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能力

政府创新能力（共8篇）

政府创新能力 篇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全党要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强新本领。我认为，这里强调的“四个新”，核心在创新，离开了创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全党和党领导的各类权力机关、群团组织都要致力于创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尤其要重视创新，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提高政府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政府创新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为了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我们党坚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不是以党代政，而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威和职能，去实现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如果政府的创新能力强，就必然能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政府工作生机勃勃，行政效能不断提高，确保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意图得到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反之，如果政府没有创新能力，思想僵化，不能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和老办法的束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就不可能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偏离党的执政目标，使党的执政意图落空。这样，就将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对于这些新问题和复杂矛盾，没有现成的好办法，只能靠各级政府发挥创新精神，通过创新才能提出好的对策和办法。只有创新，我们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

政府创新能力的内涵

政府创新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理念的创新。经济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发展理念就不能一成不变。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的最大创新，就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政府发展理念创新的根本要求。如对农村工业发展，过去我们曾提倡“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企图走非城镇化工业发展道路。受资源和生态的限制，现在此路难以为继，要求我们只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农村工业向园区、城镇集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政策的创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出来的，社会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变了，就要求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化，或用新政策取代旧政策，或对原有的政策进一步加以完善。三是行政管理的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规范行政行为，认真解决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和领域存在着的“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等权力寻租的问题，防止“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行为复杂化”。四是公共服务的创新。重点是要解决好动力不够的问题，发动群众参与县、乡基层政府领导人员的考评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创新公共服务的动力;解决好财力不够的问题，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让基层政府有办事的财力;解决好地方政府包揽公共服务、力不从心的问题，通过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功能转向非政府组织，让社会力量承担和参与公共服务。

政府创新能力的源泉

政府创新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要从三个方面获得增强创新能力的源泉。一是制度源泉。政府的创新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要依法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和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变过去的关门搞决策为开门搞决策，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使决策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二是人才源泉。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贤任能，把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创新，通过他们的创新去带动政府工作的创新，实现政府创新能力的提高。三是群众源泉。政府的所有创新都必须来自于群众，服务于群众，脱离了群众的创造，政府的创新活动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采取设立市长热线电话、网上留言、听证制度、邀请市民代表旁听政府会议等措施，畅通政府与群众联系的各种渠道，让基层的声音、群众的声音全面地、真实地、及时地反映上来，成为制定政策、确定工作任务的依据。

政府创新能力的评判

一是要通过客观结果来评判，主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是不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开展行政活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是评价地方政府创新能力和工作的根本标准。具体而言，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要看消耗资源的产出效率、经济发展是否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后劲，还要看就业是否有增加、教科文卫事业是否有相应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否有提高、生态环境是否有改善。

二是要通过公众的主观感受来评判，主要看公众的满意度。政府的创新能力强不强、工作成效大不大，最终不能由政府自己说了算，而要由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判。为此，政府要推进政务公开，使政府的工作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要在分配

上兼顾效率与公开，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感受到发展的成果和实惠;要树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政府形象，教育广大政府工作人员勤政廉政，爱民亲民，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政府创新能力 篇2

对创新资源投入方向的目的性不强, 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经费申请和管理缺乏严格的监管, 使用效率不高, 导致浪费严重;为创新而创新, 不少地方存在着鼓励追求眼前利益, 热衷于搞“创新形象工程”, 搞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的问题……这些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违政府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初衷。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制度的缺乏, 以及规则制定和执行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且地方和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比如, 有的企业为了获得经费和创新支持, 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企业创新上, 而是放在改善与政府的关系上, 甚至进行商业贿赂, 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也造成了市场的不公。试想, 如果通过社会公关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企业会对这种利润获取方式产生依赖, 而创新的动机也会随之大大减弱。所以有人这样认为,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 应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公关活动”是创新活动的“毒药”。

作为政府支持创新最直接的形式——经费投入管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有科研能力、需要科研经费的人不一定能得到经费, 而有着社会资源或权力的人却有用不完的钱, 所以有人发出了“攻关”不如“公关”的感叹。而且, 据业内人士透露, 20%-30%的科研经费是被课题申请单位以管理费的名义划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经费分配和管理中的问题。“当我年富力强的时候, 想申请点课题经费, 没人理我, 现在我也做不动了, 却有好多人送钱来。”已故科学家王选在病床上发出的这番感慨令人深思。

