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我们忽略了什么

就业歧视，我们忽略了什么（共3篇）

就业歧视，我们忽略了什么 篇1

就业歧视，我们忽略了什么

上至公有部门，下至招聘者个人都没有把就业歧视当做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严肃对待。这牵扯到我国反就业歧视执行中的一大难题――招聘过程中查三代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成为公立高校乃至社会单位招聘在公平正义问题上的一个盲点。

近日，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强调了“三大严禁”，严禁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中的歧视行为。禁令中“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一经公布，立刻拨动了人们的神经。

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曾在今年的两会中表示，九成大学生非“211工程”或“985工程”毕业遭遇就业歧视。有调查显示，七成多的高校毕业生遭受过就业歧视，90%以上的招聘广告中含有歧视性条款。

可以说，禁令的颁布大快人心，但是去除了招聘信息上的就业歧视，社会上的就业歧视观能否去除，相关的政策能否落地仍是未知数。在非“985工程”、“211工程”就业歧视问题上，人们到底忽略了什么?

禁令的预期有多少

“带头违规的往往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 第一学历为山东某普通本科、现为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研究生王李义愤填膺地说。

去年10月，某大型国有企业来王李的学校招聘，每人3分钟面试后，40多名面试者中，本科非“985工程”、“211工程”高校者无一入围，王李就是落选者之一。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事业单位投简历过程中，用人单位来校作宣讲，名校出身的同学投递简历后均接到面试通知，唯独王李落选。

“教育部禁止在招聘信息中出现‘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举办的招聘会中用人单位不提便是，很容易实现。但是，纸面外的隐性歧视教育部又能如何约束?”王李很疑惑。

事实上，不只是政府部门、国企，在禁令颁布之前，一些高校的就业歧视也是“明目张胆”的。记者随机查询了若干所大学教师招聘计划，不只是重点高校在“备注”一栏注明了“‘985工程’或海外留学者优先”，就连一些地方院校也公开要求“‘211工程’高校以上”。

北京某“211工程”高校人事处处长李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些高校的确将第一学历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作为应聘者初选的条件，因为重点高校培养出的学生素质相对较高，在简历筛选中可以节约时间成本。

听闻教育部出台的“三大严禁”，李涛并不是很乐观。“教育部只能从宏观方面作要求，细则不太好制定，操作过程中也没办法监管，包括考核指标也不易设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教育部颁布的“三大严禁”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部分约束教育部下属的.高校、中小学的招聘行为，但是对社会上的用人单位，包括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教育部都没有办法作规定。

公平正义没有深入人心

初衷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划分的“985工程”、“211工程”，当下无疑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不公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指出，这种招生、就业歧视对110多所“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对除此之外的2300多所普通院校的影响多为消极的。

为什么三大禁令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相关细则出台，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没有深入人心。

“政府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公立机构更应当是实践社会公平正义的典范，但恰恰是在人才招聘问题上，教育部门、公立机构都不能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这说明这些部门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识非常淡薄。”别敦荣说。

不同的是，在美国反就业歧视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美国高校中就曾发生过教授联名抵制60岁退休年龄，最后美国政府出台法律，规定高校教授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而是由教授本人决定退休年龄。

“很多时候，我国上至公共部门，下至招聘者个人都没有把就业歧视当做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来严肃对待。”别敦荣说，这牵扯到我国反就业歧视执行中的一大难题――招聘过程中查三代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成为公立高校乃至社会单位招聘在公平正义问题上的一个盲点。“大家认为这样的招聘思路是理所当然，这种认识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

尽管一些高校也有认真地反就业歧视――多年前，深圳大学因学生投诉某银行只招聘“211工程”大学的学生，校长章必功撤回学校在此银行的存款，但除此一例，鲜有高校因为用人单位的非“985工程”、“211工程”歧视帮助学生维权的，招聘者因第一学历出身非“985工程”、“211工程”院校被拒而状告用人单位的。

为此，储朝晖、别敦荣等专家强烈呼吁高校、大学生求职者要重视就业中的维权问题。

呼唤法律、人才选拔标准的健全

针对眼下非“985工程”、“211工程”的就业歧视，在今年的两会上，罗和安建议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明确增加反就业院校歧视法律条款，以此来迫使企业改变畸形的用人观。

在别敦荣看来，我国出台反歧视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法律上要有明确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要接受怎样的制裁。

据他介绍，在美国，一些有智力障碍的人在高校里承担一定的工作，这就属于美国法律规定的、高校必须接受的条款。而在我国，目前只有复员退伍的军人在就业上有相关的政策保障，如果单位拒不接收退伍军人则会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眼下当解决就业歧视上的立法问题，以此作为就业维权的基本保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教育部的“三大严禁”不过是《就业促进法》反歧视规定的重申。法律要执行需要全国人大发挥执行和监督的功能，但是《就业促进法》实际发挥的作用如何，从没有任何用人单位因就业歧视被追责，可见一斑。“相比立法，更要切实激活相关法律，严格执法，加强监督。”

