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避税分析（精选11篇）
国际避税分析 篇1
一、预约定价安排(APA)的出现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日益频繁,跨国公司依据生产要素成本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目标的调整而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布局的调整与定位影响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发展。目前,世界生产总量的近30%为跨国公司掌握,50%以上的国际贸易、90%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及80%以上的新技术和70%以上的国际技术转让为跨国公司掌握,这些交易中将近50%是跨国公司集团内部的贸易。这些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带来了跨国公司国际收益的分配问题,由此引发了税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与调整,并引发了诸多的国际纳税争端。为规避跨国公司利用内部交易通过转让定价来进行避税从而导致税源的流失以及税收收入的下降,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税务机构倾向于采用预约定价协议对于涉及跨国关联交易的税收进行核查征收。
预约定价安排(APA)是业务中存在关联交易并涉及到转让定价的纳税人预先将与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内容、财务状况以及所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部门申请报告,经税务部门审核通过后,按照确认的转让定价方法作为核算公司所得税的依据,并免除税务部门事后对于转让定价方法的调整的一种反避税机制。
预约定价安排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与一般商业契约不同的是,这一契约的达成直至实施需要得到税务部门的审核,税务部门对此有相应的权威,但这一契约同时遵循契约订立的自由合意原则,因此预约定价协议的最终形成实际上体现了纳税人和税务机构双方对成本效益的考量。对于纳税人而言,存在纳税遵从成本和信息披露成本,在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审核中,纳税人需要面对相关转让定价方法以及财务信息披露的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纳税人参与申请构成障碍,而获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定价方法选用的确定,减少了转让定价争端,减轻了双重征税负担,减少了企业应对税务监查的成本,减少了企业准备转让定价文件资料的成本等;对于税务机构而言,审核预约定价的申请是繁琐的工作,但是由此带来的收益同样巨大。在预约定价协议形成之前,各国税务部门对于转让定价而导致的税款流失只有事后监督,采用的是事后调查审计的模式,这一模式中无论是税务机关的调查成本还是纳税人的遵从成本都很高,由于转让定价的案件追溯时限可以达到10年甚至更长,导致税务机关审结时与纳税企业之间往往由于时间的久远、相关证据资料的缺乏以及一些计量方法的改变而存在大的分歧,预约定价安排机制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相应的成本。
二、预约定价安排的发展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展开这一机制的国家,但是预约定价协议在日本的发展较慢,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这一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实施APA的实践影响,OECD于1999年专门制定了《预约定价指南》,对于预约定价机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程序予以明确,并逐渐形成了影响其他国家的规避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的常规制度。从预约定价安排机制的发展看,经历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一)预约定价安排中认可的转让定价方式的变化
由于预约定价安排的出发点是以正常交易原则来核查企业的关联交易以避免税源的流失,同时尽可能地降低稽核成本。预约定价安排的实施重点是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共同认可的转让定价方法的采用,它将影响内部交易的定价,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
目前常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有可比非受控价格法(CUP),交易净利润法(TNMM),再销售价格法(RPM),成本加成法(CP),利润分割法(PSM),比较利润法(CPM)等。无论是成本加成还是交易净利润,对于成本和利润水平的核算指标均在发展变化中,从而出现了多重选择。如TNMM方法中,利润水平指标的选择基础通常有营业收益率(Operating Margin),总成本加成(Full Cost Markup),价值增加占总成本的比率(Value-added Cost Markup),总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以及贝里比率,即毛利和营业费用的比率等。
日本长期以来将转让定价的重点放在了可比非受控价格法(CUP)、再销售价格法(RPM)以及成本加成法(CP)等方法上,2004年4月起日本税务部门认可转让定价中交易净利润法(TNMM)的使用。从2007年日本税务部门审核通过的预约定价安排中转让定价方法的应用看,利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的有17件,再销售价格法的有8件,成本加成法的有11件,利润分割法的有7件,交易净利润法的有50件,有些协议中同时采用了不同的定价方法以更好的反映成本与利润的分配[1];韩国国税部门自1997年至2007年底审议批准的预约定价安排协议中,75%的协议采用了交易净利润法(TNMM)核定转让定价;美国2007年的协议中采用比较利润法核定转让定价的为72件,占全部案件的80%,其中采用运营利润占销售收入百分比作为利润指标的为43件,以毛利比一般销售管理费用作为利润指标的为16件,以运营利润对运营费用加成作为利润指标的为13件,此外采用利润分割法的为11件[2];加拿大2007年的APA协议主要采取的是交易净利润法(TNMM),占了40%以上,利润分割法居次,占了22%,在版权使用费相关的APA协议中全部采用了利润分割法[3]。
一般而言,有形资产的交易多采用交易净利润法、成本加成法、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利润分割法、再销售价格法等;无形资产的交易多采用利润分割法、比较利润法以及可比非受控交易法等;服务的交易多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利润分割法等。
(二)由单边协议向双边协议发展的趋势
在预约定价机制发展中有单边协议向双边和多边协议发展的趋势。在预约定价机制发展的初期,单边协议较多,但是近年来,双边甚至多边协议的签订越来越多,如韩国国税部门自1997年在转让定价原则下与美国实施第一宗预约定价安排以来,截止2007年底,共收到73件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和64件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最终批准34件单边以及42件双边预约定价安排[4],并且税务部门鼓励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在审核人力配备上优于单边协议的审核。加拿大税务部门核定的预约定价协议中,80%为双边协议,18%为单边协议,多边协议只占2%。由于单边协议只是某国税务机构和提出申请的纳税人之间存在的协议,无助于国际税收竞争中可能涉及国家的税源确认,因此无法避免双重征税问题。而双边协议的签订由于引入了关联交易对应国家的税务部门,协议中双方税务部门认可的转让定价方法可以纳入国际税收协定的实施范围,并且可以在协议有效期内免除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以及相应的程序,多边协议的实施引入国家则更多,因此对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颇有益处。
如欧盟内正式实施预约定价安排的国家最初只有英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2002年欧盟设立转让定价联合论坛,2007年欧盟发布预约定价协议准则的草案,以督促各成员国形成或调整本国预约定价机制,以消除跨国公司集团内部交易的重复征税并减少纳税遵从成本,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税收竞争,而多边的欧洲预约定价机制有助于税务部门全面监督跨国企业的利润以及财务信息,并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三)预约定价安排协议的交易种类中无形资产以及服务的交易逐渐增多
在安永公司统计的转让定价争端类型变化中,从1997年到2007年,涉及到行政管理服务、公司内部融资、技术服务以及无形资产的许可使用的争端增长了50%以上,尤其是管理服务以及技术服务的定价争端越来越多。从各国达成的APA协议看,日本2007年达成的双边APA协议有82件,按照产业划分,其中制造业52件,零售以及批发商业23件,其他产业7件。按照纳税产业部门细分,家用电器6件,运输设备14件,电力设备6件,制造业杂项26件,贸易14件,零售以及批发杂项9件,服务业4项,其他3项;按照有形和无形交易来划分,有形交易67件,服务的提供26件,无形交易28件[5]。截止2007年,韩国60%的APA涉及的业务为制造业领域中的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的采购和销售,20%涉及到销售服务和管理服务,15%涉及到有关技术以及商标等无形资产使用的许可费,而2007年审定的20件APA中,计算机、液晶显示器以及半导体和相关产品有8件,其余是金融服务(包括证券经纪)、化学品(包括制药业)、批发业等。加拿大2007年审核的61个APA协议集中在汽车业、自然资源以及科技行业,其中的36个协议为有形产品交易,11个协议涉及无形交易,11个协议涉及公司内部的服务,无形资产以及服务的交易达成的APA协议占40%。
(四)审议时间虽然在缩短,但是依然较长
目前的预约定价安排协议从申请审理到最终达成协议的时间周期较长,如韩国国税部门2007年审核并完成一件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时间平均为17个月,完成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时间为21个月;美国的APA申请主要是母公司在国外而子公司在美国的情况,占全部APA申请的60%,母公司多为日本公司;而母公司为美国公司子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占30%多,尽管美国税务部门的谈判时间由2006年的26个月缩短到17个月,但是美国完成单边APA协议的时间依然较长,2007年单边APA的时间为18.7个月,双边APA的时间为44个月;日本2007年从递交申请到最终达成一项双边APA协议的时间平均为2年;加拿大2007年由于有较为复杂的案子,审结双边APA协议的时间平均超过1000天,一般从接受到完成APA的进程大致为2年。
(五)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审核费用有提升的趋势
预约定价机制的实施中申请企业是否需要缴纳审核费用因不同国家税务机构的规定而异,但是收取审核费用的税务机构有提高审核费用的趋势。如美国税务部门自2006年以后开始提高审核费用,APA申请费用由25000美元增加到50000美元,小规模企业的申请费用也由5000美元提高到22500美元,导致单边APA申请下降,而执行的双边APA则由44件增加到55件。
三、对我国预约定价安排实践的借鉴和影响
预约定价安排机制的实施立足于纳税人所在国市场环境的发展,法规机制的健全,跨国经济交往的扩大,因此在全球的发展中,发展中国家随着贸易规模和FDI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向发达国家借鉴并实施预约定价机制以应对增加的避税行为。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长期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因此对于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避税问题未予以重视,在外资企业逐渐熟悉中国市场,经历了合资直至独资的发展后,国税部门对于外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避税问题才开始重视并通过相关的税则加以规范。
(一)预约定价安排机制随税法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我国1998年发布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2002年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出台,将预约定价确定为一种制度。2004年9月出台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正式建立了中国的预约定价制度。在我国2008年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引入了关联交易的预约定价安排的规定,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和相应的定价原则以及计算方法,在税务机构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调查核实并且确认之后,可以达成预约定价安排协议。新税法的实施将推动我国税务部门与跨国公司之间预约定价安排协议的签订。
(二)预约定价安排由单边向双边发展
从我国已经缔约的预约定价安排看,目前的预约定价以单边协议居多。早期签订的预约定价安排中台资企业较多,由于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并无税收协定,因此协议均为单边。比较少的双边预约安排定价协议比如与日本、韩国的,2005年与日本东芝公司签订中日第一个双边协定,2007年与韩国三星公司签订中韩第一个双边协议;2006年12月底沃尔玛公司在深圳签订的预约定价安排协议是中美签订的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协定。
(三)预约定价安排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策略吻合
我国最早开放并引进大量国外投资的地区较早面临涉外税务问题,如广东健步鞋业公司是粤港合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产品价格以直接成本加成30%作为出厂销售价格,成本中包括原料、包装材料、生产人员工资等,销售价格减去直接成本以及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办公费、折旧费以及其他费用后为税前纯利,加成30%是因为香港制鞋业的毛利率在30%到40%之间,这一公司内部定价体现了成本加成的转让定价。东南沿海地区在我国相关法规健全后最早出现预约定价安排协议,如福建厦门市是国内最早推出预约定价安排的,1998年厦门市国税局和台资三德兴公司签订了全国第一份预约定价安排协议,此后,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的在厦跨国企业大部分与国税部门签订了预约定价安排协议。
(四)预约定价安排的流程借鉴了国际通行的方式
目前国际通行的预约定价机制实施是由企业自愿申请,税务机构审核分析,讨论并通过,最终起草预约定价协议并磋商直至确认实施。在税务机构审核分析时,往往通过专门的预约定价安排小组来进行,小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律师等专业人士,最终审核通过并达成的协议实施的年限一般在3到5年,超过5年后企业需要重新申请。
我国的预约定价机制遵循自愿原则,由企业申请并出具相应资料,税务部门审核并形成对企业申请资料的认识,经反复磋商后达成协议。如我国税务机构和韩国三星半导体公司签订的预约定价安排,2005年由三星半导体公司向所在地江苏国税局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提出初步申请,国税部门受理后通过实地调研、审核评估,进行了半导体行业分析、可比公司论证分析、方案测算等,通过审核、评估、磋商直至最终签署,经过2年时间最终签订协议。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以及我国税务法规以及实践的不断发展,预约定价安排机制在我国的发展会逐渐完善。
参考文献
[1] 日本国税局APA报告,日本国税局网站。
[2] 妹国国税局APA报告,美国国税局网站。
[3] 加拿大国税局APA报告,加拿大商务网站。
[4] 韩国税务局年度APA报告,韩国国家税务局(NTS),转引自德勤网站。
[5] 日本国税局APA报告,日本国税局网站。
[1] 程宇.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制度的确立[J].政治与法律,2003,3．
[2] 赵忠良,杨少刚,何隽.优化我国预约定价安排程序[J].税收征纳,2006,6．
[3] 黄国龙,李传喜.发展我国预约定价安排制度的思考[J].涉外税务,2007,10．
