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歧视（共8篇）
政策歧视 篇1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创新活动由于其公共产品的外溢性而遇到投资不足的问题( Tassey)[1]。R&D补贴作为一种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政策手段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时期,政府投入的R&D补贴逐年增长,然而,政府R&D补贴的效率却不尽如人意( 安同良)[2]。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并非持一致看法: 大量研究以实证的方法得出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互补、替代或无显著相关关系( 熊维勤,王俊,朱平芳,徐伟民;David,et al,Robson)[3,4,5,6,7]。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地区中,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不同。对于这种互补或替代的关系,学者大多引入其他客观因素,诸如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并未证明其作用机制。除了采用实证方法研究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外,另一部分学者从博弈的角度用理论模型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市场主体加以分析( Dasgupta and Stiglitz,shleifer,Grossman and Helpman,Aghion, 安同良、 周绍东、皮建才,柳剑平,2005,2008) ,其中一部分研究以AJ模型( Aspremont and Jacquemin ) 和KMZ模型( Kamien,Muller and Zang) 为基础,引入政府补贴的因素,分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做出的决策[8,9,10,11,12,13,14,15,16]。这些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和证明了补贴激励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不足之处是,由模型得出的补贴激励效应均为正向效应,即政府补贴促进企业R&D投入,这一结论与实证研究中存在互补、替代与无显著相关三种相关关系的情况存在矛盾。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现实中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补贴的激励效应。
首先,技术溢出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乃至经济增长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Solow,Siebeck ,et al; 于旭、朱秀梅,赵中华) ,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制度因素则制约着技术溢出的程度[17,18,19,20]。学者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赋予技术创新者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地位,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但另一方面则降低了市场竞争,使得垄断企业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同时,由于技术溢出受限也使得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后续技术创新变得困难( Lucas,1988;Romer,Helpman; 吴凯,蔡虹,蒋仁爱,而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倒 “U”型关系( Allred and Park,Gangopadhyay and Mondal,)[21,22,23,24,25,26]。因此,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技术溢出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因素,其水平高低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
其次,政策歧视对企业行为的扭曲也是外部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方面( 戴静,张建华,叶庆宏,等)[27,28]。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其本身带有的歧视性可能对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创新行为造成影响,未获得补贴的企业或得到较少补贴的企业可能由于竞争者在政策上获得优势地位而调整其创新活动的决策。而以往对于补贴的研究则更多的聚焦于对补贴对象的激励作用,较少将补贴政策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来看待。
企业创新活动的强度取决于其预期收益,处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企业对创新收益的预期不同,进行创新活动的意愿和实际的R&D投资强度便不同。因而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的经济价值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外部环境下企业对相同的政府补贴政策的敏感程度也因此不同。
同时,在不同的行业中,创新活动对行业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及其对于资源的要求均不同,因此上述诸因素在不同行业中对企业的影响情况可能不同( 安同良) ,从而不同行业中企业对于政府补贴的敏感程度和反应也将不同( 张同斌, 高铁梅)[29,30]。因此我们认为,行业差异是上述因素作用于政府补贴激励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
本文在经典A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考虑了补贴政策的歧视性,考察面对不同竞争者及外部环境时企业如何进行R&D投资决策,分析不同外部环境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并试图刻画其所对应的行业特征,揭示实证研究中政府补贴与企业R&D投资存在三种不同相关关系的本质。最后我们给出对政府设计补贴激励政策的建议及其判断依据,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能够相符从而提高R&D补贴的效率。
1 企业R&D投资的决策方式及过程
我们首先建立企业的R&D投资模型来描绘其决策过程。
我们在AJ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补贴的因素,构建一个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 两家企业在R&D阶段和产品生产阶段分别选择各自最优的R&D投入及产品产量,从而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企业的利润函数形式为:
其中 β 为技术溢出参数,θ 为政府对R&D支出的补贴率。与原AJ模型不同,我们认为政府对不同企业的补贴政策并非一视同仁。现实中,政府往往划定具有某些资质的企业以进行特定的补贴,补贴计划内的企业与计划外的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不完全相同,因此在模型中我们对两家企业采用不同的补贴率来反映这一情况。
原AJ模型及相关研究中博弈双方被视为对称的双方,其生产、研发各方面参数均为相同,因此,模型最终导出一组对称解,即企业采取相同的R&D投资及产品生产策略。而大量学者的研究显示,企业规模对R&D投资有显著影响( Rosenberg,Scherer等) ,拥有不同的市场控制力也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行为( Arrow, Demsetz,Kamien and Schwartz, 等) ,Chang - Yang Lee的研究则指出,企业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导致企业间R&D强度的不同[31,32,33,34,35,36]。为此,我们将衡量企业强弱对比的因素加入AJ模型,以刻画企业自身特征对 “补贴- R&D投入”关系的影响。以企业的初始单位生产成本Ai作为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标,研发成本 γi作为研发能力的衡量,实力雄厚的一方由于具有规模效应,并且其人才储备及研发能力均占有优势,因此,平均而言,初始单位生产成本Ai及研发成本 γi都较小。我们采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该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产品市场上的古诺竞争:
将( 1) 式对产量求一阶导数,联立解得:
将( 2) 式回代,整理得:
在R&D阶段的决策:
将( 3) 式对R&D投入求导:
一阶条件联立解得:
其中:
