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取向论文（共12篇）
政策取向论文 篇1
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使得住房难成为民生问题关注的焦点。继2010年4月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国十条”出台之后, 2011年1月26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国八条”, 调控政策出台的频率和力度都前所未有, 其政策的取向和效应更是备受国内外关注。
一、市场调控与住房保障两手抓
与以往简单稳定房价调控政策有所不同, 此次“国八条”的政策取向是商品房市场调控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 这是我国住房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 也是对住房保障丰富内涵的再认识和落实的具体体现。许多人认为住房“双轨制”就是保障归保障, 市场归市场, 两者可以分道扬镳。其实, 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虽服务的对象不同、供给方式不同, 在住房市场中各有其位, 各有其功能, 但也不是泾渭分明, 互不关联。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两者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或互为补充的。两者表面上矛盾对立、分享资源与市场份额, 实则相辅相成。首先, 两者的目的一致, 都是为了解决国民的“住有所居”问题。其次, 两者互为因果、互为补充。住宅市场的商品房价格越高, 居民可支付的商品住房越少, 对政府直接供给的保障性住房的需求越大, 政府的负担越重;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越规范, 商品房价格越合理, 可支付性越高, 保障性住房的需求越小, 政府负担越轻。因此, 中国在推进住房保障中, 抑制高房价、低密度的别墅和一户多套住房是中国现阶段或城市化完结前的现实选择。再次, 两者的对立表现为资源的分离与分配上。在土地有限和供给既定的情况下, 高档房、别墅开发建设越多, 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可占用的土地相对越少, 因此, 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两者不可顾此失彼。
各国的住房政策理论和实践表明:住房保障就是住房领域的社会保障, 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 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 为保障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所做出的多种制度安排。为国民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道理很简单, 一是因为住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是住房保障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三是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 掌控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大包大揽”, 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 政府履行责任的方式应有所不同。针对高收入群体, 其住房问题完全可以由市场解决, 无须政府参与;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来说, 政府可以利用信贷、税收优惠政策从供给或需求两方面入手为满足其住房需求提供支持, 也可以通过直接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提供特殊的保障和救助, 即住房保障的政策目标为“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扶持、低端有救助”。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应止于基本住房需求, 改善性住房需求则主要靠市场。只有商品住房市场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才能保障一国的住房生产与消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安全、高效运行。
二、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分析“国八条”具体调控措施, 其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和房价上涨过快, 如限购令、限外令、差别化利率和首付比率和5年以上全额征收营业税等。二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在问责制的高压下, 20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了落实“国八条”的实施细则, 但其政策效应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1. 保障性住房建设难点多多
2010年国家推出新建590万套保障性住房计划, 竣工370万套。2011年计划兴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 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兴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但从我们对部分城市的实地调研发现: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 土地供给不足。我国自1998年实施土地储备和2002年实施招拍挂制度以来, 土地储备已成为地方政府储备“资源、资产、资本”、以地生财的重要手段。各城市土地储备热情高、规模大, 却没有为保障性住房提留充足的土地, 一边是违法批地、囤地和闲置土地, 另一边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的多是破产企业用地和城市拆迁用地, 土地用途、产权不清延迟了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 (2) 城市拆迁补偿制度不健全, 公益性拆迁与商业性拆迁不分, 城市土地名义上的国家所有, 但“事实上的所有权”是使用者、占有者所有, 使用者漫天要价, 无形中加大了城市棚户区改造和旧城改造的难度。 (3) 融资渠道不畅, 资金供给不足。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地方城投公司、土地出让收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和商业银行贷款。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 但许多欠发达地区是“吃饭财政”, 政府财力十分有限, 且去年8万亿元的地方投融资贷款最终都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用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建保障性住房面临障碍:一是与现行法规“只能用于个人贷款”相违;二是公积金是私人住房储蓄资金, 其产生的增值收益是私人储蓄的孽息, 其资金性质在法理上没有界定清晰。而商业银行为保障性住房提供的银团贷款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 且资金借短贷长的特点也制约了银行大规模介入的可能。 (4) 出售型保障性住房分配机制混乱。收入不透明使一些城市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成了“特权房”、公务员住房, 而一次性买卖和五年后上市交易导致“寻租、创租”行为泛滥, 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 也浪费了公共资源, 更弱化了政府住房保障能力。 (5) 保障性住房主要面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 排斥进城农民工, 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6) 各城市住房市场差异大, 保障性住房需求千差万别。在住房市场的基础数据 (存量房的套数、结构、使用年限等) 不清的情况下, 盲目大建大拆会带来社会资源的错配。保障性住房建设实施中的上述问题, 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不确定性, 也表明住房保障任重而道远, 更需要长远发展的大思路和有效的制度安排。
2. 遏制投机和高房价难点多多
近年来房价的飙升有城镇化、居民收入增长的合理因素, 也有许多非市场、不合理的因素。“国八条”实施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以下原因。
首当其冲是地方政府执行力度。在现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GDP为重的政绩观、土地财政和分税制不健全的体制下, 房地产业对地方经济至关重要。这突出表现为: (1) 房地产投资占比高。全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20%左右, 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这一比重分别在50%和30%左右, 苏州、杭州等富裕地区占比也在30%左右。 (2) 土地出让收入高。在我国土地制度从“向农民廉价征地———土地储备———招拍挂”全程政府垄断的格局下, 地方政府是土地市场最大的“做市商”, 通过掌控土地供给规模、用途、结构、节奏、时机, 营造市场氛围, 人为制造土地短缺, 推高地价。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价款达到2.7万亿元, 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可以说, 没有政府利益偏好, 不可能出现“地王”过剩与保障房无地的尴尬。没有地方政府发放的土地使用证, 囤地、土地闲置等违规行为也不可能如此猖獗。 (3) 房地产相关税收高。除土地收入外, 相关税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其中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和房地产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比重较大, 这些都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是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 也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其次是来自房地产企业的阻力。过去10来年, 在政策扶持和重金追捧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房价只涨不跌、企业个个盈利的局面, 房地产业的暴利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这种“吸虹现象”减少了实体经济生产性资本的供给, 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创新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效应。一国的财富积累在于生产和创造, 而囤地炒地只能产生虚假的繁荣, 且会提升企业和国民的生产与消费成本。面对限购、限外和货币流动性趋紧的调控, 房地产企业因其实力和竞争力的差异, 其经营策略会出现分化:大而强的房企会借市场调整之机, 拿地拓展市场份额, 或拖延建设工期和销售期, 等待市场回暖;小而弱的房企迫于资金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或参与政府的保障房建设以度过“严冬”。此外, 当土地将地方政府与房企捆绑在一起时, 房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左右政府决策, 甚至改变决策, 这都会影响“国八条”的政策效果。
投资投机者会规避风险, 寻找市场管理的漏洞。如, 通过补交社保基金或开具虚假就业证明, 让限购限外令失灵;以自有资金一次性付款, 或合伙投资让银行差异化信贷政策无效;特别是目前许多城市的住房交易产权登记和信息网络并不健全, 城市的公安、民政、社保和房地产信息体系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都会使得限购令“禁二禁三”、“认房又认贷”形同虚设。
银行可以说是房价上涨的受益者, 最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 这将危及银行的贷款质量。但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趋紧的调控政策迫使银行谨慎放贷的同时, 也提升了银行自主定价和议价的能力, 不少银行采取“以价补量”, 提高首付比率, 取消房贷利率优惠的政策, 不仅上浮新增的贷款利率, 到期的存量贷款在展期或用于新贷款的发放时, 利率也会“水涨船高”, 以弥补增量下降对盈利的影响。银行“嫌贫爱富”偏好可能会增加“刚需族”的购房负担。
在多种利益的博弈中, 原本就暂时实施的限购、限外令到底能走多远充满不确定性。
三、政策治标, 制度建设治本
面对高企的房价, 我们需要短期的调控政策, 更需要长远的制度建设, 具体政策建设包括以下5项。
1. 从产权、交易、管理多个环节入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特殊性, 使其成为房价上涨过快和保障性住房土地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以城市化、城乡统筹的大思路, 构建城乡土地市场,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有偿出让、作价出资 (入股) 、租赁、联营、抵押等方式出让, 改变现行“一口进一口出”行政垄断造成人为的土地短缺、腐败和价格扭曲。应按土地用途, 构建多种土地交易市场, 将商品住宅用地市场与非居住类商业用地市场 (写字楼、商厦、文化娱乐等) 、工业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市场区别开来, 以保障各类土地的供给规模、价格和买方卖方供求信息公开透明, 避免信息不对称影响市场预期。在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 严格土地出让收益的管理, 让国有土地为民谋福利, 投向与民生相关的领域, 以促进政府职能从“投资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化。
2.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面对城市化巨大的住房需求, 我们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 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保障靠政府, 改善性住房需求靠市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应以公共租赁房为主, 以避免分配不公引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商品房供给以可支付住房为主, 以吸引更多的人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在各地对住房存量、结构普查的基础上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建房子, 不建配套设施;只重前期开发建设, 无视后期的管理服务。
3.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强化住房保障功能
在政府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税收的市场调节功能, 对一次购房和二次购房者实施差别的营业税;增强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积极推进对低密度高价住房、第二套住房开征房产税, 将政府公共投资产生的外部效应, 即私人房产增值收回来。
4.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租赁房领域
在住房市场结构调整中, 政府除直接提供公共租赁房外, 还应运用财政、金融、土地和税收政策鼓励和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与民生相关的领域, 特别是要细化公共租赁房“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 如对从事公共租赁或普通租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否在土地的取得上、土地价格上给予一定优惠, 或在企业提供20～30年租赁房期满后可以将现有的土地改建为普通住宅;在金融方面能否给予长期的低息信贷支持;政府财税政策可否给予贴息和税收减免, 这样政府可以较小的投入来撬动更多的民间资本介入, 形成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5. 探索和开拓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
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供给,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 或者其他单一方式 (住房公积金、地方投融资公司和银行保险) 都无法满足其资金需求。通过建立公租房和公共不动产信托基金, 一方面可强化对公共不动产的产业化管理, 另一方面以租金稳定的收入现金流为基础发行资产证券, 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保障各类资金投入的本息回流, 是住房保障制度可持续的关键。
政策取向论文 篇2
论当前中国利率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的利率政策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本文对中国利率体制的建设和当前利率水平的确定和第8次降息效应的发挥等提供了新思路.指出年是中国利率市场化、遏制通货紧缩回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一年,应该掌握好政策的`综合力度,以防止中国经济失去重大转机的风险,实现中国经济从重大转机到重大转折的转变.
