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角度分析（精选12篇）
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1
一、当前的货币体系—美元本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虽然国际货币呈现多元格局, 但美元的支配地位并没有改变。它仍是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易的主要媒介, 主要的国际计价货币、外汇市场交易对象和国际储备货币, 还是很多国家制定汇率钉住的主要的对象。因此可称现行的国际货币为美元本位。其特点表现如下:
1. 国际储备资产及国际货币的供给方式:
美元本位下, 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是美国依靠国家担保的信用货币, 它的发行是美联储决定的, 缺乏内在的约束性和国际约束性。
2. 国际汇率的确定:
现行的美元本位, 实行浮动汇率制, 一般采用单独或联合浮动, 再者实行钉住自选的货币篮子或实行某种管理浮动汇率制度。3:国际收支方式:在美元本位下, 理论上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实现国际的收支平衡的调节。但由于政府的干预, 使国际市场的调节能力大大减弱。
现行的美元本位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体系, 是由它的特点所决定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美联储发行的信用货币, 即它具有了国家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的双重角色。但它既没有黄金作为担保, 又没有国际机构的约束, 只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实现本国经济目标时, 它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会影响着世界经济, 甚至会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二、美元本位下国际收支失衡格局的形成
根据目前的世界各经济区域的国际收支状况, 可以把世界分成以下几个经济区域:
第一类:中日韩等亚洲出口导向性国家。
第二类:欧洲、澳洲、加拿大和一部分拉美国家。
第三类:美国单独构成的经济区域。
其中第一类的国家或地区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 于是这类国家的经常项目表现为大量的顺差。第二类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表现为双赤字。下图是美国1995年~2007年经常项目逆差额走势图: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flows and out standings, 1995~2007
美元本位下, 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 从而形成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源向美国转移, 形成了“铸币税”现象。据统计, 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 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在2004年已经降到了10.1%,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已占据了大部分, 这就是美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同时, 美国是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即依靠国内居民“高消费, 低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 加上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 美国不得不对外国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依赖, 因此美国就不得不保持经常项目的逆差。逆差不仅表现在经常项目上, 而且也表现在其资本项目上。据统计, 到2006年末, 美国对外负债余额高达125516亿美元, 对外资产余额95243亿美元, 净对外负债高达30273亿美元, 占其GDP比重已达到22.9%。虽然美国对外负债的状况不断恶化, 但是美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一直高于对外负债的收益率。根据Matthew Higgin (2005) 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 美国所持有的国外资产收益率为4.5%, 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为3.2%。这个收益差使得美国获得正的收益, 产生了巨大的收入流, 这个收入流足以弥补巨额利息敏感负债的对外支付, 也暂时稳定了美国巨额逆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下图是美国新增对外负债图。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flows and out standings, 1995~2007
对第一类经济区来说, 出口可以增加本国的经济收入而且可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他们乐意提供他们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国家实行了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收支上表现表现为经常项目的盈余。以中国为例, 中国现有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势存在。于是第一类经济区域对美国的逆差产生了依赖。第一类经济区对外贸易取得的外汇资产作为国民财富的一部分, 必须对其保值升值。在美元本位下, 作为外汇资产的美元作为信用货币, 必须以再投资的形式返回美国, 为美国提供融资。那么在美元本位下, 国际收支失衡结构就这样形成了。
三、解决建议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提供了温床, 因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展区域化货币合作, 在某一经济区域内实行统一货币, 类似与欧共体实行统一货币, 建立亚洲货币区域、非洲货币区域、南美洲货币区域等, 实行国际货币更加多元化平等化;通过国际协商合作, 进一步改革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使其更加适应21世纪经济的发展;改革目前的国际经济机构, 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 使其更好的实施国际经济监管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志军:美国近百年来的对外负债[J].国际金融研究, 2008年第4期
[2]张纯威:美元本位、美元环流与美元陷阱[J].国际金融研究, 2008年第6期
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2
摘要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作为汉语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中，海外实习是其专业精神、教学技能、专业综合能力发展的起始阶段，也是他们专业认同和专业适应的关键时期。从国内学习和培训到海外实习，专业硕士必须适应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的改变。而要帮助专业硕士在海外实习期间实现专业发展目标，应该进行专业化的实习设计、提供多方面的外部支持、建立跨区域的网络平台。
专业硕士
引言
一、教师的入职阶段
二、职业倦怠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海外实习的问题
四、海外实习中的教师专业发展
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3
我们看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货币，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仍然很低，货币和金融指标增长率远快于真实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到处都是金融系统，到处都是银行，但是真正的增长点在哪里？更糟糕的现象是，在金融机构快速增多的同时，真实经济在持续恶化。
有几个指标可以用来描述扩张的货币和金融部门。首先是全球外汇储备，这是全球基础货币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现在全球外汇储备（包括中国）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这出于何种原因？为何要打造如此多的货币？我们是否用得到？如此多的货币，对实体经济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其他的指标主要来自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全球对冲基金的规模和数量以及主要国家基金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此外还有全球债权市场汇率波动、股票价格商品价格和数量等。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货币量和外汇储量，目前实际的贸易量是低于这个水平的。
可以用几个指标来描述现在显著放缓的实体经济：实际GDP增长率、失业率、财政收入增长、企业的利润增长、实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指标。这其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现象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发达国家实际GDP增长都明显减速，无一例外。
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是在1950年～1973年，从1973年开始就大幅放缓。这个现象，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此外更重要的指标就是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事实证明，美国的量化宽松，并没有提高实际收入的增长，从而也没能有效地刺激消费的增长。
当然，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还有失业率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果一一进行相关分析，都将得到类似的结论：欧洲陷入二次衰落，美国和德国的复苏也非常缓慢。
如何来解释这些现象？我们看到的央行的业务模式是什么？
从国际货币的角度来了解和理解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中央行的业务模式充满玄机。
国际货币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无锚货币。从此以后，无锚货币的国际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中央银行的业务模式。
这种中央银行的基本业务模式是什么？通胀目标、汇率目标、利率货币、货币供应量等，且所有的模式都在不断地变化，而且都会受到无锚货币的影响。有这样两种方式可以让无锚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改变：一是扩大国际基础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客观地说，所有国家的央行都没有办法影响根本的危机或者是经济基本面，我认为央行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参与到市场中去，运用市场手段来进行利率和汇率的调整，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影响和决定汇率和利率。
同时，无锚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低的利率水平，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出现了负利率的难题或者是困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超低利率以及通胀这样的问题。
超低的利率破坏基本的资源和信贷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从而损害了真实经济中的资本投入。过去30年，整个金融资产的增长率是5.5%，但实际经济增长却是平均2.5%。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过剩的流动性和超低利率阻止了对有毒资产和不良公司的淘汰。过去是说大而不倒，而现在的概念可以说是小而不倒。
问题的出路在哪里？第一个出路，创建多体系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及各国中央银行被动累计的外汇储备货币。生活在多元、竞争的时代，在今后10年间我们很难达成共识。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和强劲的欧元来促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是一个出路。当然还有区域层面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以及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4
