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避税管理（通用9篇）
反避税管理 篇1
◆政策背景
一般反避税在我国尚属较新的领域,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才开始引入一般反避税条款。目前,《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等法律法规提供了一般反避税管理的原则性规定,但是至今尚缺乏一套全面、综合的管理办法来规范各地税务机关的操作流程和执行标准。
2014年1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讨论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议题时指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重大政治场合就税收问题发表重要意见。
为落实习主席“打击国际逃避税”的指示,2014年12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实施一般反避税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指引,包括了对一般反避税原则的详细解释、调整方法、实施一般反避税的每一个步骤以及相应要求的材料。管理办法自2015年2月日起施行,将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共同配合,为一般反避税的管理提供更为更加透明、统一和公平的法律框架。
◆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管理办法明确了下列两种情况不适用本办法:
(一)与跨境交易或者支付无关的安排;
(二)涉嫌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以及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
跨境的避税安排会造成我国税款的流失,而境内交易的调整有可能会造成两地之间重复征税,因此境内交易不是国家税务总局关注的重点,现阶段管理办法只针对跨境交易或支付。对于第二种违法行为,应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安排属于转让定价、成本分摊、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等其他特别纳税调整范围的,应当首先适用其他特别纳税调整相关规定。与此类似,企业的安排属于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等税收协定执行范围的,应当首先适用税收协定执行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如果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存在一般反避税规范的避税安排,管理办法也适用于境外间接股权转让。
◆管理办法阐明了一般反避税的重要原则
管理办法阐明的一般反避税的重要原则,包括:
(一)管理办法适用于税务机关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实施的特别纳税调整。
(二)避税安排具有以下特征:1、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2、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对外公布的《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的草案相比较,国家税务总局将草案中提及的“主要目的之一”修改为“主要目的”,这意味着大大缩小将被管理办法调整的案件范围。但是,“目的”是个很难量化的指标,因此,判断一个“目的”是否为交易目的中的“主要”目的,是一项很难证明和辩解的因素。纳税人应当构建充分的证据和实质以证明交易目的的重要性。
(三)明确“税收利益”的概念:税收利益是指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四)税务机关评估一般反避税案件时,应同时采用目的测试和经济实质测试。
在评估一项安排的合理商业目的时,税务机关将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其中安排的经济实质将是考量的关键因素。管理办法重申了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纳税调整。调整方法包括:1.对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交易重新定性;2.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或者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体;3.对相关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者在交易各方间重新分配;4.其他合理方法。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税务总局也强调,不能仅仅因为一项安排获取了税收利益,就认定其为一般反避税安排,因为《企业所得税法》为企业提供了法定的税收优惠,如果企业经济实质符合《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相关条件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属于一般反避税的范畴。
(五)《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规定了一系列反避税措施,包括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受控外国企业等,这些条款分别针对一些特定的避税安排。企业的避税安排如果属于这些反避税条款调整范畴时,应首先适用该反避税条款的相关规定。,即只有当一项避税安排不能够适用任何一项具体反避税条款时,税务机关才会启用一般反避税条款。一般反避税条款是穷尽所有其他的反避税措施后的最后手段。
◆一般反避税的工作程序
管理办法制定了一般反避税调查调整的工作程序,并明确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工作程序各主要阶段的权利义务:
(一)立案
根据管理办法,基层主管税务机关承担发现案源的主要职责;但考虑到一般反避税案件的复杂性,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存在避税嫌疑的,层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税务总局申请立案。
(二)调查
一般反避税调查主要由基层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实施。根据管理办法,税务机关在调查中有权要求纳税人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被调查企业认为其安排不属于本办法所称避税安排的,应当自收到《税务检查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提供下列资料:
1.安排的背景资料;
2.安排的商业目的等说明文件;
3.安排的内部决策和管理资料,如董事会决议、备忘录、电子邮件等;
4.安排涉及的详细交易资料,如合同、补充协议、收付款凭证等;
5.与其他交易方的沟通信息;
6.可以证明其安排不属于避税安排的其他资料;
7.税务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企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提供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延期申请,经批准可以延期提供,但是最长不得超过30日。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企业延期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回复。逾期未回复的,视同税务机关同意企业的延期申请。
税务机关有权通过税收情报交换程序或其他方式要求取得境外有关资料,且可以要求为企业筹划安排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的资料。
(三)结案
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调查过程中获得的相关资料,自税务总局同意立案之日起9个月内进行审核,综合判断企业是否存在避税安排,形成案件不予调整或者初步调整方案的意见和理由,层报省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税务总局申请结案。
税务总局同意实施调整的,主管税务机关需向纳税人先行下发《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纳税人可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提出异议,由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税务总局审核决定。如果纳税人未提出异议,或提出异议未被采纳,则主管税务机关会下发最终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管理办法明确了被调查企业可以在一般反避税调查的不同阶段提出异议权利:
1.当被调查企业收到《税务检查通知书》并被要求提供资料时,纳税人可以提供资料说明的商业目的,证明其税收安排不属于避税安排,以终止税务机关的调查。
2.在结案之前,纳税人如果对《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存在异议的,可以在7日内提出异议。
3.在上述两个步骤之后,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一般反避税调整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根据相应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行政诉讼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争议处理
被调查企业对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一般反避税调整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法律救济。
如果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一般反避税调整方案导致国内双重征税的,由税务总局统一组织协调解决。如果调整导致国际双重征税或者不符合税收协定规定征税的,可以按照税收协定及其相关规定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关于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前未结案处理案件的追溯调整
管理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2015年2月1日前税务机关尚未结案处理的避税安排适用管理办法。
但是,管理办法并未非常清晰规定具体的追溯期限。由于我国在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所以在没有其他文件进一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从合理推断的角度,我们认为管理办法追溯调整至2008年1月1日。相关纳税人应与主管税务机关做好协调沟通。
反避税管理 篇2
关键词：国际避税 反避税 转移定价 资本弱化 税收
一、国际避税的定义与主要方式
（一）国际避税的概念
所谓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上的差异或国际税收协定的漏洞，采用某种形式上并不违法的手段，来减少或规避其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
（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般来说，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来避税；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来避税；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
1，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来避税
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是自然人常用的一种避税方式。由于各国居民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不一致，纳税人因此往往通过移居国外或压缩在某国的居留时间的方式来避税。
2，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
