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精选12篇）
中国地区 篇1
能源强度又称单位GDP能耗或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即一个国家或地区、部门或行业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量[1]。能源强度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而且也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益。为了对能源的投入实行统筹掌控,我国在2006年国务院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控制单位GDP能耗在经济生产中的投入,即控制能源强度;“十二五”期间又施行了“能源双控”政策。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加强节能减排力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3.9%以上”。其后,国家能源局提出2014年具体能效目标———单位GDP能耗0.71吨标准煤/万元,然而最终并未达到政府目标。因此,在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应当注意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初始禀赋的分配不均及其历史发展差异的积累,导致了能源强度的差异。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地区能源的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了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能源利用的研究已经受到了我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能源强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从“指数分解”技术角度来研究能源强度的变化。林伯强等[2]在数分解法(IDA)和生产理论分解法(PDA)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分解框架,并对能源强度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指数分解”技术、产业或行业角度为基础的能源强度研究仅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论证能源强度变化的内在机理,它只能够说明能源强度的变化状态,但却忽略影响能源强度的外部因素。
从产业或行业角度研究能源强度与差异性。韩智勇等[3]将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并提出了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的计算方法,对我国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定量分析,说明了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周勇等[4]采用适应性加权迪维西亚指数分析法对我国1980—2003年期间能源强度的变化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因素和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因素对我国总能源强度差异作用显著。刘畅等[5]应用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不同区域各种经济因素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就能源消耗强度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而言,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对高能耗区域的影响很大,高能耗区域通过结构调整有更大的节能空间。齐志新等[6]认为中国的能源强度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偏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差距,产业结构、产业部门内的产品结构和增加值率等3个因素都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区域角度,角度研究能源强度与差异性。李国璋等[7]利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技术(LMDI)对1995—2005年中国能源强度变动进行区域因素分解,研究发现由区域内能源强度所显示的区域内技术进步因素是影响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决定因素。李善同等[8]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中国各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进行分解,研究了中国各地区能源强度差异的因素。他们认为,行业能源强度的差别是决定能源强度差异的主要因素。邱寿丰[9]运用完全分解模型,从省级区域、东中西部和经济发展不同组别等3类区域角度对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进行分解分析,得出了各省降低能源强度的一些具体建议。
目前,学术界的多角度研究已取得进展,为国家能源政策提出较多建议,但由于忽略地区能源强度与最优能源强度的差距即能源强度缺口及其影响因素,能源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不强,地区政向指向不明。虽然采用数据包络方法研究能源效率文献不胜枚举,但研究过各地区的能源强度的缺口文献还鲜见。本文认为,能源效率是相对的,能源强度缺口的形成是由于技术、结构等因素所造成的,可以采取有效政策降低甚至消除能源强度缺口而处于最优状态。鉴于此,本文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我国2003—2014年30个地区(西藏数据不完整)的面板数据测度地区能源强度缺口,进一步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的能源强度缺口的决定因素,以此提出有区域差异能源效率政策。
1 事实描述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03—2014年全国30个地区(由于西藏的数据不完整所以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能源强度的缺口。根据生产理论,选取各个地区的资本、能源、劳动作为投入变量,各个地区的GDP作为产出变量,其中,资本指的是固定资本存量,其估算方法是首先将历年各个地区的总固定资产投资调整为2005年的价格;然后以1952年的投资总额为标准将各年的投资总额进行折算得到每年初始资本存量;最后根据张军的“永续盘存法”,以亿元为单位、以折旧率为9.6%进行计算,其中201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用2014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完成额替代,其余年份均由固定资本形成额折算而来,其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劳动指的是各地区年初和年末的就业人数的平均值(以万人为单位),其中2014年的从业人数有前5年平滑得出,其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能源是以我国的各种一次性能源投入按标准煤折算加总而来的(以万吨标准煤为单位),其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2014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由发改委发布的其各年的能源强度降低百分比与上一年的能源强度经GDP折算而来。地区的产出变量GDP的原始数据也来自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GDP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经过各自的价格指数平减至同一基期,即2005年。
1.2 能源强度概况
根据各地区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本文计算了中国的30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2003—2014年的能源强度(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3—2014年,中国各地区的能源消耗强度是有着明显的下降。下降幅度居于前五位的地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山西省、甘肃省和吉林省,降幅分别为2.71、2.57、2.16、1.39、1.25,能源强度降幅最小的是福建省,降幅为0.3。从图2可以进一步看出各地区之间能源强度的差异。平均能源消耗强度最高的几个地区分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山西省、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平均能源强度最低的是福建省、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平均能源强度最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其能源强度是平均能源强度最低的两个地区———广东省和福建省的6.61倍,这表明了我国地区间的能源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在能源强度的波动中,波幅最大的为贵州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3个地区,说明了这3个地区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最快的;波幅最小的是福建省和江苏省两个地区,能源强度下降较小。
本文将中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东部为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地区,中部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9个省区,西部为新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重庆10个省区。根据图3可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强度明显比其他地区的能源强度低,在研究期内呈现出“自西向东,能源的消耗强度依次下降”的态势。具而言之,东部的能源强度明显的低于全国的平均能源强度,西部的能源强度明显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比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三者之间的能源强度差距正在不断的缩小———从2003年的1.21∶1.86∶2.49下降到了2014年的0.66∶0.90∶1.28。从图3中的“全国变异系数”曲线可以看到,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能源强度的总体差异在2003—2010年是上升的,2011—2014年地区能源强度差异又有所下降,这表明“十二五”期间的“能源双控”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地区间的能源强度在“十二五”期间表现出了收敛的特性[8],西部的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最快,中部次之,东部的下降速度最慢。
2 地区能源强度缺口测算
2.1 理论模型
能源强度是能源规模与总产出的比值,其本质表示的一种能源效率,由于计算牵涉到生产理论,所以本文以Rashe等[9]和赵丽霞[10]研究的生产函数为基础,以投入为资本、劳动、能源三要素,产出为GDP[11]。
(1)式中的Y代表的是产出即GDP,代表的是全要素生产率,Xi代表的是投入要素(K为资本总存量,L为劳动数量,E为能源投入量)。
基于松弛变量测度的以面向投入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可以理解为最大化的一种分析技术,它是通过控制产出的数量不变从而得出最少投入要素的一种方法。它是由Charnes等[12]于1978年提出来的不变规模报酬数据包络方法(CCR-DEA)的一种扩展,该模型直接反映了决策单元投入的过度程度,且这种投入的过度只受整个数据集的决策单元的影响,而与单独的决策单位无关,所以用该模型来测度生产过程中能源的无谓损耗具有绝对的优势。其目标函数和规划形式为:
将其分式规划形式转化成线性规划问题,并经过一些变换,可得如下的规划形式:
式(2)、(3)、(4)、(5)中,ρ表示效率的评价标准,m、s分别为输入的要素种类和输出的产品种类,分别由向量xj=(x1j,x2j,…,xmj)t和yj=(y1j,y2j,…,ymj)t向量表示,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的权向量v=(v1,v2,…,vm)为和μ=(μ1,μ2,…,μs),si-为投入的松弛变量,sr-为产出的松弛变量,Λ=tλ,S-=ts-,S+=ts+。其中,投入的松弛变量描述的是决策单元有效时应当减少的投入的数量;产出的松弛变量描述的是决策单元有效时应当增加的产出的数量。当si*-=sr*+=0时,则在现有的状态下决策单元是技术有效的;当si*-≠0或sr*+≠0时,则是技术无效的。根据松弛变量的大小,可以得到前沿面上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目标值x'0=x0-s-。其中,投入变量的目标值,产出变量的目标值y'0=y0-s+。
2.2 能源强度缺口测算
在以面向投入的SBM模型中,松弛变量是描述投入变量的平均松弛程度,也就是决策单元的投入数量离生产前沿面的相对距离,它表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环境下,在不减少产出的情况下能够减少的要素投入的数量。投入过多时会产生投入松弛即投入冗余,这时适当减少投入要素不会减少产出反而能提高效率。在前文中提到的“能源投入的目标值”即为能源投入的实际值减去冗余值,表达式为x'0=x0-s-。
笔者利用DEAP软件测算了能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松弛变量,计算出了各地区相对最优能源消耗,由相对最优能源消耗和GDP的比值可得出相对最优能源强度。从图4看出,2003—2014年,中国各地区的最佳能源消耗强度随着技术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下降,且地区间的最佳能源强度的差距有所缩小。与各个地区的实际能源强度相比,各省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环境下,除了北京、福建、上海、广州、辽宁、安徽、云南达到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能源强度外,其他的省份都没能达到相对的最佳能源强度。由于SBM模型是测度相对投入或产出的无谓损失值,即地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所能达到的最小投入量或最大产出量,无谓的损失是由技术的无效性和社会摩擦所造成的,如果能减少这种影响将会明显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鉴于此,接下来测度了能源利用过程的效率损失及能源强度的缺口。它等于现实达到的能源强度减去它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环境下,为达到能源利用的有效水平所需的最优能源强度,其结果见表1。
万吨/亿元
虽然2003—2014年,各地区的能源强度缺口明显下降,但某些地区的能源强度缺口还相当大,能源强度缺口超过“1”的地区有山西、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宁夏和山西的能源强度缺口达到了1.76万吨标准煤/亿元和1.53万吨标准煤/亿元。能源强度缺口相对有效的地区有北京、福建、上海、广州、辽宁、安徽、云南,而其他的地区能源强度都存在一定的缺口。从东中西部和全国的角度来看,其能源强度缺口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其中,西部的能源强度缺口最大,这与西部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密不可分;中部的能源强度缺口次之,和全国水平相近;东部的能源强度缺口最小。从全国的能源强度缺口变异系数来看,2003—2010年全国的能源强度缺口差异是上升的,而2011—2014年全国的能源强度缺口差异有所下降(见图5)。
3 能源强度缺口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3.1 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由于所测度出来的能源强度缺口是一个相对指标,所以在研究其影响因素实时自变量应全为相对指标,且应与能源强度缺口有因果关系,因此,选取如下指标:(1)产业结构。各地区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IS)来表示,一般说来高端的产业一般能耗都较小,史丹等[13]认为产业结构的提升能有效地提升能源效率。(2)对外开放程度。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FO)来表示,魏楚等[14]研究了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但结果却各不相同,所以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强度缺口提升可能存在正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负的影响,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水平和国外的经济水平。(3)经济水平。用人均GDP取对数(log(PCGDP))来表示,对于经济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研究,且结果都表明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能源的利用率越高。(4)政府影响力。选取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GOV)来表示,政府的干预可能对能源强度缺口有正的影响,也可能是负的。魏楚等[14]研究了政府的影响对全要素能源的提升是有抑制作用。(5)技术水平。一般说来能源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利用R&D的投入经费占GDP的比重(TP)来表示技术水平。(6)生产要素禀赋水平。用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取对数(log(K/L))来度量生产要素水平,由于造成地区的经济社会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一些地区的禀赋会对能源效率产生正的作用,一些会有负的作用。上述变量中,GDP、第三产业产值、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R&D投入经费的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这些指标预期对能源强度缺口的影响见表2所示。
注:1)+表示对能源强度的缺口有拉升作用;2)-表示对能源强度缺口有填补作用
3.2 计量模型分析
由于模型的研究时间跨度不长,所以考虑用面板数据截距项变动的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能源强度缺口。其模型为:
(6)式中,Insuff为能源强度缺口,C为公共截距,Ci为各地区的截距差异,(C+Ci)+Ci)为各地区除了模型中的影响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综合。βi表示的是各个因素对能源强度缺口的边际影响,各地区是相同的,不存在结构变化。εi,t表示的是随机误差,t表示时期。
3.3 参数估计
本文对全国和东中西部3个区域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3)。从全国来看,它的被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平下全都是显著的。技术进步、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的系数是负的,表明了在研究期内技术的创新、经济水平的改善、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对能源强度缺口的降低有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资源禀赋水平的系数是正的,说明了在研究期内各地区开放程度的扩大、政府的干扰和资源禀赋水平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缺口有增大的作用。
在研究期内,就其对填补能源强度缺口的因素来讨论。首先,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技术进步的系数是最大的。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当科技与研究经费在GDP中的投入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时,能源强度的缺口将缩小9.22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了技术是研究期内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经济水平对能源强度的降低作用。当经济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时,能源强度的缺口将缩小2.37个百分点左右。最后,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及改善对能源强度的缺口有填补的作用,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源强度的缺口将缩小1.06个百分点。
注:—为5%水平下不显著的变量
就其对拉升能源强度缺口的因素来讨论,政府影响和资源禀赋水平对能源强度缺口有负向作用。在研究期内政府的干扰和资源禀赋水平的变化都降低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可以看到当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和劳动资本比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时,能源强度的缺口将增大1.85个百分点和1.39个百分点左右。此外,在模型中,对外开放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缺口的影响是很小的,说明了外资的引进对当前我国经济环境下的能源效率影响很小;就截距项来说,外部环境对地区能源缺口有增大效应,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外部不可避免的摩擦所致。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说,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水平对能源强度缺口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对其影响最大,且是东部地区在所有因素中最大的,它表明了东部在研究期内,能源强度的缺口主要是由产业升级来填补的。中部地区的政府影响力、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水平对能源强度缺口有显著的影响。由变量的系数可知,中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政府干预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且中部想要降低能源强度的首选之策是提高经济水平。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水平和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缺口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是西部近年来能源缺口降低的重要原因。
鉴于以上的研究,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应大力鼓励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水平,增加就业水平,减少政府干预来降低能源强度缺口,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但中部对能源强度缺口的填补应重点从产业结构的改善与升级着手,应着重减少政府影响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干扰。西部应突出提高能源利用技术生产水平的发展。资源禀赋水平和常数项的结果表明了我国现今存在就业不足和外部摩擦严重的现状。
4 结论及含义
本文通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SBM)对我国2003—2014年30个地区(除西藏外)能源强度缺口进行了测度,进一步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能源强度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地区能源强度缺口是逐年缩小的,并且呈现出自西向东依次下降的态势,技术进步、经济水平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对能源强度缺口有填补显著的作用,而政府的支出却是扩大能源强度缺口的显著因素;对于填平能源源强度缺口,政府的支出作用在中部尤为突出,东部主要是产业因素起作用,而西部最主要的是技术进步因素起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应大力鼓励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水平,增加就业水平,减少政府干预和社会摩擦来降低能源强度,填补能源缺口;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应着力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中部应集中力量减少政府干预,而西部应大力提升技术生产水平,以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能源强度最优化状态。
中国地区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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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解释权
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 篇3
【关键词】产业聚集；地区差异；新经济地理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内容是对我国地区经济区域差距、产业聚集以及落后地区制造工业发展模式间的内在运行机制的思考。通过对地区经济差异和具体经济结构理论重心的研究，深刻剖析了中国各地经济的差距实质上是沿海城市与西部城市制造业聚集程度间的差距，运用各省经济产业集聚因子进行全方位分析比较，根据我国实践工作中的中西部经济比较优势，提出相应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分析
就我国目前形势来看其产业聚集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工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我国现有阶段区域地理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来源之一。就世界范围来看，制造行业的产业聚集是工业化生产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在工业相对较为发达的城市，具有竞争机制的制造产业一般会采用集聚的办法将某类特定产业与城市名称相联系，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就在《国家竞争战略》中提到，通过对多个国家实地研究考察发现，提出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地区集聚产业上。中国产业集聚情况也是一样，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地区产业聚集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离不开的，特别是针对制造工业来说，在极具产业竞争的地方，往往会存在一定形式的产业集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产业集聚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历久弥新。
二、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异研究分析
通过对我国各地区经济演化过程、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组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具体得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的增长程度一般是受制于第二产业产值的影响。而到了90年代后期，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产值额度与非农业产业经济空间分布情况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所产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趋势，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产业正在不断发展，相对来说，西部地区正逐渐走向下滑的道路，成为农业与重工业产品不发达的地区。根据泰尔指数可以分析得到，我国三大经济地区各自形成贫富分布不均的产业区域，西部地区产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经济则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沿海地区经济地位对于地区上的差异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则相对慢慢沦陷为农业产业与初级产品生产地，因而造成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制造产业集聚程度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部分制造产业已经显示出极强的集中性而且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城市。通过对省际数据面板研究造成中国地区工业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利用空间范围内的经济研究法具体从产业层面对我国区域技术产业进行有效研究得出，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人力资源状况、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相对来说，沿海地区是具有相对优势的，无论从市场需求量还是经济贸易自由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其区域经济的集聚。
通过对企业竞争机制与企业互补机制两方面角度可以重新跟进区域产业集聚的微型聚焦，有效利用不同微观企业决策与中国贸易所产生的关系，从而更好的形成沿海中心地带、西部外围经济的区域经济格局。区域产业的集聚是造成企业劳动力外泄的关键性因素，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部分非农业产业逐年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区域劳动力资源开始慢慢向沿海地区转移。这一现象的发生渐渐开始让我们思考劳动力具体流向、区域产业集聚中存在的内在关系，追寻中国地区产业存在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分析劳动力流向的经济运作机理，从而再进一步帮助我国实现空间上的经济效益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结合，更有效促进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平衡发展。
三、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
1.企业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追求低成本的生产发源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产业集聚度，其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控制：第一，自然性因素，就我国企业现代发展模式来看，同类型的企业一般比较倾向于在经济市场比较大、运输费用相对较低而且充实着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地方集聚。天然的资源开采与低廉的运输费用同属于自然资源，都是企业集聚所要考虑的因素。第二，规模经济因素，其具体可以分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内部产业集聚是通过将专业化较高的企业集中在一起，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企业内部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费用。而外部产业集聚则指相关产业的集聚，形成一定地区的互补模式，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相互促进的作用。
2.市场外部的经济环境较为成熟的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化的人才投入以及高效的服务发展等都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间的集聚。其具体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知识溢出效应，在产业集聚区域，各企业间的专业技能在同一地域企业间高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个企业都在这一知识流动中获益匪浅，使之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第二，人才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区在提供人才方面较其它经济区域而言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集聚区内聚拢了大量相同行业的人才，其技术与资源都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很多优秀专业人才都比较希望向这一地区靠拢，从而形成了相对专业化的人才资源存储库。第三，延展企业的资源支持，在产业集聚区内，聚集着大量的相关专业的服务类行业，使之形成较好的延展企业，其中包括交通运输行业、专业代销行业以及技术服务行业等，从而更好的提高企业在同行业内的竞争机制。
3.地区因素产生产业集聚，其主要分为地域品牌的产业集聚和企业精神、政府制度相互影响的产业集聚。在我国的很多城市都会建立自己独特的产业集聚区域，帮助自身建立产业品牌，有效的实现本地区地域品牌与经济特色的统一结合，例如武汉地区的“光谷”就是湖北高新信息的代表，象征着地区经济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同时地域品牌也代表着地域信息载体，是一种无形的地域资产，是地域文化、地域身份的象征，对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而对于企业精神、政府制度相互效应的产业集聚则可分为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最先进入集聚区域的企业领导者一定是具有非常优良的企业精神的，从而使得这种精神成领导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是带动整体产业水平的力量源泉。第二，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效益，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通过对产业聚集与中国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趋势，因此建立健全中部崛起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在实现资源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同时积极推进落后地区产业的发展，平衡中西部经济，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我国经济更加迅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波.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7）
中国地区 篇4
1 设计的中国元素
全球目光对于中国的聚焦, 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 运用中国元素、追捧中国文化, 已在国际商界形成风潮。那么何谓中国元素?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出有代表性的东西, 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元素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经过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漆器、中国结、汉字、如意、八卦等, 如何将这些中国元素应用到设计中去?是一个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做得好更难的课题。好在最近几年, 无论在平面设计、标志设计, 还是在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方面。中国元素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这些领域, 并且已有了一定的起色和成就, 其成功案例如下。
(1) 北京申奥标识, 将象征奥运的蓝、黑、红、黄、绿五环以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组成了一个“中国结”, 象征着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团结、协作、交流。带有书法笔触的动感图形又好象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而太极拳在中国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运动。所以这一标识一方面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 另一方面又弘扬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好的成功案例。
