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精神在路上

2024-07-14

骑士精神在路上(通用3篇)

骑士精神在路上 篇1

1.《在路上》

作为一本突破美国战后保守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的破冰之作,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从各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念。1957年的这本书问世后,他一夜成名,吸引了当时美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少年,几乎人手一本,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讲诉的是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安、玛丽卢等一些年轻好友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穿美国大陆的故事。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在这样奇特的旅途之上,他们一路走累了就挡道拦车,身上的钱永远都不够花,率性而自由。正如上面说的“垮掉的一代”一样,他们生活在矛盾之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反抗,与人们口中所谓的一切社会的“正统”和“次序”决裂,疯狂地寻找出路、价值、爱情或是其他。在凯鲁亚克眼里,这样的一群人是热爱生活,希望拥有一切,让人惊叹的人。就像不能简单地定义“垮掉的一代”是真正堕落的一代一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表面的离经叛道之下所隐含的深意反而影响且激励了之后一代又一代人。

2.《在路上》与自由精神

2.1《在路上》中自由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路上》里的人物表面上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表现出崇尚无政府,摈弃传统的社会和艺术形式,实际上是在这样有声的反叛之下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书中描绘了主人公萨尔四段“自由”之旅。第一次是从纽约到旧金山再到洛杉矶到达萨比纳尔,最后又回到纽约。这段旅行让他在了解到要充满希望,坚定地走下去,一定能从痛苦之中走出来;第二段旅途与好朋友迪安一起,他们发现只有在路上才能激发起前所未有的激情,才能让心中的“迷茫”“混沌”抛之脑后。第三次上路,代表着路上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只要前方有路,就能一直这样走下去。第四次的墨西哥之旅让他们了解到“在路上”其实就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一种精神的解脱。

这种“在路上”的自由精神有多种解答。首先,是来自内心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他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狂风暴雨、满身伤痕却又欢欣雀跃。身体上的苦累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前行。心灵的解放,无拘无束的“在路上”获得幸福和自我满足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寻求的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自由一路。“垮掉的一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情下层人民,期待人性中真正的关心和爱。书里对妓女、抢匪、吸毒者这样的底层负面人物并没有持否定态度,反而是一种另类的“欣赏”,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也抢劫或者吸毒。这样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他们不是一个“完满”的人。事实上,他们心中充满了关爱与温暖。这种逃离主流社会之外的自由追求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批评及“背叛”。最后,自由精神还体现在迪安他们身上的狂热躁动的因子。因为有着这样的狂热才能无所畏惧的追求心中所想,不为现实生活所迫,敢于开辟新的天地。

2.2“自由精神”与“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叛,用一切反社会、反常规的行为来表现对社会的不满,给人“冷漠”及“无情”的映像。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路上》也难以摆脱这样的影子,然而这却不是凯鲁亚克所想要表达的全部。《在路上》里面的主人公萨尔实际上是用这样反常规的行为来追求内心中对理想的渴望。他们追求冒险和胜利所带来的快感;身上的热血与激情急是急迫期待与社会的交流,渴望人们发自内心的关怀与真诚。这是他们身上“自由精神”与“垮掉的一代”精神的区别。

书中友爱和善的卡车司机,不带任何功利或者私欲的想法,只是简单的捎你上路,像是一种缘分使然,并非一味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与冷漠的社会截然相反。在他眼里,踏上的旅途却是充满了惊喜与刺激,每天都会不同。刚刚还是凄凉的街道,转眼就看到了广袤的平原;前一秒还是茫茫的沙漠,下一秒就峰回路转,白色的旧金山,蓝色的太平洋。美国就像等待被打磨的蚌,里面有颗珍珠。这种眼里与精神的双重享受使他们忘却现实里的不快。同时旅途中的艰险与困难也将他们反复打磨,慢慢领略到心灵的升华与坚定,这正是他心中的自由精神之旅。

3.《在路上》后续效应

3.1 国内效应:美国66号公路

二战后,美国青年对社会表现更多是疲倦和厌弃,用极端的反叛情绪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路上》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有力例证。书中也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宣泄感情的方式,那就是永远的“在路上”状态——搭车或开车旅行。

