这样的优点。本文选取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是微观样本数据, 基于微观样本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 T0代表总体不平等, Tw代表组内不平等, Tb代表组间不平等。整体被分成k组, n为样本总量, nj (j=1, 2, …, k) 为第j组样本量, yij表示第j组第i个样本收入观察值, 分别为总体、第j组的收入均值。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w/T0, 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b/T0。

(二) 方法和数据说明。

测度政府再分配政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转移支付前后的泰尔指数的变化,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TMR表示市场收入的泰尔指数, TTR表示包括转移性收入的总收入的泰尔指数。如果为正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小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如果为负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大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负的再分配效应。

另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再分配系数来测度再分配效应的相对变化, 以考察再分配效应的强度,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 该样本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 基线调查共采访约14, 960户家庭、42, 590个人。CFPS2010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 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离退休金、低保等政府补助。CFPS对转移性收入的提问比较详细, 在政府补贴这方面不仅包括现金补贴而且还包括实物补贴, 以及新农保政府补助、养老金、离退休工资、失业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分红、商业养老保险分红、商业养老金和商业财产保险分红等, 更能全面反映政府转移支出。

在这里, 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一是CF-PS2010测量工资收入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围较广, 既包括常住人口, 也包括由于上学、打工、参军等原因暂不居住家中的成员, 基于此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能够反映家庭真实收入和经济负担状况;二是本文使用的CFPS的收入考虑到了农民家庭自留消费的农产品价值, 经过调整计算出的农村家庭总收入, 调整后的收入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区域划分。

本文将CFPS2010调查的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其中, 东部区域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9个省市;中部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西部区域包括陕西、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7个省。将河北归入中部, 是参考了白雪梅 (2006) 的划分方法, 河北省除了京津唐周边地区经济较发达以外, 其他地区的经济类型同河南、山西较相似。

2、各区域、分项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对CFPS2010数据进行清理, 删除缺失数据后, 共得到13, 506户家庭数据, 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

从对各区域的分项收入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2009年, 东部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市场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2倍, 而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近4.5倍;就这三项收入而言, 中西部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东部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国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区域间差距很大。

3、实证结果。

运用基于微观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及区域分解方法, 得到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组内及组间的市场收入泰尔指数、总收入泰尔指数、再分配效应及再分配系数,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从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总收入泰尔指数与市场收入泰尔指数相比较低, 再分配效应的值均为正值, 这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后,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均下降了, 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对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正向效应, 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 尽管政府的转移性支付缩小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对他们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可以从表2中再分配系数看出。就全国而言,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3.39%;东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71%;中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11%;西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仅下降了0.59%。可见, 政府转移支付对东部和中部的居民收入分配的正向效应较明显, 而对西部居民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起到正向效应。

(3) 组内再分配效应的值为正, 组间再分配效应的值为负, 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缩小了组内收入差距, 使组内的泰尔指数降低了15.40%, 但却拉大了组间收入差距, 组间的泰尔指数上升了25.59%。

(4) 不管是转移支付前还是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转移支付前,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3%, 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1%, 略微下降, 组内收入差距仍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从区域内部来看, 东部收入差距要大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 政府转移性支付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它缩小了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 却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组内收入差距构成了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转移性收入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程度之所以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关。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各异。经济较发达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就会强些, 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就会高, 而那些欠发达区域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则较低。根据表1可知, 东部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是西部居民的近4.5倍。区域间转移性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 使转移支付后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了, 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与我国要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政策目标相悖。

为了解决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 政府应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转移支付, 加大对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区域的扶持, 加强对中西部区域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使转移性收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祖辉, 王敏, 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3.

[2]黄祖辉, 陆建琴, 王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4.

[3]杜鹏.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4.10.

[4]张明喜.转移支付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分析[J].财经论丛, 2006.125.

[5]曾国安, 胡晶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08.3.

优化再分配和规范分配秩序的建议 篇2

第一，抓紧做好三部委《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批转后的相关方案和实施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

第二，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尊重、培育和健全市场的资源与要素配置机制、维护产权规范与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合理调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和适当引导企业劳方与资方在工薪分配上的集体协商等。

第三，在再分配的直接税收方面促进改革：1.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以及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2.改革完善房地产税。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3.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

此外，还应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这将有利于形成以经济手段促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也间接地呼应了相关收入分配的优化）；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将有利于优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经济手段引导，也间接地调节和优化了相关的收入再分配）。

第四，在再分配的社会保障方面抓紧落实：1.“十二五”期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使基本养老基金“互济”功能的蓄水池提升到与统一市场匹配的全社会层级，消除低层级统筹时难以消除的劳动力流动壁垒。2.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3.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4.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5.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规模，优化供给机制。在中小城市运用“补人头”机制的潜力相对大，可“政府采购”式操作。

第五，在再分配的转移支付方面，落实一系列优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加大教育、就业、扶贫开发等支出，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转移支付方式的运用，需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多地筹集资金来支持，也需要在机制创新、加强管理中压低行政成本、提高支出资金的使用绩效。

第六，推进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试点。推行新提拔干部的财产公示制度，以利促进吏治整顿和廉政建设。

第七，在改革中消除部分行业的过度垄断因素，提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对于并非由市场竞争性机制产生的国企高管，在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要加强上限约束和规则管理，对于“劳务派遣工”的待遇保障问题，应强调规范、透明和适当提高标准。

第八，在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通盘视野之下，加强对非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严厉打击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走私贩毒、偷逃税收等相关的黑色收入，同时清理整顿规范种种“灰色收入”。

再分配效应 篇3

关键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净转移额,内部收益率

1 引 言

近年来,安徽省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而且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研究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不仅能够为改进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政策参考,而且对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模型建立及测算

2. 1 模 型

本文采用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构建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模型。并在净转移额部分重点考虑统筹部分的净转移额,剔除不具有代际或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的个人账户部分对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1]。

2. 1. 1 分析模型的建立

以参保人退休那年为测算时点,设FVC为退休时点缴费终值,PVB为退休时点领取现值,NPV为退休时人均净转移额,则:

人均净转移额NPV = FVC - PVB ( 1)

内部回报率为退休时点时令FVC = PVB的折现率i(2)

2. 1. 2 各指标计算过程

设n为缴费年数; t为参保者缴费第t年; Ct为第t年养老金缴费值; C1为单位缴费比例; C2为个人缴费比例; Wt - 1为缴费第 ( t - 1) 年本人工资性收入 ( 若缴费上限≤Wt - 1≤缴费下限,否则替换为相应上下限) ,则:

