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取向论文（共4篇）
未来取向论文 篇1
未来已来!
不论是腾讯联合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发布的“众媒时代的到来”, 还是新浪联合清华大学彭兰教授宣称的“一切皆媒体”;不论是新浪网新闻总编辑周晓鹏预言的“未来的媒体都是科技公司”, 还是安信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在《智能硬件的成功之道》的演讲中强调的“未来核心技术变革在视频”, 他们从不同角度欢呼迎接着一个迥异于我们时下正经历的新旧媒体融合的“未来媒体世界”的到来。稍加分析可以发现, 这些关于未来媒体发展的想象其实关涉到几个元素:科技、形态 (视频) 以及连接性 (众、一切) , 正是传播科技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 使得一切行业皆可能连接着甚或成为“媒体”。正如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为《微信力量》一书作序时所表达的:“这种新兴的力量可以称为‘连接力’, 能串联所有节点, 将一个个孤悬的岛屿编织成彼此互通的立体网络。”换句话说, 未来媒体的主要限定性特征在于连接和编织, 而不再以文字、声音和图像的生产供应及其组织机构为判断基点。
一、连接为王:未来媒体的生存发展法则
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重新定义了媒体、产业和社会交往方式。今天的社会已从信息化时代迈向互联网化时代, 互联网化就是社会组织基于互联网重构自己的生态, 微信等新的交往工具提供了构建社会生态的优质环境, 帮助企业、政府部门等一切组织乃至个人快速实现互联网化, 构建自己的生态, 随时随地连接内部员工、上下游、客户, 实现全价值链连接, 进而实现更多的交往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传统媒体时代, 受制于单独存在的传播技术与未及扩散的应用, 信息传播、产业发展、社会联结这些不同的区块呈现出较大程度的疏离, 社会生产主要局限在一定地域和行业, 不同领域的物质交换和精神交往, 特别有赖于政府及其授权的相关机构的运转。要达成社会各类组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要么仰仗威权对资源进行配置, 要么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在这两种社会运行模式下, 媒体分别表现出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商业属性,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从行业角度看, 资讯娱乐的生产、传播和接收是相对独立存在的, 媒体的行业特性和从业人员的职业特征比较鲜明并区别于其他行业。
随着传播与周边技术的发展, 作为媒体行业中曾经最核心的业务力量, 上个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初期新闻采编人员的地位远超技术人员, 如今其独立性和威权性地位也开始松动, “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似乎成为一个针锋相对的问题被频繁探讨。这样的争论背后折射的其实是旧有传媒江湖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容霸权”, 在传播技术被传媒组织独自掌握的时代, 人和人的连接只有两种方式, 那就是文字和语音, 文字性媒介和语音性媒介成为高维运用媒介。视频生产的专业性更高, 因此电视台的综合地位更高, 普通大众想获得视频生产的技术和能力的难度更大。但是, 数字技术特别是智能技术, 把手机之类的终端变成了“摄像头”和“播放屏幕”, 以互联网取代了局域性的广电网, 整个互联网应用的大浪潮日益清晰表现为, 通过视频的方式重新定义人和人的连接, 重新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
内容为王抑或渠道为王, 强调的是内容或渠道在人与人连接中的关键性地位, 但它们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传媒的价值是由内容、渠道、介质、受众等环节组成的, 它们的层级等于传媒的价值。在市场不充分特别是行政威权模式下, 一段时期内介质和渠道的配置是恒定的, 受众则处于“沉默”状态, 此时内容这块就显得无比重要而神圣, 而这个层级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行政主体或市场主体支配。但实际上, 这四个层级的任何一个等于零, 其余的三个层级怎么做都无法实现价值的有效传递和连接。所以, 强调内容为王抑或渠道为王, 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在一定条件下, 这四个层级都可能为王。但在数字化、智能化和互联化的发展趋势下, 哪个层级更具有相对独立性, 哪个就在传播的环节占有相对优势, 并且这种相对优势最终需要促进四个层级的连接才可能取得长效。
互联网的本质是人和人的连接, 所以, 传统媒体转型也罢, 新兴媒体也罢, 新旧媒体融合也罢, 我们评判它发展的逻辑就是看它是不是以人和人连接为目的、是不是能够促进人与人连接效率的提高。强调内容优势、渠道强权乃至智能硬件的成功都是不可靠的。未来的媒体组织, 不论其采用的媒介形态是什么, 只有将传播全价值链上四个层级的所有元素汇聚在一起, 特别是要促进受众这个能动元素实现自发群分, 同时提供基本的智能化的交往工具, 形成基于人与人之间强大的“信任+ 传播”的连接力, 才可能塑造出颇具价值的商业模式和社会交往模式。任何不以“人与人连接”为核心的媒介应用和传媒组织, 都将会因为无法实现可控的、闭合的信息、流程和交易而告终。
当前很多传统组织应用新传媒技术, 仅仅是为了延伸自己的影响价值和覆盖, 这实际是对互联网逻辑的浅表性理解。任何一种应用、任何一种作为, 如果不能够“嵌入”互联网逻辑当中, 有效连接各个层级, 就难免会成为价值孤岛, 既无法继续发挥自身的价值和功用, 更无法利用互联网的连接所带来的巨大资源配置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这场意义重大的以技术变迁为关节点的交往变革面前, 任何组织的运行都几乎无法避免新媒介应用, 这种应用的目的就是促使自己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又集中表现为移动品牌的建设和产品及服务的整合, 它们正在融入生活和触动生活。洞察用户 (一切组织的作用对象) 所需, 不断进行内容创新, 创造资讯和娱乐新体验;不断生产出丰富的内容, 提升移动端的使用黏性, 运用先进的交流工具和平台, 全面覆盖用户生活场景, 有效聚合各种消费应用, 是未来传媒发展时必须下功夫研究的课题。虚拟现实、数据分析、实时互动等全新技术, 将对内容体验进行延伸, 全方位增强用户的体验, 加深线上应用与用户的连接, 从而为营销和传播提供更具价值的平台。
二、基于需求可测度的传播平台重建
在行政威权和有限市场的环境下, 按照区域条块和媒介形态设置传媒组织, 大多数传媒从事生产更多是基于传播主体的经验设想或有限调研, 甚至是计划指令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传媒价值链的介质、渠道的价值被稀释或弱化, 受众也往往被“板结”为模糊的很难测度的群体, 内容生产端被凸显为所谓的“上游”, 可以统领性地满足“下游”受众的新闻、娱乐、教育和服务的几大需求 (这也是传统时代关于媒体的“四功能说”) , 受众的资讯娱乐需求这个原点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和开发。换句话说, 传媒价值链四个层级并未真正实现有效连接, 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关系往往被机械化地理解为谁决定谁或者谁更重要。
