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歧视

2024-09-19

社会歧视(共12篇)

社会歧视 篇1

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统计得出, 当下中国期刊共有9270种, 农业大类仅有671种, 而真正面向农民, 这个高达总人数70%以上庞大群体的期刊几乎是不到百种。近十年内, 新增的报纸也大都为晚报和都市类。在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 开办对农 (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 栏目的只有1%, 省级电视台中, 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 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 开办率只占4%。

或许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却又总是忽略的现象给予了我们启示, 传媒将自己置身于社会这个大环境里, 她从来就没有独立于意识形态与资本控制之外, 本文也就拟从中观层面的视角从大众传媒与政治, 经济, 文化三个方面的制约关系来分析一下都市媒体繁荣的深层原因, 并寻求一种试图缩小传媒歧视的解决办法。

一、都市媒体———政治

1. 传媒与政治的暧昧

传媒与政治的联系构建了整个社会格局的核心。政治在何种程度上控制着传媒, 传媒又是如何依赖着政治支撑, 这无疑成为一种重要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而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外化表征即为体制。如果说体制就是一所房子, 那么任何一个传媒机构都只能在自己的空间里舞蹈。

2. 都市媒体的尴尬困境

我们致力于探讨都市媒体的繁荣引发的传媒歧视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从都市媒体自身的繁荣说起。都市媒体是近十年才刚兴起的产物, 代表的是在原有政治格局下的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追求,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当下的体制环境中, 都市媒体实现的是在体制的框架以内的夹缝生存。都市媒体因为其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导致人文关怀的力所不能及, 这也成了无可厚非的事实。这种信息传递的不对等引发的传媒歧视的问题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得到帮助和解决, 那么是不存在有一种万能的救助方案的。如果说体制能够将一部分空间用于公共频道、报刊杂志等的开发, 起到引导舆论和服务民众的社会效益的作用;而另一部分空间就直接以更有效和严密的法律监管来实现其商业的完全竞争化, 这样或许就能避免很多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尴尬。当下中国的“三农政策”以及“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政治和技术上给予了底层人民支持, 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传媒歧视, 还得依赖于这些措施的执行力度。

二、都市媒体———经济

在一个经济起主导的消费社会, 传媒无疑是与经济联系最紧密的。传媒产业的活动本身就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1. 传媒业的产业属性

首先我们对传媒业进行一个产业属性的界定。媒介进入市场能够开展经营活动的条件是由政府高度控制掌握, 进入传媒领域是有一定门槛的, 他包含着对诸如刊号和合法采访权等稀缺资源的占有, 那么传媒产品必然具备公共物品性, 也因此传媒产业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产业化经营行为。传媒经营既然不是一种彻底的产业化行为, 他就完全有理由承担社会效益责任。对于都市媒体而言, 这种社会效益面向的只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更大的边缘人群被冷落与忽略。也由此决定了他在体制内是安全的。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 都市传媒的受众是“分众”而非“大众”。太多的“主流”声音显然已经屏蔽了那些在底层微弱的呐喊。

2. 广告商的核心地位

都说广告商是媒介的衣食父母。对于都市媒介而言更是如此。媒介生存依赖的资本极大程度上都是靠广告商提供的。在媒介经济学里我们一直在强调“注意力”、“影响力”等概念, 然而归根结底有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 那就是“购买力”。只有“购买力”才是一切经济交换活动实现的前提条件。底层和边缘化的人群不具备购买力, 那么再华丽炫目的广告对他们也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广告商看不到既有的商业利益, 他就不会向媒介投入广告, 那么媒介也就无法获得经济利益。换言之, 都市媒体在目标受众定位的时候也就自觉定位于具有消费和购买力的主流人群, 这都是由这部分人群的购买力所决定的。由此, 我们可以说都市媒体是在政治与资本的双重制约中突破并繁荣的媒介形式。

3. 应对策略

低端人群的消费能力是由他们的生活水平决定的。他们对于物品的渴求很大程度上受到购买力的限制, 如果说他们甚至还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 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能购买那些基本生活资料以外的消费品呢?因此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就只有致力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下中国社会, 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对弱势群体的帮扶, 也需要政治上给他们极大的重视。当共同富裕不再只是当初的口号, 确是变成大家群策群力的终极目标, 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传媒歧视。

三、都市媒体———文化

传媒引导舆论, 传递着主流价值观, 代表的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而传媒与文化则为彼此互生的关系。底层的弱势群体大都不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 他们也就无法代表主流价值。而都市媒体取悦的是一群具有主流自觉的人。以此现状持续下去的结果就只能是更多的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位置的人群习惯于或不得已被忽略和冷落。

当前中国的传媒格局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完善的, 作为传媒人首先应当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识自觉。理性的解决方案总是大于简单的批判。如何能够给予当下中国70%的农民以应有的文化尊重, 减少“知识沟”差距, 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安定呢?这势必是体制和经济效用杠杆合力作用的结果。■

摘要:当下都市媒体的繁荣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传媒歧视。本文拟从中观层面的视角从大众传媒与政治, 经济, 文化三个方面的制约关系来分析一下都市媒体繁荣的深层原因, 并寻求一种试图缩小传媒歧视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都市媒体,体制,购买力,主流价值观

