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知觉

自我知觉（精选10篇）

自我知觉 篇1

引言

自我知觉就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其内容又可分为两部分:自我概念和自尊。自我概念指个体对自己各个方面的了解, 包括外形、性格、价值观、信念、态度、人际关系等等。自尊则指个体对自己的评价, 如长相的美丑, 道德的高尚龌龊, 能力的高低等等。而幸福是一种个体主观界定的积极情绪状态, 涉及更多的是我们的快乐体验和我们对生活给予的奖赏的感恩。主观幸福感是对自己当前状况的主观评价, 强调人们对自身生活体验的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 幸福感等同于主观幸福感。那中国人的自我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将从自我知觉的四个方面来探讨二者的相关关系。

1. 社会角色

每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譬如女儿、妻子、丈夫、员工、领导、社团成员等, 角色扮演的好坏优劣则决定着个人的情绪状态和态度行为。如一个企业管理人员能有效的领会和执行上级传达的指示精神, 并团结下属, 最大化发挥成员的智慧力量, 高效高质的完成任务, 那么他能从这个角色中获得职业成就感并感觉身心愉悦, 快乐和幸福。反之, 则可能觉得每天上班, 度日如年, 身心疲惫, 产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懈怠感, 当然主观幸福感也就销声匿迹了。作为学生, 学业成绩的优秀所带来的夸奖、赞扬和羡慕会急速的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学业成绩的一塌糊涂所带来的鄙视、质疑和批评则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挫败感, 进而产生消极、懒散和自暴自弃的不良情绪。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的角色扮演理论认为:个人正是通过扮演他人角色即角色扮演, 来获得运用和解释有意义的姿态的能力, 从而来了解社会上的各种行为习惯和规范, 最终实现自我的社会化。而在自我社会化的这个过程中, 角色演绎的成功与否是个人主观幸福体验获得与否的条件之一。

2. 社会同一性

社会同一性理论又称社会认同理论, 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吉菲尔等提出。社会同一性, 即与团体理想一致的内在保持感和团体的归属感, 反映的是自我对社会群体或类别的认同, 是调节自我和广阔的群体类别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当个体对所属群体产生怀疑、不认同时, 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时时刻刻都想逃离该群体, 如若不成, 就用破坏、伤害、言语攻击、蔑视等消极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群体成员和集体行动。这样的情况带来的偏见、种族或群体冲突是很难让个体产生快乐幸福的感觉的。

人的需要之一是归属感, 家庭归属感, 集体归属感和国家归属感是人保持宁静、安逸和快乐心情的前提。而这种大的归属感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讲就是“乐群”, 即让我们变的更幸福、更快乐的的方式除了“悦己”外就是他人和群体。主观幸福既可自我寻求, 也可从他人、组织、社会中得到。“家和万事兴”, 乐于助人, 助人为乐;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总结出的幸福观。

3. 社会比较

人们对自己是否幸福如何判断在?一种方式就是社会比较。同样的一份成绩, 人们通过向上比较、平行比较和向下比较得出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总是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状态采取适宜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比较, 以使自己能获得正能量, 并保持正性的、良好的情绪。生活中很多人很喜欢比较, 但比来比去就感到焦虑、彷徨和紧张, 为什么呢?中国反伪科学代表人物司马南的观点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现象, 他认为幸福存在于比较当中, 尤其是中国人的的幸福观, 比职位、比房子、比汽车、比首饰、比财富、比老婆、比孩子……比到最后, 欲望越来越大, 幸福越来越小, 不满越来越多, 幸福越来越远。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改革转型期, 收入、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剧。而人们爱比较的心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衍生的不平衡感、仇富、报复心理极大的损害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人们的欲望有满足和不满足, 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欲望满足了就幸福了, 无止境的欲望是不可能被满足的。欲望也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 攀比、欲望都是不幸福的因素。

4. 成功与失败

成功增强自尊, 失败降低自尊。人们对自己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更多取决于个体人生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尝试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并取得成功会使我们觉得自己很能干, 进而激发斗志做出更大成就;反之屡次失败就会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郁闷、烦躁。压抑的情绪也随之而来, 慢慢整个人也变的消极懒惰。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的“习得性失助”实验表明人在生活中倘若遭受太多失败, 就会如同实验中那条绝望的狗一样放弃努力, 甚至还会因此对自身产生怀疑, 觉得自己“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无可救药。

不过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 尽管失败了, 但只要坚持, 不屈不挠, 最终总会取得成功, 获得幸福感觉。正如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 在发明灯泡之前失败无数次, 但他从未气馁和放弃, 最终达到目的。爱迪生是这样解释之前的失败, “我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证明了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因此, 除了成功或失败的经历本身给我们带来快乐或悲伤外, 个体对经历的归因也关系到我们的主观幸福感。乐观者对类似的失败事件做外部的、可变的和局部的归因, 而悲观者则对失败做内部的、稳定的和全局的归因。积极的归因模式是, 成功→能力强→自豪、自尊/增强对成功的期望→愿意从事有成就的任务。失败→缺乏努力→内疚/对成功的相对的高期望→愿意并坚持从事有成就的任务。消极的归因模式是, 成功→运气好→不在乎/很少增强对成功的期望→缺乏从事有成就任务的期望。失败→缺乏能力→羞愧、无能感、沮丧/降低对成功的期望→缺乏对有成就任务的坚持性。因此成功的事件和对事件的正确归因都是我们产生主观幸福感的源泉之一。

摘要：主观幸福感的主人翁是自我, 个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对所属团体的归属感, 个体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以及社会比较心理都直接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探讨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和个体如何获得和保持幸福。

关键词：中国人,自我,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C.R.斯奈德, 沙恩·洛佩斯.积极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10.

[2]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3.

汉字视听知觉心理 篇2

【关键词】汉字；心理；视知觉；听知觉；运动知觉；颜色知觉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汉字心理学在亘古的绵延中，具有三种历史境界：第一种历史境界为汉字的原始心理，第二种境界为汉字的文明心理，第三种历史境界为汉字的现代心理。这是一种多民族交往、多媒体传播、多时空流转的多元复合心理，我们从中发现了汉字深潜秘藏的内在性、博大性、包容性、开放性。汉字惊人地表现出全体合于现代节律，重新给我们现代心智启迪的神奇魅力。这三种历史境界的铺缀，构成了汉民族心智成长史诗的又一幅宏伟画卷。

先民汉字有关视知觉心理的投射显得特别丰富，在彩陶的纹饰中人以及各种动物的眼睛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在古文字中更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或用一目表示种种的视知觉心理，或用两目反映之，或用多目做出非逻辑却合于原始心理的诸种反映。

一、纹饰“诸目”心理

眼睛称为心灵之窗，这在心灵逻辑化的现代人来说是对“人”而言的，但是对心灵未曾逻辑化的原始人来说则又可遍各种生命的心灵之窗。

在远古的彩陶纹饰上，我们发现人、动物的眼睛被原始的艺术家刻画得无一雷同，且具神情：人的目或睁，或眯，或弯，目均含情；鸟的目或眼珠上接眶边，或稍微中心，或全白，目传其意。这种种对眼睛的充满灵性的艺术创造，正说明中华先民对于视知觉早熟心理的丰富。这种心理的丰富给予汉字以深刻的影响。在我国从早期象形文字开始，它就是一个紧张飞动而竖立起来的眼睛。人只有具备这种目光，才能对所见清楚而深刻。

二、单目视知觉心理

单目视知觉心理和原始生活密切相连。有学者认为，原始人的狩猎活动中远处的动物的发现、追踪，瞄准时最主要的视过程，这一系列视活动造就出单眼水平追踪的主要视方式，造就了瞬时对方位、距离，外形的判断能力，造就出愿意将活物当成死物来把握的“觉”之心理愿望。马家窑文化有一目当面中生的彩陶图案，两眉之上又竖画一目，神话中称“直目。

古汉字中的一“目”有不同，前者往往不是偏旁意义上的，而后者是偏旁意义上的目部，因此原始结构形中的许多具体的视觉心理也随之消失。但是古文字中的一“目”在后代还有些痕迹，如“一目了然”“一目十行”，这种“一目”实指双目，与古文字中的“一目”倒是有些暗中沟通，表示看、望。

三、平视取象心理

古汉字中平视取象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可以悟时：有关植物类的字大都采用此法，如木、朱、林、草等。这些显然与先民长期视知觉的心理层积有关，是以植物“生”的“挺立”的意向为选择，并以特征性的区别加以平视成象，而不择以“死”的“砍倒”的意向，从而采用俯视取象。

平视取象在古文字中十分灵活。一是正面取象者，不如“门”字，正面作对成双，“户”字取单扇正面之象。二是侧面平视之象，以动物类中多见，如鸟、鸣、雀、鹿。三是同一类物或同为人，平视取象也是多样的，如“并”与“从”均为二人，但“并”象两人并排站立之形，正面平视的表义较显豁，“从”则取侧面平视表示一人跟随另一人。

四、俯视取象心理

古文字中侧视取象是同人民长期的俯视所得的信息相关的。“水”及水旁的一类文字，“水”字，甲金文中均像流水之形，人往往在高于水平面上看流水，如在岸上，在山丘上。与大地平面相关的俯视取象的汉字，如“田”字，俯视取象，《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

五、汉字运动的视觉心理

运动是视觉最容易强烈注意的现象。汉字构形中表现这种运动的，除用手符来表示外，多见用足符“止”来表示。

止（趾），本像足形。“足”使人运动，故用“止”来表示人的行动是非常自然的。

走，《说文》：“走，趋也。从夭，止。”金文从夭从止，上半部分分作两手上下摆动之形，下半部分作止，表示动符。

奔，金文从夭，从三止，人无三足，而以三足表示动量，示动量之大，会疾走之意。

各，甲骨文从止，表示穴居之穴，脚趾向外，示出走。

六、汉字颜色的视觉心理

颜色视觉是视知觉研究的另一部分。汉字表现出相当独特的内容。汉字表色字来源广泛的心理，有来自天体、地面、植物的视知觉。

中国人对于颜色的心理是值得注意的，在颜色下面的深层心理是丰富的。颜色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则金为白，木为青，水为黑，火为赤，土为黄。

七、听知觉

与汉字中丰富的视知觉心理一样，汉民族先民的听知觉心理在汉字中也有十分丰富的反映。汉字听觉取象，是创造文字的另一种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心理和方法。

汉字造字心理，清代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曾说：“古人造字之始，即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声。”先民“象”的心理根深蒂固。自然界的一些事物，动物发出声音，先民取其富有特征的声象为之命名。“爵”，是指古代行礼用的酒杯，器形像雀形，取声也是如雀节节足之声，即是摹雀鸣之声象。甲骨文的“卜”字字形是兆纹之象，而得音是取灼裂的声象。发声与汉字接受声音的心理值得研究，这在汉字中有丰富的蕴藏，特别是在口部，言部，耳部等部首的汉字中尤其多见。

人类在文明的蹉跎进程中，谱写了心智成长的史诗。人类用语言文字叙述着这个世界，汉字与心理密不可分，特别是与我们的视听觉心理。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心理的一种反映，它与我们的心理是一体的。汉字心理从发展上看，不仅它的过去时、现在时具有深邃的学术奥妙，而且它的将来时也同样具有可预测性，可体悟的学术前瞻价值。