“互联网+”把“连接一切”推进到现实中, 割裂的屏幕成为融合的传媒端, 更为重要的是, 它把介质、渠道和受众紧密连接在一起, 并且, 受众消费行为的可测度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受众的资讯和娱乐需求与内容的生产供应不仅可以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 甚至借助新的介质和渠道, 需求和消费本身成为了新的内容和形式。2015 年央视春晚采用微信“摇一摇”, 以创新的连接方式和强大的技术支持, 让传统的春晚以一种全新姿态开启了亿万网民的新体验和参与方式, 创造出更多用户使用和营销场景。微信团队推出的近场服务产品“摇一摇周边”, 将商超、机场、景区、会议、餐饮等众多现实场景都连接在其中, 通过连接场景、重塑场景, 微信“摇一摇周边”带来了颠覆式的生态创新, 在不同的场景里塑造不同的智慧场景, 让商户们的营销获得真正的O2O大升级, 变得更加精确、人性化——将资讯消费的时空、受众的注意力和广告主进行二次销售的传统媒体理论已经黯淡, 大部分广告营销将逐渐告别传统媒体这个中间商。
这一类的智慧场景, 将成为未来媒体很普通的应用。当然, 这种新的应用其实成为了新的内容——传统把文字、声音和图像按照文法逻辑建构成一篇报道、一档节目、一份报纸、一个频道称之为内容的说法面临着调整, 技术应用及其结果才是构成新媒体内容的元素, 形式和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 变得不再可分。并且, 这些元素总是以不断变化的方式促进新的消费需求及行为产生, 需求和生产不再泾渭分明, 它们构成了“动态闭合环”, 传统静态特征鲜明的内容和渠道之分和之争显得不再重要。未来媒体需要关注的是, 如何把移动支付与移动视频广告 (这种广告可能不再是传统吆喝型的, 具备类似传统剧目的故事性以及生活场景的直接呈现) 、互联网的剧目内容 (如《女神新装》) 和场景呈现与“摇一摇”之类的技术结合起来, 通过简便的路径, 完成消费者从知晓到参与互动再到诱发消费以及完成购买的完整闭环。
动态闭合环面对的是移动和垂直这两个当前用户市场的主要特征, 各个产业的互联网化或者是互联网产业的垂直化, 把原来面目模糊的受众需求通过智能化介质和平台相对容易地细分出来, 并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画像”, 从而达到对用户需求的相对精准的捕捉与测量。仅从近年来视频网站与垂直应用的不断发展来看, 以微信、移动QQ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普及, 更便捷地抓取和分析用户数据并推送相关资讯, 不同程度分流着原来以大而全为特色的门户网站的用户, 即使是老牌门户网站新浪网的领地也不断被蚕食, 更遑论集合多种功能的传统媒体了。
移动和垂直应用与用户的消费需求连接最为便利, 在新媒体发展中将起到平台的搭建者、规则的制定者的作用。当平台聚集足够多的用户并能够供应优质应用且人们习惯从平台上获取资讯娱乐并发布内容时, 新的传播生态和价值就形成了。显然, 平台搭建不同于传统媒体建设, 大多数传统媒体受制于局限区域和单一形态, 很难适应移动和垂直的用户市场, 即使勉为其难采用局部新技术, 也会因为无法灵活地与用户需求形成高效连接而出现不良生态。
在新旧传播力量的更迭之中, 平台不仅提供机构组织型的连接, 也将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当前新媒体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量自媒体人和账号, 如罗辑思维、吴晓波频道、作业本、一条等, 其实正在取代传统的内容生产商。特别是近年来从传统媒体易帜而来的创客们, 正在形成自媒体群, 自媒体大多吸引着规模可观的粉丝。数据和营销服务商如New Media联盟应运而生, 开始通过自媒体在广告主和粉丝之间搭建定制化营销路径。
在平台重建传播生态的过程中, 视频将会成为重要的消费介质。数据显示, 网络流量中70% 是视频, 比例还在上升。除了娱乐视频, 具有广泛应用场景的通讯视频和教育、医疗等行业视频数量增多。视频业务基于“ROADS” 模式, 包含着实时 (Real-time) 、按需 (On-demand) 、全在线 (Allonline) 、服务自助 (DIY) 和社交化 (Social) 等元素, 能够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由此, 视频不再仅仅具有传统电视时代那种独特的媒介地位和产业属性, 除了娱乐观看, 它将越来越融入新的生活, 作为智慧场景的实录单元性应用, 甚而成为触动生活的一支力量。
在未来的媒介生态中, 单纯的媒体将不存在, 它就是一个大的信息服务业, 媒体只是这个大的信息服务链条中的一环。从未来回望现在天天呼唤融合的新旧媒体, 我们会发现, 新闻资讯、娱乐、教育和服务这四种功能其实对应着用户的需求, 它们必然要从传统媒体领域拆分开来, 通过新的技术和工具的应用, 重塑为新闻资讯、娱乐观看和生活方式等几个融合移动和垂直元素的新形态。
三、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媒体发展动力机制创新
以连接为核心, 未来媒体与服务组织的形态将不再是行政威权或传统市场那种区隔分明的状态, 我们无法精确细致预测未来传媒组织的具体形态, 但是, 要很好地实现连接, 媒体与服务组织就必须具备超连接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计划性执行力, 它是在互动平台中适应需求变动的生产供给能力。
从中国目前状况看, 行政配置资源带来媒体产能过剩和区域非均衡加剧, 提升中国媒体的传播能力, 迫切需要进行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近几年来, 传统媒体在寻求新媒体转型和协作中拼抢优质内容, 网络巨头通过垂直业务和资本运作强势地成为传播新生代, 非媒体大公司因业务拓展介入影视文化传播领域, 硬件制造商和科技公司参与内容和应用的开发生产, 专门的价值聚合机构和自媒体旺盛生长, 媒体发展进入“转型再平衡”状态。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群落受制于行政区域和形态设定带来的技术滞后和产能过剩, 一方面是新兴阶层大量进入新媒介关联领域产生的“蒸腾式”繁荣。
这个阶段首当其冲的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调整媒体产能, 同时解决“低效率洼地”的突出问题。这样就涉及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的改革。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 解决中国媒体业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 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 但这些问题并非是流动性不足带来的, 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媒体业产能严重过剩。在这种情景下, 媒体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媒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 但重点还是在具体层面, 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进一步开放媒体要素市场, 打通要素流动通道, 优化资源配置,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在确保各地党媒新闻宣传功能第一位的情况下, 理想的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媒体过剩的产能。可以把媒体业中可经营性资源剥离出来, 引入新的投资者, 鼓励和加强竞争, 推动优势媒体机构主导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特别需要引入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中国未来媒体业的发展, 还需要紧密结合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国家政策来着手。智慧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正在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 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 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 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在这个正在推进的历史进程中, 移动、互联、智能、垂直将成为主要的联结元素, 智慧产业和智慧生活日益成为新常态, 传媒业将成为其中的一个自然部分。