参考文献

①赵志立:《传媒歧视:正在倾斜的社会公器?》, 《广告大观 (媒介版) 》2006年第6期

社会歧视 篇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础英语学院,广东

435002)要〕 本文首先分析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1)忽视女性的存在;(2)把女性视为男 的附属;(3)贬低女性。然后从社会分工、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三方面来分析造成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背 的社会文化根源。最后说明要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不能只靠人为地对语言本身进行改变,而主

应该靠根除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来完成。键词〕 语言;性别歧视;文化内涵

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2)03-0040-05 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紧密相连(Trugill:7)。语言是社会的一面 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思维方式在语言中必然有所反映。因此,社会上存在着较严重的性 观念,语言中便折射出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歧视现象。《美国传统辞典》给“性别歧视”所下的定义是: 别成员对另一类成员,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因此在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通常是指语 性的歧视。本文试图通过对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分析,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以

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的途径。

一、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1 忽视女性的存在

据许多文字材料的暗示,是男人创造了世界和语言,因此社会和语言把男性放在了中心的位 视了女性的存在。英语中用“he”及其相关的语法形式来指一个性别不明的人或泛指任何人就

很好的佐证。例如:

a.Everyone should dohisbest.b.When everyone contributeshisown ideas,the discussion will be a success.c.Each student will do better if hehasa voice in the discussion.类似的词还有:man(人,男人),man-to-man(人与人),prehistoric man(史前人),brotherhood 谊),chairman(主席)和policeman(警察)。现代汉语中的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也反映了“男性中 忽视女性的存在。“他”和“她”是汉语中唯一能显示性别特征的两个代词,在泛指时,人们往往

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来指称的。如:

1)人没有脊梁骨,是不能直立行走的;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

2)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危险,我们就不能担保他有勇气。〕

2001—11—15 〕 谢元花(1965—),女,湖北武汉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础英语学院讲师。·

性别或无必要指出其性别的一群人,汉语同样是用有男性特征的第三人称复数“他们”去称代。

因而中学生崇拜明星一点不不让人觉得意外。如此,谢霆锋、张柏之、萧亚轩们就会很自然的入 的偶像之列。

由于社会的急速转变,一般人只想让儿女受到好的教育,他们没有经验过任何挫折,因为父母 们承担„„

英语和汉语外,其它许多语言中代词的使用都有忽视女性的倾向。据统计,世界上女性的比例 0%,可文献中出现“he”和“she”的比例却只有4∶1(孙庆成,1993)。

语中并不带有形态标记的词,却明显带有语义性特征,即很多词忽视了女性的存在。如果说 sin is the president of our country.大多数人包括女性的第一感觉是,句子中的my cousin是 为president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男性,象president这样的词,各个自然语言中都存在,如英语 octor,judge,lawyer,professor,汉语中的“科学家”、“法官”、“主席”、“总统”、“局长”等。女性若

上以上宝座,只好在这些词上加上形态标志以避免误会,如英语中的woman doctor,female 语中的“女劳模”、“女局长”、“女代表”等。英语中有许多“男人”统治的词,如spokesman, ssman,sportsman,man-made等。2 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

性婚后改随夫姓,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风俗。女性在结婚后,不仅失去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氏,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经常一起丢了。例如:在讲英语的国家往往会听到别人称John Smith 为Mrs.John Smith,就连著名的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甘地夫人也不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 的姓名。我国世界级乒乓球冠军何智利,嫁到日本后便成了“小山智利”。香港回归后首届特区

门重要成员“范徐丽泰”和“陈方安生”也是如此。在旧中国男子有姓有名,而女性或有姓无名, 呼之,如“王氏”、“张氏”;或无名无性,以排行称之,如“大丫头”、“二丫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

受重视,女性婚后往往以夫姓加妻妾身份呼之。《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赵姨娘”、“薛。

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还表现在男性名词是无标记的,而女性名词往往在男性名词上加以变通, 言的非对称(linguistic asymmetry)现象在英语中也存在。请看下表: ale

female tor actress nductor conductress ir heiress st hostess aiter waitress ro heroine 重大的会议上,列出参与者名单时,不加任何标记的是男性的名字,而女性名字后必定标出。另外,在语序上男性在前女性在后,如“夫妻、男女、子女、公婆、儿女”,英语中的husband and ost and hostess,Adam and Eve等。3 贬低女性

言有忽视女性的倾向,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而且也有贬低女性的成分。汉语中许多有“女” 字具有贬义,如“奸、娼、婪、婢、嫉、嫖、媚”等。倾向性很强的俗语也不少,如“妇人之见”,“头发

识短”,“女人当家,墙倒屋塌”,“儿像娘,苦断肠”等。以女性为辱骂语的也很多,英语中的 bitch,slut,heifer,汉语中“母老虎”、“母夜叉”、“他妈的”等。美国南部沿海一带经常有破坏力

飓风,却多以女性的名字命名,如Hurricane Besty,Hurricane Camilla。

anley研究北美英语时,他统计与“性生活放荡”有关的词,有220个用于女性,而用于男性的只

(Mckay &Hornberger,1996:226)。另外,据研究,英语中表示“性生活上乱七八糟的女子”的 ·41·

320个(孙汝建,1997:7)。几乎所有的指称女性的词都受到贬降,都可用作prostitute的委婉 housewife,lady,girl,mistress等,甚至nurse,spinster,mother,daughter等也由此用法。一些 的昵称,如Dolly,Kitty,Polly等也用词受到影响(孔庆成,1993)。而一部分关于男性的词则含 男子不风流”的容忍之意,如“追猎女性的人”、“老色鬼”、“放荡的骗子”、“玩弄女性的人”等大