国际避税分析 篇2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职能，凭借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税收不同，因而纳税人力图降低税负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所不同。这些方式和手段虽然多种多样无外乎偷税、漏税、逃税和避税等。前三种行为在任何国家一经发现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特别是偷税和逃税行为一旦被查处曝光，将难以逃脱严厉的经济惩罚。因此，越来越多的纳税人致力于研究国家税法的漏洞和国际税收间的差异，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减轻或免除其税负的目的。
一避税与反避税的定义
（一）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做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免除其税负的目的。其后果是造成国家收入的直接损失，扩大了利用外资的代价，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使得一国以至于国家社会的收入和分配发生扭曲。
合法避税，也称为节税，指纳税人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结构和交易活动的安排，对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减轻纳税负担，取得正当的税收利益。这在税务上不应反对，只能予以保护。
非违法的避税，这种避税行为往往是由于税法本生存在漏洞，使纳税人能够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做出有利于减轻税负的安排。这种避税行为，会使国家蒙受损失。但因为于法无据税务局不可能像对待偷税一样基于法律制裁。只有完善税法，以杜绝漏洞。
表面合法实属违法避税，这种避税是在合法外衣掩盖下，欺诈手段逃税的违法行为。这种情况在国家税收中相当普遍。一般也是利用税法的差别规定和优惠政策，通过“挂靠”和“虚设机构”，以合法之名行逃税之实。对这类避税行为只有检查，已经查明，应按偷税论处。
（二）反避税是对避税行为一种管理活动，其重要内容从广大意义上包括财务管理、纳税检查、审计以及发票管理，从狭义上理解就是通过加强税收调查，堵塞税法漏洞。
对于我国税收征管工作来说，开展反避税工作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①有利于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维护国家权益如上所说，避税行为在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同时，会引起国家税收收入相应的减少，损害国家的财政利益。同事，还会造成和加强资本在国际间的不正常流动，使税收收入相应的减少，损害国家的财政利益。同时，还会造成和加强资本在国际间的不正常流动，使税收权益难以在有关国家间正确划分，不利于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通过开展反避税工作，可以使国家应收税款及时、足额地入库，可以有效地缓解国家间税收权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权益。
②有利于贯彻税负公平原则公平税负一般是指按负税能力平等征税。它主要包括：在同等条件下按同等办法征税，不同条件下的纳税人区别征税。但由于避
税行为的发生，使得一部分纳税人通过精心策划而获得了税收负担的减轻，而另一部分实实在在缴纳了税款的纳税人，相对于避税人来说税负是增加的，这部分纳税人便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对避税行为不采取措施，就会扩大避税行为涉及面，破坏公平竞争，败坏社会风气，使国家蒙受损失，最终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开展反避税工作，可以为纳税人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排除各种非主观因素对税收分配的影响，使不同的纳税人在同等条件下开展竞争，优胜劣汰，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税负原则。
③有利于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可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以调控经济的运行，引导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地区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其它各种经济结构合理化。国家还可以通过一定时期涉外税收的一些优惠办法，来吸引外资，发展国内经济。这均体现在税收法律中。
而避税却歪曲了税法的宗旨，使税收的宏观调控失灵，使税收的优惠导向失灵，使税源流失，从而影响税收作用的发挥。所以，只有开展反避税活动，才能将上述情况降低到最低限度，充分体现税法的政策作用。
④有利于提高税务执法水平，维护国家权益通过开展反避税活动，可以使我们的税务干部通过解剖各种避税手段，在反避税活动中得到锻炼，执法水平逐步提高;同时，也能使纳税人提高纳税意识，认真纳税，维护我国税法尊严。另外，通过防范国际避税，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涉外税收法制，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保护正当的国际经济交往。
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因此合法手段的避税就成为纳税人的首选方式，随着人们受益的日益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仅许多国家的税率和实际税负的上升趋势，跨国“纳税人来自国际避税和逃税的潜在收益也随之增加，因为国际税收和逃税下降也越来越严重。由于逃税在各国中属于违法行为，对其公司造成的损害将远远大于逃税所带来的盈利，因此转而研究各国税收间的差异和法律上的漏洞，以合法方法来逃避税收已达到税负的目的，使得国际避税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国际避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国际避税是指纳税人的避税安排具备了涉外因素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权产生里联系。其特点是，跨国纳税人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税法上的不一致而实现跨国避税。国际避税的方式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个人居住地的变化进行避税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同时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税收管辖权。期通常的做法是对居民纳税的全球范围所得征税，被称为“无限纳税义务”。而对非居民仅其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税，这被称为“有限纳税义务”。因此，以各种方法是避免使自己成为某一国居民便成为纳税义务的关键所在。
每个国家对居民身份的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其中主要是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不一样。住所标准是只要一个人在一国拥有永久性住房，那么就是该国居民。时间标准是只要一个人在一国连续停留一定时间（如半年或一年），那么也可被认为是该国居民。这些不同居民标准的确定，往往存在一些漏洞，使一些跨国纳税人游离于各国之间，确保自己不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避免成为居民和避免成为高税居民。
① 避免成为居民
跨国纳税人为避免纳税，可设法使其不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他采们取不购置住宅、出境、流动性居留或压缩居住时间等方法来避免成为任何一国的居民逃避税收。有的甚至长期住在轮船上，四处漂泊，成为“无国籍人”。
② 避免成为高税居民
高税国通常是指征收较高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的国家，但最主要的还是指较高的所得税国。居住在高税国的居民可以移居到一个合适的低税国，通过迁移住所的方面来减轻避税义务。
一般来说，以迁移居住地的方式躲避所得税，不会涉及过多的法律问题，只要纳税居民有一定准迁手续即可，但各国政府为了反避税，对旨在避税的虚假移民作了种种限制。所谓虚假移民是指纳税人为获得某些税收好处而进行的短期移民（通常是一年内），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凡个人放弃本国住所而移居国外，但在一年内未在国外设置住所而又回本国的居民，在此期间发生的收入所得一律按本国税法纳税”。
（二）利用公司驻地的变化进行避税
利用公司驻地的变化与个人居住地的变化来避税，二者有明显的不同，公司很少采用向低税国实行迁移的方法。这是因为许多资产（厂房、地皮、机器等设备等）带走不便或无法带走;在当地变卖而产生的资产利得，又需缴纳大量的税款。
国际上对法人居民的判定标准有两类：一类是接机构登记所在地；另一类是按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按前一类判定标准，企业只需采取变更登记的临时措施，便可以比较容易的达到避税的目的。后一类的判别标准有多种，例如总机构标准，即在一个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设有总机构的公司，就是该国居民；主要经济活动标准，只要某公司的主要经济活动在一个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境内，则该公司为该国居民。
在利用公司居住地的变化进行避税的过程中，人们还借助“信箱”公司或中间操作等方式，“信箱”公司是指那些具有法定的组织形式完成居住所在国法定登记手续的公司，这些公司名义上所应从事的各项工商活动，均由在其他
国家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实行。这些公司或分之机构多是设在投资税收优惠的国家中的法人组织和实体，这些公司和实体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三）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
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避税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二是通过避税港进行国际避税。
① 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
这是指跨国关联的企业之间，主要是跨国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转移定价的具体形式是子公司以高于正常市场的价格从关联企业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再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将产成品销售给关联企业，这样就造成该子公司帐面上亏或不盈利，从而把利润都留在了境外。
② 利用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
避税地是指国际上轻税甚至无税的场所，即外国人可以在那里取得收入或拥有资产，而不必支付税金或少量税金的地方。
避税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a、有明确的避税范围，大多数都是很小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很小的岛屿。b、避税港的地理位置大多靠近实行高税的经济发达国家，交通方便，并且便于形成脱离高税管辖的庇护地。c、避税港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优惠内容及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d、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避税。
所谓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是指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第三国居民，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通过在协定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导管公司的方式，从而间接享受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这种导管公司的这只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传输公司，一类是间接传输公司。
三、国际反避税的措施及对策
通过以上对避税方式的分析、结合各国的反避税立法，国际反避税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确立税务部门审查权，促进跨国纳税人正常交易
跨国公司利用企业间的相互控制关系，广泛采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利润，这已成为国际避税中最为普遍而严重的现象，因此为了防止跨国纳税人通过虚构的交易进行避税，制定避税措施时应规定纳税人的交易必须符合正常交易原则，并赋予税务机关相应的审查和利润调整权。
（二）取消延期纳税
对母公司来自子公司的所得，当其不汇回时允许延期纳税，给跨**公司提供了避税的条件。为堵塞这一漏洞，可以通过反避税立法来取消延期纳税。如美国早在1962年对1954年的《国内收入法》补充了对付避税的F部分，在该部分的第951、964条中规定，凡美国人控制的外国公司，一律不得延期纳税，如果外国利润不按时汇回，美国税务当局可以要求外国公司按股份比例将利润分配给美国公司，并作为当年的利润汇回到所得中去，向美国政府纳税。
（三）规定纳税人有义务延伸提供税务情报
由于税收管辖权和国家主权的限制，一国税务当局一般不能直接到另一国去取得本国跨国纳税人的有关税收资料，也不可能强制对方国家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加强双边税收协作，互通情报；或者是规定跨国纳税人自己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即规定跨国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纳税情报的义务。所得延伸提供纳税情报，是指居住国税务当局要求本国居民广泛提供自己有关纳税的一切资料，不仅是本国的，而且还包括外国的。比如，美国税法要求本国的跨国纳税人如实填报有关表格，这些表格很多都是为了跨国纳税人的国外活动而设计的。
（四）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
有些国家就采取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的办法，以此来摆脱税务当局在反避税活动中的被动局面，但是无论多么完美的税法，无论多么具体的反避税措施，离开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都只是一纸空文，而高水平的征管工作只能来自严格执法的税务人员，来自于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因此，在加强反避税的立法措施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反避税的管制。加强反避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高涉外税务人员的素质
加强税务人员的培训，让其掌握多种与业务有关的知识，如会计、统计、审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
②加强税务调查
要提高防范避税的有效性，就必须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这就要求进行广泛的调查，除了对纳税人本人进行调查外，调查对象还可以涉及诸如海关、公司雇佣的会计师、审计师、税务顾问等。
③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
由于对跨国纳税人的国际税收管制涉及到一国以外。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税收人员的相互配合、争取对方的合作与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④采用科学的征管手段
当今是信息时代，面对跨国纳税人高明的避税手法和完善的避税工具，税务局必须采用先进的电脑技术，利用国际互联网，加强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配合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才能占据更多的资料，快捷的为处理避税提供依据。
四、我国对于国际避税的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涉外交往和关联企业间的联系越来越普遍，外商参与我国经济建设的程度也越来越广泛和
深入，一方面给我国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避税的问题也日趋加重，手段和方式也多种多种样。
近年来，我国在反避税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有力防范避税对国家税收所造成的损失。