对应的企业产出为: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R&D投入还是在产品产出环节的决策,都包含了双方以市场第一单位产品售价与企业初始单位生产成本之差ei来衡量的企业潜在盈利能力及以研发成本 γi衡量的企业研发能力的因素。按照前面的假设,实力越强的企业单位生产成本越低,潜在盈利能力也越强; 同时研发能力也越强。同时,均衡解中也包含了技术溢出 β 及竞争者补贴率 θ 的因素,作为外部环境的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因此当政府补贴在实质上改变了其中一方的实力时,对另一方意味着竞争环境的变化,则其决策将可能受到影响。
2 政府补贴的影响机制分析
下面考虑政府补贴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2. 1 政府补贴对单个企业R&D投资的影响
由两阶段博弈模型解出R&D投入的均衡解为:
其中
如前文所述,政府补贴是通过某些标准,筛选出接受补贴的企业并确定其补贴比率,因此我们将模型中两家企业的补贴率设定为相互独立,而企业单位研发成本 γ 在博弈过程中为定值且独立,我们采用带补贴的实际研发成本 λ 来代替单位成本与补贴率的乘积:
模型简化为:
其中
我们将政府补贴的因素转化为实际研发成本,两者呈反向趋势,补贴率越高,则实际研发成本越低。
在原AJ模型中,二阶条件保证了R&D投入为正,本模型中,由于企业参数的差异使得二阶条件无法保证R&D投入为正,因此,对于博弈模型的均衡解,我们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况1:
条件( * ) 保证了R&D投入xi,xj为正。易知( * ) 存在和的正数解。
将R&D投入对本企业的研发成本求一阶导:
由二阶条件及( * ) 可知,导数x('iλj)为负,说明对本企业来说,自身的研发成本越高,即政府补贴越少,则企业R&D投入越少,补贴与R&D投入呈相同的增减趋势,也就是实证研究中得出的 “互补效应”,补贴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长。这与经典AJ模型中的结论相一致。
接下来我们考察对方企业接受政府补贴时对本企业的影响:
将R&D投入对对方企业的研发成本求导:
由条件( * ) 及0 < β < 1 可知,导数x('iλj)取决于技术溢出参数 β 的取值:
当时,导数x'(iλj)为负,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同的趋势,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多。
当时,导数x'(iλj)为正,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反的趋势,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少。
从上述结果来看,在( * ) 条件的限定下,企业R&D投入的变化与技术溢出参数有关: 首先,对于自身企业受补贴来讲,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活动带来的实际利润,给企业释放了足够的利润空间以激励其进行创新活动,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觉和经验相符。而对于对方企业受补贴时的情况,技术溢出参数起到了一个方向性的作用: 在技术溢出较大,极端情况例如 β→1,技术共享的情况下,对方企业在接受政府更大额度的补贴时,将会提高自身的R&D投入,而对方进行的创新导致的成本削减却完全被本企业所利用。在研发支出与实际成本下降成平方关系的这种 “付出多,获益少”的经济行为中,本企业采取 “偷懒”的方式来无偿使用对方企业的增量劳动以弥补自身的研发削减要比自身进行等量研发获益更多; 而相反的情况,在技术溢出较小,例如 β→0,企业技术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对方企业接受补贴并提高R&D投入时,本企业无法利用对方的技术创新,因此将会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追赶差距或扩大优势,使自身的产品成本与对方的成本削减保持相对对等的下降,从而避免产品市场上竞争力的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任何一家企业的补贴都能够使得整个行业中的相关企业都加大自身的R&D投入,总的R&D投入增量显然为正: 因此,该情形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扩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以下结论:
命题1: 一般情况下( ( * ) 条件成立) ,单方的政府补贴促进了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活动; 对未补贴企业,在低技术溢出下起促进作用,而高时起抑制作用。
我们对另一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况2:
同理,条件( **) 保证了R&D投入xi,xj为正。首先,我们对( **) 条件的可行性进行讨论:
对于(**)的第一个条件,由二阶条件,同时联立
不妨设ej≤ei,其中ei,j为上文所定义的反映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潜在盈利能力参数。
当ei<2ej时,有;
当ei>2ej时,有;
因此,存在可行的β使得:
对于(**)的第二个条件,为证明其存在可行解,不妨设λ1=λ2,则条件化为:
不等式左边第二部分在 β 的取值范围内恒为负,而第一部分的最小值恰好在二阶条件的边界取到,因此,由( 9) 可知,必存在一个邻域Ф 使得 λ1,λ2满足( **) 条件。我们称邻域 Ф 为技术溢出 β对应的 “逆转陷阱”。
接下来我们分析,在逆转陷阱中政府补贴对企业R&D决策的影响。
R&D投入对本企业的研发成本的一阶导数:
由二阶条件及( **) ,此时导数x('iλj)为正值,R&D投入随成本上升而上升,即政府补贴率越高,企业的R&D投入越小,补贴抑制了企业的R&D投入,这一结果对应了实证研究中将补贴与R&D投入的负相关关系称为的 “替代效应”。
我们再考察对方企业接受补贴时的情况:
R&D投入对对方企业的研发成本的导数:
由于逆转陷阱中 β 的可行域均包含点,因此对方企业受补贴对本企业的影响取决于 β 与的大小关系。
当时,导数x'(iλj)为正,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同的趋势,也即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少。
当时,导数x'(iλj)为负,本企业与对方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相反的趋势,也即对方企业受政府补贴比率越大,本企业的R&D投入越多。
由上述推导,对于情况2,在( **) 条件的限定下,政府补贴起到的效果出现了变化: 根据博弈双方以潜在盈利能力衡量的企业力量对比,当技术溢出因子处在某个特定的水平时,将会出现补贴的逆转陷阱: 若此时企业的研发成本落在逆转陷阱内,政府加大单个企业R&D补贴从而降低其研发成本时,该企业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减少其R&D投入。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逆转陷阱中,企业的研发成本相对较低,根据其初始决策进行了较大规模的R&D投入,当补贴率提高时,企业通过较少规模的R&D支出便可获得相同的补贴,同时,研发支出与成本缩减的平方关系使得在大规模的R&D投入下削减R&D支出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当期收益。
从模型的数值特征来看,约束条件( 9) 表明,企业研发成本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对于技术创新而言,逆转陷阱可能出现在高技术产业中,这些企业以研发创新为企业盈利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其研发成本从长期平均来看相对较小,而总的投资规模则较大; 而情况1 相反,较为可能出现在传统工业中。
对方企业的R&D补贴变动对于本企业的影响与情况1 类似: 根据技术溢出参数的大小,采取R&D追赶或 “搭便车”的策略: 溢出较小时,当对方企业R&D投入削减时,技术更新压力减小,本企业相应削减投入以节省成本; 溢出较大时,对方企业R&D投入削减使得本企业 “搭便车” 的获益减少,同时产品市场上相应的产量下降使得本企业进行R&D投入的潜在获益空间增大,因此本企业加大R&D投入量。总的来说,在逆转陷阱之内,特殊的数量关系使得企业通过与正常情况相反的策略调整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一结论提示了政策制定者,对于希望以补贴激励其扩大研发活动的企业,必须考虑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竞争者的影响,避免补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造成对研发活动的抑制。
命题2: 逆转陷阱中( ( **) 条件) ,单方的政府补贴抑制了被补贴企业的研发活动,对于未补贴的企业,在技术溢出低时呈现促进作用,溢出高时为抑制作用。
2. 2 政府补贴对整体R&D投资的影响
我们考察单个企业补贴率发生变化时,总体R&D投入变化情况:
易知无论处在正常情况下还是逆转陷阱中,都存在 λ 使得( 15) 取正值或负值,因此,政府补贴对于总的R&D投入受到溢出参数的影响:
由上文推论,我们针对逆转陷阱中的政策制定有以下建议:
命题3: 高技术产业中,当技术溢出较高,或企业结成研发合作联盟( research joint venture) 时,政府加大补贴能提高行业整体的研发水平,而当技术保密程度较高时,政府的策略应当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宜。
事实上,对于高技术产业,由于其研发活动复杂度和风险更高,因此较高的技术溢出水平减少了研发风险并规避了重复研发的成本,因此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并有效帮助企业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