(2) 奥运会火炬, 外观造型的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国画立轴, 表面纹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纹样中的“如意祥云”。功能上动用了当今的航天航空高科技手段, 防风、抗寒, 以保证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点燃圣火, 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 是一款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世界先进技术的产品。
(3) 奥运主标识“中国印”以及各比赛项目分标识。如何寻找一种不同于以往二十几届奥运会的奥运标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北京奥运会标识“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不负众望做到了这一点, 一方面印章与标识的形式相符, 印面上舞动的“京”字, 酷似一个向前奔跑的人形, 同时表达了地点、运动等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印章的色彩又与中国红相符。而用中国书法中的篆字笔划来表达各项运动比赛项目作为分标识, 书法加印章很吻合, 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好的创意。
除了在北京奥运会上有好多中国元素的设计之外, 上海世博会又有不少中国元素的设计涌现出来, 运用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斗拱建成的中国馆就是一个亮点。随着中国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 中国元素给世界带来了“中国热”, 并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与此同时, 也给中国的设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 中国的设计风格
中国元素在设计领域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崛起, 但符号化和表面化的中国元素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因为仅仅依靠中国元素体现在产品的外观上是不够的, 应该在设计、生产、制造、消费、体验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存在, 而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只是部分在设计中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的闪现, 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中国风格。
那什么是风格呢?举个例子, 当我们提到德国的产品时, 可能你会联想到严谨、精确;提到美国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实用、踏实;提到日本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小巧、玲珑;提到意大利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典雅、高贵;提到北欧的产品时, 会联想到自然、亲切;但提到中国的产品时, 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感觉很难用简单的词来描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产品缺乏自己的风格。
那什么又是中国的设计风格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可以挖掘提炼的内容很多, 而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 跟上当代世界的经济技术发展的步伐, 符合国际时尚审美的设计潮流是形成中国风格的关键, 中国风格应该建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形成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东方神韵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企业和产品整体形象。
要在产品中体现中国的设计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 那么要在设计中体现中国风格, 就要在设计中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 而要在设计中体现中国文化的内涵, 仅依靠一些中国元素是不够的, 应该结合产品的功能和特点, 研究深层次的文化特点, 提炼出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内容, 并对其进行创作和挖掘, 最终提出一个系统的整体方案, 体现出产品设计的整体感。
例如中国的明式家俱就是在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内涵的经典范例, 简洁、端庄、大器的造型流露出极具时尚的“大明风度”;优雅的弧线和考究的质地, 体现了含蓄内秀的东方神韵;巧妙、精致的柳榫结构, 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的技术水平, 是中国儒、雅、和、韵的文化内涵在设计中最好的演绎。而今天的中国产品设计风格, 要求我们的设计师不但要继承而且要发扬, 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起来, 将现代产品设计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生活文化中才能形成。
3 结语
对于中国的当代设计来说, 虽然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 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总的来讲, 还不成熟, 属于自己的设计风格还未形成。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 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 但还没有成为设计大国。规模宏大, 体现着当今世界科技水平和设计理念的上海2010世博会即将圆满落幕, 伴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 使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 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是设计的竞争, 而设计的竞争背后则是文化的较量。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 又值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契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经过努力, 从设计的中国元素走向中国的设计风格,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已经为期不远了。
摘要：目前在各个设计领域中都有了中国元素的影子, 在市场上也有不少企业的产品被赋予中国元素, 但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仅有中国元素的闪现是不够的, 只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相结合, 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产业和产品, 形成中国的设计风格, 成就中国创造。
关键词：设计,中国元素,中国风格
参考文献
[1]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2.
中国地区 篇5
——习近平主席G20杭州峰会系列讲话解读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09月12日 02 版）
编者的话
2016年的金色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出席B20工商界峰会和G20首脑峰会并分别作了主旨演讲和开幕致辞。
习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个主题，突出在“新”字上谋篇布局，针对激发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引擎、构建平等包容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极富建设性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路径和新目标，给出了复苏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充分凝聚了中国智慧、传递了中国信心，展现了中国担当和中国力量。
中国方案也成为本届G20首脑峰会最值得掂量的丰硕成果。为帮助大家深刻领悟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思想者》副刊特邀几位学者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中国碗装中国粮须先保证中国地 篇6
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粮食供求不平衡的态势难以改变。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坚守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耕地保护话题再次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耕保不能有一丝放松”
“要保粮食总产量，先要保粮食播种面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盛国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若没有耕地保护的支撑，要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是不可能的。
盛国民提醒：“尽管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账面上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实有耕地面积并未增长，耕地保护不能有一丝放松。”
对他的这一观点，很多代表委员深有共鸣。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记者会上说，要实现持续增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力度保护耕地，坚守耕地红线。在他看来，做到筑牢“政策、科技、设施”三大支柱，加上坚守住耕地红线，粮食生产才能实现持续增产。
在快速城镇化的趋势下，一些代表委员对耕地保护工作忧心忡忡。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绝是威胁耕地红线的重要原因之一。基层一些地方，土地违法案件高发、农民利益受损多发，使耕地红线变得脆弱不堪。
致公党中央分析判断，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粮食供求不平衡的态势难以改变。
其理由有三：其一，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人口不断增长，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农用地有可能持续减少。其二，耕地质量受多重挤压。一方面城乡非农建设占用大量优质耕地，导致优质耕地不断流失；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大量施用化肥、有机肥不能还田、耕作层变薄等原因，导致地力明显下降；再一方面由于工业“三废”污染等原因，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其三，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产品需求的刚性增长，将加重农产品有效供应和耕地保护的任务。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一刻也不能松，要像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像保护文物、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董大胜说。
“保数量更要保质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台50马力的拖拉机能耕翻12厘米～15厘米厚的土地，而现在，要100马力的拖拉机才能实现，可见当下土壤板结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耕地质量保护站站长秦光蔚对耕地质量感到十分忧虑。
“耕地地力后劲儿不足，土壤养分失衡，生态功能变差，污染日趋加剧，这就是我国耕地质量的整体现状。”全国人大代表、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也提到。
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将保护耕地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在耕地质量上。他们提出，守住耕地红线，不仅要保护有效的耕地数量，而且要更加注重质量，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姚爱兴说：“目前我国有关耕地质量保护的法律制度还不尽完善，缺乏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一些地方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重数量轻质量、重当前轻长远的现象较为普遍，导致耕地质量严重下降。”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让我们有些欢喜有些忧，喜的是耕地比之前增多了2亿亩，忧的是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耕地不是病了就是老了。”他指出，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面积相当于两个特大型城市，虽然只占全国土地面积2%，但是分布范围很广，遍及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说：“目前全国耕地总量虽然没有减少，但新增耕地大多位于光照、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而减少的耕地大多为鱼米之乡的连片平坦耕地。这一问题对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除了重视不够等人为因素外，我国耕地资源禀赋也要求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同等重视耕地质量。有代表委员指出：“虽然我国实现了粮食‘十连增’，但是土地的基础依然相当薄弱。以我国的农田为例，中低产田占比约70%，受干旱、渍涝、酸化、盐碱等因素影响非常大。重视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提升我国现有耕地状况，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给“红线”安上多重“保险”
耕地后备资源越来越少，新增耕地质量参差不齐，生态环境影响愈加明显……尤其是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如何给耕地“红线”安上多重“保险”？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盛国民从工作中得出四方面经验：首先是体制制度保障，将耕地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其次，以建设促保护，大兴土地整治，千方百计提高耕地质量；再次，以节约集约促进耕地保护；最后，以严格执法促耕地保护。
致公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提出，要从良田建设的角度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同时促进农业转型。他们认为，针对目前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尚不稳固的现状，土地整治要从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进而提升耕地综合产能出发，深入推进土地整治，加强良田建设；针对当前承包地块普遍较为细碎、不适合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事实，土地整治要大力推进土地平整工程、着力配套农田基础设施，切实做好土地权属调整，为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让良田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何丕洁说，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必须守住耕地红线，还必须和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紧密结合。“要大力实施土地整治工程，突出耕地健康优先原则，推进土地整治工程实现耕地面积增加、生产力提高、生态景观建设和土地修复四位一体。”他提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眼里，守住耕地“红线”不仅要“严”字当头，更要发挥经济手段，让守“红线”者有红利。他说，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做好“补欠账、明产权、提保障”三个前提，“在明晰农村产权的同时还应建立耕地保护新机制，应该在国家层面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切实将耕地保护落到实处”。
此外，一些代表委员就耕地保护制度创新提出建议。以耕地占补平衡为例，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维刚认为，经过15年的经验积累，目前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大势已成。他提出，要从调整完善占用耕地补偿费制度、建立倒逼机制、新增耕地储备制度、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双重评价体系、耕地与生态用地“退补协调”机制、完善占补平衡考核制度等方面，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
（作者系《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中国设计——“中国味” 篇7
至于沦落到了为西方的艺术设计理论去努力的寻找依据的地步了。“运动员”两个意象。奥运会徽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意韵, 同
我们的前人那样生动而精湛的艺术设计语言, 为什么在今天受到了如此冷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思考之后我觉得就是要坚持用我们的本土语言说话, 坚持“中国设计———中国味”的原则, 因为这是重新找回自己艺术语言的唯一依据。
