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评析（精选5篇）
西方经济学评析 篇1
PREFACE/前言
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理论框架中,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本质、基本任务、在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对宏观社会经济运作的协调作用等.是会计学里核心中的核心.会计专业实务工作的根本思辨依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大大不同在经济、金融、会计工作环境等.皆有别于欧美情况。故此中国借鉴西方财经工管领域的研究经验,便不须与西方的研究课题同步。根据这个观点,本文全面分析西方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研究文献,集中思考西方曾经处理过又对今日中国有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结合法规准则研究里两大领辞中的四个主要论点本文强调“通过法规准则监管市场的必要性”。引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诠释研究方法“构建论”,本文指出文化因素是在会计法规研究或实际准则制订中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元素。
一、引言
关于持续发展中国会计研究的学术工作,寻求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有两个基础性课题至关重要。第一,当代会计研究方法的检讨与反思(陈孟贤,2007)。第二,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焦点)。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以后,后者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二、全面重组关于当代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西方文献
解构当代西方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主要的文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基本概念的探讨,第二部分: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动力的分析。在第一部分里,可以再细分为六个热门的研究领域:(1)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2)政府部门监管对比专业协会监管;(3)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4)法律形式主导的准则对比决策效益主导的准则;(5)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参与者;(6)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技术程序。而在第二部分里,本文则集中检视在会计法规准则的制订中,利益群体角力与科学理性动力二者截然不同的表现。
基于上述的西方主流文献评析,本文将会提出: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角度,了解财务会计工作本质的理论观点。再进一步,批判整个当代西方会计法规准则文献里的重大缺失:忽略了文化视角。在本文的最后一个段落,会借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诠释研究方法“构建论”,指出文化因素是在会计法规研究或实际准则制订中绝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元素。
三、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
Abdel-khalik曾任西方权威学刊The Accounting Review的主编,是西方会计研究界极有份量的一位大师。他早年便提出(1980),会计法规准则研究的最彻底起点,就是反叛地问“根本上究竟需要不需要会计法规”?Puxty等(1987)认为,制约会计行为有三个来源:市场、国家、民间社群。跟Von Wysocki(1983)的举例相似,Puxty等(1987)列举在德国的会计行为制约来源是国家政府,在英国则是民间专业协会(Mumford,2008)。Bromwich和Hopwood(1983)、Collins和Pham(1983)都认定在法国的会计行为制约来源是国家政府。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会计行为制约来源通常被看为实际上介乎国家政府与民间专业协会之间(Stamp,1983;Taylor and Turley,1986)。
然而,仍有一种意见主张,会计法规的作用,可以完全被市场力量取代,如此,会计法规便没有存在的需要(Benston,1982)。在这种主张里,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准则制订(Berger and Hann,2003;Krishnan,2005;Sami and White,1994)。Leftwich(1983)崇尚市场力量,将市场机制理想化“纵使没有法规监察,会计信息使用者依然能够找出并纠正会计信息的错误,他们能够为某些交易行为自创新颖的会计规律,又能够在现有会计规律里匹配不同会计方法给不同类型的交易活动”(Jamal,et al.,2003;Whittred and Zimmer,1994)。
推崇市场力量的观点,亦跟在西方会计研究中备受重视的代理人理论相关(Blacconiere et al.,2008)。在经典文献中,确有一些研究显示,在市场里的代理人关系,能够左右会计世界中的秩序。例如,KellyNewton(1980b)发现企业对可能实施之会计准则的反应,基于如果该准则实施后怎样在三方面影响企业管理层自身的利益:(1)管理层根据会计核算而获得的奖金;(2)管理层因会计核算影响借贷合约,而在股权价值上的得失;(3)管理层因会计核算影响监管机构介入,而在股权价值上的得失。
在市场力量的研究领域上,大量文献分析会计法规、准则、政策、报表如何在资本市场里影响股价和投资行为的改变(例如Aboody et al.,2004;Ajinkya,1980;Baber and Gore,2008;Beaver,1981;Benjamin et al.,1986;Demski,1973;Foster,1980;Lev,1979;Palmrose et al.,2004)。