参考文献

[1]姚淦铭.汉字心理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显春.汉字的起源[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自我知觉 篇3

自家庭系统理论提出以来,亲子间互动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父母婚姻冲突是反映亲子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我意识是个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是衡量个性成熟水平的标志,是整合、统一个性各个部分的核心力量,也是推动个性发展的内部动因。它不仅影响个体人格发展的水平,还与个体的学习、生活、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青少年时期是介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过渡阶段,也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期。此时,作为人格发展核心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既不同于儿童又区别于成人的心理特点。父母婚姻冲突不仅影响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也对子女情绪、个性、行为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父母婚姻不稳定的子女对家庭生活缺乏温暖感受,亲子关系较差,对父母缺乏应有的敬重与信赖。家庭环境因素是个体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中的家庭气氛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和谐的家庭气氛有助于子女良好人格特征的形成,而冲突、离散型的家庭气氛则会对子女的人格形成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对父母婚姻冲突与初中生自我意识的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以往的研究中对于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问题行为及其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比较多。认知情景模型认为,儿童对父母冲突的知觉和评价,决定了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初中生知觉的角度,拟探明父母婚姻冲突知觉与初中生自我意识之间的相关。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哈尔滨市两所初中一至三年级的被试506名作为测试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收回有效问卷46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5%。被试年龄介于13～17岁之间,平均年龄15岁。

(二)测量工具

1. 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主要用于评价儿童自我意识的状况,分为六个分量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以及幸福与满足来评价儿童的自我意识。在本研究中采用5点记分,量表信度是0.91。量表适用范围:8到16岁。

2. 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

用来测量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的知觉。原量表CPIC共有48个陈述性的描述,可测量出子女对父母冲突多方面的感受,克服了以往量表只能测部分特质的局限性。2002年,池丽萍和辛自强对CPIC量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40个项目,包括6个维度。整个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87,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6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0.66～0.79之间,量表适合于团体测验。修订后的CPIC量表中文版的各项心理测量学指标都比较理想,更适合于中国被试。

三、结果

不同性别、年龄、年级、父母文化水平、父母婚姻状况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在自我意识水平上的差异分析如下表:

如表1所示,只有性别、生源地这两个变量在自我意识水平上存在差异(p<0.05),其他因素在初中生自我意识水平上无明显差异。

从生源地角度讲,结合表2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学生在自我意识总分、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合群、幸福与满足这几个因子上与农村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城市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学生。

如表3所示,父母婚姻状况这一因子在对父母冲突知觉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从性别角度出发,女生在知觉父母冲突强度上明显高于男生(p<0.05)。其他因素在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知觉上均无明显差异。

注:**p<0.01*p<0.05

父母冲突知觉与初中生自我意识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冲突频率、冲突解决、应对效能感和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各个维度呈现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1);自我归因除了与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没有显著相关外,与自我意识的其他维度、自我意识总分均呈现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1);认知威胁与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以及幸福与满足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p<0.05);与自我意识其他维度、自我意识总分呈现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1);冲突强度与躯体外貌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p<0.05),与自我意识的其他维度、自我意识总分呈现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1)。

四、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463名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知觉与自我意识水平的调查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在自我意识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初中生在智力、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合群、幸福与满足这几个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农村学生,说明城市初中生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好于农村学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家庭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家庭,使城市初中生心理优越感较强,其父母也相对更重视对子女各方面的教育。

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初中生在对父母冲突知觉上存在差异,这说明父母婚姻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女对父母冲突的知觉水平,男生在冲突强度这一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可能与男女生不同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对男生和女生的期望不同有关。

初中生对父母婚姻冲突的知觉与其自我意识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父母婚姻冲突越严重,子女的自我意识水平越低。青少年的思考力、判断力及感性特别敏锐,对他人的眼光非常敏感。不良的家庭气氛会导致他们自我封锁的态度及强烈的羞耻心,并衍生出较强的焦躁感与孤独感。

父母婚姻冲突对子女的个性、行为等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初中生的父母应该注重良好家庭气氛的培养,不仅为自己,同时也给子女创造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发展的安定、愉快的生活空间。

摘要：以初中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让被试报告对父母冲突的知觉,以及自己的行为、焦虑等情况,以探明对父母婚姻冲突知觉与初中生自我意识的相关。结果发现: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的知觉与自我意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键词：婚姻冲突,知觉,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刘小先.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与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的相关研究[D].2009:33-37.

[2]李静.中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现状及父母婚姻状况对其的影响[D].2006.

[3]聂玉玲.初中生自我意识及重要他人对其影响的研究[D].2008:31-34.

[4]聂衍刚,张卫,彭以松,等.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功能结构及测评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7,30(2):411-414.

[5]赵梅.婚姻冲突及其对青春期子女的影响[D].2005:20-23.

[6]KITZMANN K M.Effects of marital conflict on subsequent triadic family interactions and parenting[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0,(36):3 - 13.

批评、寻找与日常知觉 篇4

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此类与批评有关的文体几乎成了我文字生涯的唯一选项，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能力和人生的同样有限。但我始终对批评的作用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美国批评家亨利-路易斯·门肯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批评本身，从实质上看，无非是将一己之说变得貌似合理。”当然，门肯这样说，那是因为文学批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只占一小部分，况且，在韦勒克看来，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不可能名垂青史。能否名垂青史，对撰写鸿篇巨著批评史的韦勒克可能很重要。对我等而言，就不在思考之列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赞同门肯的看法。“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必须在进行探究时运用个人局限的范围之内存在的任何手段。他必须运用任何将会生效的工具来产生他的效果。”门肯的这一强调似乎更切中批评的要害。不管怎么说，我理想中的批评就在乎这一点。说到底，批评是一种实践，而不应该是贫血的经院研究。

批评往往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崇尚慢条斯理的分析，晒干鲜活的真实，使其成为长久可储存的“材料”。而唯其如此，小说所喜爱的社会肌质、不着边际，迷恋纯粹的偶然性，渐渐地为课堂上的滔滔不绝、书写上的言词确凿所抽干。批评总是致力探索创作的模式，并提醒作家注意深陷模式的危害，但它很少自我反省，并不注意批评自身的模式：批评的每一种模式都未曾开始就有了一个“整体的画面”，或者认定某种“总体形式”。阅读还没有开始，结局就已经在望。这是作为新阐释学者的斯潘诺斯所竭力抵制的。斯潘诺斯试图清算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形而上学”思维，结局自然无果而终。但他为读者的个人创造性活动和发现多角度空间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文本是永不枯竭的。因此，文学史是永远开放和常新的。

批评之难还在于它只是一种从属的艺术。相对而言文本是唯一的，而阐释则是多种多样的。做一个批评家，就是放弃自我，接受他人的自我，接受一系列他人的“自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他向一连串的人不断地让出位置，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强加于他一种新的存在。批评家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连续存在。此类观点虽赞同者不多，但却也是经验之谈。虽不能说完全放弃自我，做得最好的也只止于一种对话，至少你得学会与不同的文本对话。至于那种仰仗于权力，依附于主体意识形态的发号施令，只能是对文学的扼杀，连批评都说不上。理想的批评是一种不放过细枝末节，但却把视线瞄准在整个人类状态上的文学研究；合格的批评既表现出对自我的关注，又表现出对世界的关注，既深入探究虚无主义又充分肯定生活，既体现深刻的负面因素，又深刻地表现正面因素，既留意外部世界的变化，又十分尊重激情和情感的内在王国。创作的动机是复杂的，情绪是微妙的，真正伟大的作品都表现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困惑与爱恨情仇的难解。批评家也是活生生的人，同样面临着生活的难题和人性的迷乱，他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理在握的判官，但他确确实实有责任做到“对于道德生活本身的危险的洞察”（特里林语）。所有这些要求都不错，但于实践而言，谈何容易。如今这个尊重交换价值的时代，阅读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作品，写下的只是几千字、上万字的文章，如果不是为了学位、职称，不是为了体制化的学术地位，这种活又有谁干！

最近，有机会重读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两本书。尤其是那本《伊甸园之门》，我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过其影响的肯定不止我一人。迪克斯坦与同时期美国文学的交锋与对话，就其即时陛意义而言，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如今，他所谈论过的作家可能还有人阅读，但其批评文字已步入被遗忘的队伍。批评史的一个勉为其难的作用就是挽救那些被遗忘的文字，但一不小心它自身早已是一种“遗忘”的工程。难怪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为其论文集《途中的镜子》所撰写的前言中感叹遭：“文学批评家却往往在玩一种必输无疑的游戏：用解释文学作品的语言来和作品本身的语言竞赛。批评可以有效地阐释各种艺术，但却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真正需要批评，哪怕是以晦涩出名的作品。”并不清楚迪克斯坦所讲“真正需要”的含义所在，我的看法是作为依附l生质的批评实践，在自我肯定和自我颠覆之间很难自圆其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文学批评的“主义”少有个体文本的批评实践的原因。每一次具体的解释活动都是有限的，但解释是无限的，因为每一部作品的含义都是无限的。许多文学批评的“主义”把着眼点放在无限的循环之中，而具体的解释只能成为一种理论的例证而已。

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撰写其第一篇连续解释一部文学文本的文字《论威廉·延森小说<格拉迪瓦>中的妄想和梦想》（1907年）。弗洛伊德十分详细地复述了延森的这部小说，将作品解释为展示了压抑的典型范例。弗洛伊德称道，延森确切地诊断、分析了主人公的歇斯底里。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简直是在把这篇故事意译为他自己的病例分类。延森起初拒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延森便被说服了，似乎认可了弗洛伊德的解释貌似有理。延森的抵制态度使弗洛伊德感到不快，后来便诋毁这篇故事。不知是因为此类批评对建立心理分析理论的价值不大，还是因为此事引起的不快。弗洛伊德在多年之内都避免撰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此事还有后话，受弗洛伊德此文的启发，有人设立了“格拉迪瓦”奖，授予在心理分析方面有贡献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导演和演员。弗洛伊德的事例有点特殊，那是因为弗洛伊德名重天下。但其反映出批评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却是人之常情，这是批评生活中日常可见的一道风景线。我很赞同韦勒克在其《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用理所当然来评点此事。

我对批评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热衷于批评文字的生活状况，阅读和写作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并不是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各种各样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本。它们延伸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它既丰富也改变了我对自我人生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批评有多么崇高，但也不否认批评应具有独立的使命感：那种执著而不带有偏见，随时准备孤身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批评究竟是一个知识与品位的问题，还是仅仅是向学生介绍文字的方法？看来，后者已经在一种体制的作用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人成了消费者，而且就像他所消费的产品，当学术论文自身也成了大批生产的产品时，学院已俨然不是想象中的象牙之塔，它本身也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桑塔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有名的论文《反对阐释》（1964年）指出，“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它的物质丰裕，它的拥挤不堪——都使得我们的知觉成了愚钝的同谋……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知觉。我们必须学会多看、多听、多感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激情的、透明的、描述性的批评，而不是那种使艺术作品黯然失色、累赘不堪的实用主义解读。“解读就是使其枯竭”，“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反动的”，“今天很多艺术都可以理解成由对阐释的逃逸而激发”。桑塔格卓尔不群、名重一时，可惜的是后继乏人，难以与“主义”和“流派”为伍。