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避税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通过转移定价进行避税；二是通过避税港进行避税。
1）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国际避税
这是指跨国关联企业之间，主要是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不是通过独立竞争的市场价格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交易价格，而是通过人为地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的方法，把关联企业中某一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另一企业。进行转移定价的具体形式就是子公司以高于正常市场的价格从关联企业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再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将产成品销售给关联企业，这样就造成该子公司账面上亏损或不赢利，从面把利润都留在了境外。
跨国公司进行价格转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国际避税。因为通过价格转移的形式可以把设立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的利润人为地转移到低税国，从而在总体上减轻跨国公司的税负。）利用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
避税地亦称“避税港”、“避税乐园”，指国际上轻税甚至无税的场所，即外国人可以在那里取得收入或拥有资产，而不必因之支付税金或只需支付少量税金的地方。这个场所或地方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如港口、岛屿、沿海地区或交通方便的城市，因而也被称为“避税港”。
避税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明确的避税区域范围，大多数都是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很小的岛屿。（2）避税港的地理位置大多靠近实行高税的经济发达国家，交通方便，并便于形成脱离高税管辖的庇护地。（3）避税港提供的税收优惠形式、优惠内容及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避税港主要是从税务工作角度上对这类地区的命名。
3，弱化股份投资以进行国际避税
这主要是指跨国投资人有意减少他在国外关联企业中的股份投资比例而增加贷款投资比例，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股份投资和贷款投资，在税收待遇上至少有2点区别：
1、股份投资中，被投资公司首先要在来源地国缴纳所得税，然后才能从税后利润中向投资者分配股息，因此股息不能从公司的应税所得额中事先扣除；而在贷款投资中，向投资人支付的利息却可以作为列支费用事先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
2、股份投资中，投资人从来源地国取得的股息可能还要向来源地国缴纳预提所得税；贷款投资中，投资人虽然也可能要缴纳利息预提税，但利息的预提税率一般也要比股息的预提税率要低。
4，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避税
所谓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是指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第三国居民，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通过在该协定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导管公司的方式，从而间接享受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这种导管公司的设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传输公司，一类是间接传输公司。
二、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入世后，跨国公司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采用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对此，我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避税措施，但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我国相关反避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条款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艰巨的反避税工作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2，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行业利润率、贷款利率等信息。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方法中，最常见是通过转让定价来转移利润。要防范避税，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成本等信息资料。而目前外商企业的购销大权基本上为外商垄断，税务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等信息。因此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顺利进行。
3，我国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起步晚，所以税务部门对国际市场行情缺乏了解，税务人员缺乏丰富的反避税经验和较强的外语能力。这些都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了困难。
三、国际避税的影响
（一）破坏税收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国际市场上，税负公平是影响竞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纳税人，由于其实际税负低于一般正常税负水平，因而获得某种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就违背了税负公平原则，使那些诚实守法的纳税人陷于不利的竞争境地。而且，国家为了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不得不提高税负或增设新税，而加重了其他纳税人的负担。久而久之，则会使避税活动在社会上蔓延，使财政税收蒙受更大的损失，最终将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引起国际资本的不正常流动
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中，跨国纳税人往往利用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控制企业利润的流向以逃避有关国家的纳税义务，结果会造成国际资本流通秩序的混乱。这不仅损害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也使有些资本输入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限制本国资本的外流，从而对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中方合资者、合作者的利润被侵吞
合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本身即构成跨国公司操纵转让定价的诱因。即使合资企业经济效益显着，外方母公司最多也只能从税后利润中按股权比例分得一部分，其余部分归当地合作者。因此，跨国公司往往倾向于在合资企业最终利润形成之前操纵各种内部化的资金转移渠道，提前获取收益，借此从合资企业中攫取比投资股权大得多的利益份额，导致中方投资者的利润被转移到海外而蒙受损失。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反国际避税施行的法律措施建议
1.修改完善所得税法。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法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地使税法条文结构完整，措词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反避税专门法规，加大对跨国纳税人避税的惩罚力度。
2.针对利用资本弱化、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制定、完善相应的特别涉外税收法。我国现行税法对资本弱化问题作出的规定不完善，可参照国外做法予以明
确。如可以规定负债与资本比率达到75%以上的属于资本弱化，利息不予扣除。另外应制定反避税地特别法规，彻底切断跨国公司与避税地之间的利润转移。
3.在税收征管法中强化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我国在涉外税收征管实践中，有必要在税收征管法中强化纳税人提供其经营资料的义务。明确纳税人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否则，就可认定其有避税嫌疑。
4.完善其他法律，强化社会中介机构的义务。在有关税收法律中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机构负有依法维护国家权益的义务,并对其审计等结果负有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5.制定、完善与税法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司法、企业法、会计法等相关法规中对企业设立、营运的监管措施，促使跨国纳税人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存相关资料，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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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税管理 篇3
一、国际通行的应对跨国避税的措施
随着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 贸易规模和投资规模的扩大, 对于税收的规避变得越来越普遍, 相应的避税手段也越来越复杂。相对于个人身份的避税和逃税, 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间的投资活动中规避的税收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而言更具监管意义, 因此国际上通行的跨国避税监管主要针对的是跨国公司利用各种税收法律中的漏洞进行的避税, 尤其是跨国转让定价避税。
(一) 转让定价的理论以及实践发展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产品、劳务交易的内部制订价格, 通过对转让定价的调整, 跨国公司实现了在全球的竞争战略以及利润最大化。跨国转移定价问题以及由其产生的对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影响得到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的广泛关注。
对转移定价的研究形成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法学的研究方向两个分支。经济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转移定价模型, 但是不论是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建立的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模型, 还是后来引入数理分析工具后的线性规划模型和以博弈论作为基础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转移定价模型, 实际上都认可了跨国转移定价的两重目的, 即节税目的与内部协调控制目标。
法学的研究则侧重于转让定价的法理, 跨国经济交往中的税收管辖权的界定, 以及大量的新兴业务带来的收入中涉及到的转让定价问题, 例如金融衍生交易以及其他与金融工具交易相关的税收, 以及跨国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涉税问题。