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 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传统媒体结构还在发挥作用, 而新生的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和非媒体大公司以及自媒体进入新媒体领域的步伐较大, 要通过新旧资源的配置实现“转型再平衡”, 就需要促进传媒生产要素相对自由流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改变居高临下做产业规划的习惯做法, 因为新媒体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 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 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促进创新要素流动, 促进活的技术和劳动力高效流动起来, 推进金融支撑体系的改造等, 为新媒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此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等五大理念, 其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首次提出, 目的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未来媒体发展的根本问题, 是要解决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 形成新的动力机制。
未来媒体的发展和改革, 将在政府引导之下集中于传媒要素市场, 这将是媒体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的要素应该出去, 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应该进来, 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 攻占传媒领域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 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当前, 传媒供给侧的改革应该重点瞄准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新族群, 注意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 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未来媒体创新中心。近几年来, 传统媒体、视频企业、电商、互联网企业、硬件商、内容商以及非媒体大公司, 纷纷以虚拟联盟、战略协作的形式走到一起, 比如阿里与苏宁联手、浙江卫视与腾讯视频签约、华人文化基金与阿里百度携手, 几欲构建这一类的创新中心, 并渐趋清晰地集中表现出媒体主体的大公司化、生产方式的协同化的运行机制优势。某种程度上说, 这也印证了一个趋势:未来, 连接比组织更重要,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重构, 其核心是“重构连接”。
未来取向论文 篇2
1.1 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现如今我国许多地区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 包括粮食作物脱粒、农产品初级加工、机械耕地、机械播种、农机及农作物运输等, 这些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发展基础。截止2015年年底, 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了10.76亿千瓦, 农机化水平超60%, 超额完成工作目标。近年来, 许多国际型农机企业看到了我国农机市场的发展潜力, 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在开拓中国农机市场的同时也给国产农机行业发展带来了契机。
1.2 农业基础设施改善
第一、农村交通更加便捷化。截止2015年末全国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397万公里, 乡镇通畅率、建制村通畅率分别达到了98.6%、94.25%。不仅如此, 我国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启动“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工作, 使得我国农村地区交通更加便捷;第二、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快。近年来, 我国加大了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型灌区改造、节水改造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并加强了对已有水利设施的维修改造;第三、地区性农业合作组织成立并发挥作用。例如辽宁省各地区玉米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成立, 不仅提高了农村土地和农业机械化管理运营能力, 更通过合作社运行模式解决了农民生产难的问题, 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1.3 农业市场化格局进一步深入
第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带、产业群。现如今, 我国各地区开始围绕自身特色农产品进行产业化发展, 并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 实现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 从而实现了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第二、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现阶段, 特色产业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例如内陆的淡水鱼养殖、山区特色果园的开发。
2 我国农业现代化未来发展取向
2.1 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智力农业
现如今,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发展农业现代化, 例如美国加强在农业上的技术研究费用, 并设立专项资金提高研究成果奖励。随着时代的进步, 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要求, 农业生产需要技术及智力的运作。例如以色列利用滴灌技术在无法耕作的土地上栽培柑橘就是一个典例。目前, 我国也开始致力于发展多元复合型农业, 并极为注重农业技术投入, 选择以有机技术、生物技术为导向, 实现农业技术创新向高新方向发展, 以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2.2 精细农业进一步推广