另外, 多头、分散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影响了创新效率的提高。与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过于集中, 而是比较分散。以软件产业为例, 其管理体系涉及多个部委, 权力和资源相对分散, 增加了相互协调、配合的难度,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力度。这种分散已严重地影响了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组织, 削弱了国家科技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上, 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还没有一个衔接的机制,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矛盾甚至相互抵触的地方。

政府创新能力 篇3

一、亚洲公共行政实践面临的形势

亚洲公共行政改革促进了亚洲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面对发展的世界，要保持区域持续健康发展，亚洲公共行政改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加强政府创新任重道远。

（一）应对金融危机需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是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全球经济。近些年来，亚洲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日益超越国界：放眼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生体”；纵观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这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生体”的一份子，“蝴蝶效应”正成为亚洲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写照。

与市场的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是一国的政府。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至少告诉我们两点：一是市场化改革在给亚洲各国带来繁荣的同时，增加了亚洲各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公共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范围与领域，政府有效调控与调节市场、监管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政府需要从大市场发展的视角，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就是政府要建立经济发展预测预警机制；建立经济发展风险防御机制；建立经济危机救济与应对机制。二是封闭式的公共行政已远不能适应基于大市场视角的“良政”需要，保持经济全球化要求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大公共行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完善交流与合作机制、提升交流合作质量，克服一国封闭行政的局限，提高驾驭经济发展、抵御全球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需要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近些年来，亚洲各国与整个世界一样，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亚洲各国的社会形势日益复杂，自然灾害频发、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比如发展失衡、就业不充分、两级分化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保障不足、公共安全威胁加剧等一直是困扰亚洲国家发展的难题。这些难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但会影响亚洲各国盼望已久的社会安定，也会影响亚洲国家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更会影响民众不断期待的政府公信力提升。但解决这些难题，政府本身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强化社会回应性，建立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实践问题和操作问题。其关键是建立并完善社会动员机制，一方面努力实现多主体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建立各主体之间规范有序的责权限体系、行为规范体系与问责机制，形成并不断优化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就应对自然灾害来讲，这些年来，亚洲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给亚洲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损失。自然灾害爆发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面对灾难，政府的责任是将灾害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政府应该在处理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实情况是，亚洲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社会组织、动员、协调能力依然不强。未来，亚洲国家要有效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程度，需要政府创新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大力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组织、动员、协调能力。

（三）应对全球创新增长趋势需要调整人才开发战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大大超过其他要素，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加强科技人才开发，聚集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各国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尽管各国政府在聚集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加强人才竞争的顶层设计，拓展人才引进的渠道，加大人才发展投入等等，但相对而言，人才外流仍然是亚洲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把握人才发展规律、了解人才发展需求，进而提高人才聚集制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是亚洲各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接收国际学生的较大的几个国家是美（22%）、英（14%）、法（10%）和德（10%），留学生输出国的前3名为中国、印度和韩国。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的统计，美国大约有35%的科学与工程学博士生来自国外，其中来自中国的最多，其次是来自印度。

（四）应对政府发展的资源短缺需要持续推动管理创新

政府服务能力最终要由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来保证和体现。因此，加强政府管理创新，形成政府自身发展的长效动力机制是保证国家发展的关键。就政府管理创新的一般规律而言，引进市场主体的科学方法、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是加快政府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纵观亚洲公共行政改革的实践，我们引进市场主体管理方法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程度还不够，即各国公共行政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取向、科学取向。通过管理创新，适应公共行政生态环境变化，改革公共行政模式，强化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追求公共价值的动力，比如，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优化政府运行机制，如何加大政府外部与内部激励，强化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等等，形成政府提高绩效的持续动力。

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重构公务员能力是关键

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主体。政府创新的基础是公务员能力重构，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根据后新公共管理时期政府创新的需要，公务员的能力重构与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应特别强化以下三个方面的取向：

（一）以强化政府公共性为导向培养公务员职业精神

公共性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取向，而公共性缺失是新公共管理的一个致命弊端，回归并强化公共性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政府改革的目标定位之一。其重要措施就是强化公务员的公共意识与责任感，培养公务员对公共价值的忠诚度，提高公务员公信力，在这方面亚洲各国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一是加强对公务员尤其是中高级公务员的管理。比如日本2008年开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就设立了内阁人事·行政管理局，对中高级公务员实行统一管理。二是优化公务员选拔录用标准，强化公务员选拔录用的道德素质要求。比如中国提出公务员的选拔录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公务员的公共伦理约束。比如韩国制定了《公职人员伦理法》、《行政信息公开法》、《防止腐败法》，中国正在着手制定关于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规范。

