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取向

哲学取向（通用3篇）

哲学取向 篇1

摘要：SSK (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早期一经产生, 便由于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观点, 在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规范主义的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矛盾, 后SSK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情形。这种文化转向, 借助彻底的自然主义方法论, 显示了科学的实践性、语境性、异质性和偶然性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 后SSK研究的哲学取向在于, 它强调的是实践合理性、混合本体论和干预性介入。后SSK的“文化转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SSK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后SSK,文化转向,哲学取向

作为SSK理论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 当代后SSK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转向科学的文化研究, 或称“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破除了SSK所持的激进社会建构论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建构论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争论, 为SSK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无意讨论其学科意义, 主要基于对SSK理论困境的考察, 分析后SSK研究的“文化转向”特点, 进而就其哲学取向做出概括和总结。

一 SSK 的理论困境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SSK, 其基本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 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持标准科学观的科学哲学家的批评。80年代中后期之后, SSK领域外部的抨击逐步渗透到其内部, 导致了其理论陷入了困境,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本体论方面。SSK在本体论上坚持实在论观点, 这个实在是社会而非自然。自然与社会的两分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哲学家们坚守的界线, 他们一直以自然一极作为其认识的起点, 以避免陷入唯心主义泥潭。SSK的社会建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用社会利益取代了康德的自我概念, 认为社会是知识形成的根据, 自然在知识的形成中是不起或很少起作用的。这种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用社会来解释自然, 社会是稳定的和可知的, 而自然是不可知的, 可以用社会因素去解释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真假或谬误, 这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别一个极端, 即用社会替代了传统哲学的自然。由此导致了SSK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同时, 自己却又陷入了新的本质主义。

2. 认识论方面。在认识论上, SSK长期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和思维方式, 在放弃了自然后, 选择了社会来承担这个责任, 社会便成了决定科学知识形成的基础。SSK主张社会存在着如利益、习俗等具有确定性特征的隐藏秩序, 确定性的社会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不确定的科学。因此SSK把焦点集中在挖掘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 其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建构科学”, 而社会究竟是怎样建构科学的? 这个问题构成了社会建构论的硬伤, 正如科尔 ( Stephen Cole) 指出的, SSK没有提供“甚至一个例子”来“支撑他们的科学观”。[1]

3. 方法论方面。SSK在方法论上倡导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 即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取代抽象哲学方法来研究科学, 最终目的是确立一种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理论缺陷恰恰就表现在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与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间的矛盾上。因为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是反对任何对事物进行超验性的本质论诉求的, 但SSK的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超验的社会来解释科学知识的最终形成, 矛盾就此产生了, 就是SSK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在经验性的科学与超验性的社会之间架起桥梁, 这就是SSK的社会建构论理论内部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即本质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之间的矛盾。

二 后 SSK 的“文化转向”

鉴于以上的理论困境, SSK内部的诸多学者开始积极应对, 寻找出路。20世纪80年代, SSK内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 标志着SSK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皮克林把它归结为后SSK阶段。与SSK相比, 后SSK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转向了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正如皮克林所说: “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体是实践而不是知识, 因为在我看来, 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2]这表明了后SSK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 把关注的焦点指向科学实践本身而不是作为实践结果的知识; 其二, 不再突出社会因素在知识制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强调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文化要素 ( 人的、社会的、物质的等) 对建构科学的意义和作用。

后SSK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 是指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所采用和改变的所有资源。正如皮克林指出的: “我认为科学中的文化是‘制造事物, 其中包含着技艺、社会关系、机器和仪器, 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 现在我还可以加上等等其他因素。”[3]260由此可看到, 后SSK的“文化”概念具有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特点, 突显了多样化的要素对建构科学的作用, 以此纠正SSK长期以来单纯强调社会在建构科学中的作用。

从理论渊源上看, 后SSK的“文化转向”是SSK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扩展, 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进路的变化体现的是一种科学观的变化, 它破除了SSK在科学观上的社会建构论观点, 从SSK的社会建构论转变为后SSK的文化建构论。文化建构论的基本思想是: 科学不仅是知识体, 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 科学不再是需要从外界获得辩护的知识, 而成为自足的实践概念; 文化建构论弱化了科学的知识属性, 强化其实践和文化属性, 具体而言, 文化建构论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 实践性。皮克林以批判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传统的客观主义为出发点, 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实践, 认为科学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的“冲撞”, 是一种力量的舞蹈。“我已经把这种实践扩展描述为调节过程。我现在所论及的调节过程是指它基于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双向运作 ( work both way) 。……二者内在地彼此联系, 在循环中、突现中相互界定、相互支撑。”[3]科学实践就是科学活动中的所有力量相互作用, 经由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经验与陈述之间不存在鸿沟, 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 通过科学实践、科学语言和世界成为一体。

2. 语境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命题是语境性和索引性的, 理论观点的选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语境中被塑造和建构成真理的, 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皮克林指出, 知识生产是“情境及路径依赖的”, 是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特征的。[3]塞蒂纳强调科学活动是一种当地的、语境性的活动, “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 而不是无语境的”, “科学家的选择基于各种变量, 各种变量是语境约束的。”[4]拉图尔指出验室是科学的“无可争辩的支点”, 而“概念”与“深思”, “只有在得到观察和经验的支持时, 才能完整呈现出来”。[5]“一个给定的陈述, 不可能在实验室之外得到证明, 因为它的存在恰恰就是依赖于实验室的语境”, [6]也就是说, 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是相对于其所处的某个地方性环境而言的。但从地方性语境中产生的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性, 地方性知识经过地方性环境的拓展而使知识具有普遍性特征。