设Bd为退休后第d年养老金的领取额; r为养老金领取年限; Bd1为基础养老金; Bd2为个人账户养老金;为第d - 1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参保人指数化年平均缴费工资Z为参保人各年度平均缴费基数与各相应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术平均值; 个人账户年领取额Bd2等于个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的个人账户总额除以养老金领取年限,则:

2.2 测 算

注: ( 1) 在人均领取现值的处理方面与当前计发办法略有不同,为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平稳性,个人账户年领取值 = 个人账户余额/15; ( 2) 统筹部分指基础养老金部分; 个人部分指个人账户部分。

首先,设定参数:

( 1) 根据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设定20岁参保新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则从2014年起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为40年; 在安徽省平均预期寿命为75. 10岁 ( 来自2010年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 的情况下,领取养老金年限为15年。

( 2) 假设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经济增长率大致保持同步。根据《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关于中国GDP的预测,结合安徽省实际现状,设定安徽省GDP的增长率2014—2015年为9% ,2016—2020年为8% ,2021—2025年为7% ,2026—2030年为6% ,以后各年保持5% 不变[2]。

( 3) 假设2014年参保新人工资与2013年安徽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样为47806元; 根据规定,企业缴费比例C1为20% ,个人缴费比例C2为8% ; 此外,假设以4%计算养老金收益率和折现率。

其次,将《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中查阅到的“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代入模型测算其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就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而言,以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年收入50908元为界,年收入在50908元以下的为养老保险收入的转入者,且收入越低,再分配转入程度越多,转入金额最高为62. 80万元; 年收入在50908元之上的为收入的转出者,且收入越高,再分配转出越多,转出金额最高为67. 75万元。这说明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

为了进一步分析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考虑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人数。通过查阅发现安徽省主要职工数集中在制造业 ( 120. 41万人) 和建筑业 ( 99. 59万人) ,而这两个行业均是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 而年收入在50908元以上的行业,即从卫生和社会工作开始 的养老保 险的转出 者,总计职工 数仅为104. 01万人,比起转入者人群仍然较少。因此,虽然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但再分配程度仍然较弱。

此外,根据2014年度公布的《安徽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安徽统计年鉴———2014》显示,截止到2013年年末,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11. 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人数为1226. 2万人,计算出安徽省参保率仅为66. 16% 。

3 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3. 1 改革方案

通过测算发现,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折现率、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都会影响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因此,本文选择缴费上下限、企业缴费率以及退休年龄三个关键因素设计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如下所示:

( 1) 方案I: 仅取消缴费上、下限的限定;

( 2) 方案Ⅱ: 仅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

( 3) 方案Ⅲ: 仅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4) 方案Ⅳ: 取消缴费下限,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5) 方案Ⅴ: 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6) 方案Ⅵ: 取消缴费下限,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3.2 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测算分析上述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值如表2、表3所示,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 1) 方案I: 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 这两个小组的工资性收入均低于缴费下限) 人均净转移额的绝对值与改革前的测算结果相对比在统筹部分得到了增加。此外,其内部收益率也都高于改革前的测算结果,最高为5. 1502% 。可见,缴费下限的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吸引力。

注: 表 2 中的人均净转移额仅指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

( 2) 方案Ⅱ: 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减弱。具体而言,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入额都由原来的62. 80万元上升至80. 28万元,内部收益率 由4. 7425% 上升至5. 0967% ; 最高收入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出额由原来的67. 75万元下降至23. 64万元,内部收益率由原来的3. 1628% 上升至3. 4528% ; 此外,收入转出群组个数减少。

注: 表 3 中的人均净转移额仅指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

( 3) 方案Ⅲ: 退休年龄的推迟使得人均缴费终值增大,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均领取现值增大,但是人均领取现值增大的幅度小于人均缴费终值增大的幅度,从而使得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再分配程度减弱,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出者再分配程度增强。

( 4) 将改革方案Ⅳ、Ⅴ、Ⅵ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相互对比,并与安徽省改革前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改革方案Ⅳ、Ⅴ、Ⅵ在低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或高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上均有所增强; 改革方案Ⅳ对高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 改革方案Ⅵ对低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

4 政策建议

4. 1 适度降低缴费下限

由于缴费下限的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吸引力。因此,本文建议适度降低甚至取消缴费下限的限定,并且,随着安徽省经济水平的发展,放宽甚至取消缴费上限的限定,以期加强高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转出功能。

4.2 调整企业缴费率

对改革方案的分析,发现分别改革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和退休年龄的效果远不及同时改革以上因素的效果,而且安徽省不同时期适合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因此,本文建议,安徽省在近期内应采取方案Ⅵ。这是因为当前安徽省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方案Ⅵ中缴费下限的取消有助于减小低收入人群的缴费负担,吸引其参保并加强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 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有助于鼓励企业发展经济; 此外,这两个举措可以抵消退休年龄的延迟对低收入人群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削弱,从而整体上提高了本省养老保险政策的收入再分配程度。

而随着安徽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后建议转而采用方案Ⅳ,即将统筹部分的缴费率重新提高,加强收入从高收入群组转向低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4.3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由于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可以在相同缴费率下通过人数的增多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额,从而弥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下降所减少的统筹部分缴费额。而且,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66. 16% ( 截止到2013年年末) ,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本文建议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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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晓军,康博威.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09,26(11):75-81.

[5]彭浩然,申曙光.改革前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7(2):32-38.

[6]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7]杨园丽,刘晓梅.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企业缴费负担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0,20(11):32-34.

“三包”的本质是成本再分配 篇4

从道德的层面看，“三包”规定制造厂家和销售商不能卖出产品不管售后，必须从利润中拿出钱来为顾客按条件进行保障和服务，服务的越多，退、换货的条件越宽松，就越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从经济层面看，则大不相同：“三包”不是企业家的良心发现或社会舆论压力的结果。“三包”的经济本质，是制造商品和销售商品的企业为了让消费者更好的使用商品和维护自己的品牌而采用提高价格的办法，在制造成本之外再预留一块成本用于售后服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多卖产品。对于小件及消费者熟知的、易于使用的商品，“三包”的必要性不大，所需成本也很低。而对于大件商品，特别是价值昂贵、使用周期长、使用技术复杂或条件多变、质量难以保持完全一致的商品，则必须留出足够的售后服务成本，进行适当的售后服务，包括实行“三包”。而汽车“三包”对于消费者，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动地多交一些买车钱，换取厂家对使用的指导、部分保养维修和出现购买时不易发现的质量问题时退换货的许可权。以上经济分析是基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而垄断的市场和商品则完全不同。在垄断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商赚取多、服务差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消费者在付出购买汽车的钱中，除厂家利润外，包括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制造成本（包括销售和运输），另一部分是售后服务成本（包括退换货）。制造成本是平均分摊于每件商品上；而售后服务成本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是消费者平均交钱，多维修多摊，少维修少摊。少数人退换货的成本也摊在所有消费者头上。