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力, 一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实施的结果, 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角色和规模日益增长。自2009年以来, 中国政府在开放资本账户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采取的措施。这样一个全面系统, 协调一致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用不同尺度评估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已经取得的进展。
二、货币市场
人民币既可以开展在岸贸易也可以开展离岸交易。在岸贸易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中国外汇交易系统进行, 离岸交易大多在香港银行同业市场上进行。这两种分立的汇率交易能够盛行是因为大陆政府授权人民币交易可以发生在这两种分离的市场上。因此国家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监管相对较少, 离岸市场并没有受到官方直接控制或干预, 相反, 这是对内地资本账户的限制。表1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在岸和离岸的汇率, 尽管我们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缺乏相对的管制, 但是这两种比率自从2010年底已经同步变动了很长时间, 使得这两种汇率的联系更加紧密。从2010年最后一季度开始, 在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后, 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面值升高了。这些措施为:对金融机构的认可, 允许在香港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并, 允许香港银行进入在岸同业市场;推动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货币当局之间互换信贷额度;发行一系列的以人民币计价债券活动。这些措施为双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降低了交易成本。
资料来源:布隆伯格公司
在这段期间内, 人民币的相关活动在离岸市场上十分受限制, 这是由于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在汇率上有显著偏差造成的。这种稳固差距的趋势是一个难题。同样奇怪的是, 这两种汇率的偏差在2011年中期临时再现, 但是这次是反方向的, 离岸汇率明显超过了在岸汇率, 并且这种差别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尽管辨别这些汇率相对活动的背后的因素是超出了我们研究范围的, 但是, 由于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和其多样性贸易环境, 越来越突显出人民币在香港的债券发行和其他金融活动中被使用的数量明显增多。同时, 这也反应了中国政府在选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这些市场无疑有助于人民币的全球化。现在离岸人民币贸易一直受多种管制的限制———限制市场参与选择———最显著的是金融机构。离岸交易对全球使用人民币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段时期规则的变化。
三、在香港的跨境人民币结算
中国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控制方式中有一个主要的优势是它可以通过香港,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 是许多率先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中使用的试点。在2004年, 个人人民币交易在香港发起, 允许香港的居民开设以人民币计价的存款账户。自从那以后很多措施都已到位, 包括允许贸易跨境结算和发行人民币债券。鉴于中国贸易量的快速增长, 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广泛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第一步。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 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 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末,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扩大到930亿美元。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 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已经达到了中国商品和服务总贸易量的8﹪。
这些结算数据被进口和出口打破, 它们是在一个限制的基础上并且表明大部分人民币结算贸易是中国的进口贸易, 这使得外国的出口商易获得交易。反之, 中国的出口很少用人民币结算, 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已经限制了他们的货币量或者不愿意降低他们所持有的资产。对于这种片面的贸易结算形式的一种解释是:这反映了外国贸易者希望人民币长期增值, 然而贸易结算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渠道。这是另一个中国评判经济和贸易的增长的指标, 这将增大对人民币扩张价值的管理难度。
尽管扩展的速度比较缓慢,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起和快速扩张呈现出鼓舞人心的迹象:在亚洲贸易和金融的交易中人民币的前景越来越广阔。然而一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的。第一, 点心债券的发行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狭窄, 大部分债券的发行只限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第二, 大量的发行来自于中国大陆。第三, 各种报告显示人民币结算被主要用于大陆公司和香港子公司的跨境套汇。这些因素暗示, 仍有一些方式使离岸人民币的影响发挥它的全部潜力。
四、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掀起波澜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其他中央银行建立起双边互换协议, 目的是方便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使用。事实上中国在积极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就已经和其他中央银行建立了互换协议。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已经安排东南亚的六个同盟国和早在2000年签订的清迈协议协下的三个经济体。尽管中国和菲律宾, 韩国, 日本签订了双边换汇协议, 和其他互惠信贷协定, 但都是用美元掉期交易。在这些安排下, 中国将提供美元来换取合约国的当地货币。话句话说,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往往会作为一个额外的信贷额度, 如果对手经济因国际收支和金融危机而面临流动紧缩。
自2008年以来, 中国与外国央行的双边货币互换直接支持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大量使用, 这与他们的流动性的支持作用一直是相关的。货币互换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显受限制的, 香港货币局在2010年10月启动了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一年半以后这个协议成立。在2010年年底, 金管局已发行双边互换的金额达200亿人民币, 约合3亿美元。然而, 中国人民银行显然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使一大批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在更舒适并且更熟悉的环境中使用以人民币计价的工具和融资机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 尽管人民币不可兑换, 但它已成为了几个国家央行的储备资产。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 先后有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在2011年9月5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中, 宣布, 他已经安排在其现行的货币组合美元, 欧元和英镑中加入人民币, 使得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变得多样化。此外在智利根据其2011年9月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其中央银行有0.3%的证券资产组合以人民币计价。
政府报告和其他的账户显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把人民币加入了他们的贮备资产组合中。有趣的一点是, 考虑到现在人民币是不可兑换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些增持在原则上不能算作是外汇储备。但是这对这些中央银行是无所谓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就像以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一样, 都可以为国际收支压力提供保险。所有这些举措规模都不大, 但作为人民币稳定和未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系统中地位的信号, 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五、结论
2011年12月,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推动本国货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在2010年两个经济体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 然而双边金融流动估计少于1000亿美元。假设目前, 所有这些交易都是以美元结算, 并最终将落户两国的货币, 美元作为中间转换货币在其中所起到的效果在全球层面上是比较温和的。然而, 考虑到人民币是缺乏流动性的, 这些举动在短期内的影响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影响可能会变大, 尤其因为货币交易成本降低和由于汇率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两国贸易和金融的增加。中国已经获准日本银行为其国际公司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然而日本表示, 他将购买一些中国的政府债券, 想必是想增加它的资产储备组合。再次, 这些举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购买量, 它为人民币资本账户的更加开放做好了准备。从而见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龙云安.人民币国际流动对货币供应的作用机制.金融教学与研究[J].2014 (1)
[2]张岸元.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实施路径初探.经济研究参考[J].2014 (9)
[3]甄峰.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前景与方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J].2014 (5)
传播学角度分析韩剧 篇5
摘要：１９９７年，讲述保守家庭和开放家庭之间联姻故事的韩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极大反响，打响了韩剧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枪。此后，《蓝色生死恋》、《玻璃鞋》、《爱上女主播》
等韩剧在全国相继热播，而几乎每一部播出后都得到了各阶层中国观众的一致认可。央视索福瑞最新数据表明，央视八套“海外剧场”播出的韩剧《人鱼小姐》前４０集全国平均收视率为０.６１％，第一集收视率为０．３６％，而第３９集的收视率更是高达０．９７％，稳居全国同时段第一。本文通过传播学的视角，对韩国影视产业政策、韩剧观众的收视心理，以及韩剧的市场营销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的探讨，并与国产剧的生存现状进行对比，总结了韩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成功经验，给中国大众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考。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761.5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1235.6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5]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作者：许建/黑龙江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04级 新闻学研究生）
注释：
[1] 操慧, 亚峰：《韩剧启示 ——兼对国产现实电视剧走向世界的借鉴意义》,《中国电视》第204期.[2] [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
[5] 翁家祥：《韩剧开卖啦》，自由新闻网.发布时间：2004年 3月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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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6
【关键字】国际所得税;双重征税;税收损失;损失追捕