国际上通行的转让定价避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即公司内部的服务转让, 有形货物的转让或销售, 无形资产的使用许可, 公司内部的融资活动或金融交易, 技术开发的成本分担协议等, 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以及要素密集特征逐渐由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转化, 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更多的体现在与资本和技术相关的贸易而非货物贸易。在对跨国公司主管国际税务的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查中发现, 从事国际税务的人员认为, 从1997年到2007年, 在各国税务机构界定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争端中, 涉及到跨国公司内部通过管理服务、技术服务、公司内部融资以及无形资产的许可使用等方式进行的避税交易呈现普遍增长的趋势, 唯有通过集团公司内部的原材料和部件的销售而进行避税的争端呈现下降趋势1, 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跨国税务监管的复杂性。
(二) 针对转让定价避税的反避税措施
在实践中, 针对转让定价的反避税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正常交易原则的应用
《OECD指南》对转让定价确立了两条原则, 即正常交易原则和相应调整原则。正常交易原则通过将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置于相同的税收地位而避免了这些企业在税收上的有利或不利而形成的对于竞争地位的扭曲2。经过大量的调查与研究, 经合组织于1979年公布了《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 (Transfer Pricing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的报告, 以提供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而且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转让定价, 后来这一报告成为国际上通行惯例的基础。
2. 预约定价安排的实施
经合组织1999年10月发布的《预约定价指南》认为预约定价协议是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方法向税务机关报告, 经纳税人、关联企业、税务机关充分的磋商预先确定受控交易所适用的标准 (如方法、可比的合适调整、对未来事件的关键性假设等) 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 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的一份协议。通过实施预约定价安排, 税务机关将对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转变为事前调整, 减少了转让定价调查所花费的人力、物力, 对税务机构和涉税企业均有益处。
预约定价机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按照美国国内收入署 (IRS) 对于2007年度预约定价安排 (APA) 发布的报告, 2007年美国实行的预约定价安排中, 母公司在国外、分公司在美国境内的预约定价安排占到了52例, 而母公司在美国本土、分公司在国外的占到了28例, 分别涉及到将有形资产销售入或销售出美国市场, 由美国企业或非美国企业提供服务, 使用美国企业或非美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母公司在美国或是在外国的研发费用的分担, 外国公司的美国分支机构的金融产品销售等3, 交易中涉及到的服务有营销、分销、技术支持、销售支持、产品支持、研发活动、物流服务、沟通服务、法律服务、担保、租赁、顾问服务、安装测试服务等等。
3. 资本弱化的规定
资本弱化 (Thin Capitalization) 又称资本隐藏, 是跨国公司采用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融资, 由此形成的贷款费用由于在税前抵扣从而减少了纳税。当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 通过贷款方式投入资金能够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利用资本弱化避税问题, 已引起各国税务当局的密切关注, 许多国家在转让定价的条款中增加了有关关联企业间资金转移的内容, 经合组织提倡采用正常交易方法和固定比率方法处理有关资本弱化导致的避税。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 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 如果不同, 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 要按有关法规对利息征税;如果公司资本结构比率超过特定的债务/股本比率, 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 并将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进行征税。
二、当前我国涉外税收的征管缺陷
2007年我国约有外资企业37871家, 涉及利用外资总量达到747.7亿美元, 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 其中货物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了57.1%, 货物进口总额为9558亿美元, 外商投资企业占了58.53%4, 即我国一半以上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于外资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 为吸引外资,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优惠的税收政策, 由此导致的是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相比税负差异悬殊, 三资企业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仅只有私营企业的50%, 国有企业的30%, 外资企业所得税与总资产之比只有内资企业的70%5。我国税务部门的调查显示,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平均亏损率达到40.7%, 而同期中国内资企业的亏损率却仅为23.6%,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商务部的相关统计资料, 外商投资企业每年的“报亏”金额大约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按照15%的所得税税率计算, 每年外商投资企业因此而少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300亿元左右6。而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 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7。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外资企业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避税行为, 而且这样的避税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扩张以及涉外税收征管有直接关系。
(一) 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征管疏漏
在我国开放初期, 跨国公司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的特殊性, 纷纷选择合资的方式, 经历了30年的变化, 外资已经逐渐适应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独立控制自身企业的要求日益凸显,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放宽了外资市场准入和经营限制, 逐步取消部分行业和领域外商投资限制, 为这一要求提供了现实基础。自2001年以来, 大量的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权, 从合资走向独资, 或通过控制合资企业的上下游来控制合资企业。近年来, 外资企业独资化的趋势明显增强。以北京市为例, 2007年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数量均在下降, 而独资企业则增长了19.26%, 尤其是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独资企业, 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38.6%, 独资企业的总量2007年占到外资企业总量的60.8%8, 这一现象在大量吸引外资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同样显著。跨国公司日益独资化的趋势使得外资企业对于价格的控制极大的增强了, 使得跨国公司内部通过关联交易来虚报利润、转移利润, 利用跨国转让定价来规避税收, 适应跨国公司的需要进行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便利。
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海外避税地进行避税的趋势日益显著, 从我国FDI的增长来看, 2005年底, 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 (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排序) 是香港、台湾省、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荷兰, 前十位国家/地区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6.83%;自2006年起, 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的排序为香港、日本、维尔京群岛、美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英国、德国、开曼群岛, 其中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两个世界避税地对华投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达到9.9%;2007年这一比重达到26.5%, 2008年一季度这一比重就达到21.86%, 大量的外资企业通过海外避税地进行避税为我国涉外税收的征管增加了难度。
(二) 我国涉外税收法规以及征管存在的缺陷
我国的涉外税收征管法规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相关规定, 而涉及转让定价的税务规范则是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以及2004年针对此规程进行的修订, 最新的法规则是新颁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制定与修订填补了我国涉外税收征管中涉及到跨国转移定价避税的空白, 但是转让定价税收法律制度是实践性相当强的法律制度, 所以在许多国家的转让定价税制立法中不仅只有成文法, 而且还会列举许多转让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或是制定相关的操作指南。我国虽然在关联企业的税务管理规程中规定了为积累资料、总结经验, 税务部门应该就企业的经济性质、注册资本、投资总额、各方投资比例、生产经营范围、企业与其关联企业间交易的类型、数量、价格、条件、转让定价的主要手法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相关因素的分析、价格、费用等资料的审核、查证情况, 应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调整情况, 包括选用调整方法的考虑, 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情况等转移定价调整的数据和资料编写成案例, 并填报《关联企业转让定价案例汇总表》上报上级税务部门以形成反避税的资料库, 但是, 有关转让定价调整的具体操作指南以及法定范例目前在我国还十分欠缺, 查核跨国企业的转让定价依然是困难的。