批评也可以如保罗·德曼所说的是“阅读行为的隐喻，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批评就像现代哲学所做的那样，是在寻找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判决或解释性的总结。批评是一条要走的路，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新批评和神话批评的“哲学实在论”和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批评可以以一种背道而驰的决绝共同存在于世的缘由。文学文本作为作品而不是物体让我们面对历史，唤醒我们生存于世的个人经验。“我们已经忘记，文学作品不是一件可以任意揉捏的物体，它是来自过去的人类声音，一个我们必须复活的声音。对话，而不是解剖，才是打开文学作品之门的钥匙。”作为阐释学派的帕尔默对“哲学实在论”的批驳是那么的雄辩有力，但这并不妨碍“新批评”、“神话批评”作为庞然大物存活于世。一切理论都有自我表现的倾向，排斥他者，以彰显自己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到头来，各奔东西才是它们的宿命。我不喜欢活学活用，即便它有合理之处，因为那句“立竿见影”紧随其后，至今都能使我感受到一种恐惧。

如果“当代”要有什么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它就必须意味着为我们定义或聚集了时间的某种东西，这东西似乎塑造了我们时代的面目，或者形成了这时代了解自身的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当代文学批评历经数十年的历程，它的今日总也离不开昨日的身影；其对昨日的记忆也难免掺杂着今日的眼光。这既是一种自我颠覆，也是一种自我的修复。文学批评的即时性，既十分注重对小说的第一反应与品评，又十分重视经历几十年阐释洗礼的创作历程的重新评论。所谓“批评史中的作家”，指的正是批评的循环。

今年是“杭州会议”三十周年，经历了无数人不同视角的文字记忆，如今它的身影已是模糊不清了。往事不堪回首，何况今日我们穷于应付忧郁的后现代时期的形形色色的颠覆与解构，病态的精神生活、怯懦的逃避主义、高嗓门的犬儒主义、自以为得意的舒适、龟缩在狭小圈子的自我独尊，正在左右着我们的批评；我们能否在文学鼎盛时期已成过去、批评风光不再的当代，仍然初衷不改地保持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执著；当年的寻根者是否还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根”正在飘移；当年的探索者是否还能清楚地意识到，往日不为大众眼球所左右的创新精神，如今已然被“时尚”所吞没。我们被太多的问号所缠绕，我们渴望真相能浮出水面，问题是真相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三十年前我们同样被无数的问题所纠缠，积重难返的时代状况，学习总是东鳞西爪，阅读更是饥不择食。那个时候，年轻人什么问题都敢质疑，自信是其底色，相信曙光就在眼前，真理越辨越明。我今天还记得，杭州会议期间，吴亮不知是由于感冒的缘故还是一路上说话太多，到了会议期间却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可到了晚上说梦话，依然是白天会议上的发言，滔滔不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阿城，因为天气寒冷，他把双手伸向炉子上的烟筒，突然像被烫了一下似得缩回来，实际上炉子是冰冷的。但他的行为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今天回想起这些趣事，忽然间有所醒悟：原来文学是这样处理问题的。

小说形式骄傲地宣布与其先驱的革命性决裂后，却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它们。批评又何尝不是这样，各种主义的轮番登场，东西方不同方法的理解与误解，都缘之于彼此差异的“寄生性”。弗兰克·克默德曾将两种历史作为对照：一种是纯粹的时间流逝，他称之为时序；另一种是某一戏剧性的时刻，在这一瞬间，时间突然具有“周期性”，“饱含源于其与终结时刻关系的意义”，他称之为机。某件事发生了，接着是另一件，之后又发生了有可能改变一切的其他事。这也是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批评史中的作家”的文章，更多地是倾向于后者：利用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对一部最近作品的评论，重温对此作家作品的全部批评及作家本人的言说。许多事件和言说已然成了过去，时过境迁而无法重现，我们能做的，只是寻找一种剩余物。这是我所理解的批评史。

二○四年三月十六日于上海

汉字视听知觉心理 篇5

先民汉字有关视知觉心理的投射显得特别丰富,在彩陶的纹饰中人以及各种动物的眼睛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在古文字中更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或用一目表示种种的视知觉心理,或用两目反映之, 或用多目做出非逻辑却合于原始心理的诸种反映。

一、纹饰“诸目”心理

眼睛称为心灵之窗,这在心灵逻辑化的现代人来说是对“人” 而言的,但是对心灵未曾逻辑化的原始人来说则又可遍各种生命的心灵之窗。

在远古的彩陶纹饰上,我们发现人、动物的眼睛被原始的艺术家刻画得无一雷同,且具神情:人的目或睁,或眯,或弯,目均含情;鸟的目或眼珠上接眶边,或稍微中心,或全白,目传其意。这种种对眼睛的充满灵性的艺术创造,正说明中华先民对于视知觉早熟心理的丰富。这种心理的丰富给予汉字以深刻的影响。在我国从早期象形文字开始,它就是一个紧张飞动而竖立起来的眼睛。人只有具备这种目光,才能对所见清楚而深刻。

二、单目视知觉心理

单目视知觉心理和原始生活密切相连。有学者认为,原始人的狩猎活动中远处的动物的发现、追踪,瞄准时最主要的视过程,这一系列视活动造就出单眼水平追踪的主要视方式,造就了瞬时对方位、距离,外形的判断能力,造就出愿意将活物当成死物来把握的 “觉”之心理愿望。马家窑文化有一目当面中生的彩陶图案,两眉之上又竖画一目,神话中称“直目。

古汉字中的一“目”有不同,前者往往不是偏旁意义上的,而后者是偏旁意义上的目部,因此原始结构形中的许多具体的视觉心理也随之消失。但是古文字中的一“目”在后代还有些痕迹,如“一目了然”“一目十行”,这种“一目”实指双目,与古文字中的“一目”倒是有些暗中沟通,表示看、望。

三、平视取象心理

古汉字中平视取象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可以悟时:有关植物类的字大都采用此法,如木、朱、林、草等。这些显然与先民长期视知觉的心理层积有关,是以植物“生”的“挺立”的意向为选择, 并以特征性的区别加以平视成象,而不择以“死”的“砍倒”的意向,从而采用俯视取象。

平视取象在古文字中十分灵活。一是正面取象者,不如“门” 字,正面作对成双,“户”字取单扇正面之象。二是侧面平视之象, 以动物类中多见,如鸟、鸣、雀、鹿。三是同一类物或同为人,平视取象也是多样的,如“并”与“从”均为二人,但“并”象两人并排站立之形,正面平视的表义较显豁,“从”则取侧面平视表示一人跟随另一人。

四、俯视取象心理

古文字中侧视取象是同人民长期的俯视所得的信息相关的。 “水”及水旁的一类文字,“水”字,甲金文中均像流水之形,人往往在高于水平面上看流水,如在岸上,在山丘上。与大地平面相关的俯视取象的汉字,如“田”字,俯视取象,《说文》:“田, 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

五、汉字运动的视觉心理

运动是视觉最容易强烈注意的现象。汉字构形中表现这种运动的,除用手符来表示外,多见用足符“止”来表示。

止(趾),本像足形。“足”使人运动,故用“止”来表示人的行动是非常自然的。

走,《说文》:“走,趋也。从夭,止。”金文从夭从止,上半部分分作两手上下摆动之形,下半部分作止,表示动符。

奔,金文从夭,从三止,人无三足,而以三足表示动量,示动量之大,会疾走之意。

各,甲骨文从止,表示穴居之穴,脚趾向外,示出走。

六、汉字颜色的视觉心理

颜色视觉是视知觉研究的另一部分。汉字表现出相当独特的内容。汉字表色字来源广泛的心理,有来自天体、地面、植物的视知觉。

中国人对于颜色的心理是值得注意的,在颜色下面的深层心理是丰富的。颜色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则金为白,木为青, 水为黑,火为赤,土为黄。

七、听知觉

与汉字中丰富的视知觉心理一样,汉民族先民的听知觉心理在汉字中也有十分丰富的反映。汉字听觉取象,是创造文字的另一种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心理和方法。

汉字造字心理,清代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曾说:“古人造字之始,即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声。”先民“象”的心理根深蒂固。自然界的一些事物,动物发出声音,先民取其富有特征的声象为之命名。“爵”,是指古代行礼用的酒杯,器形像雀形,取声也是如雀节节足之声,即是摹雀鸣之声象。甲骨文的“卜” 字字形是兆纹之象,而得音是取灼裂的声象。发声与汉字接受声音的心理值得研究,这在汉字中有丰富的蕴藏,特别是在口部,言部, 耳部等部首的汉字中尤其多见。

人类在文明的蹉跎进程中,谱写了心智成长的史诗。人类用语言文字叙述着这个世界,汉字与心理密不可分,特别是与我们的视听觉心理。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心理的一种反映,它与我们的心理是一体的。汉字心理从发展上看,不仅它的过去时、现在时具有深邃的学术奥妙,而且它的将来时也同样具有可预测性,可体悟的学术前瞻价值。

摘要：汉字与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存在”的聚结,所在之“场”历史地交构成深不可测的内在维度。汉字心理学从表层至深层研究汉字结构与汉字应用中反映出来的心理,发掘汉字这一思维符号和文学载体对人们思维与心理的层积迁延的作用。汉字心理学从汉字的历史之源与汉族的历史之源来求溯,显示出突兀瑰奇的学术莽原。

知觉与意向性 篇6

关键词：知觉,意向性,纯意向论,感觉数据,关系理论

可以说知觉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形而上学 (如颜色的本质是什么) 、认识论 (如关于对象知识的知觉经验) 、美学 (如对美的感知) 、行动哲学 (如行动知觉) 、语言哲学 (如演示性 (demonstrative) 指称) 等, 都离不开对知觉的分析。意向性被看做是心灵的一个基本属性, 我们的知觉与意向性密不可分, 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尚在初步探索阶段。本文尝试集中分析几种主要的知觉理论, 旨在比较哪一种理论更能合理地处理知觉与意向性的关系。文章首先讨论知觉意向性, 与感觉数据理论相比较, 分析它的优点;然后对过度理智化 (over-intellectualization) 的知觉纯 (pure) 意向理论提出批评;最后探讨一些哲学家在纯意向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知觉的关系 (relational) 理论, 并尝试回答对象如何引起知觉经验的问题。

一 知觉意向性

根据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经典解释, 意向性是心灵朝向世界的指向性 (directness) , 它描述了人们的意识指向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的关于性 (aboutness) , 信念、愿望、害怕、期待等都属于意向状态。意向状态一般可用命题来表示, 用命题表示的意向状态就称为命题态度。如命题:尼克戴着眼镜。我们可以对这个命题有不同的命题态度, 我 (相信希望期待害怕) 尼克戴着眼镜。括号内是命题态度 (或意向状态) , 命题“尼克戴着眼镜”表示意向状态的内容。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知觉经验是否是意向性的, 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少哲学家认为知觉经验是意向性的, 如塞尔, 他说知觉在原则上都是意向性的, 很难想象没有意向性的知觉。此种观点可称之为知觉的意向理论。该理论认为, 知觉词汇“看”、“听”等类似于命题态度, 如我看到尼克戴着眼镜。我的知觉经验是直接指向对象或事态的。我觉知到对象或事态是缘于意向性, 它揭示了感知者和关于被感知事物的意向内容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出现了表征 (representation) 内容 (尼克戴着眼镜) , 因而需要阐明两点:第一, 知觉经验的意向内容表征了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当我试图描述我的经验“看到玫瑰花园”时, 我可以用一个包含意向内容的命题“我窗外有个玫瑰花园”来表示。第二, 我们只能觉知到世界的对象或事态, 而不能觉知到对这些对象的表征本身。当我看到玫瑰花园时, 我对它的觉知是因为它在我窗外的事实。我觉知到的是玫瑰花园这一对象, 而不是对玫瑰花园的表征, 即知觉具有透明性 (transparency) 。[1]知觉的透明性准确地说就是, 我们只能觉知到对象, 而不能觉知到对这些对象的表征本身。因此, 就构成内容来说, 知觉经验的对象是物体 (material) 或事态。