（一）借鉴外国经验，强化税收征管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将会增加，新贸易方式会不断出现，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征管应当一下方面着手：第一、要重视涉外税收管理的综合治理，建立严密的税收监控和信息网络，以便随时掌控和了解全国的外商企业的基本情况和纳税动态；要充分依靠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门等组成协税、护税网络，保证涉外税收的贯彻实施。第二、将纳税人报告义务的规定系统化和规范化，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的申报表，从中获得充分的税务信息，以便及时对纳税人的税务情况进行分析和处理。第三、加强与各经济部门的横向联系，互相支持、通力合作，共同做好反避税工作。
（二）加强对涉外企业的税务稽查
各种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关系日趋复杂，新贸易方式不断出现，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加激烈，国际间的偷、漏税现象也日渐突出；要尽量减少这些有害成分，除了加强我国的税收立法和税收征管外，还必须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一支业务强、思想政治素质好的稽查队伍，做到有效防止偷、漏税行为的发生，有力打击惩处偷、漏税犯罪行为，减少国家经济损失，维护国家税收秩序。
（三）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协作
新时期国际避税浅析 篇3
【摘要】随着国际经贸活动的日益深入和频繁,国际避税问题亦日益严重,深刻影响到了所在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国际投资秩序的稳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阐述了国际避税的概念及其危害,并在分析了目前存在的国际避税类型之后,对我国应采取的反国际避税措施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国际避税;税收策略;解决对策
1.国际避税的概述
一般认为,国际避税是纳税主体利用各国的税法差异,以各种合法手段在不同国家间,通过课税主客体的转移或不转移来减少国际纳税额的行为。据有关资料显示,因跨国公司的国际避税,每年我国要承担超过300亿元的损失。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外方经常采取各种不合理的方式,比如抬高原材料进口价格、压低产成品出口价格,从中赚取高额的差价,使中方股东蒙受沉重的损失。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的政策,内外商投资企业承受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一现象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如果外资企业再进行避税,那么这种人为的待遇失衡就更明显了。如果放任国际避税的任意发展,对内资企业以及那些奉公守法、照常纳税的其他外资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将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另外,跨国纳税人为逃避税负而经常采取各种手段转移利润,还会扰乱国际资本的流动秩序,妨碍正常的国际经济交流活动。
2.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国际避税的方式为跨国纳税人通过滥用有关国家税法、国际税收协定,利用它们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来实现不纳税或少纳税,从而达到规避纳税义务的目的。当前,国际避税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2.1 转移定价避税
跨国纳税人经常采用转移定价避税这种方法来规避国际税负。转移定价方式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故意压低境内公司销售货物、提供劳务、租赁和转让无形资产等的价格或费用,或故意提高境外公司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等的价格或费用,使国内公司的利润减少,转移集中到低税国家(地区)的关联公司。转移定价有多种表现方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抬高商品定价的策略,转移收入从而进行避税;二是通过购置与租赁公司的固定资产,来影响其产品成本费用;三是通过转让或使用有形或无形资产,采用不合常规的价格来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四是通过关联公司之间收取较高或较低的运输费用、保险费、贷款利息费用、管理费等转移利润。
2.2 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
国际避税地,也称为避税港或者避税乐园。国际税务专家肖温和爱德华克对避税港下过一个定义:“避税港是这样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哟不过有资产活着取得收入不必负担税收,或者只负担比在主要工业国家轻得多的税收”。 国际避税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地虚设经营机构或者场所转移收入、转移利润,从而实现国际避税。当前世界上被看作是避税港的国家和地区有百慕大、巴哈马、瑙鲁、马恩岛、列支敦士登、香港、澳门等几十个。
2.3 滥用国际税收优惠避税
滥用国际税收协定,是指非税收协定缔约国的主体通过在税收协定缔约国设立中介公司的做法,获取其本无法享有的该税收协定中的税收优惠。为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缔约国间往往要做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适用于缔约国主体的税收优惠条款。然而国际避税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一些原本无享受某一特定税收协定优惠法定资格的非缔约国主体,采取各种巧妙的手法,通过设置导管公司、利用双边关系设置控股公司而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从而达到减轻其在国内纳税义务的目的。非缔约国主体滥用税收协定,主要体现在减轻或规避非居住国对消极投资所得征收的预提税方面。
2.4 利用资本弱化避税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通过加大借贷款(债权性筹资)而减少股份资本(权益性筹资)比例的方式增加税前扣除,以降低企业税负的一种行为。资本弱化的表现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在公司设立时就存在出资的不到位,借入资金过多,甚至出现虚假出资;二是公司设置后资本金实质减少,跨国公司抽取资金而不是充实资本。跨国纳税人往往利用资本弱化的第二个方面进行国际避税。在我国涉外企业中,外商自有资金一般所占比重都较低,即使在扩大生产规模过程中,也尽量运用国内外银行贷款作为投入资本,从而降低税务成本,最终达到避税目的。
2.5 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总称,是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背景下形成的动态商务活动。跨国公司为了避免成立常设机构,往往利用电子商务的隐蔽性逃避所得税;利用电子商务的高流动性,通过虚拟避税地营业的方式来逃避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利用电子商务对税基的侵蚀性,通过隐蔽进出口货物的交易量和提供的劳务量来逃避关税。网络传输的快捷性使得关联企业的各成员在特定商品的生产销售上拥有更充裕的筹措时间,关联企业可以在各成员国间有目的的调整收入,分摊成本费用,从而轻而易举地完成转移定价、逃避税款,达到整个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3.我国反国际避税的措施
针对目前国际避税十分严重的现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是内容往往过于笼统,不够明确,可操作性较差。本文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提出如下反国际避税的改进措施:
3.1 加强打击转移定价
借鉴国际上防范国际避税的成功经验,我国要逐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尽量减少税收立法上的漏洞,来有效地防范外商的国际避税行为。
3.2 严格限制和监管基地公司
针对跨国纳税人在避税港建立基地公司而进行国际避税的做法,各国当局纷纷建立起相应的避税港对策税制,对基地公司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管。管制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类:(1)明确规定禁止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英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国内公司在避税港设立子公司或将部分营业迁至避税港,不仅仍按英国居民公司征税,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对于公司及其负责人还将给予刑事处罚。(2)明文禁止非正常的利润转移。比利时法律规定,如果比利时居民公司向位于避税港的关联企业支付款项,如此项行为属于非正常的利润转移,则在计算应税所得额时一律不予扣除。(3)明文规定取消延期纳税待遇。所谓延期纳税制度,即对外国子公司的国外所得,在汇回本国的母公司前可以不予征税,并对其何时汇回不作限制。该项制度在很多国家的税法中均有规定,但是该规定往往造成大量资本滞留于避税地,并再投资于该地长期享受优惠。因此,美、德等多国已经取消了设有基地公司的跨国纳税人的延期纳税待遇。
3.3 不断修订完善国家间的反避税协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和跨国公司活动规模的迅速扩大,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密切,单纯依靠本国力量进行反避税斗争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间合作,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以便更有效的防范和应对国际避税现象。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现有的国际协定不断进行修订与完善,及时弥补存在的漏洞,不给国际避税活动以任何可乘之机。
3.4 对资本弱化予以严格规制
在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下,仅仅依靠正常的交易原则来管制资本弱化,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针对跨国纳税人人为地弱化企业资本而增加贷款融资比例来虚增利息支出以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我国税法可以通过明确规定企业的资本金与债务比率的方法来加以限制。如果企业的资本金与债务比率低于法定比率时,超过部分的债务所负担的利息不能在企业成本费用中扣除,而应从税收角度视同权益,作为股权投资的股息处理而课征股息所得税。为了克服正常交易原则在管制资本弱化方面的软弱性,美、英、法等许多发达国家尽管在其转移定价税制中已确立了正常交易原则和方法,但仍同时专门规定了固定比例法。
3.5 加强国际反避税队伍建设
首先要加强国际反避税机构建设,组建一个高效率、专业化、致力于国际反避税任务的专门机构;其次要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专业培训和专门培训,提高反避税人员的工作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等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不断增长,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健全我国的反避税法律制度已成为我国税收和外贸立法中的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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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分析 篇4
一、跨国纳税人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利用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方式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人为地压低本国境内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销售货物、贷款、服务、租赁和转让无形资产等业务的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本国境内关联公司销货、贷款、服务等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使本国关联公司的利润减少,转移集中到低税国家(地区)的关联公司。
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压低定价的策略,使企业应纳的流转税变为利润而转移,进行避税;二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抬高定价的策略,转移收入,实现避税;三是关联企业间采取无偿借款或支付预付款的方式,转移利息负担,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四是关联企业间提供劳务采取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计收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五是关联企业间劳务通过有形资产的转让或使用,采用不合常规的价格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六是关联企业通过无形资产的转移和信用,采用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价格转移收入,实现避税。
(二)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
国际避税地也称“避税港”,是指为跨国投资者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国际避税地良好的“税收乐园”环境,为世界众多跨国投资者所青睐。
目前,跨国纳税人利用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将在避税地境外的所得和财产汇集在基地公司的账户下,转移公司所得和财产,从而达到逃避国际税收的目的。所谓基地公司,是指那些在避税地设立而实际受外国股东控制的公司,这类公司的全部或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在避税地境外发生和进行。
(三)利用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
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协商对等的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为达到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的,缔约国间都要作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缔约国居民适用的优惠待遇,这些协定规定的优惠待遇对非缔约国居民的纳税人则不适用。
所谓滥用税收协定,是指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第三国居民,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直接导管公司、踏脚石导管公司或者直接利用双边关系设置低股权控股公司,从而间接地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随着国家间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不断增多,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的现象也日益突出。
(四)利用资本弱化进行避税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它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资本弱化在税收上的主要结果是增加利息的税前扣除,从而减少应税所得,实现减少股息的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原理,权益资本以股息形式获得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前,要先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债务资本的利息,却可以列为财务费用,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债务资本是没有税收负担的,权益资本则要缴纳所得税。因此,企业的投资者为逃避税收,往往会把关联企业本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通过高负债、低投资,使资本弱化,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让企业尽量利用债务资本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或避税的目的。