作 者：姚琼巍 陈岩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00229(3)分类号：F832.0关键词：利率体制 利率水平利率超调 利率政策取向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 篇3
依据IMF的统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虽然从危机之后的1%以下，温和上涨为3%左右，但是增长基础依然薄弱，距离上一个周期（1998-2008年）约4%的增速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各国财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正在降低。一个指标性的数据是，经济危机之前（1991-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未超过50%，而危机之后（2008-2015年）的年度平均值达到了65%；发展中国家虽未被政府债务严重拖累，但也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财政减债周期（期间，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2%降至2007年的35%），政府债务负担率重新回到年均40%左右的水平（2008-2015年）。政府债务高企和财政赤字扩张，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乃至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而且可能触发新一轮危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本轮全球经济波动中，所处位置和所受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较之以往，中国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与世界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都与过去大不相同，理应根据新形势，做好预判和准备。目前看，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促进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将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历史背景：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是什么
1.中国宏观调控经验。1998年和2008年，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被广泛理解为财政扩张的政治表述，而且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做了两件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第一，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突破了新中国以来财政收支年度平衡和不借内外债的传统；第二，通过财政投资和政府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改变了过往计划指令式的经济调控模式，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起到决定性作用。2008年中国又将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其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配套，直指当时认为的内需不足问题；其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联动。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和财政收支规模之间形成纽带关系。总的来看，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了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大都与财政政策高度关联。
2.怎样制定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刺激总供给或者总需求都是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已有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扩大总需求。其中，政府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广受世界赞誉，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张“名片”。这背后的财政推动力几乎是决定性的。如若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对资金运行管理的要求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保持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体来讲，与国家推动的大型工程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受益范围，属地特征也更明显。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稳定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成为工作重点。换言之，当我们判断政府投资的作用、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背后所蕴含的资金筹集、规划实施和体制安排等一系列机制设计。
3.国际经验与最新理论。世界各国重拾财政政策的决心发端于2008年。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过去三十年各国认为的货币政策优于财政政策的矫正。当然，如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凯恩斯时期。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乘数是否大于1，即财政资金投入1块钱能否带来经济产出多于1块钱，是判定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标准。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进入精细化合作阶段。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必须统一管理，既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倡导的数量工具，也不能过度依靠财政政策信奉的政府投资与消费。最后，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应该并重。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经济增长要优先于财政可持续性，但要注意此选择仅仅是短期权宜之计，财政不能长期亏空。
现实问题：如何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
1.如何理解大国宏观调控：逻辑与手段。大国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经济体量大且影响深远。因此，所遵循的调控逻辑和运用的主要手段都区别于一般性理解。一方面，大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规模和力度更难把握。不同于小型经济体，大国宏观调控的规模往往是以万亿元为单位。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实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宏观调控讲求力度和节奏。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其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某种程度上，宏观调控下的微观细节决定了成败。另一方面，如果把大国宏观调控置于开放经济体的环境当中，政策的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由于中国连续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所以，一段时间里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与所涉及的市场资金流向产生了较大波动。前些年，石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快速上涨，大都与中国扩大总需求存在一定的关联。
2.如何理解新时期财政政策：激励与约束。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大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有了更多内容，也将面临更多挑战。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关键是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致力于转化为成功的政策实践。第一，要认识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这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固定资产投资随建成数量增加和建设成本上升，其正外部性趋向于递减。财政资金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减弱。第二，财政政策受到的资金约束在增加。近年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放大，虽然负债投资形成了不少资产，但是很多资产不容易产生现金流，更不容易如商品住宅一样能够随时变现，进而导致了债务还本付息困难。此外，当社会福利水平上升，民生支出开始取代投资建设支出之后，各级政府的负担还会进一步增加。与原有的主动投资建设所致的财政负担完全不同，民生支出刚性大，减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财政政策落地面临更严格的法制与纪律监管。财政政策源于顶层设计，落地则在基层政府。特别是中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跟进不可或缺。较之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新时期财政政策会更加规范，法制化程度也会更高。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新环境下的财政政策实施效率和执行效果存在着未知性。
3.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层次与角度。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政策部署，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位居其后。这里虽然没有重要性区分，但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认识，如何使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才有章可循。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还有很大空间。货币政策的优势是灵活和精确，而财政政策的特点在于稳定和长期。连世界最大、经验最丰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也不否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的重要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在美联储政策制定会议上拥有投票权。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依然偏低。第二，应理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上下游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为产业和区域发展配套的财税政策。殊不知，不少配套政策并不在预期之内，既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又可能与其他政策产生拥挤效应——本可集中发力的财政资金变成了“撒胡椒面”。第三，应探讨如何令财政政策更具微观基础，即能够精确预计资金需求规模和准确获悉实施绩效。财政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容易形成“大水漫灌”效应。财政资金低效率使用，甚至挤出社会投资或消费，都是常被诟病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多数国家受限于财力不足和政策效果欠佳，财政政策工具长时间被束之高阁。对此，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结论和实施方案，其中，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投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等领域的既有成果，大都可以加以应用。
大国调控之财政政策取向：怎样协调政策
1.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依然要立足于扩大总需求，而调结构的财政政策则需要从供给侧人手。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面临两手抓的艰巨任务。为此，有如下工作亟待展开：第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除了体现刺激规模，还要注重实施效果。比如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正在显现。很多线路不仅逐渐实现盈亏平衡，而且人员与货物的快速流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步伐还不能停顿。第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领域着力改善民生。过去十年，关乎民生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减缓惊人。2015年同比增速为0.63%，而1991-2010年中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的年平均值为27.85%。投资不足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频繁发生（如北京“7·21”暴雨等所暴露出的城市排洪、蓄洪设施老化等情况）。此外，政府投资建立的社会保障机构不仅效率偏低，而且后期运行成本极高。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各方面都拭目以待。第三，供给侧调控还看财政政策如何给经济“减负”。眼下，企业和居民部门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积极财政政策势必放大公共支出规模，对未来公共财政增收形成压力。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市场。政府的管理除了放松管制，还有降低市场参与者的成本。另外，应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只有不轻易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增加市场负担的潜在可能。
2.把握增进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间的平衡。从过往经验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后，中国民生福利改善都会迈上新台阶。这往往得益于财政资金的充沛供给与福利计划的顺利实施。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怎样维持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新课题。为此，要做三个方面准备：其一，民生福利改善的过程，应与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同步。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实力做好资金配给，在改善民生福利的主要领域设计路线图。竭力避免某些福利国家的财政困境和福利困境。其二，协调分区域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统筹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分区域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可支配财力、区域资金缺口或者盈余都要进入预算制定的考虑范围。要制定资金缺口填补和盈余资金管理的政策预案。在没有全面摸清财力状况和做实未来福利改进计划的情况下，不建议贸然推进全国统筹。其三，做好其他财政资金填补民生支出的准备。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都要做好补充地方民生支出缺口的准备。特别是在目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个位数增长、民生财政支出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财政可持续性或将面临进一步考验。
3.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分歧。总的来看，经济下行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是紧缩的，二者在方向上没有根本性矛盾。但是，在宏观调控上，如何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者说如何让二者有效配合，却存在不同理解。为此，我们要秉持三个准则。首先，明确政策分工。美联储将“稳定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近年来又潜在增加了一个“维持长期利率低水平”的目标。而其财政政策更倾向于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要有一些自身范围内可以实现的子目标。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之后，货币政策的定价功能在增强，这些变化会引致一些目标发生结构性转变。其次，政策协调不等于政策雷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各自优势。目前看，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短期预期、消除波动的效果更好；而财政政策更善于稳定长期预期，改善结构性问题。最后，尽快建立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对应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应形成专业化的“两会”协商机制，并在机构层面建立日常沟通管道，增强政策协调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回顾及取向 篇4
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共4次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1978年我国第一次正式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抑制过热, 保持供需基本平衡。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对改革引致的需求快速增长和物资供应不足深感恐慌, 于是立即施以从紧财政政策控制需求。当时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分灶吃饭”、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等。同时还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 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和信贷计划。其调整结果是虽然抑制了过热, 保持供需基本平衡, 但经济增长却从1978年的11.7%走低至1981年的5.2%。
1988年我国第二次运用财政政策是为整治严重通胀和市场混乱问题。为整治1984年以来“价格闯关”和放开价格预期所引起的严重通胀和市场混乱问题。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治理整顿”并实施从紧的财政政策, 逐级缩减财政开支、调整支出结构、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等。同时辅以从紧的货币政策, 实行存贷挂钩、规模控制。此次从紧政策的实施, 虽然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 但经济增长又一路下滑, 从1988年的11.3%下降至1990年的3.80%。直至南巡刺激后始得逐渐复苏。
