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虫基因（通用6篇）
抗虫基因 篇1
银棉2号
银棉2号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邯郸农业科学院和北京银土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高产、抗虫、抗病三系杂交棉品种。2003年参加国家棉花品种区试, 2005年获得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同年3月通过国家审定。该品种为我国第一个双价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 解决了棉花常规杂交制种中存在的成本高、纯度难保证等问题, 克服了三系杂交棉中胞质不育与产量呈负相关的难题。适宜河北东部和南部, 山东、河南东部、北部和中部, 江苏、安徽淮河以北, 天津、山西南部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等黄河流域棉区作春棉品种种植。
银棉8号
银棉8号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北京银土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转抗虫基因中熟三系杂交一代品种。已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符合国家棉花品种审定标准, 通过审定。适宜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东部、安徽淮河以北、山西南部以及陕西关中地区春播种植。
抗虫基因 篇2
[关键词] 抗虫棉；害虫；特征；防治
唐河县是一个产棉大县，常年植棉面积50万亩左右。从1995年开始引进种植转B.t基因抗虫棉（以下简称抗虫棉），2001年后，基本上普及了抗虫棉。为了掌握抗虫棉田主要害虫的发生规律及新型农药的化学防治技术，近年来采取定点观察与大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棉田主要害虫的发生消长规律进行系统调查，并做了相关新农药防治棉花害虫的药效试验，初步掌握了抗虫棉主要害虫发生变化特征和综合防治中高效低毒农药的选用技术。
一、抗虫棉田害虫的发生特征及防治策略
唐河县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东部，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适宜多种害虫发生，据统计，常年因棉花害虫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000万元以上。过去种植非抗虫棉时，减产损失达到28.5～65.2%，虫害大爆发年份，造成绝产无收。普及抗虫棉品种后棉田虫害了发生新变化。
1.棉铃虫
20世纪70年代前，棉铃虫发生危害较轻，随着农田生态条件的变化及长期单纯依靠化学农药防治棉铃虫，抗药性种群不断积累增多。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加重，90年代持续大发生，有的年代或世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爆发，二代百株累计卵量达到几万粒，防治不好的棉田，造成绝产。换种抗虫棉后，由于抗虫棉体内含有对棉铃虫有毒的毒蛋白，使棉铃虫幼虫取食抗虫棉组织后很快死亡，抗虫棉田幼虫存量显著减少。大田对比调查表明，抗虫棉比非抗虫棉幼虫存量降低78.2%，所以更换抗虫棉品种后，有效的控制棉铃虫爆发危害，一般轻发生程度不需要施药防治。但必须明白抗虫棉不是无虫棉，转基因抗虫棉的抗虫性在时空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一般在中后期，棉株整体抗性水平下降，往往三、四代发生较重。另外棉铃虫食性杂，寄主多，换种抗虫棉后，棉田幼虫量显著降低，但是其他寄主作物上幼虫量仍然很多，这些适生寄主作物面积的大小对棉铃虫的发生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生产实践上，应结合实际，搞好调查，根据害虫发生情况掌握合理的防治指标，适当喷药单治或兼治。在虫情较轻年份对棉铃虫无需用药防治，尤其是棉铃虫不是大发生程度，二代不需施药单治，三、四代应结合防治棉蚜和棉叶螨进行兼治；棉铃虫大发生时，对二代要适当施药防治，重点保护棉株顶心，对三、四代棉铃虫应注意施药防治，重点保护蕾铃。
2.棉蚜
调查结果表明，抗虫棉和非抗虫棉上的棉蚜发生消长规律基本一致，蚜株率和蚜量差异不显著。全年均出现两个发生高峰，第一次发生为害盛期在5月下旬～6月上旬，又称“苗蚜”期，第二次发生为害期在7月中下旬，又称“伏蚜”期，棉蚜发生为害盛期内，两类棉花都必须施药防治。在大田生产中，由于抗虫棉田用药次数与用药量大幅度减少，失去了对棉蚜的兼治效应，从而棉蚜呈现加重趋势，成为抗虫棉田的重要防治对象。
3.棉叶螨
抗虫棉和非抗虫棉上棉叶螨发生消长对比调查结果表明，两类棉田棉叶螨的发生期、发生量和蔓延速度无明显差异，发生为害严重期均出现在6月上、中旬，6月下旬～7月上旬，7月下旬～～8月上旬，干旱年份发生为害特别严重，说明抗虫棉对棉叶螨种类数量消长并无直接影响。
4.棉盲蝽蟓
过去种植非抗虫棉时，由于防治棉铃虫等害虫频繁施药兼治了棉盲蝽蟓，改种抗虫棉后，棉田用药次数明显减少，近年来棉盲蝽蟓已上升为棉田主要害虫，发生危害程度特别严重。棉花中后期，特别是靠近果园、树林的棉田，如果不注意查治，蕾铃大量脱落，棉株疯头破叶，严重影响棉花产量和品质。
5.烟粉虱
近几年，随着抗虫棉的大面积种植、气候变暖及温室大棚蔬菜面积的扩大，棉田后期烟粉虱发生危害呈加重趋势，特别是2008年8月下旬～9月中旬，烟粉虱一度猖獗，成、若虫刺吸棉花汁液后，受害叶褪绿萎蔫或枯死，对棉花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了较大影响。根据观察，棉田烟粉虱在8月中、下旬虫量上升明显，9月上、中旬虫量达到高峰。注意这些新发害虫，加强防治非常必要。
二、抗虫棉害虫的化学防治方法
1.棉蚜
苗蚜百株蚜量1000头以上或卷叶率5%以上；伏蚜平均百株三叶蚜量7000头以上，亩用10%吡虫啉或5%啶虫脒1000～1500倍液喷雾防治。
2.棉叶螨
有螨株率5%，百株卵量200头以上，亩用2%阿维菌素乳油2000～3000倍液或20%哒螨灵乳油800～100倍液喷雾防治。
3.棉盲蝽蟓
百株有成若虫5头以上，亩用48%毒死蜱乳油500～800倍液喷雾防治。
4.棉铃虫
2代百株累计卵量30粒或有蟲株率15%～20%或蕾被害率5%或百株初孵幼虫5头；3～4代百株累计卵量60粒或有卵株率20～30%或花铃被害率5%～10%或百株有初孵幼虫10～15头时，亩用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0～1000倍液或2.5%高效氯氟氰菊酯800～100倍液喷雾防治，发生严重时，可用以上药剂混合毒死蜱进行防治。
5.烟粉虱
当棉花上、中、下三叶平均单叶有若虫16～20头时（参考指标），可用10%吡虫啉1500～2000倍液或5%啶虫脒15～2000倍液，药液要喷于叶背面，要加大喷雾量，每10天左右喷1次。
抗虫基因 篇3
1植物蛋白酶抑制剂基因