有容忍之意(孙汝建,1997:8)。

来表示男女两性有些成对的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也不能有相等的语义色彩,指男性的词 变,表示女性的词词义却已经被污染,如governess一词,原意为女统治者,如Queen Elizabeth upreme majesty and governess of all persons(OED)。而现在仅仅是指nurse maid,相应的 or一词却未见其身份这样“跌价”。再如gentleman-lady,man-woman,咋一看,它们是对等的, 然。许多讲英语的人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称别人为woman,因为woman常常与性有关。因此 成了woman的委婉语。试比较:

a.She′s only thirteen,but she′s already a woman.b.She′s only thirteen,but she′s already a lady.涵不大好,意为她只有13岁,可她不再是少女。b句是说尽管她只有13岁,可她的举止、气质 女士,含有赞赏之意。如果我们说:

He′s only thirteen,he′s already a man.子就明显含有赞赏之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lady也慢慢地含有贬义,与woman的地位差不 如果一个女孩的举止像个男孩,就称她为tomgirl(假小子),含有欣赏之意,而一个男孩像女孩 为Cissy(女孩子气的男孩),含有贬义。

此,用指男性的词尽可以放心使用,而使用指女性的词时则要特别小心,这就是性别歧视的有。

二、造成语言性别歧视的因素

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反映一个民族。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此男女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有差异,语言便有所反映。1 社会分工不同

类早期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 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比男性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狩猎转向农业和畜牧养殖业,男子在体力上比女子强,加上妇女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养 ,于是男子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获得支配权,而妇女的地位与男子相比越来越 不依附于男子,父系氏族社会终于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这种历史演变必然要反映到语言文。汉字在造字之初,“男”由“田”和“力”组成,意思是从事田间劳动的人,“ ”为扫地之人,大概

了这样的社会分工(孙汝建:144)。因此,长期以来外面的世界基本上是男人的天下,男性外出 到统治国家,小到养家糊口。而女性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家庭,男性逐渐代表着权利、地位、。女性的社会作用仅仅是点缀和装饰。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女性的从属地位便从语言中反。文化因素

于男性的天下是外面的世界,所以男性也创造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创造了科学、哲学、文化和艺

造了甚至操纵着语言。因此,在《创世纪》中编造这样的神话:上帝造出的第一个是男人“亚 dam),而亚当需要帮助时,才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Eve)。夏娃是亚当睡着的时候,上帝在 体内取出一条肋骨而创出来的。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时,亚当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 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体内取出来的”(This is now hone of my bone and flesh of my ·

he shall be called‘woman’,for she was taken out of man)(Bible:29)。因此,女性从一开始就 于男性的,所以语言中的“性”范畴就将阳性置于首位。

语堂先生在《中国人》(P146—149)一书中说明中国妇女的从属地位时说,始自原始时代,中国 中,妇女就没有占据过自己应有的地位。他说在《诗经》汇集的民歌中,就已经有性别不平等的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年代比孔子要早几个世纪。然而,妇女在其被文明驯化之前并没有遭到束缚,她是随着儒学 一步一步被束缚起来的。儒家学说强调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承认社会统治者的权利,主张社会 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女性的道德要求都是从男性的观点出发。妇女的这种从属地位在语言中

反映,如在名词排列时,总是男性在前女性在后。如前文所讲的“男女”、“夫妻”、“公婆”、“子 然男性把女性放到了从属地位,但是他们又认为女性神秘莫测,既具有诱惑力又具有威胁力。的未知事物的恐惧,形成了男性对女性的紧张感和焦虑感,于是他们就编造出神话来贬低女 神话中常常将女性描写成万恶之源。《圣经》中的夏娃不仅自己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而且 丈夫亚当吃,违反了上帝的禁令,结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因此夏娃对人类的堕落负有不可 责任。古希腊众神之王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创造了美丽动人的少女潘 潘多拉打开了神赐予的装满灾难的禁盒,释放各种罪恶贻害人间。夏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

一个女人,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她们都是万恶之源的形象。因此在不同文化的 ,女性被视为邪恶、堕落、虚伪、狡诈的形象,这类有损女性形象的神话是大男子主义的产物。而

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各种语言中都有贬低女性的成分。3 社会心理因素

于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已经根深蒂固,演变成一种社会心理。在英美国 上妇女常常被人问道:“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但是决不会有人冒昧的询问一位男子

does your wife do?”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被询问的男子一定会很惊异的回答说“:She′s e,that′s what she does”(陈松岑:123)。这说明把妇女放到从属地位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仅男性有这种心理,女性也从心理接受了这种从属地位的事实,即使是事业上与男性同样杰出 从心理上讲也是把第一位让给了男性。著名的哲学家萨特的爱侣波娃给自己关于女性的书取 二性——女人》。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主张的女性必须遵循“三从四德”是女性从属地位 表现,而《女戒》的作者班昭是“三从四德”的竭力倡导者(林语堂:146)。可见,以男性为中心,女