（二）以强化政府社会适应性为导向开放社会选才制度

传统官僚制强调公务员的专业性，但其行政活力和社会回应性则明显不足，新公共管理在克服这些弊端方面作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在行政需求多元化、世界发展多极化、危机管理正常化的行政环境下，强化公务员的社会适应性与应变创新能力仍然是公务员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各国也已经开始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是强化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社会公平功能。比如韩国提倡“国家人才均衡录用”，在招录公务员时充分考虑性别、领域、地域等因素，均衡录用 “女性公务员”、“障碍人公务员”、“科学技术职”和“地方人才”；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在打破身份、地区限制方面也作出了极大努力。二是强化公务员选拔录用的社会开放性。比如不断完善公务员的公开选拔制度，中国、韩国、日本都在强化这样的制度设计。中国提出要逐步提高公开选拔的公务员在新提拔的同级公务员中的比例。2003年至2009年，全国通过公开选拔走上领导岗位的公务员有4万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从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录用公务员的比重，2006年，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超过30%，2010年超过70％，2011年达到85％，到2012年，除部分特殊职位外都将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此外，各国还应进一步推行公务员聘用制，适度强化公务员与社会一般劳动者的融合程度，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深圳等地进行试点改革。

（三）以强化政府创新能力为导向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

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是加强政府和公务员自身能力建设，其关键是提高公务员管理科学化、民主化与现代化水平。一是建立公务员能力调查与评价机制，优化公务员能力结构，将公共治理能力的相关要素作为公务员能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在2003年就出台了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框架，目前，正在进行公务员胜任力情况调查，以及时优化公务员能力结构。二是加强公务员能力培训，提高公务员素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建立公务员培训需求调查与分析机制，推行差异化培训，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培训内容与方法体系，加强培训评估，以提高培训有效性，加强培训与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关联度，逐步形成公务员培训的动力机制。三是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推行质量管理与目标责任制，加强管理与服务对象评价，适度加大公务员激励力度，建立并完善公务员问责机制，优化公务员绩效提升机制。四是进一步推行公务员职位交流，提高公务员岗位胜任力。比如日本在继续坚持公务员到民间机构任职锻炼制度之外，正在加大公务员到国际机构、国外相关机构中任职的工作力度。比如中国正在逐步完善公务员职位交流制度。2003年至2009年，全国共有机关230.2万名公务员进行了职位交流。今后，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的建设，将逐步加强市、县和中央国家机关、省级党政机关之间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相互交流，与此同时，将逐步完善党政机关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之间的交流制度。

三、结语

公共行政改革理论几经转换与更替，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也经历了从公共性迷失到公共性回归、从公共治理结构建立到公共治理结构优化的过程，但其根本问题一直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与调适，其目标也是重理政府职能定位与行为方式，重构并提升公务员能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善治与良政。

政府创新能力 篇4

市的决定生成时间： 2008-05-22发布机构： 中共金华市委 金华市人民政府文号： 市委〔2006〕

16号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紧紧围绕“发展城市群、共建大金华”战略主线，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市，全面提升我市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浙委〔2006〕2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提高认识，切实把建设科技强市作为我市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竞争的决定因素。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战略部署。各级党委、政府、市机关各部门和全社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市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为我市跨越式发展、实现浙中崛起提供科技支撑。

（二）“十五”期间，我市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进步，科技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市当前也面临着环境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层次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竞争力弱等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立足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依靠科技进步，加强自主创新，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统筹谋划，明确建设科技强市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三）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以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大力实施科技强市战略，以实施新一轮技术创新工程和建立完善科技研发、科技合作、科技服务、科技创业四个平台为抓手，促进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层次，不断增强金华综合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四）主要目标：到“十一五”期末，全市基本建成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府扶持、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全面推进。市本级和九个县（市、区）全部跨入浙江省科技强市（县）行列，全市科技综合实力、科技进步水平争取达到全省第六位。

到2010年，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0%以上，专利授权量达4000件以上，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0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2％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达10％以上，科技人才占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三、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建设科技强市的各项工作

（五）深入实施新一轮技术创新工程。以提升传统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实施一批重点创新项目，自主研发一批高新技术产品，组建一批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培育和壮大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运用生物、信息和现代农业工程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从培育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着手，做强和新组建一批以企业为主体，依托高校院所的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技术开发机构，加强源头创新和集成创新。大力推进国内外科技合作，继续办好工科会、农交会等科技展会。加大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与交流，深入实施引进大院名校战略，鼓励各地以企业为主体，以引进团队式、高层次的人才和核心技术为重点，积极引进国内外大院名校和跨国公司，共建研发机构等多种形式的创新载体，着力增强各领域的创新能力。