另一方面,质疑盲目崇拜市场力量,最早主张法规力量的其中两位宗师是Paton和Littleton(1957)。提倡法规力量的主要依据,是市场失效的可能性(Aivazian and Callen,1983;Ewert and Wagenhofer,2005)。这包括各种市场失效的理论:管理层垄断性操控信息、投资者无知、误导性信息披露、会计程序不统一、缺乏客观性等等(Belkaoui,1985)。甚至不论事实上市场是否真的失效,Bromwich和Hopwood(1983)指出,只要公众怀疑或觉得市场似乎失效、被操控,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启动法规监管的力量(Barton and Way mire,2004)。
其实,会计法规是经济法规的一种。经济法规监管的问题,属于一个更宽广的概念框架。经济监督的理论,主要有两个:公众利益论和挟持论(Posner1974)。公众利益论的精神是:“当法规监管临到某一个行业,是因为回应公众的诉求,为了改正效益低、不公平的市场表现。”(Johnson and Messier,Jr.,1982)虽然公众利益论是经济监督理论的传统论点,但近年已经比不上挟持论被广泛认同的程度。然而,仍然有传统派学者坚持,公众利益论应当是经济法规的理想和纯洁出发点(Stevens,1998),Gaa(1982)是研究会计工作中专业道德操守问题的后起之秀,他就是其中一位在学术工作里的传统派,仍然使用公众利益论在会计准则制订的研究上。
挟持论又称特殊利益集团论,主旨是“经济法规监管的出现,乃回应特殊利益集团因自身利益而发出关于法规的需求”(Dyckman,1988;Sunder,1988,2002)。。在挟持论的各种版本里,统治精英理论和法规供求理论是最重要的两个版本。例如,Stigler(1971,1974)多年来热衷于推广法规供求理论(Black et al.,2004),这理论的要义是“法规的保障是一种服务,配给于谁人或那个团体,在乎供求关系的经济定律”(Johnson and Messier,Jr.,1982)。另一方面,统治精英理论则认为“获得对某行业在法规制订上的操控权,乃透过战略性运用权术和影响力"(Roberts and Kurtenbach,1998)。换言之,任何人、团体或企业如果甘愿服从法规监管,只因除了通过公共监督这一条途径,他们皆没有其他私人途径能够对市场作出控制。在挟持论里,统治精英理论普遍被应用在会计准则制订过程的研究中,而法规供求理论亦被应用在一些会计法规监管的研究里(例如Amershi et al.,1982;Ayers,1998(Benston,1985)。
四、政府部门监管对比专业协会监管
在提倡法规力量的会计研究学派中,仍存在内部分歧“究竟法规力量应该透过政府部门或是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D'Souza,1998;Loeb,1986)?为了解答这个疑问,Benston(1976)曾经很经典的比较英国和美国的会计法规监管基本取向。
支持应该透过政府部门发挥监管作用的学者们,多方面批判由专业协会监管的弊病(Cheng et al.,1997;Kaplan,1980;T inker,1984)。例如,Bromwich和Hopwood(1983)列举由专业协会监管的四个大弱点:(1)非官方的专业协会往往缺乏执法权力,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唯有自我审查地建议一些有力团体(诸如大企业或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的准则。(2)为了让所建议的准则更广泛地被接纳,弱势的专业协会,唯有随俗地倾向处理一些公众感兴趣的潮流热门话题,而那些潮流课题不一定是有重大公众利益的法规问题。(3)为了争取有力团体的支持,弱势的专业协会建议准则时,准则里往往弹性太大、所容许的会计执行办法太多。(4)非官方的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委员会通常代表性不足,无法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团体。
然而,支持应该通过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的学者们认为,非官方监管是大多数公民社会所喜欢选择的(Garmbling,1980)。在美国一次大型民意调查里(Sharp,1979),十种跟会计工作有关的团体被咨询:包括执业会计师、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股票市场分析员、会计学者、律师、专业信息管理者、公众人士、政府机关;结果是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喜好“非官方监管会计法规与准则”。
在这个应该通过政府部门或是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的学术争议里,Newman(1981b,1981c)认为,在美国其实是政府部门与专业协会携手合作(Sivakumar and Waymire,2003),有效地发挥了会计法规准则的监管力量。他提出,在美国,官方力量透过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会计业,是用“拥有否决权”之形式,而且,不断地改进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专业协会所发挥的监管作用也不断完善。Ronen(1981)却倡言,在美国,官方力量透过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会计业,远不止于“拥有否决权”。Sprouse(1981)则把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角色分开:前者拥有执法权,而后者拥有设计准则的权力(Kolev et al.,2008)。
五、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
Newman,Ronen,Sprouse等人的研究,有其共通点,其实都共同指向另一个研究领域: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和被接纳的问题(Bonner et al.,1998;Ho;pe,2003)。McMonnies(1985)便直接问“会计准则能有什么权威,应该有什么权威?”KellyNewton(1980a)认为,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威属于强制权力,上市公司不能不服从(Alford et al.,1994);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权威属于法理权力,因为它的权威基础乃是证券交易委员会。
研究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和被接纳的问题(Amir and Ziv,1997),有些学者采用企业创新模型的角度(Hussein,1981)。根据这个角度,企业是否愿意接受某些会计准则,可以理解为企业组织转型或创新的过程,例如Kelly-Newton(1980a)在企业创新模型里归纳出五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更愿意或更抗拒接受某些会计准则:(1)有没有相对优势?(2)与现存做法协调吗?(3)采用是否复杂?(4)能否先试用?(5)能够量度效益吗?