一、引 言
一般认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而在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已经占到了他们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中国,税收所占的财政收入比例也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由此可见,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无疑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从一定的程度上讲,税收已经成为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也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不断的制定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以稳固本国的税收收入。
但也正是因为各国对税收的法律规定有所差别,因此基于税源和税率的不同,造成了国际间所得税的双重征税以及税收超额和税收损失的出现。刘剑文教授把各国所得税法的普及化列为产生国际双重征税的原因之一。 双重征税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纳税人的利益,故而征税主体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这一问题,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些措施的实施会带来一定的税收损失。在此,本文针对国际所得税双重征税前提下,税额抵免中出现的税收损失追捕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二、国际所得税税收损失的成因分析
所得来源地、国籍和居民身份是与国际所得税最息息相关的因素,就所得税法领域来说,一国根据属地原则行使的管辖权主要表现为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根据属人原则行使的管辖权主要为公民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所得税法上居民的概念源自国际税收协定,只是后来才被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所采用。 综合分析国际所得税税收损失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国外损失的影响导致税收损失。在一个纳税主体受到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的双重征税(double taxation),即形成经济性双重征税(economic double taxation)和法律性双重征税(juridical double taxation)的时候,作为居住地国的一方征税主体,往往会采用免税法(exemption)来缓解其纳税主体的双重课税负担。免税法可以分为所得免税法和税额免税法,前者在计算税额时往往不将国外所得计入其中,而后者则是先以全球所得为税基计算应纳税额,然后再将外国所得按比例从中减除。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国外亏损对居住地国税收的影响。假设某纳税主体居住地国的所得税税率为40%,来源地国的所得税税率是30%,在以下情况下分别通过所得免税法和税额免税法计算其应缴税额。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当一个纳税主体在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都盈利,或在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都亏损,或在居住地国亏损而在来源地国盈利,即上面A、B、D的情况下,通过所得免税法和税额免税法减免之后,居住地国的所得税税收额是相同的;但当一个纳税主体在来源地国亏损而在居住地国盈利,即上述C种情况下,通过税额免税法进行减免后的应缴税额则会少于通过所得免税法所计算的结果,甚至在税额减免中会给纳税人形成不当利益的获得,由此就导致国际间所得税税收的损失。
其二,全额扣抵法的使用导致国外税额抵扣额的超额。一般我们认为,普通抵扣法绝不可能优于税额免税法。 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就是居住地国的所得税税率大于来源地国所得税的税率。但是当居住地国的所得税税率小于来源地国时,使用普通抵扣法会选择税收抵扣额中较小的一个进行抵扣,而使用全额抵扣法的时候,就会出现计算的应缴税额少于居住地国所得的课税额,导致所得税税收的损失。具体过程通过例子来解释:
三、国际所得税税收损失追捕的理论基础
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税收主体之间的妥协过程,即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关于税收种类、税率等问题所作出的一个协调。而国际间的所得税税收,也就是不同国家作为不同的征税主体对同一纳税人如何征税的一个协定。作为一个居住地国,它既希望自身能从居民那里收取较高的税额,也希望来源地国能少征或不征其居民的所得税,因此就形成了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
国际双重征税违背了公平原则,不利于实现经济效率,各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之,并且根据国际税收惯例,往往把采取法律措施的责任更多地分配给居住国(国籍国),承认所得来源国的优先征税权。 在国际间出现的双重征税问题上,居住地国通常会采用免税法或抵扣法来缓解双重征税的压力,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这一类缓解方法会导致居住地国的税收损失,这无疑是居住地国所不希望见到的。
居住地国要追捕其所得税损失,它的理论起点就在于来自居住地国所得的课税额。即为,外国税收抵免的限额,指居住地国允许纳税人从本国应纳税额中扣除的就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向非居住国缴纳的外国税款的最高限额。居住地国的税收减免,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纳税人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多次征税和重复征税,减少其缴纳的税额,但这样的税收减免并不等于是无限额的减免,居住地国的减免底线就在于通过免税法(exemption)、抵扣法(credit)所计算得出的应缴税额,不能少于来自居住地国所得的课税额,如example 2中的数额80即为来自居住地国所得的课税额。在此限额之上,居住地国会通过减免以保障纳税人尽可能的获取最大利益,而在该限额之下,税收的减免则会危害到了征税主体的利益,即表现为税收额的减少。这个时候征税主体就会用一定的方法来追捕其税收损失。这在各国的税法规定中主要表现为限制权利的规则。 换句话说,双重征税中的减免,其本质是国家在保障自身底限税收额的基础上给予纳税人的优惠。税收损失的追捕,其理论基础也就在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保护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平衡点。
四、国际所得税税收损失的追捕方法
针对上述出现的国际所得税税收损失,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追捕:
其一,通过计算国外净收益的方法以排除国外亏损对税收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一个纳税主体在外国投资的投资收益在连续的几个税收年度中,通常是盈利和亏损都会存在,这个时候,可以将前面税收年度中的国外亏损转移到后面盈利的税收年度中进行抵扣。也就是说,在之后盈利的税收年度中,计算税收减免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以国外所得为基数,而是以国外的净收益为基数进行抵免和扣减,以排除亏损年度中国外亏损对税收的影响。
当然,上述的情形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个纳税主体在外国的经营既有亏损也有盈利,且亏损的部分小于盈利的部分,可以从中相抵。那么,比较消极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一个纳税主体在外国的投资每年都为亏损,或者亏损的数额远远大于盈利部分的时候,这时候的税收损失应如何追捕?笔者认为,对于经营者来讲,它是灵活变动且完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当它投资进入一个领域完全不能为它带来经济利益或带来的经济利益远不如亏损的时候,它便会转移投资。因此,在纳税主体转移国外投资时,征税主体对其以前所有税收年度的征税都应按照所得免税法,根据居住地国的所得计算所得税,要求其补缴与之的差额。
其二,以普通抵扣法代替全额抵扣法,将超额部分移至未来年度进行抵扣。由于全额抵免不考虑外国税率的高低,常常容易引起居住国税收权益的外溢。 当出现上述第二种形成税收损失的情形时,全额抵扣法会直接扣除来源地国的所得税额,由此就会导致税收损失的出现,而普通抵扣法则是在来源地国所得税额和比例抵扣额之间选择较小的一个进行抵扣,这样就可以避免所得税的税收损失,至于选择较小一方后所剩下的超额部分,则可以将其移至以后的税收年度中进行抵扣。
五、结束语
税收的最优点就是在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点。双重征税会加重纳税人的纳税负担,而特殊情况下的税收减免则会造成征税人的税收损失。这两者无疑是税收双方都不愿意见到的。税收减免和税收追捕,实质上是作为两种税收的平衡工具,起到保护纳税人利益最大化和征税人税收最大化的作用,从而达到一个平衡中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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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7
随着跨国项目投资的广泛开展, 国际项目融资方式已逐渐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热点。基于国际项目投资的规模大、回收期长、风险大等特点, 如果采用常规的融资方式, 将无法满足项目本身对资金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项目融资方式应运而生。国际项目融资从其本质上来说是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筹措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一项理财活动,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主体的理财目标。本文所界定的国际项目融资是指以境内建设项目的名义在境外筹措外汇资金, 并仅以项目自身预期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在现阶段, 跨国投资逐渐成为国际企业资本快速增值的一种趋势, 根据资金的流动性及稀缺性的属性, 资金从较充裕或经济发达国家向资金需求旺盛的项目投资所在国或发展中国家流动已经成为资源跨国流动的一种显著特征。一般情况下, 发达国家的项目投资主体依靠本国贷款机构雄厚的资金支持、规范的证券市场及完善的信用担保机制倾向于从本国渠道获得所需资金, 而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主体由于不具备上述条件, 更加青睐于从境外获得项目所需资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理财环境下, 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资方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尤其是在筹资中由于汇率的波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本文以外汇风险的界定为切入点, 力图从货币保值的角度对外汇风险提出一些规避措施。
二、外汇风险的界定及分类
对于外汇风险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的概念, 理论界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泛指一个金融行业、企业组织、经济实体、国家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的管理与营运等活动中, 以外币表示的资产 (债权、权益) 与负债 (债务、义务) 因未预料的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本文所讨论的外汇风险专指国际项目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一)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 (operating exposure) 是一种潜在的、预期经营收益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由不可预料的汇率波动引起。经营风险普遍存在于项目融资及项目运营过程中, 是外汇风险防范中难度最大的。
(二) 交易风险
交易风险 (transaction exposure) 是在以约定外币计价的交易中, 由于外币和本币之间以及外币与外币之间汇率的波动, 使国际企业蒙受交易损失的可能性。交易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以外币即期或延期付款交易方式的商品、劳务的跨境交易;以外币结算的国际信贷活动;尚未履行的远期外汇金融资产交易。交易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交易结算风险。交易结算风险是指以外币计价进行贸易及非贸易交易所需承担的外汇风险, 是国际项目融资中经常要面对的风险。
(三) 转换风险
转换风险 (Translation exposure) , 也称会计风险 (accounting exposure) , 国际企业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 由于时间的关系汇率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导致国际企业的合并会计报表发生账面上的损益。虽然转换风险与交易风险不同, 它仅仅是一种账面上的损益, 但它却会影响到项目主体向外界公布财务报表的数值, 可能会招致股价和投资利润率的下跌, 从而给项目主体带来融资方面的障碍。