（六）加快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技术市场，促进技术市场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的有机对接。积极发展技术评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移、专利代理、科技信息等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科技创新和创业服务。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到2010年，建成金华市汽摩配产业创新服务中心、金华市高效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永康五金产业创新服务中心、义乌小商品快速成型中心等，全市投入运行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达10家以上。

（七）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中科院金华科技园的建设。充分利用并发挥科技园的品手，以共建一批院企合作研发中心、实施一批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为重点，把科技园真正建成集高新技术研??地。

（八）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和高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扶持力度，支持民营资本和科技人员积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大中型企业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更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知名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光机电等重点领域，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努力形成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龙头，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为支撑，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引领浙中城市群产业发展。

（九）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有重点、有步骤地应用高新技术对机电、医药、化工、建材、轻纺、食品等六大传统产业进行嫁接改造，努力提升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赶超国际国内先进水平。鼓励企业针对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高起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设备，企业从事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等创新活动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可采取适当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应用示范工程，大力开发和应用先进模具制造设计、工业产品创新设计、绿色制造等高新技术，采用新工艺、新设备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技术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形成新的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

（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快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市农科院等科研单位的扶持力度，增强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力，使之成为浙中地区农业科研龙头。继续增加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星火计划项目的支持，促进奶牛乳品、生猪火腿、水果蔬菜、花卉苗木、中药材、食用菌、茶叶、水产、粮油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技术提升。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批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十一）启动新农村建设科技支撑行动。进一步健全乡镇（街道）科技副职队伍，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建设，全面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指导农业开发，或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租赁经营等方式直接参与农业开发。加快婺南农业高新园区建设，吸引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工商企业、院校所以及科技人才入园投资开发。

（十二）加强社会发展领域和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创新。围绕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人口与健康、公共安全和服务业信息化为重点，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攻克重大疾病防治、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警、预报和快速处置以及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现代物流等关键共性技术，加快社会公众领域内教育、科技、金融、税务、医疗保健、房地产、文化、社区服务等信息化进程。

（十三）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流转顺畅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激发发明创造动力，推进专利技术产业化。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力开发、申请、拥有专利技术特别是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鼓励和支持企业注册商标，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实施品牌战略，积极培育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浙江著名商标、浙江名牌产品和知名商号，推进品牌大市建设。大力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各县（市、区）要配备专职人员，加大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力度，规范执法程序，加强执法综合协调和纠纷案件调解，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

四、加大投入，不断完善政策激励机制

（十四）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认真落实国家、省和市有关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到2010年，市、县（区）财政科技支出占同级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4.5%和3.5%以上，并力争每年有所增加。人均科普经费达到省规定水平。各县（市、区）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技术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利等专项资金。

（十五）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投入的主体，要引导企业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开发费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5%，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低于3%。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可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凡单位或个人从事技??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支持有条件的大??院，从事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究。企??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可自主申报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鼓励企业及其他组织建立风险投资公司或设立风险投资基??

（十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改进科技管理和科技成果评价办法，坚持专家评审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加强对重大科技项目的主动设计和联合攻关，推行和完善课题制。加强科技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完善科技项目公开招标制度，逐步推行绩效评价制度，努力提高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积极探索财政科技经费支持的新方式，强化政府资金导向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政府资助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多渠道、多层次科技投融资体系。

五、加强领导，努力把科技强市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十七）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坚持党政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不动摇，不断增强推进科技进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各地、各部门要把加快科技进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来抓，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广泛开展创建科技强县（市、区）活动，不断提升区域科技综合实力。

（十八）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考核机制。各地、各部门要把加强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为党委、政府任期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做到有计划、有落实、有检查、有考核。建立创建科技强市责任制，市委、市政府每年要对各县（市、区）政府创强工作、财政科技投入、实施创新工程以及科技综合实力等情况进行考核，对成效突出、成为省科技强县（市、区）的地区予以表彰。

（十九）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努力营造全社会爱才、重才、用才、留才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在充分用好本地人才和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广开招才引智渠道，开辟“绿色通道”，大力吸纳国内外的人才和智力。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科研中心、重点实验室、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为载体，建立人才智力引进平台，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人才、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国外留学回国人才。充分发挥在金院校的人才优势和金华籍在外科技人才的作用，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技强市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政府创新能力 篇5