近年来, 随着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日趋匮乏, 农业发展受到极大阻碍, 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资源上进行农业耕作, 这就要求了必须通过生态理念、技术手段提高农业运作效率。因此, 未来我国农业发展会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第一、精细化生产方式。即将农业生产从原本传统的土地农耕形态中突破创新, 尤其像干旱缺水、沼泽荒漠或盐渍滩涂地区, 都可以通过水栽法 (营养液栽种) 进行农业生产;第二、创造出高收入、高科技农业。一直以来, 我国农业都是粗放型发展, 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 想要发展农业, 未来势必要走精细化发展道路, 创造出高科技、高收入农业, 以吸引高知识水平的青年群体扎根农村, 实现农业的科技化发展;第三、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发展。在一些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农村地区, 将传统农业进行重新定位经营就可以转变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这样不仅能够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 更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2.3 农业进入信息化时代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众多行业领域的渗透, 农业也开始引入信息化技术, 例如农耕自动化、农业基础设备信息化、农业经营管理信息化等。而且, 随着信息资源在农业中呈现出的作用日趋明显, 农民也更加注重利用信息资源提高农产品销售渠道及指导农耕生产。现如今, 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 不仅可以全面提高耕作产量, 更可以准确预报病虫灾害, 以预防代替治理, 并将农业从传统粗放型产业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例如通过遥感技术调查农业资源、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气象卫星等预报农业自然灾害等。像中科院研发的“农业专家系统”已经在二十几个省市进行推广, 不仅实现节肥减污, 更实现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大量增产。
2.4 工厂化农业日益成熟
“种植工厂”可以摆脱自然条件的制约, 通过农业生产车间 (例如温室大棚等) , 借用现代技术不间断地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工厂化农业集成了现代先进的种植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温控技术等, 部分或完全摆脱了季节的限制, 实现农作物生长全过程的自动化控制。与此同时, 未来人们对食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无农药、无防腐剂、高营养价值的食物需求越来越高, 这些都为农业生产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 美国已经出现了“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型态, 针对工厂化农业进行了相应的区域布局。
3 结论
未来取向论文 篇3
时间是人和周围世界存在的一种形式。时间观是非语言交际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感知时间的方式、对待时间的态度都相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时间观上有何差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价值观差异。以此来减少中美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同时,在了解美国的时间取向及其价值观后对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有更清楚的认识甚至学习那些能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这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许多学者已经探讨过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等,都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亦有学者探讨了中美文化中的时间取向差异。而笔者在此试分析当代美国社会受未来时间取向影响的价值观。
二、时间取向
时间取向(Time Orientation)指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及控制利用时间的方式。美国人类学家Hall认为时间取向分为四种:零时间取向、过去时间取向、现在时间取向和将来时间取向。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时间取向。
过去时间取向的文化注重旧式的生活,喜欢回顾历史,在社会伦理方面表现出对父母和长者的尊重。该文化中的人们信奉“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国、印度等历史悠久的国家是过去时间取向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或者重视过去的社会”(贾玉新,1997:70)。过去的成败往往是现在甚至将来的参考标准,循规蹈矩也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因此在中国的价值观中,崇拜祖宗、敬老行孝、论资排辈等观念很重要。
美国是一个以将来时间为取向的民族。他们相信时间是一种线性的单向运动。在将来时间取向的文化中,人们的一切活动都面向未来,信奉“希望只存在于未来”。他们不停地为将来打算,却很少循规蹈矩、很少崇拜祖宗,而超越现在的各种创新却层出不穷。如莎士比亚认为时间的“步伐轻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根据犹太基督教的说法,时间不是周而复始的运动,而是有始有终的,一旦失去,将不再重来。
三、价值观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有些价值观能够促进社会和个人更快发展,有些价值观却延缓社会或个人发展。
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总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人,会产生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而处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人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正因如此,中美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从而产生跨文化交际上的种种疑惑。
四、未来时间取向在当代美国价值观中的影响
随着人们的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这就是说价值观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美国的价值观也在悄然变化着。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包括:个体自由、自力更生、机遇平等、竞争、物质财富和勤奋工作。而现今的美国人有了许多新的价值观,而这许多新的价值观受到未来时间取向思维的影响。笔者从这个角度分析几个新时代的价值观,如惜时、求变、着眼未来、挑战权威、自由竞争等。
(一)惜时如金
时间,对美国人来说是最最重要的。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似乎更在乎能否按计划准时完成工作,而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内部的人和人关系协调上。工作计划一旦制定,美国人就会去不折不扣地落实。他们认为时间是一项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试着去爱惜时间且加以管理。美国人经常参加有关时间管理的研习会或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专业人士随身带着口袋型记事本,有些甚至是电子的记事本,好随时留意所订的约会与工作截止日期。