3. 异质性。科学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 参与科学活动的要素是多维度的, 科学家的背景知识、技能和技术、科学活动的物质系统和仪器、科学家在更大范围内与社会有关机构间的互动等资源, 都进入了知识生产的过程, 并在知识的形成中起作用。正如皮克林所说: “科学实践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相互建构的开放式冲撞过程, 也就是我 所称的‘力量 的舞蹈’过程”。[7]也就是说,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是一种内在的规范和权威和外在的机制和环境共同形成的活动网络, 是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及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

4. 偶然性。文化研究主张科学是偶然建构的产物, 皮克林使用“瞬时突现”来描述这种偶然性。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理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来终结理论纷争, 追求一种永恒秩序, 而后SSK则试图找到一种现时秩序, 这种现时秩序是异质性要素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暂时性的耦合和凝结, 皮克林说:“科学是一种在实践中发生着的纯正的偶然”, “阻抗与适应的力 量持续地、不 可预期地 在其中实现”。[3]2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用社会力量解释或者消解一切, 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纯粹的物质力量, 否定或有意地消除任何人类力量的作用。两种观点的长期相互之间的争论, 从客观上造成了诸多的二元对立, “瞬时突现”瓦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限, 开辟了异质性要素耦合作用中科学知识得以生成的历史性空间。

三 “文化转向”的哲学取向

后SSK的文化研究把科学活动的多样化要素置于科学实践的整体活动中, 这种研究在学科上主张多学科的合作探索, 在实践方面强调共时性和历史性相结合, 在方法上强调经验性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总之, 后SSK关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再基于任何非突现的宏大叙事, 因此在哲学上包含了如下三方面的新的哲学取向:

1. 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传统科学哲学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是一种理论合理性, 后SSK的文化研究主张科学的合理性在于科学实践的合理性。从理论合理性走向实践合理性, 这意味着SSK理解科学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后SSK主张用完全动态的角度去刻画和理解科学, 即科学是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强调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科学实践中异质性要素融合的结果, 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生成性, 而不主张存在任何永恒而稳定的规范要素能够对科学进行基础性诠释。在这种说明中,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具备总体性特点, 它们包括了诸如主体 - 客体、存在 - 意识、主观 - 客观、理性 - 非理性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 实践和文化的范畴因而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科学的合理性就在于, 科学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过程中的开放式终结的结果。这在实践中规避了反映论的表征主义危机, 也缓和了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

2. 从单极本体论走向混合本体论。后SSK的文化研究打破了诸如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等等之间的根本界限, 主张所谓的自然、文化、主体、客体、人类、机器、身体、心灵等都处在一个异质性耦合的动态网络中, 彼此之间辩证地冲撞, 认为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然、机器的多元共生的赛博科学 ( Cyborg Science) 阶段。即进入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用梅洛 - 庞蒂 ( Maurece Merleau - Ponty) 的话说, 是一种“自我他人 - 物”的体系重构, 是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重构 ;[8]用维特斯根坦 ( LudwigWittgenstein) 的话说, 是一种“生活形式”, 是主客体不仅通过互动相互影响, 而且更是在互动中相互构成。哈拉维 ( Donna Haraway) 指出: “所有行动者在一种怀特海式的共生中突现……伴生种在互动中形成。他们不仅仅改变彼此, 也共同建构彼此”。[9]

3. 从表征性反映走向干预性介入。传统科学哲学无论描述科学理论还是科学活动, 使用的都是表征性语言, 表征语言描述永远存在着主体对客体的表征是否充分以及如何充分的方法论恐惧。后SSK的文化研究克服了这种方法论恐惧, 把对科学的描述转向了操作性语言描述。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的是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 其展示的图景是“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的操作之 中, 使用各种 机器捕获 着物质力量”。[3]7其基本特征是: 操作意味着异质性要素在具体的时空中以相互作用和相互耦合的方式参与到人与世界彼此塑造和彼此建构中。与表征性语言相比, 操作性语言避开了表征主义的麻烦, 反对在科学的实践活动背后去寻找某个恒定不变的本体, 主张将科学界定于科学的实践活动之中, 更注重强调科学活动的语境化特点和现时秩序的把握。正如罗斯所说: “只有介入世界, 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理论和观察彼岸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当我们作用于它时, 它所抵制或接纳我们的东西”。[10]

总之, 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特征, 其分析的视野已超越了孤立的科学活动本身, 放大到由科学 - 技术 - 社会文化等各种参与其中的所有要素构成的整体网络, 科学知识的生成是网络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这种整体性特征, 在哲学上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的认识框架, 在本体论上走向一种辩证的综合融合, 在认识论上用干预性介入取代了表征性反映。科学的文化研究进路, 体现出一种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Cole S.Voodoo Sociology: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C]//Gross P R, Levitt N, Lewis M W.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6, 775:274-287.

[2]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柯文,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3.

[3]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M].王善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21.

[5]Latour B.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72-73.

[6]Latour B.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183.

[7]Pickering A, Guzik K.The Mangle in Practice:Science, Technology and Becoming[M].Durham and London:Duck University Press, 2008:preface vii.

[8]转引自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 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112.