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与政府创新的经验表明：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关键是看地方政府是否敢于和善于推进其制度创新。进而从理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探索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新手段、新方式、新模式。在创新进程中，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统帅全局、以打造服务型、法治型政府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其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是科学与和谐、持续与健康的新气象。

一、加强地方政府信息管理创新

建立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实行重大决策问计于民、积极推广 “网络施政 ”和 “网络问政 ”、决策公示等。开辟新的沟通交流渠道，建立广泛的地方党政领导与市民直接沟通的平台，确保政府与公民通畅对话，保证民意和决策上传下达。逐步健全官方网站建设，不断公布更新政府管理有关情报、资料，让公民足不出户就能及时地了解、获取所需信息，避免信息传达的失真、失实和滞后性。完善信息沟通机制，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行政相对方有机会、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平衡各方利益，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好实现。

二、加强地方政府人事管理创新

人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地方政府必须加强人事管理创新，充分发挥人才这个关键作用。一是进行公务员管理创新。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科学管理，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技术型和服务型人才等所谓专才。制定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严格录用制度，坚决排除潜规则。建立与完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构建以提升公务员能力素质模型为核心的公务员职业化纵向体系，真正在公务员中树立 “官为民 ”、“以民为本 ”的民主行政精神，培养 “一切为顾客着想、一切为顾客服务 ”的新型组织文化。二是深化各级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的认知，增强判断力和决策力。

三、加强地方行政机关效能管理创新

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地方政府应着重从行政理念、行政能力与行政方法等方面开发提高行政效能的新思路。一是确立行政新理念，将“服务型政府 ”植根于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服务型政府应该是“阳光政府、创新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等模式交叉、综合渗透的结果。二是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务求管理有效果，有效率。加强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设，应着力于提高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方针政策的能力；提高推进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的能力；提高统筹兼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提高维护稳定、应对复杂环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谈判协商能力、整体协同能力、中介应用能力等。三是不断创新行政方法，开阔地方政府效能管理思路的创新。迎接网络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加强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保障电子政务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支持，强化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建设，完善电子政务建设的法律法规、标准化体系及管理体制，从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第二，积极探索将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引入政府工作部门，加强行政服务质量的评价与管理，优化公务办理流程，提高效率，增进效果。第三，建立由专职信息监管人员负责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以网站或 BBS的形式，大力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部门办事公开，提高管理效率和透明度，增强政府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提高政府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优化行政管理职能

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优化配臵。不应仅看政府行政的规模大小和职能多少，更要着眼于政府行政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即看它是否形成了过多的行政管制，有否适应行政环境的动态发展，特别是是否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2001年，无锡在全国第一个推出了“托管制”，对医院下放了经营管理权、经济分配权和人事用工权。2002年，对全市医疗机构进行了体制改革，整合后无锡拥有三级甲等医院6家及一批省内领先的专科医院等卫生资源。2005年，无锡市探索卫生发展新模式，将卫生局“一分为二”，成立无锡市医院管理中心，卫生局不再具体管理国有医院的经营等，而是将职能重点向公共卫生、社区卫生、农村卫生等大卫生工作转移，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社区卫生，完善服务网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常见病、多发病的就诊问题。一年多的运作显示，无锡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达到94.9%，初步形成社区卫生服务框架，市民小病进社区的就医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已达99%，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无锡医改模式大大优化了政府的行政职能，促进了行政效率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提高，被誉为今后改革的“一个方向”。2005年，无锡市在总结卫生事业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改革推广至全市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等部门，同样取得了“管得更好，办得更强，社会得益”的初步成效。无锡社会事业“管办分离”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督、管、办”分离，实质是通过优化行政职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改进公共服务质量，为基层群众提供既方便、优质又均衡、实惠的服务。优化行政职能不仅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而且也是更好地实现政府社会管理目的的关键所在。

五、要有配套的推进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保障措施

努力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篇6

近年来，随着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我国突发事件的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而且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许多地方政府对突发事件仍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比较滞后，整个社会也还未形成应有的成熟状态，公民相关意识淡薄等。突发事件往往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比较大，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提高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必须切实树立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并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

(一)加快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应急管理工作。

(二)健全各部门协调机制，强化突发事件综合管理。

(三)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防范各类突发事件于未然。

(四)高度重视运用科技技术手段，切实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六)积极引导社会各类组织、广大公民参与应对突发事件。