植物蛋白酶抑制剂基因 (PI) 是一种可对蛋白水解酶活性予以抑制的小分子蛋白或者多肽, 能够与昆虫体内蛋白消化酶结合并产生酶抑制剂复合物 (EI) , EI能够缩减或者阻断外源蛋白质所受蛋白酶的水解影响, 确保蛋白质难以进行常规消化;此外, EI还可对昆虫体内过量分泌的消化酶形成刺激作用, 致使昆虫出现厌食的结果。如此一来, 昆虫受日常代谢中的相应氨基酸不足影响, 势必使得昆虫难以有效发育, 迅速死亡。按照作用于酶的活性基团差异及对应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 可把植物中所含PI划分成4种, 分别为:半胱氨酸类 (Cys) 、丝氨酸类 (Ser) 、金属类以及天冬氨酸类 (Asp) , 总计10个族。其中, Cys又可划分成多种不同种类, 分别有PI-I家族、PI-II家族、Bow-man-Birk家族等。PI-I家族、PI-II家族多作用于鳞翅目昆虫, 且PI-II抗虫性要优于PI-I。Bow-man-Birk家族豇豆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则得到广泛推广。Ser与抗虫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这是因为大部分昆虫体内蛋白酶以丝氨酸蛋白酶为主, 且对作物构成危害的昆虫大部分集中于该类群中。而关于植物中的金属类、Asp相关的报道则较少。
2植物凝集素基因
植物凝集素基因 (PHA) 是一种强特异性糖结合活性蛋白, 常见于大部分植物营养器官及植物种子中, 昆虫一旦食用会产生多种不同类型的作用。这些作用可对昆虫吸收营养物质构成影响, 使得昆虫体内细菌增多及产生病灶, 进一步达到抑制昆虫生长、进而将其杀灭的目的。依据PHA结构特征, 可将植物凝集素划分为4种类型, 即全凝集素、超凝集素、部分凝集素以及嵌合凝集素。现阶段, 在作物抗虫育种基因工程中, PHA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已被广泛利用以提高作物对虫害的抵御能力, 此外雪花莲凝集素基因还转入到水稻、土豆、烟草、小麦等作物中以改良这些作物的品质, 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植物都表现出对害虫生长、繁殖的抑制的作用。相关昆虫实验研究证实, 过表达GNA基因的水稻能够显著缩减稻褐飞虱的生存率, 并使昆虫发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延缓。其他相关研究指出, 低含量的GNA反而会促进害虫的生长发育, 因此这要求植物中凝集素应具有较高的浓度, 才能发挥有效的抗虫作用。
3淀粉酶抑制剂基因
淀粉酶抑制剂基因 (αAI) 是一类在植物中十分常见的蛋白质, 在豌豆、小麦等作物中均被发现。αAI能与昆虫α淀粉酶、真菌淀粉糖苷酶相互结合, 对其活性起到抑制作用, 促使昆虫难以对食物中淀粉成分进行消化, 从而影响昆虫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以此来达到抗虫的目的。然而这类基因对细菌、高等植物的α淀粉酶却没有抑制作用。此外, αAI经与淀粉酶相结合产生的EI能够促使昆虫分泌大量的消化酶, 进而使昆虫出现厌食的现象, 导致其发育失常或者死亡。现阶段, 对αAI还未有明确的分类, 相关研究人员在菜豆中将αAI划分成三个种类, 分别为αAI1、αAI2以及αAIL。其中, αAI1可对部分鞘翅昆虫四纹豆象、绿豆象等α淀粉酶起到抑制作用, 不过无法对巴西豆象的α淀粉酶形成抑制。αAI2分离至菜豆野生种内, 其与αAI1在氨基酸序列方面有着近八层的同源性, 其仅能够对巴西豆象的淀粉酶起到抑制作用, 而无法抑制以上αAI1对应抑制的α淀粉酶。αAIL作为一类单链蛋白质, 对所有α淀粉酶豆不存在活性, 介于αAI、凝集素相互间。
4苏云金杆菌毒素
苏云金杆菌作为一种杀虫芽孢杆菌, 结合其菌株的各异生化特征、经由鞭毛抗原属性对应确定的血清型, 可将其划分成30余个亚种, 其杀虫毒性是于孢子形成过程生成的δ-内毒素伴孢晶体蛋白, 作用于双翅目、鳞翅目等昆虫有着良好的杀虫效果, 对应作用机制可能为昆虫食用Bt后, 使离子经由纹缘上皮细胞膜遭受破坏;还有相关研究指出, 昆虫食用Bt后, 可于碱性肠道中被溶解成前毒素单体, 再经由肠道蛋白酶消化降解为含有毒素的多肽, 昆虫肠上皮细胞遭受毒素影响, 进一步产生病变。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将苏云金杆菌毒素抗虫基因导入栽培棉花、水稻, 很好地弥补了用根癌农杆菌介导转化率不足, 转化后脱菌难度大的不足。
结束语
近年来, 在作物抗虫育种方面我国已获取了显著的研究成效, 而借助基因工程获取抗虫性强、抗虫谱宽等的转基因作物势必成为作物抗虫育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 强化基因工程在作物抗虫育种中的有效应用, 积极促进该项事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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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小霞, 李文滨.大豆抗虫基因工程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05, (04) :502-506.
抗虫基因 篇4
关键词：抗虫转基因；产业化；效益；风险
2009年两种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这使得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获得了关键性的进步。到2013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并指责农业部的不作为。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则认为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不应该受制于民意。 这些不断发生的事情无疑使得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事实上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更多的是质疑其安全性。因此现在很有必要讨论一下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本文将从转基因产品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 抗虫转基因水稻带来的效益
（一）抗虫转基因水稻的经济效益
虫害是威胁我国水稻产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每年因为虫害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人民币100亿元左右。我国目前抵御虫害的威胁主要依靠各种杀虫剂的使用，但是农药的使用却加大了我国水稻种植的成本。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以增加产量，减少成本，从而提高种植水稻的经济效益。朱祯认为抗虫转基因水稻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张杰伟等认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大幅度减少了农药使用量，有效控制了害虫的产生，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陈超的研究结果表明，抗虫转基因水稻在增产增收及成本降低方面效果不明显。由于朱桢和张伟杰等观点限于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未进行实证分析，而陈超通过对允许抗虫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安徽和湖北两省实际种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抗虫转基因水稻在增产和降低成本方面效果不明显，因此我们不能片面的得出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结论。