三、国际项目融资中外汇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 浮动汇率制
在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下, 浮动汇率制占据主导地位, 汇率波动幅度加大, 汇率变化频繁, 而且关键的国际货币之间的变化浮动具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在项目公司进行运营的各个阶段, 都要面对外汇的收付, 所以,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汇率的频繁波动是造成项目公司承受外汇风险的一大诱因。
(二) 时间跨度大
国际项目融资一般是为解决那些大型的、基础性的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而服务的, 从最初的融资决策分析到最终的用项目运营收益偿还贷款需要经历相当长的经营周期。汇率在这样大的时间跨度中, 随机波动性加剧了项目公司的外汇风险。
笔者认为国际项目融资具有两层基本含义, 首先, 项目公司是为了完成特定的投资项目而成立的相关的经济实体, 是筹资方同时也是债务人。其次, 用来偿还债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特定项目投产运营后所得的收入。如果项目运营状况不佳, 出资方只能从项目本身的资产中收回贷款, 而不涉及项目以外的任何资产。所以, 项目融资是一种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的贷款。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公司其建设期中的借款主要是美元、欧元等国际关键货币, 而收益则主要为本国货币, 这就给项目公司在偿还贷款和支付相关费用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外汇风险。
四、衍生金融工具对外汇风险的防范措施分析
衍生金融工具 (Derivatives) , 也称金融衍生品, 是在原始金融工具 (如股票、债券或货币等)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兴金融工具, 从性质上讲与原始金融工具一样都是交易媒介, 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组合, 又是规避外汇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 科学利用金融衍生品是规避国际项目融资外汇风险的重要手段。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常用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有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与期权等。下面就几种重要的外汇业务方法通过举例进行阐释。
(一) 利用远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实质为一种契约交易, 是外汇交易双方以明确约定的日期及事先约定好的汇率买入或卖出一定数目的外汇, 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
例1:日本某国际融资项目获得美国某商业银行三个月期、10万美元的贷款, 项目运营期收益为日元。假设即期汇率为USD 1=JPY 137.4, 三个月后的即期汇率为USD 1=JPY 137.5。日方如果进行即期交割, 只要卖出1 374万日元换取10万美元偿还债务即可, 但三个月后, 由于美元升值, 日方需要付出1 375万日元来偿还债务。显然, 由于美元升值, 日方需多支付1万日元。如何利用远期外汇交易规避三个月后美元升值的外汇风险呢?日方项目公司在与美方签订贷款协议的同时, 可与本国外汇银行签订买进3个月期、金额为10万美元的远期外汇合约, 并在合约中约定3个月后的远期汇率为USD 1=JPY 137.3, 到时, 日方只需支付1 373万日元换取10万美元偿还债务即可。可见, 远期外汇交易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要固定成本。以上分析是以外汇升值为假设前提的, 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 (即外汇汇率下降) , 项目公司可以进行反向操作达到固定成本的目的。
(二) 利用外汇期货合同
外汇期货合同 (foreign exchange futures) 是金融期货中最早出现的品种, 它是外汇交易双方约定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间, 根据现在商定的汇率, 进行的标准化合约的交易, 特点是以汇率为标的物, 一般是通过套期保值的方式来规避外汇风险。
例2:美国某项目公司从澳大利亚获得一笔150万澳元的贷款, 协议规定80天后要偿还贷款, 而项目公司账上只有美元头寸。为了防止澳元升值使贷款成本增加, 该项目公司可在贷款取得日买入15张、3个月期的澳元期货合约, 价格为USD 1=AUS 1.4999, 但是澳元现汇汇率为USD 1=AUS 1.5000。假定80天后澳元升值, 该公司以USD 1=AUS 1.3988的价格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澳元期货平仓, 同时以USD 1=AUS 1.4000的价格在现汇市场上买入欧元现汇用于支付。上述交易过程及该公司的损益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见, 该项目公司由于做了期货套期保值, 从而弥补了现汇市场上的损失。也就是说, 该公司通过期货套期保值, 使150万澳元贷款的美元价值相对稳定, 降低了澳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买进套期或多头套期适用于将来有外汇支出或拥有外汇债务的情况, 假设本例如果澳元不是升值而是贬值, 可以采用卖出套期或空头套期的方法规避外汇贬值的风险。
(三) 利用外汇期权合同
外汇期权从属性上是期权的一种, 外汇期权的标的物是外汇, 买卖的仍然是一种选择权, 这种选择权是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权利金后获得的。购买方可以在将来约定日期, 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
例3:某项目公司买进3个月期的英镑看涨合约, 合约金额为25 000英镑, 协定价格为1 GBP=1.8 USD, 期权费为1 000美元。以下可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当即期外汇市场价格≤1 GBP=1.8 USD时, 放弃期权, 直接到外汇市场上购买英镑, 其损失是期权费1 000美元;当1 GBP=1.8USD<即期外汇市场价格<1 GBP=1.84 USD时, 行使期权, 有损失, 但损失小于1 000美元;当即期外汇市场价格>1 GBP=1.84 USD, 行使期权, 有收益无损失。利用外汇期权规避外汇风险的成本或收益如右上图所示 (图中折线为买方的盈亏趋势) :
五、结论
在外汇风险管理中, 项目公司需要根据自身业务性质和财务状况及有关外汇汇率预测信息, 综合考虑应采取的风险管理方案。一般来说, 项目公司对不同的融资方案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 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由专业人员对外汇汇率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尽可能正确的预测, 根据项目公司的自身实际选择合理的避险工具和产品, 包括优化融资流程、改变融资项目合同结构, 调整融资时间、完善融资分配机制等项目合同性的方式, 还可以通过协议或合同的方式直接锁定汇率风险, 固定融资成本, 并可针对个别项目公司度身定做个性化的避险方案。
摘要：国际项目融资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融资方式已经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起到显著的作用。项目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规避外汇风险。本文对外汇风险进行了界定及分类, 并从外汇风险的成因出发在货币保值的角度下以假设范例的形式对外汇风险的规避提出了防范措施。
关键词：国际项目融资,外汇风险,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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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8
如果一国贸易顺差是持续的, 那么对于本国而言, 第一, 会使得本币升值从而不利于本国商品出口;第二, 会使得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 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第三, 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 不利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另外, 一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也会影响到逆差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稳定。
中国作为一个持续性贸易顺差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国际收支失衡, 对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相关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比如, 中国每年都要经历许多贸易摩擦和壁垒。从2002年起, 针对中国的“两反两保”贸易摩擦案件开始大幅增长, 截止到2006年, 共达332起。就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的案件数已经占到了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1/3以上。就欧盟而言, 其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目前也已占其总数的1/3, 中国俨然成其反倾销调查的第一目标国。至于美国, 2007年以来其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各类案件数量均大幅增加, 此外美国还对中国发起“337调查”17起, 涉案金额近20亿美元。
另一方面, 国际收支失衡使得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怪圈: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流入-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被迫过多投放-流动性过剩-低廉的要素价格及银行的主动放贷-信贷规模及投资规模增长过快-贸易顺差。如果考虑到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使得中国在资本项目下也是顺差的话 (只有1998年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小额逆差) , 就会有这样一个循环:“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基础货币被迫过多投放-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以上两个循环都提到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而外汇储备的大幅度波动源于中国稳定汇率小幅度波动的目标, 与此同步, 中国的外汇占款也是不断攀高的, 而由此导致流动性过剩以及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显然, 由于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化, 中国不能满足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模型的严格假设, 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有管理的小幅波动两大目标的执行效果就大打折扣。总体而言, 当前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利。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中国实际上处于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急剧增加和宏观经济失衡的双重压力之下。IMF曾针对采取资本管制的45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做出一项实证分析, 发现这些国家资本管制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前者对后者的管理支持有限。出于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应付外部冲击的需要, 中国有必要加大开放力度, 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尤其要重点偏向放松或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以此来缓解顺差带来的各种压力, 如实际汇率升值和通货膨胀等。
当前, 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稳定,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 金融监管不断完善, 金融市场体系较为完备, 我国金融市场化解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另外, 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 且短期内GDP增长仍能维持在8%上下, 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 宏观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根据央行公布《2011年四季度金融统计数据表》显示, 截至2011年底外汇储备规模达3.181万亿美元。央行行长周小川对此明确表示大大超过了中国的需要。如此一来, 若我国实行资本项目开放, 国内资本大量外流, 将有比较充分的储备应对。