政府创新能力 篇7

一、当前我国公务员能力建设与政府培训中的障碍

1.制度障碍

(1) 培训绩效的考核制度不科学。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绩效考核制度还是以“德、能、勤、绩、廉”为标准, 缺乏科学的考核评分细则与绩效管理系统的设置。廉的考察与德的考察较难衡量, 缺乏科学的量化指标与方法。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的绩效考核方法, 在政府公务员的培训考核中可以采用行为观察法、行为锚定等级评价法 (BARS) 、关键事件法、目标管理法、加权选择量表法等具体的绩效考核方法。

(2) 培训机构的选择和评估制度不完善。

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也就无法完善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 培训机构很多是体制内培训, 缺乏民间组织的参与。培训机构的选择应该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 由专门的独立工作小组管理培训机构的选择与评估工作, 并建立培训机构招标制度、培训评估制度、培训机构的选择结果公示制度等制度。

(3) 职务升降与任免制度不合理。

当前我国的职务升迁与任免制度有着明显的缺陷, 公务员多为“能进不能退, 能上不能下”, 这有悖于公务员的新陈代谢机制与竞争机制。明确公务员升降与任免的资格认定工作与标准核查是公务员能力建设与政府培训创新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也促进了新进公务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也有利于在职公务员尤其是“老资格”的公务员强化自我发展的意识, 使得公务员们的培训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由“自在”变为“自觉”。

2.思想障碍

(1) 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

官本位或权力本位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依旧影响着一些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文化本身具有延续性, 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今中国公务员能力建设和政府培训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官本位思想就是其表现之一, 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部分公务员认为权力就是获取金钱、社会地位的源泉, 这客观上严重阻碍了公务员的能力建设, 更为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2) 人情关系本位大行其道。

当前公务员普遍存在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 认为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可以得到升迁与重用。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使得一部分由于缺乏人情关系网络却有着卓越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公务员得不到晋升, 这将大大的挫伤其工作积极性。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主要与我国目前长官意志作用下的公务员晋升制度有关, 领导的信任与赏识无疑直接影响着公务员的升迁与福利待遇。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部分公务员的人情关系本位的思想, 弱化了能力本位的观念。

(3) 学历本位或文凭本位思想盛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都存在着重文凭, 轻水平;重学历, 轻能力的怪想象。不少部门把是否具有高学历作为任用领导干部的必备条件, 制度的设置和利益的驱动使得很多公务员过度看重学历, 而忽视自身能力的培养。学历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水分越来越大。“学而优则仕”的学历本位思想驱使下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将对公务员团队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造成冲击, 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公务员任命与晋升或考核的标准, 而制定标准的能力评定模型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善治理念指导下的政府培训创新与公务员能力建设的路径

1.政府培训的制度创新

(1) 构建多元治理的治理网络制度。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培训主要是各级党校、各级国家行政学院等开展的体制内培训。善治理念倡导的是多元治理的治理网络, 在公务员培训中引入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各种具有培训能力的NGO来共同为公务员培训服务, 从而实现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多元化。当前西方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培训主要是采取民间组织培训, 随着我国民间组织的逐步壮大, 公民社会的发展势必可以推动政府培训的多元局面, 而以往由政府自己成立机构来培训公务员的状况也将被打破。

(2) 构建培训成本效益核算的制度。

在善治理念下强调的是还权于社会, 注重治理绩效与治理成本的核算。在善治理念下, 我们可以实行培训资金的制度创新, 根据公务员的培训绩效决定培训资金的发放额。采取这种将培训绩效与培训基金相挂钩的培训制度有利于激励公务员参与培训的热情, 改善培训效果。目前广州市实行的积分制管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3) 构建公务员自身培训的主客观需求相统一的制度。

为了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 必须对于不同岗位和级别的公务员采取有区别的个性化的培训制度。由于公务员的级别与岗位的差异, 培训的要求必然存在差异, 培训的需求度也同样有所区别。根据公务员个人的培训意愿以及360度绩效考核法的结果来决定公务员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采用培训需求分析 (TNA) 从而保证公务员培训的积极性, 防止出现公务员培训流于形式或走过场以致培训低效甚至无效的局面。

(4) 构建以增量改革为思路、以增量行政创新为主线、以行政创新存量为基础的传统培训制度转换系统。

培训制度的创新不仅是通过某些具体的培训新制度的出台就可以解决的, 也不应该将思维局限在关于新制度的设想上, 更多的应该是传统制度的现代转换及其与新制度的相互配合。转换系统的构建立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与增量行政创新的创新思路。增量行政创新建立在行政创新存量基础之上, 以增量改革的思路指导。旧的制度不一定是创新的阻滞, 相反它是创新的财富与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传统的价值在于它受到长期实践的考量和历史的验证。构建良好的善治理念指导下的政府培训制度的转换系统包括诸如培训制度转换的思维模式、转换的理论范式以及转换的具体方式等转换系统的诸要素及其内在机理的研究是亟待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与专家学者应该加以考量的重大话题, 在此仅做抛砖引玉。