这实际上是消费者付出的售后服务成本的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买保险。保险赔付的过程并不是保险公司做慈善，而是保险公司把某个险种所有投保人交的钱扣除自己的成本和利润，按损失情况的不同再分配给遇险的投保人。同样，汽车“三包”也不是汽车厂家学雷锋，只不过是把消费者已经交的钱，按比以往更公平透明合理的方法，用服务的形式（包括退换货），再分配或返还给消费者而已。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汽车厂家“三包”条件优厚与否，并不是厂家责任心和道德的体现，而是厂家根据产品和市场特点，制定的品牌策略的体现。一般而言，档次高、价格高的产品，“三包”条件更优厚，因为这样的产品用于售后服务的成本更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厂家急于扩大市场和提升品牌形象的时候，可能临时性地牺牲部分利润，提高“三包”条件。

再分配效应 篇5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也是调控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 个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0%的幅度稳步增长, 由1994年的7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837亿元, 成为税改以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国内税收的第四大税种。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再分配工具, 是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 当既定的税制将逐渐变得不适应税收公平目标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时, 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相应改革 (以下简称税改) , 使得新税制符合新形势下的政策调节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历经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调整, 最新的税改规定, 自2011年9月1日起, 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各界对此次税改收入分配效果褒贬不一, 有的认为新税制大幅度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顺应了时势和民意。也有人认为由于现行税制仍存在缺陷, 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十分弱小。还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征管上会出现各种问题。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分析此次税改的收入分配效应, 且讨论仅限于工薪所得。

一、税改历程

我国个人所得税起步较晚。1980年9月11日, 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当时推出这一税种主要是针对外企的高薪人员。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 把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国内居民个人收入调节税以及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三税修订合一, 颁布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它规定不分内外, 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缴纳个税, 并规定工薪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自此以后, 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几经修订, 对于工薪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数量特征如表1所示。

从理论上讲,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税制设计实现的, 这种税制设计关键有两点:一是扣除标准, 二是税率。

事实上, 2006年税改和2008年税改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延续, 仅是将扣除标准分别提高到1600元和2000元, 而税率并未进行调整。与之前的历次修改相比, 最新一轮税改 (2011年税改) 对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和税率结构都作了重大修订,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较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扣除标准, 扣除标准由原来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二是首次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 税率表由原来的9级调整为7级, 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 将最低一档税率由5%降为3%。这从税改的力度上讲是前所未有的, 使得我国的税改朝着“通过减少税率级数、扩大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的超额累进模式迈进一步。但是, 这种新的改革动向也对改革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不但要按照以往的做法探讨扣除标准, 还要进一步研究分级税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效应。为此, 有必要首先对新旧税制的设计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二、税制设计效应分析

(一) 税改本身效应

由于新的一轮税改对扣除标准和税率都作了相应的调整, 税改前后税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受到三种效应的影响: (1) 扣除标准变动; (2) 税率的变动; (3) 扣除标准和税率变动的交互作用。因此, 采用以往仅有扣除标准平移情况下的收入分配变动效应研究方法, 会在新情况下变得复杂。为此, 下面给出2011年税改前后的税制对比的一种简单方法。

在理论上, 税前收入形成的区间为[0, +∞) , 我们同时以2011年税改前后的应税区间划分整个收入区间, 并对各收入区间对应的税率进行比较, 如表2所示。

表2中, “旧税率”指2011年税改前的9级税率, 即由2008年税改确定的税率;“新税率”指2011年税改确定的7级税率;“税率差额”为相应的新税率减去旧税率, 体现新旧税制在各收入区间的差异。表2的区间划分是新、旧税制共同划分应税区间的结果, 实际上, 通过表2也容易还原出实际的新、旧税制:将“旧税率”或“新税率”一列相同税率对应的区间合并, 就得到既定税制下的应税区间。例如, 将旧税制下税率为10%对应的区间合并为[2500, 4000) , 即得到旧税制下税率为10%对应的应税区间。

通过税改前后的比较发现, 在表2中, 2011年税改充分体现了个人所得税制度“高收入者多缴税, 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 此次税改的扩中保低、抑制高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功能调节意图十分显著:

1.总的来讲, 表2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体现了不同的税改特征。以收入区间[8000, 12500) 为界限, 对小于8000元部分的收入, 新税制使得税收负担大幅度减免;对大于12500元部分的收入, 其税收负担一定程度有所加重或不变 (除收入区间[82000, 83500) 外) 。当然, 可以认为税前收入在[8000, 12500) 的收入者是此税改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这些收入者完全享受到低收入部分的税负减免, 而无需承担高收入部分的税负“惩罚”) 。

2.进一步来讲, 由于免征额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 原来的9级税率调整为7级税率, 而且3%和10%两档低税率的适用人群显著扩大。这些变动反映到表2的左边部分, 各个收入区间体现出来的税改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异。对于3500元以下部分的收入, 在新税制其应纳税额为0, 而这些收入部分在旧税制下会承担一定比率的税收负担。根据笔者前期研究中的测算方法,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对2011年工薪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情况的测定, 发现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工薪收入个体的比例为47.11%。因此, 2011年税改使得接近半数的工薪收入者免于个税义务。而收入在2000-8000的部分, 其税率的减免幅度在5%-12%之间。根据2011年的收入分组数据推算, 收入在8000以下的工薪收入群体比例已超过90%,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此次税改使得绝大多数人在税后收入绝对额上得到实惠。

3.个人所得税是通过“高收入者多缴税”的原则来实现缩小分配差距、调节分配关系的功能。新税制调整了税率级距, 取消了40%的税率, 将原来适用于40%税率的应税区间主要并入45%税率 (并入35%税率的应税区间很小) , 从而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 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这些改革反映到表2的右边部分, 各个应税区间受税改的影响, 其税率不变或小幅提高 (除收入区间[82000, 83500) 外) 。这些应税区间是制度设计中意图“惩罚”的收入区间, 其区间跨度远远大于表2左边部分的收入区间。但是, 应该注意到, 表2右半部分的税率变动幅度小于其左半部分。进一步地, 由前面的分析知道, 表2右半部分的收入群体比例应该是较低的。