2. 3 歧视性的补贴方式对R&D补贴效应的影响
本文模型所得结论与原AJ模型有所不同,对此我们与原AJ模型做一个对比:
我们将本文模型中两企业产品生产及研发能力的参数在满足( **) 条件的限定下调至相同,这即是原AJ模型中的设定,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的逆转陷阱依然存在,补贴率增大使得两家企业R&D投入均减少。而在原AJ模型中,无论研发成本及技术溢出参数取值情况如何,政府补贴都一致的促进了R&D投入的增加。
我们设想逆转陷阱在低技术溢出下的两种情景,其一: 两家企业分别从不同的政府补贴项目中获取补贴,企业1 所在的政府补贴项目首先提高其补贴率,此时,由上述结论,两家企业都下调了各自的R&D投入,接着企业2 所在的补贴项目上调相同的补贴率,两家企业再次下调各自R&D投入: 政府补贴导致总的R&D投入下降。第二种情景: 两家企业处在同一个政府补贴项目中,政府上调了与情景1相同的补贴率,由AJ模型,总的R&D投入增加。
对此我们着重强调一点:
命题4: 同样的政府补贴投入在不同的执行方式下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推而广之,对一部分企业的补贴政策,其激励效应可能会受到行业中其他补贴项目或计划的影响,而在政策制定时却可能并未考虑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因素,因而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随着行业中补贴项目的增减变化而变化。
逆转陷阱的存在并非仅仅由于企业实力强弱或实力差异的大小,更重要的是由于补贴的执行方式的不同: 在本文的模型中,企业1 与企业2 的研发成本变动并不相互挂钩,对于其中一家企业的补贴率变化并不影响另一家企业的研发成本,而在原AJ模型,包括其他相关研究中,两家企业适用同一个研发成本,因此补贴政策对双方研发成本同时起到相同作用,此时博弈过程中减少了一个不确定因素,而恰恰是这一因素的消失,消除了逆转陷阱中下调R&D投入带来获益的可能,因此企业的决策也不相同。
作为参照,我们对两家企业的补贴率做了关联处理,结果表明不再出现逆转陷阱中补贴使R&D下调的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补贴政府投入下,由于执行方式的不同,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 在本文的模型中,单边的补贴方式对于未受到补贴的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给予了受补贴的一方更大的选择空间。Rodrik的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对于不同行业应该是普遍性而非选择性的,而我们认为,同一行业中的补贴也应该是普遍性的,因为这避免了不公平的竞争方式[37]。一视同仁的补贴政策能够改善行业的研发投资环境,同时,也避免了补贴在某些情况下的 “挤出效应”,将使得补贴政策更为有效。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于企业R&D投资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不单受企业自身的实力及市场控制力影响,也受技术溢出水平、政策实施方式及行业特征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R&D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本文考虑了上述因素的作用,从理论上解释了实证研究中补贴与企业R&D投入间存在三种相关关系的原因。
对于现有研究,AJ模型的应用中过于简化的处理,使得模型无法全面的刻画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最终影响; 实证研究中所谓的 “互补性”、 “替代性”或不相关性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得出 “互补性”结论的研究中,补贴效应中可能也具有未受补贴企业下调R&D投入的变动,但这种负向调整并未抵消补贴带来的促进作用,或者,受补贴的企业因竞争对手也受补贴而未将R&D投入提高到本该到达的水平,但仍然呈现补贴的 “促进”作用,因此整体显现出正向的 “互补性”; 对于得出“替代性” 及 “不相关” 结论的研究亦然。因此,实证研究中由企业的 “补贴- 投入”数据得出两者某种相关性结论的做法并未显示其本质联系,所反映的仅仅是数据上的统计关系,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其相关性便可能发生改变,故其所得的定性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分析在制定补贴政策时是必要的,不同的产权保护制度下技术溢出的程度不同,技术溢出水平对于R&D补贴所起到的激励效应会产生影响; 对某一企业的补贴会影响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创新活动,应综合考虑行业特征及溢出水平的影响,避免挫伤了其他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其次,对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补贴政策宜有不同,由文章推论,高技术产业中,创新活动高复杂度及高风险的特点可能使R&D补贴成为规避风险的方式,从而表现出对R&D投入的 “替代性”,因此,政府对这类企业适宜从税收或贷款优惠等其他方面而不是R&D补贴去进行扶持; 相反,传统工业则需要政府对创新活动以直接补贴的方式促进其发展。
最后,政府补贴的执行方式也影响着补贴的激励效果,现实中出于国家产业战略及资金投放效率等因素的考虑,将不同企业划分于不同的补贴计划中,根据本文的观点,不同计划或项目之间的R&D补贴产生的效果可能会相互影响,这种歧视性补贴政策造成的可能的激励效应的变化也需根据行业及外部环境特征加以分析。
摘要：建立一个博弈模型,力图揭示R&D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技术溢出水平、政策的歧视性及行业特征的多重影响,并非呈现单一的互补或替代性。并给出不同情况下提高政策实施针对性和准确性的方法和建议。
关键词：技术溢出,政策歧视,R&,D补贴,激励效应
消除歧视，要从允许歧视开始 篇2
对待故障手机，苹果公司的通用做法是除了摄像头等极个别零部件外一般不做维修，而是直接整机更换，但在中国却不给更换后盖。故此央视等媒体和公众认为，苹果公司在对待故障手机保修方式上中外有别，刻意歧视中国消费者，而不更换后盖的原因，就是为了规避整机更换需要重新计算保修期的责任。
媒体的依据，是我国《移动电话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其第21条规定，商品三包有效期自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其实该规定其他条款有列明换货的条件，如售出后多少天内出问题必须无条件更换，不能在一定时间内修好或者经过多次维修仍然修不好的机器要给予更换等。
我们发现，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含糊和矛盾之处：直接更换新机，保修日期要重新计算，但是如果维修的话则延用原来的保修期。因此，手机业界的通常做法，是对出现问题的零部件进行维修，而不是整机更换，而苹果公司的做法并没有低于业内标准。
事实上，苹果公司对中国用户的手机保修标准，也没有低于外国。如在美国，苹果手机无论是更换零部件还是整机更换，都延用原来的保修时间，最多给予90天的新保修期限。有些媒体说苹果公司在英、美等地更换新机后重新计算保修期，显然是谣言。
至于苹果公司对于故障手机不维修而是直接更换的原因，我估计有着预防质量事故纠纷以及出于产权保护上的考虑。
以此类推，我们表面看到的一些所谓“歧视”的现象，背后有着各种原因。商家根据地域、消费群体不同而采取不同保修条款的例子数不胜数。
有市民在2010年买了某品牌电冰箱，放在饭店使用。有一天冰箱不制冷，经检查，发现是冰箱的蒸发器和制冷管坏了，而保修卡里写明主要零部件保修10年，可该市民申请保修时，却被告知该冰箱属于商用，只能提供一年免费保修。
商家针对产品的不同用途而规定不同的保修条例，商用性质冰箱使用更频繁，损耗无疑更大，保修期限比家用更短，这完全合情合理。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不能这样划分，要一视同仁，无疑会导致商家降低家用冰箱的保修年限，因此受损的是更多的消费者。
一般而言，经济学里说的歧视，是指仅仅因为种族、宗教、性别、年龄、长相等不同，市场对其提供不同的机会。然而，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确定机会的不同是因为这些人的个人能力之外特点导致的。两个求职者，成绩一样，但你招了男的，这构成歧视吗？或许你需要的正是一位偶尔能干体力活的员工。餐厅拒绝衣冠不整者，尽管他们出得起价钱，这是歧视吗？要知道，他们的出现会降低环境租值。
西汉“性别歧视”对比 篇3
关键词：汉语,西班牙语,词序,代词,语言的发展趋势,阴阳性,“性别歧视”
一、引言
言语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行为, 有同性言语交际和异性言语交际, 言语地位本应该是平等的, 可是古今中外对女性的歧视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长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无疑会影响到人类最伟大, 最强有力的精神财富——语言, 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都有性别歧视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 语言描写现实并赋予现实意义, 语言帮助人类构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对事物的看法。语言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 但是在研究中发现语言不但偏宠男性, 而且赋予男性比女性更大的权利。