受该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踏上了他们寻梦之旅。而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重要的陆路交通命脉,66号公路伴随着美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极具风光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是小说《在路上》中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场景,也是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孤身穿越美国的一条路。它在美国历史文化上扮演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公路。正如《在路上》书中所传达的一样,“路”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供人行走的通道,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当时“垮掉的一代”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叛迫使他们上路,追求人生新的意义,而不是像“迷惘的一代”那样坐以待毙,消极、退缩。因此,不少美国人渴望退休之后也能过上“在路上”的生活,希望在房车里度过大把,美好的休闲时光,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3.2 国际效应:中国国道318

《在路上》自发表以来,慢慢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在路上”的热潮。正如美国的66号公路,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国道318也成了一条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之路。许许多多80后90后放下或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了“在路上”的旅途。大多从四川成都开始,沿途搭车或者骑行,最后到达西藏拉萨,如同人们心中的朝圣之旅。

眼里的美景,精神上的满足是他们选择在路上的原因。中国的80后90后也被冠以着类似美国“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那样的称呼,然而80后90后却和前面二者不同。他们并没有放纵自己或者离经叛道的反叛生活,而是用这样“在路上”的状态,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国道318被赋予了生命意义。在这条旅途之上,人们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遇到生活中从未遇见的美景。他们用“在路上”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经历,寻找真正的自由,远离俗世烦扰。

4. 结语

《在路上》展现了一种在旅途上释放自己、寻找真我的生活方式。经过时间和世代人打磨,成为了新的元素——自由之旅。抹去了“迷惘的一代”中的颓废、消极和愤世嫉俗,使这段精神之旅变得格外温情、略微感伤且还带有一股浪漫的色彩。因此“垮掉的一代”虽是他们的时代标签,但不能掩盖“垮掉”底下他们热爱生活,真诚,执着又勇敢的精神。美好的公路之行始于足下,追求自由是永恒的主题。尽管世界不像表面上那么美好,但是回味一路的旅途才会明白这一切是多么的值得。背上我们的行囊,上路吧。

参考文献

[1]Jack Kerouac.On the Road.[M].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7.

[2]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M].王永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宿哲骞,以凯鲁亚克《在路上》为背景解析66号公路文化及美国公路精神[A].《青年文学家》,2013(8).

[4]肖娜,试析《在路上》作品中“垮掉的一代”的精神世界[A].《华章》,2009(02).

骑士精神在路上 篇2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主要体现在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主要体现在顺从和对君王的忠贞及仁德二字上。本文主要探讨《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与《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对深入研究东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狼是一种极具团队精神的动物,它们拥有着顽强的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其遵循的宗旨就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同时也突出集体的危机意识。狼其性是:贪、残、野、暴。人类也是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有其野性的一面,即使是社会中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也会爆发出其野性的层面。人性中爆发的狼性的“野味”和狼的特性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很多的科学研究者都达成了共识。这指的是那种巨大的“潜能”。团队推崇提倡的狼性文化,即是指这种推进团队发展,为社会和人类创造效益的非凡的潜能,指这种潜能释放出来的拼搏精神。狼性就其本质而言有四大特点,“贪”“残”“野”“暴”,这几个特性在团队的合作中都有所体现,在工作中,努力拼搏奋斗,对待事业要有不折不挠的“贪性”;狼性的“残”体现在工作中就是对所有工作难题的克服、消灭;狼性文化的“野”在工作事业中是与拼搏的精神不可分离的,狼性文化的“野”主要是指工作事业中不要命的拼搏打拼精神;狼性文化中的“暴”主要是说在逆境中克服各种困难,逾越层层的难关到达顶峰。一个团队要发展,没有这种贪、残、野、暴的精神是不行的。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没有这种“贪、残、野、暴”,在残酷的企业竞争中就会被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一败涂地。所以,对于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企业而言,狼性文化是应该被弘扬传颂的,在生活中的浪尖上求生存,在起伏动荡中勇往直前,攀登更高的山峰。在这样一个潮起潮落的竞争中,只有真正崇尚狼性文化的团队,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有更为广阔的发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自古以来,它总是与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原因便是中庸之道的主导精神:“循规蹈矩、忍辱负重。”