在现有的法规中对于企业提供资料方面的问题以及通过转让定价进行的避税和逃税缺乏对企业的处罚责任的规定。很多国家针对违反转让定价相关税收法律的处罚专门制定了法令, 比如OECD规定罚款额为转让定价调整额的10—200%;意大利为100—200%;巴西规定如果违规方按规定提供了税务当局要求的有关文件, 为75—150%, 否则为112.5—225%;挪威规定最高为30%;丹麦对恶意违规, 通常可处以高达200%的罚款或两年监禁或二者并处;英国规定最高为100%;日本规定, 除了对违规企业处以转让定价调整税额的10—40%的罚款外, 还要加征每年14.6%的违规税;荷兰除处以25—100%的罚款外, 税款的利息将从该所得税的纳税年度末起计算到税收查定之日为止9。而我国在原来的管理规程中只有报送资料方面的规定, 对公司因调整而延期交纳的税款不加收利息 (滞纳金) 和处罚, 在新的税法中和相关条例中规定, 税务机关根据税法和条例的纳税调整决定, 应在补征税款的基础上加收利息。这一罚则与过去相比已有进步, 但是与其他国家的罚则相比仍嫌宽松, 对于打击纳税人进行转让定价避税的约束力可能有限。
除了法规、程序存在的一些缺陷外, 我国涉外税收征管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缺乏大量的具备专业知识的监管人员, 人力资源的缺乏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征管面临着法规完善的同时征管乏力的局面。
三、我国税务部门的借鉴对策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跨界协调, 更好实现政府的公共职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 (Summers, 1999) 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以及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的三难困境, 他认为, 在这三者中协调两者是可行的, 协调三者则会顾此失彼。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削弱了一国自主运用经济政策的能力, 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寻求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将损失减到最小。税收是一国政府实践其公共职能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政府对于税源的监控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涉及的税务日益重视, 实质上形成了国际间的税收竞争, 一国的税收主权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时,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国际间的协作, 乃至寻求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0。这一命题对于我国的税务部门的借鉴意义是, 为了更好的实施反避税, 需要将转让定价的相关规定进一步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合作机制, 以更好的实现政府的公共职能。
(二) 根据国际产业发展以及产业转移特征有针对性地调整涉外税收监管的内容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 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律, 在后工业化时代, 发达国家的GDP创造以及吸纳劳动力中服务业占据了最大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国际服务贸易开始迅速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服务业;二是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 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转移, 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三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经济产业特征,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 大量的跨国公司将一些业务外包出去, 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的业务外包市场在日益扩大。
针对当前国际产业发展的特点, 需要我国在涉及无形资产转让、资本弱化等方面的转让定价规则制定更为切实和细化, 以适应实践的需要。并且我国的企业正在逐渐走出国门, 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通过并购他国企业或是在其他国家设置分支机构而成长为国际化的企业, 如联想对于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 以及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最重要的国有公司, 2005年的海外生产总量超过5.28亿桶石油当量, 而10年前仅为2200万桶11。这些中国的国际化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涉外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督促我国不断适应实践的发展完善涉外税收监管的内容。
(三) 借鉴国际惯例完善我国涉外税法的制定和实施
在我国新颁行的税法中已经体现了向国际惯例的学习和靠拢, 但是还有可以完善的余地。如预约定价安排的完善, 2004年9月4日我国出台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 (试行) 》, 正式建立了中国的预约定价制度, 2005年5月中日两国税务机关在北京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标志着我国国际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但是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预约定价安排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预约定价安排中, 税务部门聘请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对于预约定价安排协议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以充分体现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科学性, 我国的税务机构在实践的发展中也可适当引进这一机制, 有关无形资产转让以及资本弱化的相关规定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完善我国的相应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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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避税措施及对策 篇4
（一）防止通过纳税主体国际转移进行国际避税的一般措施
1.对自然人利用移居国外的形式规避税收
有的国家规定，必须属于“真正的”和“全部的”移居才予以承认，方可脱离与本国的税收征纳关系，而对“部分的”和“虚假的”移居则不予承认。如德国规定，纳税自然人虽已失去本国居民身份，但仍有经济联系的，应连续对其征收有关的所得税，视其为特殊的“非居民”。
2对法人利用变更居民或公民身份的形式规避税收负担
有的国家对法人的国际转移给予有条件的允许。荷兰曾规定，准许本国企业在战时或其他类似祸害发生时迁移到荷属领地，而不作避税处理，但对于其他理由的迁移，一般认为是以避税为目的，而不予承认，仍连续负有纳税义务。
（二）转让定价调整
关联企业之间在销售货物或财产时，利用转让定价来避税是一种普遍运用的方法，而如何定价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相关部门也会从这一方面下手，确定企业是否通过转让定价来避税。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确定一公平的价格，以此作为衡量纳税人是否通过转让定价方式，压低或抬高价格，规避税收。
调整转让定价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即比照没有任何人为控制因素的卖给无关联买主的价格来确定；2.再售价格法，如无可比照价格，就以关联企业交易的买方将购进的货物再销售给无关联企业关系的第三方时的销售价格扣除合理的购销差价来确定；3.成本加利法；对于无可比照的价格，而且购进货物经过加工有了一定的附加值，则采用以制造成本加上合理的毛利，按正规的会计核算办法组成价格的方法；4.可比利润法，即把关联企业账面利润与经营活动相类似的非关联企业实际利润相比较，或者将关联企业账面利润与其历史同期利润进行比较，得出合理的利润区间，并据以对价格做出相应调整。
（三）防止利用避税地进行避税的措施
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其极低的税负，吸引着跨国纳税人去这些地区进行投资经营，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被称为国际避税地。
针对国际避税地的特殊税收优惠办法，一些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税收权益，分别在本国的税法中相应做出规定，以防止国际避税发生。其中美国的防范措施规定最复杂，也最典型。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规定，只要在国外某一公司的“综合选举权”股份总额中，有50%以上分属于一些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持有的综合选举权股份又在10%以上时，这个公司就被视为被美国纳税人控制的外国公司，即外国基地公司。而且这个股权标准只要外国一家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的任何一天发生过，该公司当年就被视为外国基地公司。在上述条件下，凡按股息比例应归到各美国股东名下的所得，即使当年外国基地公司未分配，也均应计入各美国股东本人当年所得额中合并计税，这部分所得称为外国基地公司所得，共应缴外国税款可以获得抵免，以后这部分所得实际作为股息分配给美国股东时，则不再征税。
（四）加强征收管理
如何有效地防止或限制国际避税，实际上需要从税收立法到征收管理全过程的协调，仅靠一般的方法是不够的。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国税法的不断完善，跨国纳税人为进行国际避税，采取了更加迂回、变通的方法，使国际避税行为更加复杂，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反避税工作的难度。对此，许多国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征收管理，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税收管理制度。1.纳税申报制度
严格要求一切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自己的所有经营收入、利润、成本或费用列支等情况，这是国际反避税的重要环节。许多国家在其立法中都特别规定纳税人对与纳税义务有关的事项，负有向税务机关报告和举证的义务，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理，提不出相反的证据，就应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执行。
2.会计审计制度
与纳税申报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对跨国纳税人的会计核算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的审核，以检查其业务或账目有无不实、不妥以及多摊成本费用和虚列支出等问题。目前，许多国家都严格了对涉及外国公司会计业务的审计制度，一般都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所申报的各类报表一律要经过公证会计师的审核，否则不予承认。
3.所得核定制度
许多国家采用假设或估计的方法确定国际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征税可以基于一种假设或估计之上，这不是对税法的背弃，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办法。如在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或费用凭证，不能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时，可以由税务机关参照一定标准，估计或核定一个相应的所得额，然后据以征税。此举的目的多是为了避免跨国纳税人利用不准确的成本或费用避税，同时也可以简化征收手续。
4.加大处罚力度