在美国,守时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迟到是十分不礼貌的,如果迫不得已要迟到,应该提前电话告知。在美国的词语里,与时间有关的字或词组有:on(准时)、kept (赶上)、filled (安排满的)、saved (节约)、used(用掉的)、spent (花掉的)、wasted(浪费掉的)、lost(失去的)、gained(赢得的)、planned (计划的)、given(给定的)、made the most of (充分利用)、kill (虚度)等。正是由于美国人相信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他们才会费心地去计划它。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一句话,“你热爱生命吗?那么请你珍惜时间,因为生命就是由时间组成的”。
(二)求变
在1998年一项美国人对中国人价值观和美国人价值观的调查和对比(美国英语学会主办)中,美国人的价值观中位居第一位的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change (变化)。在美国人看来,变化是同成长、发展、改进、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善于创造发明,并且鼓励创造发明。甚至在他们的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未来时间取向对这一价值观的影响还体现在美国人热衷于搬家这一行为上。有过去时间取向的中国人相对喜欢安定,而美国人却认为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是可怕的,他们喜欢“在路上(on the way)”的状态。正因为美国人如此崇尚“变化”,美国人号称世界上著名的“mobile race”(流动民族)。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统计,全美国每年有17%左右的人搬了家。据一份报告说,美国每5个家庭中,就有1家3年搬一次家。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对美国人来说,生活总是在发展变化中,从来不会静止不变。”
变化这种价值观的优点是人们具有冒险精神和极强的创造力,因此,社会进步快;缺点是人际关系冷漠,家庭容易出现危机,社会易出现暂时不和谐。
(三)着眼未来
美国历史非常短暂,他没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和过去,因此美国人只有开拓,创造未来。美国人对过去的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似乎很“健忘”,也不沉湎于当前,他们总是用更多的精力关注未来,相信明天会更好。他们着眼于未来,不愿意遵守陈规陋习。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很擅长做规划,也很善于、勤于执行好短期计划。詹姆斯·费尼莫·库珀在其经典小说《拓荒者》中揭示了美国人的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着眼未来,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从未来的角度看待现在的一切,可以不为过去所羁绊看待现在,在情感上更多地依附于未来的事物。
着眼未来这一价值观还体现在美国人对待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态度上。美国人非常重视青少年,在他们的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条就是champion of the little guy (孩子的拥护者)。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要求和问题,而对老年人却远远没有那么重视。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美国是孩子的天堂,大人的竞技场,老人的地狱。”这句话虽缺乏严谨论证,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对老年人和青少年的不同态度。孝道这一中国基本价值观在美国的价值观列表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老人已经实现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属于过去了,不再被需要。当然,独立观念很强的美国人认为退休的老年人仍然应该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年龄歧视(Ageism)问题。
(四)挑战权威
美国人除了法律以外,向一切传统和先例挑战,认为这些是他们创新的障碍。有一句名言——“我与专家、权威、传统平等。”他们对教授、校长、局长、甚至总统都是礼貌而平等的态度。学生在课堂上,员工在会议上,都敢于提问,敢于质疑,敢于建议。甚至对政府,民众都表示不信任和怀疑,他们担心政府控制他们的自由,对于他们不满意的政府行为,他们通过游行等方式抗议。而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质疑使得美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和进步。
五、结束语
不同的时间取向,会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效果。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了解了美国的时间取向,并且了解了这种未来时间取向对当代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当代美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主要是一种积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的时间取向截然不同,分析他们的时间取向和价值观对于今后的中美文化交流也一定能起到一种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社会的人,除了共性以外,还各有特性。这里所分析的是一个民族或者大多数美国人所具有的观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要将这种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减少交流误解。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张友琴．中美鬼节文化中的时间取向差异[J]．疯狂英语教师版，2008(2)．
未来取向论文 篇4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对各产业的整体平衡及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 许多后起国家为赶超发达国家, 谋求经济跨越式发展, 均采取了“适宜的”产业政策, 并快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战略性产业。日、韩与中国同为“东亚奇迹”的明星国家, 但日、韩的产业结构早已完成了升级, 形成了“三二一”高级形态的产业结构, 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总量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经济发展质量却存在一些问题, 如过度依赖重工业和投资,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都还相对处于落后的状态, 致使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遭遇结构升级“瓶颈”。因此, 如何利用产业政策及利用何种产业政策来快速完成经济转型, 已成为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 对于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有何作用, 学术界存在争议。