因此, 2011年税改关于扣除标准和税率的改革, 意在通过税率的不同收入群体的“此消彼长” (表2左右部分税率的升降) , 达到要求少数高收入者承担大部分的税负, 也即个人所得税文献中常说的税负公平性。那么, 这些政策意图能否实现, 其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财政收入效应如何, 还取决于应税群体的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状况, 即将税制设计意图用于税收实践。

(二) 税改动态效应

在前面的分析中, 表2的税改前后对比表明, 税改使得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大幅度降低, 保证了税负的公平性。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根据文献的税制效应微观模拟模型构建方法,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关于2011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 推算在新、旧税制下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收入分布函数的影响, 如图1所示。

从2011年税改新旧税制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发现 (图1) , 税改也存在使得收入差距的调节能力减弱的负面效应, 在旧税制下 (图1左) , 税制的作用使得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明显降低 (由虚线变为实线) , 但在新税制下 (图1右) , 面对同样的数据, 这种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是减弱的。当然, 这种负面效应也必然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那么税制改革必要性何在?

事实上, 在表2中, 我们着重于评估税改或者说新税制本身的效应, 分析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变化的。那么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税改的负面效应将很快得到弥补和恢复。因此, 居民收入增长与税制的相互矛盾是税改的主要动因。也就是说, 税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是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服务的, 而不是完全仅仅在税改当年完全体现其收入分配效应。

三、结语

本文从税制改革设计的角度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设计的角度讲, 新的税制改革成果在收入分配上优于以前运行的税制。当然, 当前的新税制也会在运行过程中使得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税收负担增加, 逐渐背离税负公平, 在若干年后成为改革调整对象。因此, 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税负的公平性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的过程中。

最后需要指出, 本文仅就制度设计角度纵向分析了税制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税制改革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我们未对个税制的监管进行讨论, 应该来说,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的有效监控。因而实际执行中还需强化高收入者纳税申报工作, 盯紧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 才能使得税改效果落到实处。

摘要：文章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对2011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此次税改对减轻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 分析结果也表明, 此次税改使得新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暂时减弱, 并指出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税负的公平性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的过程中。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万莹.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税收累进性和平均税率观察 (J) .财政金融, 2011 (3) .

[2]李红霞.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理性思考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11) .

[3]黄恒君.一种收入分布函数序列的拟合方法及扩展应用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1 (12) .

[4]万相昱.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微观动态分析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 .

成本会计定额分配方法再思考 篇6

在假定没有月初和月末在产品的情况下, 采用定额比例分配方法在不同产品间分配各项费用时, 可以直接依据当月完工产品产量 (也就是按当月投产量) 计算各产品定额总量, 这种成本分配方法比较容易让学生理解。但是, 如果有了月初和月末在产品, 依据单位产品定额, 如何计算各产品当月定额费用或定额工时呢?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原材料费用的分配

原材料费用分配, 是指在多种产品混合领用原材料的情况下, 将原材料的费用按照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各个产品上。分配原材料费用要编制原材料费用分配表, 一般先根据产品耗用材料的定额费用标准计算费用分配率, 然后再进行费用分配。那么, 如何根据单位产品材料定额费用来计算产品总的定额费用呢?下面举例来说明。

某工厂大批量生产A、B两种产品, 因此选择采用品种法进行成本核算。该工厂设有一个基本生产车间。201×年3月份有关产品生产的资料见表1至表5:

单位:元

单位:件

注:A、B产品月末在产品完工程度均为50%

单位:件

单位:件

要求:依据单位产品材料定额费用, 分配A、B产品共同耗用的原材料费用18 000元。

分析:这个问题只需要计算出三月份A、B产品材料总定额费用, 依此为标准再计算原材料费用分配率, 之后就可以分别计算出A、B产品各自应分摊的原材料费用。

第一种情况, 假定原材料是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入。那么, A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3 000×1=3 000 (元) , B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1 800×1.5=2 700 (元) 。因此, 原材料费用分配率=6 000÷ (3 000+2 700) =1.052 6。其中, A产品应分担原材料费用=3 000×1.052 6=3 157.8 (元) , B产品应分担原材料费用=2 700×1.052 6=2 842.02 (元) 。

这种情况下, 计算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所用的产量是当月投产量, 理由是, 原材料是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 当月所投原材料多少取决于产品投产量, 即月初在产品不需要本月再投入原材料。

第二种情况, 假定原材料是分工序均衡投入的, 各项平均投料50%。那么, 计算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所用产量应当是当月发生的约当总产量。具体计算过程见表6、表7。

单位:件

单位:件

由表2、表6、表7可知, A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 (2 800+198-118) ×1=2 880 (元) ;B产品原材料定额费用= (1 900+30-80) ×1.5=2 775 (元) 。因此, 原材料费用分配率=6 000÷ (2 880+2 775) =1.061。其中A产品应分担原材料费用3 055.68元, B产品应分担原材料费用2 944.32元。

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用于计算A、B产品定额总费用的产量2 880和1 850分别是A、B产品当月的约当总产量。

第三种情况, 假定原材料是在产品完工时投入的, 如包装材料。那么, 此时计算产品定额耗用量的产量应是当月完工产品。分配当月完工产品领用的包装袋费用的分配率=1 300÷ (2 800×1+1 900×1) =0.276 6。那么, A产品应分担包装费用774.48元, B产品应分担包装费用525.52元。

总之, 依据各产品单位定额材料费用, 计算各产品总定额材料费用时, 要根据原材料的投入环节及投入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可以采用当月投产量、当月完工产量或者当月发生的约当总产量来计算, 即约当总产量=当月完工产品产量+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期初在产品约当产量。其中, 约当总产量适用于一般的情况, 而投产量、完工产品产量适用于特殊情况。

二、工人工资费用的分配

工人工资费用的分配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共同耗用的生产工人工资费用的分配, 通常以各产品当月耗用工时为标准进行分配。但对于定额工时如何计算呢?下面举例说明。承前例, 假定A、B产品单位定额工时如表8所示。

单位:小时

单位:件

单位:件

表8中, 假定各工序工时耗用比例为50%。由表2、表9、表10可知, A产品当月定额工时= (2 800+192.85-114.28) ×14=40 300 (小时) ;B产品当月定额工时= (1 900+30-80) ×14=25 900 (小时) 。

由此可知生产工人工资费用分配率=19 000÷ (40 300+25 900) =0.287。那么, A产品应分担11 566.47元, B产品应分担7 433.53元。