还有一些哲学家如贝克莱, 认为知觉的对象不是物体或事态, 而是心灵内部的感觉数据。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知觉的感觉数据 (sense-datum) 理论。相对于感觉数据理论, 知觉意向论的优点是明显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它能较好地解释幻觉。假设我窗外并没有玫瑰花园, 我以为看到了玫瑰花园仅是个幻觉。感觉数据理论认为这个幻觉在经验上同一于 (identical) 对一个真实玫瑰花园的知觉, 真实的知觉与相应的幻觉具有相同的内容。如果两者内容相同, 并且在幻觉中没有真实的物体在场, 那么也可以说, 在真正的知觉中并没有或不需要物体对象在场。意向理论认为, 在知觉中, 感知者和对象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 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玫瑰花园引起了我关于它的知觉经验。在幻觉中, 并没有真实的玫瑰花园。前者有一个物体对象在场, 后者没有。[2]不过它们有共同的知觉内容, 即“玫瑰花园”。意向理论既承认知觉与幻觉的共同性, 又区分了两者的差别。共同性是它们在经验内容上相同, 差别之处是引起它们的原因不同。 (2) 意向理论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知觉经验的现象学特征。知觉经验具有透明性。当我看到尼克戴着眼镜时, 我看到的是尼克和他的眼镜, 这表明现象在心理学上是直接向我呈现的。“直接性”是感知者和对象的关系。凭借这种“直接性”我经验到当下的场景。我对现象的觉知不是表征本身, 而是在场的对象, 知觉经验是直接指向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的。感觉数据理论在这一点上的说服力还远远不够, 当看到玫瑰花园时, 它认为感知到是心灵中的感觉数据, 而不是花瓣、枝叶等事实对象。显然, 感觉数据理论未能正确描述知觉的现象学特征。 (3) 意向理论符合“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外部世界”的直觉观念, 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论。知觉提供了心灵朝向外部世界的通道, 我相信玫瑰花园独立存在是因为我感知到它是如此。这种实在论信念可以解释许多被认为是客观的行为, 例如我搬走桌子是因为我相信桌子存在于一个独立的世界, 这个独立的世界恰恰是我们日常面对的客观世界。在讨论和运用客观对象时, 意向理论把知觉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感觉数据理论强调我们只能感知到非物体的 (non-material) 的感觉数据, 这很难回答和我们打交道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

二 对知觉纯意向论的批评

可以说知觉的意向理论在处理知觉与意向性的关系时, 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并且提出了不少明智的见解。但它有过度理智 (over-intellectualization) 化的倾向, 我们可以把这种过度理智化的意向论版本称为纯 (pure) 意向理论。它认为构成知觉经验的东西除了意向内容外别无其他, 我们的知觉没有非表征性 (non-presentative) 特征。关于知觉的意向内容, 还存在概念与非概念之争。相应地, 纯意向理论也认为知觉的意向内容要么是概念的, 要么是非概念的。我们认为, 不管意向内容是概念的或是非概念的, 纯意向理论是很片面的。概念论者认为, 知觉经验始终是概念的, 这意味着没有非概念的知觉状态。下面举三个例子给予反驳:

第一个是颜色概念。我头脑中的“蓝色”概念使我在看到蓝色的花朵时用“蓝色”表示, 花作为蓝色向我呈现。然而蓝色有不同的层次, 有些蓝色我没有相应的概念去表示, 比如我的滑板车上那种蓝色, 之前没有见到过这种颜色, 不清楚是什么蓝。这就是说我能表征一种特殊的蓝色, 但没有关于这种经验的概念。我的知觉的意向内容是:那是一个蓝色滑板车。但这不能完全描述我的知觉经验, 因为我没有这种蓝色的概念。因此, 除了部分地构成知觉经验的意向内容外, 我的经验里还有其他东西。麦克道威尔承认知觉至少部分地是非概念的, 他认为并非所有颜色经验都可以用概念来表示, 但可以用“这” (this) 或“那” (that) 的指示性词语来表示我们的经验, 如滑板车上那种蓝色。[3]麦克道威尔在论述指示性概念的存在时, 宣称人有一种把概念运用到特殊对象上的识别能力, 但记忆可能很短暂。也就是说, 当我感知到蓝色滑板车时, 我能识别这种特殊的蓝色, 只有: (1) 特殊的蓝是我面前这个对象的属性; (2) 能够记忆我经验中这种蓝色。但根据麦克道威尔的论述, 我对这种经验的记忆是很短暂的, 一旦滑板车被拿走, 将不可能保持对这种蓝色的指示性概念。所以, 问题在于“滑板车上这种蓝色”一旦在感知者和被感知对象之间的联系中断后, 它将不再充当一个概念, 我会忘掉那种蓝色经验。这就违背了概念的一个条件:一旦拥有一个特殊概念, 就可以用它持久地识别拥有该属性的对象。指示性概念“滑板车上那种蓝色”显然缺少这种功能。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皮考克 (Peacocke) 给出的知觉的非概念内容。[4]可以设想:在T1点我看到250英尺外有一棵树, 在T2点那棵树离我750英尺。在T1、T2两点, 我所表征的这棵树有同样的高度 (概念内容) 。然而, 在T1、T2两个地点, 那棵树在我视域里占据的空间是不同的, 显然是T1>T2。这在现象学里是很常见且正确的描述。也就是说:尽管在T1和T2两点我有相同的概念内容, 但它们向我呈现的经验是不同的。这个例子表明了知觉经验具有非概念特征。

第三个例子与动物和婴儿的高阶认知有关。我能说出看到一棵树时的一些特定概念, 比如高度、颜色等, 而我的狗却不具有这种能力。但如果我说因为狗没有关于树的概念而断言它不能觉知到眼前这棵树, 就会显得很奇怪。我可以说8个月大的汤姆头脑中没有树的概念, 但他在树林里玩耍时, 我可以确信他感知到了树。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不具有树的概念而拒绝承认他们能感知到树。

概念论不能充分描述知觉经验的现象性。与概念论者相反, 非概念论者认为, 知觉虽然经由意向内容来感知对象, 但意向内容完全是非概念的。宣称知觉有非概念特征, 着重于知觉的现象属性, 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我们在觉知过程中, 用概念来表征和统摄对象的能力。一般来说, 产生内容的知觉机制有两种相互联系的方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概念作用, 二是自下而上的无概念方式。[5]执其一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 需要改进纯意向论的主张。

三 知觉的关系理论

纯意向论的核心观点是主张感知者通过意向内容 (命题内容) 来感知对象。如我看到尼克戴着眼镜, 可推知你也能看到尼克戴着眼镜, 两个感知者可以共享相同的内容 (尼克戴着眼镜) 。这是纯意向理论好的一面。但是一个完善的知觉理论, 不仅要阐明感知者和被感知对象的关系, 而且还要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一些人把知觉纯意向论的主要观点加以修正, 提出了一种知觉的关系理论。

克瑞恩 (Tim Crane) 说, 感知一个对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状态, 感知对象是知觉的一个构成部分。[6]坎贝尔 (John Compbell) 对这种关系的论述更为清楚:你的经验的现象特征, 如房间向你呈现的东西, 是房间本身的布置构成的;对象在那儿, 它们的内在属性, 如颜色、形状和如何放置, 它们之间相互关联, 并与你发生联系。因此, 感知者和被感知对象的关系是:感知对象的布局构成了知觉本身的现象特征。[7]由于这种观点把知觉看做是心灵指向外部对象或事态的一种关系, 因此它仍属于知觉意向论的范畴, 但又不同于知觉的纯意向论, 我们暂且称它为知觉的关系理论。比如, 我看到尼克和他的眼镜时, 它们是我知觉的构成部分, 感知者和对象是关联在一起的。而在纯意向论中, 感知者和表征内容 (概念的或非概念的) 联系在一起。

在前面列举的例子中, 我们知道动物和婴儿没有概念能力, 但并不能否认他们具有知觉经验。所以关系理论认为, 在原初 (original) 状态, 知觉是非概念和非表征的, 在感知者和对象的关系中, 没有概念或表征出现, 即知觉是有意向内容之外的非表征性特征的, 这正是纯意向论所否认的地方。同时, 不同感知者对同一对象的感知会共享相同的现象内容, 这又是感觉数据理论无法解释的。归结起来, 除了注重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外, 关系理论还有两个突出的优势:第一, 它区别了真实知觉和幻觉的细微差别;第二, 它对“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世界”的常识观念的支持更为有力。深入考察就会发现, 纯意向论对外部世界的支撑是有问题的。考虑到幻觉是一种心理图像 (image) , 如果知觉和幻觉如纯意向论所主张的那样是相同的心理状态, 那么知觉也应该是一种心理图像。由于纯意向论认为知觉经验除了表征 (意向内容) 外别无其他, 这潜在地蕴涵着知觉是独立于感知对象的心理图像。果真如此, 它就无法为外部世界的存在提供有力辩护。因为我们将不得不从心理图像中获取信念, 虽然这并非意味着纯意向理论是某种理念论 (idealism) , 但它的确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插下了一个楔子, 给中介的感觉数据留下了空间。关系理论看起来没有这个障碍, 如果对象是知觉的构成部分, 会很自然地产生存在着外部独立世界的信念, 这种信念是我们的经验本身提供的, 而不是关于这些经验的表征。这是关系理论符合我们直觉观念的地方。

可以说关系理论的优点更多地表现在现象学上, 但由于它笼统地把知觉看做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会导致以下几个问题: (1) 看不到意识在整个知觉过程中的作用。知觉毕竟具有独特的质的 (qualitative) 主观性经验, 若把它模糊地当做是感知者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么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主观意识经验和客观的外部对象是怎么协调一致的?由于体现不出主观意识的地位, 塞尔建议应该抛弃关系理论, 进而重视和它相关的分离 (disjunctive) 理论。 (2) 由于抹掉了知觉过程中的主观意识领域, 它实际上不能解答人的幻觉与想象力。 (3) 无视神经科学对知觉的科学解释, 回避了对象如何引起知觉经验的问题。

结论

人们既可以直接觉知到外部世界对象,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主观性体验, 这两种能力是同时存在的。真实的知觉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 (参考塞尔课堂讲课笔记) :

该图表示对象引起知觉经验的过程是:对象光反射到感知者的视网膜上, 视神经受到刺激后在大脑特定区域产生知觉经验。一个好的知觉理论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1) 兼顾知觉的概念属性外, 还要描述知觉的非概念和现象性特征; (2) 表现出知觉的透明性; (3) 支持存在外部世界的常识信念; (4) 能够解释人们特有的幻觉和主观想象能力。本文比较了三种不同的知觉理论:感觉数据理论、纯意向理论和关系理论。纯意向理论提供了比感觉数据理论更明显的关于知觉的现象性解释, 但对知觉有过度理智化的倾向。关系理论从表面上看比较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 但它为了协调主客观的冲突, 掩盖了意识在知觉中的特有地位, 并且忽视神经科学对知觉过程的解释。

参考文献

[1]Harman G.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Experience[J].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990 (4) :34-40.