1998年第三次运用财政政策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当时,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挑战。为应对危机, 我国政府首次使用积极财政政策, 并配之以积极的货币政策。一是发行国债。至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国债资金主要投向江河治理、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截至2004年末, 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 同期银行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2万多亿元, 直接拉动投资约4万亿元。二是减税。1998年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关税税率;1999年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力度, 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 不仅成功地使经济走出了市场低迷的阴影, 保持了多年平稳增长的态势;而且将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变成了机遇, 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 使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路网建设赶上了欧洲的水准。
2008年第四次运用财政政策是抵御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 主要是抗击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 其主旨是扩内需、保增长。一是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财政将新增投资1000亿元。到2010年底, 中央财政投资共增加11800亿元, 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二是推进税制改革, 实行减税政策。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总共减免税费3000多亿元。三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增加财政补助规模。四是促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五是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 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用的目标是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 提高社会民生水平, 加大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的力度, 通过增加财政对民生工程和“三农”的投入, 创造和拉动内需, 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其政策效应得到有效把握和发挥, 将对于我国破解二元经济结构,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 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
一是继续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建立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有机衔接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将部门预算改革延伸到基层预算单位, 确保“十一五”期末全国县级以上单位都实行比较规范的部门预算。同时健全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将所有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 逐步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运作机制, 积极推进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二是完善财政体制。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时进一步规范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 适当统一省以下主要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强化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完善辖区内财力差异控制机制, 均衡省以下财力分配。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因地制宜确定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推进乡财县管改革。三是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 切实取消相关收费, 加强对人员安置的财力保障, 完善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推进增值税改革,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确保改革平稳实施。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计征方式, 改变部分应税品目的计税依据。完善消费税制度, 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四是积极支持其他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实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 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能源、资源、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机制改革。支持污水垃圾处理和排污收费等改革。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保障制度。
(二) 提高社会民生水平
一是加大就业、再就业投入力度。继续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各项财税扶持政策, 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支持做好农民工及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好减免税费、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职业培训补贴等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二是支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落实城镇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 着力支持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同时, 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政策。三是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支持建立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个体系, 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逐步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覆盖范围, 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 建立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居民个人三方资金分担机制。将地方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企业未参保退休人员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支持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并加强与相关制度衔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 加大卫生投入力度,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四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改进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办法, 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做好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工作、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中央财政继续对财政确有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予以适当支持。五是继续增加对教育经费的投入, 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切实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保障范围。中央将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明、后两年落实到位。此外, 我国还将继续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全面落实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六是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 抑制物价上涨。为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向明显的通胀转变, 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用用, 运用财税杠杆, 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家产品生产, 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 抑制物价上涨。同时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相关财政工作, 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此外, 密切关注价格上涨对社会民生的影响, 及时落实各项财政补贴政策,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解决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等工作。七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不仅通过减税让利增强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 而且通过对民生工程、社会保障及“三农”的投资倾斜, 增进了社会福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继续加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直接投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重点是农村水平、道路、安全饮水、电力、沼气等方面的建设。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文化设施。同时, 提高支农补贴力度。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办法, 探索建立粮食综合补贴制度。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 稳定农民种粮收益。此外, 加大对畜牧业健康发展的支持,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三) 加大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的力度
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优化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继续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 推动科研机构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推动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 促进社会资金投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实施财税优惠政策, 支持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 保障重大科技专项顺利实施。积极开展创业投资试点, 完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策, 拓展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二是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研究出台鼓励废旧物资回收, 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等的相关财税政策, 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排污收费政策, 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鼓励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在太湖流域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 加大“三河三湖”以及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治理投入, 加强中西部地区污水管网、污染减排监管体系等建设。三是加大节能减排投入, 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 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同时, 对高效节能新产品的生产或销售实行优惠税率, 对提供节能服务的企业给以适当的税收优惠, 推动节能产业发展。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和强制政府采购政策, 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等建设。四是扩大政府赤字和投资规模, 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 我国的外部需求增长前景黯淡, 居民消费趋于谨慎, 企业自主投资意愿减弱,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必须保持合理投资规模,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财政减收因素较多, 财政收入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政府将适当增加财政赤字规模, 适当发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国债。一方面增加中央预算内的投资, 使中央政府建设投资总规模比2008年有较大增加。中央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民生工程、以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公共交通、技术改造等方面, 以有利于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和财政增收能力。五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家电下乡补贴的品种和地域范围, 促进农村消费。财政政策密切关注价格上涨对民生的影响, 及时落实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补贴,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最大限度地减少管制价格逐步放开的冲击。六是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设立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基金, 促进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建设投入首选是增加对国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投资, 如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国家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依托国家重点工程, 提高铁路、地铁车辆, 造船基础设施和重点船用配套设备, 重大电力、石化、大型施工机械等重大技术装备的系统设计、制造和成套能力。七是完善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八是优化政府投资方向与结构。2009年, 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 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动态平衡, 优化财政投入在产业投资上的布局结构, 促进东、中、西部财政投入平衡。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 重点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和一些已批准的建设规划重大项目, 特别要从严控制各级政府楼堂馆所项目重新抬头。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以及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继续提供支持。确保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比例高于上年,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项目建设。九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完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完善企业收入分配政策, 调节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 规范垄断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同时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整顿分配秩序等措施, 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此外, 要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和进出口关税税率, 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 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扩大资源性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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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旭人, 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 经济日报2008.11.05.
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取向 篇5
当前经济形势与2001年宏观政策取向
一、2000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前三季度宏观调控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经济运行质量迅速提高,国民经济在稳定增长中呈现转暖趋向,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二季度同比增长8.3%,三季度同比增长8.2%,全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指日可待.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可能结束连续几年增速下滑的.态势而出现明显的好转.