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计算A、B产品总工时所用的产品产量2 878.57和2 850分别是A、B产品当月的约当总产量。如果没有月初、月末在产品, 那么就可以采用A、B产品当月的投产量3 000件和1 800件。

同理, 如果基本生产车间制造费用也采用定额工时比例法进行分配, 那么, 制造费用分配率=17 000÷ (40 300+25 900) =0.256 8。A产品应分担制造费用10 348.94元, B产品应分担制造费用6 651.06元。

由上述计算过程可以看出, 依据单位产品工时定额, 计算产品定额工时所用的产品产量是当月发生的约当总产量, 即约当总产量=当月完工产品产量+期末在产品约当产量-期初在产品约当产量。

摘要：成本会计中, 需要在产品间分配的生产费用包括原材料费用、人工工资、制造费用等, 其中常用的分配方法是定额费用或定额工时分配率法。本文探讨了根据单位产品定额费用或工时计算产品总定额费用或总定额工时需要按照哪种产量指标进行定额分配的问题。

关键词：定额费用,定额工时,费用分配率

参考文献

[1].顾爱春.成本会计实务.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2].蒋小芸.成本核算实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再分配效应 篇7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相类似, 中国公有企业的改革起初也是民间和地方自发形成的, 而不像发达国家是“自上而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和号召下开始的。但随着改革过程的进行需要政府的许可和配合, 政府对公有企业改革的主导作用和方向的掌握作用越来越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大致经历了政绩导向、内部人控制、国家干预和纵深改革四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民营化中公有资产流向

公有企业的民营化经历了消极民营化和积极民营化两个过程, 首先是将亏损企业改成民营, 后来执行“靓女先嫁”的政策, 将盈利企业也进行改制。1985-1997这十余年间, 公有企业内部表现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随着承包制和两权分离,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跟上, 以至于经理人员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企业。企业的经理和员工成为“内部人控制”的获利者, 运用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将企业收入分入自己囊中, 而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予关注。企业外部的地方监管部门虽然对公有企业没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 但可以运用他们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任用和罢免权利、各种审批权利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制度, 地方政府部门也存在与经理人员合谋的驱动, 这样他们与经理人合谋, 共同将公有企业瓜分。

公有企业的建立和维持运转靠的是国家财政。公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 一要剥离债务, 二要给职工工龄买断、股权或者就业安置, 之后的剩余部分作为企业净资产转让。债务剥离名义上是公有银行的坏账, 实质上是国家财政资金, 给员工的安置名义上是企业的资金, 实质上是公有资金。这样公有资产就流向了企业的经理人或接收人以及企业员工。在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各级监管部门也成为主要的受益者。

三、公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后的利益格局

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资本市场逐渐建立起来。1998年前后, 部分公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重组在政府的扶持下进行上市, 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公有企业的产权开始多样化, 打破了单一的产权结构。但仍然存在公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 不能按照市场规则运营, 造成政府对股市的干预, 公有企业股票一般不会下跌。表现出资本市场只是企业融资市场, 而不是控制权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公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扶持, 导致公有企业内部收益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部门及各级主管部门在其中继续获利。进一步拉大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

四、公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失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公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形式, 具有财富分配效应, 加之公有企业的规模和收入都非常大, 其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正确认识公有企业的财富分配职能并进行正确引导可以在财富分配改革中发挥正面效应。目前, 国家对于公有企业的改革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例如实行国有资本管理和国有资本运营相互分离的制度。在此基础上, 笔者给出如下措施:

(一) 改革公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的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是保障人才和劳动力合理流动, 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 是使企业能够自如地应变市场的必要前提。减轻公有企业的社会负担, 为公有企业与非公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应当抓紧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关制度, 继续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 积极解决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 提高保险费征缴率, 稳定职工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心理预期; (2) 要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切实搞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工作,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坚决清理追缴企业欠费和回收挤占挪用资金; (3) 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监察力度, 加强失业保险金的收缴、管理和运用, 同时做好失业救济工作, 保证失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同时, 逐步探索公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并轨, 这即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的解决, 又不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二) 完善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起到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的有力引擎, 通过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调节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资本市场建设首先可以解决公有股的产权主体问题, 真正确立一个能对公有资产负责的持股主体;其次, 改变股权过度集中的状态, 在公有企业中引入共培育其他经济成分的产权主体, 逐步减持公有股, 放弃对个人持股的限制, 逐步让比国家更有效率的自然人成为企业的投资主体;再次, 逐步统一分割的资本市场, 解决公有股流通的问题, 完善所有者的控制权。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促进公有企业重组和公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性调整。并不断完善和创新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结构、组织结构、融资工具以及融资结构。

(三) 运用税收制度和基本工资制度进行调节

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兴办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 实行大中小企业税收差额制度,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为其发展提供资金支援, 还可以有效控制企业的规模, 为垄断的形成设置障碍,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 对外资企业按规模大小、市场份额大小和利润多少进行差额制收税。对公有企业要计提利润, 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等的投资。对所有企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 实行非线性税收制度, 对企业的各项福利开支进行规范。

摘要：中国公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化的必然要求, 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公有资产流入部分私人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收入差距以及公有企业内部财富分配差距, 从而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的财富分配效应, 应该通过改革公有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市场制度、税收制度等来促进公有企业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效率。

关键词：公有企业,改革,财富分配

参考文献

[1]沈志渔, 罗仲伟等.21世纪初公有企业发展和改革[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有企业的民营化演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9.

再分配效应 篇8

2002年我国改革了政府间企业所得税分配制度, 首次打破了以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按行政隶属关系和投资主体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局面, 迈出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第一步。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后, 部分中央企业和地方银行的所得税改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 这些企业多为超大规模和跨地区经营企业, 企业所得税的地区间分配问题逐渐取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企业所得税分配问题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解决跨地区经营企业的所得税分配问题, 财预明电[2001]3号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02]5号文件《财政部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的企业所得税地区间分配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03]452号文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企业所得税地区间分配办法>的通知》等文件先后出台。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 新税法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 应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为处理企业总分机构所在地间的企业所得税分配问题, 结合2008年之前旧分配规则的实施经验, 财预[2008]10号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与之配套的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先后出台, 成为指导现行跨地区经营的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执行中的争议性问题, 近期又先后出台了相关的细化规定, 如国税函[2008]95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外商独资银行汇总纳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22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15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等文件。本文以所得税分享改革后所出台的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为基准, 探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现行跨地区经营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的经济效应。为了叙述的方便, 将2008年以前出台的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办法统称为旧的分配规则, 以下将2008年以后出台的总分机构所得税分配办法统称为新分配规则。