（二）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生态环境效益
我国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会因为其毒性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并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会降低生物的多样性，还会对土壤水源等造成影响，这些影响都会扰乱原有的生物链条。如果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了，那么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从而减轻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带来了生态环境效益。研究者大部分对转基因抗虫水稻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很多研究人员意识到其潜在的生态风险，这一部分会在下文进行具体说明。因此虽然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存在生态环境效益，但是也存在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且这种收益和风险又很难量化，或者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对其进行衡量和估计。因此我们对这种双方各执一词的研究成果一时不能很确切的相信哪一种是正确的。这也是大多数人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的原因。
（三）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社会效益
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在带来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我国农民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每次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打农药上面，如果大量种植抗虫转基因水稻，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一部分农民就可以进城务工，缓解城市用工荒的现象，支持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以减少虫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高单产，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也缓解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耕地不足的问题。
二、 抗虫转基因水稻的潜在风险
（一）抗虫转基因水稻对人体健康存在的潜在风险
因为转基因水稻被人为加入了一些别的基因、病毒或抗生素抗性等基因，那么人们会对转基因作物制成的食品的营养成分，是否含有毒素以及是否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体健康产生怀疑。当前，科学界表明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不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不意味着未来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现其并不不安全的证据。如果未来才发现其并不安全，那将会对我们的后代的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在面对身体健康这方面的疑虑时，人们不会考虑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因为就目前来看，只要国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环生态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可以在不考虑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下可以缓解和解决的。因为这毕竟涉及几代人的健康问题，一旦产生这方面的风险将是人类的一次浩劫。
（二）抗虫转基因水稻对自然环境存在潜在风险
虽然上文中指出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以产生生态环境效益，但是科学研究表明，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过程中将会产生新的威胁生态环境的因素。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造成威胁。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会引起基因漂移和杂草化问题，着将会引起基因在转基因水稻和近缘野生种之间进行流转，这可能会降低生物遗传的多样性。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产业化还会对土壤产生影响，因为其根系和花粉有一定量的抗虫外源基因表达，这会引一定量的表达蛋白进入稻田土壤，而且水稻秸秆还田的的时候会向土壤中释放外源抗虫蛋白，这都会对土壤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虫转基因水稻存在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