作 者：夏杰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刊 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年，卷(期)：20013(1)分类号：F1关键词：经济形势 宏观政策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篇6
一、公共政策的内涵
公共政策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拉斯维尔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H.D.Lasswell，1951）。这个定义不仅肯定了政策的目标性，而且强调了政策的价值特征，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应该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等社会价值，同时，对于策略的关注可以说是确立了公共政策面向社会问题、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性。
而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81）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这个定义与其他学者的说法不同，或许大家注意到了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但是，基本上是对于物质领域的分配功能，而伊斯顿的定义则较多地关注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它这里所谓的价值是一种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一切可用的资源，有物质形态的，也有非物质形态的。这就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首先，价值问题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基础，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社会价值对于物质领域的分配，而且本身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对象，政府必须研究并确立自身的价值标准，这里实际上就隐含了一个重要概念，利益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所谓的遵循社会价值就是要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核心。
二、公共政策的特点
1、政治性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阶级和国家意志的体现，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和根本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反应到政策之中，就是公共政策的阶级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总是要把本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在任何社会中，政策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特點。说政策具有政治性，并不等于说政策就是政治。政策同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政治决定政策，政策服务于政治。因此，政治是目的，而政策则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而施用的手段。在实践中，我们要防止把手段当目的的错误做法，更要避免把目的当手段。
2、权威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是具有社会公共权威的国家，无论是转化为法律形式的公共政策，还是以条文、规定形式存在的公共政策，都具有依靠国家强制力得以贯彻的性质。这也是公共政策能够发挥其协调功能的基本保障。具体来讲，公共政策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只有特定的组织或机构才具备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资格，而这种特定性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是公共政策的运作程序和规则，无论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必须是法定主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程序和规则的严格性，且在公共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公共政策的实施具有强制性，公共政策的实施是依赖于外在强制政府和第三部门制定的政策，而这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3、公共性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由现代社会的政治特征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特征是民主政治，政府只有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才能行使公共权力。政府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公共政策是其为维护和实现一定的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等的总称，因此，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问题取向和目标取向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会成为公共政策解决的对象，只有那些有助于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才能进入公共政策的议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问题一经确立后，就将进入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阶段。在这一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必须按照实现公共利益帕累托最优的原则，确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和选择行动方案。因此，公共组织在借助公共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为自己谋取私利。
4、原则性
政策是阶级和国家意志的体现，直接关1系到阶级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统治阶级在制定政策时，都会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原则性，以维护自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般的公共政策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对公共利益的调整只指明原则性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而不可能把全部特殊情况和具体细节都概括无遗。这样，公共政策就只能以普遍适用的原则或指导方针存在。这种原则性要求人们去服从、去执行。然而，政策又是一种策略和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可以根据具体的对象、情况、时间和需要进行适当的变通，但不管政策在执行时如何变通，都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因此，变通并不等于改变政策，而是灵活地执行政策。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应允许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灵活掌握，适当变通。
三、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公平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以《正义论》而闻名的约翰罗尔斯，是研究公平正义最为深入和体系化的学者。他提出了一般的公平正义观：“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进而，他又提出了自由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等原则。他的公平正义理论可以作为中国目前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
1、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理性而又科学的决策是公共政策决定和政策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政治学家P.狄辛曾描述了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五种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法理理性、社会理性、实质理性。按照理性的原则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求制定者重视“分析”的作用，占有充分的信息，重视数据和资料，建立数理模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降低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同时，公正性也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上。合法性包括内容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指公共政策所做出的决定符合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而不仅仅是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形式合法性则指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并且是由特定的法定主体做出的，形式上的合法性也是公众认可和接受公共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公正性，也就无从谈起合法性，没有合法性，那当然就缺失公正性，公共政策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2、公平性指公共政策体现出来的公平价值观
公平是现代社会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制约，同时，公平已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而且也是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一种理性追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作为一种公平的正义观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公平在公共政策中是调节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础性价值。
3、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尤其是公民的参与程度
在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中，公民通过自我理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和公开讨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公民具有对公共政策的基一切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共政策的公开性价值标准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政治性”，民主社会中很少有人全然希望放弃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作用及其利益。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标准，我们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具体说来，可以增强公民的组织性，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等等。总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合法和合公众利益。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公众政策，它是公众的愿望和要求在公共领域上的公开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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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政策改革的取向探析 篇7
一、消费税的历史沿革
现行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产物, 是在产品税和增值税合并为增值税后, 将原属于产品税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一部分消费品划分出来单独征收消费税, 即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 有选择地对特殊消费品征收消费税, 所选择的消费品一般为非生活必需品。主要为贯彻国家产业和消费政策, 促进经济和消费结构有效调整, 正确引导消费方向, 抑制超前消费需求,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消费税开征以来, 除有几次对个别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外, 税制一直较为稳定。自2006年4月1日起, 消费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政策调整, 该次调整主要是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消费税目由原来的11个增加至14个, 调整后的消费税应税商品主要包括过度消费对人身健康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特殊消费品、非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等四类消费品, 同时对部分消费税应税品的税率也进行了调整。此后, 消费税政策仍不断调整。目前, 由2011年版消费税税目税率表可以看到, 消费税仍为14个税目及相对应的税率。
二、现行消费税的不足之处
(一) 课税范围不尽合理
现行消费税课税范围仍存在“越位”和“缺位”的现象。“越位”是指目前仍将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少数生产资料也纳入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如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品等消费品已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应从限制性消费品中剔除;又如汽车轮胎、酒精等均属于生产资料, 对其征税直接增加生产成本, 对社会生产与发展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缺位”是指现行消费税未将一些高档商品、高档消费娱乐以及破坏环境的行为和消费纳入征税范围, 如高档住宅、高档家具等消费品和诸如歌厅、桑拿、高档餐饮等高档消费行为未征消费税, 不能很好地调节收入分配和正确引导消费。
(二) 税率设置不够科学
现行消费税实行从价定率、从量定额以及从价从量复合计征三种征税方法, 其中实行比例税率的有28个, 实行定额税率的有4个;税率共有14个档次, 最低1%, 最高56%。由于定额税率与市场价格没有直接关系, 税收不能体现应税商品的实际价格水平, 弱化了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同时, 较低的消费税率不能完全发挥税收对消费的引导作用, 如对高尔夫球及球具和游艇征税10%的税率明显偏低, 难以抑制奢侈性消费。因此, 现行消费税体现的财政增收效应较消费调节效应更为明显。
(三) 价税关系不能显现
现行消费税为典型的价内税, 即仅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缴纳, 在批发、零售等环节不用再缴纳消费税, 消费者在购买货物或接受服务时就已经支付了“无形的税金”, 却不一定清楚自己负担的税额。同时, 消费税通过税收转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以达到与价外税相同的效果, 但由于消费税为价内税, 消费者单独从购货发票及消费凭证上难以辨别是否纳税及税款金额, 弱化了消费税对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
三、政策取向分析
(一) 体现政策导向
消费税是以消费品或消费行为的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的选择性商品税, 具有一定调控能力的非中性特征, 政策调整应体现的特点:一是引导理性消费。通过对不鼓励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征税, 以限制这类损害人们健康的产品消费需求, 发挥“寓禁于征”的作用;二是调节收入分配。通过对奢侈品、高档商品征税, 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税负, 以调节收入水平, 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倡导“绿色环保”。在我国总体资源利用率较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形势下, 对不可再生和污染严重的产品课以重税, 对“两高一资”的行业加以限制;四是推动外部成本内在化。通过对重要资源性产品的消费征税, 提高此类产品的消费成本, 引导节约资源和减少浪费, 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
(二) 兼顾目标协调
通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即可以实现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和环境保护的目标。目标选择不同对应的改革措施应不同, 如为调节收入分配就应对高档消费品及消费行为、高能耗消费品课以高税, 为扩大消费需求就应对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以低税或免税, 为环境保护就应对不利环保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以高税。但是, 消费税改革政策不能突出单一调节功能而要三个目标兼顾, 即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和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前提下, 环境保护优先, 兼顾消费需求, 适当考虑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取向较为适宜。