六、法律形式主导的准则对比决策效益主导的准则
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基本概念的探讨,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会计法规准则应该有怎样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有两大学派:法律形式主导或决策效益主导(Heflin·et al.,2003)。例如Bromwich和Hopwood(1983)分析欧洲大陆的会计传统,透过欧盟指令对英国的影响,就是让英国会计准则更多法律形式主导(即更多加强了法律划一性),但同时美国会计传统对英国亦有影响,叫英国会计准则也有决策效益主导的表现(即重视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法律形式主导的学派出现得比较早,Kirk(1978)认为“一般人自然地相信,准则制订理应是一个法律性质的过程”。(Baginski et al.,2002),Gambling(1980)形容“准则的形态本来就似行政律令”。然而,越后期的研究,就越多在“实质比形式重要”这个西方会计工作的中心思想下,探索较新的关于会计准则形式的概念,即决策效益主导。在前面提及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里,大部分受访者的意见也包括“准则制订是为了寻找经济真相、实况”(Hung,2000)。
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依据在于信息使用者的地位越来越高(Macve,2008;Solomons,1986),“会计准则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焦点,而在现今时代,这个焦点必然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要”(Kirk,1978)。在实际层面,决策效益主导的理念,通过“相关性”原则来运作“会计准则必须是各行各业在不同处境里用得着的普遍规则”(Hussein,1980)。沿著这个理念,Bromwich(1980)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会计准则能够对决策者产生最大效益(Chen and Yuan,2004;Ramesh and Revsine,2000)。Leftwich(1983)则更进一步说“如果徒具形式的会计准则与信息使用者不相关,不能为信息使用者的目标服务,信息使用者会毫不犹豫地扬弃那些形式化的准则,然后自动自发地彼此协商,采用新的不成文会计准则”。
虽然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是现今会计研究界的宠儿,却不是没有学者对它质疑的(Gintschel and Markov,2004;Benston,2008)。Puxty和Laughlin(1983)尖锐地指出“在真实复杂的世界里,决策效益不应是评价会计准则的标准。对个别团体(其实仍是由个人组成的)有用的信息,不必然带来集体社会公利。法规制订者必须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平衡个人需要与社会组织性的调控需要”。Tinker(1984)则直接称一味要求会计准则揭示所谓“经济真相、实况”,其实是狭隘的“经济还原主义”。
七、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参与者和技术程序
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研究,另一领域是分析不同参与者的独特行为表现。例如,May和Sundem(1976)分析了四种参与者:企业与审计师、个人、市场整体、政策制订者。Lowe(1986)则分析三种参与者:专业协会、企业、国家官方。其实,不同参与者的分类,可以层出不穷,重要的是,不同的分类能够怎样结合各种关于会计法规准则的研究。
同样,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技术程序,也不能凭空地研究。评价技术程序,应该在具体处境中。例如Solomons(1986)描述在美国具体环境里的会计准则制订技术程序,可以详细制成逻辑推理图表。Sprouse(1983)和Blake(1988)分析英美的会计准则制订技术程序,皆强调向公众咨询的开放性质。Kelly-Newton(1980a)分析技术程序的同时,也研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综合而言,大多数研究技术程序的学者都认为,会计准则制订的程序透明度越高越好。
八、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中的科学理性动力
研究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动力,在西方文献中有两条研究线路:分析科学理性动力或分析利益群体角力,Covaleski和Dirsmith(1988)称之为“二层分析”。对这两条研究线路的定性,不少学者的看法是:会计准则制订应该以科学理性为动力,但现实上会计准则制订过程总是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Beaver,1983;Tarca,2008)。
坚持会计准则制订应该以科学理性为动力的学者们始终主张:会计准则的建立,应当服从客观学术研究、科学逻辑并由之而引伸出来的完整理论框架(Ruland,1989;Schipper,2000)。事实上,为了建构完整的财务会计准则制订理论框架,一些主要国家的会计专业团体己经积极发展相关的专案项目。例如,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出版了多份有关研究报告(Macve,1981),包括著名的The Corporate Report(ASC,1975)。在加拿大,类似的报告亦已经出版(CICA,1980)。而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出版的第二号文件《会计信息的素质》,其中关于会计目标的财务会计准则理论框架,更是在全球各地都广泛被讨论。按照会计准则制订应以科学理性为动力的立场,准则制订者被看作理性选择者,所以,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也被视为公允理性选择之理论(Francis et al.,2006;Gaa,1982);以至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理论框架,亦被不少科学理性派学者协助推广(Kirk,1978,Solomons,1986)。
当然,批判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理论框架的学者亦很多(Dopuch and Sunder,1980,Fogarty,1992LMiller(1985)列举这个理论框架的八大迷思,并讽刺地说这个标榜科学理性的理论框架,其实仍然是利益群体角力之产物。在专业实务界,也有跨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领头反对这个理论框架(Flegm,1984)。为了抗衡利益群体干扰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过程,学术研究的依据便更显重要。纵使影响可能缓慢和间接,学术研究对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过程始终是很有力的支援(Whittington,1983)。
九、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中的利益群体角力
认为在现实中会计准则制订过程始终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的学者们,最根本的考虑是: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框架,仍需要权力基础方能运作,这就让各种利益群体有机可乘,能够左右准则制订的过程(Dillard,1996.Peasnell,1982)。
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西方文献,多不胜数(Adhikari et al.,2006;Davis and MenonJ987;Francis,1987;LindahlJ987;Solomons,1979),但这种研究在中国却不多见。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这种研究将来在中国很可能就是一大块可供开拓的财务会计研究新领域。因为国情不同,在西方某些热门研究课题,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后在中国才有研究的意义(因为需要多年后,中国才有相似适合的经济环境,让那些课题在中国有现实意义和研究条件)。换言之,在中国做会计研究,跟西方同步,做相同的研究课题,反而不恰当;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今天在中国做,条件仍未足够,因为从客观标准看,中国的股民仍未成熟。
Belkaoui(1985)认为,美国的会计准则历史,第一阶段是1933年以前,被企业管理层主宰;第二阶段是1933～1973年,被会计专业实务界主宰;现今是第三阶段,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前任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Armstrong坦白承认,制订会计准则是“群众的选择”,目的只不过是避免太尖锐的社会矛盾。
会计准则制订被形容为一个群体角力场,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里都有普遍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前任主席Burggraaff便曾经详细讨论过在欧洲处境中,会计准则制订的利益群体角力现象。另外,著名学者Hope和Briggs(1982)、Hope和Gray(1982)、Hopwood和Bromwich(1984)则更仔细地描绘在英国这个西方会计发祥地里会计准则制订的利益群体角力表现。