一派学者认为, 产业政策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Williams等人 (1993) 认为, 产业政策, 是为了克服市场竞争缺陷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称。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之目的是拟通过产业政策来辅助协调经济发展。[1]姜达洋、张宏武 (2009) 认为, 产业政策是政府通过不同法律法规等工具, 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 并根据不同的市场引导机制进行资源再分配, 其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进行直接干预。[2]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 Ito (1992) 认为, 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 显著提升了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3]张夏准 (2002) 、张鹏飞 (2007) 、徐朝阳 (2007) 等则通过实证研究, 说明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4]高柏 (2008) 通过分析日本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 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得出了类似结论。[5]Robinson (2009) 指出, 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且作用大小因不同国家和采用的政策内容而有所不同。[6]Tilman (2011) 指出,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不是考虑是否采用产业政策, 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产业政策。[7]盛浩 (2012) 通过研究回顾澳大利亚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发展奇迹, 得出结论:澳大利亚产业政策的成功, 源于其采用的是辅助型的产业政策, 与拉美等国的政策相反。[8]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 产业政策是无效率并且是损害产业发展的。如日本新古典主义学派就认为, 实施产业政策损害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产业政策终将失败。Noland (1993) 也认为, 产业政策的实施, 并未使得资源流向新兴产业, 而是流向成熟的、具有政治背景的产业。[9]吴昌南 (2003) 指出, 即使国家实施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 具体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10]田伟 (2007) 、齐建国 (2007) 等通过对企业效率和政策效果的研究后发现, 产业政策没有达到促进产业优化的目的。[11,12]
笔者认为,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 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制度、国情和文化等因素。从日、韩成功实施产业政策, 促进其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经验事实来看, 为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也必须采取适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政策, 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
我国产业政策演变轨迹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我国产业政策演变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实施了不同的产业政策。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 迫于严峻的外部压力, 政府为巩固国家安全, 仿效苏联模式制定了“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的发展方针, 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挫折, 政府改变了国民经济发展次序, 但重工业化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
第二阶段:由于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 经济发展模式偏重于重工业, 政府为平衡各产业发展, 又利用行政手段扶持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 控制重工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计划经济性质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
第三阶段:计划经济性质弱化, 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尽管市场经济更容易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 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外部性、垄断以及信息不完全等市场缺陷日益显现, 造成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未能实现。[13]
第四阶段:由于市场调节失灵, 致使产业结构低下, 产业结构调整困难, 政府不得不重新恢复政府政策的干预性功能, 采取强制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产业、扶持新型产业的发展、开发新能源等政策, 以期合理发挥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的作用。
随着我国产业政策分阶段逐步实施, 经济发展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GDP成指数化增长, GDP增长率也呈现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这充分说明和肯定了产业政策的效用 (见下图) 。[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数据库;OECD数据库)
2.我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结构变化趋势