(三) 具体政策措施
1. 划分消费品类型, 确定课税范围。
消费税征收范围具有选择性, 考虑到现行消费税征税范围偏窄且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应做几方面调整:一是采用中间型消费税。按照征税范围宽窄消费税分为有限型 (税目在15种以内) 、中间型和延伸型 (税目超过30种) , 从目前的国情看, 消费税的征税项目在20-30之间较适宜;二是取消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对于仍属于奢侈品 (如普通化妆品) 范畴的生活必需品和属于生产资料 (如工业酒精等) 性质的货物不再列入征税范围;三是增列奢侈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税目。应将一些价高利丰的奢侈消费品如高档住房、高档服饰等和赛马、商务会所等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四是增加环保和节约的项目。把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 (如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 和不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如私人飞机等) 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 同时对低污染的相关产品 (如节能型电子产品等) 予以免税或减税。
2. 划分消费品类别, 设计相应税率。
一是适当调减部分税目的税率。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一般性消费品 (如黄酒) 等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二是大幅调高一些消费品税率。对属于国家限制性消费和影响环境保护等类消费品课以重税限制其消费, 如对危害身体健康消费品 (如烟类产品) 征以50%~100%的高税率, 如对环境污染较大且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如石油产品) 使用最高税率;三是适当调高一些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的税率。提高高档消费品 (如名贵首饰) 的税率, 如对高档消费品征收30%~50%的高税, 同时还应提高高档娱乐和资源浪费等消费行为的税率;四是对有些消费品应实行差别税率。合理界定普通、中档和高档消费品的划分标准, 根据不同档次消费品使用差异税率, 如对中档消费品 (如中档酒、小轿车) 征以1%~20%的消费税, 以降低税收负担和保护消费需求。
(四) 国际经验借鉴
1. 通过限制奢侈消费体现公平。
根据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明显不足的情况, 应该借鉴西方国家消费税二次调节作用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如瑞典的消费税率一般在20%-25%左右, 但对于奢侈品, 税后价格可能翻几番, 对抑制奢侈品消费起到重要作用。
2. 开征行为类消费税。
在消费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行为类消费税是税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这正是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短板。征税的行为类消费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环保类消费, 如英国对工商业和公共部门使用的燃料征收气候变化税;二是高档消费行为, 如美国、等国家普遍征收高档娱乐行为消费税;三是对某些政府不鼓励的行为, 如英国的赌博税、博彩税、赌马税等;四是特定时刻使用稀缺物品的行为, 如德国对在电力紧缺时间过度用电的行为征收电力税等。
3. 有效反映外部成本。
消费税可以用来补偿对消费者或生产者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特别是环境的负外部性更为典型。消费的负环境外部性危害他人的环境权, 同时降低了外部性“承受者”的福利。如美国境内制造或进口破坏臭氧的化学物品的单位要缴纳环境税, 荷兰于1988年引入一般燃料费等。
4. 构建与其它税种相配合的多层次调节模式。
从各国税改实践看, 消费税在社会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日益明显, 但从消费税改革的国际趋势看, 总量上比重有所下降。作为间接税, 消费税往往配合所得税、营业税等共同作用, 以美国为例, 在个人与家庭的纳税开支中, 消费税并不占主体地位, 限制奢侈品消费主要通过所得税调节。
四、相关建议
(一) 尽快建立消费税法
目前我国尚无完整的消费税税收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是国务院1993年12月13日发布, 1994年1月1日施行, 消费税政策的调整多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通知、批复形式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历经10多年的实践, 消费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税种, 应该考虑将《暂行条例》上升为正式法律。
(二) 实行价税分离
我国在确立消费税时, 出于方便征收而采取了价内税方式, 由于存在不足, 建议借鉴国外通行做法改行价外税。实现价税分离, 有利于纳税人对消费税的知情权, 增强纳税意识, 并通过税负差异影响消费结构, 更好地发挥理性消费的引导作用。
(三) 注重税种间配合
国际经验证明, 过高的消费税率将对国内相关制造或生产行业产生较大制约作用, 以及推动国内消费能力的外移。因此, 消费税应与所得税、财产税、营业税等税种配合使用, 共同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摘要：消费税是具有较强调控能力的税种, 通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可以达到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和环境保护三方面的目标。近年, 国家将消费税政策调整作为扩大内需的一项举措, 旨在通过调整课税范围和税率结构, 实现对国内消费总量和结构合理调节。本文在回顾我国消费税历史进程和进行国际比较的同时, 提出政策改革的相关建议。
我国粮食政策取向与措施分析 篇8
一、我国粮食政策的目标选择
粮食政策的依据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以及时下国家的粮食供求关系, 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粮食政策也就会有相应的改变。我国目前的粮食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这就标志着以往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可能不再与实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 而需要我们追求创新,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选择、探索出与实际的经济环境和粮食供需情况相适应的新的粮食政策, 并致力于用新方式去实施。
粮食的生产与经营会受到许多的规律制约, 其中的制约因素至少包括了三种, 即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同时, 粮食的生产与经营所承受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因此, 为了解决粮食的安全问题, 粮食业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政府干预最多的行业, 必须选择并制定出能够科学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的粮食政策。
在新的粮食政策及举措的抉择的实践过程当中, 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仔细分析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 借鉴其成功的经验, 并持续追求创新,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勇于将行政区划、行业以及部门之间的界限打破,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大市场。当然, 在抉择政策的问题上, 有一个因素是关键, 即全国发展的不平衡性, 如我国的南北时差高达数小时, 气候不一, 导致各地的粮食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平衡。所以, 我们必须要仔细斟酌我国的粮食政策的目标选择。
二、转变粮食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一) 高度重视建设信息化
信息化这一建设任务是复杂且重大的, 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 这一项任务是企业不愿意单独承担的, 况且企业也不具备一力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 要想宏观地有效调控粮食、微观地成功搞活粮食经济,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就应当致力于建立起一套全面覆盖粮食经济和粮食产业链的标准数据库, 为抓紧抓好粮食行政管理工作和落实信息化兴粮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 由于我国的粮食生产是“大市场、小农户、中小企业”, 在信息的沟通过程中, 分散的农户所处的地位很不利, 需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信息技术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有效强化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联系与沟通, 使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供求失衡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少。另外, 还可以成立专门的扮演信息中心角色的职能机构, 不断收集国内外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强化市场主体对于政府行为预期的准确性。最后, 对于社会各界努力组建的专业化信息服务组织,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大力的支持, 使其正式成为粮食信息系统的有益补充。
(二) 高度重视建设现代化
要促进我国粮食快速发展, 就需要提高粮食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这就要求我国能够建立起粮食储备模型及粮食安全评价模型。在我国国家、企业、居民 (农户) 这三类粮食储备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当然是国家粮食储备, 且其储备是有专门的计划的, 因而, 建立健全市、省、国家三级粮食储备模型是可行的, 具体的做法如下:一是要确定出科学合理的粮食储备量, 目的是在国家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效提高粮食的储备效率。二是对于粮食的储备及运输的设计要进行持续的优化, 使得粮食储备运输的效益得到有效的提高。三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对于承担粮食储备的企业的微观评价, 科学评估其所储存的粮食的品质。四是对于粮食的轮换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进行合理的时间优化设计。
(三) 进一步加强建设法制化
从本质上看, 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法制化经济, 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就是依法治粮, 这也将是粮食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因此, 在对粮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方面, 我国政府必须要转变其轨道, 逐步实现法制化。然而, 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以粮食为主体的系统的、全面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导致我国政府在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时没有一系列的法律保障, 造成在各地各部门没能够将中央的好政策全部、彻底地贯彻落实, 出现了很多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的现象。
当前, 我国的粮食行政管理手段以及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粮食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计划性与市场化并存的局面, 需要迫切加快粮食的立法工作。国务院于2004年5月26日所颁布实施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是一部行政法规, 主要对粮食流通行为的规范做出了规定, 在实施的七年多时间以来, 它对于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的保护, 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维护, 粮食生产的促进, 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 粮食流通秩序的维护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然而, 《条例》当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只包括了仓储, 并没有对粮食经济的整个链条做出相应的规范, 而“陈化粮”的概念内涵以及外延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这一点将导致《条例》当中的关于陈化粮的管理部分被摒弃, 等等。所以, 对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成功经验, 我国应当有效地借鉴, 并抓紧制定出与我国的国情相符合的粮食法律法规, 并依据实际状况的改变进行持续的完善, 尽快建立起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粮食法律法规体系, 使得粮食经济的各个主体的行为在法律的制约下得到有效的规范。
三、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政策措施
(一) 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在自然环境的投入上, 如果想获得回报, 所需要的周期相当长, 并且在投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 其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也是相当强的。这种具备很强公益性方面的内容理应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 政府也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作为。一是政府要加大直接的财政投入, 对于社会的投资要进行直接的干预和引导。二是政府要不断地创新机制, 优化市场化环境美化所带来的外部效应,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保护措施, 呼吁企业、农民以及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加大投入农业生态环境的优化, 使其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收益;通过实施各种有效的措施, 降低“三废”污染, 减少酸雨, 防治沙化, 强化管理用药、施肥, 走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道路。
(二) 政策直接支持, 提高农民收入
当下, 要使我国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有一条关键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即政府实施政策直接支持以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对粮食的价格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近年来, 为了成功启动内需, 我国采取了提高工资水平、扩大投入基本建设等各种政策措施, 但是所取得的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太慢。如果我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那么对工业品以及服务的需求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加, 进而就能够促使粮食的价格稳定上升, 使得农民群众的收入得到更大程度的增加, 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良性的阶段。我国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取消农业税, 这种“以税惠农”的方式方法使得农民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有一点必须注意, 即在执行好政策时要杜绝虚轻实重的现象发生, 早在1998年朱总理就强调过, 中国的农业税有900个亿, 在农民所负担的费用中只占了1/3, 绝对不能在减税的同时变相增加其他费用, 导致国家的政策落实不到位。
(三) 深化农业科技创新