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主粮的产业化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的核心知识产权，否则会受制约人，丧失我国的粮食自主权。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发现，中国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折旧意味着一旦中国转基因水稻被产业化种植，中国可能会陷入外国的专利陷阱，丧失主粮的控制权。并且对于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中国是否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也存在质疑。另外转基因稻米存在“留种” 问题，如果进行产业化种植，中国人民将每年必须要面临巨大的购置种子的费用。并且水稻的种子价格是掌握在外国制种公司手中，中国种植户很有可能会面临种子价格上升问题。如果外国将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收益将流向外国跨国集团，国家主权受到威胁。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在带来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时，也存在威胁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潜在风险。由于我国没有完整的综合评估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系统和模型，所以很难对其带来的效益和风险进行评估。因此在这种风险与收益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而且再加上绝大多数公众持反对意见，像个别专家所说的那样，靠政府的强制力来推行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只会使抗虫转基因水稻失去市场，是政府失去民意，因此我认为目前在我国推行抗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时机尚不成熟。（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超.关于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若干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8（4）
[2]蒋高明，李宵. 试论转基因主粮产业安全与风险[J].工程研究，2010.6（2）
抗虫基因 篇5
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农业大国, 粮食生产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同时, 我国农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主要作物的病虫害逐年加重, 自然灾害频繁, 大量喷施农药造成环境污染, 危害着人类健康, 难以真正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在所有农业投入要素中, 种子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新品种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巨大, 农民常将增加种植业收入的希望寄托在优质农作物品种的使用上。转基因生物技术是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前沿技术, 是21世纪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当前, 转基因技术正在领导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推行为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截至2008年, 全国生物技术作物种植面积达380万公顷, 在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种植面积中居第6位, 目前仍是世界最大转基因棉花种植国之一[1]。转基因棉花产业化种植的成功推行, 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而且突显出转基因种子市场在我国产业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从一开始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转基因种子市场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的重要环节, 直接体现了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的市场价值, 因此, 转基因种子的安全管理和市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1995年种子产业化以来, 棉种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育种科研体系初步建立, 农作物新品种培育速度明显加快, 品种更换由原来的10年缩短到6～7年[3], 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种子生产正在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 商品种子生产、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我国棉品种进入了以抗虫棉为主导的第7次更换阶段, 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获得大规模应用, 其中国产抗虫棉占我国抗虫棉种植面积的95%以上, 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科研创新能力强、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特征、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企业茁壮成长, 其中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以下简称《种子法》) 颁布实施以来, 种子管理步入法治轨道, 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我国棉花种子产业从转基因种子研制发展到产业化种植,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安全评价、市场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的建立对转基因作物研发和产业化的有序推进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种子行业由国有种子企业专营、垄断到大量民间资本快速进入种子行业, 种子市场空前活跃, 转基因种子的流入更是促进了种子事业的繁荣。但是, 由于种子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缺乏足够的监管知识和监管经验, 农民对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种子市场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再加上市场机制不完善, 配套制度不健全, 形成了市场放开后的制度真空, 导致一些地方种子市场交易无序, 种子质量事故时有发生, 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 破坏了市场秩序, 阻碍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推行。因此, 进一步掌握农民对于转基因种子市场的认知和态度, 梳理转基因种子市场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限制性因素, 寻求适合中国种子市场发展的、操作性较强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的法制模式成为推进建设转基因种子市场法治、保障转基因种子市场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