从另一个角度讲, 以上提到的中国贸易摩擦与双顺差压力不断升级背后隐藏的正是中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多数国家都持有这样一种逻辑, 即由于人民币被低估, 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冲击了国际市场, 从而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人口大国, 最终有必要让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也能从人民币的国际化中获得战略利益, 比如参与制定国际事务中的相关规则。而人民币要想实现国际化, 前提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因此中国资本账户必须逐步开放。过去的10多年间, 监管层担心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导致较多外贸企业承受损失。现在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轻, 因为国内出口制造业竞争力逐渐增强, 有能力应对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2011年, 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9245.9亿美元, 增长29.2%, 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52.8%, 所占比重较2010年提升2.7个百分点, 说明如果资本项目开放后人民币升值较快, 则有利于淘汰低效率的出口制造企业。
一般来说, 货币的自由兑换分为四个阶段: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国内可兑换和完全自由兑换。目前, 中国已经完成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而虽然在IMF开放资本账户的43个科目中, 我国已开放了其中的40个, 仅有3个仍不同程度地予以管制, 不过具体来看的话, 目前我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 占比10%, 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 占比55%, 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四大类。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 主要集中在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
数据来源:《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总体看, 目前我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 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 致使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
第一, 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健全。首先, 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 从账面上看, 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0%、拨备覆盖率为278.1%、资本充足率为12.7%, 这些财务指标极其稳健。不过, 我国银行业的潜在风险还是很大:多年来我国银行业竞争并不充分, 监管机制并不完善。首先, 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操作国际资本的相关经验, 加上外资银行经营管理更为成熟、服务更为优质, 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增加我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近20万亿元的巨额地方债务 (含五级政府) , 以及当下已经暴露出的齐鲁银行巨额骗贷案和烟台银行巨额票据违规案, 还有中国民间借贷的乱象丛生对银行体系的冲击等, 无不显示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监管风险。其次, 微观主体抗冲击能力仍有待提高, 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如果防范措施不完善, 一旦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 随之而来的将是出口锐减、出口企业陷入困境、人民币投机现象增加, 导致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到来。资本账户开放也会带来国际资本大量、快速流入流出, 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加大。
第二, 我国证券市场规模较小,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失衡。首先, 中国股票市场不发达, 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 融资规模不断扩大, 截止到2011年6月境内股市总筹资约4.21万亿元, 不过, 实际上, 我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 主要都来源于股票市场。尤其近几年融资速度加快, 2010年境内外证券融资为1.26万亿元, 2011年上半年为0.42万亿元, 但与同期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相比仍较低, 分别仅占后者的16%和10%。其次, 中国债券的发育程度较低, 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很小。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在中国有价证券的发型中占主导地位, 其中政策性银行债发行量增长更为迅猛。2010年, 政府债券、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银行债分别占据33.03%、20.28%和25.58%的市场份额, 三大债券基本垄断了中国债券市场, 而与企业、居民等实体经济部门相关的、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债券、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三者之和, 却只占市场总额的13.45%。债券市场的发展缓慢与市场机制缺失, 造成中国债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并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考虑到以上情况, 对于制定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目标时,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有三个原则需要考虑。一是有必要对私人和公共债务实行宏观审慎性管理, 防止出现大的货币错配。这么做是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需要, 并非妨碍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有必要对金融跨境交易进行必要的监控。目前, 有三个方面的监控是国际上认可并形成共识的:反洗钱、反恐融资和防范过度使用避税天堂。三是有必要对短期投机性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理。
同时, 周小川强调,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人民币汇率要接近均衡水平, 否则, 敞开后会给投机者套利创造较大的便利。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测算模型, 不过经过几年的渐进调整, 人民币汇率离均衡水平越来越近。尤其从经常项目平衡的角度看, 人民币汇率水平在过去几年间向均衡点明显靠拢了。一个标准是, 均衡汇率是应该能够使其对外贸易实现基本均衡时的汇率。而实现贸易均衡应该将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比重控制在4%以内。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1年全国贸易顺差则从2010年的1845亿美元收窄至1551亿美元, 创下3年来的新低。同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3.1%下降至2011年的2.3%左右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预计中国经济的外贸顺差再经过一到两年的努力会逐渐消失, 而经常账户的顺差也会因此下降到2%以下。这说明, 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趋近均衡汇率水平。如此一来, 随着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管制减少, 改革的困难就会较小, 创造人民币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就会越来越具备。
开放资本项目就是为借贷双方增加回报、降低风险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企业也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获利空间。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会) , 有利于减少顺差, 缓解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 也有利于购并国外企业, 获取技术、市场和资源便利, 提高我国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另外, 资本账户的开放, 可以使我们享有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益:不仅能够加快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速度, 减少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 促进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完善中国金融体系, 增强市场活力;还能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以及带动中国商业债券的发展。
总之, 在国际收支顺差、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依靠严格的资本管制已经无法保障金融安全, 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 促进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才是真正的金融安全保障。资本账户开放不仅是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实现外部收支均衡、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中国持续性的双顺差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对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和宏观经济健康运行不利, 出于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应付外部冲击的需要, 中国有必要加大资本开放力度, 在更大程度上转向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尤其重点偏向放松或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当前我国较稳定的宏观经济体系和较完备的金融体系也为开放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国际收支失衡,宏观经济运行,资本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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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9
在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从2003年开始推行振兴东北计划开始，东北地区利用老工业基地的资源经济优势快步增长。在这样背景下，东北地区正在加快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参与分工的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加工贸易作为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对东北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国内外有关对加工贸易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FDI对接受国企业和行业带来“正”的还是“负”的知识溢出效应。大量的一般性文献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评价都是积极的，如认为其有效的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就业水平。对FDI评价不高的文献如Aitken和Harrison，他们的研究表明，FDI对当地企业或行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甚至为负。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FDI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这些文献一般依据的是一个国家的数据，对某个地区的研究，以及根据当地特殊情况解释其参与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往往关注不够。