而另一方面，本该作为维权主体的高校，本身也要问责人才选拔的科学公正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吕丽曾参加过多所高校教师招聘的笔试，在这些考试中她居然看到类似申论的考题，使她一时恍惚，不知是在考公务员，还是考教师。

别敦荣解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高校招聘中人们对唯才是举的原则虽然没有异议，但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却搞不清才德的标准是什么，从而导致标准简单化、外行化。

储朝晖建议，真正解决就业歧视的问题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人才标准，当前重点应该放在各高校的人员招聘问题上。“这个标准最基本的一点是，岗位需要招聘什么样能力的人，就招相应能力的人，而不是看学历、学位、毕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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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歧视，我们忽略了什么 篇2

我的内心并没有因每天在得到更多的信息而感到收获满满, 相反心里竟是空荡荡的。我在努力寻找, PISA第一让我们忽略了什么?也许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元素———学生!

连续两次PISA问鼎, 的确显示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实力, 也反映了在国际公认的测试标准中, 上海在公平与质量兼顾中的独到之处。但是, 这些天当媒体不断打出“二连冠”“三项全能”字样的时候;当学生为我们“赚取”了国际声誉的时候;当我们持续挖掘不断解读数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叩问过自己的内心:也许真的, 在全体上海学生共同创造的举世瞩目的成绩面前, 我们把学生忽略了。

放一天假的代价

PISA全球概览中显示, 上海作为数学表现最优异的地区, 至少领先OECD平均水平3年, 领先最低水平国家6~7年。数据一再告诉我们, 在起跑线上, 我们的梦想实现了———非但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而且大面积赢得了胜利。那么, 赢了又怎么样呢?当我们遇到百年未遇的暴雨和雾霾的时候, 学生都不能放假!

尽管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系统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带来家长、社会的连锁反应, 但很多人的心中都深埋着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放肯定不错, 把孩子们“关”在学校里应该是安全的;放了就会出错, 那么多“万一”谁来担责任?更何况在放假问题上, 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也并不完全支持, 放假了, 落下的功课怎么办?

放假真的很难。没有什么比每天在课堂上学习更为重要的了, 尽管我们常常在发言中说“丰富学生的经历最重要”。记得前年参加在深圳举办的全国信息化展演, 某校学生的机器人作品入选赴展, 但是这位极有个性的学生表示, 要机器人去深圳, 自己也得跟着一起去。学校、家长都表示反对, 理由是, 出去这两天的课怎么办?最终, 这位学生在伙伴们的支持下, 以每天收看课堂实录的方式说服了学校和家长, 获得了两天去深圳的学习机会。

放假真的很难。谁来承担放了假之后的突发状况呢?事实上, 每一个决定为孩子提供校外学习经历的校长都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压力。外出生存训练、学工学农、博物馆自由行……所有这些学校坚持推行的活动, 都以校长准备好随时被摘乌纱帽为代价的———放出去, 上级部门可以“鸵鸟”一下;但放出去一旦出事, 不仅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而且校长就地免职。所以, 有多少校长真的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放假又真的很容易。只要你足够优秀, 一路刻苦, 冲到高三, 在高校提前招生大潮中, 被国内外名牌大学录取, 那么也许整个高三下半学期, 你就彻底放飞了。没有人再管着你做作业, 没有人再盯着你上补习班, 因为在社会和成人的眼睛里, 你胜利了, 你被所有人允许“放大假”。

在如此优异的PISA成绩面前, 说实话, 大部分上海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自信, 相反我们产生的是强大的危机感。我们依然在不断地追问与世界高表现国家的差距;我们依然在四处打听、反复研究如何更好地兼顾知识掌握和能力体现的办法。我们不可能像很多国家那样做到只跟自己比、在自己的进步中找成功的原因;我们也不可能像芬兰那样整个社会都做到平常心, 宁愿为一场冰球比赛全城无眠, 也不会因为PISA成绩第一而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

小小的放不放假, 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态。负担啊, 纠结着却始终无解

“PISA算什么, 这只不过是我众多考试测验中的一次, 况且和其他测验相比, 它还更好玩更容易一些。”听上海位育中学小吉谈参加PISA测试的感受, 似乎是一件和自己无关的非常遥远的记忆。正在读高一的他告诉我, 初三那段时光, 自己犹如战神, 看到试卷大小的纸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拿起铅笔涂黑或者解题。

负担, 成了所有人习以为常的无解题。

PISA结果显示, 我们在三个项目测试中, 不仅全面超越了所有65个国家和地区, 而且全面刷新了自己的上一次成绩。项目负责人张民选在发布会上一再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有必要成绩那么好吗?我们必须思考付出的代价。我们能不能把原先要做120道题目的时间, 改为做60道, 然后把30道题目的时间用于锻炼身体, 把另外30道题目的时间用来丰富经历?这样的呼吁, 我们太熟悉不过了。在2009年成绩发布之后,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沈晓明也说过同样的话。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太擅长做加法和乘法, 我们不可能以删减120道题目为减轻负担的代价, 因为该删去哪60道听谁的?万一删去的恰是未来要考的题目怎么办?学校删去了60道, 家庭是否会增加更多的60道?