2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
1998年3月,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核心技术“编码杀虫蛋白质融合基因和表达载体及其应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并于2001年12月获得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PTO) 和中国知识产权局 (SIPO) 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5]。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创造了一大批转单、双价基因抗虫棉种质, 累计培育成功46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
当前我国棉花种植2/3是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已从2001年的167亿平方米增加到2004年的370亿平方米, 超过我国棉花种植面积的2/3, 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占60%左右。农业转基因生物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手段获得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为了防范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存在的潜在风险,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评价则是实施安全管理的核心。2002年7月第1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 到2005年6月召开的第2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上, 选出74位专家负责对我国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评价, 并发放176项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转基因抗虫棉、耐贮藏番茄、改变花色的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和线辣椒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原来涉及转基因技术研究、检验检疫、环境保护、贸易等专业领域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食用安全、环境安全、技术经济和相关法规管理等方面。
3 我国转基因种子市场监管现状调查与分析
3.1 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 选择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区域, 对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多个自然村的农民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第1期调查选在山西的永济市卿头镇和山东的武城县并收集调查数据: (1) 访问了84个农民, 每个县4个村, 每个村20户; (2) 召开了12个村级小组访谈会, 每个县4个村, 每个村3个焦点小组访谈:分为有经验的种植农民小组, 贫困农民小组和村委会干部小组; (3) 访问了9个县级政府部门和种子公司及个人。第2期调查地点为河北省河间市的3个自然村及南区两个自然村。共发放问卷170份, 回收165份, 有效问卷163份, 有效回收率95.9%。所有问卷由被调查者当场填写, 当场回收。将有效问卷的题目答案量化后输入计算机, 核对数据, 用spss13.0软件分析处理。
3.2 调查结果
表1是本次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与学历方面的情况统计。
3.3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大致分析了解到:
3.3.1 农民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的认知缺乏了解
山西永济和山东武城地区的农民从1995年起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 已有10多年历史。农民虽然认为转基因棉花具有抗虫性强、产量高、省工省时和节约成本的特点, 但农民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转基因棉花的概念。了解转基因棉花的途径75%的农民通过以下方式: (1) 从购买种子的包装袋上了解; (2) 通过电视广播途径了解; (3) 通过种子销售商推荐了解; (4) 农技人员的宣传了解。农民对转基因棉花和抗虫棉的概念认识模糊。近半数的农民认为转基因棉就是抗虫棉, 近1/5的农民认为转基因棉和抗虫棉存在显著差异, 1/3的农民说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农民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缺乏认识, 也不太关注此问题。20%的农民不知道转基因棉花生产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没有影响;70%的农民认为转基因棉花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10%的农民认为有好的影响, 因为转基因棉花生产不用喷药, 对环境应该是有好处的。
3.3.2 农村基层对种子市场管理制度的认知不够
农民对与种子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认识十分有限, 91.4%的农民不知道或不关心有哪些与种子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 农民了解制度的渠道不畅通; (2) 农民认为法律制度不太重要。只有8.6%的农民通过电视和收音机渠道听过种子法和农业法, 至于具体什么内容则很难说清。农民反映现在种子市场的执法力度不严, 有假冒伪劣种子充斥市场。贫困农民希望质检部门能够严格按照种子的相关制度对市场上种子的质量进行检查监督, 规范种子市场, 让农民都能够买到真种子。农技人员对种子相关制度的了解不多。有的只知道部分制度的名称或其中部分信息, 但是他们普遍反映种子制度的执行情况不好, 这主要表现在: (1) 执法频率不高, 执法人员很长时间都不下来检查; (2) 执法力度不强, 对经销商经营能力和资格没有很好控制, 有的经销商完全不懂种子知识; (3) 执法方式不好, 只采取罚款的方式处理, 查出的假种、劣种并没有回收或者销毁。乡镇种子经销商对种子制度了解也不多, 相对来说, 种子法是他们了解比较多的一个制度, 还有的对广告法等有一些了解, 有的乡镇经销商也会关注地方政府的一些规定和条例。