(五)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国际互联网、局部网、企业内部网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电子商务成为交易的重要渠道,但由于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交易无国籍无地域性、交易人员隐蔽性、交易电子货币化、交易场所虚拟化、交易信息载体数字化和无形化、交易商品来源模糊性等特征,无疑给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提供了更安全隐秘的环境,从而导致跨国纳税人避免成为常设机构和居民纳税人逃避所得税;利用电子商务的高度快速流动性,虚拟避税地营业,逃避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利用电子商务对税基的侵蚀性,隐蔽进出口货物交易和劳务数量,逃避关税等,从而使电子商务成为新的避税形式。
二、我国反避税原则
(一)有理有节的原则
坚持有理有节的原则就是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法规,对一些性质较为恶劣的避税行为以法规予以规范。但对一些在合理范围内的税收节税行为我们要予承认:一来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二来外资进入更多的是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帮助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去。
(二)国民待遇的原则
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就是对同一性质的避税活动应同等处理,而不能因跨国纳税人的国别(地区)或经营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在一般税收政策的制定方面也要体现该原则,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让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三)事先约定原则
坚持事先约定原则是在事先有所约定的情况下(这个约定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和企业达成的协议),对避税行为进行纳税调整。如果纳税人的避税此时不在现有的法规及协议的管制之下,只能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税收节税行为,尽管它的动机及实际行为被视为不当,也只能在以后给予进一步的约定进行调整。
(四)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
坚持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主要是针对解决转让定价问题而行使的成本加利润法、预约定价法等提出来的。这一原则要求对各种原材料、产品、费用的国际价格以及类似企业的利润率等信息都有非常全面、准确的把握。既要给对象企业以合理的利润空间,又要保证我国的税收利益不受到损失,体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准则。
(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坚持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是因为避税、逃税与节税在实践中有时很难界定。因此,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应根据国际惯例,对节税性质的避税,征收机关不得调整与处罚,而应侧重于修正本国税法及有关法律,倘若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则应予以支持鼓励;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应税所得,补税而不加以处罚。
三、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一)对我国现行反避税法规弊端的分析
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虽然这些条款办法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1. 现行反避税条款仅针对跨国纳税人通过境外联属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约束,实际上,跨国纳税人在我国的避税活动不仅有转让定价形式,还有诸如利用地区税收倾斜政策、新办企业优惠条款、避税地基地公司、电子商务活动等进行避税。
2. 跨国纳税人在我国避税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建立以税务部门为主,工商行政管理、外经贸、海关、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配合的反避税网络。为使反避税网络的正常运行,客观要求反避税工作必须以国民经济管理法规为法律保障,以协调规范各部门行动。但由于我国现行反避税条款作为所得税法的组成部分,尚属财政金融法规范畴,其调节规范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
3.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反避税条款,而实际上来华的跨国纳税人亦有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存在。
(二)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跨国纳税人的单行反避税法规应包括:
1. 总则。
规定避税的定义,避税行为的认定、反避税法规的适应范围,还应明确企业进行避税活动可能采取的方法、手段及可能发生的避税范围,以便从中总结避税的规律,制定防范避税措施,更好的指导反避税工作。
2. 纳税人举证的法律责任。
包括纳税人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及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对某些国家规定的“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的做法,我国可不予采取,因为这一规定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严厉的立法方式并受到抨击。
3. 税务机关的权力。
确定税收机关对避税案件的调查权、立案权和处置权等,确保税收机关及税收人员在反避税斗争中的地位。
4. 罚则。
参照国际惯例,对违反法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防范,该补税的补税,该处罚的处罚,不仅对纳税人适用,而且对不按反避税法规规定承担义务的有关部门也适用。
5. 规定具体的调整方法。
在产品销售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市场价格法、比照市场价格法和组成市场价格法。在我国制定价格转让制度和政策时,应当考虑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和国外比较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关联企业、公司间的非正常交易,规定出具体的调整方法、程序和计算公式等。在信贷方面为防止利用不正常的贷款利率进行避税,应当定期公布我国的正常贷款利率标准,根据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分别就不同的贷款种类、期限规定出不同的幅度。这种标准的制订,不仅可以满足反避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我国企业对外贷款、租赁公司财务核算也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6. 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
跨国纳税人避税活动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我国税收法规存在漏洞,但与有关的部门经济法规及部门的控管措施亦有一定的关系,为此应在修订部门经济法规的同时,依照部门职责,在反避税法规中明确有关部门反避税的权利与义务。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跨国公司开业审批及注册登记的权利与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对跨国公司资产评估与经营业务审核的权利与义务;海关对进出口物资、材料控管的权利与义务;银行对跨国纳税人往来账户管理及为税务机关提供资料的权利与义务等。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的广泛运用,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同时,应针对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存在的种种避税手法,制定符合国际规范的反避税条款,以适应我国全方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
摘要：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税法和税收制度很难在内容和标准上达到完全一致,从而使跨国纳税人在纳税方面有机可乘。跨国纳税人主要利用转让定价、国际避税地、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以及电子商务等方式进行国际避税。我国应遵循有理有节、国民待遇、事先约定、合理定价及利得和符合国际惯例等反避税原则,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我国反避税法规的总则、罚则以及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等,不断完善我国的反避税法规。
关键词：国际避税,反避税,税收法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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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分析 篇5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越来越多，我国与境外的物流也更加频繁和活跃，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避税手法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这不仅使得我国税收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了国内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严重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因此，认真分析国际避税的成因及特点，实施有效的反避税措施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国际避税手段复杂多样，可能出现在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本文将仅就货物购销环节存在的国际避税问题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讲，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实现国际避税的形式有两种：一是正向避税，即跨国关联企业把利润的实现地点从税负较高的地区转移到税负较低的地区，谋求集团企业内部整体利益的增加；二是逆向避税，即跨国关联企业把利润的实现地点从税负较低的地区转移到税负较高的地区，从而谋求自身利益的增加。
在实践中，跨国公司集团避税的方法相当复杂，既可以在原材料购进环节避税，又可以在产品销售环节避税；既可能涉及两家关联企业,又可能涉及多家关联企业。下面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一、原材料购进环节避税
假设甲国有一家跨国公司X在乙国投资，最后决定组建合资企业A，其中公司X持股比例为80%，乙国的持股比例为20%，公司A有60%的原材料从甲国的公司X进口。甲国的公司所得税率是5%，乙国的公司所得税率是30%。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公司A以2万美元/吨的价格从公司X进口原材料100吨，然后将生产的产品以4万美元/吨的市场价格销售给非关联的客户。如果公司X的原材料成本为0.5万美元/吨，其他支出为5万美元，公司A的其他支出为20万美元且无其他收入，那么公司A应缴纳的所得税为（4×100－2×100－20）×30%=54 万美元，税后利润为（4×100－2×100－20）－54=126万美元。假设原材料的真实市场价格为1万美元/吨，那么此时公司A应缴纳的所得税为（4×100－1×100－20）×30%=84万美元，税后利润为（4×100－1×100－20）－84=196万美元。因此，通过转让定价，公司A减少的税后利润为196－126=70万美元，但同时实现的避税数额为84－54=30万美元。对于公司X来说，此次交易多获得的销售收入为（2－1）×100=100万美元，多缴纳的所得税为7.25－2.25=5万美元，增加的税后利润为137.75－42.75=95万美元（如表1所示）。
可见，公司A通过与甲国母公司X的关联关系，在向其购进原材料时人为抬高进口原材料的定价，由此增大了本公司的购进成本，减少了企业利润，从而逃避本国的高额所得税负。另一方面，对于公司X来说，由于其处于低税国，它从转让定价中多获得的那部分应税所得就会降低整个跨国公司集团的所得税负。最终，整个跨国公司集团实现的避税总额为25万美元（30－5=25万美元），增加的税后利润总额也为25万美元（95－70=25万美元）。
表1 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 单位：万美元
二、产品销售环节避税
对于上例中的公司A来说，在产品销售环节同样可以实现避税，不仅可以在内销环节避税，也可以在产品外销环节避税。
（一）产品内销环节避税
当乙国的公司A生产的产品在本国境内销售时，为了避税，它不会直接将产品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出售，而会人为的制造关联交易来避税。通常的做法是，公司A先在本国的保税区设立绝对控股公司或全资子公司B，然后将产品以低价出售给关联公司B，最后由公司B以正常的市场价格销往市场。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公司A因故意压低产品售价使得利润减少，从而逃避了较高的所得税负；另一方面，关联公司B因低价买进产品使得利润增加，但由于保税区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因此两家公司的总体税负仍然降低了。现仍以上例进行具体分析。
假设方案一：公司A将上述生产的产品以4万美元/吨的正常市场价格直接销往市场。
假设方案二：公司A将上述生产的所有产品以3万美元/吨的价格出售给保税区的公司B（假设B为A的全资子公司），然后公司B以4万美元/吨的正常价格销往市场。公司B的其他支出为10万美元，没有其他收入，且保税区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是3%。那么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见表2。
通过观察可发现，如果公司A将产品按照正常市场价格出售，那么其应缴纳的所得税为54万美元，税后利润为126万美元，但是通过人为制造关联交易，公司A成功避税27.3万美元（54－26.7=27.3万美元），同时使得整个公司集团的税后利润增加17.3万美元（143.3－126=17.3万美元）。
表2 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 单位：万美元
表3 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 单位：万美元
（二）产品外销环节避税
如果合资公司A生产的产品不是销往本国市场而是销往国外市场，那么它仍然可以设计“发票路线”的避税方案。假设公司A要将生产的产品销往丙国，则通常情况下为避免缴纳30%的高额所得税负，公司A不会直接与丙国的买主签订合同。首先，公司A会请求母公司X（或者避税地其他关联公司）负责接定单，与丙国买主以产品的正常市场价格签订合同；然后，公司A会再与母公司X（或者避税地其他关联公司）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公司X（或者避税地其他关联公司）将该种产品的订单给公司A，双方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进行交易，公司X（或者避税地其他关联公司）付款后有权要求公司A将产品发往任何指定地点。这样，产品交易各方就会形成如下的关系图：