在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日益增多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问题的解决等方面, 农业科技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偏低的, 对农业生产所作的贡献, 科技因素所占的比例约在30%-40%之间, 而发达国家是70%-80%的水平, 因而我国的农业科技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历年来, 我国都出现了粮食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不仅与我国的农业政策有关, 还与农业科技的创新水平有关。但是, 在2004年, 这种情况有了改变, 从2004年到2010年, 我国的粮食产量分别为4.6亿吨、4.8亿吨、4.9亿吨、5.0亿吨、5.2亿吨、5.3亿吨、5.4亿吨, 出现了“七连增”的良好现象, 这主要源自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源自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 源自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艰苦努力, 更为重要的是离不开我国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因此,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 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致力于搞好粮食生产规划, 致力于深化农业科技的创新, 以减少农业科技落后所造成的粮食市场供求失衡。
(四) 完善“国家粮食安全应预警体系”
当粮食出现了不安全的隐患时, 国家的粮食应急系统应当包括粮食安全隐患的类型划分以及应当采取的解决措施等。一般情况下, 粮食的不安全类型划分为:紧张状态、紧急状态、特急状态。
紧张状态指的是各级政府的社会周转粮以及储备粮的总库存量在年度粮食总需求量当中所占的比例为14%-17%, 依据国际惯例, 将14%作为警戒线。紧急状态指的是各级政府的社会周转粮以及储备粮的总库存量在年度粮食总需求量当中所占的比例低于14%。特急状态界定为由于战争、国际封锁、特大损失的灾害等原因造成粮食市场急剧动荡, 引发了市场供应危急。应对这些安全隐患的针对性措施就应当以强化粮食的市场管理和监控、市场粮食投放量的增加等方面为重点。这就要求我国的管理部门要清楚全国的粮食情况, 特别要强化调查并核实粮食的播种面积, 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农户的粮食储存情况要实施动态监控, 并致力于建立起权威的库存粮食、生产、消费的信息发布制度。另外, 还要花心思做好预测工作, 使应急加工环节、骨干供应网点等关键环节所出现的安全保障问题得以成功解决, 力争让老百姓吃上“定心丸”。
四、结束语
我国不仅地域辽阔, 而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底子薄, 因而就时常会在粮食的供需上出现一些诸如空间、时间、品种、数量、质量等矛盾, 一直以来粮食问题就成为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第一大问题。我国粮食政策的分析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为它涉及了国情、农业、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需要我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和探索。
摘要：粮食是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物资。对粮食政策取向及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解决粮食的安全问题的过程中, 必须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的粮食政策, 加快转变粮食行政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科学制定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 切实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关键词：粮食经济,政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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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篇9
(一) 预算管理的法治化水平较低
当前, 政府预算管理的相关配套法律的立法和修订工作难以适应政府预算管理发展的要求。我国1995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以下简称《预算法》) 开始实施。但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预算管理模式还带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 《预算法》的某些环节也未能摆脱旧体制、旧模式的影响, 即便是2012年9月讨论的《预算法》修改草案中也未能充分反映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 如此次修法依然秉持着以前的陈旧观念———不允许地方政府借债。2003年1月起, 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但其他许多重要的相关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却迟迟难以出台, 只能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规章。相关配套立法改革的滞后, 使得许多改革举措往往难以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二) 预算的完整性仍须提高
目前, 我国的政府预算在完整性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相当规模的预算资金没有纳入预算管理。通过以部门预算编制改革为核心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创新, 虽然为构建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搭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平台, 但距离最终完成这一改革目标仍有较大距离。每年呈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预算, 主要是部门预算中的财政预算拨款部分, 而其他部分如预算外资金和基金等财政性资金并不完全包括在内。因此, 该预算仍不是一本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
(三) 预算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
目前, 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还不够, 预算资金运行过程中信息反馈不全面, 还达不到国际组织对预算透明度的要求, 难以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可靠的依据, 从而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也就难以对预算实施有效监督。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了以细化预算编制为特征的部门预算改革, 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预算透明度的基本要求相比, 我国政府预算报告相关信息不完整、不及时。预算公布范围较窄, 公众获取预算信息渠道不畅;没有年中执行情况报告, 决算报告反映内容亦不甚全面;对于税式支出、主要财政风险等信息也未能在预算文件中进行披露。
(四) 预算支出的总体效率与效益不高
1. 预算编制与政府部门发展战略不匹配、不衔接。
主要表现在部门预算与部门发展战略, 以及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目前, 一些部门虽然也制定本部门若干年的工作规划, 有行业管理职能的还要制定若干年行业发展规划, 但一年一编的部门预算缺乏前瞻性, 不能充分反映预算安排与发展规划之间的有机联系, 使预算与规划之间成为“两张皮”。预算安排无方向、发展规划缺规范, 大大削弱了预算支出本应发挥的效益。预算与政策严重脱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预算资金流向那些价值很低甚至毫无价值的领域, 而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所指向的重点领域往往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
2. 预算资金的具体使用效率和效益总体不高。
《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部分投资资金闲置, 由于规划编制和项目启动晚、前期准备不充分、计划下达滞后等, 至2011年3月底, 发展改革委2010年下达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等6个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117.79亿元中, 有92.11亿元 (占78%) 闲置未用。而少数投资计划下达程序不规范, 如:国家能源局2010年安排煤炭产业升级改造项目贴息补助时, 直接一次性下达24个项目贴息补助1.66亿元。审计抽查其中5个项目, 有3个在计划下达前已基本完工, 两个至审计时未开工, 导致贴息补助4600万元全部闲置。
(五)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能力较弱
根据相关法律, 人大拥有多种监督预算的方式, 如听取和审议预算报告、撤销不适当的决定决议、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执法检查、视察调查等。但实际工作中, 人大运用较多的只是听取和审议预算报告、开展执法检查和视察调查等约束性不强的“非诉讼手段”, 这些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 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 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而且我国人大对预算的决议缺乏单项表决或者预算修正制度, 也使得对预算的审批面临要么全部通过、要么全部拒绝的局面, 实际上使预算审批往往流于形式。
二、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自本世纪初以来, 我国开始引进并试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改革。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之所以要作为我国预算改革的政策取向主要是因为它符合预算发展的本质要求, 它可以通过关注支出的结果, 并根据结果来调整预算分配, 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益、效率和有效性的目标。虽然困难重重, 但必须要牢牢坚持这一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绩效预算改革的路径应该是从易到难, 先控制投入, 不断细化预算, 再逐步转向控制产出、考核结果的过程。最终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 编制绩效预算, 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向注重支出效果转变, 并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业绩和完成工作的情况。
(一) 加强预算支出绩效考评
针对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不完善、基础工作薄弱、评价结果与预算“两张皮”、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完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建立系统、规范的绩效考评工作程序, 逐步扩大预算支出绩效考评应用范围, 提高绩效考评影响力。一是按照全面反映财政资金使用合规性、效益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原则, 按照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结果指标与过程指标、短期效益指标与长期效益指标相结合的要求, 建立科学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探索改革部门预算报告形式, 明确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目标, 增强部门预算报告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二是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导, 各行业及项目主管部门协调配合的绩效考评组织体系, 形成自我评价、自我监督和外部评价、外部监督两个层次相结合的评价流程, 加大绩效考评资源投入, 探索实行第三方评价, 提高绩效考评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 提升绩效考评质量。三是探索绩效考评结果与预算支出安排挂钩的具体办法, 使执行效果与预算编制有机结合, 定期向社会公布绩效考评结果, 提升绩效考评结果应用水平。建立绩效考评管理信息系统, 将绩效考评管理信息系统纳入“金财工程”, 以绩效考评指标库、数据库、项目库和专家库建设为重点, 实现绩效信息在支出部门 (机构) 、绩效考评实施机构、绩效考评管理部门和预算管理部门的共享, 为绩效考评及其与预算管理的结合提供技术支持。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就是依据一些指标体系, 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 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制度, 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其结果有效性的关系, 本质是对政府行为进行内部控制, 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就是这些指标评价、分析工具、评价方法的集合, 具体内容包括制度规范、评价层次、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体系、评价计分方法及评价结果的应用。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就是要确定这些指标、方法和工具的过程。
1.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规范。
制度体系的建设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西方各国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在整个财政资金使用及监督过程中的作用, 明确评价工作必须采用的规则、程序、评价内容和方法、评价的组织方式, 同时也对相关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界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律、法规建设近乎空白, 制约了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此, 要加快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法制化建设步伐,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制度规范构建的有益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
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监测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揭示财政支出存在问题的重要量化手段。这些指标应该能够反映财政资金使用用途是否符合预算规定和这笔资金使用的效果, 具体来讲, 应包括以下指标:a.经济效益指标:指项目投产后的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和贷款偿还期等项目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的指标, 如投入产出率、净现值、净现值率、投资回收期等。b.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项目对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指标, 如就业增加率、社会服务满意度、收入提高率、社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c.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主要包括项目对污染控制、地区环境质量、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影响指标。在进行指标设计的时候, 要注重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体系。
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后, 就要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形成一定的标准。一般而言,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根据标准的取值基础不同, 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历史标准等四种类型。
4. 评价组织体系和评价方法。
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实施主体、实施方法和实施流程。对于实施主体, 应该由财政部门内设的绩效评价专司机构, 包括各级政府成立的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评价实施机构包括评价工作组、专家咨询组和中介机构。实施流程主要包括成立组织管理机构、确定评价对象, 下达评价通知书, 成立评价工作组和专家咨询组, 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实施评价、工作总结等。
(二) 分阶段探索实施绩效预算
考虑到我国预算管理技术、监督机制以及预算管理环境等实际情况, 现阶段仍然应当强调预算的合规性控制, 还不宜全面推行以“结果导向”、“自主权下移”等为基本特征的绩效预算制度, 应当按照“统一规划、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稳步推进。
按照“先项目、后部门、再政府”的实施步骤, “十二五”期间重点探索项目绩效预算, 着力改变传统项目预算“重投入、轻效益”的情况, 逐步加强项目预算支出的目标与结果导向:项目申报阶段, 在部门评审的基础上, 不断扩大财政委托评审的范围, 提高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项目执行阶段, 加强对项目进程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控制与监督, 并对阶段性成果进行考核评价;项目完成阶段, 实施绩效考评, 并将结果记入项目库, 作为以后年度安排立项的参考, 促使预算资金从“重分配”向“重管理”转变。同时, 扩大地区绩效预算试点范围, 条件成熟地区可以先行试点部门绩效预算。
(三) 借鉴国际经验, 加强预算领域的绩效审计的制度建设