[2]Smith A D.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57-58.

[3]McDowell J.Mind and Worl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56-60.

[4]Peacocke C.Sense and Cont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34.

[5]Rafropoulos A, Mvller V C.The Phenomenal Content of Ex-perience[J].Mind&Language, 2006, 21:187-219.

[6]Crane T.Is There a Perceptual Relation?[J].Croatian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4 (4) :207-218.

空间知觉:表征或生成? 篇7

一空间知觉的两种哲学阐释

开篇,我们为空间知觉作一幅全景素描: 从你每天睁眼感受世界开始,空间知觉就渗透其中,如影随形。一个生活中的场景,早晨当你从办公室看向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夹缝中,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太阳在远处,高楼在近处,也能清楚地区分出近处高楼之间的层次关系。

“表征”与“计算”是表征观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无论是早期的符号加工理论还是后继的联接主义取向都对这二者表现出情有独钟的热情与执着。的确,二者深刻反映出传统认知主义的立场: 传承笛卡尔的衣钵———心物二分,即认知是通过表征再现预存的、“外在彼处”( out there) 的独立世界。在马尔( D. Marr) 看来,对知觉的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它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上运行的计算程序,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计算知觉理论”中: 视觉的任务就是在信息输入的基础上构造三维视觉场景的内部模型,对客体的精确表征是空间知觉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1］

表征观风靡一时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从哲学层面看,其坚持真理符合论观点,认为环境属性与知觉内容之间存在着线性对应的因果关系,这样,心理的内容就能在物理层面上得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身心二元困境。在认知科学实践中,表征的引入也把知觉从“体验”的经验描述水平提高到了数理科学的严密水平,其出现就受到认知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的推崇。纽维尔和西蒙如此评价物理符号系统假设( PSH) : “在人工智能的创造和揭示人类思维的符号处理本质的心理学实验中,充分表明了这种假设是有用的。”［2］如被视为直接证明空间知觉表征存在的“心理旋转”和“心理扫描”实验。

对表征主义者而言,认知如“聚光灯”下的独立舞台,粉墨登场的是各种命题符号,而情境、身体和行动则退居幕后,理解知觉的起点是知觉者如何反映外部世界; 相反,生成观一开始就将———行动———设为理解知觉的起点,知觉是行动着的知觉者在与赖以生存的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主动的、富有选择性的意义建构( sense - making) 活动。知觉者的行动和感觉运动模式决定了他的主观世界,行动又最终改变了知觉到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个体与世界耦合在一起,身体与知觉耦合在一起,相生共涌。

瓦雷拉( F. J. Varela) 与( E. Thompson) 汤普森将他们的生成知觉观建立在一些相辅相成的核心理念之上,如自治、意义建构、涌现、具身、经验等。［3］生成的知觉意味着: 其一,并不存在纯粹的、静态的、“自然之镜”式的知觉,知觉是在行动中的。其二,知觉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事件。知觉者、身体结构与环境是整体不可分的。迈特罗纳( H. R.Maturana) 和瓦雷拉用“结构耦合”( structural cou-pling) 概念来描述这种整体不可分性。认知的结构和过程涌现于知觉和行动的动态循环的感知运动模式之中。其三,知觉者的任务并不是再发现一个先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投射一个先验的思维范畴,而是通过自主行动与认知情境耦合生成关系域( rela-tional domain) ,而不属于系统内部状态的“操作域”( operational domain) 。［4］

基于以上哲学分析,空间知觉是知觉者的具身结构、空间特性与知觉环境三要素相互作用的生成。概言之,生成取向倡导这样一种思路,主动的行动而非被动的反映、动态的建构而非静态的表征是打开知觉之门的钥匙。

二空间知觉的“不充分决定”难题

在这个主题下,首先要揭示空间知觉蕴藏的秘密: 外界事物投射在网膜上的影像是两维平面的,但人们的空间知觉却能包括原本不存在的第三维深度信息,而这种深度体验却恰恰真实地关联了外界对象属性。空间知觉如何得以可能?

知觉常常是无中生“有”的。诺伊( A. No) 注意到一个毋庸置疑的现象: 我们常常能获得那些自身并未参与其中的情境的完整知觉。一只猫被栅栏部分地遮挡,虽然猫的信息并未全景式地呈现于视网膜中,但我们仍会获得一只猫的完整知觉体验,而不是被栅栏所分割的猫的部分,诺伊归之为“知觉不在场之物的存在”( perceptual presence in absence) 。［5 － 6］

诸此种种,揭示了同一个问题: 视网膜的信息输入与心理上的知觉体验之间不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即空间知觉的“不充分决定”( underdetermina-tion) 难题。具体来说,“不充分决定”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不同的三维空间信息可能在网膜上形成同样的二维信息,获得相同的空间体验,换言之,多种可能的三维空间信息一旦转化成同一种二维信息,后者就无法充分决定前者的唯一性; 其二,由刺激本身提供的二维感觉登记模式不足以决定知觉系统最后对知觉客体的空间知觉体验,正是这种知觉体验才与客体属性真实可靠地相关联。［7］概言之,知觉系统已然具备某种特殊能力,这些能力已经超出被动的对外来信息的感觉登记。

如何弥合“不充分性决定”? 表征主义如斯解释: 空间知觉的任务是在对外部世界的图像构成有效的符号描述基础上,通过计算从表征结构推导出外部世界的结构。换言之,大脑通过表征的神经过程自动填充( filling in) 或补偿( compensate) 缺失的深度信息［8］。对于这一解释,我们有几点合理追问: 其一,感知内容具有虚拟性( virtual) ,即在感觉瞬间,我们经验的内容并非丰富的、具体的和确定的,而往往是零散的、有限的和不确定的,不是所有的环境细节和刺激信息都会全景式呈现并表征于意识中。每当我们回顾上一瞬间的感觉信息时,这种不确定性如影随形。那么,面对残缺不全甚至完全缺失的感觉信息,大脑是如何建立起有效而清晰的视觉表征? 其二,退而言之,即便感觉信息丰富细致,大脑是否存在着这种瞬间( 毫秒级) 整合的神经补偿机制? 如果存在,那么这种神经补偿机制是否一定凭借表征的方式实现? 其三,作为自然的智能形式之一,空间知觉的获得往往是无意识的,那么,在没有注意资源的关照下,大脑是如何进行了如此大量的即时运算和填充? 实际上,在科学实践中,“计算知觉理论”所设想的各种表征还没有得到神经生理学的证明。同时,人类视知觉拓扑性的研究表明,视觉系统的功能具有拓扑性,它注重整体而忽略局部性质,这不仅与表征观的起点———特征分析相背离,而且对知觉的计算性质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显然,过于倚重计算与表征的知觉理论无法填平视网膜信息输入与深度知觉体验之间的逻辑沟壑。如果脑内的神经机制过程并不足以解释知觉,那么知觉必然逾越了大脑的疆界。生成认知观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通过引入行动和环境的作用来降低表征范式中的计算复杂性。

诺伊主张恢复知觉与行动的亲密关系,或者说,知觉本身就是行动。知觉依赖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 感觉运动技能和感觉运动知识。［9］“视觉”并不局限于“可视”,我们之所以能知觉到那些隐藏的或者根本“不在场”的事物或者能从二维的视网膜上解读出深度信息,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知觉上通达它,这种可通达性来源于,我们已具备的感觉运动技能,它使得那些“不在场”的细节信息虚拟地呈现在知觉中。正因为知觉者的感觉运动技能的作用,相应的感觉刺激变成为呈现世界内容的经验。知觉者与对象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感觉运动依赖模式为中介的,仅当知觉者对这种运动与感觉刺激共变方式有了内隐的( implicit) 领会和实践的( practical) 把握时,我们才说,空间知觉发生了。我们能从双眼视差、视轴辐合、眼睛肌肉紧张度的变化内隐地“感受”到其蕴含的深度线索。感觉运动知识的内隐性和实践性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并未有意识地去学习这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却在行动中潜移默化地“生长”起来,且这种知识的运作并非是有意识的,陈述式的,可言传的,而是无意识的、程序性的,缄默的。由于我们所具有的这种技能和知识,甚至当我们闭上一只眼睛,视觉对象不动,而仅仅头部与眼睛移动时,我们也能获取深度。这是由于三维空间的各物体分布在离知觉者不同的距离上,头部运动确实地改变了网膜上的物体影像的相对位置,这些物体是相继地从不同角度被观看的。比如,如果头向左运动,较近的物体好像移位到右边,而较远的物体似乎移向左边,称之为单眼运动视差( monocularmovement parallax) 。我们不仅具备头部与眼睛移动的技能,更拥有这种移动与外界事物关系的感觉运动知识。感觉运动依赖模式最终决定了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巴萨卢( L. W. Barsalou) 将“具身模拟”( em-bodied simulation) ,即经验的还原视为空间知觉的基本形式: 个体对空间的知觉本身就是对空间的体验,知觉不仅仅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种“所见即所感”式的经验再现的生物过程。［10］此外,具身模拟不仅是内隐性的,也是多模态( multi-modal) 的,即一个统一完整的知觉体验是由不同的感觉通道通过行动动态结合而成。人们获得空间知觉体验并不仅仅通过视觉通道,听觉、触觉甚至嗅觉都可以是其来源,如听觉通道,我们可以根据行动中双耳的时间差、强度差和周相差来判断声源的距离远近。

这样,当从行动的角度理解知觉,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具干瘪的计算“标本”,而是一个丰满的、立体的,鲜活的自然智能形式,从而获得了与生活契合的意义。

三空间知觉的直接与间接之争

知觉研究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空间知觉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知觉主体必然遭遇到两类信息源,客体信息与主体经验,强调前者重要性的研究者往往持直接论观点,重视后者的往往赞同间接知觉论,其哲学本质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

直接论代表人物吉布森( J. J. Gibson) 认为,知觉环境本身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感官构成也使得我们有能力从周围环境中提取有用信息,知觉并不需要烦琐的假设、表征与推断。谈及空间知觉时,吉布森说,物理表面的纹理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映像流的变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关于环境的明确的空间布局的信息。［11］总之,空间信息直接由视觉刺激模式所提供,并且由人的感官直接感受,人对物体的三维特性的感知,不需要在脑中进行推理。

间接论更重视内部表征的作用来说明知觉的意义如何产生。知觉又称模式识别,包含提出假设与检验假设的过程。知觉者的内部表征和主体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帮助人们超越个人的局部经验的局限性,期待和推测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样看来,直接与间接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点: 间接论认为知觉关键是建立一个内部表征,直接论否认这一过程; 间接论认为主体的先天范畴对知觉起重要作用,而直接论不以为然; 间接论认为需要理解各个知觉加工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吉布森认为在进行知觉时存在独立的生态学水平。