从关系图中可以看出，公司A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转移到关联公司X，由于甲国的所得税率较低，因此在规避本国高额税负的同时降低了跨国公司集团的整体税负，其税收效果与表1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分析实际上存在一个潜在假设，即不考虑进口企业所在国的关税，但如果关税税率过高，那么跨国公司集团并不一定能成功避税。假设上例中公司A从甲国的母公司X进口原材料的关税税率是50%，且假设方案一：公司A以1万美元/吨的真实市场价格进口原材料；方案二：公司A以2万美元/吨的转让价格进口原材料。在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其税收效果如表3所示。
由表中数据可知，通过转让定价，公司A的所得税由69万美元降到24万美元，跨国公司集团的所得税从71.25万美元降到31.25万美元，但由于跨国公司集团的关税总额增加了50万美元（100－50=50万美元），所以跨国公司集团的整体税负增加了10万美元（100＋31.25－50－71.25=10万美元），税后总利润减少了10万美元（203.75－193.75=10万美元）。由此可见，从整体来看这种转让定价是不成功的，跨国关联企业之间在实施转让定价时必须考虑进口企业所在国的关税。
三、利用转移环节的避税
通常情况下，利润只有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转移时才能实现避税目的，但在现实中还应特别关注企业的股权结构，做更为复杂具体的分析。以某国的股份公司C为例，当外方控股比例较高甚至是全资的外方子公司时，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转往高税国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将公司利润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转移到高税国，其结果显然是得不偿失。但是，如果外方控股比例较低，其余股份由本国多家企业拥有，那么外方就很可能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逆向避税，其实质就是通过侵占本应该分给该国投资者的那一部分利润，以补偿利润转移所多承受的税负，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面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假设甲国合资企业C由乙国某公司Y与甲国三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乙方控股40%，甲方三家投资公司各控股20%，合资企业C的产品销往丙国，其适用税率是30%，乙国的所得税率是40%。如果合资企业C以正常市场价格将产品直接销往丙国，那么可以实现税前利润100万美元；如果合资企业C先将产品低价出售给公司Y，再由公司Y以正常的市场价格销往丙国，合资企业C和公司Y可以实现的税前利润分别为20万美元和80万美元。那么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在正常情况下，甲方和乙方可以分别获得税后利润42万美元和28万美元；在实行转让定价情况下，尽管被转移的利润要缴纳较多的所得税，但公司Y因为可以独吞被转移部分的税后利润，从而使得乙方的税后利润由先前的28万美元增加到53.6万美元，甲方的税后利润则从42万美元减少到8.4万美元。
表4 转让定价的税收效果 单位：万美元
四、货物购销环节的反避税建议
根据货物购销环节的各种避税手法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了有效防范跨国关联企业之间利用转让定价避税，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反避税措施：
第一，加强和完善税收立法，这是防范国际避税的前提。首先，各个国家要加强对转让定价的调整权力，在制定法规时，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正常交易定价原则、举证转嫁原则和税收妥协原则等，对跨国定价按正常交易原则进行事后调整，避免人为抬高或压低价格；其次，税法中要明确关联企业概念，完善对关联企业的判定方法，从管理、控制和资本三个方面进行严格审核。再次，明确有关部门在国际反避税过程中的配合职能，并制定有关部门不配合税务机关反避税的处罚条款。
第二，重视国际间税收情报的交流与交换，这是重要的国际反避税措施。一方面，要建立税收情报专门机构，负责国内外税收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税收情报交流交换制度，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和防止国际避税。
第三，推广实施预约定价协议，这是遏制转让定价避税的重要手段。预约定价协议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纳税方式，它不仅可以降低税务部门的漏征税风险与审查成本，而且能够降低跨国公司被稽查后双重征税的风险。因此，推广实施预约定价协议可以有效遏止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避税活动。
浅论国际避税问题 篇6
一、国际避税概述
所谓避税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 作适当的财务计划, 以达到避税的目的。而国际避税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是指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缺陷, 通过变更其生产经营地点、经营规模以及人和财产跨国界的流动等方法来最大限度地减轻或规避税负的行为。国际避税与国际逃税都是为了规避税收, 减少成本, 但它与国际逃税又有不同, 国际逃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不足和漏洞, 采取一些非法手段, 逃避应纳的税款。它与国内避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国际避税实际上是国内避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 它的影响是广泛的, 它们都是通过一定手段来实现避税这一目的。但是, 由于国际避税行为主体是跨国纳税人, 它的避税行为不仅跨越了国境, 而且一般都涉及到两个及其以上国家的税务机关, 而由于各国的税收制度不尽相同, 所以有关国家的任何一方往往都很难杜绝。因此, 国际避税较之国内避税和涉外企业避税更为复杂, 矛盾更突出。
二、国际避税的表现方式及存在原因
国际避税的主要表现方式有转移定价避税, 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和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其中, 转移定价是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所采取的一种避税策略, 又称转移价格、调拨价格或者内部价格等。它是指在跨国公司内部, 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内部价格相互流通商品、劳务、技术, 通过高进低出的形式, 将部分所得收入从高税负国转向低税负国, 以达到降低跨国公司总体财政负担的目的。简单地说, 转让定价就是利润在集团内部的一种流动手段。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集团内部使用范围广、隐蔽性强、操作较为容易的一种避税方式。首先, 提供劳务、转让专利中的转让定价。集团内部企业之间提供劳务、转让专利权, 在支付或收取相关费用时, 利用定价的高低, 把收入和利润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 达到避税的目的。其次, 贷款业务中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 通过制定有区别的贷款利率, 将利润从高税负国向低税负国转移, 比如处于低税负国或避税地的母公司为了使在高税负国的子公司的经营收入减少, 故意提高贷款利率, 以增加子公司的产品成本, 达到子公司少纳税的目的。再次, 租赁业务中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通过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的租赁来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其方法之一是肆意制定租金价格进行避税, 而另一种是利用国家或地区间折旧制度的差别来进行避税。上述中提及的国际避税地避税是国际避税又一表现形式, 国际避税地一般是指对财产和所得收入不征税或虽征税但税率相当低, 可以被人们借以进行所得税或财产税国际避税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首先, 虚设机构避税。跨国公司通过在避税地建立空壳公司, 开展虚假的经营业务, 借助转移定价手段, 向避税地转移高税负国的分公司营业利润和所得, 以逃避居住国的高税负。其次, 信托避税。如果跨国公司在高税国拥有某些能产生利润的资本, 为了减轻在高税国的所得税税负, 就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将这笔财产转移到避税地区, 从而避免在高税国的即期纳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它有效地抵制了国际双重征税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而国家间缔结税收协定, 特别是双边税收协定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有效途径。签订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双方均要做出相应的自我约束和妥协, 才能形成对缔约国双方居民都适用的优惠条款, 特别是在商业贸易中的一些税收优惠条款。
国际避税存在的主观原因是跨国纳税人具有趋利避税的强烈欲望。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避税, 精心研究有关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 利用各国税收上的种种差异来减轻税负, 并且跨国纳税人也具有一定的避税技巧和税收法律知识。客观上, 各国税收制度的不同, 为跨国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条件。例如, 当今世界各国的税负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高税负国家的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0%甚至更多, 中等税负国税收总额一般占到20%~30%, 而低税负国家和地区税收总额只被控制在20%以下。各国税收管辖权选择和使用的不同, 使纳税人能够利用这种漏洞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成为可能;各国税收管理部门为避免国际重复征税而制定的不同措施也可能导致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各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的差异也为国际避税创造了条件;各国税收优惠措施的差别提供了很多为跨国纳税人减轻和消除税负的良机;国际间还存在着多种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差别, 跨国纳税人也可以利用其中的漏洞为避税服务等等。
三、国际避税的应对措施
国际避税虽然是一种合法行为, 但其花样不断翻新、规模有增无减也给各国带来了严重后果。它对许多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使本应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转化为避税者的额外收益, 并造成收入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因此, 基于维护国家经济的理由, 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一些反避税措施。首先, 弥补税法漏洞。很多国家在弥补税法漏洞方面, 设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即假交易条款。这个条款对于区分商业交易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以避税为目的具有重大意义。假交易就是指利用合法的假交易形式来实现其避税的目的。其次, 打击转让定价。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税法中都有专门的应对转让定价规则。这些规则允许税务机关检查跨国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记录, 并有权对可疑交易作出处理决定。
我国入世后, 跨国公司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 采用各种避税手段转移收入, 对此, 我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避税措施, 但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而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例如, 我国相关反避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行业利润率、需求量等信息;我国税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与我国目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等。首先, 我们要强化税收立法, 完善各类反避税法律法规条款, 要从制度的层次进行反避税。我们要加强打击转移定价;加快实施“两税合一”, 改革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所谓“两税合一”是指两部法律法规统一成一部所得税法, 在税率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其次, 我国还应加强税收征管, 严格税收管理制度。其中尤其要加强税收项目精细化管理、严格审计涉外交易、建立和完善税务情报系统, 积极与国际相关经济组织进行信息交流。第三, 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我国税收人员素质。我国应尽快培养一支既熟悉我国税法, 又熟练掌握财务会计, 国际贸、国际税法等专业知识的反避税专职队伍。
综上所述, 国际避税有其根源, 其形式也是千奇百怪, 各国的避税措施也不尽相同。我国的反避税工作任重而道远, 因此借鉴国际反避税经验也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如针对滥用国际税收协定的反避税措施是加入反滥用条款;针对避税港的反避税措施是受控外国公司 (CFC) 立法;针对资本弱化的反避税措施是限制资本弱化等。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在反避税的斗争中从容应对。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一员, 尤其是我国在2001年11月20日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增加, 国际避税这一话题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在国人面前。因此, 本文通过对国际避税的表现方式及其存在原因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国情, 对反避税的措施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国际避税,表现方式,存在原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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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行为及应对浅析 篇7
一、国际避税行为的性质
国际避税一般认为是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对于国际避税行为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行为合法,其理由是避税只利用法律没有覆盖到的调整范围,纳税人利用了法律漏洞,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二是认为行为违法,因为纳税人主观上故意减少纳税行为,即表面没有触犯法律规定,实际损害国家经济利益。三是认为行为中性,其理由是纳税人采用合法的国际避税方式,其行为不具有欺诈性,但国际避税损害国家财产,破坏税负公平。目前对于国际避税行为的性质仍然没有统一判定,但从其本质上来看,可以定义为是一种金融违法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国际避税行为的动机方面,纳税人想尽各种办法,以求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与偷税漏税行为的动机相同。其次,在国际避税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方面,避税行为损害国家的税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国际资本不正常流动,影响国家外汇收支平衡。
二、国际避税常见的表现形式