(1) 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变化趋势分析。目前, 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呈现“三二一”态势。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产业政策取向不断调整的原因,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也呈现不断变动的趋向。第一产业比重由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已由最初的51% (1952年) , 下降至10.1% (2012年) , 下降比例达40.8%。这主要由于国家采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产业政策。而同期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具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952年, 第二产业比重约占20.9%, 2012年升至45.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8.2%升至44.6%。从具体数据分析, 2012年以前, 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整体呈现“二三一”型产业结构。2013年度, 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越第二产业, 但两者产值相当,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多为高度“三二一”的结构类型。以美、日、德为例, 2012年, 美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2%:19.1%:79.7%;日本为1.2%:27.5%:71.4%;德国为0.8%:28.1%:71.1%。可见, 我国产业产值结构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
(2) 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分析。1978年, 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70.5:17.3:12.2, 第一产业所占就业人口比重在70%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下降,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上升态势, 意味着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部门向二、三产业转移。2012年, 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构成, 分别为33.6%、30.3%、36.1%,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连续2年超过第一产业, 成为吸纳就业的第一主体。尽管如此, 我国第三产业吸收就业人口的比重仅相当于同期美、日、德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虽在逐年下降, 但仍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相对较大。究其原因:一是工业化程度尚处于中期水平, 大量人口依附于土地, 较短时间内, 很难大规模释放;二是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足, 且第三产业发展尚不成熟。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大体相同, 经济发展不断深化, 使经济重心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在信息化和科技化高度融合的过程中, 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局面凸显。[15]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大, 且其吸引就业能力弱, 造成大量劳工滞留农村, 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当前, 应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产业结构低下问题, 充分利用劳动力, 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
我国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取向
1.我国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教训
(1) 我国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为实现经济快速跨越发展, 政府通过扶植重点产业, 规范产业发展秩序, 结合关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工具配置资源, 优先发展培育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 同时, 积极资助科研,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为各产业营造了一个有保障的社会技术环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1978年至2010年32年间GDP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近几年增速虽有所放缓, 但仍然保持在7%以上 (参见上图) 的增长速度。2013年经济总量已达9.038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16.20万亿,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 政府积极制定发展战略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上世纪90年代至今, 我国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并实施了更具有针对性的专门化产业政策。伴随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开始广泛运用产业政策工具, 引导企业行为和经济发展方向, 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
(2) 我国产业政策演变的教训。虽然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仍处在经济转型的初期, 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整体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产业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整的一种手段, 其运用还不够成熟, 主要体现在:干预领域广而不精;政策手段过于单一;实施程序繁杂无效。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 诸如:产业布局严重失衡, 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巨大, 大多数产业垂直分工处于弱势地位, 研发、营销、资源整合等核心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普遍欠缺;[16]低端产业规模大, 制造业大而不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导致贸易摩擦频繁;部分产业提前转移、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17]民族产业起步晚、竞争力不强, 在外部经济的冲击下, 不能形成真正的优势产业;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 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同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如国际经济不平衡、自然资源短缺、贸易保护、环境污染严重等巨大压力。[18]
2.我国产业政策的未来取向
我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 为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势必要针对当前的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 但其脉络大都相似:前期多以轻工业及农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中期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后期以信息和知识密集性产业作为重心, 同时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遵循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参照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验及产业结构特征, 对国内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