避税会为企业带来收益，因此，跨国纳税人会尽可能的利用相关规定中的漏洞来进行避税，以期获得利润。而处罚措施力度不够大，不足以对避税人造成威慑，因此这一行为也会屡禁不止，加大处罚力度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如美国从1996年就转让定价违法问题增加处罚规定，对调增所得税净额达500万美元以上，按其调增额分别罚款20％－40％。力度之大，令避税企业望而生畏。目前，我国税务部门对避税的查处大多只进行调整，很少处以罚款，使得避税企业产生了侥幸心理，为此，我们建议在今后反避税税制建设中，加强对避税的处罚性规定，加大反避税力度，堵塞税收漏洞。
反避税管理 篇5
一、跨国纳税人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一)利用转让定价避税
转让定价方式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人为地压低本国境内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销售货物、贷款、服务、租赁和转让无形资产等业务的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本国境内关联公司销货、贷款、服务等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使本国关联公司的利润减少,转移集中到低税国家(地区)的关联公司。
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压低定价的策略,使企业应纳的流转税变为利润而转移,进行避税;二是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抬高定价的策略,转移收入,实现避税;三是关联企业间采取无偿借款或支付预付款的方式,转移利息负担,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四是关联企业间提供劳务采取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计收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五是关联企业间劳务通过有形资产的转让或使用,采用不合常规的价格转移利润进行避税;六是关联企业通过无形资产的转移和信用,采用不计收报酬或不合常规价格转移收入,实现避税。
(二)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
国际避税地也称“避税港”,是指为跨国投资者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国际避税地良好的“税收乐园”环境,为世界众多跨国投资者所青睐。
目前,跨国纳税人利用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将在避税地境外的所得和财产汇集在基地公司的账户下,转移公司所得和财产,从而达到逃避国际税收的目的。所谓基地公司,是指那些在避税地设立而实际受外国股东控制的公司,这类公司的全部或主要的经营活动是在避税地境外发生和进行。
(三)利用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
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协商对等的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为达到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的,缔约国间都要作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缔约国居民适用的优惠待遇,这些协定规定的优惠待遇对非缔约国居民的纳税人则不适用。
所谓滥用税收协定,是指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第三国居民,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直接导管公司、踏脚石导管公司或者直接利用双边关系设置低股权控股公司,从而间接地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随着国家间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不断增多,跨国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的现象也日益突出。
(四)利用资本弱化进行避税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它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资本弱化在税收上的主要结果是增加利息的税前扣除,从而减少应税所得,实现减少股息的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原理,权益资本以股息形式获得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前,要先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债务资本的利息,却可以列为财务费用,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债务资本是没有税收负担的,权益资本则要缴纳所得税。因此,企业的投资者为逃避税收,往往会把关联企业本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通过高负债、低投资,使资本弱化,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让企业尽量利用债务资本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或避税的目的。
(五)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国际互联网、局部网、企业内部网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电子商务成为交易的重要渠道,但由于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交易无国籍无地域性、交易人员隐蔽性、交易电子货币化、交易场所虚拟化、交易信息载体数字化和无形化、交易商品来源模糊性等特征,无疑给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提供了更安全隐秘的环境,从而导致跨国纳税人避免成为常设机构和居民纳税人逃避所得税;利用电子商务的高度快速流动性,虚拟避税地营业,逃避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利用电子商务对税基的侵蚀性,隐蔽进出口货物交易和劳务数量,逃避关税等,从而使电子商务成为新的避税形式。
二、我国反避税原则
(一)有理有节的原则
坚持有理有节的原则就是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法规,对一些性质较为恶劣的避税行为以法规予以规范。但对一些在合理范围内的税收节税行为我们要予承认:一来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二来外资进入更多的是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帮助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去。
(二)国民待遇的原则
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就是对同一性质的避税活动应同等处理,而不能因跨国纳税人的国别(地区)或经营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在一般税收政策的制定方面也要体现该原则,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让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三)事先约定原则
坚持事先约定原则是在事先有所约定的情况下(这个约定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和企业达成的协议),对避税行为进行纳税调整。如果纳税人的避税此时不在现有的法规及协议的管制之下,只能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税收节税行为,尽管它的动机及实际行为被视为不当,也只能在以后给予进一步的约定进行调整。
(四)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
坚持合理定价及利得原则主要是针对解决转让定价问题而行使的成本加利润法、预约定价法等提出来的。这一原则要求对各种原材料、产品、费用的国际价格以及类似企业的利润率等信息都有非常全面、准确的把握。既要给对象企业以合理的利润空间,又要保证我国的税收利益不受到损失,体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准则。
(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坚持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是因为避税、逃税与节税在实践中有时很难界定。因此,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应根据国际惯例,对节税性质的避税,征收机关不得调整与处罚,而应侧重于修正本国税法及有关法律,倘若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则应予以支持鼓励;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应税所得,补税而不加以处罚。
三、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一)对我国现行反避税法规弊端的分析
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虽然这些条款办法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1. 现行反避税条款仅针对跨国纳税人通过境外联属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约束,实际上,跨国纳税人在我国的避税活动不仅有转让定价形式,还有诸如利用地区税收倾斜政策、新办企业优惠条款、避税地基地公司、电子商务活动等进行避税。
2. 跨国纳税人在我国避税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建立以税务部门为主,工商行政管理、外经贸、海关、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配合的反避税网络。为使反避税网络的正常运行,客观要求反避税工作必须以国民经济管理法规为法律保障,以协调规范各部门行动。但由于我国现行反避税条款作为所得税法的组成部分,尚属财政金融法规范畴,其调节规范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
3.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反避税条款,而实际上来华的跨国纳税人亦有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存在。
(二)对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的建议
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跨国纳税人的单行反避税法规应包括:
1. 总则。
规定避税的定义,避税行为的认定、反避税法规的适应范围,还应明确企业进行避税活动可能采取的方法、手段及可能发生的避税范围,以便从中总结避税的规律,制定防范避税措施,更好的指导反避税工作。
2. 纳税人举证的法律责任。
包括纳税人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及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对某些国家规定的“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的做法,我国可不予采取,因为这一规定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严厉的立法方式并受到抨击。
3. 税务机关的权力。
确定税收机关对避税案件的调查权、立案权和处置权等,确保税收机关及税收人员在反避税斗争中的地位。
4. 罚则。
参照国际惯例,对违反法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防范,该补税的补税,该处罚的处罚,不仅对纳税人适用,而且对不按反避税法规规定承担义务的有关部门也适用。
5. 规定具体的调整方法。
在产品销售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市场价格法、比照市场价格法和组成市场价格法。在我国制定价格转让制度和政策时,应当考虑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和国外比较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关联企业、公司间的非正常交易,规定出具体的调整方法、程序和计算公式等。在信贷方面为防止利用不正常的贷款利率进行避税,应当定期公布我国的正常贷款利率标准,根据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分别就不同的贷款种类、期限规定出不同的幅度。这种标准的制订,不仅可以满足反避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我国企业对外贷款、租赁公司财务核算也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6. 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