属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

三、语言中性别歧视的消除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岁月里,男女两性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分享过这个世界,也 等地分享过语言世界。几乎在每一个文化中女性都受到男性的支配和约束,在语言中表现为对 歧视。语言的性别歧视因语种的不同而有差别。英语中对性别歧视研究得比较充分。在美国, 动主义者和教育出版部门几十年一直不断有消除性别歧视的方案提出,并逐步付诸实施。但是

微。这说明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只靠改变语言本身是不够的。

20世纪6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以来,为了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美国的一些报刊杂志出现 兼指男女两性的名词,如用chairperson代替chairman,用preistoric people代替prehistoric fireman改为firefighter,将stewardess改为flight attendant等。除了chairperson被广泛的 ,其它的均未见流行。

代英语中缺少一个男女兼指的单数人称代词,为了弥补这一“缺欠”而作的种种努力已延续了 ·43· 年。从18世纪中叶开始,语言研究者便感到有必要创造一个男女兼指的人称代词及其所有格 形式,据1884年8月7日出版的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所述,大约在1850年便出 格人称代词ne(主格),nis(所有格),nim(宾格),而后有人仿照his和her创造了hiser,但均为 来,因此自从1850年以来共出了新创的通格人称代词及其相关的语法形式有八十多个(秦秀 6)。虽然有的已经被辞典收录,但均未得到广泛推广使用。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建议改造一些带“女”字旁的“坏字眼”,但是并没有得到响

为从汉字的构造来看,汉字具有内部形式意义,而内部形式意义总是勾勒出汉语特征。例如:从

式而言,“菜刀”是切菜用的刀,“马路”是跑马的路。当然“菜刀”除了切菜外还有其它的用途, 并非一定要跑马。而“菜刀”、“马路”并不因此而更名。“女”字旁的“坏字眼”也是这样的。虽然

有对女性的歧视,但是大可不必另造新字来取代原字,因为汉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具有社会 ,如果人为地对原字加以改造,只会影响汉字的交际职能。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字 变,特别是在汉字规范化的过程中,“坏字眼”是能够逐渐趋向消亡的。但是这需要较长的时间

成,在短期内人为的改造是无济于事的。

之,语言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上存在着性别歧视,语言便有所反映。语言本身是 辜的。但是语言的使用者却可以按照其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赋予语言一定的语用色彩。如果 语言中抛弃对自己不利的词,可这些词的所指仍然存在,语言中也会有新词来表达这些意义, 也不能改变旧观念。因此社会问题应该主要靠社会手段解决,不能由语言手段代劳,若要消除 性别歧视现象,首先需要根除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语言的变革只能在社会的变革的基

能实现。

〔参 考 文 献〕 kay,S.L.& H.N.Hornberger.1996.Socia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M〕.Cambridge University s.dgill,P.1995.Socia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New Edition)〔M〕.The Penguin up.Student Bible,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1992.The Zondervan Corporation.堂,郝志乐.沈益洪译.中国人〔M〕.学林出版社,1994.成.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两面观〔J〕.外国语,1993(5).建.性别与语言〔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白.英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评介Grammar and Gender〔M〕.现代汉语.1996(2).·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话语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妇女一直处于被动和受支配的地位。与性别价值观念的 强化有很大关系的汉字,在教导女性服从性别制度、低视女性地位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主导与渗透作

用。汉代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煦的《释名》、魏晋成书的雅书、韵书都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许慎在其《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妇”字:“妇,服也。妇人伏于人者也。” [2 ]2 59

意思是妇女顺服、服

从、屈服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一种象征意义符号,每个文字的组成都有意

义,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字表达了人们对性别气质和性别关系的想象和定义。从“男、女、妇、嫁”等词源上看,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都隐含在其中了。“男”字是

由“田”和“力”组成,“力”指一种古代农具“耒”,“男”是指在田间耕作、使用农业器具的人。“女”字

是一个跪着的人,双手温顺地放在胸前,这意味着跪着并听话的人是“女人”,象征着妇女的从属地

位。通过进一步考察使用“女”字结构的其他文字的词源学含义,可以看到语言中所包含的性别不

平等以及父权结构的历史演变。女人一结婚必然走入夫家,所以“女”字加上一个“家”字便成为 “嫁”字。“嫁”字的原意是“回家”,女子出嫁意味着回家,即女性注定是丈夫家的人,她为夫家而生。

在早期中国社会,女孩出生后没有名字,统称为“氏”,她们像是暂时被寄养在娘家的人,她们的身份

和地位取决于夫家的身份和地位。女人婚后成为妻子或妇人,所以妇女的“妇”字便是由“女”字和

表示扫把的“彐”字组成,它代表着妇女的从属地位及必须做家务的事实,同时还代表了一种性别的

社会歧视 篇3

[关键词]法律身份;政治歧视;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1)04-0072-06

[收稿日期]2010-08-20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法律身份的公平研究”,项目编号:$2010104。

[作者简介]李寿荣,男,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法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廊坊065000)

在人权发展史上,政治权利是把人作为政治动物并区别于其他自然动物而提出的第一代人权,这验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要过政治生活的动物”的正确性。政治性是人本质的社会属性,没有政治生活的人就是丧失了社会人格和社会尊严的自然动物。政治权利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标识了不同国家国民的政治待遇和政权对人权的尊重程度,表现为一个国家社会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博弈。公权力和私权利这一对关系的矛盾处理只有在法律的规定下似乎更加合理也更具有普遍性和执行力。法律中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述是国家机关与社会公民在政治权力方面博弈的结果。当然,法律的优劣最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如何产生和如何运行,因而也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性质和民主程度有关。专制国家的法只是形式的法而不是实质的法,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相统一的法应该是在民主制度下产生的体现社会普遍意志的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利的法。因此,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来研究法律身份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影响是研究政治公平的出发点和基础。