[9]Haraway D.Cyborgs to Companion Species:Reconfiguring Kinship in Technoscience[C]//Ihde D, Slinger E.Chasing Techno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69.

[10]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3.

哲学取向 篇2

关键词：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工具价值取向,价值哲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排行”这一事物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随着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排行榜由《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于1983年推出,到如今大学排行榜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事物。名目繁多的各类大学排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如墨尔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所制作,还有的由一些非营利性机构诸如德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CHE)或美国的国家科学院所主持制作,但是大多数大学排行榜由营利性机构所制作,这些机构旨在为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大学时提供选择标准和建议。大学排行榜有的对大学综合实力进行排名,有的对大学的学术实力进行排名,还有的对诸如MBA和法学等专业学科进行排名等。如第一个由《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推出的大学排行就是基于大学校长和系主任对大学学术声誉整体的评价。

一、问题提出

合理的大学排行榜能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能对各大学的办学成就有客观的评价,从而通过形成社会舆论促使大学进行办学行为的自我调整,并最终实现其良性发展。目前,大学排行榜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往往一个排行榜的问世便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高校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诸如生源、师资、社会捐赠、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等。因此,大学排行榜的功能不仅在于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对大学形成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更在于通过排行榜传递符合高等教育本质、发展规律、未来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取向的传递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高等教育积极地进行办学行为的调适,使其不仅能坚持高等教育的本质、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还能积极面向社会、面向未来。

当前无论国际还是区域性大学排行榜都存在一些争议,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异性。同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上位置不同,细微差异尚可理解,但诸如将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相比较,其中一些大学的排名位置则有极大差异。以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大学,内地的北京大学为例,在泰晤士报2012年的排行榜中香港大学排在世界第34名,而在上海交大的排行榜中则排在151-200名之间;北京大学在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名为第49名,而在上海交大的排行榜中则同样为151-200名之间,前后之间的差异达到了100多名。我国国内的大学排行榜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表1具体展示了几所大学在几个不同排行榜中所处的位置。

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既反映了其内在科学性问题,也反应了外在公信力问题。从内在科学性看,在对同一所大学进行评价和排名时,其基本依据是各种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依据不同指标便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而排名结果过大的差异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排行榜在选取指标时缺乏基本统一的范式。评价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方法论,方法论决定具体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性内容,关于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关于研究方法的创造性探讨,是该学科走向深入的路径[1]。对于大学排行这一领域来说同样如此,其发展是否成熟的基本依据便是其是否有完善的方法论,大学排名的方法论决定对具体指标体系的设计、各指标赋值等具体操作程序。同时,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上存在过大的差异,还会严重影响大学排名这一行为的公信力。所谓“公信力”的基本涵义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便是指大学排名这一行为所具有的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众能从大学排行中得到对大学进行准确定位和评价的信息。而当前存在的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使得公众难以对大学进行准确的认识和定位,其公信力必然受到严重损伤。

因此,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以增强其外在公信力刻不容缓。影响大学排行榜结果最直接的要素在于具体指标体系的设计,其基本依据在于大学排行的方法论基础,成熟的方法论的形成基于评估主体一定的价值取向,而影响评估主体价值取向则源于对大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基于以上逻辑,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以达到增强其外部公信力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大学本质的基础上,明确大学排行的价值取向。基于价值哲学的理论视角,对大学排行榜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理解和研究,是提高大学排行榜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的基本前提。

二、大学排行价值取向探索———基于价值哲学的分析

当前国际国内范围内,各类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其广泛地存在说明其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大学排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诸如各排行榜之间结果过大的差异性、外部公信力缺失等。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排行榜设计者的价值取向,为此,有必要就大学排行的价值问题做深入的哲学性思考。

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哲学,即狭义的价值哲学创始人是洛采(Hermann Lotze),而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价值哲学的创立者不仅有洛采,还有马克思[2]。价值问题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是对实践主体行为本质特征的理解,对其价值意义的挖掘。在价值哲学看来,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为了享用价值而创造价值。价值问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核心问题[2]。价值哲学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中外哲学家很早就对价值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价值既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价值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交接点。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价值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标准或价植规范受其阶级地位的规定和影响,不同阶级对利害、是非、善恶、美丑等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价值哲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审视,站在一定立场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价值发现和价值判断。

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3]。不同主体根据不同的立场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会形成各异的价值取向类型。关于价值取向有许多分类方式,较有影响的是心理学家Rokeach的分类,他把价值取向分为两大类: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4]。终极价值指的是反映人们有关最终想要达到目标的信念;工具价值则反映了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方式方法的看法与选择[5]。受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支配的主体在实践行为中对同一事物就会形成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实践主体将其关注的重心放在了行为结果之上,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经典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典型的终极价值取向。相反,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实践主体则更多地关注实现最终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过程或路径,而实现同一目标可以依赖多种手段、通过多种路径并经历不同过程,目标的唯一性和手段、过程、路径的多样性是工具价值取向的基本特征。

同理,大学排行榜的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也可分为终极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所谓大学排行行为者终极价值取向是指评价主体对高等教育最终所要达到的办学目标的认识,即高等教育办学行为的结果,而高等教育最终的目标和结果体现在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之上。因此,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就是指通过具体的指标设计对这三大基本职能的结果直接认识和评估。大学排行工具价值取向是指对实现高等教育最终目标所依赖手段、工具、路径的看法,即对实现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手段、工具、路径的评价,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大学规模、学科数目、教师数、重点学科数等的重视。因此,大学排行主体基于各自认识,采取不同评价指标对大学进行评价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终极价值取向也有工具价值取向。