一、《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首先体现在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上。狼性的四大特点“贪”“残”“野”“暴”在团队合作中都有所体现,对待各种工作和事业中的问题,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化解。“亚瑟王圆桌骑士”一系列的传奇故事都拥有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亚瑟王的“圆桌”,因为这样一个超大的没有首席的“圆桌”正是亚瑟王组建一支具有狼性精神的“圆桌骑土”团队的精神支柱,整个故事中的所有发展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可见这一标志性的“圆桌”之重要意义。究其原因,意义何在?它就是骑土团结的集中体现。面对困难,骑士们共同商讨对敌之策,以至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还体现在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上。所有骑士的冒险精神都十分值得人们去传颂,也是整个作品中最为唯美的环节,所体现的冒险精神正是对人们所追求的独立性格的诠释,更是一种人性战胜力量的肯定和宣扬。传奇当中最多的语言部分描述的是单枪匹马拥有激昂斗志的孤胆英雄,里面掺杂着爱情与复仇环节的叙述、人性功绩以及个人精神环境。比如,雷瑞兹骑士与“红袍骑士”的博弈,主要是为了贵族小姐能够被营救出来。达赫骑士、朗斯洛骑士、布拉骑士为了内心世界中永不熄灭的理想,苦苦追寻,不断延续。所有这些神奇美妙的故事,都是以个人的胜利彰显人性魅力表现的,无不树立起一个个精彩绝伦的英雄光辉形象。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也体现在忠贞上,“圆桌骑士”是亚瑟王所赏赐的一种最高封号,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一个骑士一旦获得这一殊荣,也就意味着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但拥有了贵族的权力,也随之真正地走人了上流社会当中。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的,层层严格的考验是走入这一理想之门的必经之路,一个骑士若是真的顺利通过,伴随他的不仅仅是名誉上的荣华,还有隆重的表彰仪式。所有亚瑟王册封的“圆桌骑士”都要求具有高强的武艺、冒险的精神、效忠的态度和名誉为上的精神世界观。一个骑士真正地化为“圆桌骑士”,还有一个神圣的环节就是宣誓,领受精神世界的训词,其内容无异于“忠于君王”“保护正教”。由此不难看出,所有的“圆桌骑士”都生活在亚瑟王的`精神世界当中,他们要对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奉献终身,通过宗教宣誓的方式来表达至死不渝的情怀,否则所有的殊荣都将成为泡影,更别谈由此而来的荣誉和地位。

《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土精神的“狼性”体现了宗教色彩。“亚瑟王圆桌骑士”是在古凯尔特王亚瑟王的传说中演绎过来的,这个故事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传奇,更是欧洲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其主角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武士”们,由于其产生于整个欧洲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时期,难免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宗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感知,更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慰藉。基督教和所有教会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都秉承了传统的信仰和理念,与此同时,也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所有的骑士无不是基督的信徒或代表,传奇和宗教也就密不可分了。另外,整个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世界里面还都弥漫着一种奇异和神秘的气息,从“王者之剑”的故事开始,直至亚瑟王带领的骑士们“天外飞剑”,登上王位之后依靠大法师墨林辅佐苦苦寻找黄金圣杯的艰难之旅。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无不让传奇渗透着神学的观念和宗教的狂热。

二、《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

与《亚瑟王之死》中西方骑士精神的“狼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国演义》中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儒家思想中的羊性是指柔弱、善良、有韧性、勤苦劳作;同时也强调了其安于现状、听从分配、没有创新思想、大众动向。“羊性”如其词,表现了大众犹如听话的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缺乏反抗意志和精神,在历史中也扮演着受人保护和楚楚可怜的悲剧角色。这个角色就决定了大众具有善良、友好、和睦、老实的一面。

东方儒家思想的“羊性”主要体现在顺从和对君王的忠贞方面。忠贞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道德观念。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忠贞可通过对诸葛亮的描写表现出来,刘备的仁德与忠义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都对忠贞做

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及其衰落 篇3

关键词:中世纪,骑士精神,基督教,文明,历史,衰落

0 引言

出现在欧洲11-13世纪的骑士制度指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骑兵服役为纽带、以中小封建贵族统治为本质、以基督教思想为指导的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法规、道德及习惯的总称。骑士制度受到欧洲中世纪黑暗、王权以及战争等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以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八大美德为核心的骑士精神。在骑士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基督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士精神显得那么的饱满,正如海涅所说骑士精神是一种“受到基督教灵化的蛮力”。本文将详细讨论在骑士精神,以及骑士制度产生发展到消亡过程中基督教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1 骑士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骑士精神起源于骑士制度导的文化及宗教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们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由此,产生于欧洲中世纪骑士精神必然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并从中汲取养料。