2.政府培训的理念创新

(1) 多元培训理念。

培训不应该是单独的体制内培训, 而应该将培训部门转向社会, 让公民社会来实行公务员的培训。因此, 形成政府与NGO、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训的多元网络培训模式是政府培训理念创新的重要内容。

(2) 回应培训理念。

现代政府治理中注重服务意识, 西方行政学家提出现代政府应该以服务为导向, 注重服务理念。而善治理念基本要素中的回应性则要求政府培训工作加强回应理念,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将回应意识放在每个公务员培训的内容中。政府培训回应理念应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时回应行政系统内外对于公务员能力建设的各种需求, 诸如政府通过开展网络技术能力的培训来回应信息时代对于公务员网络技术能力的需求。

(3) 责任培训理念。

责任培训理念, 政府培训必须树立责任意识, 不能流于形式。培训的成本最终要由人民“买单”, 提高培训绩效, 降低培训成本是责任培训理念的彰显。在培训过程中无论是体制内培训还是体制外培训, 无论是公务员培训师还是接受培训的公务员都需要有责任意识, 善治的实现需要各方树立起对于治理目标的责任。

3.政府培训的技术创新

政府培训应该注重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培训方法与手段的创新。首先, 在培训方法上可以采取敏感性训练法, 简称ST法 (Sensitivity Training) 、案例培训法、参与式培训法、情景模拟培训法、弹性时间培训法、头脑风暴法、管理者培训法, 简称MTP法 (Manager Training Plan) 、行为模拟法、拓展训练等培训受众乐于接受的培训法, 来凸显培训受众的主体地位, 激发培训受众接受培训的兴趣并取得理想的培训效果。在新的培训方法引进中, 可以采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采用的, 根据公务员的职位、素质基础、工作需求等来选择培训方法。其次, 在培训手段上, 可以采用多媒体培训、网络培训、虚拟培训等, 利用新的媒介来实现培训的手段多样化, 构筑网上培训平台来满足公务员网上培训的需求。

摘要：在信息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下, 政府创新已经逐步被提上了议程。从管理哲学、行政管理的学科视角, 使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培训创新成为公务员能力建设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路径。融入全球治理时代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善治”理念, 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个政府培训创新的维度是实现公务员能力建设的现实价值与路径选择。

关键词：善治理念,政府培训创新,公务员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 (5) .

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建设 篇8

一、我国危机管理面临全方位的理念转型

（一）从“救火”式应对，转型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

传统上，人们把危机管理的重点放在危机后的处理，是“救火”式的应对，是“应急式”的危机管理。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生命的周期，危机管理也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和循环。这将传统的“救火”式应急管理，提升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全过程的危机管理包括四个基本的阶段。一是疏缓。包括消除或者减少灾难出现的机会或者影响的一切活动。其基本出发点在于，一个社会即使不能预防灾难，也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少灾难的损失。二是准备。指做出计划，以确定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如何有效的应对危机。它包括危机管理规划、危机训练、危机管理资源准备和储备等。三是回应。指危机出现以后，政府向危机的受害者通过危机援助，通过各种反危机的措施，控制和降低危机的损害；四是恢复。指通过各种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运作和秩序。危机管理的全过程管理，是将四个基本阶段视为相互联系和不断循环的周期，做好全程的管理。

（二）从单一危机处理，转型为全危机的标准化管理

全危机的标准化管理核心在于针对各种危机开发标准化的通用应对方案，以求利用有限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限内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包括了制定统一的战略、统一的政策、统一的危机管理计划、统一的组织安排、统一的资源支持系统等等。

（三）从部门的危机管理，转型为整合的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政府的职责，各级政府和各危机部门在应急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全面整合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指在高层政治领导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透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程的危机管理，提升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以有效的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危机，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四）从局部的危机响应，转型为发展途径的危机管理

发展途径的危机管理所重视的是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发展途径的危机管理的关键在于从人类和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进行危机的管理。人类社会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发展的方式、行为的方式，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重新思考个体、群体、社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要通过改革不断致力于实现善政和善治，不仅仅要考虑现世代的发展和公平，更要考虑后世代的发展和公平。