二、从词的构成及词序的角度来看
㈠女性语言的依赖性
语言以男性语言为规范, 把男性语言作为标准和主体, 女性语言依赖男性语言。这种依赖性一是表现在男性名词是无标记的, 而女性则用添加粘着词素来构成。二是男性名词为中性词, 如要表示女性, 就在前面加上“女”字。同样, 在汉语中, 人们习惯于称呼男性医生、校长为“医生”、“校长”, 如果是医生、校长为女性, 则要成为“女医生”、“女校长”。另外, 在亲属称谓中, 男称多是直接采用基本称谓, 女称则要以男称为宗, 另补缀“女”字, 如“外甥”与“外甥女”。还有用男称兼指男女称谓, 如“儿孙”本指儿子和孙子, 但一般泛指后代, 即指儿女和孙子女等。一般统称长辈为“父辈”而不说“母辈”, 统称长辈和平辈为“父老兄弟”而不说“母老姐妹”。
西班牙语词的构成:西班牙语以男性为规范, 把男性的语言作为标准和主体, 而女性语言只是一种变体, 标志。阴性名词的构成是基于阳性名词变化的, 如:指人或动物的普通名词, 以-o, -e结尾时, 将-o, -e改为-a, 即为阴性, sobrino/sobrina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 abuelo/abuela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 , sastre/sastra (男裁缝/女裁缝) , cliente/clienta (男顾客/女顾客) , 以辅音-d, -l, -n, -r, -s, -z结尾时, 在词尾上加-a, 即为阴性, colegial/colegiala (男学生/女学生) , rapaz/rapaza (雄猛禽/雌猛禽) 等等。不以派生 (词缀) 而形成的复合名词, 通常保持阳性名词的性。如果两个名词合二为一, 多为阳性。如果复合词中没有名词的成分, 新词的词性多为阳性, 如:名词+名词carro y coche=el carrocoche (破车) , punta y pié=el puntapié (脚踢) ;动词+动词gana y pierde=el ganapierde (盈亏) , corre, ve y dile=el correveidile (搬弄是非的人) ;动词+形容词engaña y bobos=el engañabobos (骗子) 。
㈡两性语序
从男女两性的词汇排列顺序上也能看出性别歧视现象, 男女两性的语序大都遵循男先女后的原则。如汉语中有“男女”、“夫妻”、“子女”、“公婆”、“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 人们甚至对动物两性的语序也多是“雄先雌后”, 如“鸳鸯”、“凤凰”等。基本上男性名词总是在女性名词的前面。西班牙语中多个名词同时出现时, 若是男性和女性同时出现, 其出现的前后顺序也反映出了对女性的歧视。例如:padre e hijo, hija y madr等同一性别的名词同时出现时的顺序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若两性同时出现时, 按文化习俗, 就必须是先男后女。如:hombre y mujer, padre y madre, hermano y hermana女性永远都是次于男性, 要跟在男性之后。我们很少听到madre y padre这样的提法。
三、从代词的角度看
“他”、“她”作为两性第三人称代词, 所遭遇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同, “她”的适用范围很小, 就是“她”自己, 而“他”的使用范围就要大得多, 除表示“他”自己之外, 在泛指时, 也使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对于不明性别或没有必要指出性别的两个及以上的人, 汉语同样是用具有男性特征的第三人称复数来指称。“她们”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女性, 而“他们”不仅指两个及以上的男性, 还包括女性。也就是说, 在一群人中只要有一个男性, “她们”便不再适用, 就必须用具有男性特征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们”。这一点在西语中同样适用, 在一群人之中只要有一个男性, 就必须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代词“ellos”西班牙语中表阳性名词可以兼指两性, 涵盖的范围很广, 这就是泛阳性化的名词。但阴性名词却没有这一功能。它只能用来表示女性。比如西班牙语中的hombre (男人) 一词可泛指所有人, 包括mujer (女人) 。当hombre用来做称呼时, 不仅指男人, 而且还可以称呼女人 (马联昌, 1999) 。一些复数名词, 如nosotros/nosotras (我们) , 前者是阳性, 只需其中一人是男性就行;后者是阴性, 所有成员必须均为女性。
四、从语言的发展趋势来看
男性名词多向褒义方向发展, 而女性名词多向贬义方向发展。其贬义为“情妇”、“二奶”, “小秘”, “鸨母”等。女性名词和对应的男性名词往往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内涵意义, 再如, “先生”没有任何贬义, 而“小姐”则有“妓女”的贬义。同样, “单身汉”没有贬义, 而“老处女”则有怜悯色彩。汉语中我们说“快乐的单身汉”, 说到“老处女”, 则有嫁不出去, 怪僻、不正常的意思。
阴性名词向“贬化”方向发展, 而阳性名词向“褒化”方向发展, 使得阳性名词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阴性名词具有消极意义:
(1) 相同的成分来修饰男女两性, 修饰阳性名词表示积极意义、修饰阴性名词表消极意义。例如:hombre de calle/mujer de calle, 前者表示“市民、公民”, 而后者表示“在街上拉客的妓女”;hombre pú
blico/mujer pública, 前者表示“社会贤达、政治家”, 而后者表示“妓女”, 等等。
(2) 同一个名词因阴阳性的不同, 意义背道而驰, 阳性名词是褒义或中性词、阴性名词则是贬义词。例如:fulano/fulana, 前者阳性名词表示“某人”, 而后者阴性名词表示“妓女”, cortesano/cortesana, 前者阳性名词表示“朝臣”, 而后者阴性名词表示“高等妓女”, 等等。
五、从历史影响看
我们从最常见的“妻”与“妇”说起, 《说文解字注》这样解释这两个字的本义:“妻, 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又, 又, 持事, 妻职也。”“妇, 服也。从女持帚, 洒扫也。”许慎明白地告诉人们, 妻子的职责是持事, 即操持家务;妇人要屈从于丈夫, 并要为家中其他人服务。这两个字的本义形象地描述出中国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低微地位, 她们不过是劳动的工具而已。再来看看表示婚姻的女部字。姻, 《说文》:“女之所因。”“因”字的本义是“依靠、凭借”, “姻”反映出古代妇女对丈夫的依赖性。
在历史上, 西班牙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低下, 一般来说她们只是充当家庭妇女, 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也就有了ama de casa (家庭主妇) 一词。表示“上帝”、“天主”、“救世主”的Dios, el Se or, el Padre, Padre Eterno, el Salvador等词无一不是阳性的 (马联昌, 1999) 。
六、结语
根据布拉格学派提出的标记理论 (markednesstheory) , 语言使用往往存在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对立。比如, hombre是一个无标记单位, 既指“男人”, 也可作“人类”讲, 从而也包括了女人。mujer (女人) 则是有标记单位。汉语中的“仆人”, 既可指男仆, 也可指女仆, 是无标记单位, 而“婢”只指女仆, 是有标记单位。无标记单位可包括有标记单位。有男性有女性的一个集合, 汉语中用“他们”, 西语中用ellos来指称, 而‘她们’和ellas只是指女性的集合。”“他们”可包含“她们”, ellos可包含ellas, 同样是标记现象的体现。如同上面的名词用法一样, 这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语言现象, 绝非语言“忽视女性的倾向”。西班牙语表示事物的名词属性是武断性的, 因为无法回答为什么办公桌是阳性而办公室是阴性?为什么黄金是阳性而白银是阴性?又为什么社会学主义是阳性而社会学是阴性?等问题。实际上西班牙语名词的性只是一种强加的标记, 并不指所表示的事物是否有性的区别。虽然这种标记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但却起着非常重要功能, 要求与名词连用的冠词和形容词保持
性的一致。如:
例1:un escritorio nuevo (阳性) 一张新办公桌
例2:una ofieina nueva (阴性) 一间新办公室
例3:el idoma español (阳性) 西班牙语
清楚地认识这一客观的、普遍的语言现象, 排除不必要的排斥心理, 有助于我们积极地学习西语。
参考文献
[1]陈新仁.语言的全民性不容置否——评《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两面观》[J].福建外语, 1995 (1一2)
[2]董燕生.现代西班牙语[M].第一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3]马联昌.西班牙语与西班牙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孟宪臣.现代西班牙语应用语法[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5]武泸信.西班牙语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语言特点探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 (2) .