很明显,绝大多数的表征论者赞同间接知觉观点,吉布森所倡导的生态取向的知觉观由于偏离了主流而一直未得到认知科学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表征的自然化和生态化取向也早已动摇了知觉是“自然之镜”的传统哲学形象,表征观加入当前刺激信息的作用来试图调和直接与间接的尖锐矛盾,知觉被认为是外部刺激和大脑中已经存在的内部表征之间匹配的认知建构过程。但这一解释却未免欲拒还迎: 首先,表征观看到了知觉的建构性因素,但由于知觉是大脑内部的过程,因此这种建构本质上是康德意义上先天范畴与后天感知材料的静态匹配。其次,表征论认为知觉是以表征为中介的,致使知觉失去合理的认识论基础,因为知觉依赖于表征,而表征本身又来自于知觉,这将导致循环论证。其三,表征观的解释范围有限。譬如,知觉作为低级认知过程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但我们却将人的知觉归于表征,而动物的知觉归于本能; 表征的假设检验意味着对错皆有,但事实上空间知觉其实很精确。科学实践中,经典认知研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科学领地”,支撑间接观的实验几乎都是在“纯化”的实验室环境里进行,任何形式的自然因素的介入都被视为对结果的“污染”,实验设计让被试在静止不动的环境下观看相对贫乏的画面,这与知觉的自然智能形式相去甚远。

当我们换上生成观的“眼镜”看待这一争论时,这一问题便自然地消解了。知觉不是纯粹的脑内运作,内部因素( 神经过程与表征) 并不对应于知觉过程,而是作为一种系统与环境间的联系参与到认知过程中去。用汤普森的话说,认知是作为整体的系统与广泛的外在情境的“关系域”,而不属于系统内部状态的“操作域”。内部因素在系统与环境的意义构建活动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将内部状态等同于知觉过程,却是犯了层次上的错误( 神经过程不会知觉和思考,但人和动物会) 。生成观的意图是,通过研究知觉不是作为内部过程,而是作为具身行为,而完全绕过这个内在对外在的逻辑格局。

行动的介入使我们清楚意识到直接论与间接论的理论单薄性。除却行动,知觉环境无法直接提供深度信息; 离开行动,假设检验的表征过程也无从发生。我们借用格林格里( Gregory) 和华莱士( Wal-lace) 的病人———S. B先生案例说明这一点: 他是先天盲人,直到52 岁才恢复视力。手术后当S. B从四楼的窗户向下望时,竟将移动着的汽车当成“小东西”试图用手拿起。尽管术后的S. B能够看见东西,但却不意味着他拥有空间知觉。他缺乏的既非环境信息,也非神经过程,而是行动经验。知觉涌现于行动中,这一涌现是一个包含循环或互惠因果作用的双向过程: 在行动中,通过由内而外的自上而下方式和由外至内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起大脑、身体和环境之间不可割断的功能偶联和信息回环关系。

我们所体验到的深度并非完全由空间和客体属性所决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视觉感知内容的整个网络所涌现的状态。物体本身提供的阴影、遮挡、纹理梯度、直线透视等线索,无论多么复杂,其本身谈不上深度,只有呈现于知觉者,或者说只有当知觉者内部具备理解其深度线索的知识和能力时,才谈得上物体如何提供深度线索这一问题。

四表征观与生成观是否是根本对立的知觉观

上述分析说明,生成进路的确在应对自然智能体的知觉问题时更具解释力。不仅一定意义上避免了二元论所引发的哲学难题,而且对空间知觉的特征做出较为恰当的解释。但这是否意味着,二者是根本对立的知觉观,而在解释知觉时应将表征概念拒之门外呢?

瓦雷拉和汤普森激进地反对表征,明确主张用非线性的突显理论取而代之。莱考夫和约翰逊也认为,脑中的神经生理活动通过身体感官活动直接表现为知觉。另外一些研究者持更加温和的观点,克拉克构想了一种修正表征的立场: 主张知觉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局限的、行动导向的表征。加拉格尔引入身体图式和身体意向的区分,说明“身体形塑心灵”时有表征和无表征两种形式。巴萨卢用知觉符号( perceptual symbols) 取代命题符号,将主体经验客体时的身体经验视为一种知觉符号,组成一个多模态的仿真器( simulators) ,从而使知觉系统在客体不在场时仍能建构出对它的模拟。

实际上,众多研究者承认概念、推理、语言等离线认知很难脱离表征解释,但知觉却因其明显的直接性和在线性而显示了无表征特性。我们认为,知觉并非全然没有表征。其一,探索世界的行动中生成的知觉存在一种面向行动的表征是合理的,它不排斥传统的表征概念,相反,它拓展了表征概念的外延: 并不着力构筑外部世界的全面的精确的内部模型,而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个人化的、局部表征来引导行为。其二,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过程存在着一种无意识预测框架而作为知觉新事物的“启动”环境。这种启动环境预测、选择和界定所经验的新对象。另外,当启动环境与客体所提供的信息相矛盾而无法融合时,需要建立表征来调和这种矛盾,在一些知觉特例中( 如“不可能图形”) ,我们甚至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试图建立内部模型的表征过程。

这里需要对“表征”重新做出几点说明: 首先,表征不再是一种解释智能的内在模型或用以思维世界的一组本体论承诺,但它仍然能充当实现智能的一种手段。承认知觉的生成性并不等于排斥在某些情境或某种特定场合下作为工具的表征的存在形式。其次,表征不再是中央执行系统辖治下运行的抽象符号,而是作为经验的还原,这是一种弱化了的或拓展了的表征; 最后,感知内容的虚拟性和知觉内容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表征的不完整性。

在我们把拓展后的表征概念引入知觉理论后发现,生成观与表征观并非尖锐对立和水火不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融合的趋势: 首先,二者都承认知觉是某种建构的观点,表征观也认为知觉中存在着概念驱动和数据驱动两类加工方式,知觉过程涉及当前刺激信息、个体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个体主动和富有选择性的认知建构过程。第二,二者的概念体系都允许同化这种弱化了的“表征”,近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知觉理论也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有益尝试,如用知觉符号表征替代命题符号表征。第三,生态化的表征论者也开始关注作为自然智能形式的知觉,越来越看重行动和环境的作用,而逐渐走出实验室。

看似是低级认知活动的知觉却有许多实现的层次,从神经生理层次到心理体验层次,从物理信息层面到具身行动层面,甚至需要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研究知觉。在知觉研究的道路上,单一的表征范式已经步履蹒跚,生成进路无疑提供了理解知觉的一个新的建设性方案,我们相信,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模式正在慢慢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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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rsalou L W.Grounded Cognition:Past,Present,and Future[J].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2010(2):716-724.

自我知觉 篇8

关键词：现象学,知觉现象学,知觉体验,场所体验

1 现象学与建筑学的交织

1.1 理论基础

现象学(Phenomenology)原词来自希腊文,意为研究外观、表面迹象或现象的学科[1]。它是19~20世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创立的理论,其主旨是“面向事物本身”。与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截然不同,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认识事物必须首先搁置这一事物的一切观念、信仰、理论等内容,尊重事物本身的现象,通过主观体验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内容。之后人们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基础之上继续深化,其中出现了两个较明显的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理论的基础上,他以“存在”为基础,发展了存在的本体论,认为认识事物本质必须以实际经验或体验为主;另一分支则是以法国梅洛·庞蒂代表所创立的知觉现象学,他以先前的现象学理论为基础,引人“身体”内容,从人体知觉入手,研究身体的自觉体验,打破了意识哲学的长期垄断。因此对于现象学大体上可以这样理解:胡塞尔首先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哲学与方法———现象学,认为任何事物在现象学的认识之下都应该是从直接观察的经验出发寻求事物的本质,而事物自身的现象才是一切知识的根源[2];海德格尔继而强调了“观察者”作为中心存在的地位,突破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范围,建立了新的现象学框架———本体论现象学;而梅洛·庞蒂在继承前两者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从人体知觉入手,研究身体的知觉体验。

1.2 与建筑学的对接

建筑现象学是指运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以及观察方法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的研究,其中现象学是其最根本、最主要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原点。在建筑现象学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思想取向:一种是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主的本体论现象学为基础,由挪威历史和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存在主义”现象学思维有意识的引入建筑学领域中,创立了以场所精神为核心理论和主张的建筑场所现象学。他认为场所不是抽象的区位,而是由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共同组合能被人体验和认同的一个整体,同时这个整体也是对该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及周边环境的反映。因此,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形式,也是物理空间的精神内涵。然而由于舒尔茨的现象学理论过于学术化,实践作品并不多见,最终仅成为一种设计指导思想,没有直接转化为设计手段。

另一种则是以法国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为基础,经由斯蒂文·霍尔等人逐渐发展而创立了建筑知觉现象学。他将人的知觉和建筑相结合,强调人对建筑的感知和体验,成功地将现象学的理论运用于建筑设计理论思想和设计实践中。

2 建筑空间的知觉体验

知觉现象学强调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从身体的自觉体验入手,以经验出发寻求对环境的整体感知。在当代建筑设计领域,建筑形式的知觉和体验大量都是以视觉信息为主,由此,建筑便成为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无内涵、无意义的空间,变成脱离了在地性的炫酷视觉产品,最终导致了建筑“人性化”“生活化”的丧失。因此,为了使使用者能够获得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空间感,建筑师们必须从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感知场所的环境、空间,从意识中找到灵感,寻找设计的基础,以尽可能创造出更具内涵的知觉空间。

2.1 视觉空间体验

视觉体验在人类感知中起着主导作用。视觉感知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高度清晰的媒介,能够从物质世界对象中获得取之不尽的信息。据研究调查,80%的信息均来自于视觉,它不仅能直接引发人们的联想,而且还能诱发人们的情感变化。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可以通过对空间与材料的挖掘处理,能够有效地增强视觉体验与相应的空间体验,林缨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就是最好的印证。美国越战纪念碑整体界面采用漆黑磨光花岗岩垒砌而成,整体结构呈“V”字型,如同大地开裂接纳在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这座纪念碑最为触动人心的地方不但在于建筑的立面全部是由一长串死亡者的名字组成,而且当凭吊者前来悼念之时,其自身的倒影倒映在磨光的黑色花岗岩上,能够取得如同与死者相见、握手、拥抱的艺术效果。在建筑材料上,林缨选择用黑色花岗岩,通过这种沉重的黑色来体现沉思与安宁。这是一个悼念者能静静地悼念逝去朋友们,参观者反思战争的静谧之地。林缨把“越战纪念碑”看成是地球上的一道疤痕。在这里,发光的黑色花岗岩上所刻划的字便能呈现出一种叙述和阅读的模式,它在默默地向人们述说越战这段惨痛的历史。当参观者的手抚摸着这冰凉的黑色花岗岩时,生者和逝者也许在这里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秘密交流,它让参观者置身这些死难者之间。当这些越战幸存者沿着沉重的黑色花岗岩一路前行时,他们是伤心流泪的,甚至是跪地、失声痛哭时,身处这样氛围中的参观者也许同样也会潸然泪下、陷入无尽地沉思中(见图1)。林缨的“越战纪念碑”突破人们对世俗纪念碑的印象,根据场所所需内涵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纪念碑新形式。从此,纪念碑不再拘泥于地面上,可以不再是雄伟壮观、耸入云霄,而是可以通过将自身隐没于大地之中,通过运用知觉现象学的方法构筑空间,以空间感觉体验为重点来贯穿全局,给人带来了更震撼,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体验。