在研究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动力的文献中,Watts和Zimmerman在197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很有争议性。他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认为一些特定因素诸如税务、簿记成本、经理酬金等影响着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制订中如何进行游说工作。换言之,他们是研究静态因素多于动态过程本身。这篇论文,在抬举实证方法的研究圈子里极受推崇(Chen et al.,2007;Kelly,1982;Thomas,1981),但在对实证方法有所批判的研究圈子里,或在提倡分析科学理性动力的会计准则研究学派中(Boland and Gordon,1992;Christenson,1983),这篇著名论文却并非完全被接纳。极端地,Watts和Zimmerman(1979)说会计学的各方各面,都早已被利益群体角力所全面渗透和笼罩,甚至各种会计理论也只是利益群体角力的后果;然而,Lowe等(1983)则讥笑Watts和Zimmerman是用一个简单草率的说法,试图解释会计学这个庞大繁复的学问。
总的来说,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文献,重点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例如,国际力量往往干预个别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Bromwich and Hopwood,1983;Giner,2008)。寻着这条思路,Coleman和Pet ite(1983)发现跨国组织诸如联合国、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欧盟等都介入个别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Bae et al.,2008;Ball et a1.,2000)。
在美国,最有力批评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会计准则制订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辖下的会计报告及管理附属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会计建制》。在其中,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被批评过分受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控制。自从这份调查报告被发表,很多学者便进行学术研究,尝试科学验证调查报告内的结论(Brown,1981;Cushing,1999;Khurana and Raman,2004;Puro,1985)。在这些研究里,精密的统计方法诸如多维度图像法被采用,以测试究竟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有没有偏帮某些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研究结果显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跟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并非经常一致,例如,针对“外币折算”的会计准则,研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跟各种利益集团的立场是否一致的多维度图像,跟针对“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多维度图像便截然不同。换言之,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某种利益集团结盟,也不能在科学上确认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偏帮某种利益群体。这个研究结果,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既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也并不完全团结,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又没有被操纵,美国的会计准则制订被看成利益群体角力场,在学术理论上便是一种多元角力形态,即“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并非被一种精英统治,而是受多元力量影响"(Hussein and Ketz,1980)。
在多元角力的理论下,学者们便详细分析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各种利益集团的互动,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追踪在会计准则制订过程中公众咨询期里发生的事件,故此,有些学者审查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反应,另一些学者则解构各种利益群体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开聆讯中的参与(例如:Gray and Seville,1985;Watts and Zimmerman,1978)。透过这些研究,学者们试图了解会计准则制订中潜在的讨价还价过程,“虽然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技术上制订准则,但会计师事务所、大企业等却绕道而行,向国会和政府部门做工作,以影响会计准则的最后定案”(Mautz,1974)。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投票规则、成员组合、委员背景等,作为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另一种角度(Newman,1981a;Selto and Grove,1983),他们想印证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内集休投票的可能性,或者有没有一些委员们互相串连以加强在投票时的势力。
十、从会计准则的角度看财务会计的本质
在关于会计法规准则的整体研究里,研究法规准则应该有怎样的形式和研究法规准则制订的动力,是两块最大的研究领域,前者关乎法规准则的最终产品,后者关乎法规准则的产生过程。如果用这两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图表的纵轴与横轴,各自列出最重要的两种观点(在本文的第六、八、九段里已经讨论过),便成为一个有四部分的图表,其中内容竟然与西方财务会计历史发展的进程极之吻合(表1)。
在表1里,财务会计被视为官僚主义文件、历史记录、经济信息、交易商品(即表中四部分内容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阅读),正表达了在西方会计历史中,理解财务会计工作基本任务的发展过程。前两种本质定位(官僚主义文件、历史记录),属于早期的看法,后两种本质定位(经济信息、交易商品),属于近期和当代的看法。例如,最早期的看法,法规准则应由法律形式主导、法规准则制订受到利益群体操纵,结果财务会计工作就是编制样板文章、官僚主义文件。又例如,后期一些的看法,法规准则应由法律形式主导、法规准则制订服从科学理性动力,如此,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忠实的企业、事业单位业绩记录。再后期一些的看法,法规准则形式应由决策效益主导、法规准则制订服从科学理性动力,这样,财务会计工作就为了提供客观经济信息。最后,看法规准则形式应由决策效益主导、法规准则制订却受利益群体操纵,财务会计就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所以,当代实证会计研究的掌门人Watts和Zimmerman(1979)甚至说财务会计理论亦只不过是在市场里供求力量下的商品。
表1所述会计法规准则整体研究里两大领域中的四个主要观点,充分解释了现代西方一百多年来财务会计之社会意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会计法规准则跟财务会计工作的深层内在联系。正如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会计法规准则的理论框架中关于财务会计工作的本质、基本任务、在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对宏观社会经济运作的协调作用等,是会计学里核心中的核心、会计专业实务工作的根本思辨依据,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尝试,将在表1中的发现,冠名为“通过法规准则监管市场的必要性”。也因为如此,关于本文第三段“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的讨论,便不认为单单有市场力量便足够,法规力量还是不可或缺的,从2009年金融海啸的教训,以至对今日中国的实际国情而言,都是如此。
十一、从构建论看西方会计准则制订研究的盲点
图1综述了本文回顾过的西方会计法规准则研究各方面主要领域。在西方文献的回顾中,明显看见法理因素和权力因素涵盖了西方研究的绝大部分(Bushman and Piotroski,2006)。例如,在法规准则应有怎样形式的问题上,主张法律形式主导的学派,强调合法性、客观性、传统性、划一性,就是法理因素的体现;而主张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强调有用性、实效性、相关性,体现经济效益和工具理性,亦是一种法理思维。在法规准则制订不同动力的问题上,利益群体角力学派与科学理性动力学派之争,就是权力因素和法理因素之争。换言之,数十年来西方研究会计法规准则的课题,其实只不过是在法理和权力两个因素上不断钻研,却忽略了人类文明的第三个大因素——文化。文化因素对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各方各面,如图1所示,其实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西方的会计法规准则研究总体上忽视了文化因素,乃西方研究极大的盲点,如此立论,可以引用构建论来解释。