三、大学排行价值取向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目前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各大学排行榜,然后选取其中较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并有一定争议性的几个排行榜作为的研究对象,如表2所示(1)。

2. 具体研究方法。

解析各排行榜指标体系,分析各具体指标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基于前述对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概念和内涵的阐释,判断各排行榜价值取向。

(二)具体分析

1. QS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QS(Quacquarelli Symonds)是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信息分析和调查机构,从2003年开展世界大学排名以来,至今已经是第8届。其编制世界大学排行榜时参考的指标包括科研、教学、就业和国际化。科研领域由“每位教授论文被引用次数”(20%)和“学术声誉”(40%)组成。在2011年的学术声誉评估中,该机构向全球33744名学者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在您的学术领域水平最高的30所大学是哪些”。在“毕业生评价”(10%)中,该机构向全球16785名企业家询问了“喜欢雇用哪所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对教学通过“每位教授的学生数量”(20%)来评估,国际化程度通过“外国学生比率”(5%)和“外国教授比率”(5%)来评估。

从QS大学排行的指标设计和对各项具体指标的赋值情况看,直接对大学办学终极目标进行评价的指标有:论文引用次数(直接反映大学学术生产力)、毕业生评价(反映对人才培养这一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其他所有指标均未直接就大学办学目标进行评价,其中“学术声誉”这一指标是对实现学术成果工具效力的评价;“每位教授的学生数量”这一指标是对师资情况的评价,而师资是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手段;同样,对大学国际化程度的评价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取向。因此,通过对QS大学排行榜各具体指标价值取向的分析,该排行具有很强的工具价值取向。

2.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价值取向分析。

从该排行榜的指标构成看(见表3),各项指标均是直接对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诸如对“教育质量”评估以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数量为具体指标,直接评价了一所大学教育质量的高低,教育质量越高,毕业校友也就越能取得更大成就。其他各项指标诸如教员质量、学术成果等也通过各项具体指标的设计,直接对一所大学的办学成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因此,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具有强烈的终极价值取向。

3. 网大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基于对大学排行榜工具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取向的阐释,笔者认为网大大学排行榜具有强烈的工具价值取向,其指标设计中对实现大学办学终极目标的手段、工具和路径的比例占到78%之多,仅有22%的比例用于对大学终极目标的评价(见表4)。

4. 校友会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表。

校友会大学排行榜的指标设计中,具有终极价值取向的指标所占比例为55.69%,其比重大于工具价值取向指标的比例,因此,笔者认为校友会大学排行榜终极价值取向较为明显(见表5)。

5. 人大版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分析。

由于人大排行榜未能查到各项指标具体权重,所以在此仅计算各项指标的数量。从表6统计结果看,代表工具价值取向的指标一共有5项,而属于终极价值取向的指标仅有“科研论文”这一项,依此,可以初步判断人大版大学排行榜持工具价值取向明显。

(三)问题分析

基于前述对5个不同大学排行榜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排行榜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倾向,其中诸如英国QS、网大、人大版这三个排行榜都持工具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这些排行榜在对大学进行评估时主要是通过相应具体的指标设计对实现大学终极目标的手段进行评估,诸如:学科数量、学术声誉、学生结构、校园面积、图书数量等。另外两个排行榜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校友会则是较多涉及终极价值取向,即这两个排行榜通过具体的指标设计对大学的终极目标进行了评估,诸如人才培养结果、学术生产结果等。由此可以发现,持不同价值取向排行榜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同一所学校以不同价值取向而设计的具体指标进行评估,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较之于工具价值取向,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对大学的评价更具客观性,体现在对各大学的评估和排序均基于其办学行为的客观结果,诸如学术成果、校友成就等。而持工具性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更多是间接地对实现大学办学目标的手段的评价,任何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借助多个工具、通过不同路径和手段实现,因此,这就决定了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在进行指标设计时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同的指标体系设计就会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大学排名结果,因此难以科学、客观地反映大学的真正办学实力和成就。正是因为各大学排行榜之间价值取向所存在的差异而导致排名结果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到大学排名这一行为的社会公信力。

(四)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特征分析及排行榜制作者内在动机探究

基于前文对大学排行榜价值取向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持终极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借助一定指标体系对大学办学行为的结果进行直接评估并排名,使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公平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因重于对大学办学行为所借助手段、路径和工具的关照而造成在指标设计时过大的随意性和差异性的缺点。但从前文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很多大学排行榜制作者持工具价值取向,既然有此缺陷,为何还有如此多大学排行榜持有此种价值取向呢?其内在动机是什么?为深入揭示其根本原因,有必要对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的基本特征有所分析。