骑士是作为一种服务于战争的兵种产生,大约起源于公元4世纪并给骑士界定了一种外在形象。伴随着战争的进行,作为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终结者以及西欧事实上的缔造者,日耳曼人在军队管理上的一些制度手段则形成了骑士制度的雏形。

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有生命力的世俗力量的结合也是从军队开始的。在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北部以前,基督教已是高卢势力庞大、组织完整的唯一宗教了。克洛维于496年采取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行动,他以国王身份率三千亲兵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这无疑是基督教开始渗入军队并影响中世纪一系列战争比如十字军东征的一个良好开端,从那以后,基督教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士兵以鼓励和祈祷,而且在战争的具体操作中也开始起到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自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后,产生于城市的基督教及其传教重心,历史性的转移到了农村。这必然又进一步拉近了以农村经济为主要物质载体的骑士制度与基督教间的距离,为骑士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以及精神支持。在进入11世纪以后,随着诸侯势力逐渐均衡,欧洲逐渐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在维护社会的未定过程中捡回适时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由于当时骑士已经成为军队的主体,为了约束骑士天生的那种好战精神,教会成员试图让宗教改革融入到骑士制度中并对之进行善的教益。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熟知的《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诞生了,前者禁止骑士袭击农民、妇教士和商人,后者禁止在礼拜日和圣日开战。虽然当时的教会并没有要求骑士必须遵循,但基于基督教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协定的颁布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并可以被认为是骑士精神形成的基础。

12世纪索尔慈伯里的约翰纳斯曾这样说道:“为什么建立骑士制度?为了保卫教会,为了与不信教的人进行斗争,为了尊敬教士,为了保护穷人免受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生活能得到安宁,为了献出自己的鲜血,如果需要,愿为兄弟献出生命。”假如没有基督教的诱导,骑士制度可能发展成为欧洲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力量,由此可见,基督教在骑士制度的产生以及前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历史正是如此,一旦某种制度得到建立,便有它存在的理由。

骑士制度的繁荣及随着骑士精神的凸显而更加具有时代风采。随着骑士制度的经济基础——庄园经济的蓬勃发展、骑士阶层的力量象征——封建城堡的大量出现、骑士制度三原则的最终融合,骑士制度在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进入了一个繁荣期。

采邑是在墨洛温王朝宫相查理·马特当政时期采取的对骑士的一种分封制度,被分封的土地称“封土”、“封地”或“采邑”,授予封土者称“封君”。著名法律文化学者哈罗德伯尔曼说:“采邑采取的是自治的社会共同体的形式,它们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称作‘庄园’”,因此,“骑士身份在整个欧洲的增多伴随有庄园产业的扩展”。不同的骑士阶层所得到的庄园大小也是不同的,比如中上层的骑士一般获得不止一处庄园,而且只是间接行使管理权,而对于普通骑士来说只能获得一处庄园并直接管理,随后分封制成为世袭制度,而骑士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至公元8、9世纪,西欧按先后遭到一系列的入侵,城堡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防御力量也开始出现,到13世纪初,城堡已经遍布欧洲。一方面,城堡是封建庄园的核心,是骑士家族的经济核心。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城堡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同时又是骑士阶层的军事核心。