所以, 面对120道题的删减, 我们迟迟难以形成有效的改进策略。然而,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取长补短的意识, 又在无形中增加着学生更大的负担。

我们浸润在谦虚地寻找差距的文化之中, 因此, 我们在好得不能再好的成绩面前, 依然找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 2009年的阅读结果, 让我们发现学生在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中的短板, 于是, 这三年中, 很多以阅读为特色的中小学校都加强了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教学。我参加过的中小学阅读展示活动不下30次, 而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加重了提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水平的展示内容。但这其中, 有一点不容忽视, 以往常规的文本阅读量并没有减少。

今年或许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很多数据表明, 我们的正式数学成绩优异, 但在生活数学领域, 以及对数学问题作阐释性回答方面偏弱。注意!这已经是在数学四项领域都优异的前提下的“微距”。那么, 我们不难推导, 接下来, 我们的学校会在数学的薄弱环节花更多的力气, 而这也是在不减少长项的基础上进行的。

如果再作一些假设, 明年随着“问题解决”和“财经素养”的成绩发布, 我们会发现值得改进的更多问题。那时, 我们的学校会作出更加积极的改进行动。

我不反对也不是否定我们对薄弱环节的有效改进, 但值得思考的是, 叠加容易, 删减难;建设容易, 共享难。在这样的叠加和建设中, 我们学生的负担不就一点点地加重了吗?

“漂浮的一代”去哪里找回目标感

至今我都对复旦附中吴坚副校长说起的一个案例记忆深刻。

前几年, 同济大学建筑节第一次邀请高中学生参加, 当邀请发到复旦附中的时候, 原本以为学生不会对此感兴趣, 便想指派学生参加。后来校长说还是张贴海报让学生自己报名吧。没想到的是, 仅仅一天, 就有16个四人组团队报名。更厉害的是, 有好几个团队为了搭建出自己心仪的建筑结构, 四个同学钻在狭小的建筑空间里整整一夜才完工。清晨, 老师从同学们熬红的眼睛中读到的是久违的光彩, 那种成就感是从内心溢出来的。这样的任务项目给学生带来的是沉重负担吧?但是学生却以这样的负担为幸福, 因为这是他们感兴趣的, 因为他们有了目标感。

今天,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负担的减轻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 而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如何让学生产生有意义和有兴趣的学习,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我究竟为什么而学习”的目标感。

前不久读到《外滩教育》推出的一篇斯坦福大学教授解读“少年漂浮现象”的文章, 感同身受。戴蒙教授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 今天年轻人心里所缺乏的, 是动机的来源, 是对于目标感的缺乏。缺乏目标会摧毁人生快乐与满足的基础。在不确定感愈来愈高的时代, 寻找生命的目标, 就显得非常重要, 它让漂浮的青春有了方向, 它让卡住的人生获得前进的能量。

也许比减轻学业负担更为迫切的, 是如何让我们这一代学生拥有目标感, 让他们能清楚地回答“为什么我正在做学习这件事”“为什么学习如此重要”。

目标是一连串“为什么”组合而成的。但在学校里, 老师和学生自己却很少问“为什么”, 为什么学这些, 也许我们知道这是要考试的。而为什么学这门学科?人类的发展和这门学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家发现新定律会如此兴奋?……没有这些“为什么”, 学生就无法产生持久的学习动机。相反, 就如同PISA问卷结果那样, 学生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就业或者升学的需要而学习。为就业或者升学需要而进行的学习, 会让学生变得焦虑与不安, 自我效能感不强。所以, 我们的女生会在数学学习中不自信, 总觉得还可以更好。

PISA是什么?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学生或者某一所学校的, 而是一项驱动政策优化与改进的测试, 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绝对一点的话, PISA与每一个老百姓无关, 而是提供给政府作为教育决策时的参考, 然后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制度和机制, 让每一个孩子更加幸福地生活在未来。

我们忽略了什么 篇3

今天是星期一,唱校歌时我突然发现,唱校歌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学生不是在唱校歌,而是在听校歌。差不多一千人的学校,学生们的歌声完全“淹没”在喇叭的音乐伴奏声中。我看了看班上的学生,嘴巴是动的,但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对于他们的表现,我唯有叹息,得找个时间说说这个问题。

课上,我对学生作了一个调查:“会唱校歌的同学请举手?”班上44个学生都举起了小手。“呀!这是怎么回事?早上唱校歌时怎么没有声音?我还以为你们不会唱校歌呢!校歌都不唱,怎会爱自己的学校呢?我希望以后大家唱校歌时放声歌唱,下次可不要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了。”话音刚落,座位下面有个学生嘀咕了起来:“学校是大家的,老师都不唱,为什么只要求我们唱?”声音虽小,但字字入耳,我愣住了。

对呀,学校是大家的,人人都有份,教师就可以不唱校歌、不爱自己的学校吗?教师自己不去做,怎么要求学生去做呢?我不禁反思着。我想,这是我们教师对行为教育的忽略。不防换位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这样做,我们有何感想?在平时,有太多太多这样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