我们应该明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味道”指的是什么, “中国味道”指的是由我们本身的特定历史文化、生存环境和民族、民俗等因素基础上所形成的属于我们话语方式和表达习惯。其中我们中国惯例的图案、中国古典的文字以及附加在它们以上的一些中国传统的思想都体现出我们的这种方式和这种习惯。
当然在建国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的设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的影响。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国门洞开, 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艺术手法。可以说中国的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作法, 在作品上也能看出融入了一些西方的思想, 但总之我们应该明白无论是借鉴还是融入但最终表达出来的事物要体现我们中国自己的风俗习惯, 也就是说的“中国味道”。之所以我们国内的设计界应该提出自己的设计理论, 既“本土语言”的设计理论和带有中国味道的传统风格, 因为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讲, 他要通过设计作品来传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和设计思想, 思想居住在语言里, 要想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 就必须选用我们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我们的“本土语言”, 它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母语。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国门的洞开, 随着外来事物的渗入和我们个人的空间慢慢走入公共化的同时, 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不少古典时代的那种生气灵动的光晕。有时我们看到一幅国内的设计作品的时候, 就习惯性的站在另一个世界的文化艺术立场上, 我们既不敢妄加评论那些看不懂的抽象作品, 也不敢面对那些泥土般的作品, 在设计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 面向世界”, 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 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等, 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
由法国邮政发行的一枚中国狗年生肖邮票是由中国旅法艺术家李中耀创作完成的。邮票上那只“水墨灵犬”和“狗年”两个字均体现出中国传统画和中国书法的笔墨神韵。李中耀在长达十五年的旅法生涯中, 一边坚持艺术创作, 一边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在邮票设计过程中, 他历时三个月创作了七十多只形态各异的“水墨灵犬”, 择出其中四只提供给法国邮政, 并最终由其确定了其中一只猎狗当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先从字体特征上说, 也离不开我们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每一种字体, 都有它自身的表情。如黑体有醒目严肃的感觉, 老宋、楷书有端庄刚直的的表情;仿宋、行书有清秀自由的意趣;而篆书则有华贵古朴的风貌。如在做一幅招贴, 单色的白纸上就放一个篆体作为整张海报的唯一元素, 体现出的风格肯定是带有中国传统味道的宣传物。其次我们说一下色调, 色彩是把握人的视觉第一关键所在, 也是设计表现的重点所在, 一副有个性的色彩, 更能抓住人们的视线。在颜色的搭配上,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和流传下来的东西, 红黑双色体现中国古老的文化, 作为中国文化的剪纸艺术, 在我们的印象里红色作为剪纸的基色, 体现了是强有力的色彩;很多设计作品的背景采用黑色或者深紫色, 这些颜色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神秘色彩。在我国, 图形、文字的编排上大部分也采用了中国画的一些理论作为基础。例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这一法则被体现在现代大部分招贴中, 大部分用空空的颜色当作背景, 就在整幅招贴的一个角落, 一个点放上要表现的图形和文字, 这样大部分的空间可以有回环的空地, 耐人寻味, 只有一些图形和文字紧凑的编排成在画面中相当于一个点的元素, 又有了细节, 又不缺乏美感。
有些方面上, 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很大。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大, 在这种环境下, 作为中国人, 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亮点, 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扬光大。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必须一味地去迎合外国人的口味。但是, 多注意观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味道”,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文化的精髓, 不至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迷失自己的方向。任何艺术设计者的社会责任, 首先是他对自己的母语的责任, 一个设计家如果不能创造性地用母语进行表达, 并发展母语本身, 也就丧失了作为设计艺术的前提和条件, 也就不可避免地认同和屈从于某种第一世界的压抑性的话语实践。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创造母语, 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特性得以存留和发展。
摘要：通过对广大设计作品观察, 就带有中国色彩的作品寥寥无几和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传统图案乃至传统艺术不屑一顾的现象加以议论, 从而引出文章主题“一个设计者要会去用本土语言去体现自己的思想, 中国的设计作品就要有坚持‘中国设计-中国味’的原则。”虽然国门洞开, 借鉴了不少西方的艺术手法, 但要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虽然外来事物的渗入, 但我们也要遵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这一原则。通过“玉之韵”“、水墨灵犬”“、陈幼坚工作室LOGO”的一些成功案例, 分别从文字、图形、颜色和编排四个方面上进一步阐述中国的设计作品要有中国的味道。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设计也一样, 我们还不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能体现中国思想的事物, 还要在西方人的眼里去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味道”, 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中国地区 篇8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采取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迅速增长。据统计, 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万亿美元, 在1978~2004年间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16.7%, 在2004~2013年间贸易年均增长率则高于20%。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 而到2013年, 中国贸易总额破四万亿美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 中国一直稳坐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一的宝座。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200多个, 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在华有投资。外资企业成为中国进出口的主力军, 十几年来外资企业的出口额一直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
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经济极大的增长, 使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反而扩大了。地区收入、城乡收入、个人收入分配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均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研究, 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212上升到1999年的0.437, 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0.474。从现实情况我们可以预测到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会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不均将会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过去几十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幅最大的国家, 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对外贸易的逐步扩张和收入分配逐步恶化的同步进行, 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依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而得。注:统计口径为按各地区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 东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占到很大比例, 虽然自2009年以后比例略有下降, 但仍然接近90%。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454上升到2008年的0.491, 达到最高值, 随后又缓慢下降至2013年的0.473。我们可以看到在2009年之后, 东部地区的贸易占比逐渐缓慢下降到90%以下, 基尼系数也同时有略微下降, 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水平明显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收入分配很不均衡。在北京师范大学计算的基尼系数当中, 由于考虑了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寻租收入等因素, 基尼系数更高达0.52~0.53。西南财经大学研究计算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0.61。无论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的基尼系数, 都已经充分反映了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瑞典的经济学家Eli F.Heckscher和Bertil Gotthard Ohlin最早总结并论证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S-S定理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FPE) , 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理论框架, 也被称之为HOS理论。在这些理论框架中集中研究了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一国的要素收入和各国的要素收入差距是如何均等化的。
从外国学者的研究来看, 对外贸易或FDI以及一些其他变量被认为是决定某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这一种研究方法较为“主流”。Chen和Fleisher (1996) 采用扩展的索罗模型和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各省地区在长期内可能出现条件性收敛, 但短期内由于受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地区差距扩大的现象。Jian et al (1996) 采用1952—1993年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对外贸易和FDI更发达的沿海地区, 其收入更高, 扩大了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Sylvie Demurger et al (2002) 则指出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是沿海省市优先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放松管制让东部省市以更快的脚步实现市场化, 更好地登上国际竞争的舞台。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 一些学者是从理论框架上阐述了沿海地区的位置优势 (赵伟, 2005) 。另一些学者是用实证方法分析检验了对外贸易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沈坤荣、马俊 (2002) 使用实证回归分析了省际间经济增长存在差距的因素, 各省的人均GDP增长率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人均GDP与人均FDI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严兵 (2006) 建立出口竞争力指数证明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对外贸易的水平不均衡导致竞争力的水平不均衡。说明大量外资引入东部地区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东部省市的竞争力水平, 而外资引入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则没有从中获益。
总体来看, 对外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可能通过要素报酬和价格变动的渠道来影响工资收入, 也可能因为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导致收入差异。如何利用好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 需要发展中国家更合理地发挥贸易的作用, 完善再分配政策, 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缓和社会矛盾。
三、数据模型与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与地区收入差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 对外贸易导致地区产生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地区差异性, 二是地理区位优势的差异性, 三是对外贸易产业的转型。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对外开放城市, 逐步再到内地, 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先富裕起来, 享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可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忽略了, 并没有共同富裕起来, 反而差距扩大。此外, 东部沿海地区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 资本、人力、技术水平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更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产业逐渐升级, 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提高, 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势逐渐下降, 东部地区可以逐步将部分区位优势转移, 如劳动力、技术等资源, 让中西部地区承担东部地区的部分职能, 加快产业发展, 共享富裕。
国际贸易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 进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降低, 出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提高, 而后一般会引起进口部门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下降, 出口部门产量和就业水平上升, 从而进一步就会影响到资源与要素的调整, 影响到要素收益。当要素收益发生变动时, 不同要素的所有者就会对贸易产生不同的看法与态度, 没有从贸易中获益的一部分要素所有者就会组织联合起来游说政府, 影响政府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除此以外, 外贸还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罗默和卢卡斯等人研究认为国际贸易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技术水平变动, 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 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又会提高对外贸易水平。随着技术的提高, 可能会导致技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 而非技术劳动者的收入降低, 这又拉大了收入差距。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会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 寻求更高的收入与发展, 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可能会留守在落后地区维持生活, 发达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竞争会让这一类劳动者退出该地区, 选择二三线城市生活,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又逐步拉开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总而言之, 这些机制作用最终都会影响到收入的分配。Á