一、法律身份的公平性取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文明程度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国家法律内容的正义程度如何直接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有关,制度越民主越文明,法律也会越正义越理性。一般来说,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政治制度与社会类型间并不绝对地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在很早以前的奴隶制社会也存在着今天一些民主国家不能与之相媲美的民主政治形式。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尽管是特定时期的昙花一现,但依然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政治佳话。

民主政治也许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比起专制政治有它的优越性,并且在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比民主政治更好更理性的政治形式。“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公正的制度安排,是通过其核心理念和原则体现出来的。一是人民主权思想;二是三权分立思想;三是代议制原则;四是普选制原则;五是多数裁定原则;民主政治还包括任期制、分权制、政治监督、法律监督、全民公决、弹劾和罢免等种种具体的实现形式。”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种所谓“多数决定少数”的理性逻辑之上,即多数人的正义观总比少数人的正义观更正义,多数人的智慧之和总能胜过少数人的智慧,多数人的合意总比少数人的专断更理性,多数人的利益总要优先受到保护等。这种民主原则是一种功利性原则,虽然不是绝对地正义,但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权宜之计。民主体现了政治公正与平等,决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列宁说:“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因此,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强调社会主义政治应该是民主政治、多数人的政治,由民主政治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也应该是民主的法律,是强调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

民主政治之所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并且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尽量消除法律身份对社会公平的冲击,是因为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政治人格的平等之上的,而强调政治人格的平等就必须反对法律身份的不平等。与传统的专制政治制度下法律极力维护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不同,民主的法律提倡人天然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任何人都具有平等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尽管享受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不一致。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并非具有平等的能力,也并不具有平等的条件,并不实际处于“无知之幕”中,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实差别非常清楚。但是如果因为上帝的不公平而继续延续甚至人为地扩大这种不公平,人也就和动物没多大的区别了。尽管弱者在自己的弱势方面达不到强者所具备的能力,但他们希望如果得不到特殊保障的话,法律至少给予自己平等竞争的机会,并通过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渴望法律至少将自己置于一个公平的环境中与他人赛跑,尽管这种机会并不一定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命运。对于强者,公平同样是他们所希望的,因为一个人的强势或弱势只是相对而已,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公平的规则在保护他人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最终保护了不同地位的所有的人,因而也就成了每个人所希望维系社会活动的较好的法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形式从根本上保障法律公平地分配政治权利,把法律身份理想化为一种职业的区分而不是成为不平等的被等级化了的身份标签。法律身份唯一合理的存在就是非等级性和非歧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制度设计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二、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及其表现

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指的是法律通过对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政治权利,从而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某些政治特权而排斥其他身份的人享有这些待遇或给特殊身份的人的政治权利多于或优于其他的人,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别法律对待以及对特殊政治主体的保护优于对其他主体的保护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别法律对待。从绝对意义上讲,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在实行法律政治歧视,因为法律规定始终把政权交给特定的强势阶级并严格禁止或限制其他阶级掌握政权或参政,而且这些权力的传递一般具有身份继承性。国家的阶级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注定不可能实现全民民主、全民掌权。但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是社会选民普选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世袭的,政权的行使具有代表性,即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即使是普选产生的个别人掌握政权,民主的政治也应该是向全民参政、议政和监督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被民主的形式所掩盖、否定而无法实现,也不应该剥夺少部分人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资格。

身份性政治歧视不仅在古代社会大量存在,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十分突出。李强教授用“政治分层”这一概念来阐述当时的身份性政治歧视现象。“政治分层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所谓政治分层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群体;而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等这些都是政治地位很低的群体。”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纯名誉性的政治地位式的身份差别有所减弱,但身份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代表总名额最高限度、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规定了不同的标准,这是典型的以地域为身份标签差别分配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定。其实,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上一级行政区划和下一级行政区划内的公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参与政治权利的资格不应该差别对待,公平的分配名额应该是按照一个代表代表多少人或多少人当中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名额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法律一方面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为一些特殊身份的主体开了不受刑法管辖之门,如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不适用于刑事管辖原则。而且,刑法中有因主体不同而对其权利进行特殊保护的“身份犯”。(在此“身份犯”不同于刑法中的特殊主体的人犯罪,而是指为了特殊保护特殊身份主体的利益而对相同的犯罪行为进行不同量刑的犯罪)当然,刑法中的绝大多数“身份犯”是正义的差别对待,是为了限制特殊主体滥用权力而规定的,如对司法人员犯伪证罪、销毁证据罪的从重处罚。但是在刑法中却有因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对其法益的保护也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欺骗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共同点都是采用虚假的事实,但为什么同样采用虚假的形式行骗却会引起三种不同的法律处罚呢?一般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警察三种不同的身份在刑法中出现了不同的保护,很明显体现了法律身份的不平等性。法律中对政治性群体、权力性主体的特殊保护是政治制度不平等的体现,这种政治制度的不正义必然以强制的形式体现在法律中,并借助于通过政治权力的手段赋予标榜正义化身的法律来维护和“正当化”。用法律保护和强化政治身份,用法律垄断和强化政治权力,用法律扩大和强化政治人与非政治人的差别待遇,这不正是法律的政治歧视吗?这不正是政治歧视在法律中的体现吗?