通过对各大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汇总,可以总结出这些指标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巨大差异性。从表7可以看到三个不同大学排行榜所使用的具体指标种类达到了十余种,对其中不同具体指标的选取与排列组合便形成了不同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这是大学排行结果存在巨大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因此排名结果缺乏外在公信力。二是过大主观性。诸如网络知名度、同行评价及专家评价这样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便是容易受主观倾向及偶然因素影响(诸如网络知名度就极易受偶发社会关注度大的事件的影响),因此,在大学排名中不具客观性和公平性。三是过度外显物质性。上标所列举具体指标中有诸如图书数量及人均图书数、校舍面积及生均面积、国家重点学科数、院士数、博士点数等,这些具体指标共同的特征是外显性和物质性,易于通过数据进行量化统计并得到结果,但这些物化指标并不能客观体现大学办学实力,诸如其中的校舍面积和人均校舍面积至多能反映一所大学的规模,而与其办学实力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些类似指标的过度使用严重影响大学排名的内在科学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三个基本特征:巨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和过度外显物质性。为此本研究便可得出这样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持工具价值取向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其本质反映了排行榜制作者指标体系设计时对具体指标选取具有可控性,也就是说排行榜制作者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特定指标的选取和使用,最终得到带有主观倾向的结果。因为,首先,具体指标的巨大差异性使排行榜制作者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从而选取其中具有倾向性的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并得到具有倾向性的排名结果;其次,过大主观性也使得排行榜制作者倾向于选取更易于达成期望排名结果的具体指标;最后,过度外显物质性同样可以造成前述两个特征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不具客观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排行榜制作者对大学排名结果所具有的主观可控性,基于利益驱使通过对具有过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和过度外显物质性指标的选取和使用,从而得出差异性巨大、不具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

四、重构大学排行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大学排行榜对大学进行评估并排序这一行为有两大价值取向,一是终极价值取向,二是工具价值取向。持终极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通过设计具体的指标对大学办学结果给予直接评估并排序,具有较强客观性、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公信力,能尽最大程度地反映一所大学的办学实力和办学成就,因此应该是未来大学排行榜应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持工具价值取向的大学排行榜由于其指标体系所具有的过大差异性、过大主观性及过度外显物质性特征,导致其排名结果易于受排行榜制作者主观控制,因此,一定程度上缺乏基本的客观性、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公信力,是应该受到摒弃的价值取向。同时,要全面评估一所大学的办学实力,需要综合考核大学所具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项基本职能。因此,笔者提出在对大学进行评估并排名时,要持终极价值取向,并对大学所具有的三项基本职能进行全面评估。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1.应对大学人才培养行为的结果进行直接评估。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判断一所大学质量高低的基本标准便是其在各个时期是否培养了一大批能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由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的需求有不同标准,因此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不同发展时期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学来说,其培养的人才既要立足于能对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还要有国际交流、沟通与解决跨国性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对大学人才培养职能进行评估时,就要在持有终极价值取向的同时关照大学对学生国际国内两方面能力的培养结果。其基本内容包括:在校学生参与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在校学生国际交流与沟通及问题解决能力、学业完成能力、就业能力、毕业生到国外就业及跨国企业就业能力;毕业校友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成就等。如获得诺贝尔奖及菲尔兹奖数、一定时期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文化学者数等。

2.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因此,要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有客观和直接的评价。大学是推动人类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仅能培养大批高素质的科学人才,而且还是科学研究的直接承担者。在此背景下,科学研究能力的高低是判断一所大学综合实力高低的核心指标。据此,在对大学进行排名时,要持有终极价值取向对大学科研行为的结果进行客观的、直接的评价,而不仅仅是对科研手段和条件的评估。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一些具体指标进行评估:在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高被引用论文数、专利数、科研成果转化获得资金数、在校全职研究人员及教师获得诺贝尔奖等学术大奖数等。

3.社会服务也是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职能,在进行大学排名时也要将其作为评估对象并设计具体指标对其评估。随大学“围墙”被逐渐拆去,大学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大学需要从社会获得办学所需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大学也利用其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服务社会。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便是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也是衡量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从当前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往往具备一流的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做出巨大成就,如耶鲁大学就是一所通过不断向所在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而改变所处社区形象和命运的典型[6]。而在当前的各类大学排行榜几乎都忽视了对大学这一职能的评估。因此,在未来的大学排行榜中要在终极价值取向导向下通过具体的指标评估大学的社会服务水平和成果。具体指标诸如大学参与社区发展和管理的项目数、大学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项目数、大学参与非营利性自愿者活动数等。

大学排行应该是一个集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等价值诉求为一体的行为,而这些价值诉求获得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即大学排行榜制作者的价值取向。当前各类大学排行榜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其外部公信力严重受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内在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的缺失。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工具价值取向广泛存在于各类大学排行榜之中,排行者重于间接地对实现大学办学根本目标所借助的手段、工具和路径的评价,而疏于对大学办学终极目标和结果的直接认识和评估。而一项目标的获得通常有多种实现路径和手段,这就导致了持工具价值取向的排行榜指标制定的过大的差异性和主观性,通过对排名指标的控制得到主观倾向的排名结果,并最终影响排名结果的内在科学性外部公信力。因此,为避免此类问题,提高大学排行榜的内在科学性并重新获得外部公信力,需要大学排行榜制作者秉持终极价值取向,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行为结果直接评价并排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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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重鸣.管理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21-122.