实力歧视的最大克星 篇4
“抱怨可以, 但别把它当成对付歧视的方法。”
求职中被不平等对待, 心生怨言是人之常情, 但抱怨过后呢?是把所有原因都归结为外部, 而心安理得的继续抱怨, 继续等待, 还是在情绪得以宣泄之后, 思考如何在当前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相信大部分人的理智都会选择后者, 但求职失败和自尊受伤共同作用时, 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将失意转化成夹杂着怨恨的自暴自弃。
有人一听说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仍更要努力, 就觉得那不是向歧视妥协吗。遭遇歧视当然不是我们的错, 抱怨命运的不公, 或是自我放逐看似正当, 但却没有什么效果, 歧视不会因此自动消失, 工作也不会自己上门, 到最后我们其实什么也得不到。真实的社会不会按照我们所设想的状态来运行, 成功也不是要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实现, 抱怨过后应该行动起来, 去思考应对它的方法, 去为战胜它积累力量, 回避、漠视才是对它真正的妥协。现实的社会条件对我们不利时, 更需要拼搏, 只有先找到工作, 自己可以在社会中立足, 才更有能力去改变它。
“小心, 别因它而妄自菲薄。”
当遭遇歧视时, 有人抱怨社会, 还有人否定自己, 把自己想得一无是处, 同时也把自信和动力削减到最低。只因自己不具备那些条件, 就妄自菲薄, 与抱怨相比, 同样没有多少意义。求职失利不可避免, 但不能笼统的叠加次数, 尤其是现在许多歧视条款只在招聘单位内部掌握, 不像以前会明确的写出来, 被淘汰了很可能与能力无关, 而是歧视在发挥作用。失利以后要分清楚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不够努力造成的, 那确实需要反思, 如果是歧视造成的, 那就应该另当别论, 无需为这种“失败”打击自己。
招聘公告里没有了明确的限制, 好像是机会更多了, 但有歧视条款的招聘单位依旧没有敞开大门, 却增加了我们飞蛾扑火的次数。再加上求职本身就是一场需要极大毅力和心力支撑的搏击, 还是小心翼翼的保护好那来之不易的自信, 不要让歧视把它消耗太多。求职过程中如果有交流的机会, 不妨坦诚的和招聘单位聊聊自己可能会遇到的限制条件, 或者从其他渠道了解一下, 如果单位确实内部使用着这些“衡量标准”, 当结果公布以后也不必太自责, 调整好状态继续奔赴下一场战役, 只有不放弃才会有收获。
“遇到它, 我们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
也许大部分人遇到歧视的第一反应就是放弃, 因为, 机会不会给我们时间去完善诸如性别、年龄、血型、籍贯这些无法自我选择、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或是根本无法改变的条件, 当你历尽辛苦符合了一些条件以后, 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正是人们害怕歧视的根由所在, 它与能力无关, 却剥夺了我们为自己中意工作拼搏一番的权利, 让人如同挨了软刀子, 痛苦却找到不突破。
碰到歧视真的要认输吗?如果紧盯着那些击中我们致命软肋的条件, 难免会走进死胡同, 不妨换个思路, 条件既然难以符合, 不如换个没有这些条件的工作。看似很简单的转换, 当人身处其中时, 首先想到的或许更多是为条件的努力和坚持, 但这些我们平时所崇尚的品质, 在它面前好像都失去了作用, 继而让人变得消极。
扩大搜索范围和“曲线救国”一定可以让歧视不再牢不可破, 变通绝对不是认输, 并不是只有一家公司一个职位能满足你的要求, 还有很多同水平, 甚至更好的工作等你去发掘, 无需为了一个充满歧视的公司或岗位放弃寻找。即使你就认定只有那个工作才叫工作, 非它不能, 那等待也解决不了问题, 等着那些条件消失不太现实, 你可以先从其他途径进入职场, 当你在职场中成长成熟起来, 再回头看原来那些不可逾越的条件, 都随着你能力的提升不再起作用了, 也许到时候你还会被盛情邀请加入。除此之外, 把握住实习的机会也是不错的选择, 招聘实习生不会有那么多限制条件, 但却是一个绝佳的锻炼、展示机会, 如果在实习中你能充分展示出你的积极态度和能力潜质, 招聘单位一般都能放弃一些条件, 录用自己了解熟悉的应聘者。
“实力, 是它的最大克星。”
有人在求职开始以前就已经发现了对付歧视的秘密, 那就是实力。不管是成绩优异, 还是实践丰富, 或是充满创意, 他们总会有足以打动招聘单位的长处。别人把歧视当成障碍, 他们却把歧视当成动力, 充分利用大学的宝贵时间和难得机会来丰富自己, 到毕业求职时, 他们的实力已经可以越过大部分歧视条件。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 我也不相信有人能越过那些看似不可颠覆的条件, 而且, 还不止一个人做到了。
性别歧视的效率分析 篇5
一、性别歧视现状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数据显示, 2004年我国总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1.52%和48.48%, 在就业比率上, 女性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重占总就业人数的38.1%, 低于男性就业率, 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全部就业人员中, 男性比重仍高于女性。200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 男性就业人员达41, 510万人, 所占比重为55.2%;女性就业人员达33, 690万人, 所占比重为44.8%;男性就业比重比女性高10.4个百分点。从1998年到2002年, 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数量增长了两倍, 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38.31%增加到43.95%。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2个定点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 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
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在经济领域就业层次在1990～2000年间有所提高, 职业结构趋于合理。但女性在就业率上有所降低, 男女员工收入差距正逐步扩大。据统计, 10年间, 女性员工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入7, 409.7元, 男女员工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从收入分布看, 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 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在美国, 高报酬职业, 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中, 妇女从业比例分别为8.5%、26.4%和29.5%;而低报酬职业, 如照顾小孩、秘书、护士助理中, 妇女的从业比例却分别高达97.1%、98.6%和88.4%。从整体上看, 全日制女员工每周的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75%。
二、性别歧视的效率
在完全市场情况下, 任何劳动效率都能在人力市场中得到正确的反映, 这个信号就是劳动者的收入。对于女性的歧视历来已久, 在劳动力市场上反映的一般是女性的边际产出, 这个产出是女性在参加一个岗位时, 通过其对企业的边际产出来体现的。通常要衡量一个劳动者的边际是将该劳动者看作该企业要招的最后一个工人, 考虑该工人最后加入给企业的产出就是该员工的边际产出, 哪怕该工人是第一个或者不是最后一个加入该企业的同一岗位, 也要以此来衡量。一个企业在长期的情况下只能根据最后边际产出来给工人工资, 工人总体产出多于劳动者报酬的部分可以融入到企业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出。如此, 企业对女性同企业对男性一样没有任何歧视, 因为市场在长期是能够以价格的形式反映经济的。唯独对女性的歧视是来自社会将女性对社会的贡献所需要的成本转移到企业上造成的。女性对社会的效率是其为社会生产了下一代, 给予了下一代更多的爱和社会的稳定。一旦女性拒绝生育, 那么社会就没有再创造的基础, 人口将面临严重人口老龄化, 社会将崩溃……。女性还对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女性给予孩子爱的分量往往能从孩子是否能遵纪守法、社会公平和良好的国民素质上得到体现, 类似地区间更主要的体现是犯罪率的高低。缺乏家庭温暖 (尤其是缺乏母爱的家庭) 相对更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社道德水平的下降。