关于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或者模型一直以来都是分散于各个不同的理论之中, 并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将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融合到一起, 以便于我们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本文试图将现有的文献加以扩展和改进来进行分析。
(一) 数据与模型
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2002~2013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是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中经网数据库等数据资源。
1.经济发展水平 (pgdp) 。本文中用人均GDP水平来表示地区之间的不同发展水平, 以便考察经济增长对各省收入的影响。
2.人力资本水平 (h)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它关系到劳动者工作技能与素质的提高。在本篇文章中我们采用各省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3.人均资本 (k)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一般而言, 资本与工资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 初始资本存量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 可能会提高地区的收入水平。本文中用资本形成总额与各省人口的比来衡量人均资本。
4.人均收入水平 (pinc) 。该数据采用各省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加权平均值。
人均收入=城镇人口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人口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5.进出口总额 (open) 。该数据的统计口径是按照各地区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示, 并且根据同年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单位:亿元) 。
6.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P) 。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会与当地的价格水平相关。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价格提高, 则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反之, 价格降低, 收入会相对提高。
7.年份虚拟变量 (dummy)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全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8年开始下降, 到2009年时降到最低, 2010年又开始缓慢回升。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受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贸易的影响产生了滞后效应。金融危机对进出口企业的生产、就业和薪酬等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偶然性的事件, 我们将2009年取1, 其余年份取0。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2002~201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静态面板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区截面单元和第t年。
(二) 实证结果
1.固定效应模型 (FE)
由于每个省的情况不同, 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 通过豪斯曼检验, 我们最终考虑对所有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用的回归分析。对静态面板数据做固定效用模型, 会消除组内的均值来进行回归, 可以消去个体的非观测效应。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 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呈现正向关系, 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外贸易对居民收入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贸易发达的地区其居民会受益, 对外贸易不仅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机会, 提高人均收入, 而且贸易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价格水平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情况, 物价水平上升时, 居民收入水平就相对下降。人力资本的提高也会提高收入水平, 教育水平与个人能力的提高都会增加个人收入。由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偶然性, 所以其中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
2.IV-GMM模型
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不同省市的地理位置不同, 这一变量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使距离具有动态性, 我们将其乘以时间虚拟变量, 从而获得12个新虚拟变量, 并将其作为进出口总额的工具变量。该模型为使用了工具变量的两步GMM。
注:依据stata12.0结果整理得出, 其中*、**、***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我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 各地区经济基础、自然区位条件、人文科技条件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受地理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影响, 对外贸易对各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影响也有差异。
从统计局2002~2013年全国各省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情况图, 我们可以看到自2002年以来各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有些省份近年来贸易总额增长明显, 例如: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这些省份都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 由于自身具备地理区位条件及经济条件的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 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仅在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随后立即回暖。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 对外贸易增长缓慢, 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获益不多。
四、结论建议
第一, 促进中西部出口贸易发展较弱的地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自对外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尤其是出口贸易, 贸易活动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交通和政策等因素的限制, 发展较东部地区落后, 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中西部地区也应该大力发展贸易,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事实上, 不仅仅东部地区有沿海交通便利的优势, 看似地理位置不便的西部地区也有其区位优势。早在西汉张骞出塞, 就开辟了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也横贯亚欧大陆, 提供便捷的铁路交通。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与内陆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 在资源、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都可以有积极的贸易往来。
第二, 提高资源价格以及资源税率。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林业资源、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并没有被很有效的开发与保护。因此, 提高资源价格和税率, 通过价格机制保护环境, 不仅能够保证资源地有效开发与利用, 减少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浪费, 而且可以提高资源要素的报酬,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第三,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让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投资应多照顾中西部地区有潜力的发展项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支出, 减缓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下来的地区收入差距, 避免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四, 适当产业转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 交通运输成本逐渐降低, 而劳动力的成本在提高。东部地区虽具有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优势, 但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的提高给出口贸易企业带来负担。因而, 东部地区可以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
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 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更加显著。文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外贸易确实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这也与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贸易战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用开放政策促进农业等落后产业发展, 将有助于发挥贸易作用,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关键词：对外贸易,地区收入差距,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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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 篇9
1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20 世纪50 年代Solow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2］,该假定技术外生,生产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要素,规模报酬不变,劳动投入量固定增长,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经济系统将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稳定增速,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系统各个地区间不存在差异,经济趋于收敛。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指出了该理论的缺陷:首先,技术进步并非外生,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是决定技术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因素［3］;其次,新古典理论增长模型投入要素应加入人力资本投入要素,Romer［4］指出,人力资本有规模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将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和增长速度。 同时,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此外,人力资本还可能产生外溢效应［5］,例如一个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同时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可以形成人力资本。 目前,对地区经济差异主流研究是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具体围绕经济收敛问题进行。
经济收敛是指地区间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具体分为 σ收敛和 β 收敛。 σ 收敛是指不同地区间人均GDP标准差随着时间变化而趋于缩小的现象; 对 σ 收敛研究的实质是测度地区间经济差异变化趋势。 β 收敛是指经济增长率与初期经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的现象。 若控制一系列因素后,经济增长率与初期经济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则称存在 β 条件收敛,这些因素影响着地区经济差异。
近20 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作为热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杨伟民［6］通过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测算人均GNP,认为1978-1989 年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魏后凯［7］测算人均GDP的 β 收敛系数, 得出1978-1995 年间中国各地区经济存在着显著收敛趋势的结论。 蔡昉和都阳［8］认为1978-1998 年间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存在整体收敛趋势,但存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内部收敛,同时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而政府消费的增加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这些因素影响着地区经济收敛。 沈坤荣和马俊［9］认为1978-1999 年间中国省份经济不存在收敛趋势,而东、中、西三个地区内部存在收敛特征,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工业化进程是影响经济收敛的重要因素。 汤学兵和陈秀山［10］将中国分为八大区域,研究得出1978-2004 年间中国各地区经济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而八大区域各自内部存在收敛;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水平对经济收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董亚娟和孙敬水［11］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贸易依存度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以缩小地区差距。
上述文献研究多集中于描述和解释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到20 世纪末的地区差异状况,而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不变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2000年不变价人均GDP的1.5 倍1,在这高速发展的10 年间,地区经济差异变化趋势如何? 前人研究得出影响地区差异的因素在当前是否适用? 本文将在梳理上述文献的基础上, 着重研究2000年以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2内生增长理论的MRW模型
2.1 模型设定
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基于MRW框架建模, 参照Mankiw［12］,设生产函数为:
式中,Y代表产出,A、K、H、L分别代表技术水平、 实物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μ 分别代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弹性, 三者均大于0 且满足 α + β + μ = 1。,O代表贸易依存度,I代表工业化发展水平,G代表政府支出水平, 三者是影响技术水平的因素,α1、α2、α3表示各因素的弹性。 Lt= L0ent,n表示人口增长率,g表示技术进步率。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方程分别为:
Sk、Sh分别为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率,δk、δh为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折旧率,假定 δk= δh= δ。 人均产出为yt= Yt/Lt,人均实物资本kt= Kt/ Lt,人均人力资本ht= Ht/ Lt,则人均产出表达式为:
综合(2)、(3)、(4)得到人均有效劳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的动态积累方程:
稳态时,人均实物资本为kt*= Skyt*/ (n + δ + g),人均人力资本为ht*= Shyt*/ (n + δ + g),进而得出稳态时人均产出表达式:
(7) 式表明,稳态时,人均产出水平与人均实物投资率、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率正相关,与人口增长率、折旧率负相关。对lny*进行泰勒展开,得到经济增长方程(8):
将(7)式代入(8)式,并化简得到 β 条件收敛的表达式:
γi，t= lnyi，t- lnyi，t － 1表示各省份第t年人均GDP增长率。 Oi，t表示各省份第t年贸易依存度,Ii，t表示各省份第t年工业化水平,Gi，t表示各省份第t年政府支出水平。 ci是各个地区都不同的截距项,ui，t是随机分布扰动项。
2.2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省2011年度统计年鉴,研究对象涵盖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较难获得,故将其排除。
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度量方法如下:
(1) 人均GDP增长率。 以2000 年为基期,对各地区各年份人均GDP数据进行平减,得到不变价人均GDP,并由此计算出人均GDP增长率。
(2) 实物资本投资率。 用各地区各年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支出法计算的GDP比重表示。
(3) 人力资本投资率。 用各地区各年份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的人数表示。
(4) 人口增长率。 用各地区各年份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
(5) 资本折旧率与技术进步率。 参考Mankiw［12］,各省份资本折旧率与技术进步率和为0.05。
(6) 对外依存度。 用各地区各年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
(7) 工业化水平。 用各地区各年份工业总产值占生产法计算的GDP的比重表示。
(8) 政府支出水平。 用各地区各年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表示。
3地区经济差异描述分析
人均GDP σ 指数是描述地区经济差异的常用指标, 它是人均GDP对数标准差,图1 是2000-2010 年间中国30 个省份人均GDP σ 指数变动趋势图。
从图1 可以看出,11 年间30 个省份经济差异在缩小, 人均GDP标准差从2000 年的0.445 下降到2010 年的0.408, 降幅约为8.1%。 这个时期地区经济差异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以前经济差异呈缓慢扩张的趋势, 人均GDP标准差从0.445上升到0.448,约上升0.8%;2003 以后经济差异呈现大幅缩小趋势, 人均GDP标准差从0.448 下降到0.408, 约下降8.9%,除2004-2005、2008-2009 年间基本保持平稳外,其余年份经济差异不断缩小。 进一步,参照汤学兵和陈秀山［10］的做法,将30 个省划分为八大地区2,通过Theil指数分解,考察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变化情况,分解结果见表1。
从表1 可看出,2000-2010 年间中国地区经济整体差异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与 σ 指数结果基本一致。 地区总差异的Theil指数从2000 年的0.115 下降到2010 年的0.058,同时可以看到,地区间差异与地区内差异也不同程度缩小, 地区间经济差异缩小对整体经济差异缩小的贡献最大。 表1 显示,2004 年后地区内差异变为负值,这并非表明各地区内部不存在差异,下面通过8 个区域内部差异变动折线图(图2)和Theil指数分解公式解释这种现象。
由图2 可知, 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各自内部差异在11 年间稳步下降, 南部沿海地区内部差距在11 年间保持负值,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差距在2001 年后也变为负值。 Theil指数分解公式的地区内部差异计算方法是:
pergdpij表示i地区内j省的人均GDP,pergdpi表示i地区的人均GDP,GDPi表示i地区GDP总量,GDP表示全国GDP总量。 若pergdpij/ pergdpi介于0~1 之间,则ln(pergdpij/ pergdpi)为负值。 统计数据表明3,2000-2010 年间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内部均衡发展, 各省份人均GDP基本都占地区人均GDP总量的1 / 3 左右,因此各省份人均GDP占地区GDP的对数值为负,同时,由于两地分处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者对经济影响程度也最大,2000-2010 年间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平均约为20%和15%, 因此可以认为两个地区负的地区内部差异共同拉动了八大地区内部差异值趋于负数。
4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
4.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事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表2 给出了LLC和ADF检验的结果。
表2 表明,除人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力资本投资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外,其余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平稳, 故用非平稳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代替原变量进入模型(9),得到新模型(11):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置信水平为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
Δln Ski，t表示i地区第t年实物资本投资率增速,Δln Oi，t表示i地区第t年对外依存度增速,Δln Ii，t表示i地区第t年工业化发展水平,Δln Gi，t表示i地区第t年政府支出增速, 其余变量含义不变。
4.2 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面板模型有混合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3 种,表3 是Eviews 6.0 运行3 种模型的结果。
根据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 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终模型,模型共有298 个观测数,通过了整体显著性水平F检验,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外依存度增长速度变量通过置信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政府支出水平增长速度变量通过了置信水平为10%的显著性检验, 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DW值表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 2000-2010 年间中国30 个省份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现象。 在控制实物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影响因素后,经济增长率与前一期经济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30 个省份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趋势。
(2) 工业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显著。 这表明进入21 世纪后工业化发展水平仍然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依赖工业部门扩张的局面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工业化水平低下制约着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国家出台“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地区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增长率,缩小地区经济差异。
(3) 实物资本投资率增速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最显著。 这与预期理论分析有差别,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前阶段我国普遍存在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不合理造成的。 李鲁阳［13］指出当前我国最合理的投资率区间为35%~40%,消费率区间为60%~65%。 而计算2000-2010 年间各省平均投资率后发现, 除广东省、 上海市、黑龙江省和福建省外,其余省份11 年间平均投资率均超出40%, 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投资率过高并且不断上升会导致“供”大于 “需”,进而出现最终消费不足、供给过剩、 生产力闲置和库存投资增加的局面,所以投资率增速过快制约经济增长。
(4)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这与之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 沈坤荣［9］指出,教育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会进一步积累专业化人力资本,并通过外溢效应,提高地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率。 现实中,一些落后地区政府为取得政绩,往往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物质生产部门而忽略对教育部门的投入,这种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做法牺牲了经济长期增长率。
(5) 政府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政府支出过多会操纵市场,妨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要素分配功能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市场扭曲,阻碍经济增长。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2000 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进行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基于MRW模型,进一步研究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1) 2000 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经过2000-2003 年缓慢上升的过渡,在2003 年后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经济发展宏观战略做出的一系列调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使我国形成了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内陆地区进入了经济发展快车道, 地区经济差异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不断缩小。
(2) 控制一些因素后,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 β 收敛现象。人力资本投资率、 对外依存度和工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同程度地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实物资本投资率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工业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作用最显著, 实物资本积累率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最显著, 这些因素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 β 收敛。
5.2 建议
(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减少实物投资。 政府应协调好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 杜绝为追求短期政绩而过度进行实物资本投资,应注重投资效率的提高。 同时,各级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等培养潜在人力资本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要为当地企业人才提供优质生活保障,减少其后顾之忧,避免人才外流。
(2) 提高工业化水平。 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地区初始禀赋有关,受比较优势影响,地方政府不能做太多改变,但应该紧跟国家政策,大力扶植自生能力较弱的企业,在不违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尽可能提升工业化水平。
(3) 提升对外依存度。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国家大力提倡释放居民消费力,扩大内需,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内需仍然不足,经济增长依靠外需的现实并未改变,因此,落后地区要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应该提高对外依存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打开外部市场。
(4) 减少政府干预。 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正确定义自己的职能,适度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
摘要：本文基于扩展的MRW模型考察实物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工业化水平、对外依存度和政府支出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0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出现缩小趋势,经济增长存在β条件收敛现象,人力资本累积率、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外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实物资本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政府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正确调控这些因素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异。
中国地区 篇10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地区经济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与此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效率的测算及地区差异问题也逐渐为广大学者所关注,相关研究如赵伟(2005)[1],范爱军、王丽丽(2009)[2],武群丽(2010)[3]等。上述研究对中国地区技术效率的测算及其差异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它们都没有将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框架中,而忽略能源和环境因素计算出的技术效率,不能准确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已成为我国当前以及未来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从能源和环境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近年来,已有学者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这种坏产出的条件下重新考察中国的技术效率问题,相关研究如王建喜、屈小娥(2011)[4],王海宁(2011)[5],李伟娜、金晓雨(2011)[6],涂正革(2008)[7]等,但这些研究均是针对中国地区工业行业的,而针对中国省区开展相关研究的文献却极为罕见。为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拟利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方法进行中国省区的环境技术效率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随机收敛检验方法来判断中国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差异在长期会不会消失,从而确定其收敛性和共同趋势。
2 中国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2.1 方向性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
经济活动往往会伴随污染物的产生,环境技术即反映了这样一种同时包括“好”产出和“坏”产出的特殊投入产出技术结构。它可以表示为如下生产可能性集合:
P(x)表示决策单元(省份)使用N种投入x=(x1,…,xN)∈RN+所得到的M种“好”产出y=(y1,…,yM)∈RM+以及I种“坏”产出b=(b1,…,bI)∈RI+的生产可能性集合。
环境技术给出了既定条件下,最大产出y扩张,最小污染物排放的集合,即给出了环境产出的可能前沿,但生产可能性集合P(x)无法借助传统的Shephard距离函数来计算。不同于传统的距离函数, Fare等(2001)[8]根据Luenberger短缺函数的思想,构造了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g=(y,-b)为产出水平扩张的方向向量,它表示在给定投入x的情况下,好产出y成比例地扩大,“坏”产出b成比例地收缩,β为方向性距离函数值,即好产出y增长、“坏”产出b减少的最大可能数量。方向性距离函数值衡量了生产者相对于前沿环境技术水平的差距即非效率的程度,其所设定的方向向量要求“好”产出与“坏”产出都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同比例地分别增加和减少,而传统的Shephard距离函数只是尽可能多地成比例扩大“好”产出和“坏”产出,而没有考虑减少“坏”产出。二者的差别可以由图1反映出来。
对于一个产出观测点A, 由Shephard(1970)的距离函数得到的产出极限是C, C点虽然是有效率的, 但同时也增加了“坏”产出b. 与此相对照, 由方向性距离函数得到的产出极限是B. 方向性距离函数要求A按着方向向量g=(y,-b)增加y, 同时减少坏的产出b到达前沿B.