在人文社会学界,普遍称英国的吉登斯、法国的福柯、德国的哈贝玛斯为当代西方三大思想家。而构建论,正是吉登斯所研发的突破性人文理论。根据构建论,人类文明的三大结构性因素是意义、权力、道德;意义指文化因素,权力指利益群体角力,道德指法理因素。引用构建论来批判整个西方会计法规准则的研究文献,在文献中权力因素和法理因素无所不在,充分解释了权力结构所发挥的统治作用和道德结构所发挥的合法性作用,独缺文化因素在西方研究中(很少分析意义结构所发挥的诠释沟通作用)。
构建论已经渐渐被会计学术界所重视和应用,被认为是一扇窗,可以打开会计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例如:Capps等,1989;Macintosh and Scapens,1990).Roberts和Scapens(1985)引用构建论来形容会计工作的性性质“基于意义、道德、权力三种结构因素,会计系统被看成是规则和资源的集合,以分析问责系统的运作;在会计系统的运作过程中,也反过来强化了文化意义、道德法理、权力统治这三种结构”。
构建论所描画的三种结构因素,哪一种最根本、最重要?吉登斯认为有突变性,在某一处境里,其中一种结构因素会比另外两种重要,但在另一场景中,主导的结构因素又会不同。
图2透过构建论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概念(Giddens,1984),指出西方会计法规准则文献的重大缺陷,就是忽略了文化因素在法规准则研究中的重要解释力。
十二、结语:文化即国情
近年,在西方会计学术界,从文化角度审视会计课题已经渐受关注,越来越多学者预期文化视角能够开拓会计研究的前沿领域。然而,在众多会计研究范畴中,会计法规准则研究在引入文化因素上依然滞后,只有少数学者重视会计法规准则制订过程的文化性质。Tricker(1983)提出,脱离了阔大的社会环境背景,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便无从谈起。Kelly-Newton(1980a)主张,为会计法规准则制订过程解码,社会学观点是钥匙。Laughlin和Puxty(1983)为会计规范寻求理论基础时,建议使用“世界观”取代在西方会计监管文献中常见的利益角力观点,而世界观的含意,就是文化滤镜的意思。Bloom和Naciri(1989)曾经比较九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程序,并指出各国文化差异在这些不同程序中的作用。Bromwich和Hop wood(1983)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国情,所以,用案例的方式研究每一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会很多姿多彩(Leuz,2003;Ding et al.,2007)。Amenkhienan(1986)独孤一味,研究会计准则制订时,单单分析文化环境的压力。Violet(1983)的会计准则制订文化解构,根据正宗人类学对文化的严格定义。McKinnon和Harrison(1985)研究日本的会计政策制订,专注论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文化影响(Hiramatsu,1997)。
文化角度,作为会计问题的分析工具,其实可以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创意变化。·Allaire和Firsirotu(1984)在他们非常著名的理论框架里,形容文化的本质既是因素也是模拟;作为因素,社会集体文化对人的行为有压力和影响,同时作为模拟,人在行动期间,借用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和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根据吉登斯的构建论,文化作为因素和模拟的二重性,其实是循环运作的(见图3)。换言之,实际上,文化既是行为的产品,也是行为的条件。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大师Parsdns的经典说法“文化由社会互动产生,但也成为未来社会互动的指引”。(Parsons and Shils,1951)跟构建论的循环观点一致,认为“文化是后果亦是过程,是人类互动的模造力量也是它的制成品,持续地受人群互动所不息创造和再创造”Uelinek等,1983)。作为人类互动的制成品,文化在结构层面,包括各种社会模式的规则和资源,诸如伦理观念、礼仪成规、风俗习惯、不成文规定等。作为行为的条件,文化规范人的判断力和思想,往往是社会行为之所以有常规性、一致性、普遍性、可预测性的关键制约力量。
总而言之,不论在学理上或在实际上,文化因素都是会计法规准则研究长期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对西方的会计研究是如此,对当前中国的会计研究事业更是这样。文化即国情,以中国自己的独特社会经济环境为研究场所,捕捉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因素,分析和点明中国会计法规准则各方面实际问题的出路,对中国会计学术界的未来工作而言大有发挥空间,对会计实务界而言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中国财经金融体制、工商管理效益、社会整体发展则都会有所贡献。
“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评析 篇2
关键词：经济学 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
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拉尔夫·苏特在一次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的，意思是指经济学家们使用经济学工具（主要指理性选择理论）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减。随着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新兴学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二、经济学能够帝国主义的原因
经济学取得对其它社会科学的入侵与扩张的非凡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其“帝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纵观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入侵的学科，不论是法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大都在引进经济学分析方法时都会将自己原有领域中的行为主体作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来分析。正是因为强调人们的追逐最大化利益的存在，才可以在研究中去除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做出比较准确的预见。
其次，经济学分析中强调均衡分析，通过对供求平衡的分析来发现现象背后人们的利益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引入其他社会科学中，可以将很复杂的关系通过简单的模型表现出来，从而为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选择提供量化的指标。法学和社会学往往会因为重视公平、忽视效率而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和下降。而经济学的效率分析目的是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它能够有效地分析现实问题，并做出清晰的、明确的政策表述。经济学家将均衡概念和效率概念相结合，对政治中的投票制和法律中的违约行为进行了有效分析。
（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其“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经济学的研究大都是通过一些公理化的假设，运用数学工具，对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和现象加以实证分析，凭借公式的推导和数据计量来保证结论的精确性和可信度。经济学研究通过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分析，不仅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怎么办”，把经济学的边界向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从其它社会科学家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其它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较好答案的弱点。使用精确的经济学方法和提供特别的、具有充分推理的能力，给了经济学家以一种重大的分析上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学之所以是 “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另外，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和数据分析还可以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和把握，这也是那些仅仅靠逻辑分析的其他学科所力不能及的。
（三）其他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系是其成功的基础