为更深刻认识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东北地区在加工贸易中的分工及利益变化，本文引入价值链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作为东北地区制定外资引进政策和调整对外经贸合作方式的依据。
二、贸易投资一体化与U形价值链模型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发展迅速，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中利益分配的前提和背景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关于贸易投资一体化下东北地区利益分配的研究建立在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前提之下。
1. 东北地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分析
首先，从1999年～2008年间东北地区投资、贸易数据来看，1999年到2008年两者之间变化的态势是一样的。自1999年以来，FDI稳步增长，从1999年的3.1亿美元上涨到2007年的12.1亿美元。就贸易额而言，从1999年的10.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3亿美元，增长了5倍。因此，数据证明东北地区贸易与投资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其次，从贸易方式来看，新的贸易方式，产业内贸易比重大大增加，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平分秋色，1999年～2007年间，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形式经历了由一般贸易为主到加工贸易为主再到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并重的过程，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46%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贸易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资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后，国际规则的演变也反映了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趋势。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一部分的贸易通过投资的形式来完成，这就要求贸易、投资政策不能相互约束对方的发展，必须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二者发展趋势相一致。1995年1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同时生效，从而把世界贸易体制的范围和管辖权从传统贸易拓展到了服务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这一拓展反映了贸易与投资的密切关系。
2. U形价值链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价值链理论。1990年，迈克尔·波特(Porter)首先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价值链可以大致分为基本活动如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Gereffi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将将价值链与全球产业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环节。1992年，中国台湾宏基公司董事长施振荣提出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英国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着较广泛与深入的研究，它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及对最终拥护的支持与服务等。由于商品从研发到营销的各个工序的附加值变化形似U形曲线，处于曲线最低端的加工工序在各个工序中附加值最小，与处于U形曲线两端的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部分相比，加工贸易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3. 东北地区加工贸易利益分配变化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东北地区地区外贸增长迅速，这和加工贸易在东北地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东北地区加工贸易主要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资企业出口对GDP的拉动效应大，1999年～2007年间外资企业出口每增长1%就会带来三省GDP增长74.4%;加工进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较高，基本维持在46%左右。加工贸易直接带动资源投入制造业，1993年～2007年间，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700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利用外资金额中63.3%投资于工业。按照这一比例估算，实际投资于工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700多亿美元，加工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639749万美元。但由于加工工序位于U形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对东北地区参与国际分工下的利益分配会产生重要影响。
(1)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以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东北地区加工贸易厂商所处市场竞争环境激烈，加工贸易利润空间降低
在加工贸易的U形价值链中，对于代理方而言，加工阶段所对应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竞争就越激烈，U形价值链曲线就越陡峭，加工阶段的利润空间就越低。从东北地区出口主要商品来看，服装及衣着附件、机电产品、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三省出口额增加的主要动因。2001年～2005年间，东北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相对稳定。出口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服装和钢材，2005年出口值分别为89.8亿美元、44.3亿美元和19.8亿美元;从各省情况看，辽宁省出口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服装、钢材和成品油。吉林省出口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黑龙江省出口商品主要是服装、鞋类、机电产品和纺织品。2008年辽宁省出口机电产品160.1亿美元，占同期辽宁省出口总值的38.1%，以加工贸易为主，占同期机电产品出口总值的59.9%。东北地区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所面对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进而对加工贸易的利益空间产生一定的挤压。
(2) 从工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加工贸易的利益分配
在加工贸易的U形价值链理论中，对于代理方而言，FDI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变化使代理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价值链形状上的变动而且是价值链的垂直移动(见图)。从图中可见，没有核心技术竞争优势的代理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进，在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点会纵向移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使代理商所处的行业和数量发生变化，随着行业技术含量的增高，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逐渐降低，代理人面临的U型曲线更加陡峭。代理方的利益会有所增加，但这部分增加是由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得而非向价值链两端移动带来的，即如图中从A→B→C。这个过程是否会带来利益的增加还要看委托方的数量，U型价值链的弯曲程度，处于加工工序节点的厂商，即使分工方式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在利润分配中状况也不会发生太大的转变甚至于可能会使利润空间进一步缩水。
制造业结构的演进与外商投资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本文用OECD的划分方法和口径，即以制造业的R&D密集度来划分制造业，将制造业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制造业四个等级，进而来考察工业结构按技术高低水平的升级状况及其与加工贸易利益分配的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辽宁省2004年行业工业总产值中中低技术制造业占56.84%;中高技术制造业，22.79%;两大行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黑龙江省2004年中高、中低制造业所占产值比重为23.81%和42.34%;2006年中低、中高制造业所占产值比重上升为50.34%和32.48%，同时高技术产业比重较小上升幅度;吉林省从2004年～2006年，中高、中低制造业比重分别从2004年的51.46%和27.97%到2006年的43.54%和30.58%。根据以上数据，东北地区除吉林省制造业内部实现跳跃性的发展之后向制造业内部结构演进轨迹回归之外，整体上的升级方向主要是由中低技术制造业为核心向中高技术制造业为中心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2001年～2006年各省主要工业品出口价格指数上升到2004年之后逐年下降。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工业结构的升级加工贸易在U形曲线间移动，虽然会提高技术水平，但加工企业面临的U型曲线更加陡峭;另一方面说明价格竞争仍然是东北三省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手段，随着工业结构的升级，产业链价值点的增加，处于低价值点的加工制造面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出口的竞争手段。
三、引进外资的政策建议
FDI作为产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不会改变，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资、国际产业链发展的必然要求。东北地区应该在坚持引进外资的同时，制定积极有效的外资政策和竞争政策，正确引导外资，克服消极效应，最大程度发挥其积极效应，促使外资增加更利于东北地区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利润分配中。
1. 制定竞争政策，改进区域内竞争环境
对于消除和避免FDI引进带来的加工贸易的影响可以从增加委托人引入竞争方面入手, 促进区域内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主体产生, 进而促使各行业所面临的U形曲线趋于平缓, 利益分配状况有所改善。
首先, 在开放的行业引进两家以上跨国公司, 避免该行业受跨国公司在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影响。由于市场更开放, 各委托人间的竞争就会迫使其提供较好的产品和技术, 间接地实现技术导入。其次, 鼓励省内企业参与竞争。黄亚生认为, 中国蓬勃的对外开放是以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代价的。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参与到竞争当中可以提高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鼓励省内企业与愿意转移先进技术和高附加值制造加工环节、在华有长期发展战略、有运作全球化大企业丰富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合资合作, 实现省内加工制造业延U形价值链的垂直移动, 带动省内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推进省内企业提高参与国际分工利益分配的能力。
2. 抓住双方利益共同点，有选择地选择外资，以培养和提高国内的技术开发能力为目标
在政策的引导下，增强东北地区在U形价值链上向两端移动的能力。从以提供优惠为主转向以加大开放度为主来吸引外资。过去为了吸引外资，东北地区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一方面使原本实力较弱的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也收到抑制。在省内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引进外资, 对有可能实现技术突破，从而起到引进技术为实现自主开发积蓄力量、奠定基础的作用。