身份的政治歧视不仅仅体现在稳定的法律中,在一些临时出台的规划、指令、政策、命令中更能体现区域性的、阶段性的、阶层性的、身份性的政治差别待遇,如不同地区地方权力的大小差别、不同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划内居民政治待遇的差别等。而且在我们国家,虽然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农村,但政策的倾向一直是向城市倾斜。这些地方性或行业性政策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但歧视性泛滥却比法律更突出。况且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范围广、势力大的国家,行政决策往往比法律更具有强制性和效率性,政策的出台也没有法律那样民主、规范,很可能是个别人或个别利益集团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需要而抹杀大部分人的政治权力。法律虽然也存在政治性歧视,但这种歧视仍然是在“光明正大”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歧视,我们可以根据法律的稳定性能够做到法律将对我如何的预期,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律对此身份的规定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只要身份相同的人法律也会一视同仁。但政策却不同,政策就像普罗米修斯的脸,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说变就变。况且在我国,政策缺乏统一性、延续性、稳定性,不同的领导上台有不同的政策,有时领导之间为了搞个人攻击而相互否定对方的政策,政策的不稳定性给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法律和类法律的政治性差别对待如果缺乏合理性,这对和谐、公平、民主、秩序、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们一定要采取措施阻止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继续蔓延,改进法律制度,把每一个公民都当做平等的政治公民来对待。

三、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视影响了社会公平

许多学者注意到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中的重要地位。如黄秀华老师强调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实现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并提出“政治公平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调节器”;“政治公平是社会稳定的价值轴心”。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首先,法律关于身份性的政治歧视剥夺了特定身份主体的政治权利。罪犯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主体,他们的政治权利有些被法律明文地剥夺了,如剥夺政治权利本身即是一项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刑罚;有些被特殊的服刑环境而现实地剥夺了。在现实中,服刑人员既不能亲自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也没有代表他们表达自己政治愿望的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既是作为没有政治权利资格的人而被政治权利所遗忘的人,又是作为政治的敌人而要受到政治管制的人。罪犯也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其政治权利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比如说选举权、言论权等,尽管有些政治权利由于现实原因而不可能行使,但不应该对他们的资格进行剥夺,名义上的政治权利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最起码这种保留说明了我们的法律是对任何人平等的法律,是保障人权的法律而不是剥夺人权的法律。其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是社会歧视的根源。为什么社会对一个罪犯投以异样的眼光,为什么有些罪犯服满刑后走向社会很难找到工作,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身份的歧视性标签已经烙印在社会人们的心里,人们像法律一样对他们冷漠、无情和歧视。政治身份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志,政治身份越高其社会身份也就越高,反之则社会身份就越低。因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身份主体被社会已经世俗化地降格为权利缺失、劣迹斑斑的人,当然也就无法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再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视也使受歧视者在以后的生活中难以公平地得到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有些政治歧视不仅仅代表了过去,还为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有些以档案记录的形式跟随着受害者一辈子,在许多场合可能会旧账重翻,比如说社会保障方面就会把有过政治劣迹或违法记录的人予以排斥和拒绝,甚至连银行贷款、商品交易、接受教育等方面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

四、剔除法律身份,消除政治歧视,实现政治平等,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政治化、法律化、世俗化的身份歧视给

社会造成的不公,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来消解甚至根除法律身份所带来的政治不公呢?笔者提出了下列解决问题的思路以供参考。

(一)构建权利本位的法,以权利限制权力

一部法是良法或是恶法,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以保障社会权利为主还是以保障国家权力为主,前者称之为权利本位的法,后者称之为权力本位或义务本位的法。法律语境下的不同身份主体对政治资源的特殊占有和对政治权利的特殊享受是政治权力特殊化、特权化甚至扭曲化的表现。这种政治不公平更多的原因是以政治资源特殊存在为前提的。“政治资源是指国民运用合法政治权力所能获取和享用的政治待遇和政治机会,是政治权力的实施所取得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源的使用首先要服务于人们对自身福利的获取、处置、追索和保护的全过程,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保障条件。”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社会是一个由一个个个体所组成的具体的实体性存在。国家存在必须以个体性存在为前提并且以个体性存在为目的因个体性存在而有意义。“虽说任何人都无一例外地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但‘集体’只是一个中介,其存在应以组成它的‘个人’为核心和目的并为个人提供坚实的力量来更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人权。”作为保障个体权利的法律当然应该以社会权利为主,而法律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应该建立在“为权利服务”的宗旨之上并且应当受到社会权利的问责和限制,否则,一切将是本末倒置。以权利限制权力,具体可以表述为以权利限制对抗权力、以私权限制对抗公权、以社会权限制对抗国家权等。