以上分析可以将女性的效率归纳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企业的效率;另一部分是对社会的效率。对企业的效率主要是女性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多少, 对社会的效率主要就是女性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当一个有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爱的时候, 通常其对工作的热情有所下降。女性对企业的效率只能从女性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值来衡量, 也就是以最后一个在该企业就职的女性为前提, 以其对企业总体产出的增量作为效率的标准。女性对企业的效率是工作的效率, 由此女性的工作收入总体上是基于其对企业的贡献。而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歧视要求男性和女性间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均等, 这通常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相同工资水平下就业市场需要更多的男性工人和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人。女性为孩子的生产而要求企业对女性进行额外支付也很难成为现实。尽管企业从长期看, 女性对下一代哺育和生产而获取了收益 (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力) , 但女性对孩子的哺育和生产更多的是社会性的, 而企业是市场性的行为。要求他人对某个妇女的生育进行成本支付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向受益者收取成本的代价非常高, 这个受益边界和获益多少也很模糊。如果市场不能从效率出发, 那么市场机制将被扭曲, 企业将成为福利机构, 最终失去效率。
在没有女性给社会下一代更多母爱的情况下, 社会将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女性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她们为社会创造了下一代并给予了下一代母爱, 她们对社会的长期进行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贡献。传统家庭中有更多的女性为家庭营造了舒适的家庭环境, 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生长, 还有利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最主要的体现是离婚率, 传统社会离婚率普遍低于现代社会,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对社会的贡献下降了而对企业的贡献增加了, 也就是女性的就业率上升了, 她们将原本对于孩子和丈夫的爱转移到了企业的效率上。
所谓的性别歧视其实并非是一种歧视现象, 就业歧视也不应反映在女性就业率和女性工作收入上。因为对性别歧视的主体———企业是经济人, 而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企业不论对女性还是男性的效率评价是公平的, 因为只有企业效率才能对女性基于其对企业的效率作出科学的衡量。唯一视作性别歧视的原因是这种看似对女性不公平待遇的现象实际上是公平的。不公平的是社会将这些女性对社会的贡献所需成本转移到了企业。只有企业才会对员工发工资, 而且很多女性职工的收入来源基本是靠企业, 而非社会福利。企业和员工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每一个女性支付其对社会贡献的全部报酬。虽然在西方国家有这种对母亲的福利, 但从西方国家要求企业对女性工作保留的法律上看, 西方国家也没有完全对女性的社会贡献进行全部的支付, 而是相对宽裕地支付。这种将女性对社会的成本转移到女性对企业的成本上的传统思维直接导致了性别歧视心理和概念的产生。多数人将女性工资收入相对低和就业率相对低归咎于企业, 而非社会缺乏对女性的价值评价。客观地说, 企业对女性职工是公平的, 不仅因为人们找不出一个女性工资和就业率都普遍低的原因, 还因为企业是追求效率的经济人而非公共福利机构。法律要求对女性工资收入以及特殊权益保护只能导致女性就业率更低。法律对女性的保护是让那些相对缺乏效率但在没有法律保护前的女性职工失去工作。因为法律使得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 而女性边际产出没有增加, 这样在新的边际产出以下的女性员工都要失去岗位, 而这些员工中有更多的母亲。正所谓越保护越糟糕, 越消除性别歧视则性别歧视越严重。
三、减少性别歧视的建议
要从根本上减少性别歧视, 最好的做法不是想办法努力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率, 而是应该改变传统的性别歧视概念。要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那么只能增加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正确见解应该是:女性获取了企业对女性效率支付的那一部分收入少于其实际的边际产出。真正对性别歧视不负责的是社会而非企业, 因为没有女性向社会收取成本, 而仅有的是部分发达国家对女性生育的补贴。女性也不可能向社会收取成本, 一方面是女性向社会收取成本所需要的成本太大以至于没有办法向社会收取成本;另一方面是社会是一个机会主义群体, 受益的社会群体不会向那些母亲支付任何成本。所以, 只有政府才能减轻性别歧视, 给予那些母亲一些公正。政府的资助可以减轻女性就业压力和女性对社会的更大贡献, 更重要的是, 社会对那些母亲的资助会减轻女性就业上的性别歧视。
减少性别歧视还需要一个合理的性别歧视评价。女性是否遭受了性别歧视应该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从女性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企业待遇为标准出发。劳动力市场从长期上能反映出一个劳动力具有多高的生产边际, 但从短期上不能得到完全的反映。同样, 对女性的就业也应该区分女性的工作效率高低, 根据女性和男性的效率差异给予报酬。只有女性的效率工资被长期地低估而又因为其他因素 (如合同、培训费用等) 不得不在该企业贱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才能看作是受到了歧视。
要减轻性别歧视还需要社会减少对女性贡献所需要成本的转移。女性对企业和社会都有显著的贡献, 能够获取企业的工资报酬, 但很少获取社会的报酬, 而且企业还承受着所谓消除性别歧视的责任, 给予女性相对更高的福利来消除所谓的性别歧视。这样做只能导致女性被更多地歧视而非消除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工资被迫提高了, 那么企业不得不减少对女性的雇佣, 而那些继续留在岗位的女性员工获取了相对更高的报酬, 失去工作岗位的女性失去的更多。这种消除性别歧视的做法是以那些失去岗位女性的就业为代价提高一部分留在企业的女性的福利。
社会应加大对女性社会贡献的支付。女性为社会的贡献不能得到支付会降低女性的价值。一个需要更多收入来维持家庭的母亲也许会因为收入的低下而去承担更加繁重的工作或地下工作。社会没有承担对女性的义务会导致女性对社会效率的低下, 这样的表现是女性向社会提供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增加。只有实际反映了总体女性的贡献并给予适当的支付时, 女性才能在社会贡献和企业效率上总体不受歧视。因为女性的全部效率都得到了体现, 而不是只获得了企业的报酬而非全部贡献的回报。
参考文献
[1]许姗姗.妇女就业性别歧视与公共政策研究.重庆师范大学, 2005.4.