跨国纳税人避税活动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我国税收法规存在漏洞,但与有关的部门经济法规及部门的控管措施亦有一定的关系,为此应在修订部门经济法规的同时,依照部门职责,在反避税法规中明确有关部门反避税的权利与义务。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跨国公司开业审批及注册登记的权利与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对跨国公司资产评估与经营业务审核的权利与义务;海关对进出口物资、材料控管的权利与义务;银行对跨国纳税人往来账户管理及为税务机关提供资料的权利与义务等。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的广泛运用,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同时,应针对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存在的种种避税手法,制定符合国际规范的反避税条款,以适应我国全方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
摘要：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税法和税收制度很难在内容和标准上达到完全一致,从而使跨国纳税人在纳税方面有机可乘。跨国纳税人主要利用转让定价、国际避税地、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以及电子商务等方式进行国际避税。我国应遵循有理有节、国民待遇、事先约定、合理定价及利得和符合国际惯例等反避税原则,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我国反避税法规的总则、罚则以及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等,不断完善我国的反避税法规。
关键词：国际避税,反避税,税收法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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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税管理 篇6
新企业所得税法 (以下称新税法) 实施后, 企业原先常用的一些避税方法已经失效, 比如:设立“假合资”企业、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等。目前企业常用的避税方法主要分为4大类:转移定价、负债筹资、避税港和基于税收优惠政策的避税等。
(一) 通过转移定价避税
转移定价 (Transfer Pricing) , 是指在经济活动中, 关联方为了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和买卖过程中, 不依照市场买卖规则进行交易, 而是根据双方的共同利益来定价, 以达到少纳税甚至不纳税的目的。采用这种方法, 产品转移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公平价格。
转移定价基本做法是:在关联交易活动中, 盈利较多的企业, 通过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等方法, 将利润转移到亏损的关联企业, 以达到避税的目的;或实际税负较高的企业, 通过上述方法将利润转移到实际税负较低的企业, 同样达到避税的目的。
关联企业运用转移定价避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使用。如房屋建筑物、交通工具、机器设备、工具、商品 (产品) 等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租赁业务。
二是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包括土地使用权、版权 (著作权) 、商标、牌号、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特许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实用新型等工业产权的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的提供业务。
三是融通资金。包括各类长短期资金拆借和担保、有价证券的买卖及各类计息预付款和延期付款等业务。
四是提供劳务。包括市场调查、行销、管理、行政事务、技术服务、维修、设计、咨询、代理、科研、法律、会计事务等服务的提供等。
五是成本分摊协议。成本分摊协议是指关联方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 用以分担参与各方在研发、生产或获取资产、劳务和权利等方面的成本与风险。同时, 确定研发、生产或获取资产、劳务、权利等活动的结果带来的各参与方利益的性质和范围。
成本分摊协议和转让无形资产、提供劳务比较相似, 区别在于成本分摊协议的对象是企业与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费用。关联方如果不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分摊此类成本, 可随意在集团内部调节利润, 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
(二) 通过负债筹资避税
负债筹资又称资本弱化、资本隐藏、股份隐藏, 是指企业采用债权方式替代股权方式进行筹资, 人为地增加企业成本, 减少企业的应税所得, 从而达到少纳税的目的。
一般来说, 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3个渠道:自我积累、借贷 (金融机构贷款或发行债券) 、发行股票。其中自我积累的资金是企业税后利润, 而发行股票应支付的股息也是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均不允许税前扣除, 只有借贷利息支出可以作为企业费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以冲减利润。因此, 一些企业以借款的方式代替筹集股本金, 增加税前扣除、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从而达到少交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三) 通过避税港和受控外国公司避税
避税港, 也称避税地或避税乐园,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国资本流入, 繁荣本国经济, 在本国或确定范围内, 允许外国人在本国投资和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取得收入或拥有财产可以不必纳税或只需支付很少税收的地区。目前主要的避税港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卢森堡、香港等国家或地区。
通过避税港避税的基本做法是:在避税港设立受控外国公司, 将海外投资收益保留在受控外国公司, 不分配或少分配本应归属于我国企业的利润, 实现避税目的。
(四) 基于税收优惠政策的避税
新税法所列明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果企业合理运用, 属于“节税”的范畴, 但有些企业为享受这些优惠政策而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做一些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则属于“避税”的范畴。比如, 新税法第二十八条“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此可将大企业分设为数个小型微利企业;第三十条“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因此在从事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期间, 应尽可能多安排各类费用支出, 甚至将以后各期的费用提前支付等。企业可以仔细研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结合企业自身具体情况逐条对照, 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避税方法。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反避税条款
针对上述企业避税行为,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 参照国际通行的一些反避税措施制定了一系列反避税条款:
(一) 针对转移定价避税的反避税条款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 对关联方的认定、独立交易原则、转移定价调整的方法、成本分摊协议的原则、预约定价安排等作出了规定。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 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 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独立交易原则, 是指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 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
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调整的“合理方法”包括: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的价格进行定价的方法;
2.再销售价格法, 是指按照从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的价格, 减去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销售毛利进行定价的方法;
3.成本加成法, 是指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进行定价的方法;
4.交易净利润法, 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取得的净利润水平确定利润的方法;
5.利润分割法, 是指将企业与其关联方的合并利润或者亏损在各方之间采用合理标准进行分配的方法;
新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 企业可以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 达成预约定价安排。也就是说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就转让定价的计算方法等问题事先达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变事后调整为预先约定, 变“治病”为“防病”, 减少转让定价处理中的不确定性, 提高效率。
(二) 针对负债筹资避税的反避税条款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 对债权性投资的定义和范围、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等作出了规定。
按照新所得税法的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准予税前扣除;同时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 (金融类企业比例为五比一, 其他类企业比例为二比一) 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 针对避税港和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反避税条款
新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由居民企业, 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12.5%的国家 (地区) 的企业, 并且不是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 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 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换而言之, 在避税港设立的子公司, 如果利润不分配或少分配, 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举是出于合理的商业目的而非避税。