二、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的变化

(一) 新旧分配规则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差异分析

1. 涉及的企业范围不同。

旧分配规则主要适用于进入所得税跨地区分享企业名单的企业, 企业的名单由财政部确定, 既有汇总纳税企业也有合并纳税企业。新分配规则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居民企业, 这些居民企业均是汇总纳税企业。2008年之前, 内外资企业两套税法还未合并, 对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预算管理办法主要按照财预字[1996]200号文件《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来处理, 其中并没有对所得税的地区间分配做出明确规定。新税法实施以后, 具有居民企业身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于新分配规则, 而有关非居民企业的所得税地区间分配办法并未有具体规定。

2. 总机构所在地税收利益的实现方式不同。

旧分配规则对总机构所在地应予分配的税收未制定特殊办法, 统一采用公式对总机构汇总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间进行分配。分配因素为企业经营收入、职工人数和资产总额。新分配规则的特点是:部分税额直接分配给总机构所在地政府、部分税额在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间按照公式分摊、部分税额按照各省对全国企业所得税的贡献采用财政分配方式分配。旧分配规则和新分配规则对总机构所在地税款的分配方式的规定是不同的。

3. 分配公式所包含的因素与因素的定义有差异。

与旧分配规则相比, 新分配规则用职工工资取代职工人数。资产的定义发生变化, 旧分配规则中的资产总额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包括各种财产、债券和其他权利, 而2008年的资产定义剔除了无形资产。

4. 税款分配方式的差异。

旧分配规则主要依靠财政分配方式对税款在省际间进行分配。新分配规则采用税收分配和财政分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更侧重于税收分配环节。

5. 税收征管与税款归属的联系有差异。

旧分配规则规定所得税由总机构所在地负责征管的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就地缴入中央国库。经批准分支机构可以预交部分所得税的, 预缴税款由分支机构所在地负责征管的税务机关征收, 就地缴入中央国库, 并逐级报解到中央总金库。中央财政以省为单位来确定各省分配系数并对各省进行资金划转。征管权与所得税收入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新分配规则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算清缴、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办法。总机构、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通过预缴, 均可直接实现部分地方税收利益, 税收征管权与税收收入的归属具有直接联系。

(二) 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在省际之间的分配公式

1. 旧分配规则下, 跨地区汇总 (合并) 纳税企业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企业所得税分配数额用公式表示为:

某省分配额=集中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比例×该省分配系数

某省分配系数=0.35×该省企业经营收入/各省企业经营收入之和+0.35×该省企业职工人数/各省企业职工人数之和+0.30×该省企业资产总额/各省企业资产总额之和

分配系数的使用以2000年为基期, 每三年调整一次。调整时所采用的因素及数据按调整系数前一年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2. 新分配规则下某省来自于某跨地区经营企业的所得税分配额为:

某省分配额=总机构所在地计算的应纳税额×地方分享比例×[25% (当总机构在该省时, 否则为0) +50%×该省的分支机构分摊比例+25%×该省的核定系数]

某分支机构分摊税款的比例=0.35× (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之和) +0.35× (该分支机构工资总额各分支机构工资总额之和) +0.30× (该分支机构资产总额/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

总机构应按照以前年度 (1-6月份按上上年度, 7-12月份按上年度) 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来确定各分支机构的税款分摊比例。

三、新分配规则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 总机构所在地税收分配优势产生的经济效应

旧的分配规则未对总机构所在地的税收分配采用特殊规定;在新的分配规则下, 总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享有征管主动权, 并且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获得地方分享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25%。这种特殊规定在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地区间财政竞争等方面会带来消极效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条规定和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 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 即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住所地;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 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确认居民企业的标准是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标准。按照上述规定, 可以认为, 如果登记注册地在我国境内, 则无论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是否与登记注册地一致, 除税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均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公司住所是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住所只能有一个, 这正是税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矛盾所在。Musgrave已经指出, 对于一国内的不同辖区, 采用居住地原则分配税基, 往往会有人为性和多变性。由于主权、文化等差异, 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较其他要素要容易和频繁, 而其他要素的流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一国主权之内。如果将每个省看作一个经济体, 则要素在省际之间具有高度流动性。如果以税法中企业登记注册的住所地规定为准, 则这种人为性和多变性更会加强。假定地方政府不能采用除税收手段之外的其他财政竞争手段, 则公司汇总纳税地点不影响企业的总税额, 只影响省际之间的税额分配格局。按照新分配规则, 企业总部所在地享有征管主动权并且可以直接获得地方分享的应纳税额的25%, 这势必加剧各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之间的总部经济竞争, 大大降低具体地区对税源的稳定预期, 如果再加上各地政府所能实际使用的各种财政竞争手段, 则有可能导致冲向底部的政府间财政竞争格局, 从而对全国企业所得税总应纳税额产生负面影响。

税法规定, 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 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所谓实际管理机构, 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实际管理机构是跨国企业的实际、有效的指挥、控制和管理中心, 实际管理机构的认定, 不仅关系着我国的税收利益和税收主权, 也对省际税收利益有重要影响。通常来说,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认定, 一般以股东大会的场所、董事会的场所以及行使指挥监督权力的场所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实施条例中并没有对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具体判定, 从国际税法的实践来看, 更多地要依靠实际案例进行判断。与登记注册地一样,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判定, 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企业所得税分配的省际纠纷。

总机构所在地的征税管理主动权和税收收入优先权还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待本区域企业的政策和态度, 从而使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格局呈现出新的特点。好的方面, 地方政府会继续扶持本辖区内的法人企业做大做强, 以及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企业总机构进驻等。坏的方面则会加剧地区间争夺税源行为。例如, 为了保证地方税收收入, 将本区域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变更为法人企业;将区域内总机构在外省市设立的法人企业变更为非法人性质的分支机构, 从而干扰企业正常的组织形式的选择。

由于新分配规则对省以下跨市、县经营企业的所得税地区间分配具有示范作用, 因此上面所述的收入分配效应、税收竞争效应同样成立。以下举例说明。

例:总机构计算得出2008年三季度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 其总机构有六个跨省市设立的二级非法人分支机构。2007年度 (基期年度) 三项指标及适用税率见表1, 单位为万元 (总机构不作为二级成员参与税额分配)

1.25%税率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 (200÷600) ×0.35+ (200÷600) ×0.35+ (200÷600) ×0.3]=33.33 (万元)

应纳税额为:33.33×25%=8.33 (万元)