2.2 材质触觉体验

触觉就是去直接触摸事物本身,从而获得直接认识事物本质的体验,它包括全身,不只是诸如手之类触摸器官。触觉能直接去接触事物自身,感知物质的自然属性,因此它是所有知觉领域中参与性最强、感知体验最丰富的一种知觉。在现代建筑中,许多建筑师尤其强调材料的选择,其目的就是让使用者去接触材料本身,获取积极地参与性及亲切感。所以,许多时候触觉对参观者来说,得到的体验感受可能超越视觉感知。作为一种知觉系统,其他知觉都不是像触觉这样能够与事物进行真实的接触,去感受事物自身的属性。它所具有的这种行为使其比其他知觉更具体、形象和真实。如今更注重视觉冲击的建筑往往难以让人积极地参与空间体验,反而让使用者沦为一个旁观者。

随着现代社会对视觉的重视,夸张对视觉的感受,而忽视对触觉的更多参与性体验,人们用身体来丈量构造尺度和细部材料的机会消失了,建筑失去了质感与肌理、材料与构造的逻辑性,彻底沦落为纯粹为眼睛服务的造型艺术。阿尔瓦·阿尔托的建筑体现了对触觉的关注,他关心身体与建筑之间的遭遇,通过不同的设计手法来获得建筑自身的质感。与现代主义大师密斯的精简不同,阿尔托则更关注建筑的地域性特征与自身的内涵,建筑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状态。正是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才能促使参与者下意识地想要去感受它。不论是玛利亚别墅中那些大门拉手的细部设计,还是他工作室外墙那富于变化拼贴式的砖,都展现出了一种大师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一种人性化的氛围。由此可见,材料不仅仅是建筑内外空间的建造元素,重视触觉的体验,则材料将不再是一种建造空间的物质内容,而是建筑地域性特征与自身空间内涵体验的感知要素。

2.3 听觉体验

建筑的视觉形象与触觉体验能够长时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而建筑周边及内部空间所产生的声音体验一般来说则是短暂而又飘忽不定的,所以将声音应用于建筑之间的设计手法比较少见。但在知觉中,声音正是因其不确定性和短暂性,反倒更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给建筑及其空间增色不少。通过空间与周围环境的构建,能够聚揽微妙的宇宙声息,使身处建筑之中的人们能体会到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安藤忠雄作所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住吉的长屋建在一个闹市之中,建筑是一个较为封闭的混凝土盒子,仅开一个门洞口,整个建筑体量为长方形,内部通过中间连桥将其分为虚实三个部分,两端实体作为居住使用空间,中间的天井以及连桥作为虚的部分,建筑师有意识的没有附加任何遮盖物,使用者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盒子中仍然能体验到外界自然的变化;而外界嘈杂的噪音被封闭的混凝土盒子疏远隔离,少部分“嘈杂”的声音通过天井进入内部,成为室内空间的背景,衬托出建筑内部的幽静(见图2)。虽然整个建筑对外是封闭的,但其内部却通过天井的开敞保留了外界的自然环境,从而激发了使用者对外界环境的主动感知。

2.4 嗅味觉体验

嗅觉与味觉在建筑体验中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其他几种知觉系统明显,特别是味觉。但是它们对场所的感知有却自己特殊的功能,它能在环境塑造过程中起到有奇妙作用。一种特殊气味可以再一次使人们联想到过去所经历过空间场景。就如同大街小巷中弥漫着的火锅味道立刻就能让人联想到重庆,或者鱿鱼丝的海腥气味也许能够让你回忆起无边际的海。气味的联想能够缩短时空的跨越,带给人们心灵的触动。斯蒂文·霍尔另辟蹊径,在建筑的嗅觉中做足文章:在圣·伊纳爵教堂中,其塑性的形体、不规则的窗洞、多彩的颜色以及精心布置的内部光线在视觉上的效果,组合成了霍尔建筑造型的独特语汇。更奇妙的是霍尔在四周的墙壁上涂抹了一层香气四溢的蜂蜡,这使人的感官体验达到了顶峰,由此,建筑与人的知觉、信仰之间展开一种深刻而和谐的对话(见图3)。

3 结语

建筑为人类活动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空间环境,这是建筑的重要内涵之一。随着现代主义建筑日益国际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对理性化和抽象化过度追求的“纯净国际式”建筑正在逐步使建筑同质化。通过对已有建筑设计作品中的现象学精神进行发掘分析可以看出,人类能够直接通过知觉体验感知事物本质,而知觉体验又能指导每一个意识的活动,因此知觉体验能为我们带来建筑环境的真实特征,同时也表明将知觉现象学应用于建筑当中能够使空间更具内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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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搏击中的感觉与知觉 篇9

我们先由推手说起。“听劲”是武术推手术语，长期以来在武术界代代相传。传统推手理论说：“不听，就不能懂；不懂，就不能走；不走，就不能化；不化，就不能发”。把“听劲”放在“听、化、拿，发”之首，列在了前提的地位，足见 先人对“听劲”的 重视。

古代科学不发达，武林先辈虽然不知道无形无象的内劲是如何感知的科学原理，但是在一代代人的搏击实践中，却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对方的着力点，劲力的大小、方向路线、刚柔、虚实、重心变化和发力时机等等信息。聪明的先辈就借喻人用耳朵听声音来感觉到说话而听懂对方意图一样，来辨知对方劲路的变化，创造了听劲理论，把听劲分为：

（1）触听：通过皮肤接触，听对方劲道的感觉。

（2）视听：通过观察审视对方表情、动作的变化觉察。

（3）神会听：是高层次的听劲，由触听、视听逐步修炼臻于上乘境界，由懂劲而阶及神明，达到“神之使也”的地步。

“听劲理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虽然不能说正确，但用比喻方法在推手传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钻在故纸堆里，仍然沿用不科学的理论指导练功实践，只能效率低下、事倍功半。如果走出国门，将会贻笑世界。我辈只有正确运用科学原理指导推手实践，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否则“打我不知”就是必然结果。

拳谚讲“行家一搭手，便知有没有”。这里首先有一个认识过程。最简单的认识活动叫感觉过程，进一步的认识活动叫知觉过程。人体对各种信息的感觉都是通过感受器实现的，感受器是人身体里一种结构装置，根据它存在的位置，可分为内感受器和外感受器，分别感受身体内外各种信息变化。感受器的共同特征是：它能把感受到的各种信息的能量转换成神经冲动，然后通过传导神经到达脊髓和脑干，最后传到大脑皮层各个相应的感觉中枢，从而产生各种特定的感觉。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的，武术搏击概莫能外。

一、武术搏击的感觉

1、武术搏击的感觉，是人脑对双方直接作用于感受器和感觉器官的刺激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感觉除了获得外界信息、了解对方外，还反映自身内部器官的工作状况，通过感觉我们能了解自身各部分的状态，获得自身的位置、运动、姿式、饥饱劳逸、心跳等种种信息。

感觉的产生是具有一定能量的刺激作用于人体引起分析器活动的结果。分析器是人体感受和分析某种刺激的神经装置，它由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组成。

2、武术搏击的感觉在人们的搏击实践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认识搏击运动的开端，是所有搏击知识的最初源泉，我们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分辨出搏击的各个属性。人对搏击的认识正是从感觉搏击的个别属性开始的。

3、武术搏击感觉的分类：依靠刺激的来源不同和产生感觉的分析器不同，可以把感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部感觉，接受内部刺激，反映身体的位置、运动和内脏器官的不同状态。包括运动觉（又称本体感觉）、平衡觉（又称位觉）和内脏感觉。另一类是外部感觉：接受外部刺激，反映外部事物的属性，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皮肤感觉。无论哪一种感觉都是一定的适宜刺激作用于特定感受器的结果。各种感觉的适宜刺激和感受器的关系如下表：

在武术搏击中，对本体感觉、平衡感觉、视觉、听觉、痛觉、触压觉的直接使用为主，味觉未见到使用。

二、武术搏击感觉的感受性及其变化规律

1、感受性是指分析器对刺激的感受能力，用感觉阈限的大小来度量。感觉阈限是指引起感觉的、持续一定时间的刺激量。并不是任何强度的刺激都能引起感觉。那种刚是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称为绝对感觉阈限。那种刚能反映最小刺激量的能力，叫做绝对感受性。

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最小差别量，叫做差别阈限，刚能反映刺激量最小差别的能力叫做差别感受性（分辨能力）。

视觉、运动觉、平衡觉、触压觉、听觉的差别感受性的发展，是提高搏击技术动作准确性的关键。

2、感受性的大小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变化规律为：在一般情况下，弱刺激的持续作用可以提高感受性，强刺激持续作用下感受性下降。

3、不同感觉的相互作用是指一种分析器在其它分析器的影响下感受性的变化。在搏击中一个人同时可以发生多种感觉，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使感受性发生变化。一般规律是：对于某种刺激的感受性可以因同时起作用的其它微弱刺激的影响而提高，反之，同时起作用的其它强烈刺激则引起感受性降低。

4、搏击实践是感受性发展的根本条件。搏击感受性的变化，虽然有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搏击实践要求的影响。由于搏击中实践活动不同，对某种分析器运用的程度不同，因而影响感受性的个别差异。有的人化解感受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时机感受能力比较好，裁判一般具有察觉微小技术动作的感觉能力。

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丧失一种感觉能力的人，其它分析器由于锻炼而得到特殊发展，如盲人的听觉和触觉特别发达，说明人的感觉能力经过专门训练可以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在推手训练中就有一个阶段采用蒙目训练，就是根据感受性变化的规律，来提高发展自己的运动觉、平衡觉等感受能力。

三、武术搏击的知觉

1、武术搏击的知觉：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搏击实践在人脑中的反映。搏击的各种属性或各个部分总是结合为整体面存在，因而当搏击的双方直接作用人的感官时，通常会在头脑中产生关于双方的整体映象，这便是知觉。

知觉和感觉都是人脑对当前事物的反映，区别在于：感觉是人脑对搏击的个别属性的反映；而知觉则是对搏击的整体反映，当人对事物作出整体反映时，就意味着他已经确定了该事物的意义。知觉的本质在于解释作用于感觉的事物是什么，叫出它的名称，并用词标志它。

知觉与感觉有着密切的联系，感觉是知觉的成分，是知觉的基础，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感觉到的事物的个别属性越丰富，对该事物的知觉也就越充实、越完整。知觉极大地依赖于一个人过去的知识、经验，受人的个性倾向性等因素制约。知觉是感觉的深入，是比感觉较复杂的认识过程。在实际搏击中，人们多是以知觉的形式直接反映，感觉只是作为知觉的组成部分存在于知觉之中。由于关系极为密切，人们把感觉和知觉合称为感知。

搏击中知觉产生的生理机制：当我们知觉搏击时，有关分析器对直接作用于感受器的动作的属性进行初步分析，然后由传入神经把分析的情况传到大脑皮层的有关区域，进行比较复杂的分析综合活动，从而形成对搏击的整体映象，即知觉。在这一过程中既包括当前发生作用的复合刺激引起的兴奋，也包括以往相应经验所建立的暂时神经联系的恢复。

2、知觉的分类：我们可以根据知觉映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反映现实的精确性程度，把知觉分为精确知觉、模糊知觉、错觉和幻觉。