(四) 一般性反避税条款
一般性反避税条款是指除以上3项有针对性的特别反避税条款以外的兜底性反避税条款。
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 税务部门可将其判定为“避税”, 并实施纳税调整:
1.存在一个安排, 即人为规划的一个或一系列行动或交易;
2.这个安排“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3.企业从该安排中获取了税收利益, 即“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
三、企业避税应注意的问题
企业避税时, 除了会产生直接的筹划成本, 如外聘税务师或会计师、律师进行筹划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 企业财务部门自身进行税收筹划产生的人力、财力成本外, 还会产生多种非税成本, 如机会成本、财务报告成本、违规成本等。因此, 考虑多种成本、统筹兼顾, 是进行企业所得税避税的重要思路。
(一) 把握好避税与偷税的界限, 避免违规成本。
必须以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前提, 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并承担法律责任, 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二) 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轻重, 兼顾税种与税种之间的筹划。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等多种税收, 因此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的避税筹划时, 不应孤立进行, 而应与其他税种的筹划综合考虑, 特别应兼顾所得税与流转税之间的筹划, 全面考虑企业总体税负的高低, 否则有可能企业所得税少交了, 但其他税却多交了, 企业总体税负并未下降, 导致总体税收筹划失败。
(三) 综合考虑非税成本。
浅论企业并购中的避税与反避税 篇7
一、企业并购的常见避税方式
一般企业通过并购来达到避税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采取免税并购。
这与企业并购形式密切相关, 企业并购活动依据税收效应可以分为两种:应税并购和免税重组。免税重组的显著特点是当并购活动发生时, 并购方以自己有投票权的股票支付目标企业的资产或有投票权的股票。这样, 如果目标企业的股东不立即出售其获得的并购企业的股票而形成资本利得的话, 在整个过程中, 目标企业的股东既未收到现金, 也未实现资本收益, 所以这一过程是免税的。
2、利用亏损递延条款。
这种避税方式同企业并购的形式无多大关联, 企业主要利用税法中的净经营亏损的弥补条款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各国税法中大多规定有净经营亏损递延条款:当某企业在一年中出现了亏损, 该企业不仅可以免付当年的所得税, 而且它的亏损可以向前回溯抵免或向后递延抵免。这样, 如果一个企业长期经营亏损并且在短期内没有扭亏为盈的可能时, 由于其拥有相当数量的累积亏损, 往往会被考虑作为并购对象, 或者该企业考虑并购其他盈利企业, 以利用其在纳税方面的优势。企业间的亏损交易活动对现行税制尤其是其中关于亏损结转的规定产生了挑战。
3、利用现金流量的分散性。
通过并购, 在未来期间内, 一个公司的利润会因为另一家公司的损失而抵消或有所降低, 这将会产生因降低现金流量的变动性的节税。梅耶德和迈尔斯指出这是非对称性征税的结果, 政府通过非对称性征税分享营业收入但不分担营业损失。
4、杠杆收购 (Leveraged Buy-out) 。
其具体的方式就是并购方确认净资产的重置价值高于市值的一个目标企业, 然后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通过发行垃圾债券迅速筹资, 并以此实施对目标公司的并购。并购成功后, 利用目标公司资产的经营收入或经过重新包装出售目标公司, 用收益赎回垃圾债券。这是80年代世界并购浪潮中又出现了一种金融创新, 这种方式由于在进行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债务, 所以利息的支付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税收减免。
二、完善我国企业并购反避税制度
相对来说, 我国企业并购税制的反避税措施是比较薄弱的, 由于税收制度十分不严密, 导致了大量的避税行为, 而这些避税行为的结果又并非有利于并购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对免税并购没有实质性标准的界定。给逃避税保留了巨大的空间。我国只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18号) 中规定:“如果企业整体资产转让交易的接受企业支付的交换额中, 除接受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其他资产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的票面价值 (或股本的账面价值) 20%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转让企业可暂不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如果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中, 作为资产置换交易补价 (双方全部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资产置换双方企业均不确认资产转让的所得或损失”。但对究竟什么构成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持续的时间标准都没准确的规定, 经营持续性标准在我国免税规则中体现得更是淡薄。
另外, 形式主义的反避税制度正面临着多步骤交易等复杂高明的避税方式的挑战。针对多步骤交易这类复杂高明的避税活动, 国外通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具体判例法来防止和处理。鉴于我国税务司法的不健全状况, 我国对付这种避税活动几乎束手无策。今后应加强“多步骤交易规则”等类似的综合性反避税措施的建设, 特别是要制定完善的反避税技术措施, 具体明确并购涉及的各个环节的税收处理、计税成本的调整等, 尽可能严密地堵塞各种税收漏洞。
反避税管理 篇8
(一) 国际避税地
国际避税地, 顾名思义, 它是必然和跨国公司以及避税有关国, 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的前提条件。国际上对国际避税地并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 但是总体来说国际避税地是指, 完全没有直接税的国家或与其他国家签订各类税收协定或者设置各类税收优惠以及税负非常低的地区都可以认为是避税地。通常一个国家之所会成为避税地, 主要是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弥补国内市场流通资金不足的缺陷, 或者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提高整个地区的技术水平, 提高人口密度, 这些国家一般都是港口城市、岛屿或其他沿海地区, 具有方便的交通, 因此避税地又称为避税港。
(二) 反避税
反避税即国家政府对国内税收工作采取积极严格的态度, 利用税收政策以及强化税收征管等措施对抗国际避税, 可以理解为反避税就是对于避税行为的严格管理, 和弥补国家税法的漏洞。
二、国际避税地鉴别
(一) 国际避税地的类型
1. 不征收任何所得税。
目前国际上的税收类别主要是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 有的国家或地区不仅不征收所得税, 甚至对于财产税也完全不征收, 这样的国家或地区被认为是“纯避税地”或者可以说是“典型的避税地”。这类型的避税地以巴哈马为典型。
2. 征收所得税但是税率较低。
该类型的避税地征收所得税, 但是所用税率极低, 纳税人的税负比较轻。这种避税地的典型代表是瑞士。
3. 征收所得税仅实行地域管辖权。
地域管辖权以纳税人的收入来源为判定依据, 跨国纳税人一切来自本国境内的收入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要向本国政府缴税, 反之, 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收入, 不论是否是本国人都不向本国政府缴税。不仅如此一般实行地域管辖权的地区所用所得税税率也会比较低, 从而为跨国公司避税创造一定的条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属于这类避税地。
4. 对特定公司实行税收优惠。
这种类型的避税地一般对本地区内的一般公司征收税款时适用一般税率, 对于一些特定公司或者特定公司的特定服务提供税收优惠服务。
5. 与其他国家签订大量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的主权国家通过签订一些列有效的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或条约, 缔约国双方都要为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税收优惠, 这样的税收协定在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 是否成为避税地, 则取决于协定数量、内容和实际效果。
(二) 国际避税地的特征
1. 低税率。
避税地的作用就在于避税, 所以低税率是所有避税地的一个基本特征。低税率虽然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对于避税企业来说, 可以减轻税收负担, 而税负是很多跨国企业为公司选址的考虑要点之一。对于政府来说, 低税率也就意味政府财政收入只能在中低水平, 但是所吸引却的不仅有国外资金, 还有技术和人才, 这就要求该国要具有没有沉重财政负担, 以及国民人数少的特点
2. 稳定的政治环境, 健全的法律体系。
避税地的政治环境是一个影响投资者是否投资的重要因素。避税地一般都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严格的银行保密和商业保密的法律制度, 且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少有干预, 因此对于跨国企业来说, 这样的避税地既可以减少企业税负, 又不用担心泄露商业机密, 以及其他国家的管制。
3. 便捷的交通, 发达的通讯网络。
因为避税地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 所以便捷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避税地都是港口, 或者岛屿, 并且国际航空业都发展良好, 主要就是考虑到有便捷的交通, 货物运输方便。现在这个时代是信息时代, 谁握有第一手资源, 谁就掌握了先机, 跨国企业更是如此, 各大国际企业竞争更加激烈, 信息更新速度更快, 对于通讯网络的要求也就越高。
4. 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兑换制度。
避税地并非针对某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避税, 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汇聚在一个避税地, 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兑换制度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稳定的货币体系, 可以使跨国企业的财富存量保值, 而便捷的兑换制度可以为跨国企业快速扎根当地市场提供便利。
三、我国反避税现状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各类跨国企业入驻我国, 经济危机之后, 我国对于反避税工作越来越重视, 现今已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我国在反避税立法方面, 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严格。1991年我国最初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里面首次提出了转让定价制。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正式颁布《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 》。从1991年到现在, 期间国家多次通过立法或颁布暂行条例等方式, 完善和强化反避税法制体系, 对反避税工作的展开和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国政府反避税力度在不断加强的同时, 税收查补收入不断增加, 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特别设立了税务稽查案件监控管理系统, 指导全国各地执行税务稽查, 对于同类案件, 关联案件能过及时对比和查处。税务稽查案件监控管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 约束了各地政府对当地企业的税收庇护, 加强了各地政府反避税工作力度。2014年江苏省国税局成立“反避税调查专职机构”, 可以预见我国在发避税工作上将越来越严格和系统化。