1.自然人利用居所的变迁避税。这是自然人常用的一类避税形式,纳税人通常利用居所的真实迁出、虚假迁出、部分迁出、临时迁出等方式来进行避税。一些纳税人为了逃避原居国的税收,把居所迁往低税国或避税港。跨国纳税人通过成为低税国或避税港的临时居住者,享受居住国税收方面特别优惠。一般来说,当位于高税国的纳税人发现低税国的税负较轻时,便通过跨境迁移,或者在一国境内避免成为该国居民,以改变相关国家的税收管辖权,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2.跨国企业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协商对等的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和先进技术,各国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进行避税就是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非缔约国纳税人,利用在协定的缔约国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低股权控股公司等方式,间接地享受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随着世界贸易不断增长,各国在经济上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国家间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也不断增多,这使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的现象日益突出。
3.跨国企业通过转让定价避税。转让定价是指关联企业之间在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等时制定的价格。国际税收领域所涉及的转让价格,专指关联企业之间在交易时人为确定的价格。通过转让定价避税,是跨国企业常用的避税形式,一般表现为: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这样,将本属于高税国公司的所得转移给低税国或避税港的公司,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
4.跨国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指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一种活动。随着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有形交易的一种替代形式,使交易双方越过地理界线直接进行无缝的电子交易。跨国电子商务使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难以确定,影响国际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而造成国际避税。电子商务的迅速融入虽然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增大了国际避税的可能性,使得世界各国政府反避税难度增加。
三、国际避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关反避税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国目前反避税活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相关条款,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防范了外商企业的避税行为。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避税问题,中国现行的反国际避税法律法规还过于简单,过分强调原则,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1)只限于成文的法律规定,缺乏调整各种实际内容和方法的法定范例,对可比性问题分析不详细。(2)关于劳务和无形资产的立法不完善。(3)在税收优惠、税前扣除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比偏松。(4)中国规定在进行转移定价调查审计时,企业才需要提供相应的文件资料。这不仅降低了调查审计的效率,也为纳税人不及时提交相应资料提供了借口。(5)对关联企业的认定存在瑕疵。
2.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防范跨国公司国际避税,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产品价格、成本等信息资料,但目前外商基本上垄断其企业的购销大权,且都通过其关联公司进行。税务部门由于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不能及时掌握国际市场的价格资料,因而难以及时发现外资企业在与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顺利进行。
3.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国际反避税工作具有程序复杂、内容广泛、调整有风险的特点,这要求在反避税调查审计及与外商谈判过程中,需要素质较高和经验丰富并懂国际经贸、税法、财务会计及计算机、外语水平较高的人员。而中国由于反避税工作起步晚,所以税务部门对国际市场行情缺乏了解,税务人员缺乏丰富的反避税经验和较强的外语能力。反国际避税要对付的主要是来中国投资的外商,大部分是跨国经营者,他们有丰富的避税经验,还有专门研究中国法律的行家为其出谋划策。这些都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了困难,也使我们的税务人员产生畏难思想,反避税的信心不足。
四、加强国际反避税的措施
1.建立和健全税收法律法规。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避税,中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税收法律法规,堵塞现行税法的漏洞。第一,制定反避税专门条款并规定跨国纳税的税务申报义务、调查举证义务;第二,取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差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起一个较为科学和完善的税收优惠制度;第三,完善增值税进口征税制度,取消增值税起征环节和中间环节的税收优惠措施;第四,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对避税的定义、避税行为的认定、反避税法规的适应范围、对纳税人避税是否要加以处罚和如何进行处罚等等;第五,注意适时开征社会保险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税种,避免跨国纳税人利用中国在这方面的缺陷进行避税;第六,限制居民的财政性移居活动;第七,完善公司法、企业法、会计法等相关法规中对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与完善,都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且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2.积极开展国际间反避税合作。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性避税,只靠一国单方面努力显然不够,因此,中国政府要同其他国家的政府开展双边乃至多边的广泛国际合作,组成反国际避税同盟,协同行动,共同打击国际避税活动。开展国际间反避税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政府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减少反避税调查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税收情报交流,跨国公司的反国际避税通常涉及国外关联企业,税务部门不可能跨越国境调查取证,通过国际合作,可以请求对方税务局帮助调查,提供资料。要有效地制止国际避税并收到预期效果,就需要有关的国际经济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加强征收管理的国际协作,加大国际间反避税合作力度,研究制定相关的国际规范,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
3.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素质。当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具有丰富的避税逃税经验,即使有再具体完善的反避税措施,也难以遏制,必须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才能贯彻执行。所以,税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征管水平,防范避税现象发生的重要条件。中国要尽快培养一支业务素质过硬的税收队伍,做好如下几方面:一是提高税务人员对反避税工作的认识;二是提高招收税务人员的标准,严把税务人员质量关;三是对增加人员和现有人员实行定期培训,开设特别课程,探讨反避税的策略等,提高相关的业务水平,使税务人员不仅熟悉税法,也通晓财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四是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增强对税务人员的激励。五是提高税务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能,针对经营者的各种避税方法,培养反国际避税的骨干人才和力量。
国际反避税与BEPS行动计划 篇8
关键词：离岸金融,反避税,BEPS行动计划,税基侵蚀
一、离岸金融下的逃税避税现状
税收是每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的义务。但是从主观上讲,每个企业都有逃税避税的强烈愿望,抛开其他因素,缴纳的税收金额约少,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就越大,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跨国公司基本都会绞尽脑汁避税漏税。而世界各地的离岸金融中心则给这些跨国公司避税创造了条件。
离岸金融一般指不具有金融市场的国籍的当事人在该金融市场上从事证券或货币等金融活动行为。
离岸金融中心心普遍具有税率低,金融管制宽松等特点,而例如开曼、英属维京群岛等地甚至无金融管制、零税率,因此成为了有名的“避税天堂”。
跨国公司进行避税时,一般先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子公司,也称作基地公司,跨国公司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避税方式主要有:内部定价、递延避税和异常借款避税。内部定价是指母公司或者该公司的其他海外子公司低价的将产品等无性财产卖给基地公司,再由基地公司以高价转让给母公司或者其他子公司,从而将利润转移,达到避税的目的。递延避税是指上述的基地公司中被转移的利润应分配给母公司,分配的利润要在母公司较高的税率下进行纳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基地公司往往迟迟不肯将利润进行分配,将这笔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避免母公司缴纳高额所得税。异常借款避税是指,基地公司不把利润分配给母公司,而是以借贷的方式借给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这是由于借款产生的利息预提税率比公司所得税低得多,通过债权的形式将聚集的利润分散出去,可以达到避税的效果。其他避税方式有滥用税收优惠、滥用公司组织形式避税等。而作为避税工具的基地公司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有境外贸易公司、境外专利控制公司、境外专属性保险公司、境外财务公司、境外控股公司等。
二、逃税避税给各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企业滥用法律漏洞和各种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行为给各国的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首先,使各国的财政收入大大流失,损害国家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进行避税的行为,对于企业而言,可以减轻缴税的压力,使企业利益最大化,但是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而税收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造成税基的侵蚀,使东道国的财政功能受损,影响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公共需要不能及时得到满足。
其次,有悖税收公平原则,侵犯其他纳税人税负公平的法益,易造成不正当竞争,不利于良好投资环境的形成。不管是人为的避税行为还是滥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都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不利于良好的市场风气的形成。这种国际避税行为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其他纳税人获得同等对待的权利,而且使避税企业相比其他正常缴税企业获得了额外的收益,无端降低了成本,在市场中获得价格优势,不利于其他企业进行公平竞争,易造成不正常竞争的后果,久而久之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市场秩序,不利于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建成,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最后,避税行为是国际资本的不正常流动,阻碍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跨国纳税人为了避税会采取上述的转移定价等方式将资本流向税率较低的“税收洼地”,而东道国为了防止本国资本流失则会不得已采取外汇管制措施,从而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资源不能得到合理配置。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系列避税行为会给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不景气使得各跨国公司的避税之势愈演愈烈,也使得各国财政愈加紧张,反避税问题变得刻不容缓。反避税更多的是出于经济目的而非法律目的。虽然各国都各自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去应对跨国巨头们避税带来的挑战,但是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这也就是为什么G20各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一问题作为首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委托OEDC研究并推动一系列BEPS行动计划。而这一计划的实施是国际税制的首次重大改革,势必会对避税行为以及开曼等“避税天堂”造成严重的打击。
三、BEPS行动计划的内容
BEPS计划,又称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是由G20国家领导人背书并委托OECD研究并推动的国际税收改革。
2015年9月2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在巴黎召开,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名与会代表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简称“BEPS”)全部15项行动计划最终报告以及一份解释性声明。
BEPS项行动计划包括15项具体的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协调各国企业所得税税制,重塑现行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国际规则,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开发多边工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
行动计划1数字经济。报告描述了数字经济的特征、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变革、与此同时带来的BEPS问题,以及相应的数字经济跨境税收的解决方法,“实质经济存在测试”。
行动计划2混合错配。混合错配是指纳税人通过不同国家不同的税收制度,将金融产品人为的进行调配,使之达到双重不征税的效果。
行动计划3受控外国公司制度。该制度是为了防止纳税人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的受控外国公司,从而逃避和递延税收。该报告没有要求各国统一对这一制度进行立法,而是就外国税收免抵、所得认定、境外股息免税等要素进行国际协调,提出“最佳实践方案”以供各国参考。
行动计划4,利息扣除。为解决将利润以债权形式进行转移,支付远远少于税收的利息,从而达到避税目的的问题,报告提出“固定扣除率”的应对方法。报告还给出了用以支持一般利息扣除限额规则并解决特殊风险的针对性规则,这些规则适用除银行与保险业以及公共事业以外的所有行业。超额利息不得扣除,但可以往前或往后结转。