哲学取向 篇3

1 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发展历程

德国著名建筑理论家沃尔特·克鲁夫特 (Hanno-Walter Kruft, 1938-1993) 认为:“许多伟大的建筑师都承认理论与实践中的这种互动关系, 并且留下了一些理论言说与建筑作品——例如, 帕拉迪奥和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如果人们没有读过他们的理论著作, 就很难深刻理解他的建筑作品, 反之亦然”[5]。同样,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何镜堂的“两观三性”建筑论, 就很难真正理解他的建筑作品, 反之,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何镜堂的建筑作品, 就很难真正理解何镜堂的“两观三性”建筑论。从“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发展历程来看, 何镜堂的建筑理论是在创作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 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推理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因此, 要正确理解何镜堂的建筑理论, 我们必须抓住“实践”这一条主线。

在1990 年前后, 何镜堂关于建筑理论的思考更多的来自于对创作实践的总结。1988 年7 月, 在一篇介绍深圳科学馆设计特色的文章中, 何镜堂谈及了“建筑的整体性”和“建筑的时代感”等话题[6]。1990 年1 月, 在《五邑大学规划与主楼设计》一文中, 何镜堂指出五邑大学主楼通过“结合环境和水景, 反映亚热带地区气候特点”形成建筑特色, 使建筑达到“整体的和谐与统一。”[7]1991 年8 月, 在一篇介绍桂林博物馆设计构思的文章中, 何镜堂指出建筑要与环境协调, 不能“破坏自然景观的和谐”, “建筑形象要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8]。可见, 尽管此时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但其核心概念, 如“整体性”、“和谐”、“时代”、“文化”、“地方特色”等, 已经在他的文本中以零散和片段的形式出现, 已经成为他在建筑创作实践中深度思考的问题和集中关注的焦点。

1995 年10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题为《环境·文脉·时代特色——华南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创作随笔》的文章, 对获得国家教委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第一名的华南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的创作理念进行了理论概括, 从“文脉性、时代性和文化性”三个方面总结了逸夫科学馆的创作特色。文章指出:“从总体布局、校园环境到建筑形式, 大学校园逐渐形成自己的脉胳、风格和特色, 并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因此, 在老校园扩建新建筑时, 要自觉尊重已形成的格局、风貌, 创造一个有文脉传统的形象环境。”[9]从文中对“文脉性”的解释来看, “文脉传统”只不过是对“形象环境”的限定, 其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形象环境”。“文脉”在1990 年代的中国建筑界是一个十分热门的外来词汇, 它源自西方“文脉主义”建筑理论在中国大陆的流播, 后现代主义色彩十分浓郁。从历史的视野,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1990 年代中期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对于何镜堂建筑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后来何镜堂将“文脉性、时代性和文化性”修正为“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这一过程看出, 何镜堂似乎更倾向于用“地域性”这样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概念来构建他的建筑理论。

1996 年3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文章, 首次完整提出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建筑创作思想。何镜堂针对当时中国建筑设计中“用形式来继承传统, 在古庙旁建古庙”的种种“追求形式”和“滥用符号”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深刻地指出建筑师要在“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上多下功夫”。[10]1997 年10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文化环境的延伸与再创造——介绍近期二项设计竞赛中选方案》的文章, 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主楼和东莞市西城文化中心为例, 指出“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 创造“富于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建筑。[11]该文进一步论证了“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建筑创作思想对建筑实践的指导性意义。2000 年7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重人才抓创优

促发展——回顾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院20 周年》的文章, 将20 年来华工设计院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条原因归结为“强调精品意识, 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12]在《鸦片战争海战馆创作构思》一文中, 指出:“我们一直对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不断进行探讨, 以指导岭南的建筑创作。”鸦片战争海战馆的设计“能够与特定的环境交融, 具有鲜明的主题, 既体现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又是一座现代化建筑, 达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精神三方面的有机统一。”[13]值得注意的是, 该文首次提出了“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对岭南建筑创作的指导性意义以及“三性”有机统一的观点。

2002 年之后, 随着建筑实践的创新发展, 何镜堂的“三性”建筑论也在不断的走向成熟与完善, 与时俱进地拓展成为“两观三性”建筑论。2002 年4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题为《浪漫与理性交融的岭南书院——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的规划与建筑创作》的文章, 结合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的规划与建筑创作, 指出在规划与建筑的创作中充分运用了“规划、建筑和地景”三位一体的整体设计理念, 提出了“系统的整体观”的概念。[14]2002 年9 月, 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建筑创作与建筑师素养》一文, 系统论述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学术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何镜堂指出:“今天如何理解建筑创作?我把它归纳为建筑的“三性”, 即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首次将“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归纳为“相辅相成的, 不可分割”的“三性”, 指出“地域性本身就包括地区人文文化和地域时代特征, 文化性是地区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表现, 时代性正是地域特性、传统文脉与现代科技和文化的综合和发展”, 强调了“三性”的整体性和统一性。[15]

2003 年7 月, 何镜堂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上发表《当代岭南建筑创作探索》, 首次完整地概括了“两观”和“三性”:“我们常用‘二观’、‘三性’来理解建筑创作, 即建筑师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16]2004 年4 月, 何镜堂在《城市环境设计》发表《我的思想和实践》, 在“我的建筑观”的标题下写道:“在建筑创作的同时, 我很重视建筑理论的研究。我提出现代建筑创作要体现‘两观’和‘三性’, 即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与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17]首次明确指出“两观”和“三性”是他的“建筑观”, 是他对“建筑理论”的研究的成果, 强调在以往的建筑与规划实践中, “两观”和“三性” 一直都是他力求体现的目标。至此, “两观三性”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不过“两观”和“三性”仍被分割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 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建筑理论形态。