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够成功，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波斯纳的法经济学还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经济学都最终讨论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而这又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研究的仍然是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不论是哪一个边缘学科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有边界限制的，那就是资源配置问题。而一旦超越了这一界限，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试图纳入经济学的分析，包括伦理道德、情感等等，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适得其反，那将会损害经济学的形象，造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泛滥，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覆灭。
三、结语
经济学在不断发展与渗透到其他学科的过程中是一种相互补充的过程，不仅丰富了社会科学而且对经济学本身也是一种深化。经济学对外侵略的同时，也是不断遭受科学侵略的过程。最典型的侵略经济学的科学是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帝国主义”是有其合理原因的，不是“强盗主义”，经济学在入侵其他学科时，应控制在为人们的物质选择提供支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只是将人类的行为分析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人们的情感和伦理。如果将本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东西强拿过来，那就不能称为帝国主义了，而仅仅只是一种强盗行为。强盗行为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帝国主义最终的目的是“殖民”，是通过方法的殖民或思想的殖民，从而促使被殖民的领域产生新的结果和进步，但是强盗行为的结果只能是破坏性的，只是一些人滥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去破坏别的领域已有的成就，最终破坏人们最基本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学术上的退步。
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经济学扩展自己研究领域这种现象的特定称谓，通过侵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边界，在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的同时，也在援助和丰富邻近的社会科学。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问题与不足，但总体上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和肯定它具有其合理性，他不同于经济学“强盗主义”。我们不应把它简单地理解为那种真正的帝国主义行为，其带来的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多赢局面，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学为构建开放的社会科学所作的有益尝试。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学在入侵其他学科时，应控制在为人们的物质选择提供支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只是将人类的行为分析由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与“强盗主义”有严格的差别，不能将“经济学帝国主义”等同于“经济学强盗主义”。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可以看作是学科交叉和融合的一个典型。所开创的新领域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交叉和融合的现象基本上都没有脱离经济学的本质，也就是坚持在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来研究其他学科的问题，或者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来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活动。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经济学发展的领域和分支，其他學科要在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中保持自己的自主权。
参考文献：
[1]朱富强.基于知识契合的经济学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兼论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误区[J].财经研究， 2011（4）.
西方经济学评析 篇3
“政府再造”就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 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能力, 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即创造具有创新惯性和质量持续改进的公共组织和公共体制, 而不必靠外力驱使, 即创造具有自我更新机制的公共部门。依德国行政学者塞顿托夫的观点, “政府再造”应包括现代行政学的概念, 也就是通过“再造工程”去重塑社会, 以引导、管制及控制经济、社会的发展。
“政府再造”的目标在于重塑政府部门, 成为“效率导向、可持续革新”的公共组织。“政府再造”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持续寻求高效途径的公共组织。“政府再造”就是使政府具备能够应付无法预知的挑战的能力。不仅仅是要提高今天的效能, 而且还要创造在环境变化的明天也具备改进效能能力的政府组织。“政府再造”理论有五项战略即核心战略、后果战略、顾客战略、控制战略、文化战略。
二、西方“政府再造”运动对我国政府再造的借鉴
西方各国的政府再造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 至今还在继续探索之中, 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和失败的因素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成功的因素有: (1) 从本国实际出发适时推进行政改革,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 行政改革不能滞后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2) 逐级下放权力, 明确权责, 建立绩效导向的评价标准, 重视政府的施政效果; (3) 大幅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国家负担的费用, 根本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一个简化、小型、高效和便民的政府; (4) 公共部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将公营事业民营化、社会化, 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5) 摒弃传统官僚结构及僵化的规制, 使行政结构扁平化、行政行为弹性化; (6) 实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职能分开, 提高决策与执行的质量和效率, 执行部门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7) 简化行政运作流程, 建立顾客导向的机制; (8)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降低行政成本, 重塑政府组织, 转变政府行为模式, 树立新的政府形象; (9) 改革进程采用分阶段、渐进式, 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政策。其中最重要的转变是抛弃传统的大政府官僚体制, 引进企业经营理念建立小政府、非官僚化的政府管理体系, 从而代之以讲求效率、效能、创新和顾客至上, 具备制定宏观政策与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能力的政府。