选拔人才要摒弃“院校歧视” 篇6
近年来, “院校歧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资料显示, 七成多的高校毕业生遭受过就业歧视, 90%以上的招聘广告中含有歧视性条款, 许多毕业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起点上就面临歧视, 连起码的公平展示、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都难以获得, 以致“同等学历不同等待遇”。
在许多求职者看来, 用人单位设置基本的、必要的招聘条件, 可以理解。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所提的条件与岗位内容并没有什么联系, 只因学历就被排斥在门外, 这难免让人不知道在就业时到底该“拼”什么。
当前, 社会上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 除了学历偏见还有学校、专业偏见等。招聘的条件设置有利于提高选择效率, 但偏见会让人将选择对象的某些特征或品质加以放大, 掩盖了其他特征或品质, 而这往往会影响认知的准确性, 容易导致就业歧视和人才浪费。
科学的选人机制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就业市场上, 无论是“211”“985”高校毕业的, 还是专升本、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出来的, 都应该一视同仁, 不分什么专科起点、高中起点或是全日制、非全日制。现实中, 一些岗位招聘时可以设置门槛, 但这样的门槛要与实际需要对等, 经得起公平原则的考量。日前, 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基本上都是原则性规定, 对什么是就业歧视、如何判断规避就业歧视、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及承担哪些责任等, 还缺乏具体的规范, 这使得受歧视的劳动者很难主张权利和获得救助。
价格歧视经济现象的分析 篇7
价格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 通常指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不同的接受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 在接受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 就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 对若干买主实行不同的售价, 则构成价格歧视行为。
价格歧视是一种重要的垄断定价行为, 是垄断企业通过差别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定价策略。肯德基的夏日酷饮系列饮料有句广告语:第二杯半价。肯德基一杯爱尔兰雪顶咖啡买9块钱, 但是第二杯的价格就是4块五。理解价格歧视概念的时候, 我们必须抓住它的关键点———产品必须是同一产品。产品不同, 价格不同, 则不属于价格歧视。同样的一杯爱尔兰雪顶咖啡, 肯德基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是9块和4块5, 这就是价格歧视。
二、厂商实行价格歧视的条件
1. 对市场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 可以控制商品价格。
垄断力越强, 对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容易被替代, 一旦被替代, 厂商也就失去了对价格的控制性。
2.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弹性。
弹性越小的商品越能够实行价格歧视, 因为弹性小的商品跟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 不管厂商如何定价, 我们都得买, 就比如水。
3. 限制消费者之间的套利行为。
就是厂商可以成功的分离开市场, 使那些以较低价买入的消费者不能再以更较高价卖给愿意支付高价的消费者。如果套利者存在的话, 价格歧视策略就失效了。
三、价格歧视的形式
1. 一级价格歧视
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厂商就同一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制定不同的销售价格, 就好像厂商提前知道每一个消费者对商品所能支付的最大货币量, 并以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最大预期决定商品价格, 其价格恰好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价格, 从而获得每个消费者的全部消费剩余, 赚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实行一级价格歧视要求比较苛刻, 现实中完全价格歧视的例子很少, 至多只有近似的情况。
2. 二级价格歧视
厂商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量或“区段”索取不同价格。实行二级价格歧视厂商的利润会增加, 消费者部分消费剩余被垄断厂商占有。现实生活中, 二级价格歧视比较普遍, 公共事业部门等一些容易度量和记录的消费行为的厂商普遍采用这种形式的价格歧视。比如, 电力、水利公司根据消费者使用量实行的分段定价, 电信公司根据消费者通话或上网时长实行的区别价格, 快餐行业的套餐服务, 商家的“买二送一”活动。
3. 三级价格歧视
厂商对同一商品, 对不同的消费者或在不同的市场上, 依据需求弹性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对需求弹性大的消费者或市场收取较低的价格, 对需求弹性小的消费者或市场收取较高的价格。通过这种方法, 厂商从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或市场那里获取更多的消费剩余。三级价格歧视是最普遍的价格歧视形式。比如, 同一商品网上价格要比实体店的价格要低, 同一旅游产品黄金周价格比非黄金周的价格要高。
那么价格歧视究竟可以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行价格歧视是不是可以实现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满足?
四、价格歧视的现实意义
1. 从厂商角度来说, 达到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实行价格歧视的前提之一在于厂商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垄断性, 因为产品很难被替代, 所以, 厂商如何定价自己说了算。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或者是对产品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 所以, 厂商可以根据消费者特点区别定价。
2.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 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也是价格歧视的受益者。
均衡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而在垄断市场上, 价格是由少数的垄断厂商所决定的。消费者更多的是价格的接受者。就拿肯德基饮料来说, 一杯饮料普遍的价格是九块钱, 消费者也普遍接受这个价格。但是厂商为了薄利多销提高利润, 转而实行第二杯半价的促销活动。消费者实际上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了同质的产品。
3. 从营销策略上讲, 价格歧视也是一种良好的促销手段。
之所以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价格是因为消费者群体不同。通过这种方式, 厂商可以很好的对不同消费市场进行划分, 从而针对不同的消费市场制动不同的消费策略。
4. 从资源调配角度来说, 价格歧视发挥了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
依据市场分割理论, 优化配置资源, 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 获取最佳效益。比如, 对一些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基础资源, 如天然气、水、电等, 国家利用对这些资源供给的垄断地位, 对资源的消费者区别对待, 实行同物不同价, 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总之, 通过价格歧视, 厂商获得了消费者的部分或全部消费剩余, 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价格歧视作为具有一定市场力量竞争策略, 可能损害同一商品厂商正常竞争, 也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损害,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机制。
然而, 我们不能对价格歧视唯恐避之不及, 将其单纯理解为一种贬义的歧视性行为。价格歧视同时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在一定意义上做到双赢。价格歧视对于市场来说它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可以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 实现行业优良发展。当然, 实施价格歧视, 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正确进行, 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
摘要：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现象——同种商品, 价格不同, 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为价格歧视。我们都知道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在垄断市场上厂商的定价策略就是差别定价, 也就是所称的价格歧视。
关键词：价格歧视,消费剩余,利润
参考文献
[1]童雪琴, 黄云云.价格歧视的特殊案例分析[J].时代经贸, 2007 (S5) .
[2]邱文华.论“价格歧视”的依据与意义[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7 (11) .