直到2009 年9 月, 在一篇署名“何镜堂工作室”的文章中, 将“两观”和“三性”合二为一, 首次提出了“两观三性”的整体性概念。文章指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体系是何镜堂院士领导的团队, 在文化建筑的创作道路上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两观’是指和谐整体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三性’是指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18]2009 年10 月, 何镜堂在《岭南建筑创作思想——60 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在再次强调“两观三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将“两观三性”表述为“整体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 [19]删去了前文中“和谐整体观”中的“和谐”两字, 表述更为简洁。2012 年10 月, 何镜堂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上发表《基于“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 强调“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对创作实践的指导, 对“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做了新的表述:“建筑要坚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20], 这一表述显然是深思熟虑的, 与之前的表述相比更为完整清晰, 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在实践中日臻完美, 表现出何镜堂对于理论建构的不懈追求。“‘三性’的和谐统一” 的表述与之前的“‘三性’的有机统一”表述看似差别不大, 但其理论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前者是基于矛盾论的“对立统一”的视野, 本质上是辩证的、动态的;而后者是基于系统论的“整体性”的视野, 本质上是结构的、稳定的。显然“和谐统一”的表述比“有机统一”更具哲学深度和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不过, 我们注意的到, 在何镜堂本人及其团队的文章中, “两观三性”的英译有“The Attitude and Nature System”, “two views and three features”, “Two Concepts and Three Features”和“two perspectives and three properties”等多种不同的表述。从表面来看, 这表明在将“两观三性”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转译为英文时, 不同的译者对“两观三性”的丰富内涵存在多种理解和多维视角, 但从深层来看, 这说明何镜堂及其团队似乎还没有为“两观三性”成为世界性建筑理论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联想到赖特的“有机建筑论”、黑川纪章的“新陈代谢建筑论”、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论”以及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等等, “两观三性”建筑论确实还需要有更具哲学深度的凝炼和整理。

2 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哲学基础及其价值取向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著作, 对于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何镜堂的论著中得到肯定的答案。2004 年4 月, 何镜堂在《我的思想和实践》一文中明确表达了《矛盾论》、《实践论》对其建筑思想的深刻影响:“文革10 年, 感到庆幸的是我学习了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久而久之, 慢慢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和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去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些学习成了我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一些哲学思想基础。”[21]何镜堂在这里将实践论和矛盾论打上了书引号, 显然是指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何镜堂将他的建筑理论命名为“‘两观三性’建筑论”而不是“‘两观三性’建筑理论”, 或许正是受到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影响 (图1~3) 。

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问世于1937 年, 其主要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等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两论”的历史贡献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22],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做出了伟大贡献。《实践论》、《矛盾论》从实践和矛盾两大范畴入手, 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出发, 讨论了实践与理论、矛盾与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 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则。“两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 使源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教科书体系的束缚, 以“中国老白姓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融入中国的现实语境, 深入大众、走向实践, 展现出“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在《读〈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征候阅读法”, 认为只有通过“征候阅读法”才能可以把文章 (文本) 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受阿尔都塞的启发, 本文将《实践论》与《矛盾论》作为何镜堂建筑文本研究的基本线索, 实现哲学理论支持下的逻辑推理, 从“《实践论》与价值观”、“《矛盾论》与和谐观”两个方面对何镜堂建筑文本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切入, 挖掘并激活《实践论》、《矛盾论》对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建构过程中潜在而深刻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何镜堂对《实践论》、《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消化吸收以及在建筑学领域的创造性拓展。

2.1《实践论》与价值观

毛泽东《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 表明他认为实践论的核心问题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或更具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认识论高度统一的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出发, 对“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毛泽东还通过引用列宁关于“实践高于 (理论的) 认识”的论述, 强调了实践第一的观点。[23]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 在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认识从实践开始, 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 还需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 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 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24]毛泽东对人类认识的规律作了通俗易懂的表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5]在毛泽东看来, 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发展真理的途径, 是一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循环上升。

毛泽东的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即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观, 几乎被何镜堂全部吸收了。例如, 何镜堂在《岭南建筑创作思想——60 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写到:“结合建筑6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30 年来的工作实践和成果, 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 那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26]

但是, 何镜堂并没有教条式地照搬《实践论》中对思想观念的轻视 (相对于对实践的高度重视而言) , 而是在构建“两观三性”建筑理论体系时创造性的将“价值观”引入到了《实践论》之中, 为“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过程规定了建筑学意义上的价值维度。毛泽东在《实践论》指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必须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错误思想, 并指“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 一次又一次地向前, 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一次又一次的深化”[27]可见, 在毛泽东看来, 实践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并非是无条件的, 只有 “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才是“科学的社会实践”。但毛泽东并没有进一步阐明如何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和规范实践活动。何镜堂的“两观三性”建筑论, 通过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的价值取向来引导和规范建筑实践主体的行为, 并通过对主体行为的引导来协调建筑与整体、建筑与可持续发展、建筑与地域、建筑与文化、建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解决整体观视和可持续发展观野下的建筑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来获得建筑实践主体行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何镜堂曾指出, “‘两观三性’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并能具体指导建筑创作的合理“内核”, 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中, 它不是僵化刻板的教条, 它更趋向于一种方法、一套具有开放性的程序。”[28]可见, 在何镜堂看来, “两观三性”建筑论不仅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这正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初衷) 的方法和开放性程序, 它更是能够具体指导建筑创作实践的价值体系。