(二)规范国家权力,强化权力责任,转变权力的身份意识,削弱政治身份在法律中的特殊性

政治身份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享有者一定的政治和非政治特权,它可以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行使其他社会主体所不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一定是天赋权利但更甚于“天赋权利”,不一定是理性使然但以“理性”的形式道貌岸然地表现出来。因此,政治权力以“合法”的外衣进行“非法”侵害的事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权威者甚至家长式的形式任意发号施令或强制侵权的事件在现实中屡屡发生。我们在此不必追问赋予这种身份和权力的法律是否理性、民主,即使是最民主最正义的法律所赋予特定身份主体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应有效的约束和限制,都会出现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现象。因此,要使权力不会发生法律之外的异化,就得使法律在赋予权力主体以权力的同时规定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强化权力者的责任意识,在观念上削弱其身份意识的特殊性和优越感而增强身份主体的一般性和服务意识。这样,不仅限制了权力的滥用,而且也使社会其他主体具有和权力主体平等的意识,不再畏惧权力或权力主体,最终使全社会普遍认为,权力主体或国家机关不过是像超市里的服务员一样是社会顾客的服务者,他们身上不具有对顾客更多要求的权利而是承担着对顾客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对权力主体而言,要充当好服务员的角色,他们当然要增强服务意识和责任义务观念,降低对自己特殊身份优越感的认同。甚至认为自己不过是充当社会公众的仆人而已。例如,我们该如何看待公务员这一特殊的身份,是从权力的掌控者还是从社会服务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不仅是一个权利义务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主体意识和社会观念的问题。“公务员”这样的称谓我们应当从职业的角度去定位而不应从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公务员是一种职业,一种拿着公共资源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从理论上讲是人民所信赖的被人民推上岗位为人民谋福利或实行社会管理的职业,他们拿着稳定的高出一般人水准的薪酬,过着比一般人富裕的生活,理应履行比一般人更多的义务,遵守比一般人更高的职业要求。他们不必贪,因为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也不该贪,因为他们是国家和人民所信任的人,而且手中掌握的是社会的公共资源而不是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资源。当然,现在事实上所看到的是贪污横行、腐败丛生,其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其不必贪和不该贪都是软弱的说教。制度性法律性的约束才是真正做到不能贪的关键。健全的法律制度会使你想贪但没有路径、渠道、办法,只能是望贪而兴叹,徒劳而无功。因此,就如以制度赋予特权一样也需要以制度设置特殊义务、特殊责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规范权力、根除腐败的关键。

传统权力身份的优越性意识增强了权力主体的特权专横,拉开或拉大了权力主体与普通公众身份差别的距离,导致了社会歧视的社会化和身份矛盾的尖锐化,从而践踏了社会公平,损害了社会和谐。当官者不仅在权力、经济、地位等方面具有特权,而且就连日常生活、走路、服饰、日常用品、婚姻选择等方面与普通百姓都有严格的区别,普通人见了当官的要回避或跪拜,士农工商等级森严、身份有别,更甚的是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影响还会在子孙后辈身上遗传。今天,我们倡导人权、倡导人人平等,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全社会有一个人格平等的共识并付诸于消除歧视、消除身份差别的社会行动,这其中需要国家政治的导向作用和权力主体的带头作用。

(三)从理性差别出发,确立合理的法律身份

“身份”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在无歧视的语境下使用,譬如,当说到一个人有几种身份,如社会身份、家庭身份、职业身份等时并不包含歧视或不平等的意思,而是指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或职业中所承担的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时的“身份”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人所具有的多重角色间相混淆而有必要进行的角色区分。在现行法律中,也确实存在着规定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等有关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身份法。身份法是进行子女抚养、监护、父母赡养、遗产继承、承担特定基于身份关系的法律义务和享有法律权利的必要的法律规定,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在于非歧视性。而且,社会的分工只能使一个人担任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的社会角色,每种社会角色也只能由能够胜任它的部分人担任,政治权利的分配也不例外。“每种政治体系都必定通过某种方式选用人员在政治结构中担任各种角色。当专门的社会角色出现后,即使在爱斯基摩人村落那种仅有祭司和首领角色的非常简单的结构中,也必定会有某种方式来选择特殊的人担任这类职务,并要求他们按照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概括地讲,不管法律中有没有身份规定,不管法律中有多少身份规定,也不管以后法律对身份如何规定,法律身份的存在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这种合理性具体表述为平等性、非歧视性、对所有人的有利性。合理的身份必须是平等地对所有人开发,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和选择的机会。就如权力是对所有人平等地开放,即录用程序的公平,但最终只能由一部分人所拥有一样,这种只能由一部分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的录用前提是公平的。因为这种身份具有平等性和开放性,所以也就具有了非歧视性。法律对特定的主体赋予更多

的权利或规定更多的义务是为了公平而不是为了歧视,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对个别人的利益,因而这种身份也就具有了公平性和合理性。

平等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正义的。让弱势群体享有更大的生存或生活保障权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平的最高境界就是整体的公平感、正义感和安全感,一个人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就如人人都有走向死亡的一天一样,每个人都有可能因遭遇疾病、车祸等天灾或人祸而由强者转变为弱者,每个人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就如个人在整体面前非常渺小一样。但自然是自为的而社会是人为的,社会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保护每一个人而最终保护所有的人。如果在任何人遭遇灾难时能得到集体的、大多数人的帮助,每个人对未来都会充满希望,对他人心存感激,对国家抱有信心。因此,对弱势群体的特权就是对每个人的特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就是对每个人的关爱,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对待也是对每一个人的特殊对待,这是社会的最大平等也是最大公平。