从英汉语言看性别歧视 篇8
法国女权主义者艾莲娜·西克苏曾说:“每一件事都决定于词语, 每一件事都是词语, 而且只是词语……我们应该把文化置于它的词语中, 正如文化把我们纳入它的词语和话语中一样……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表现, 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自降生认识便进入语言, 语言对我们说话, 施展它的规则……甚至在说出一句话的瞬间, 我们都逃不脱某种男性欲望控制。”[1]因此, 女权主义语言学家试图从语言入手, 通过颠覆男性语言来推翻男权统治, 她们的研究对象集中在语言应用中的性别差异, 特别是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之类问题上。
在《男人造语言》一书中, 德尔·史班德断言英语是一种男人制造的语言, 认为英语至今仍为男性所控制。她在书中根据对一些语言实例所做的统计分析指出, 英语中与女人相关的很多词都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她承认, 与男人相关的不少词也有相同的意味, 但统计的结果表明, 有关男性乱搞性关系的词汇只有二十个, 而有关女性乱搞性关系的词竟有二百二十个。所以她总结说, 作为一种系统, 语言体现了性别的不平等, 女人在这个系统中总是受害者。一些激进派甚至认为语言在人类社会中是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有些人甚至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历史 (h i s t o r y) 只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 因此主张把该词改成“她的故事” (h e r s t o r y) 。不管该说法是否可信, 从具体的英语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性别歧视。
在人类的统称中, 我们常用human或human being, 有时可用第三人称单数的he来指代人类的个体, 但she却没有这种特权。无论是human, man还是woman, 这三个词的词根都是man, 即人类--或准确的说是男性--是以男人为中心来定义“人”的。这一点与汉语中的“他”、“她”、“他们”颇为相似。男人把自己作为主体的“人”来看待, 而把另一个性别的同类作为“女人”来看待。女人的存在是通过男人来显示的, 这跟基督教上帝造人之说有些共同之处。
我们习惯于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mother, son and daughter这样的话语, 这种结构与汉语中的夫妻、父母、儿女相同。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词组构成顺序恰恰反映出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女人是男人的服从者, 她们只能躲在男人身后充当男人的附属。女子在结婚前拥有自己的姓氏, 结婚后却要跟随丈夫的姓, 这实际是对女子独立存在的抹杀, 像英国作家Virginia Woolf, 很少有人知道她婚前的姓氏Stephen。与之相应, 中国古代的妇女也贯以夫家姓来称呼, 如“张杨氏”, 她们虽然得以保留自己的姓氏, 但自己的姓必须屈于夫家姓之后。如果查看一下某个家族的家谱, 我们会发现女子的存在只显示为某个姓氏, 而无具体的名字。在中西文化结合的香港, 现在还在沿用这种称呼, 如“范徐丽泰”只不过它把两种文化混合起来了。从以上种种不同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权社会中女子处于多么被忽视的地位。
在过去, 女人的社会地位被局限于婚姻家庭中, 操持家务是女人的本分, 而社会工作则是专属男性的, 尤其是一些高层工作领域更是没有女性的身影。于是英语中有foreman, chairman等专属男性的词汇, 却没有f o r e w o m a n, c h a i r w o m a n, 于是有人提出用foreperson, chairperson来代替。由于汉语构词法与英语不同, 我们无法在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语言现象。但汉语在另一方面却表现出更强烈的性别歧视意识。
与性别价值观念的强化有很大关系的汉字, 在指教女性服从性别制度、敌视女性地位方面起了很大的主导与渗透作用。翻开任何一本汉语词典的索引, 我们都会找到大量以“女”为偏旁的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女”字部中共收录汉字203个 (其中包括废旧字和繁体字) , 这些字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称呼词, 如“她”、“妇”、“妻”、“妈”、“姐”、“姬”等。这类有关性别角色、婚姻家庭、亲属系统的汉字构成了界定女性的一套完整的语义符号。一个女人从小到老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特定的称呼, 婴儿称为“娃”, 小时候称为“妮”、“妞”, 青春时期称为“姑娘”, 而后嫁为人“妇”, 扮演“妻”或“妾”、“娘”、“奶奶”或“姥姥”等各种角色, 老了被称为“媪”、“妪”, 去世后被子女尊为“先妣”。一生当中女人始终作为一种性别角色而存在。而对男子而言, 就没有这样繁多的称呼和如此明显的性别印记。
第二类是形容词。该词类可再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好”、“妙”、“妍”、“婷”、“妩媚”等为代表的褒义词, 另一类是以“媸”、“嫫”为代表的贬义词。后一类形容女子相貌丑陋, 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歧视意味, 第一类虽然是用来形容女子或事物美好, 含有赞美之意, 但却反映出一种主客意识, 即女子是男子的欣赏对象, 男子作为主体存在, 女子则是被观察的对象,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描写男子的词汇。
第三类是直接含有性别歧视的词, 如“嫉”、“妒”、“妨”、“嫌”、“妄”、“佞”、“姘”、“媾”、“嫖”等, 都带有“女”字偏旁, 还有“懒”、“偷”、“贼”、“淫”等字, 在《说文解字》中也从“女”旁。看来在古代, 不仅嫉妒、奸佞等品性为女人特有, 连嫖娼、姘居、交媾等行为也以女子为罪魁祸首, 怪不得自古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名句。这反映出在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文化中, 所有的恶德都起源于女人, 就像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无法生育永远是女人的罪过一样。
第四类是人名地名专用词, 如“女娲”、“嫦娥”、“嫘祖”、“嫏懁” (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 等, 这些字单独使用没有实际意义。
语言作为一种男权意象的存在, 越来越受到现代女作家的批评和否定。我国当代女作家徐坤在《狗日的足球》中对男性语言暴力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她用近乎粗暴的声音告诉人们一个谁都不愿相信的事实:在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 女性一直没有说话的空间, 她们一直是男性语言暴力的指向。徐坤借一个女球迷的身份讲了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的习惯 (尤其是男性的习惯) 中, 女人是不应该以球迷的身份出现的, 所以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是个“犯规者”。她没有料到, 更大的刺激是在她走进球场后, 面对草草应付的马拉多纳, 面对毫无章法的中国球队, 全体球迷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咒骂, 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攻击词汇。于是女主人愤怒了, 她拼命地在自己大脑中搜索, 想找到一句可以攻击男性的咒骂, 然而却发现在中国人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中, 全都是指向女性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 不管是谁犯了什么样的过错, 被诅咒的永远是女人。最后, 女主人公只找出了一句“狗日的足球”, 但她发现在成千上万男球迷的骂声中, 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孤单与微弱, 于是她拼命地吹响了挂在胸前的小喇叭, 发泄着自己愤怒的情绪。女主人公有话说不出的时刻, 吹出了凄厉而激昂的喇叭声, 这是一个发现自己说话的权力与机会都被抹掉的女性的呐喊, 是一种犀利的控诉。
语言是男人制造的, 它传达男性的价值, 在男权制社会中, 语言本身对女性构成了压迫, 本文以汉语和英语的一些实例做了简要论证。然而, 语言作为孤立的符号本身无所谓性别差异, 但它在使用过程中被不同阶层、不同种姓的人赋予了不同的特色。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 语言传达着男性价值, 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当然我们并不主张重造语言来实现男女平等, 毕竟几千年的沿用使某些用语已经固定化, 如夫妻、父母、儿女等, 我们无须硬要换成妻夫、母父、女儿这样无法被人们的语言习惯接受的词语, 何况仅仅改变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也并不能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但作为语言学习者, 我们有必要了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所体现的性别歧视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