3. 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下，大力鼓励和发展本土企业的国际代工, 通过边干边学效应逐步发展委托设计制造业和创建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鼓励和推动本土大型制造企业在某些核心价值模块上加大研发力度，争取在若干核心技术和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东北地区以中高技术制造业为核心，已经集中了不少具有核心价值模块的品牌制造商及合同制造商，但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即使是合资，也多以外方控股或掌控核心技术为主。因此，东北地区要获取若干核心模块的关键技术，在价值链中获得主动性，可以通过设立政府性的研发基金以及政策的导向与扶植，集中开发关键的价值模块，实质性的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4. 熟知产业技术标准，摒弃制造业企业小而全、大而全的一体化产品开发模式
通过产业重组和流程重组，形成专注于能为委托厂商提供专业服务的制造商，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环节生产效率, 使加工制造厂商能够快速对市场及技术变化做出反映。
摘要：制造业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给东北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东北三省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并吸收外资以从事转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下, 并没有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试图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角度, 通过U形价值链模型的分析, 对东北地区在分工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进而对东北地区引进外资政策加以探讨。
关键词：东北地区,U形价值链,利益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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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品牌,知识产权壁垒,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我国以产品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正向以品牌为核心的品牌经济过渡, 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构建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下, 知识产权被用来充当贸易保护的工具, 形成了知识产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是指占有知识产权优势和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 利用国际和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及相关国家政策, 通过海关扣押、专利围堵、产权诉讼等方式, 利用知识产权法所授予的独占权或超越有限垄断权的范围,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 实施限制我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种种措施和策略, 以达到保持市场优势的目的 (彭雪玲, 赵银德, 2009) 。我国企业在建设国际贸易品牌的过程中, 不仅要面临跨国公司的品牌竞争, 更要应对来自知识产权方面的挑战。
1 我国企业建设国际贸易品牌的现状
1.1 世界级品牌少且品牌价值低
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世界品牌500强》反映了品牌的世界影响力。2012年, 中国有23个本土品牌入选, 而美国有231个品牌入选。显然,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世界品牌很少。
2012年, 中国移动以382.96亿美元位居中国品牌价值榜首, 可口可乐以778.39亿美元位居全球品牌价值榜首, 二者价值悬殊。可见, 我国企业的品牌价值远低于世界优秀品牌。世界最具价值品牌中科技创新品牌居多, 这些企业具有自主核心技术, 对专有技术的保护有利于维持更高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的优势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上榜企业集中于国有控股的金融和能源行业, 其营收与利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垄断收益和国家政策补贴, 并未以高技术形成高价值品牌来占据市场制高点, 所以, 我国应致力于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价值品牌。
1.2 专利申请大国而非专利强国
2002—2011年,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年增长率为23.3%, 增长速度位居中、美、日、欧、韩五国之首。2011年, 我国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超过52.6万件, 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专利申请量第一的大国。
但是, 数量并不等于质量。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整理可知, 截至2012年年底, 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累计申请总量在68%左右, 而国内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的累计申请在95%以上 (见表1) , 发明专利累计申请比例低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的申请比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企业申请专利的质量不高。我国虽然从专利申请数量上来看已是“专利大国”, 但不是“专利强国”。
数据来源:根据2012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工作及综合管理统计月报》整理
1.3 国内外专利布局不平衡
2012年, 我国国外专利授权量占比7.32%, 远低于国内专利授权量占比92.68% (见表2) 。我国国外专利授权量太少, 对我国品牌企业大规模开展国际贸易十分不利。事实上, 在他国申请专利并利用专利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为企业的利益服务也是企业的竞争良策。以日本企业为例。截至2011年年底, 日本在华有效发明专利15.314万件, 占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近1/4和我国企业在华申请量的83%。依托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 日本不仅大量吸收专利布局的成果, 而且品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屈丽丽, 2012) 。巧妙的专利布局战略可使得我国企业的品牌建设事半功倍。
数据来源:根据《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工作及综合管理统计月报》整理
2 我国企业建设国际贸易品牌中产生知识产权壁垒的原因
2.1 贸易的内部化和选择性投资
为保持品牌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垄断优势,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进行知识产权贸易或具有知识产权商品的贸易时, 具有强烈的内部化倾向, 从而限制了商品流通领域, 阻碍了先进技术的流通与应用范围, 形成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很多跨国公司并不将具有战略意义的专利与核心技术列入技术许可的范围, 而是令子公司或与其他跨国公司结成的战略联盟利用这些技术进行生产, 维持母公司的技术领先地位 (徐元, 2010) 。
2.2 禁止平行进口政策
造成平行进口的原因是各国经济、科技水平的差异及劳动力成本的异同而形成知识产权产品成本的高低, 知识产权成本低的国家的含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可能因平行进口而流向成本高的国家, 产品成本高的国家的知识产权人可能因此而失去一定的市场份额。平行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原则和地域性原则的冲突。权利穷竭原则可分为权利国内穷竭原则和国际穷竭原则。权利国内穷竭原则不承认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穷竭, 从而将平行进口视为违法, 对贸易限制, 产生知识产权壁垒 (张晟, 2006) 。
2.3 控制知识产权的制高点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 发达国家优秀品牌企业会利用其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来保证其市场优势地位。首先, 他们可能会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有意识的“跑马圈地”, 在国际范围内申请专利、抢注商标, 控制高科技核心领域, 抢占他国市场, 构筑知识产权壁垒。其次, 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和国际标准巧妙结合, 推行严格的绿色技术标准并设置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 同时构筑技术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壁垒。另外, 发达国家企业对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择时而诉”。品牌企业发展初期的市场比较小, 对国外品牌企业构不成竞争;品牌企业鼎盛期的市场较大, 国外品牌企业的诉讼可获得较多赔偿并击退竞争对手。
2.4 对知识产权的不合理利用
主要是指对TRIPs条款42～49条规定的民事、行政措施和50～60条规定的临时措施、边境措施的不合理使用。上述条款主要是对成员的原则性要求, 其可操作性和自由裁量空间很大, 一旦这些条款被不合理利用, 则易构成知识产权壁垒。
3 知识产权壁垒对我国企业国际贸易品牌建设的影响
3.1 降低我国企业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 在知识产权壁垒下, 我国品牌企业短期内难以达到发达国家较高的环保、卫生和安全等准入标准, 以致品牌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使我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降低。其次, 品牌企业使用国外企业的专利技术需支付高额专利使用费, 变相增大品牌产品的生产成本, 以致价格上升, 导致我国的出口贸易条件变化, 降低了品牌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2 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全球范围内申请专利
从长期来看, 知识产权壁垒使国内品牌企业的利润降低, 使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不足, 不能从根本上改良企业技术来维持品牌产品的竞争力;而且, 发达国家拥有自主核心技术, 对技术的不断改良又能申请到更新的专利, 而同时我国可能才引入第一阶段的技术, 这样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相差更远, 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品牌建设。
3.3 严重影响我国出口行业品牌的建设
知识产权壁垒使我国很多出口企业退出国际市场, 重创国内出口品牌行业及相关产业;而且, 随着知识产权壁垒的加深, 我国相关产业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数量会不断降低, 导致出口行业萎缩, 不利于品牌产品的生存, 严重影响我国品牌的国际发展。
4 我国企业国际贸易品牌建设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应对策略
4.1 从国家方面来看
国家增强对企业的监管和帮助。首先, 国家要加强对TRIPS协议及国外有关法律制度的研究, 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 逐步建立快速高效的知识产权壁垒应急和预警机制。其次, 国家要建立与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接轨的竞争机制, 为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及品牌建设提供有序的法律环境。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真正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建立自主创新品牌体系。最后, 国家要通过资金、技术等方式来扶持自主创新品牌企业的发展, 支持有市场前景的品牌企业申请专利, 促进品牌企业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与交流, 鼓励自主核心技术的研发与提高。
4.2 从行业协会方面来看