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对骑士制度的影响才得以凸显。在这一时期稍早,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基督教跟骑士阶层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关系,即基督教希望通过利用教会来限制骑士与生俱来的那种野蛮的好战精神。但在进入11世纪中叶,基督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与骑士阶层在经济利益上趋同。西欧公共权威渐露端倪西欧区域内政治冲突虽尚无序,但出现了指向西欧大陆边缘或以外的战争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外来威胁由多元向单一转变,这一切为基督教与骑士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契机,而这一契机又集中体现在为了抵御伊斯兰教的入侵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已经有了三次远征(诺曼人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1016-1090)、诺曼人征服英国(1066)、卡斯提尔的反摩尔人战争(1072-1099)),在这三次远征中,教皇逐渐取得了对军队的控制权,而且骑士仪式也进一步的宗教化、复杂化,宗教向骑士精神世界全面渗透。而在十字军东征,这种战争和宗教的结合达到了高潮。为了铲除所谓的基督上帝的敌人,教会动员骑士组成骑士团,充分的美化这次为了信仰而进行的战争,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号召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时,就讲道:“让从前同自己兄弟战斗的人,现在同野蛮人、上帝的敌人战斗”。[2]而教皇格雷戈里则进一步声称,骑士是圣彼得的附庸,为教皇而战的人,就是基督的骑士。最终这场宗教化的战争于1096年开始,截止到1291年教皇一共发动了六次东征,在这场战争中,骑士队基督教的信奉也达到了狂热状态,1248年,当准备率领十字军远征时,法国国王也声称:“我离开法国,不是为我的父亲,也不是为了我所受到的伤害报仇,而是为了我主基督耶稣报仇。”[3]十字军骑士把对异教徒的屠杀,看成是为耶稣复仇和对十字架的敌人进行涤荡,看成是正义对邪恶扫除之壮举,而正是教会的“正义战争”对骑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质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培育和发展。

2 骑士制度的没落

骑士制度的没落及基督教的腐朽弱化了的骑士精神。在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繁荣期后,骑士制度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开始走向没落。1352年,法王约翰发表了一份关于骑士制度总结式的赦令,追忆骑士制度的辉煌往昔,痛感骑士制度的无奈凋零。骑士制度最终走向没落有着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我们主要讨论它的社会原因,即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原因。

一直到13世纪,基督教都是骑士内心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当中,骑士的基督教信仰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癫狂状态,“骑士原则和基督教原则相结合,使得骑士具有了一种超越自己利益的宗教意识”。[4]但是作为骑士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在中世纪中晚期却日益腐朽和衰落,严重地动摇了骑士对它的精神信仰,这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伴随着教皇权利的逐渐膨胀,基督教在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权利膨胀的同时,一些底层的教诲开始逐渐奢侈腐化,不断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马克思曾经这么形容:“他们(教会显贵)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的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5]物质欲的膨胀又使得基督教本身的清规戒律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神职人员不恪守教规,道德败坏者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蓄妻纳妾。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说:“阿维农教廷是所有恶行和苦难的发源地……这里没有虔诚、没有仁爱、没有信仰、没有崇敬、没有对上帝的畏惧、没有圣洁的东西、没有正义的事,也没有神圣之物。你曾听到和看到的一切就是欺诈无信、冷酷无情、放荡无耻和堕落无行。总之,世界上曾出现过的邪恶与弊病的每个例子都集中在这里。”基督教积攒了几个世纪的社会权威开始摇摇欲坠,这时候,骑士无可避免的开始出现动摇,毫无疑问,基督教已经开始与骑士自身的价值标准背离,虽然他们的价值标准从一开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教会为了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思想统治地位,不断发动战争镇压异端,骑士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满足自己贪欲而进行“圣战”的工具。前边提到,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基督教教义与骑士的战争原则很好的融合在一次,但在另一方面,正义、仁慈、人道和荣誉精神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东征到后来成了基督教大肆屠戮的一个借口,而骑士则成为杀人机器。《耶路撒冷史》记载说,十字军占领该城后,对穆斯林不分男女老幼实行了惨绝人寰的3天大屠杀。“勇士们”为了掠取黄金,剖开死人的肚皮到肠胃里去找。教会一方面利用骑士进行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在教会内部,对异己进行疯狂的镇压。教皇革除了参加英国大宪章起义的人民的教籍,组织十字军镇压法国的阿尔比教派运动。而宗教裁判所成为教会压制人民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暴力工具,很多现在看来著名的科学家、人文主义者都死于当时的教会的十字架上,如哥白尼,而正是他们才是最为虔诚、最为正直的基督徒。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开始普遍缺失,与此同时,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崭露头角,小资本主义逐渐兴起,教会统治的大厦开始坍塌,而骑士精神这种基督精神和封建统治思想的代表,也开始被抛弃,欧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卷)人民出版社,40.

[2]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s,1984:32.

[3]Joachim Bumke.Courtly culture: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ghMiddle Ages.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1,P145.

[4]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南京:学林出版社,199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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