类似于Fare(1957)[9]定义的传统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可定义为好产出的实际产量ytk与环境技术结构下的前沿产出量(1+β)ytk的比率,即1/(1+β)。环境技术效率刻画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取值区间为(0,1),数值越接近1,说明环境技术效率越高,环境与经济发展越协调;数值越接近0,说明环境技术效率越低,环境与经济发展越不平衡。与传统技术效率不同,环境技术效率不仅可以反映投入、产出和污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即方向向量的结构),从而能较全面地描绘现实生产与理想社会的差距。
环境技术效率不仅反映实际“好”产出与最大“好”产出的差距,也反映实际“坏”产出与最小“坏”产出的差距。由此可见,若要得出环境技术效率,就必须计算出参数β,而β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线性规划得到:
其中,yt,k′,-bt,k′表示
2.2 样本及相关数据的说明
本文分析样本为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了行文方便统称为省区,海南和西藏由于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未包括在内,按照通常做法,本文将重庆相关数据并入四川计算。在地区的划分上,本文采用通常的四大区域划分方法,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本文省区期望产出水平用GDP数据表示,其中1985～2008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2010年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工业废气中SO2和工业废水中的COD是我国环境管制中的典型污染物和主要控制对象, 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 选择SO2和COD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本文投入因素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和能源。其中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处理,劳动力L采用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公布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人力资本H为人均受教育年限,用陈钊等(2004)[10]的方法计算得来,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能源投入用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来衡量,相关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3 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上述模型及相关数据求得中国各地区1985～2010年的环境技术效率值,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了部分年份的数值及1985～2010年的平均值,结果见表1。
注: 本表数据由LINGO8.0软件计算得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值为其所包含省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平均值。
由表1可以知,总的来说,1990年以后中国省区环境技术效率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由1990年的0.725下降到2010年的0.630,说明中国提高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就四大区域的比较来看,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平均环境技术效率分别为0.825和0.801,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661。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环境技术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0.642和0.483。主要原因是,相比之下,沿海和东北地区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技术创新活跃,多发展附加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现代服务业,技术效率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水平低。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资源禀赋较高,其发展也多集中于重化工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由于技术设备的落后,这些行业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都较为严重,这对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借鉴涂正革(2008)[7]、李国柱(2007)[11]的方法,本文依据表1中各省区环境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对中国省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模式进行了如下五类划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经济发展高度协调地区仅有上海、福建,这说明两地相应年份的环境技术处于或接近效率前沿面,其经济发展达到了资源投入少、产出水平高、污染排放低的理想状态,是环境效率的“最佳实践者”。经济发展较协调地区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四川、辽宁8个省区,除湖北和四川外,其余省区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不协调地区包括山东、安徽、湖南、吉林、黑龙江5个省区,不协调地区仅有河北和河南两省,而极不协调地区则有内蒙古、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区。由此可见中国28个省区中有18个省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衡状态,而这些省区绝大多数都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这表明我国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产出水平和产出效率低上,更表现在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上。
环境技术效率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近年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总体呈现扩大趋势,那么我国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差异变化如何?是否也呈现出扩大趋势?本文将利用随机收敛方法对此加以检验。
3 中国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随机收敛性检验
3.1 收敛的随机检验方法
为了研究经济增长的收敛,Bernard和Durlarf(1996)[12]在经济变量(如人均产出)序列线性确定性趋势和随机性趋势的假定下,给出收敛和共同趋势的定义。
收敛:对于p(p=1,…,n)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变量,如果有
其中,It为t时刻的信息集,则认为这p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变量存在随机收敛。
由收敛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变量差异将会随时间趋于无穷而接近于0。若两个国家或地区存在收敛关系,则两者的相关经济变量将以向量[1,-1]的形式协整。另外,若变量序列为趋势平稳,则每个地区有相同的时间趋势。
共同趋势:对于p=1,…,n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变量序列yp,t,若
其中,
共同趋势的经济意义是t时刻经济变量的长期预测值成比例变化。在技术上,具有共同趋势的序列之间有r(0<r<p-1)个协整关系,受p-r个共同冲击的影响,且其协整向量的形式为[1,-α]。
通过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研究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变量收敛性的关键在于确定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关经济卞量的协整关系。当变量序列协整关系的个数r等于p-1时,各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变量增长有收敛趋势。当变量序列的协整关系个数r小于p-1时,则各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变量增长不存在收敛趋势,只有p-r个共同趋势。
3.2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在进行随机收敛检验之前,利用ADF检验来判别各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序列的平稳性,结果见表3。
注: 本表结果由Eviews6.0软件计算得出;检验类型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其选择依据是AIC 准则和SC准则;10%和1%显著水平临界值分别为-3.260 和-3.806。
从表3可以看到,各地区ADF检验值均大于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而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水平的临界值。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各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序列是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采用Johanson方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从而判断四大区域内部和四大区域之间环境技术效率差距的收敛性和共同趋势。通过把各大区域内所有省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加总求其算术平均值,再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内部和四大区域之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来判断各自环境技术效率的收敛性,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到,通过对东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当r=8时,出现第一个不显著的迹检验统计量,这说明东部省区环境技术效率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个数r=p-1,根据Bernard和Durlarf的理论,可知东部地区内的环境技术效率差距在长期存在收敛趋势。 对中部地区而言,当r=4时,出现第一个不显著的迹检验统计量,所以中部6省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序列之间只有4个协整关系,其协整关系的个数r=4<p-1=5,这说明中部地区内部的环境技术效率在长期没有收敛趋势,只有p-4=2个共同趋势。同样,西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在长期也不存在收敛趋势,只有3个共同趋势。另外,由表4可知,我国东北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收敛趋势,而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区域之间则不存在环境技术效率的收敛趋势,只有2个共同趋势。综上所述可知,我国东部和东北地区内部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差异较小,并且在长期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就全国总体来看,中国省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差异较大,在长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和滕建州、梁琪(2006)[13],彭国华(2005)[14]等学者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趋势的判断大体一致,由此可以推测,环境技术效率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 *(**)表示在5%(1%)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其中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是AIC和SC准则;本表结果由Eviews6.0软件计算
得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模型对我国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 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我国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随机收敛性,主要结论如下:①我国地区环境技术效率从1990年以来总体上呈现恶化趋势,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大多数省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处于失衡状态,我国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任重道远。②我国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在长期呈现收敛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则不存在收敛趋势;就全国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区域之间的环境技术效率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四大经济带的环境技术效率增长受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这说明尽管东部和东北内部省份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差异在缩小,但从全国来看,各地区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差距有扩大趋势,这和我国当前地区经济差距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上述结论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我国省区特别是中西部省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立足本地优势,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旅游产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其次,要鼓励技术创新,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投入力度,同时要不断对企业技术设备进行改造,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设备的性能,减少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再次,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地区间的体制障碍和技术壁垒,促进各种生产管理经验的交流和技术的扩散,以遏制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恶化,并缩小地区间的技术差距。最后,要通过明晰资源产权问题,推进排污权交易制度,并把资源节约利用与环境保护纳入企业评价与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等途径不断健全资源环境管理制度,以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中国心，中国芯 篇11
几个斯文的读书人在CCTV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上，面向全国观众唱响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尽管他们的声音那么“稚嫩”，大家却从他人认真的眼神里看到了真诚、坚持和喜悦。
他们就是邓中翰和他的团队。他们曾离开祖国出外求学，曾在世界知名的大公司里拥有一席之地，却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毅然回归，艰苦创业，创下骄人的业绩。
六年前，而立之年的邓中翰在大洋彼岸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欣喜雀跃。吃饱饭了，该回家做事了!他放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带着他的团队回到祖国，在北京中关村一个小仓库里开始创业。最初的日子里，邓中翰创建的中星微电子公司遇到了资金缺口的严重问题。邓中翰等四个创始人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和股票，筹措资金进行“中国芯”的研发。
2001年3月，第一款芯片——“星光一号”研发成功，并打进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巨头企业。经过不断创新，至2005年夏天，“星光五号”也已经推出，而“中星微”已拥有40多位从硅谷归来的科研人员及500多项专利。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功募得8700万美元，成为首家登陆纳市并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厂商。