行动计划5,有害税收竞争。为了防止各国的不正当税收竞争,报告要求各国必须确定企业实质性经济活动才可以基于税收优惠。报告还就单项优惠政策列举出6类需要情报交换的裁定,以及在知识产权方面达成关联法共识。
行动计划6,防止滥用协定。为抑制择协避税的现象,各国同意在各税收协定中加入反滥用条款,报告对反滥用协定条款的内容做出了说明,并讨论了大量其他具体反滥用规则的适用情形,并同意将各项反滥用规则纳入《多边工具》予以落实。
行动计划7,人为规避常设机构。针对这一问题,报告给出了修改协定范本等对策,包括修改OECD税收协定第五条第五款和第四款,应对合同及活动拆分。
行动计划8-10,转让定价。BEPS第8至10项行动计划要求在无形资产、风险和高风险交易三大领域进一步完善独立交易原则,确保转让定价结果与企业价值创造相一致,并合并成果发布1项报告。
行动计划11,数据统计,建立方法论来收集和分析BEPS的数据以及采取相应的行动:研究并确定针对BEPS行为的数据收集体系,构建分析指标体系,设计监控及预警指标,开展分析研究以估算BEPS行为的规模和经济影响;
其他行动计划包括,行动计划12强制披露;行动计划13,转让定价资料;行动计划14,争端解决;行动计划15,多边工具。
可以看出,BEPS计划就是旨在协调各国税制,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修订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国际规则,以遏制跨国公司规避全球纳税义务给主权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BEPS行动计划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
(一)BEPS行动计划带来的有利影响
BEPS是各国领导人携手打击国际逃税避税,建立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税收体制的重要手段,对国际上税收制度运行规则,和国内的税收法律发展和税收利益分配都有很大影响。
国际上,BEPS行动计划将完善转价定让、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税收协定等国际规则。从国内法角度看,此次行动计划将促进我国建立适应现代商业模式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税收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此次行动计划给了我国一个增强影响力、掌握国际税收规则话语权的契机,不必一味被动的受制于发达国家,可以更好的争取权益。此前的国际税收规则一直被发达国家牢牢掌控,发达国家将利己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而此次国际税收制度改革,我国作为G20国家之一全程参与并大力推动,这不论是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还是对于我国在国际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都有这个积极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发展迅速,产业不断升级,相比于之前为跨国公司提供单纯的合约加工、销售来换取微薄的利润,我国承担的功能不再单一,为全球经济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而此次行动计划提出的从经济行为发生地以及价值贡献角度对跨国公司利润进行分配的理念和方法,为我国在今后的国际税收管理中争取和维护我国税收权益提供了机遇。
(二)BEPS行动计划对我的不利影响
BEPS行动计划也存在一些不利影响。首先,不得不承认,我国不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制度的完善健全都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发达国家更懂得如何玩转国际规则,所以,虽然我国全程参与此次行动计划的制定,但是效果是否能够达到我国预期的目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其次,对于我国在外投资经营的企业来说,他们也不能打国际税收规则的擦边球,将面临严格的审查,无疑会增加经营成本;第三,此次行动计划是通过协调各国的税收制度从而形成新的国际间税收规则,而国家税收主权十分敏感,在当今国际税源争端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税收主权,从国际层面对包括优惠制度在内的国内税收政策提出要求或制约,如果与国内利益相冲突,难免会遭到国内税收主权的抵制,我国也要在各方利益面前做出权衡,改变本国税收制度的同时也接受其他国家税收制度,并且需要履行新的国际义务。
(三)我国应积极适应BEPS行动计划
我国应当积极适应BEPS行动计划,努力实现我国税收制度与国际税收规则对接。
BEPS行动计划报告的发布说明此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仍有大量后续工作需要展开。从2016年开始,G20和OECD国家将继续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后续工作,包括:破解金融交易的转让定价、难以估值的无形资产定价、非共同投资工具的税收协定适用、保险和银行业集团的利息和金融支付税务扣除等技术难题,出台交易利润分割法指引,对常设机构利润归属规则进行调整,谈判与起草《多边工具》等等。中国须把握这次机会,积极参与BEPS行动计划的后续工作,与各国协商洽谈,最大程度的为我国争取权益。
改革我国国际税收。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正不断的从资本输入大国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从制造现代化到全球价值链现代化,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在以技术作为手段参与国际间合作,并在国际财富分配至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应该针对这些变化及时改革税收制度。我国资本不断输出,但外国资本依然在不断输入,因此除了境外所得税税收问题需要关注,仍须重点关注外国投资来源于我国的所得税管理,防止我国税基被侵蚀;中国改变以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现状,不断强化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因此在转让定价中的我国的优势劣势互换,之前的劣势慢慢的在转为优势,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转让定价的惯性思维。
五、结语
反避税问题已成为很多国家首要关注的政治问题,而这次BEPS行动计划更是几百年以来国际税收规则的第一次改革,意义非凡。BEPS行动计划已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相信,BEPS行动计划会对跨国企业逃税避税现象产生巨大打击,会大大的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会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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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分析 篇9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要成功实现转移定价避税,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关联公司和关联交易的存在;第二,各国税制、税率存在差异;第三,母国有“延迟纳税”制度或“国外汇回利润免税”的规定。但是,这些条件是不是绝对必须的呢?
(一)转让定价避税交易是否都发生在传统关联企业之间
是否所有转让定价避税交易都发生在传统关联企业之间呢?非也,不存在固定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也常常存在转移定价交易。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1.某外国公司向中国公司销售设备一台,价款200万美元,转让专有技术一项,价款200万美元。按中国税法规定,外国公司应就专有技术价款缴纳20%的预提所得税(外企所得税中的一项)。为了规避预提税和得到好处,中外交易双方商定按设备作价款350万美元和技术价款40万美元签订合同(总价少了10万美元)。这样,外国公司少纳税(200-40)×20%=32万美元(净得益22万美元),中方企业也得到10万美元的利益。
例2.某外国公司装修中国某宾馆,双方达成的预算是80万美元材料费和60万美元劳务费。但按照中国税法规定,材料费可以所得税前扣除,外国公司应就60万美元劳务费计算纳税。为此,双方商定按120万美元材料费和18万美元劳务费签订合同。这样,外国公司逃避了按一定数量计算的中国税收,中方宾馆也从中得到了少付款2万美元的利益。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交易双方并非传统关联企业,但是双方在这笔交易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利益,通过筹划他们可以分享税收上的好处(避税)。
另外,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也可以通过非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如通过中间人进行等。关联公司只要向中介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将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转换成非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这样也容易逃避税收(如资本借贷的“背对背贷款”方式等)。
可见,转让定价避税交易也不一定都发生在传统的关联企业之间。因此,只依据传统的产权、血缘或控制关系来判定转移定价交易可能发生的范围是不全面的。
(二)国际避税的前提条件是否必需要各国税制和税率存在差异
这种看法即使在专业人员中目前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翻开现今的许多《国际税收》教材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大多数教材至今都是这么阐述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国际避税的前提条件是否必需各国公司税制和税率存在差异呢?
请看如下例子(“逆向转移定价”例)。
例3:如图1。假设母国A国公司税税率为30%,东道国B国公司税税率为15%,股息预提税税率为20%。则跨国公司在B国实现100万元税前利润汇回A国后实际得到净利润100×(1-0.15)×(1-0.2)=68万元,在A国实现100万元税前利润实际得到100×(1-0.3)=70万元。所以,跨国公司仍会选择将利润从公司税税率较低的东道国B国通过转移定价转回公司税税率较高的母国A国。
例4:仍如图1。假设A国和B国的公司税税制税率完全相同,甚至B国公司税税率还低于A国。但现在跨国公司为了管理需要(如战略目的调动资金、外汇或管理协调),要求B子公司将产品以低价微利销售给母公司或C子公司。由于利润转出B国,客观上造成了逃避B国公司税的效果。
例5:仍如图1。假设母国A国公司税税率为30%,东道国B国公司税税率为15%。某产品B国进口关税税率为10%。现位于B国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从母国A进口该产品原价1000万美元。但如果作价2000万美元,则跨国公司可以在B国少交公司税150万美元,和多交关税100万美元相抵后合计少交两税50万美元。
可见,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并非都是将利润从高所得税率国家转移至低所得税率国家,国际避税也并不必需要各国税制和税率存在差异的前提条件。即使各国税制税率完全相同,甚至B国税率低于A国,跨国公司仍有可能出于避税目的或非避税目的将利润从B国转移至A国,客观上造成逃避B国税收的结果。
也就是说,各国税制和税率(公司税和关税)存在差异只是跨国公司形成国际转移定价避税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也并不一定都是将利润从高公司税率国转移至低公司税率国,还要综合考虑关税税率、汇出利润预提税税率、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各种非税动机和因素。只要满足某些条件,都可以运作转移定价。如果B公司是与东道国的合资企业,在股份比例与相关税率关系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即使“逆向转移定价”也可以增加跨国公司的总利润。
(三)关于“延迟纳税”或“海外所得免税”规定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跨国公司要成功实现避税,还需要母国有“延迟纳税”或“海外所得免税”的规定。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母国要求跨国公司“国外留存利润”在国内实现汇总申报纳税,跨国公司就实现不了避税,或者虽避了税但通过回母国补交税又抵消了所避税收益。
但这是一种误解。可以证明,即使跨国公司海外“诡设利润”(避税所得)完全回母国补税,无论两国公司税率t1、t2相对比较是高是低,A、B两国之间仍然会存在税收转移,跨国转移的全球纳税总量和各国税收收入量都不会相等。何况还存在子公司所有权结构差异、以及母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归属抵免制”等等因素的影响。
另外,要求跨国公司“国外留存利润”在母国内实现完全申报纳税,由于税收征管等方面的原因,在各国目前信息交换不畅、国际税收合作不紧密的情况下,即使颁布了相关规定也难以使其做到完整申报、及时纳税和对他们实现有效监督。
综上所述可见:
第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并不一定都发生在传统关联关系之间,非传统的关联交易也可以存在转移定价避税。跨国集团内部贸易或关联交易的存在,只是方便了避税行为,而并非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必要条件。
第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并非都是将利润从高所得税率国家转移至低所得税率国家,还要综合考虑关税税率、公司税率(特别是汇出利润预提税率)、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各种非税动机和因素。只要满足某些条件,都可以运作转移定价行为。
第三,即使各国税制和综合税率(公司税和关税)均相同,当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直接目的非税时,如处于调动资金需要时,客观上也会造成逃避他国公司所得税收的效果。而此时并不需各国税制和税率存在差异。
第四,由于关税及抵免制度的影响,取消“延迟纳税”和“海外所得免税”的规定并不能避免转移定价过程中的税收转移现象。
第五,如果东道国外商投资企业为合资企业,或母国存在个人所得税“归属抵免制”等因素,这种情况会更加复杂化。
二、借鉴国际惯例,扩展我国转移定价法规的适用范围
(一)“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已逐步成为一项国际惯例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已注意到关联企业认定标准“窄化”这个问题,并出台相关的法规对策。如,美国税法规定: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实体,只要“受控制于”同一利益主体,就被视为有联属关系,即以有关各方共同经营业务的结果为准,据以推定联属关系。所谓“受控制于”包括任何类型的控制,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法定的或非法定的,也不论是已实施的或未实施的,只要纳税人的所得额已按有关利益主体的意图转移,就可以“推定”为控制行为。目前,国际上转让定价法规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关联企业的界定从原来的只看股权关系和血缘关系,扩大到不拘形式,只要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即属关联企业;再以后连“关联企业”也不考虑了,只要是跨国企业之间的往来,都应按转让定价法规执行;法规制裁的交易范围,也从一般交易扩大到一切隐蔽交易,诸如物物交换、债务互抵等。
美国税收专家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指出:“实质重于形式与商业目的原则在国内税收法(IRC)中通过好几部分反映出来。通过制定法典,国会已经将上述来自司法实践的支持变成了法规或法律……该款被国税局用得最多的地方在于国际转移定价”。美国这种推定模式也已影响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已做出新规定,在转让定价法规中,不再以联属企业为限,而是凡不符合公平独立原则的跨国交易,一般均应受转让定价法规制约。很多国家都按“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定跨国交易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如英国、法国、加拿大等。也就是说,各国税务部门在调整转让定价滥用的过程中,注意的焦点不再放在这笔交易是否具有关联关系的“形式”上,而是注重这笔交易是否具有以避税为“目的”的“实质”。凡是因跨国性交易价格的不合理性而导致交易双方不能真实反映其所得的,都属于转移价格税制适用的范畴,需要对不正常的交易价格进行调整,以确保本应属于该国的税基不至于流失。