3.3.3 农民对种子市场管理的基本态度不明
34.4%的农民完全不知道种子制度的执法主体和管理机构有哪些。65.6%的农民知道种子制度执法主体, 但观点不一, 有的认为是工商行政管理局, 有的认为是农业局, 有的认为是质量技术监督局等等。对于当前种子方面的制度实施和种子市场管理现状, 有74.8%的农民并不十分满意, 其中22.7%的农民认为当前种子市场管理非常混乱, 他们认为种子制度并不符合农村基层现实, 需要修改并完善。要制定对农民有利、能有效制止违法行为、减少农民买到假种子的制度。在被调查的农民当中, 有31.3%的农民认为当前我国种子市场秩序较为安定, 基本上没有什么违法经营行为。但是有68.7%的农民认为违法现象严重, 各类违法现象中, 经营销售假劣种子行为占所有种子违法行为的58.9%。由此可见, 经营假劣种子是当前种子市场中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针对违法现象, 有42.9%的农民认为政府在其中并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监管措施, 他们购买到假种子的风险依旧很大, 只有15.3%的农民切身体验到了政府对种子市场所采取的严格监管措施。由此看出, 政府对于种子市场的管理在农民眼中并未取得较好的效果, 执法手段还需要不断完善, 执法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3.4 农民获得转基因抗虫棉种子的途径和购种环节所关注的内容
农民获取转基因棉花种子主要是通过市场购买、良种补贴、自留种、串换、流动商贩等途径进行。种子经销商途径占30%, 良种补贴途径占40%, 自留种途径占20%, 邻居间相互串换途径占5%, 流动商贩途径占5%。 (见表2)
在经营主体资格方面, 在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 只有39.9%的农民去关注种子经销商的经营资格, 了解种子经销商是否具有种子许可证、代销证和营业执照等证件。而且, 对于销售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经销商, 农民并不知道还需要专门办理转基因种子经营许可证, 可见, 广大农民对转基因种子经营主体市场准入制度的认知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购买种子时, 将近80%的农民一般都是直接购买选定的品种, 并不关心所购种子是否是审定品种。在种子包装方面, 农民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考虑的因素一般涉及到抗病性、抗虫性、发芽率、棉桃的大小、抗倒伏、皮棉产量、采摘难易程度和种子适应性等。其中, 抗病性、产量和抗虫性是农民关注的焦点, 其他因素农民考虑的比较少。农民也将是否是审定品种作为购种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审定品种质量可靠, 抗虫性、抗病性特征突出。
3.3.5 农民的购种行为和解决种子纠纷的策略
在调查中发现, 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的农民中有60%遇到过种子质量问题, 包括种子发芽率低、抗虫性差和产量低等三大问题。棉花种子纠纷分为种子质量纠纷和非种子质量纠纷。种子质量纠纷包括:种子发芽率低、抗病性和抗虫型差、结铃性差、未审定而先推广的品种、二代品种冒充一代品种、偷换品种等情形。非种子质量纠纷包括:非正常气候、病虫危害、栽培管理不当和使用农药、化肥和生物激素不当引起的纠纷。当遇到种子质量纠纷时, 农民一般采取协商和调解方式处理, 协商和调解的成本比较低。农民首先会找种子销售商协商, 如果协商无果, 就可能找村委会出面处理。通过仲裁和诉讼则会导致较高的成本而且费时间, 农民很少会考虑采用这样的形式。农民购买种子时, 78.5%的农民都会向经销商索要发票或者收据, 以此作为种子质量的保证和交易凭证, 便于在种子质量出现问题时向经销商进行索赔。但是也有20.9%的农民在购种过程中经销商没有开具发票或者收据作为交易凭证, 要么只进行登记, 要么什么凭证都没有交付给农民, 一旦出现种子质量纠纷时, 农民的合法权益将很难得到有效保证。当遇到种子质量纠纷时, 74.2%的农民一般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 因为协商的成本相对较低。当种子出现质量问题时, 农民首先会找种子销售商协商, 如果协商无果, 就可能找村委会出面进行调解。有关机构仲裁和诉讼的方式由于成本较高而且解决周期较长, 所以只有1.2%的农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种子纠纷。同时, 还有13.5%的农民不会通过任何途径进行解决, 而是自认倒霉, 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便出现了缺失。综合来看, 农民解决种子纠纷通常会有如下几种结果: (1) 经销商补偿种子, 这是销售商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2) 农民自认倒霉, 农民经过与经销商和有关机构的协商后认为解决问题太难, 对种子质量纠纷的解决失去信心, 只好自认倒霉, 不再购买某经销商的种子。 (3) 损失较大或者范围太广, 农民一般会联合起来通过诉讼或仲裁等途径解决。但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 农民可能会通过暴力的方式寻求解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例如经销商违法经营, 生产商以假充真, 当地政府部门不主动维护弱势农民群体的利益, 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等。但是暴力违法的方式不但不能维护自己权利, 还侵犯别人的权益, 后果严重时可能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4 完善我国转基因种子市场有序管理的措施
转基因种子市场涉及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涉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特殊时期, 我们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不断推进农村种子市场法制建设, 完善农村市场经济法治。
4.1 完善农村市场制度体系
完善我国转基因种子市场制度体系, 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现行法律法规系统性不强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4.1.1 改革种子管理体制