英国绩效预算改革始于1998年, 当年英国政府对中央各部门的财政开支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报告, 提出绩效评估的要求。此后绩效预算在英国不断发展完善。英国的绩效预算改革有别于其他国家, 如美国, 这些国家的绩效预算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逐步推进的, 而英国绩效预算一直是由政府主导下循序渐进, 并无立法要求进行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是绩效预算的重要内容, 通过绩效审计可以准确了解各个部门预算支出所取得的实际效果, 通过与预期绩效目标对比, 可以发现部门是否完成预期任务。权力机构通过审计机构提交的绩效报告加强对政府的监控, 同时绩效报告也为未来政府部门预算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英国, 每预算年度结束后, 各部门根据各自预算执行情况, 提交部门绩效报告, 并由隶属于议会的国家审计署进行绩效审计。审计结果向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 并反馈给政府部门, 同时也对外公布。
根据世界审计组织的解释, 绩效审计是对政府管理活动的经济性, 资源使用的效率和达到目标的效果进行的审计。我国对某些财政投资进行绩效审计的试点, 审计投资项目和专项资金使用的效益、预期目标的完成情况等, 也对某些公共管理活动是否依法理财、依法行政进行过审计, 但是绩效审计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执行上的难度并没有全面实行。在财政预算方面, 绩效审计应该与绩效预算执行的审计相结合, 审计预算项目支出的合法性、真实性及使用效率, 并且审计绩效预算的执行情况, 包括审计绩效预算战略规划、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否合理, 绩效评估报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及其公示的执行情况, 最后还有绩效考核机制的执行效果。在这个基础之上, 绩效审计还应该以自己的方法, 例如公共政策效果评估中的前后对比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等对这些预算支出项目的绩效或者说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提出基于绩效审计方法评估的预算项目执行绩效情况报告。
我国的绩效审计应该建立以国家机构的审计监督为主导的监督体制, 主要内容包括:
1. 人大监督应增加监督强度和权威性, 以宏观监督为主。
人大的监督表现在立法和审批预算、预算的调整和决策等, 涵盖了事前、事后和事中监督。人大需设立专职监督部门考核政府部门提供的信息, 并且对监督结果拥有最后处置权。专门的立法性审计机构, 重点在于加强人大监督的强度, 增加控制监督的权力。
2. 审计机构的监督以专项事后监督为主。
由于国家审计机构相对于整个预算资金而言是局外人, 所以不管审计部门隶属于权力机关还是政府, 都是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外部监督者。相对于财政部门而言, 其监督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欠缺, 如果进行事前监督其监督效果有限, 只能进行合规性监督, 而如果做事后的绩效监督, 则不如财政部的专职监督。因此, 审计部门的监督在一定时期内仍应该以事后专项监督为主。在我国, 财政部一直控制着预算资金管理的全过程, 事前、事中由财政部门负责, 事后由审计部门检查财政部门管理的效果, 即对财政部门和支出单位的绩效作出评估和审计是比较理想的。而且我国财政部门的财政权力和信息过于集中, 国家审计机构很难在事前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对事前的计划或预算进行绩效评估和审计, 也就无法建立预警系统。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现存预算制度的诸多问题, 阐述了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改革应该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应积极推进和不断深化。
关键词：绩效预算,结果导向,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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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论文 篇10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距离所谓的融合似乎有很长的路程。 凭着对人类科技创新能力的自信,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新、 旧媒体融合在技术上、业务上都不是问题,而把二者隔离开来的力量,在于决定新闻媒体结构和运行规则的上层建筑, 主要是媒体政策。
传统媒体政策包括上世纪50年代起逐步确立并固化的一套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制度和措施,其核心是党报体制。新媒体政策则是我国政府在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的近20年里, 对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传播活动进行规制,逐步制定、实施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措施,在政策主体、目标取向、政策手段等方面与传统媒体政策存有较大差异。
一、媒体政策主体构成差异分析
媒体政策主体是指在媒体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等诸环节,对政策问题、政策过程、政策目标群体主动施加影响的机构或人员,主要包括政党组织及其领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利益团体和公民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以执政党组织和行政机关为直接主体的媒体政策体系,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纵横二个维度:一是纵向维度,实行“四级办、四级管”的体制,即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四级办媒体、管理媒体;二是横向维度,按照媒介形态来设立或者确定主管部门, 划分管理权责,如新闻出版部门负责报纸书刊等印刷媒介, 广播电视部门负责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工信部门负责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介。
这种体制下,媒体政策的直接主体是各级党委、政府,行使对传媒业的意识形态管控权,而政策方案的设计、选择、实施、监控、调整等政策活动,则主要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媒体主管部门既是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还是监督者,集教练、运动员和裁判三种角色于一身。
新媒体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与传统媒体有着很大的差别,对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的挑战力量远超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具有即时性、海量性、交互性与共享性特点,比起传统媒体来,受管控程度较弱,容易突破既有传播秩序,管理难度要大得多。在我们这个网络、手机市场大国,各级政府一直在探索管理新兴媒体的有效办法,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网络治理。如此一来,新媒体政策尽管与传统媒体管理体制一脉相承,但是其横向主体具有了成分多样化、权属分散化的特点。
国务院实际上是新媒体政策最重要的主体,制定并发布了关于网络媒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中央政府所属若干职能部门,分担着管理网络媒体的各项职责,包括工信部、国新办、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安部、版权局、工商总局、国税总局、商务部等10余个部门。 这些部门在各自权限范围内,主要在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内容、传播权利保护、不良信息治理等四个方面,制发行政规章和业务规范。这种政出多门的做法,既不能很好保护网络等新媒体的成长,又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新媒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二、媒体政策目标定位差异分析
在媒体政策体系中,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属于国有事业性质,由政府行使所有权。新闻媒介归属于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政治宣传阵地、社会舆论阵地和主旋律文化传播阵地。
我国现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经营”的媒体管理政策,充分表明政策主体对传统媒体的目标期望首先是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即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其次才是经济效益,通过市场化经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以弥补财力之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确保所有制性质不变、新闻媒体事业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我国传媒业经历多轮次的改革, 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产业规模日益壮大。据统计资料表明,2006-2011年传媒业产值规模增长速度超过同期GDP增速,如图1所示:
这些数据既包括了传统媒体的产值,也当然包含着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产值。两相比较,新媒体产值规模的增长力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过去16年,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 左右。
从图2可以看出,2011年网络、移动终端的产值占比达到42%左右,而报纸、广播、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体的总和占比只有33%,在新媒体面前显现出颓势。
网络媒体产业规模发展迅猛,除了科技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政府对网络等新媒体的政策定位。网络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科技力量,一开始就是以社会生产力的角色登场的,是庞大的信息产业的依托。1993年底中国正式启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起步工程———“三金工程”,把“金桥工程”基本理念概括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网络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社会长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规划主导下, 从一开始就走上市场化道路,承载起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产业转型等重大使命。这种角色期待是任何一种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政府对网络等新媒体的目标期望,更多地集中在经济效益层面上。相关政策目标把网络媒体的经济效益期望放在首位,形成了与传统媒体政策的显著差别。
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影响社会之快速、广泛、深刻, 大大超过了政策主体的经验和想象。在21世纪,网络分明已成为传统意识形态与新兴文化力量角逐的平台,既显示出新的生产力要素强大无比的市场占有力,又成为新的文化层次、文化形态的代言者,对社会秩序形成强大的影响和冲击。 意识到这一点,有关政府部门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网络媒介, 但所行政策总显得跟不上网络媒介的发展,措施力有不逮。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媒介政策目标的单一化,过于重视新媒体产业属性,忽视了其文化属性。
三、媒体政策偏好分析
传统媒体为公有制,即使实行改革也不允许私人资本参与传媒新闻采编业务。网络等新媒体则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而且民营资本在网络信息服务领域占据了较大分量。 相对而言,政府对传统媒体的掌控力量强得多,在政策取向上也更多地偏向于保护传统媒体利益,具体表现为:
(一)通过新闻采访权和首发新闻权的管控,保护传统媒体
依照《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家承认的新闻网站只包括中央级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省级地方新闻网站、依托传统媒体建设的大型新闻网站;非新闻单位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经过批准之后才可以登载各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但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闻;非新闻单位建立的其他互联网站,连登载新闻的业务都不被允许。新浪、搜狐、网易、雅虎等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门户网站”,大多以新闻为自己的主业,通过新闻内容来笼络人气。这种政策使得门户网站长期只能依靠转载他人新闻内容来发表新闻。
(二)设置审批门槛,对新媒体从事相关传播业务进行管理
政府部门一方面发布政策鼓励各方面进入新媒介技术市场,另一方面对新媒体传播节目进行牌照审批,以构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发展格局。例如,国家广电总局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规定,对各种信息网络将视听节目登载在网络上或者通过网络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在线收看或下载收看的活动,实行许可管理。严格的审批条件和程序,把绝大多数网站挡在门外。据2010年上半年的资料,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共332家,同期中国的网站数量(即域名注册者在中国境内的网站数)是279万个。这意味着全国不足0.1‰的网站能取得“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只有3.3%的新媒体企业能成功跨越审批门槛。尤其是原国家广电部把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颁发给7家以传统媒体为申请主体的机构,导致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的牌照垄断,迫使更多的网络电视节目服务企业只能与这些持有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机构所建设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相连接。
(三)政府管理媒体的经济手段对新旧媒体区别对待,中小新媒体优惠政策有待改善
传统媒体由于特有的发展历史背景,通过“双轨制”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一条线是国家财政拨款和相关补助,另一条线是广告及其他市场经营活动收入。以电视业为例,通过财政拨款、收取收视费、广告及其他经营收入(包括网络电视业务)获得经济来源。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3)》,2012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含财政补助收入)首次突破3000亿元,达到3268.79亿元,同比增幅达20.29%;广播电视广告收入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速,全年实现收入1270.25亿元,同比增长13.12%。广电可以明确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免征三年营业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高新技术税收优惠。
对待新兴媒体,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按照中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发布了一些支持包括网络媒体在内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但主要是通过套用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操作,并未充分体现出网络媒体产业发展规律及新媒体企业的特点,而且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认定门槛,使很多中小型网络新媒体企业无法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我国绝大多数新媒体企业为中小企业,资本实力弱小,商业模式不成熟,而且很难享受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生存状况比传统媒体艰难得多。
四、结语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必须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当然,这也包括传统媒体开办的网络媒体。这个《决定》明确了网络这一新媒体在社会舆论引导中的价值地位,并树立起“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的鼓励性政策理念。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新闻传播业面临着深化改革的重任。媒体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对待新、旧两种媒体所存在的态度差异和手段区别,通过政策整合来推动媒介融合,形成中国媒介融合的政策体系。
第一,清理部门政策,提升政策的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媒体政策,以部门政策为数量最多,权威层级低,而且内容分散,缺乏合力;完善媒体基本政策,提升政策权威性,确保新闻传播业良性有序地发展,应为当务之急。