行业协会要发挥支持促进作用。一是, 行会可建立本行业的专利网, 详细了解本行业的专利研发情况, 从而建立可靠的专利预警机制, 尽量让企业做到趋利避害。其次, 行会应在现有的信息服务平台上, 完善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服务体系、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法律咨询服务体系和高新技术人才培训体系, 定期提供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管理规定和专利文献等信息。二是, 加强与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和联系, 促进国内技术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化体系接轨, 并协调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事务, 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另外, 还要促进各类企业在开发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共同分享知识产权带来的利益。
4.3 从企业方面来看
企业要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创新。一是, 企业要适时引进实用成熟的技术, 节省成本并可缩小与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 同时要加强对新技术消化吸收后的自主创新, 提高核心技术能力。其次, 企业应加强与国内外企业的合作, 整合资源、优势组合, 形成技术战略联盟, 优化我国市场的行业标准, 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二是, 企业要重视人才开发和储备战略。企业可与高校联合培养实用人才, 借助行会力量培训专业人才, 完善职业发展计划和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只有扩大才源, 才能扩大财源, 用好智源, 才能用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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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角度看当前牛市 篇11
ROC（Rate Of Change）中文名称为变动速率指标，由哲拉·苹果（Gerald Apple）与费列·喜池乐（Fred Hitschler）共同发明，重点研究股价变动动力大小。一般常用参数是12日，我经过多年实践，喜欢用ROC（30）及其20日平均线来判断中短期买卖信号，主要观察ROC（30）在跌破其20日平均线之后股价走势，通常是预警信号，配合股价的10日、25日及55日均线来判断后市走向。上证指数ROC（30）去年12月24日一度跌破20MA，但在此回升，目前20MA仍在上升，且ROC未跌破20MA，表明指数上升速率在放慢，但未见顶。上证50指数ROC（30）最高58，接近1996年5月17日深圳成指65的数值，甚至高于2007年初的水平，表明上升速率极高。众所周知，深圳成指1996年5月18日出现短期顶部，但只是下跌了几日便很快翻身上破新高。
另一个常用指标是PSY（Psychological Line），中文名称是心理线。PSY指标本是中短期分析指标，主要是反映市场上投资者心理的超买或超卖，对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市场上人气的兴衰有较重要的衡量作用。一般常见的参数是12日及6日平均线，但我经过多年实践后改良，使用30日及20日平均线作为参数。与ROC类似，主要观察其进入80以上或者20以下的超买超卖区域后，何时跌破20日平均线，此时股价可能会再创新高形成背驰，有时即为卖出信号，但有时亦是预警信号，需要配合移动平均线、RSI等指标作判断。观乎上证指数PSY（30），目前只是进入超买区，尚未跌破20日平均线;而深圳成分指数PSY（30）则跌破20日平均线，且均线已掉头向下，情况与1996年5月中旬类似。
第三个常用技术指标是威廉指标（Williams %R，简称W%R），由劳阿里·威廉斯（Larry Williams）于1973年出版的《How I Made One Million Dollars Last Year Trading Commodities》一书中率先发表，依股价的摆动点来量度股价是否处于超买或超卖的现象。衡量多空双方创出的峰值（最高价）距每天收市价的距离与一定时间内（如14天）的股价波动范围的比例，以提供趋势反转的讯号。常用参数是14日，我的习惯参数是经过长期实践的65日短指标及130日长指标。在行情软件上有些参数最大限制100，则不能用，有些只有一个参数只能使用短指标65日亦不够好。在同花顺软件上可修改参数为65日以及修改公式中的10日为130日，如此便得到长短指标。再令指标翻转，便能与指数同向摆动，否则是相反方向的摆动。使用威廉指标的长短指标配合波浪理论可收惊人效果。日后有机会详细分析，此处简单说明一下大牛市此指标走法：通常牛市5浪中浪1结束进入浪2调整，日线图上的短指标会迅速从超买区回落，但此时长指标仍在超买区徘徊，当牛市进入浪3，短指标迅速升回至超买区，此后3浪iv或者浪4会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然而浪5结束后的下跌，情形则不一样，此时长短指标一同下跌，跌出超买区，大致上可以宣告牛市结束。各位可以参考上一个牛市的情况，2006年8月及2007年6月，威廉短指标（65）均跌出超买区，威廉长指标（130）虽然有所跌破，但很快升回超买区，继续牛市;2007年底见顶后下跌，上证指数率先走出一组5浪下跌走势，威廉短指标不但跌出超买区，且跌进超卖区，经过2008年1月反弹后指数继续下跌，威廉长短指标一同跌入超卖区，确认熊市。
另外，去年12月6日拙作《5000点不是牛市（中）》所提及的深圳成分指数长期上升通道，将其等分为四份。1996年牛市深圳成指冲破1/4线之后出现调整。1996年5月18日短期见顶，不过此后只下跌了几日便结束调整，然后翻身向上再创新高。2006年牛市则触及长期上升通道的1/4线便出现调整，调整时间长达3个月，最大跌幅15%，同期上证指数跌幅约12%（由于当时上海证交所将新股上市第一日便纳入指数统计，如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上市，令上证指数虚高）。此轮牛市是否在两者之间？抑或是甚至比1996年牛市更强？我们拭目以待。<＼＼Hp1020＼图片＼13年固定彩图＼结束符.jpg>
国际法角度分析 篇12
从鸦片战争后, 葡萄牙殖民者通过蚕食、越界非法收租、建筑炮台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占领区, 这种行为引起了清朝广大官员和商民的焦虑, 所以从宣统元年即1909年7月15日开始, 中葡两国开始澳门的勘界谈判, 到1909年11月共进行了九次会议, 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宣告结束。本文仅从国际法的角度, 对此次勘界谈判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葡萄牙对澳门是占还是租
在谈判中清政府认为明清政府是把澳门租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则认为葡萄牙是占领了澳门。
1.《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的规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近代史上唯一规定澳门法律地位的条约, 是这次谈判的法理依据, 其中规定澳门法律地位的条款主要是:“第二款前在大西洋国 (葡国) 京都里斯波阿 (里斯本) 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 大清国仍允无异。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 再行订立专约”。[1]
其中“永居管理”在中文中的含义是永远居住和管理的意思, 并不含有占领的意思, 但是此条约和它所依据的先前签订的中葡《里斯本草约》都是以英文作为准文本的, 所以从法理上要以英文文本为准。《里斯本草约》的第二款的英文是‘China confirms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by Portugal, as any other Portuguese possession.’《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第二款是“China confirms, in its entirety,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e Protocol of Lisbon, relating to the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by Portugal”[2]草约和条约中都使用的perpetual occupation, 就有了占领、占据的意味, 使清政府在谈判中十分被动。
清政府同意使用这个词, 并不是因为国际法知识或者翻译能力的欠缺, 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使然:1887年3月签署的《里斯本草约》是由当时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积极斡旋并派自己的亲信进行谈判的, 对关于澳门地位的条款, 采取含混处理, 希望两边答应, 蒙混过关的态度。而此时清政府财政困难, 希望葡澳当局协助稽察鸦片走私, 征收洋药税, 对条约中的含糊字眼只能暂时承认, 寄希望在日后的勘界中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含混的字眼, 造成了勘界谈判时条约解释中清政府的被动地位。
2.葡萄牙是否满足占领澳门的条件。一个国家占领一个地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行政管理和占有。行政管理即有效占领原则, 由于先前广东官员没有对葡萄牙人的越界行为进行有效的干涉, 在谈判中被抓住了把柄, “澳全岛附属地全系得自海盗之手, 原始既有占据管理之实, 中国又复承认在后, ……”, 并认为“各处设炮台, 海陆均有巡兵, 谓非占据而何如?……各岛上炮台耸立, 中国未尝驳拒, 历年已久, 非被占据而何如?”[1]并且在会议中出示了“管理各处地方文牍告示、出纳岁计等”管理澳门的行政实迹, 而清政府“并无行政实迹可寻”。
但是葡萄牙没有满足“占有”这个条件。《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虽然第二款规定给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力, 但是第三款规定“不经大清国首肯则大西洋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即葡萄牙并没有对澳门的领土支配权, 即没有领土主权。前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指出:“葡国不得让其地于他国一款, 正约改为未经大清国首肯, 则大西洋国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是澳门主权, 中国未全失也”。[1]另外, 从澳门进出口货物一直按中国的内地关口进行税收, 享受中国的内港待遇, 这也是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的证据之一。可惜, 当时的清政府没能从这两个角度对葡萄牙进行反驳。
葡萄牙“永居管理”的是澳门半岛还是全岛
草约中对葡萄牙“永居管理”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有“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附属地) ”这样的含混的字样, 因为赫德建议葡萄牙的使臣“目前最稳妥的办法是不指明附属地, 先签订条约, 条约条款内有了澳门及其附属地等字, 将来日子一久, 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1], 这样“惟条约既允属地, 又未指明, 殊费讲解”, 从勘界谈判的开始, 中葡就产生了关于葡萄牙是占澳门半岛还是全岛的争执。清政府认为葡萄牙占领的地方应该局限在澳门半岛上, 而葡萄牙人认为“永居管理”的地方应该包括从妈阁到关闸的澳门半岛, 澳门南面的大小横琴岛, 氹仔岛, 路环岛, 半岛西面的对面山, 九澳诸岛及附近的海域共12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甚至还希望把关闸以北的地区变成“局外公立地”, 这样葡萄牙人想要划出的地域就有300多平方公里, 比原来的居留地大了30倍, 已占和要占之地都包括在内。而中国则认为这样“馒头比蒸笼大的”情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葡萄牙永居管理的地方仅应该限于澳门本岛。虽然后来葡萄牙提出所谓的“最低要求”, 即把对面上及大小横琴岛“归还”中国, 其余地方由葡萄牙管辖, 但是终因双方意见差距太大, 谈判无果而终。
综上, 双方在条约解释和国际法认识角度方面的差异, 使二者很难达成共识, 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 宣告结束。
摘要：16世纪初, 葡萄牙殖民者盘踞在澳门半岛, 并在随后的四个世纪中, 不断扩大自己的占领区。宣统元年即1909年中国和葡萄牙开始进行勘界谈判, 但以失败而告终。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 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分析勘界谈判失败的原因: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萄牙对澳门究竟是占还是租?葡萄牙“永居管理”的究竟是澳门半岛还是澳门全岛?
关键词：《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勘界谈判
参考文献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第一册, 第505～506页
[2]《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lume II, Shanghai, 1908
[3]王彦威编, 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 (四) 《澳勘界大臣高而谦呈外部葡使悍言占据因有所持应驳拒电》, 第3484页
[4]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约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国民拟废约收回澳门意见书》, 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期, (1922年6月10日) , 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