将种子经营和种子管理彻底分离, 明确其作为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 强化种子管理部门在转基因种子市场中的职能, 充分赋予其独立的查处权和必要的行政强制权。种子经营主体进一步市场化, 平等参与转基因种子经营活动[2]。
4.1.2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根据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经营许可制度, 严格审查转基因种子经营主体的经营资格, 严格转基因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审核发放。以种子质量管理为重点, 严把转基因种子市场入关, 杜绝不合格经营单位入市。
4.1.3 完善市场竞争制度
建立严格的转基因种子广告审批、标签管理、包装和质量检测、信息披露等制度, 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经营假劣种子等违法行为, 维护良好的市场法治秩序。
4.1.4 建立完善的种子质量认证制度。
杜绝违法经营转基因种子的行为。
4.2 加快农村市场建设
以河间市为例, 河间是优质棉产基地, 棉花种植面积为2.3亿平方米。在2008年1月, 河间市转基因抗虫棉栽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被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确定为国家级第六批Ⅱ类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河间市政府、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共同参加建设, 各相关单位实行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相互配合。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河间市以河间市政府副市长为组长, 市委农工部部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为副组长、市农业局、工商局、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等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转基因抗虫棉栽培标准化示范区领导小组。制定了《河间市转基因抗虫棉栽培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年度工作计划》、《示范区激励制度》。明确部门职责。经过三年的实施建设, 转基因抗虫棉标准化栽培示范区已达4000万平方米。667平方米特产优质棉籽123千克, 每667平方米增收675元, 3年累计增收6127万元, 用药成本下降了35.3%, 产品商品化率达到了100%。投资收益率达到了85%, 示范区内农业标准化覆盖率达到了92%。加快了农村市场建设, 促进转基因种子市场和谐发展。通过重视并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促进农村大市场的形成, 大幅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转基因种子市场, 进而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经济基础, 为现代农业生态文明的建立提供良好土壤。
4.3 改善种子市场执法机制
改善种子市场执法机制是实现转基因种子市场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农业执法是依法治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决种子市场执法体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 必须培育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农业执法队伍, 明确工作职责, 理清职责权限, 强化部门内部和部门间的协调, 建立起机构设置合理、运行高效便捷的综合性种子执法机制。在种子执法队伍建设方面, 既要壮大执法队伍, 也要注重执法队伍素质培训。经常组织执法人员参加有关法律法规培训班、学习班,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 提高广大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同时建立种子执法评选考核机制, 完善考核办法, 组织有效的考核督查, 加强执法队伍的内部约束。在执法模式选择方面, 要建立专项检查机制。以转基因棉花、水稻等主要作物种子为重点, 以种子质量、标签标注、经营许可等为主要内容, 开展专项检查, 及时通报检查结果,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等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建议组建部门间协调机制, 制定部门间农业执法协调工作办法, 统一部署加强部门协作, 积极开展联合执法, 提高执法效能。
4.4 加强农村普法和法律服务机制建设
加强农村普法和法律服务机制建设是实现转基因种子市场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转基因种子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是改善转基因种子市场秩序的重要前提, 完善的市场法律服务体系是建立转基因种子市场法治的重要保障。只有市场主体的法律素质得到提高, 并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机制, 转基因种子市场法治化进程才能有序推进[3]。
4.4.1 要在基层转基因种子市场大力开展普法教育
畅通法律知识宣传渠道, 加强对转基因种子市场主体的民主法治教育, 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 在转基因种子市场交易过程中提高守法的自觉性,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面向农民普法的宗旨和目标。法律服务人员应深入到农村基层、农民当中, 围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来开展法律宣传、咨询和服务, 增强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4.4.2 要加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了我国的法律服务需求仍然需要整合现有公益法律服务资源来满足。在法律服务方面, 鼓励社会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法律志愿者、社会律师深入农村基层, 担任转基因种子市场的法律服务人员, 为广大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在法律援助方面, 乡镇司法所或司法助理员可以发挥其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村纠纷等优势, 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也可以设立公益法律服务站, 由法律服务人员向农民提出的请求给予法律协助;在法律援助体制方面, 可以适当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社会化程度, 采取政府财政拨款为主, 设立援助基金, 通过接受社会捐助、受益人分担部分费用等多种渠道筹措法律援助资金, 为广大农民获得法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CL IVE J.2008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第一个十三年 (199622008) [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2009, (2) :1210