第二,注重媒体政策价值目标的整合。传统媒体政策的目标,可概括为:首重安全,兼顾开拓创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媒体导向的媒介融合,要求媒体政策必须打破二元结构,对新旧媒体政策的价值目标加以调整、融合,在明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大对传播创新的保护,在媒体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注重公平竞争机制的建构,安全与自由并重,效率与公平兼顾。
第三,面向媒介融合大势,更新媒体产业规划思路。现有媒体产业规划分别由原新闻出版署、原广电总局、工信部制定。由于权力和利益局限,这些规划不易放在相同平台上比较。构建新的媒体格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都要求在未来整合媒体产业规划,把新媒体纳入更加协调的媒体格局中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打造完整的媒体产业链。
摘要：媒体政策把传统的新闻媒体视为上层建筑、国家事业的组成部分,而网络、移动终端等新媒体一开始就以生产力角色登场,在新闻原发等方面受到政策钳制。不同的政策取向,给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走向融合道路设置了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传播业,解放新闻生产力,应正视媒体政策存在的冲突,消除体制性矛盾。
关键词：媒体政策,价值取向,新闻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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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口径调整：关注政策取向 篇11
同日，银监会网站还发文对此次《通知》进行说明。文中指出，监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存贷比监管的缺陷，在银行业资产负债多元化背景下，该指标已经难以全面反映银行流动性风险。因此，一方面将推动立法机关修订《商业银行法》，另一方面则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
文中还对调整的原则进行解释。分子（贷款）项新扣除的三项，是考虑到上述贷款具有明确稳定的资金来源，无需相应的存款资金进行匹配。分母（存款）项新增加大额可转让存单，是因为大额可转让存单即将推出，且属于存款范畴，因而新增。
文中还指出，银监会希望以此商业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银监会将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综合运用存贷比、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覆盖率和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密切跟踪分析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状况，维护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
调整后存贷比降幅有限
我们大致估算此次调整对全行业存贷比的影响。
2014年1季度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额为109.1万亿元。同一时点，商业银行总负债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负债比例为79%（根据银监会《银行业监管统计指标季度情况表（2014年）》），我们假设存款占比也类似，则估算出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约为85.8万亿元。
2014年1季度末商业银行存贷比为65.89%，以此估算作为分子的贷款总额为56.55万亿元。这是全部贷款减去原有的几个剔除项之后的值。在56.55万亿元贷款总额基础上，需要：
第一，减去剩余期限不少于一年，且债权人无权要求银行提前偿付的其他各类债券所对应的贷款。经WIND统计，目前商业银行债券存量为1.3725万亿元，其中在一年以内到期的不足50亿元。而且，绝大多数债券均无回售条款。因此，有近1.37万亿元，可从分子中减去。
第二，减去支小再贷款所对应的小微企业贷款。根据央行3月21日下发的《关于开办支小再贷款支持扩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当时下达支小再贷款额度500亿元（我们暂未看到后来增加额度的报道）。因此，500亿元可从分子中减去。
第三，减去商业银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转贷资金发放的贷款。这类转贷贷款多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商业银行占比很小，暂忽略。按此估计，分子由原来的56.55万亿元，减至55.14万亿元。
分母方面，由于对企业、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尚未发行，暂忽略；外资银行总负债占全行业比例较小，也暂忽略。
由此得到，调整口径后的存贷比约为64.24%，较原先的65.89%下降约1.65个百分点，较为有限。降幅主要是由商业银行债券贡献。
存贷比指标难以适应流动性风险管理
我们认为，银监会此次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存贷比指标本身确实已经不适应行业现状。早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便已规定75%的存贷比，当时银行业务较为单一，管住存贷比便在很大程度上管好的流动性。2003年修订《商业银行法》时保留这一条款。而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同业资产、负债业务占比扩大，单独管住存贷比的意义正在削弱（如图1、图2所示）。2013年的“钱荒”也证明了存贷比管理对整体流动性风险意义有限。
再者，存贷比指标还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存款比其他负债来源更为稳定。但现实是，近年来月末、季末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存款的稳定性变差，甚至不如定期同业存款。因此，存貸比指标本身所依据的假设也在削弱。
因此，银监会在自身权责所及范围内，对这一不合时宜的规定做出调整，主要是将新型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来源纳入分母，同时将有稳定资金来源支持的信贷剔除出分子（因为它们不需要存款支持）。
但这一调整的思维，仍然是存款与贷款的匹配，只不过是一种更加细化的匹配，是一种“专款专用”的匹配。具体地，是先选定某些需要信贷支持的领域，然后为该领域配备存款以外的资金来源（专款）。比如小微企业领域，允许发行专项金融债来投放贷款，而不必占用宝贵的存款资源。这与其说是一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其实更大程度是一种信贷结构管理手段。
而真正适宜现状的流动性管理，可能只需要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管好流动性覆盖率等流动性指标即可。我们预计2015年《商业银行法》修订时，将会彻底放弃存贷比指标。
存贷比并非导致信贷投放不力的主因
但事实上，存贷比并非导致银行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的主因。正如银监会文中所指出的：“截至2014年1季度末，商业银行存贷比为65.9%，较年初下降0.18个百分点，与75%的上限尚有距离。”这说明了从存贷比角度而言，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仍较充足，信贷投放不力只能是别的原因。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央行信贷额度控制。由于全年M2增量已确定在13%左右，这意味着全年信贷额度总量也已基本确定。若经济有下行压力，央行可能会略有宽松，但不太可能大幅提高信贷额度。因此，存贷比与此无关。
银行信贷投放中的风险规避。银行拿到有限的信贷额度，在投向选择上有明显的风险规避。政策当局最希望银行支持的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目前正处于风险较高时期，因此银行对这些领域信贷投放谨慎，有限的信贷额度尽可能偏向大企业、基建等相对安全的领域。对此，存贷比所能起的作用也不大。
因此，银行对实体经济信贷投放不力，是经济下行周期中资金成本和资产质量风险上升的结果。为实现当局所希望的支农支小之目的，我们预计后续当局会继续扩大专项金融债、专项再贷款以及所对应的信贷额度的规模。
因此，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是因为监管层已经意识到该指标已不适应现阶段监管工作需要，改变的意图已经明显，但需待修订《商业银行法》。法律修订前，银监会只能调整计算口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进流动性管理，并试图调整信贷投向结构，使信贷向小微、“三农”等领域倾斜。
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取向 篇12
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根据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加大对农村中小学规范化改造, 普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教育体系, 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民要树立科技意识。他在1982年时指出, “农业要发展, 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要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 使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依靠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只有用科技装备农业, 武装农民, 才能使农业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 他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举办各种类型的劳动技能和农业技术培训, 让广大农民掌握一两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 邓小平也把思想教育放在农民教育的首位, 他强调要培养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理想、道德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仍然放在“四有”的首位。邓小平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办法进行的。他反复强调,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 一是物质文明, 一是精神文明”。“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这两只手都要硬。”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过, 邓小平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 反对过去那种脱离实际去追求人们灵魂高度纯净化、革命化、超越化的乌托邦倾向。
然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渐淡薄, 拜金主义和利己思想有一定市场。针对1989年夏那场政治风波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他所说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对农民的各种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邓小平在农民致富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活, 使广大农民都富裕起来,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这是解决农民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 也是一切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指出, “农民没有摆脱贫困, 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为此, 邓小平倾注巨大精力和心血探索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和道路, 把解决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问题作为全国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上, 邓小平认为, 政策的取向应该符合农民的意愿和农村的实际, 在充分尊重农民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前提下, 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生产力, 通过农民有先有后地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 邓小平就主张农业本身的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去解决。他指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 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哪种形式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面对农业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实际导致农民长期贫困的现实,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 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 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对其经验进行加工提炼, 形成正确的政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兴办乡镇企业被认为是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 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 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他指出,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 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邓小平通过深刻反思长期以来平均主义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的危害, 认识到“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因此在解决农民致富问题的战略步骤上, 邓小平主张要注重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 允许一部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动后富,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邓小平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思路制定的农村政策, 由于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和我国农村的实际, 极大地调动了蕴藏在农民中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三、邓小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 如果把几亿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发展生产, 脱贫致富, 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不断缩小, 即使增加农业投入进行集约经营, 也无法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农村, 必须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现农民非农就业, 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最终出路和农民提升生活水平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必然选择。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邓小平认为, 如果人为地把城市与乡村分割开来, 阻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流动, 会加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结果会导致我国农村经济凋敝, 农民贫困, 城乡差距扩大, 农民问题会更加积重难返。他采取的思路和对策是跳出农村的范围解决农民问题, 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 疏导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 通过各种途径转变农民的主体身份。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 “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 那样有什么希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他高度评价乡镇企业的作用和贡献, 说它是农民的伟大创造, 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城乡隔离政策逐渐松动,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 尤其是到城市务工经商, 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和拉动当地经济的有效方式。
摘要：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提升农民素质、如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高度关注农民问题, 努力探寻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他在解决农民问题方面提出的思路和对策对我国今天解决农民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农民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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