三、我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树立“以民为本”的政府观, 合理定位政府职能。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 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民为本”的政府观, 强调“民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 而不是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必须体现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 政府行为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 确保公民的参与,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政府的绩效评定, 必须建立外部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社会评价机制。当前,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必须确实转变政府职能, 由以往“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 切实履行加强公共管理、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来;另一方面要探索政府职能实现的新形式, 通过利用非政府的社会力量、竞争机制和市场力量, 推动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二) 规范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是改善政府绩效的动力。通过绩效评估可以促进政府部门认识到自身工作中的绩效水平, 并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目标, 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同时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了解公众的切实需要, 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但我国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普遍存在着制度不规范、操作不科学、导向不正确等严重问题, 极大影响了绩效评估实效的发挥。在绩效评估中政府首先应明确评估的性质、功能及其目标, 才能以此指导评估的具体操作。同时, 经过深入研究明确绩效评估的科学体系, 规范评估的具体指标与操作, 并形成相关制度, 使其法制化、规范化。
(三) 运用文化战略, 重塑政府文化。
政府文化是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所特有的较深层次的基本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是影响和制约其行为方式、工作作风及工作绩效等的价值因素, 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社会事务中的价值观、行为观、工作作风及工作效率的综合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一方面它以廉洁、效能、服务的精神规范引导着行政人员;另一方面全能、集权、官僚主义、封闭保守的传统意识又时时在压抑着行政本身的活力。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也给政府文化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和调整提供了机会, 促使中国政府文化朝更高的层次转型, 呈现出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府文化面貌。
提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政府开始逐步推行保障性住房项目, 但在实施过程中不乏存在寻租造租的腐败行为。本文从保障性住房以及寻租理论入手, 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 进一步得出要推动保障性住房项目良好发展, 必须从规范政府职能、建立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努力。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寻租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一、寻租理论
租, 即租金, 也就是利润、好处。简单来说, 寻租就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它通过获得或维持某个领域的垄断地位来寻求、保持和增加经济租金的非生产行为。寻租发生的前提往往是存在预期的经济租金, 租金通常是市场分割后为获得或巩固其垄断地位而产生, 根源在于政府或行业协会等有权机构的干预。寻租行为既浪费资源, 损害社会的福利, 又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导致社会矛盾等等。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中, 房地产业也不可避免。
伴随商品房价格的飙升, 人们对保障性住房寄予厚望, 目前政府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项目, 以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保障性住房过分强调行政配给, 可能在
(四) 利用电子政务建设改造政务流程。
当前, 要用电子政务积极改造行政服务机构。电子政务本身是各种职能机构及其服务设施与信息网络技术、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紧密结合与综合体现, 行政服务中心则是这种结合和体现的有形载体, 是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汇聚场所。因此, 各级政府必须把电子政务建设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 发挥电子政务优化政务流程的作用, 对工作诸环节的衔接、相互关系进行最优的匹配, 使二者形成一种有更多方面催生寻租。
二、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分析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针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目前, 保障性住房主要分为两限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政策性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干预角色, 但正是其大量参与, 导致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寻租行为盛行, 在经济适用房住房制度中尤为严重。
(一) 关于保障性住房房源方面寻租行为分析
1、保障性住房供应模式分析。关于保障性住房, 这里主要介绍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三种供应模式。
经济适用房, 即价格合理, 达到国家住宅建设标准, 能够满足住户的基本居住需要。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 是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这种制度造成住房价格“双轨制”, 寻租行为大量存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许多城市已停建经济适用房, 转向廉租房和公租房。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 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
□文/马靓
机的后台/前台关系, 建设无缝隙政府。同时, 要利用电子政务对政府流程再造作进一步的探讨。电子政务要为同一个公务协同办公, 为“以事务处理为中心”的行政流程服务。它不仅要在业务流程优化、机构配合协调中发挥作用, 还应在政府管理创新、组织结构重组和决策科学化等方面发挥其积极功能, 以实现政府横向结构一体化、纵向机构扁平化、工作内容丰富化, 实现业务流与信息流的高度统一, 发挥其业务协同、系统整合的功效。
租房只租不售, 房源多样化, 包括新建住房、空置楼盘、改造危房等。
公租房即公共租赁房, 是解决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一个过渡性产品, 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价格向其出租。对于公租房的房源, 主要采取新建和有针对性地收购两种方式。
2010年我国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商品房三类住房实际用地9.58万公顷, 占全年住房用地实际供应量的76%,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逐年增加, 占居住用地的比例稳步提高。
2、保障性住房房源获取方面的寻租行为分析。
目前, 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主要分两大类:新建房屋和收购。新建房屋分为供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和供出租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等;收购通常包括空置楼盘、老旧公房、改造危房等。
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来说, 目前主要是政府间接出面, 通过招投标选择房地产开发商, 给予其一定的优惠政策, 最直接的就是间接补贴, 通常是土地行政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这些优惠政策, 对开发商来说是不可抵挡的。另外, 经济适用房是具有商品房性质的, 虽然国家规定经济适用房项目利润率不超过3%, 但实际利润率却是相当高的, 这也是吸引开发商进入的因素。因
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中的寻租行为
摘要：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 针对所面临的一些带有公共性的问题, 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再造”的热潮。这对于我国的政府再造有着引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再造,借鉴,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侯书和.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J].学术论坛, 2005.2.
[2]贺莉蓉, 赵亚男.西方政府再造的人本追求及其借鉴意义[J].法制与社会, 2007.10.