[2]刘旭霞, 余桢.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法律问题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1092114
[3]母玉婷.浅谈我国转基因棉花种子管理[J].北京农业, 2008, (12) :14216
[4]Clive James.2009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2010, 30 (2) :1-22
[5]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M].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0
抗虫基因 篇6
1 强化种子质量管理
1.1 规范制种程序。
抓转基因抗虫棉质量的管理重点在种子纯度上。一是制种前与各制种单位签订工作责任状, 建立详细制种档案, 明确制种面积、制种管理、技术指导人员。二是开展制种人员的培训工作, 组织开展棉花生产管理、制种操作规程的培训, 确保制种人员掌握技术、操作不走样。三是制种期实行驻点督察, 逐片逐点检查去雄和授粉质量并在收获后收集样品, 对种子纯度进行检测鉴定。
1.2 实行棉种加工全过程跟踪。
和其他作物种子相比, 棉种加工过程环节多且复杂, 对加工全过程跟踪十分必要。为便于对加工中的棉种进行质量跟踪, 要对所加工棉种从进厂毛籽、半成品 (光籽) 到成品 (包衣籽) 实行分批编号, 且毛籽、光籽和包衣籽的各个批次的编号之间要做到一一对应, 以方便后续质量跟踪。对各批次棉种在酸脱绒工序的氨中和前后分别抽样进行残酸含量、发芽率、生活力等项指标检测, 并作好详细的检测记录, 如发现残酸超标等异常情况则及时调整。所抽取的种样都应为生产线上各批次的流水样, 即在加工装袋时取样, 每袋取50克, 混合后成一标样。酸脱绒后的光籽和包衣后的成衣籽按不同批次分别堆放, 并按国标要求的各项质量指标建立各批次棉种的质量档案, 以备销售前后的质量跟踪。
1.3 强化种子发芽的检测。
对毛籽、光籽、包衣籽都要进行发芽率检测, 做到发芽率不过关的毛籽不脱绒, 不过关的光籽不包衣, 不过关的包衣籽不包装。值得注意的是, 棉种经过硫酸脱绒后发芽会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需要分期多次检测, 确保达到国标后才能包衣包装。
2 抓好新品种高产示范
2.1 做好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在主产区建立高产示范区是做好新品种推广示范的最通用的办法, 但做好高产示范区, 使其真正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并不容易。高产既是品种遗传性状的表现, 更是良种良法配套栽培的结果。每个新品种对栽培技术都有不同的要求, 在新品种推广前要加强新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摸清新品种生理生化特征, 重点掌握对肥水的需求规律, 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因种栽培技术。
2.2 加强高产示范方生产技术指导。
高产示范方要布局合理, 交通便利, 且生产基础好。在重点产棉区力争做到县有千亩片, 镇有百亩方, 村有高产田。对高产示范区生产必须加强指导, 尤其是在关键生育期要进行田间指导, 重点抓好合理施肥、化控、用药, 施足蕾铃肥, 化控要轻控多次, 才能获得高产。大力培育技术示范户, 通过示范户带动其他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要经常组织棉农相互观摩, 交流借鉴种植经验, 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使先进的栽培技术、模式迅速得到推广。
2.3 认真组织棉农观摩。
组织观摩是示范推广最为关键的环节。要严格筛选观摩点, 实行分区观摩, 力争扩大覆盖面。在观摩对象上, 要多请植棉大户和技术能手。在组织观摩的同时, 要全面启动广告宣传活动, 确定专人负责, 确保各代理点广告有声音、宣传有声势。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等开展集中宣传, 宣传内容可以拓展到棉花市场行情分析、高产栽培技术指导、典型示范户经验介绍等, 为种子销售造好舆论。
3 建立健全推广网络
为使推广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针对不同推广区域的实际状况, 可以选择不同类型单位作为网点建设, 以加强实际推广效果。
3.1 县级农技推广部门:
在新品种实验示范布置、栽培技术指导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优势。此外, 棉花主产县原有的乡镇农技推广网络依然健全, 并且运行有效, 这更有利于这部分县的推广单位将农业技术服务和新品种推广有机结合, 在新开拓的市场宜选择推广部门。
3.2 县级种子企业:
种子公司一般具备完善的营销网络、专业营销管理人员、相对充裕的流动资金, 在新品种推广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发挥其网络、人才、资金和宣传鼓动优势, 以及在推广过程中相对灵活的营销策略和手段。在有销售基础的地区, 一般选择县级种子企业。
3.3 村级直供:
通过组建棉农生产合作社的方式, 确立可以牵头的生产大户作为联系人, 进行直接供种。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中间环节, 最大限度地让利给棉农。
4 拓宽信息渠道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 棉种市场竞争激烈, 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必须拓宽信息渠道, 依靠信息, 掌握信息。
4.1 及时分析市场动态。
棉花生产的产业链较长, 无论是国际间纺织品的贸易争端还是皮棉市场价格的波动, 都会对棉种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加强对市场信息的预测和分析,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公司才能健康发展。
4.2 充分认识竞争对手。
及时了解对方的发展思路、工作动态、营销策略, 认识对手, 学习对手, 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4.3 充分利用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