25%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就地预缴的税额:8.33×25%=2.08 (万元)

25%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缴入中央金库的税额:8.33×25%=2.08 (万元)

分支机构一、二分别就地预缴:8.33×50%×[ (100÷200) ×0.35+ (100÷200) ×0.35+ (100÷200) ×0.3]=2.08 (万元)

2.15%税率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 (200÷600) ×0.35+ (200÷600) ×0.35+ (200÷600) ×0.3]=33.33 (万元)

应纳税额为:33.33×15%=5 (万元)

15%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就地预缴:5×25%=1.25 (万元)

15%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缴入中央金库的税额:5×25%=1.25 (万元)

分支机构三、四分别就地预缴:5×50%×[ (100÷200) ×0.35+ (100÷200) ×0.35+ (100÷200) ×0.3]=1.25 (万元)

3.18%税率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 (200÷600) ×0.35+ (200÷600) ×0.35+ (200÷600) ×0.3]=33.33 (万元)

应纳税额为:33.33×18%=6 (万元)

18%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就地预缴:6×18%=1.5 (万元)

18%税率地区分支机构在总机构缴入中央金库的税额:6×18%=1.5 (万元)

分支机构五、六分别就地预缴:6×50%×[ (100÷200) ×0.35+ (100÷200) ×0.35+ (100÷200) ×0.3]=1.5万元

则就地预缴税额如表2所示, 单位为万元。

由此可见, 按照这种计算方法,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无论总机构在哪里, 都不影响总的应纳税额, 但会影响总机构所在地和分支机构所在地之间的税收分配格局。

(二) 公式要素改变的地区间收入分配效应

一是分配公式中要素和权重的选择会影响各地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工资、雇员人数、资产额和销售额 (或经营收入) 四因素分配公式为例。如果公司总部在某地较多, 由于公司总部的实际经济活动一般较少, 则分配公式法将会导致此地税收收入的减少。假定各地工资水平和物价差别较小, 拥有较多的财产和雇员的地区会获得较多的税收份额。但当各地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时, 使用雇员人数还是劳动成本 (工薪) 所带来的分配份额差异也较大。二是公式要素改变对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收入分配效应。旧分配规则有利于生产基地较多的地区, 因为生产基地较多的地区拥有较多的雇员人数和有形资产和设备。经营收入与利润密切相关, 因此同独立核算相比, 经营收入对税额分配格局影响不大。新分配规则采用职工工资替代雇员人数作为分配因素对企业所得税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各省工资水平差异较大, 而低劳动成本地区所分配到的税额会较少。三是总机构的资产 (不包括无形资产) 、经营收入和雇员都比较少, 因此对总机构较多的中心城市, 使用旧分配规则的要素分配公式会得到较少的税收收入。而新分配规则对总机构所在地的税收收入格局却更加有利。

(三) 采用公式分配的地区间收入分配效应

一是内资企业对当地税收的贡献与原来的独立核算纳税情形相比会有差异。新分配规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公式在分支机构间分配税收, 与独立核算情形相比, 分支机构的利润与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关系减弱, 分支机构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贡献可能增加或减少, 贡献程度的变化取决于居民企业总体的利润和分支机构的三个因素在所有分支机构中的相对比重。二是企业的不同地区总分机构之间的盈亏互抵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如果总分支机构坐落于不同省份, 就汇总纳税计算的税额进行分配, 可能存在盈利的分支机构所在省补贴亏损的分支机构所在省的情形。就单个居民企业而言, 与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的规定相比, 不利于盈利数额较大并且具有持续性的分支机构所在省的税收份额。例如, 如果某地的分公司实现盈利, 则在独立核算情形下, 企业所得税归入地方财政;而如果按照公式分配法计算, 需要看盈亏相抵后, 按要素和权重计算的结果分配给该地的所得税数额, 这两者之间会有差异。不同的盈亏组合对不同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分配数额会有影响。最终收入损益的影响取决于各地区所有企业的总、分支机构的损益加总。

(四) 其他地区间的收入分配效应

新分配规则明确指出, 二级分支机构及其下属机构均由二级分支机构集中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不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 其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统一计入二级分支机构。在同一省份内部, 新分配规则将会导致企业所得税收入向更高一级政府部门所在地转移, 并迫使同一省份内部的财政体制予以相应调整。如果说在旧分配规则下, 涉及到的不同级次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较小, 从而对较低级次的政府财政收入影响也较小, 但新的分配规则下将会对一省内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企业所得税分配造成较大冲击。另外,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合并纳税企业不适用于新分配规则。从2009年1月1日起, 106家大型国企停止合并纳税, 与旧分配规则相比, 这将增加地方政府财力, 这种收入效应与这些企业集团在各省的成员企业的分布状况有关。

四、结论

与2008年以前所适用的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的旧分配规则相比, 新分配规则在分配方式上采用了以税收分配为主, 财政分配为辅的综合手段, 这与旧分配规则相比具有效率的增进;同时, 合并纳税企业不再适用新分配规则, 这可以有效减少新企业所得税和新分配规则遇到的阻力。不应忽视的是, 旧分配规则的适用范围较小, 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非常局限;但新分配规则的使用范围广泛, 可能产生的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负面效应、同一地区内部纵向税收分配的负面效应、地区间财政竞争格局的不利影响以及由此所可能引发的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也不应小觑。新企业所得税实施时间还很短, 新分配规则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尚待验证, 在未来的新分配规则实践过程中, 我们应密切注意新规则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并结合企业所得税的特点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 秉持公平分配原则和经济中性原则, 切实处理好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的地方政府间分配问题。

摘要：以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出台的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为基准, 探讨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现行跨地区经营总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的经济效应。

关键词：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规则,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立法起草小组.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及适用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浅析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作用 篇9

关键词：贫富差距；税制；税率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制定，立法初期主要强调财政收入的功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政府对个税进行了多次调整，然而现实情况是，频繁的调整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税后基尼系数大于税前基尼系数的现象时有发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正式建立。至2010年底，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3O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实行了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起征点（即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从最初的8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2011年初，备受瞩目的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历时5月，于7月27日落下帷幕。2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发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根据条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税率也由之前的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作了相应调整。

个人所得税的税源决定了它是个与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对个人收入差距应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发达国家由于具备了良好的税制环境，其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明显。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遗产税尚未开征，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现实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是我们为数不多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将目标明确为“担负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即所谓的“调高，扩中，提低”。

具体到实施效果，根据基尼系数的受税收影响的绝对差异来对税收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测量，莎娜娃·海尼通过建立税收累进性分解模型，得出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缩小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正在逐年加强，但是调节效果比较有限的结论。