这类新规定就体现了各国转让定价法规对纳税人的覆盖面在逐渐扩大的动向。可以看出,“实质重于形式”已逐步成为一项国际惯例。它在对付跨国公司层出不穷的避税技俩的斗争中,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借鉴国际惯例,扩展我国转移定价法规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8年发布、2004年修改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2004]118号)第二章第四条对关联企业的认定标准规定了八条,即:企业与另一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有下列之一关系的,即构成关联企业:1.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2.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3.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企业担保的;4.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5.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业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6.企业生产经营购进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供应并控制的;7.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的;8.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按照上述规定,只有符合上述这些特征之一的往来企业才构成关联企业,才能运用转移定价法规对其进行纳税调整。如果不符合上述特征之一,那么现行的转让定价法规对此就根本不适用。
本文认为,上述标准同样存在关联企业认定的“窄化”倾向。建议扩展“关联关系”的定义,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商业目的”原则,将“所有不符合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以及有避税倾向的跨国交易都纳入我国转让定价法规调整的范围,以对付各种形式的避税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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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分析 篇10
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产生，对于尚不完善的税制的中国来说，这也无疑造成了大量的税收漏洞，导致大量的税收收入的流失，因而，有关我国外资企业存在逆向避税的分析是一个所有经济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关键词 外资企业 逆向避税 现状 治理方法
一、从投资额随年份的变化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的状况。
这是从1979年——2008年，即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合同利用外资额和实际投资额的对比，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合同和实际利用投资额在大体上都成增长趋势，但是，合同利用投资额大于实际投资额，这不禁会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越来越高，我们会越来越得不到原来应得到的投资额。这就间接地促使我们对外资企业的进一步研究。
从各国的投资额的不同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主要渠道还是典型的避税港香港，维尔京群岛。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的避税方法。但是，图中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很高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的投资额有了增长，对于税率低的国家，我们明白投资于中国的原因就是避税，而高税负的国家投资于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主要分析的问题——逆向避税。
二、我国存在逆向避税的原因
逆向避税是指通过将税源从低税国向高税国转移，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就是说，逆向避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谋求税收利益，相反，逆向避税是为了谋求其他利益，而相对的牺牲一些税收利益。所以，我们分析一下我国存在逆向避税的原因。
1．各国逆向避税存在的原因
顺向避税的难度加大是逆向避税产生的导火索。
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所呈现出的降低税率的运行趋势，各国间所得税率的差异已经缩小。加之各国日益加强对国际税收的管理，客观上导致纳税人通过国际间转移税源来获取的税收利益将减少，使得纳税人不得不寻找其他的避税办法，在这种背景下，逆向避税应运而生。
2．我国外资企业存在逆向避税的原因
（1）转让定价：外方高价买入、低价卖出，使本应由涉外企业赚取的利润大部分转移到了（位于高税国的）其国外关联企业。
（2）滥用我国税收优惠措施和利用税法漏洞避税。税法规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到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就设法转移利润，出现连续的账面亏损，从而无期限地享受免税待遇。在利用税法漏洞方面，因中方税法规定，对外方转让技术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要征预提税，而对投资的进口设备可以不征税，所以外方将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逃避预提税。
从外资企业逆向避税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手段使得外资企业的逆向避税成为可能，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1）对外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每个国家的税收管辖范围不同，所以我国的税法只能对在我国的居民企业以及非居民企业的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在中国设立机构场所的，与其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产生效力，所以对于外资企业在国外的关联企业我国也是不能清楚的了解，同样也没有征收所得税的权力，这样客观就加大了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监管的难度，也为外资企业利用转让定价法进行逆向避税提供了条件。
（2）我国的税法仍存在漏洞：我国现在税制建设仍处于早期阶段。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税收制度也互不相同，我国的税收制度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所以，这种漏洞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在建设税收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它。特别是对待外资企业的税收征管方面，在对待外资企业的每一步，都是一次新的探索。
（3）过于求量，忽略质量：同样，在引进外资企业方面，我国由于过于看重外资企业的数量，过于急切的引进外资，而忽略了外资企业的质量，使得外资企业抓住我国的这一点，形成了许多不正当的逆向避税。
三、逆向避税的治理方法
1．针对各国的逆向避税的治理
（1）联合各国共同治理逆向避税：各国共同团结起来，加强国际之间的联系，共同寻找抑制逆向避税的对策，共同治理逆向避税。使得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避税减到最少。
（2）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国际商品价格信息中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尽量避免预期风险的产生；加强海关、商检、会计、审计的监管。
2．针对我国外资企业的逆向避税的治理
（1）加大我国反避税的力度：避税作为一个灰色地带，一直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为了适应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应不断地修订有关反避税的法规，法制。制定出一套有特色的中国反避税法制。
（2）加大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克服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求量忽质的心理，加强管理，对外资的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严格的进行審查，评估，对于原材料进出口的管理，对其交易的过程中有商业目的的合理性进行严格的审查。
（3）加强信息网络建设：使得税收制度，以及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更加透明化。
外资企业的逆向避税的存在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对外资企业的逆向避税的治理也是一个我国在税制建设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加强我国的逆向避税的治理，才能使我国的税收流失得到减少，同时，才能使我国的税收体系更加完整。
参考文献：
[1]邱健.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湖南省国际经济关系与反避税初探 篇11
关键词：国际避税,税收管理,反避税
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税收协定和国家税收的漏洞、差别、缺陷和特例, 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随着我们国家加入WTO之后, 我国一直本着相互开放市场的原则, 逐步地将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成为全方位的开放。
随着湖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国际避税在该省也日益盛行, 主要的原因有税法的漏洞、我国人才的缺乏、管理上的缺陷等, 这些问题引起的跨国避税给该省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1 湖南省国际经济投资基本情况及趋势
湖南省对外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迅猛, 湖南2015 年上半年对美国进出口增长67.9%, 2015 年上半年, 湖南省进出口在国际经济形势萎靡不振、全国进出口增速下滑、海关统计数字调整、取消“一企一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仍然保持了10%的增幅,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9 个百分点。目前, 湖南省进出口和出口增幅在全国排名第6 位和第4 位, 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1 位和5 位;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在全国均排名第18 位, 分别较上年同期提升2 位和1 位。
以下是湖南省2014 年7 月份进出口数据:
目前我省对外贸易方面主要方向是:一是继续加大力度培育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综合型出口基地, 在政策和资金方面重点支持基地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扶持基地内企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努力争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级出口基地。二是积极动员组织基地内企业创建品牌, 进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研发和技术升级, 不断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 开展产品深加工以拉长产业链。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综合型出口基地打造成湖南赫赫有名的出口基地。
2 国际避税形式的主要特征
国际避税跟国内避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是涉外企业与国内避税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与延伸。国际税法的重要渊源是国际税收协定, 其最典型的形式是“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跨国纳税人是国际避税的行为主体, 他们的避税行动一般都牵涉到两个国家以上的税务部门, 因此任一方的国家做到应收尽收很难。综上所述, 国际避税与涉外企业避税、国内避税相比较是更难管理的。
3 反避税斗争应遵循的原则
鉴于该省实际情况, 该省反避税原则是:第一, 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国际避税案件通常分为三类情况, 即节税、避税、逃税。按国际惯例, 该省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 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应纳税所得, 补税而不加以处罚。第二, 国民待遇的原则, 应同等对待同一类型、性质的避税活动, 不可以因为其是经营行业不同、跨国公司则区别对待。第三, 有理有据原则, 在处理案件时一定要有确凿的避税证据, 并且制定相应的、完善的反避税法规。
4 加强反避税征收管理
针对目前该省的跨国交易行为, 可以对以下方面进行加强管理:
4.1 加强对跨国业务的培训, 培养专业人才
目前该省税务机关的现状, 一个税收管理员管辖范围内企业多, 可是, 管辖内跨国公司却不多, 面对跨国公司成千上万的频繁业务量, 我税务部门一般的税管员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进行各个搜集证据, 一方面, 我国的立法可以进一步加强纳税人对其纳税义务的履行, 但是, 单纯的一味地要求纳税人自动申报做到准确、及时、真实的申报所有经营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情况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由于该省普通的税收管理员接触跨国公司税收业务的机会很少, 这就要求我税务机关注重培养专业人才, 专业人才要具备熟练的查账技能、熟悉跨国政策业务、能够掌握一些国际经贸知识, 拥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因此, 该省税务机关要每年有计划地组织举办国际反避税的培训, 挑选这方面业务精英组成专职人员, 并可逐步形成规模, 可以设业涉外专职小组, 小组成员全部为经过反避税专业培训的人员。
4.2 改善管理制度, 加强会计审计
我国实行的是纳税申报制度, 在纳税人申报之后, 针对跨国公司, 我国税收部门及税收管理员要审核跨国公司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 以检查其账目是否真实准确, 是否多摊成本、多列支出等问题。今后, 该省应建立起对涉外公司会计的审计制度, 要求外国公司必须对其所申报的各类报表经过公证会计师的审核, 否则该省税务部门可以不予承认。
4.3 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国际税收合作, 防止国际避税和逃税
税收情况交换是进行国际反避税合作的主要内容, 目前针对我省跨国公司的全球性避税, 仅仅靠一国的单方面征管, 效果肯定不行, 对于信息交流方面, 我省必须走出去, 主动、积极地与国外进行情况交换, 要主动与海关、外经贸、银行、工商、公安、物价等部门联系跟合作, 一起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保证我国的税收主权。对于征收管理方面, 我省的税务机关更加要主动走出去, 密切与外国税务机关的互动, 加强征收管理的国际协作, 对于哪些方法可以对跨国关联企业利用转让定价形成不合理的国际收入和费用分配进行重新调整, 从而更好地遏制国际避税行为。
4.4 严惩不待, 进一步加大处罚避税的力度
现阶段, 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范本指引下, 不转移纳税主体的避税, 是国际避税的基本方法之一, 针对现阶段情况, 跨国公司避税的查处案件该省税务部门很少处以罚款, 大部分只是进行调整, 这样的话, 久而久之, 间接促使跨国公司有了侥幸心理, 因此, 该省在今后打击国际避税制管理上, 想要切实堵塞税收漏洞, 就必须要做到严惩不待, 加大对避税的处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