中国地区 篇12
在国内有关汇率变动对地区国际贸易影响方面,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研究汇率变动对一国或者一个省、市的研究。 陈志昂 ( 2001) ,黄燕君、孔庆侃 ( 2007) 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呈正相关关系,但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呈负相关关系。王春平、刘传哲 ( 2007) 采用1978—2005年年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山东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山东省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各不相同, 各地区出口对汇率反应也可能有所不同。为此,本文试图从地区差异的视角去探究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各个地区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地区带来的影响,分析国内各地区面对的国际贸易的问题,把汇率变动的影响具体到地区上, 对国家发展总体宏观把握和各地区战略发展都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1中国各地区出口贸易基本现状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 ( 自治区)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市 ( 自治区) ;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市 ( 自治区) 。在国际出口贸易方面,三大地区更是呈不同的特点,见下图。
由2000—2014年的数据可见,在出口总额方面,除了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我国三个地区出口均相对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出口总额基本上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由2000年2283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19679. 74亿美元,中部地区由2000年133. 68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1880. 38亿美元,西部地区由2000年低于100亿美元到2014年1867. 33亿美元, 可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都不断加深,对外贸易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都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 中国经济信息网经济统计数据库。
此外,在出口比重方面,三个地区在近10年来出口比重变化不大。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劳动力丰富等有利因素,出口比重最大,占据我国出口总额比重的80% 以上; 中部地区在近10年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4% 到9% ; 而西部地区,由于政策支持、资源开发不断加深、资源出口量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的出口比重呈小幅上升,由起初的3. 0% 左右的比重上升到7. 97% 的比重。
总的来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总的出口额均呈上升趋势,三大地区占据的出口比例基本不变,东部占据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中部次之,但西部近年来,特别是2006年政府开始大力支持西部发展以来,西部出口比重大幅增加。
2研究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汇率变动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采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该理论由经济学家Linder提出,Krugman进行发展和最终形成理论模型。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规模递增和贸易成本为正的环境下,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拥有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将会对商品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是本国或者本地区在满足自身需求外还能对其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即出口国或地区内部市场需求是其出口贸易的重要前提之一,一国或地区特定产品的内部市场规模大小决定着其在该产品出口上的潜在优势大小。
本文在研究地区划分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不同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将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建立如下的模型表达式:
其中,EXit表示i省 ( 直辖市) 在t时间的出口额,Yit表示i省 ( 直辖市) 的国民总收入,reert表示t时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由于考虑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能会对i省 ( 直辖市) 出口有滞后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t - 1,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1数据选取和初步处理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以及希望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加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对变量数据的具体选取和处理如下。
( 1) EXit,各省 ( 直辖市) 的出口额,并同时把中国大陆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归类,进行分类讨论。收集2000—2014年各地方的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由于这些出口数据均以美元计价,因此先利用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把这些出口数据均换成人民币计价的数值,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所得出口数据取对数。
( 2) Yit,各省 ( 直辖市) 的国民收入,但是由于国民收入没有月度数据,因此将用各省 ( 直辖市) 的工业增加值来替代,同样收集2000—2014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并把中国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划分归类,分类讨论。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把这些数据进行取对数。
( 3) ree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本文将探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地区出口的不同影响,数据来源是BIS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同样收集2000—2014年月度数据,并调整到以2005年为基期,同时对所得数据取对数。
2.2实证结果
本文在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时,使用Maddala and Wu ( 1999) 提出的ADF - 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利用Eviews6. 0软件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可见, 在 ( C,T,0) 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类模型下, 东、中、西部三地区的出口额均在1%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出口额是平稳性数据。而在 ( C,0,0) 只含有截距项的检验类模型下,东、中、西部三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一阶差分值均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这些变量数据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可见,被研究的变量数据中是平稳性数据或一阶单整序列,面板数据是平稳的,排除模型伪回归的可能性。
在运用面板数 据模型进 行回归估 计时,本文利用Eviews6. 0分别对地区划分的3个地区的方程Hausman检验, 结果显示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各方程回归的结果见下表所示。
注: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圆括号内为 t 值。
3研究结论
第一,三个模型显著有效。东、中、西部地区的三个回归方程均通过F检验,表明模型显著有效。
第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均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这三个地区的出口经济,但影响大小各不相同。 其中,西部经济发展对西部自身出口影响系数为三大地区中最大,为0. 105,东部地区的自身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对各 自出口情 况影响系 数相近,分别是0. 092和0. 090。
这主要是由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结构特点造成的。西部经济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和资源出口贸易为主; 而东部地区经济由于自身发展比较悠久、发展较为完善,经济结构多样化、合理化,可以依靠内需和外需两条腿支持东部经济发展和消耗; 而中部经济则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重工业和农业是中部经济的传统优势行业,而这两类行业主要还是以内需为主。
第三,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 人民币升值) 对东、中、西部地区出口经济均起到抑制作用,但是抑制作用的大小各不相同。
西部地区受人民币汇率影响最大的主要原因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有关,西部地区由于地势较高、地形复杂,且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不利于农业和商业发展,但它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西部地区经济主要以矿产资源挖掘和出口为主,但又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与东、中部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商品出口主要依靠低廉的价格,当人民币汇率变动必然将削弱西部地区商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西部地区经济受人民币当期汇率影响最大, - 1. 861。
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加上经济发展较早,东部的国际贸易经济相当发达。但由于我国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发达国家仍较为落后,我国东部地区出口行业主要还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依靠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当当期人民币汇率变动,东部地区有如此巨大的出口额,同时这些出口商品的议价能力又相对较低,因此人民币一路升值,也必将对东部地区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抑制效应的系数为 - 1. 293。
而中部地区主要是内销商品为主,因此相对东部和西部经济而言,中部出口经济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在三大地区中最小,为 - 0. 805。
虽然影响系数不同,但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人民币升值对这三个地区出口抑制系数还是不容忽视的,人民币近年来一路走强对我国三个地区出口经济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要引起国家和企业的重视。
第四,上一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经济影响不显著,但是对中部地区出口经济起到抑制作用,而且抑制效应的大小与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抑制效应相近。中部地区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此类别行业的生产周期一般较长,因此中部地区这类别商品的出口一般受到汇率滞后期的影响,较难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作出快速的应对,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结构的特点,却降低前一期人民币汇率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经济的影响。
4政策建议
第一,慎行升值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地区方面,人民币升值对东、中、西部地区出口经济都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像西部这样产业单一的地区,和东部这样劳动力密集型的地区,出口经济受阻,地区产业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地区社会安稳也将面临挑战。因此,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谨慎使用人民币升值政策,尽量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第二,政府应加大力度,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地区产业链整合,并促进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从而降低汇率变动对行业出口和地区出口贸易的冲击。在地区方面,政府可继续加大对各省、市、直辖市的政策支持,完善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同时促进各地区间的合作,使地区间达到优势互补, 产业多样化,从而减少汇率变动对地区的出口经济的冲击。
第三,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特别是金融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对汇率风险的认识,同时大力开放多种可靠的汇率避险金融产品,帮助各行业和各地区的企业减少面对的汇率冲击。
第四,对于各地企业,特别是西部资源行业、东部传统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应提高汇率风险意识,帮助各地和各行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各企业也可加大与行业协会、 金融机构等的合作,并成立相应的风险控制部或战略部,购买适当的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产品,随时控制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各地区和各行业内的企业也应努力开辟新市场, 扩大出口范围。企业要根据国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主动调整企业面对的市场结构,从而抵消一部分汇率风险。例如像纺织类商品,一直以来主要的销售市场都集中在欧美,当人民币相对于欧元、美元升值时,这行业内的企业将会很被动, 还有像西部地区出口合作伙伴也相对单一,这样地区经济面临风险就会比较大。因此,这些企业可尝试开拓更多市场, 分散出口商品面临的汇率风险。
摘要：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出口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均对自身出口有显著影响,并呈现正相关,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均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这三个地区的出口经济,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对东、中、西部地区出口经济均起到抑制作用,但作用大小各不相同。
关键词：汇率变动,地区差异,出口贸易,面板模型
参考文献
[1]陈志昂.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4):45-50.
[2]黄燕君,孔庆侃.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9):36-40.
[3]王春平,刘传哲.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山东出口贸易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2):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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