二、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果的建议

从上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到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对调节收入分配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各类收入的税负及其累进性设计的差异，使得现行个税难以根据我国居民的收入现状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调高”作用不显著。而一个完善的方向应该是结合居民收入的特点进行设计，从不同收入的税率、税收优惠设置、征收模式等方面进行改进，以平衡各类收入的税负，完善累进性设计，从而真正有效地发挥好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1.合理调整各项所得的税负

在现行分类征收模式下，调整不同所得的税率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果的有效方法。在工資性收入仍然是我国居民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宜再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税负，但可进一步减少工资薪金所得在中低收入水平处的税率级距和相应边际税率的提高幅度，提高高收入水平处的税率幅度，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和提高高收入的税负。在劳务报酬所得上，可适当降低应纳税所得额在2万元以下的税率。以5000元收入为例，若作为工资薪金所得，其边际税率仅3%，平均税率为0.9%；若作为劳务报酬所得，其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达到16%，税额相差755元。这对于性质相似的劳动收入来说，仅因是否雇佣关系而面临不同的税负，有悖于横向公平，尤其是对于没有雇佣关系的中低劳动收入者来说，税负过重。许多国家都将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收入合并，使用相同的征税率。因此应适当调低中低收入水平的劳务报酬所得税率，粗略估计工资薪金所得在0～12500元内的平均税率为10%，可将劳务报酬所得在12500元以下的名义税率降低为10%。在财产性收入上，股息红利收入、财产转让收入、财产租赁收入主要流向高收入群体，而一定的低收入水平开始，它们的税负却低于劳动性收入的税负。在许多国家，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收入等资本利得收益都单独进行税率设计。例如韩国对利息股息所得超过4000韩元的部分，按预提税率或纳入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综合所得征税，取其大者；还规定根据不同的持有年限和数量，对不动产及相关权益转让分别征收普通税率、40%、50%和60%的高税率；对公司股票转让征收10%～30%的税率。我国目前对个人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的税额减少50%，即税率仅为10%，对股票转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房屋租赁所得减按10%税率征收，使得这些收入的税负远低于其名义税率和其他所得的税负，反而减轻了富人的税负。因此首先应取消股息红利、股票转让、房屋租赁所得的税收减免优惠，恢复到20%的税率，然后逐步改为根据不同的持有时间、数量或收入水平，设置累进税率，累进程度可参考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的设计，使税负大致相同。

2.提高个税征管效率

辅助生产费用代数分配法的再认识 篇10

一、传统辅助生产代数分配法的介绍

辅助生产指主要为基本生产车间、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提供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在成本会计中,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是难点也是重点,所以研究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是否合理、简便,对成本会计的教学、减轻实际工作中成本核算的工作量、加强成本控制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最精确、最具可选性、最合理公平的辅助生产方法是代数分配法,但由于现有传统辅助生产代数分配法存在的一些不足,影响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推广运用,在新成本核算制度下,如果仍按原办法处理,会处于被淘汰的境地。

例:某企业设有修理、供电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本月发生生产费用和提供劳务数量如下表所示:

处理步骤和方法如下:

(1)设修理车间的单位成本为x元/工时,供电车间的单位成本为y元/度。建立方程组:

(2)辅助生产成本分配:

(3)会计分录:

二、传统代数分配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 方程组建立的改进。传统代数分配法下建立方程的理论依据是:某辅助生产车间分配前实际费用+耗用其他辅助生产车间的劳务量×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单位实际成本(分配率)=该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劳务总量×其单位实际成本(分配率)。从此依据看不出交互分配的实际。

在交互分配法下,某辅助生产车间对外分配的辅助生产实际成本=某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前实际成本+交互分配转入的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实际成本-该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出的本车间辅助生产实际成本。

我们可以据此推导出代数分配法下方程组建立的理论依据:某辅助生产车间对外提供劳务量×该辅助生产车间单位实际成本=某辅助生产车间待分配实际成本+交互分配耗用其他辅助生产车间的劳务量×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单位实际成本-该辅助生产车间交互分配转出劳务量×该辅助生产车间单位实际成本。建议用此依据来建立代数分配法的方程组。

这样有以下好处:首先,与交互分配法一致起来,可以强化对代数分配法的理解,突出代数分配法交互分配的实质。其次,突出了代数分配法的优点:对辅助生产车间内、外采用同一实际分配率,体现了公平原则,彻底避免了交互分配法下同一辅助生产车间对内、对外分配率不一致的不合理现象。再次,由于通过联立方程求解实际分配率,保持了代数分配法分配结果准确的优点。

接上例,假设修理车间的单位成本为x元/工时,供电车间的单位成本为y元/度。基于交互分配理论依据建立方程组如下:

5 200(分配前)+1 200y(交互分配转入)-200x(交互分配转出)=3 800x(对外分配)

9 200(分配前)+200x(交互分配转入)-1 200y(交互分配转出)=21 300y(对外分配)

2. 实际分配率计算的改进。一般会计人员都是手工解方程组,计算求得代数分配法下的实际分配率。本文建议采用Excel中的线性规划求解功能来求解分配率,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计算难度。举例说明如下:

在Excel2003 环境下,打开Excel2003 工作簿,点击“工具”→“加载宏”→“规划求解”,此时,在“工具”菜单中就可以发现“规划求解”了。具体操作:

第一步,在A3 单元格名称框中输入“每工时的单位成本”,A4 单元格名称框中输入“每度电单位成本”。

第二步,在B3单元格中输入“=5 200+1 200*A4-200*A3-3 800*A3”,在B4 单元格中输入“=9 200+200*A3-1 200*A4-21 300*A4”。

第三步,打开“规划求解”,具体设置见下图。

用鼠标单击求解按钮,即可得实际分配率,详见下图。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3. 账务处理的改进。传统代数分配法下的账务处理,将对内交互分配、对外分配合并处理,掩盖了交互分配的实质。建议将原会计分录拆分成两笔:第一笔对内交互分配,第二笔对外分配。这样一来与交互分配法的账务处理保持一致,增进了可理解性。上例的账务处理改进如下:

(1)按实际成本对内交互在辅助生产车间之间分配辅助生产成本:

(2)按实际成本对外分配辅助生产成本:

三、结论

改进后的辅助生产代数成本法,与传统代数法相比,在建立方程组、账务处理方面明显进行了交互分配,同时用Excel2003 软件的“规划求解功能”来解方程组、求得实际分配率,大大降低了代数分配法的计算难度及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