2.2《矛盾论》与和谐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精辟地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的法则”。[29]在《矛盾论》中, 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表述, 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 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0]同时, 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 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不懂得它, 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1]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为何镜堂分析和处理建筑实践与理论中的复杂矛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在何镜堂的建筑文本中, “矛盾”是一个高频词。例如, 何镜堂在《我的思想和实践》中写道:“大家知道, 建筑因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 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影响, 这些影响, 既来自纵的方面, 又来自横的方面, 而且是多因素、多层次的重叠, 常常是各种因素互相冲突的、矛盾的。建筑本身也有双重性, 即既有技术的一面, 又有艺术的一面。因此, 作为一个建筑师, 既要有数学家一样的逻辑思维能力, 又要有艺术家一样的形象思维能力;既要懂得1+1=2 的道理, 更要学会1+1 ≠ 2 的辩证思维方法, 有时许多好的主意孤立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连起来, 不一定是好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种因素底下, 建筑师懂得如何取舍就决定创作的好坏。”[32]在这里何镜堂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建筑实践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建筑师要培养综合思维的能力, 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 要善于综合思维,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创作形成的全过程, 正是设计各阶段不断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重点, 而且有先后顺序的关系, 要思路清晰, 先解决什么, 后解决什么, 从整体到局部, 层层展开, 不要颠倒顺序。”“建筑设计不是简单的线性推理, 而是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综合优选。学哲学使我养成一个习惯, 每一个项目开始, 我先不考虑细节, 而是先寻找这项目要有创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再考虑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在这段文字中, 何镜堂论述了建筑实践中分析和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方法和途径, 这段表述与《矛盾论》中的表述极为相似。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 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与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则两种情形, 也就是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 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 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 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33]将毛泽东的文本与何镜堂的文本相对照, 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思想渊源。毛泽东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论述, 成为何镜堂分析和处理复杂建筑问题的重要方法, 在其文本中多次出现。

何镜堂“两观三性”深受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经典论述的影响。从《矛盾论》的视野, “整体观”实质上就是将建筑视为对立统一的矛盾的集合体, “可持续发展观”抓住了当下建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 而“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则体现了对“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三者之间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 即毛泽东所指出的“一面相互对立, 一面又相互联接、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依赖”[34]的关系。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毫无疑问, 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 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35]何镜堂的“两观三性”建筑论没有通过回避普遍存在的矛盾来创造一个无矛盾的“理想化的现实”, 而是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观”引入到对《矛盾论》的理解之中。2012 年12 月, 何镜堂在《新建筑》上发表文章指出:“从宏观层面来讲, 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 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的价值观, 其核心观点就是和谐。和谐观念认同世间万物在保持其独特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协调共生的良性互补关系, 以期达至和而不同、异而协调的境界。这是中华文明各个层面的共同文化理想和价值取向, 也是城市和建筑整体统一的前提和基本原则。”[36]何镜堂认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价值观, 其核心观点就是和谐。何镜堂以《和谐理念·和谐团队·和谐建筑》为题, 三个连续使用的“和谐”表明了他对“和谐观”的强调:“和谐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建筑的和谐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科技与人文的同步发展。和谐建筑团队应树立正确的建筑创作观念和辩证的思维方法, 敢于竞争和创新, 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和谐建筑应坚持“两观三性”的创作理念。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对建筑而言, 不仅要与自然和谐、环境和谐、文化和谐, 更要与社会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千遍一律的, 如果什么都相同的话, 其实也不和谐。所以我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这一基本理念”[37]何镜堂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建筑的和谐观”的概念, 指出坚持“两观三性”的创作理念是“和谐建筑”的前提和基础, 但他所认识的和谐, 是“和而不同”的和谐, 是《矛盾论》“对立统一”意义上和谐。可见, “和谐观”已经成为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深深地嵌入到了何镜堂建筑理论的深层内核。“和谐观”以“两观三性”建筑论为载体, 为我们解决当下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矛盾树立了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原则。

3 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 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 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8]。理论产生于实践, 正是实践的这种先行性, 决定了实践与理论的基本关系。但是,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绝非只是从实践到理论的单向度关系。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理论为人类的历史的自我反思在客观上成为可能提供了诸种条件;同时, 理论也点明了如何能够借助理论解释自身和解释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是潜在的解放角色的接受者”[39]。因此, 源自于实践的理论反过来为我们客观地反思实践、解释历史创造了条件、指明了方向。詹姆逊曾经深刻地分析了1920 年代在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产生的充满活力的现代主义建筑到30 年代突然中断的原因, 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它们没有在艺术上发展, 而是它们未能达到理论化的阶段, 就是说, 按照我们现在的语境, 它们未能达到使某些真正‘现代主义的’美学实践能够以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整理的阶段”[40]与詹姆逊指出的这种“实践—理论化 (意识形态整理) ”的理论建构模式不同, 何镜堂的“两观三性”建筑论是在“实践—理论”的辩证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两观三性”建筑论从建筑实践出发, 以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基础, 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特别是“和谐观”引入《实践论》和《矛盾论》, 提出了“建筑要坚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这一建筑创作与建筑批评的基本原则。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实践论》、《矛盾论》是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形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和而不同的“和谐观”是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价值取向。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在于, 它激活了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之间充满活力的互动关系, 重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 为中国特色建筑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鲜活的岭南经验, 为岭南建筑学派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图片来源

图1:毛泽东.实践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封面;

图2:毛泽东.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2: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