(1) 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所谓功能性产业政策, 是指政府不划定优先发展某种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而是为全部产业或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合理、软硬环境优异的竞争平台。我国作为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 其政策多具有强制干预的特点, 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的资源分配作用, 且缺少有效的纠错监督机制, 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 造成寻租、腐败等问题。[19]因此, 应摒弃具有国家强制干预色彩的产业政策, 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同时, 加强政府事务的透明度、公开性, 以及与各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2]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选择性产业政策造成的资源和环境紧张弊病, 以及寻租、腐败现象, 促进各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 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和发展方式。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出口模式单一, 产品附加值低。长期以来, 我国产业政策又过分强调出口重要性, 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及贸易顺差, [20]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21]两者交互作用强烈。我国应从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入手,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 应立足当前资源优势及要素禀赋优势, 积极开发产品和提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产品附加值, 促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同步升级;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方面, 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及经验, 提高本国产业要素生产率, 增强产业竞争力, 加快经济转型。[22]
(3) 合理调节关税政策。我国自加入WTO以后, 虽获得了“普惠制”、“最惠国待遇”等政策待遇, 但也受到WTO规则的制约, 产业政策的施政空间, 在国际形势压力下已愈来愈小。我国大部分产业不具备国际核心竞争力, 政府应在入关后的过渡时期, 主动采取关税措施来保护、培育战略性产业。当今世界关税政策灵活多变, 加之新的贸易保护风潮盛行, 我国应在遵守WTO的规则下, 适当借鉴国外的关税政策体系, 加大调整力度, 扩大适用商品的范围, 充分发挥关税政策的弹性作用, [23]实现关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向优化局面, [24]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4) 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人才是一个国家保持长久活力的根本。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韩等国经济能够高度快速的发展, 得益于其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利用。我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很大程度是由于国内具有的巨型廉价劳动力市场。但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 结构性失业严重, 很多行业面临“用工荒”和大量劳动力滞留同时存在的尴尬问题。作为重要的竞争手段,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最有效手段, 且技术创新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人力资源的匮乏, 核心技术和竞争力不佳, 直接导致我国的产业发展缺乏动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增强企业创新的活力, 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 同时, 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 创造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环境, 使产业的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结构适应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现状, [17]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优势。
(5) 重视环境保护。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府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EKC假说认为,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会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将所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寄托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不现实的。[25]我国虽然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当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罕有成效。政府应主动施加干预, 处理好与企业利益及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改进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 将环境指标列入政绩考核, 促使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3年, 我国产业结构首次呈现“三二一”形态, 但三次产业的比重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及部分同期发展中国家。笔者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通过梳理我国产业政策的演变轨迹, 探究我国当前产业政策下, 产业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旨在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