（五）从具体的危机应对，转型为全面风险的危机管理

当代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趋向在于从已爆发危机的应对转向全面风险的危机管理，这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管理意识。危机管理的风险管理是把风险的管理与政府政策管理、计划和项目管理、资源管理，与政府日常的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全面风险的危机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政府只有在政策、规划、资源的管理方面有效地实施了全面的风险管理，才能有效地预防、疏缓和降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全面风险的应急管理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的能动环境；确认主要的风险；分析和评价风险；确认风险管理的能力和资源；发展有效的方法以降低风险；设计和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进行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二、我国危机管理亟待系统化的能力建设

（一）政治承诺、政治领导与政治支持的能力

从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理念出发，有效地预防、准备、回应和化解危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免于危机的侵害和恐惧，保障社会的秩序和正常运转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之一。政治承诺、政治领导与政治支持的能力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基本能力。

政治领导者和高层公共管理者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我国的领导者应该创造一种危机管理的文化和环境；应该积极地支持各种危机管理的计划和项目，并确立优先发展的次序。在危机爆发时，领导者应该做出快速准确的决断，透过政治动员的力量，整合和调动各种资源回应危机，从而加强与人民的沟通，获取民众的信赖，展现公信力。

（二）制定战略、政策和规划的能力

尽管人们不能消除危机，但可以尽可能防止危机的扩大和恶化。我们要把危机管理的策略有机地整合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中，要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中把危机风险的认定和评估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和环节加以考虑，以防患于未然。我国应考虑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和政策，阐明国家危机管理的目标和基本的政策选择。危机管理的政策要涉及危机的评价、危机的预防、危机的准备、危机的回应、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等各个方面。

（三）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机构的能力

借鉴国际和其它国家危机管理的经验，考虑到具体国情，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高层的危机管理的领导、指挥和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在于：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危机信息管理；进行危机风险的评估；在非危机时期，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在危机发生期间，负责领导与协调工作；负责危机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对政府管理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等。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危机管理的职能、职责和责任。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在承担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

（四）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的能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应对危机状态的法律和法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整。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宪法没有关于危机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授权政府紧急管理权。为了使政府危机管理法制化，要提高制定并完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的能力。要加紧涉及危机管理的立法，制定、完善管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或者紧急突发事件的专门的法律、法规。

（五）全方位资源支持的能力

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现代化的危机管理资源支持系统，包括：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和知识系统；危机管理的人力资源系统和教育与培训系统；危机管理的财政资源系统；危机管理的物质资源系统；危机管理的政策资源系统等等。该危机管理资源支持系统要能够妥善统筹上述资源的生产、分配、共享，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六）绩效管理的能力

绩效管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危机管理的成效。正如联合国所强调的，我国政府应设立危机管理的绩效指标，突出五项特征：一是明确性（对能力进行明确的目标设定和任务设计），二是可衡量性（界定度量能力的客观标准），三是能够实现（在政府能力的范围内能够实现），四是相关性（能够满足各种相关危机和灾变管理的要求），五是时限性（把时间的限制作为重要的能力标准）。在建设应急管理绩效指标同时，要以绩效管理为推进平台，包括绩效的衡量、绩效的监控、以及持续不断的绩效改进等；确保将绩效管理作为危机管理的基础。

（七）建立健全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能力

应尽快建立健全统一、标准化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一方面用于在恰当的时间、通过恰当的渠道、将恰当的信息传递到恰当的危机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符合现状、基于经验教训、集成专家意见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高效传递、决策科学有效的格局。

（八）有效的沟通能力

及时有效地信息沟通，即使不能防止危机的发生，也可以控制危机及其影响。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危机沟通机制，规范内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制度和外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针对媒体、社会、受害者等的沟通）制度，达到及时有效、透明通畅、有针对性、有公信力的沟通效果。

（九）教育和培训的能力

危机管理的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政府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危机管理的意识、知识、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公民的危机意识、应对危机的知识和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危机管理的教育和训练能力，是政府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应尽快基于应急管理的知识平台，形成经验共享、教训共识、知识传播、沟通学习的机制，组建学习型的危机管理部门，倡导积极学习危机知识的社会氛围。

（十）多边合作与国际合作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的危机，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国际化的影响。危机管理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包括联合国多个部门和其他国际组织均在积极介入国际和地区性的应急管理。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责任与国际组织在危机管理方面扩展合作，拓展多边合作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全方位沟通。

（此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项目批准号：03JZD0021）研究报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