精确知觉：是指人的知觉所反映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正确认识物体的大小、形状、运动、方位等空间特性；正确判断事物和现象在时间特性方面变化的持续性、速度和顺序；正确反映事物和现象位移过程的运动变化特性。再如：通过对一个人的外部特征和言行等了解，正确认识此人的心理特点、动机、兴趣、情感和个性等对他人的知觉；通过对自己与他人相互关系的感知，正确地观察出彼此的态度、看法和进行评价的人际知觉；通过对自己的言行、身心状态、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的审察，正确地估价和认识自己的自我知觉。

模糊知觉：是指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事物或现象的知觉映象不清晰、不精确。主要原因是感知的信息不充分或不精确；在时间、空间或运动方面的特征存在模糊性；心理因素有干扰。一般在触觉、运动觉和视觉联系还不协调而又必须涉及对时间、空间、运动、程度、性质、范围、量度、状态等作出反应时，比较容易产生模糊知觉。但是模糊知觉说明大脑具有接收和加工各种模糊信息的能力，能够以较少的代价传送足够的信息，使人脑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在搏击中这一知觉被大量运用。

错觉：是指对客观事物歪曲的知觉。刺激各个成分相互影响，知觉主体的某种生理和心理的原因，都可引起错觉。错觉除视错觉外，还有身体在空间定向的错觉、运动错觉、声音定位错觉、时间错觉、对比性错觉等等，这些都是在搏击训练中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错觉可以使自己识别错觉，避免自己错觉发生，还可以利用错觉为搏击服务，诱导对方产生错觉，如搏击中的指上打下，声东击西等。

幻觉：是指在没有外在情况下，出现虚幻的知觉。幻觉是由于神经功能紊乱而引起皮质区的细胞不随意联系而发生的。幻觉一般有幻视、幻听、幻动等，它是一种危险的知觉。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把知觉分为一般知觉和复杂知觉。

一般知觉：是指在多种分析器的联合活动中，有一种分析器的活动起主导作用。以知觉中起主导作用分析器的活动作为依据，把知觉分为视知觉、听知觉、味知觉、触知觉等。

复杂知觉：是指依据知觉所反映的空间特性、时间特性和运动特性，又可以把知觉分成空间知觉、时间知觉和运动知觉。

空间知觉是对物体的空间特性（大小、距离、形状、方位等）在人脑中的反映，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距离知觉、立体知觉。

时间知觉反映客观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延续性和顺序性，是一种感知时间长短、快慢、节奏先后的复杂知觉。

运动知觉是人脑对当前运动着的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上位移过程的反映。位移的对象包括运动着的外界物体（对方）和本身两方面。前者称为客体运动知觉，后者主要是指自己的运动操作和运动动作的反映，通常称为主体运动知觉。

复杂知觉是在各种分析器的协同活动中产生的。如在搏击时的空间知觉需要视分析器、运动分析器、听分析器、皮肤分析器等的协同活动。搏击者以转头、转体、转眼等姿势来提供空间特性、运动特性的信号。各种肌肉感觉是运动知觉的基本成分。

四、武术搏击知觉的基本规律

1、知觉的选择性：人在知觉过程中，大脑不能对各种事物同时进行反映，总是有选择地把某一事物做为知觉的对象，其余部分则成为背景。在知觉中对象和背景可以转换，原来的对象又变成了背景。如在搏击开始时，对方的手是自己知觉的对象，一会儿对方步法变化了，这时脚步成了知觉对象，而手又成了知觉的背景。

2、知觉的理解性：人们总是用以前获得的有关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知觉对象，并用词给以标志。知觉的理解性依赖于过去的知识经验，知识经验越丰富，理解就越深刻。有经验的教练和运动员，在观察一场搏击比赛时，能够凭自己的经验很快认出双方采取的战术阵势。在搏击时，初级水平的人只能知觉对方劲力大小，而高手则能知觉对方的劲力大小、方向、速度、虚实、意图等多种，对细微差别和适当与否都能感知出来。

3、知觉的整体性：人在知觉事物时，能从感知事物的某种属性或某个部分而获得对该事物的整体反映，并不是把事物知觉分为个别的、孤立的部分和它种特性。

4、知觉的恒常性：表现在知觉条件发生一定的变化时，被感知的对象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此点在生活中有重要意义。它保证了人在不同条件下的能按照事物的面目去知觉事物，从而依据事物的实际意义去适应环境。

五、打开意识深处向科学理性敞开的大门

有人说传统武术理论大致形成于两个文化层，一层是借助于中国古典哲学模式及语汇形成的高度概念化的理论框架；另一层是在实践中积累的要言、秘诀。有的习武者不关注学理的分析，讲究个人的心领神会，也就是在概念和要言之后，直接就是个人的感觉体悟，缺乏中间层的理论阐释。

我国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研究述评 篇10

随着对其权益的日益重视, 关于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界的关注, 其研究数量激增, 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和动态,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研究的总体现状作梳理和回顾, 探讨所存在的问题, 为以后的研究及干预工作提供启示。

1 歧视知觉概念的界定

歧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 歧视知觉的研究源于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关注。所谓歧视知觉 (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 即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 (如种族、户口身份等) 而受到了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 它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6]。刘霞[7]认为, 歧视知觉涉及直接与群体成员资格相关的主观体验, 它既包括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的歧视, 如通常所说的个体的被歧视感, 也包括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 如群体歧视知觉。虽然目前无法确定歧视知觉是否真正反映了客观歧视, 但其作为弱势群体成员的重要心理现实, 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着人的行为和发展。

2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的影响因素

关于歧视知觉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是BROWN等提出的儿童歧视知觉发展模型[8], BROWN对影响儿童歧视知觉的因素主要分为认知变量、情境变量和个体差异变量。我国的研究显示, 影响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2.1 个体因素

影响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个体因素包括群体成员资格 (如学校类型、年级、性别、流动性) 和群体态度等方面。在学校类型上, 有大量研究对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进行了对比研究, 其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即普遍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被歧视感要强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4,7,8,9], 这说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感受到更多的歧视体验。在年级上, 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中初中流动儿童的被歧视感要显著高于小学流动儿童, 高年级的流动儿童比低年级的歧视知觉高, 这与胡芳芳的研究一致[10]。在性别上, 流动男孩的歧视知觉相对较多[7], 但蔺秀云等[4]提出, 流动儿童知觉到的社会歧视在性别上差异不存在显著性。随着流动时间的越来越长, 流动儿童的个体歧视体验和群体歧视知觉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过程有关[7]。在流动性上, 不管是城市流动性、住房流动性还是学校流动性上, 流动性高的儿童知觉到的歧视显著多于流动性低的儿童, 流动性越高的儿童感受到的歧视越多[4]。现实生活中, 即使面对同样的家庭和学校环境, 有的儿童也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知觉到歧视现象。刘霞[7]认为, 这与流动儿童的群体态度有关, 流动儿童在群体态度上越偏向于自己所在的流动儿童群体, 其报告的个体歧视体验越多, 越容易把经历的消极事件归因于他人的成见或偏见态度, 即越容易认为不好的结果是由于他人的歧视行为所导致。这说明, 群体态度在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产生中的作用地位是比较复杂的, 既存在直接的影响途径, 也通过对其他变量的调节影响发挥间接作用。

2.2 环境因素

对于流动儿童而言, 其心理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环境领域就是家庭和学校环境。因此, 在影响儿童歧视知觉的环境因素中, 家庭经济环境和班级环境的作用一直受到普遍关注[11]。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提供更多关于环境不公平的信息, 随着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增加, 其知觉到的指向于自身以及所在群体的歧视现象会逐渐的减少。刘霞[12]研究表明, 在排除学校类型、年级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班级环境中, 与流动儿童人际互动最密切, 对其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人群:同伴和教师。任云霞[13]调查表明流动儿童能感受到来自同伴特别是城市儿童的歧视, 江琦等[2]研究显示同伴关系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 师生冲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班级气氛对于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尤其是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支持, 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2]。这与来自普通儿童群体的研究一致, 老师和同学支持是儿童的重要社会资源, 对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4]。

3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抑郁[4,15]、社交焦虑[4]、孤独感[4,16,17]都呈显著正相关。但并非所有的流动儿童在遇到歧视后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显然, 在歧视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可能还存在其它中介或者调节变量。范兴华[15]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 方晓义等[17]研究发现受歧视流动儿童在孤独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未受歧视流动儿童, 是否受歧视与受歧视程度对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积极应对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感的正向预测关系有增强作用。蔺秀云等[4]为考察哪些因素会起到中介或调节的作用, 降低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以应激的CPT理论为基础,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应对方式和自尊在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和心理健康水平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采用的应对方式最终还是要通过自尊对心理健康水平起到作用, 自尊作为个体最核心的一个变量影响着心理健康水平, 并得出对于流动儿童来说, 要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需要从调节自尊入手。

近年来, 随着心理弹性等研究的兴起, 研究者发现歧视知觉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显著降低, 即使在不利的处境条件下, 个体自身仍具备健康发展的潜力或优势。余益兵等[18]考察了流动儿童的积极情感体验和人格特征, 结果发现, 流动儿童在个人掌控感、乐观主义倾向和积极情感三个积极心理维度的总体得分均处于理论的中等及以上水平, 说明流动儿童并非是一个心理弱势群体。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 师保国[19]、刘霞[20,21]、邢淑芬[22]等开展了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影响与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 有利于打破对流动儿童的各种问题重重的刻板印象, 将人们的视线从流动儿童的问题引向对其优势、潜能的关注。

4 对有关的理论模型的修正

虽然一些相关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具有消极作用, 但是, 也有很多研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性关系[23]。CORNING研究发现, 歧视知觉与自尊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性关系,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影响途径, 有些途径产生积极作用, 有些则产生消极作用, 这些不同作用共同影响心理健康, 从而使得最后的影响效应相互抵消。BRANSCOMBE等[24]提出了一个关于歧视知觉的双加工 (消极/积极) 模型———拒绝认同模型 (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RIM) 。拒绝认同模型主要用来解释歧视知觉对于弱势群体成员的多重影响。近年来, 研究者对拒绝认同模型进行了进一步验证, 在遭受种族歧视还是性别歧视的弱势群体中,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据支持[25,26]。针对我国流动儿童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其歧视知觉类型的特殊性, 刘霞[7]对拒绝认同模型进行了验证和修正, 主要是把新的中介变量——个人控制感纳入模型中, 分别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的水平上考察其在歧视知觉作用于个体和集体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 个人控制感和群体认同感对于群体地位感均具有直接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

5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国内关于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歧视知觉的影响因素、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中介变量、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对有关理论模型的修正等方面, 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 但仍存在以下的问题。

5.1 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实际上, 很多流动儿童在对歧视事件的知觉方面是存在偏差的, 这会造成因过去获得的刻板印象知识而产生过分敏感的歧视知觉,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流动儿童歧视体验的现实状况, 有必要同时考虑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既从被歧视者本身角度考察其主观知觉到的歧视事件及其程度, 也从歧视者角度收集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歧视事件及其程度, 结合两方面的数据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内在心理本质进行全面揭示。

5.2 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歧视知觉的特征表现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模式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 国内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 缺乏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对流动儿童被歧视感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探讨, 因此, 有必要通过纵向追踪研究, 进一步揭示歧视知觉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式。

5.3 研究应用的贫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