虽然我国在反避税工作上, 一直在不断努力,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避税方式也在不断地变换, 这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带了很大的阻力。首先, 国内外价格水平不一, 转让定价在避税手段中屡见不鲜, 了解产品材料价格, 问题就可引刃而解, 但是到国外考察材料价格, 长期下来, 人工成本高, 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其次, 我国的电子商务正在以不可比拟的优势迅猛发展, 商品流通范围更大, 税源更广, 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 任何发避税工作都需要人员经办, 因此税务人员的素质则至关重要。我国反避税工作起步与其他国家相比太晚, 避税手段在不断地跟新换代, 而反避税工作在我国还只能算是起步阶段, 相关政策法律虽然在不断完善和调整, 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短, 反避税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四、反避税地避税政策建议
(一) 细化反避税地避税措施
只有在法律上细化了各类措施, 才能减少税法漏洞, 从根本上增加避税难度, 提高反避税的有效性。我国反避税工作起步晚,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这样既可以加速发避税工作进度, 还能对比分析各国反避税政策, 从中选择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 最终建立完整的反避税地避税体系。例如我们可以细化纳税人居民身份规定, 跨国企业利用避税地避税程度不一, 反避税时可以区别各避税程度的跨国企业, 集中应对避税程度高的跨国企业。
(二) 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仅仅有完善的反避税法律规定, 税务人员素质低, 也会严重影响反避税工作的效率。任何规定都是需要人员操作的, 此时操作是否严谨和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职业道德是有很大关系的。建立一支有专业素质、业务水平高、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强的反避税队伍, 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必然是有极大帮助。
然而我国现在有很多税务干部素质不高, 反避税方面的工作经验不够, 针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为我国训练一直专业的反避税队伍, 队伍中应具有精通外语同时有税务和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 专门负责跨国纳税人税收管理和审计等人员, 并且这支队伍中的工作人员应该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反避税经验, 以及培训其他人员, 使我国反避税队伍有充足的后备军。
(三) 明确避税地确定标准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国际避税地的个数和地点, 日本、英国和巴西采用利用税率来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为避税地, 法国则采用与本国税率相比较的方式来确定避税地, 我国也应该研究一个标准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确定为避税地, 这样可以集中资源搜集避税地的信息, 建立避税地和与避税地有关联的跨国企业的信息库, 在有限的资源中发挥最大的力量和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反避税工作。
(四) 明确避税行为的加息处罚
1. 严惩纳税人避税行为。
以美国为例, 美国政府规定, 当纳税人避税额高达500万时, 不仅要追缴回避税金额, 还应收缴20%到40%的处罚金。我国可以借鉴此项政策, 制定合适的避税处罚政策, 高额的罚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威慑纳税人, 使纳税人缺少避税动力, 减少避税行为。
2. 吸引纳税人回流资金。
在德国, 转移资金至国外的逃税者只要补缴25%的利息税, 就可以在一定将款项转移回国并且不承受任何惩罚。这类型政策的有利方面在于, 宽容对待纳税人的避税行为, 并且吸引纳税人的资金回流, 即能减少纳税人避税行为, 还可以增强国内市场的活力。
(五) 加强与其他国家反避税地避税合作
反避税地避税, 涉及各国信息, 加强国际间的情报交流, 弥补各国税收信息空白, 建立反避税信息网, 可以减少反避税成本。通过签订税收条约, 各国相互交换信息, 强化各国的合作关系, 共同打击国际避税行为。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贸易方式的增加, 避税方式越来越多变, 避税行为也越来越隐蔽, 反避税工作出现新的难点。我国一直在反避税工作上比较严格, 但是由于反避税工作起步晚, 使得我国的反避税政策措施现在还不够完善。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我国的反避税政策措施。
关键词：避税,反避税,反避税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 .周玉.我国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措施的博弈分析及其完善[N].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09.2
[2] .宋兴义, 朱青.国际避税地:不再安全的税收庇护所[J].中国税务, 2009.5
我国反避税存在的问题 篇9
一、税法体系不完善, 法规细化任务繁重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历了几次税制改革, 逐步形成了较公平完善的税法体系, 但是必须承认税法存在的漏洞是避税的客观诱因, 而税法漏洞的客观存在需要在税改中逐步发现和完善。2008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新《企业所得税法》,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又以实体法的形式专设“特别纳税调整”一章对关联企业之间的反避税措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尽管会部分消除避税的制度性诱因, 但同时也可能激发纳税人尤其是跨国纳税人的避税动机, 使得避税的形式和手段更隐蔽复杂。为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新的反避税措施, 2009年1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 全方位、多角度地规范了特别纳税调整的操作实务。特别纳税调整及其实施办法是对原有的反避税规定进行完善和补充, 形成了更系统化、全面化的反避税制度。虽然它引入了目前国际上反避税的相关条款, 但由于在中国起步较晚, 没有实践经验, 与我国企业避税的实际情况是否契合还处于摸索阶段, 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对成本分摊协议如何加以限制, 才能防止国外研发成本在我国不合理扣除;新的反避税政策是否会挫伤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积极性等等。
二、反避税专职人员严重匮乏
反避税专业人员的匮乏是制约我国反避税工作水平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目前全国100万税务人员中, 反避税人员不足200人, 由于受到机构设置、编制配备和税收征管工作岗位等因素制约, 反避税管理人员难以专职化, 供不应求限制着实际业务的需要。加上反避税管理力度不够和研究人员缺乏反避税经验, 对国际和国内市场不甚了解, 更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了难题。
与我国存在反避税竞争关系的国家 (主要指对我国投资较多的国家) , 对反避税工作的人力投入都很大。如美国国内收入局配备80名专职经济分析师, 全国有1000多人的专业队伍。许多著名跨国公司 (如IBM, 沃尔玛、美国通用电器等) 内部除设有税务部门外, 还有专门负责全球转让定价的专家, 统筹考虑全球定价策略。这些公司通常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做转让定价咨询报告。目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专门从事转让定价的工作人员合计378人, 是我国税务系统反避税人员的4倍。而在实际的谈判工作中, 这些人员都是我国反避税人员的对手, 如果我们的人员匮乏加之专业素养不足的话, 就难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地位。此外, 由于特别纳税调整的实施, 明确规定反避税工作方向, 包括转让定价的审计调查、受控外国公司、资本弱化、预约定价等方面的税务管理以及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执行, 全面的反避税制度更加反映出我国反避税专职人员匮乏, 业务生疏的问题。
三、税收行政资源和有效避税信息的约束, 反避税行政效率低下
在现行自我评估纳税体系下, 对税收规避交易的有效识别, 从技术上看, 依赖于两个相互制约的条件:即可用的行政资源和可获取的税收规避交易信息。
从可用的行政资源方面看, 由于我国反避税实践起步较晚, 反避税机构设置不健全, 反避税专职人员的缺乏, 导致反避税行政征管力量和经验不足, 而这种行政资源的不足使得我国案件调查补税力度不够, 难以有力地发挥反避税工作的震慑作用。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对反避税工作认识不足, 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政绩压力, 无法提高反避税的积极性, 而且争相为外商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更增加了反避税措施执行的难度;另一方面, 一些人认为, 我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就是吸引外资,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 如果采取严格的防范避税措施, 对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予以过多的监督检查, 会影响“税企”之间的关系, 从而纵容了外资企业的避税行为。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反避税的工作进展缓慢, 致使可用的行政资源无法满足现有工作的需要, 导致反避税行政效率低下。
在避税信息的获取方面, 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是反避税工作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目前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各跨国公司集团来我国设立的子公司, 都难以逆向得知他国母公司的具体经营策略及相关信息。而且我国目前存在税源信息分布不均匀、信息网络建设滞后, 政府各行政部门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缺乏可行性等问题, 造成反避税行政效率低下, 影响到我国反避税制度的整体有效性。此外, 我国与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较, 国民缺乏税收观念、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 存在侥幸心理, 因而没有很好的建立非正式约束规则, 导致大量涉外企业堂而皇之地进行避税。加上我国各地税收执行政策不一, 有宽有严, 造成纳税人税负不均, 出现相互攀比和侥幸的心理, 对依法纳税存在较严重的抵触情绪, 阻碍了涉税信息的有效取得, 导致税收行政效率低下。
参考文献
[1]安世全, 朱婷.解析反避税利器“特别纳税调整”[J].国际商务论坛, 2012:26-28[1]安世全, 朱婷.解析反避税利器“特别纳税调整”[J].国际商务论坛, 2012:26-28
[2]李业.反避税:任重而道远——访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王小平[J].中国税务, 2008 (9) :7-9[2]李业.反避税:任重而道远——访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王小平[J].中国税务, 2008 (9)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