浅议《西方经济学》微课设计 篇4
关键词：微课；西方经济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FO-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6-165-002
一、微课的特点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载体，通过简短的讲解而具体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介绍一个知识点的一种教学方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相对于课堂教学方式，微课有着众多的优势和独到之处，因而成为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一种有力辅助和补充，也为自学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渠道。
1.教学内容集中。微课的时间简短，意味着每节微课不可能涉及过多的内容，往往只集中在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讲解一个小的知识点上。这个特点使微课的选题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使得微课的主题十分明确，可以更加集中地对知识点进行讲解。
2.微课的学习效率较高。微课的学习方式主要为自主学习，相对而言学习环境比较轻松，另一方面，由于微课教学时间较短，一般集中在10分钟以内，学生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因而教学的效率更高。从实践看，即使是同样的教学内容，以微课的形式学习也往往会比作为课堂系统讲解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3.微课形式多样，教学方式丰富、自由。微课主要通过视频形式进行教学，讲解的形式上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即可选择传统的教师讲解、PPT演示，内容设计上还可以加入实验、演示等内容，以及加入视频、Flash等素材。
4.微课学习时间灵活，主要为自主学习方式，可以在课下作为专业学习的课堂补充，也可成为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的渠道。
5.根植于信息网络环境，顺应技术发展。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微课这样的教学方式必然会更多地在新技术上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当前的学生与互联网的结合度也是非常高，微课的形式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适应上不存在障碍。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基础性课程，将微课形式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结合在一起，无疑将会推动其教学工作。在设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微课时，有必要掌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内容丰富，比较抽象。西方经济学多是采用数学的方法研究现实经济现象和规律，虽然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都指向现实生活，但理论的陈述上更多的是数学推导和计算，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知识逻辑性强，章节上又相互紧密联系。从实践来看，从大专到研究生，无论是在哪个学历阶段，经济学都不能算是一个容易学的学科，很多学生反映经济学科比较乏味、难学。同时，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但经济理论一直在快速的发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要讲解好这一门课，仅仅依靠一本课本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要求，《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微课这种教学形式有着很好的亲和度，轻松、活泼的微课可以成为课程的一种补充、一味调味剂，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
2.受关注度高，学生差异性大。在大学课程所涉及的学科中，《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有着很高的社会关注度。这多少源于公众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点误解，但并不妨碍公众对经济理念和经济理论的学习。近些年来，出现很多涉及经济理论的科普读物性质的畅销书，很多经济学家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明星，在大学中，跨专业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现象也并不少见，经济学科的受欢迎度可见一斑。广泛的学习者的基础和学习能力差异大，即便是财经类学生，不同的学历阶段的学习者学习的基础也不同。不同的学习者的关注点也往往不同，在教学的设计上也必然要求针对学习者的不同层次区别设计。
3.经济理论时事性强。经济时事是当前社会公众最关注的信息之一，大到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制定，小到股指波动、公司经营等，都是很多人的谈资。《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者也十分热衷于对经济时势的分析和原理的学习，经济时事既为经济学原理的学习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同时，对它的学习也是经济学对人的行为指导作用的一种体现。
三、《西方经济学》微课设计建议
微课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每部微课作品都是教学者个性和特色的表现。虽然每个人设计的微课各不相同，但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微课的教学目标，都有必要将微课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联系起来，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明确学生定位。从经济学的特点可见，经济学的学习者十分广泛，学习者能够接受的程度和关注点也并不相同，因而制作微课如果不能明确受众类型，则将难以确定适合的知识、难度和侧重点，从而很难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要设计出适合所有人的《西方经济学》微课作品并不现实。所以，在设计微课之前有必要确定微课的主要观众是哪些人，根据他们的特点再进行选题、教学目标和难度等方面内容的设计。
2.合适的选题。选题应根据学生和教学的需求而定，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状况选择不同难度的内容，根据不同的关注点和课程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知识点。例如对于基础较好的财经类学生而言，其正在接受系统的经济类课程学习，微课的主要目的是为课堂的补充辅助教学，内容选择上建议选择课本和课堂上讲解并不详尽而又有价值的扩展知识，比如经济增长模型、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收入扩展线”和“恩格尔曲线”等曲线内容，还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选择一些经济学前沿知识，扩展学生视野。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和自学者可选择一些经济学中的难点来设计详细讲解的微课。对社会公众可以社会中关注度比较高的经济名词、经济原理做科普性的讲解等。
3.教学形式多样运用。一些微课作品在制作中选择直接节选录制课堂上的一段讲解，虽然这也算是一个制作微课的方式，但微课的价值肯定是要打折的。微课不应只是对课堂的重复或者节选，要发挥微课的作用、实现微课的价值，有必要根据微课和课程的关系以及微课所处的学习环境来精心设计，即便是相同的课题，也要在内容上有所取舍、对讲解形式有所设计。微课的一个优势就是他的形式十分自由灵活，在微课的设计中必然要尽量发挥这一长处，现有的微课作品中不乏有益的尝试，很多微课作品中设计了非常生动的互动和实验环节，还有些作品融入了“小苹果”、“非诚勿扰”等当前社会中的流行元素，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微课可以使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使教学可以在广阔的虚拟空间里和实验、互动演示等操作性内容结合，可以和图片、视频和flash等素材结合，充分提高微课作品的“颜值”。当然，在简短的时间内加入过多的演示互动以及视频等内容，必然会缩短讲解的时间，这要求设计者要在两者的时间分配上合理把握，不同的作家会写出不一样的《红楼梦》，微课同样要按自己的风格做出设计。
4.丰富的素材和精心的编辑。从某种角度看，微课既可以看作是一种教学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影视作品，教师作为微课的设计者和制作者，相当于同时担任着编剧、导演和主演等多个角色，进行一场非专业的“跨界”展示。教授者在教的过程中也是个学习者，微课的制作过程也是一个拍摄和编辑的学习过程。为制作好微课，教师应尽量多搜集相关素材，学习制作视频和软件使用的必要知识，有条件应与专业人员合作，多参与到拍摄、编辑过程中，使个人的意图能在微课作品中真实准确的表达。
西方经济学原理及研究方法探讨 篇5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0506-00000114-0102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 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學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 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結，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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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振兴.现代西方经济哲学多元论的依据和问题——-对经济学理论多元性的哲学考察[D].苏州: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