就如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是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一样,对特殊人的特殊义务也应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如官员的责任、军人的责任等。他们背负了一般人所不背负的责任,这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的失职或犯罪将会使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遭遇灾难和痛苦。公务员收入公开甚至家庭成员也要晒账本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惯例,但在我国依然是社会要求、民众呼吁但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推辞甚至以“特殊国情”作辩解。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责,这种职责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表现,你能做甚至只有你才有这样的特权做,这是你的权利;你必须做,并且严格按照规定做而不能懈怠或渎职,否则就会追究其责任,这是你的义务,这种特有的权利和特有的义务不是不公平的,而是出于职业的特殊性而设置的合理要求。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去从事某一职业,但如果你选择了上岗你也就选择了服从这种职业所规定的特殊义务。

总之,我们过多地在其它领域内大谈特谈公平、正义,但对这些问题的根即政治制度的公平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政治权利是政治动物的第一权利,正如生存权利是自然动物的天赋权利一样。社会歧视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公,而政治不公的根源是等级性的身份制度,法律以制度化的形式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式的政治不公是社会不公的祸根,因此,我们要消除歧视性法律身份,倡导政治民主、政治公平,从源头上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霍秀媚:《制度公正与民主政治》,《撂求》,2003年第2期。

[3][苏]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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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秀华:《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实现过程中的地住和作用》,《理论探讨》,2008年第2期。

[6]何深思:《论我国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合理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7]韩经超:《国家政治公正视角下的人权发展》,《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8][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社会歧视 篇4

一、当前女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就业成功率较低。

目前, 我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大, 根据统计, 高等学校中女生占的比例达到44%, 但是, 厦门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女生与男生在相同的就业条件下, 女生的就业机会却只有男生的八成。除此之外, 很多用人单位还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 他们用很多理由来“敷衍”女性的应聘要求, 比如他们认为女生的用工成本比男性高, 因此拒绝录用。

(二) 就业质量水平不高,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目前很多用人单位过度的夸大女性在就业中的负面效应, 而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生强势”现象在我国高校越来越明显, 比如在学生干部的工作中, 女生比男生表现的更为突出, 而用人单位的传统思维让他们严重忽视了女大学生在工作中的诸多优势, 给女大学生的工资也明显低于男生, 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 女大学生由于就业歧视, 所获得职业往往与心中期望的偏差很大, 从而使她们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 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终导致女大学生整体就业质量水平不高现象的发生。

二、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原因分析

(一) 企业方面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企业过度的追求利润最大化, 对于他们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企业也应该考虑社会效益以及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由于男性与女性生理有着显著的差异, 比如女性在产假期会带薪休假, 女性的退休时间比男性要早等问题。因此, 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 招聘女大学生对于企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 因而相对于男性, 他们更不愿招收女大学生。

(二) 社会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 虽然现在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传统的封建思想却没有摒除, 例如一些“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传统文化观念在如今一些用人单位依然存在, 他们过度的夸大女性在工作中的缺陷与不足。对于女大学生来说, 社会一些用人单位对她们社会角色的错误的定位对她们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落后的社会思想观念抬高了女大学生就业的“门槛”, 这种人为的“就业壁垒”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 女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原因。

首先, 随着社会的不断革新, 一些用人单位更加注重毕业生的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一些女大学生在足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次, 一些女大学生就业观念陈旧, 缺乏自我认识。“高不成, 低不就”的现象在女大学生中非常普遍, 做事情眼高手低, 在没有进行全面自我认识的情况下, “这山望着那山高”, 择业期望又比较高, 导致自身在就业中缺乏竞争力。

三、对于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 端正择业态度, 摒除心理障碍。

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 女大学生要端正择业态度, 摒除心理障碍。首先, 女大学生要全面地认识自己, 在学习中重视知识技能的培养, 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业时不能眼高手低, 心浮气躁, 要摆正就业心态, 合理的制定择业期望值, 秉持实事求是的就业观。其次, 女大学生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克服自卑心理。我们要知道, “自我歧视”比“就业歧视”更可怕, 因此, 女大学生要做到自信、自立、自强, 在遇到挫折时越挫越勇, 不断地调整并鼓励自己, 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 企业要提高社会责任感。

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企业不应该只是为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努力, 也应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努力。这种对社会的责任与态度, 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 从而起构建和谐社会。这对于企业来说, 无疑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要做到这一点, 企业在招聘时, 对女大学生, 不能有性别歧视, 不能人为地抬高女大学生的就业“门槛”, 应把握好公平、公正、公开的招聘原则, 为女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

(三) 健全与法规体系就业服务体系。

作为政府, 要切实解决好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问题。首先, 要健全法规体系, 通过法律的手段切实保护女性的劳动权益。政府可以制定并完善一些与招聘、社会保险等就业相关的法规政策, 当女大学生在权益受到侵犯时, 她们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 要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为女大学生的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例如, 政府要鼓励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及时的发布招聘信息。高校方面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 并组织相关的指导老师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要想得到最终解决, 需要女大学生、企业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行。现在, 女大学生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因此, 消除女大学生的就业歧视,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廓.关注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兴办中国特色和谐教育[J].教育探索, 2005 (12) .[1]黄廓.关注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兴办中国特色和谐教育[J].教育探索, 2005 (12) .

[2]李文喜.李光红.关于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5 (2) .[2]李文喜.李光红.关于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5 (2) .

[3]关勇.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 2006 (9) .[3]关勇.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 2006 (9) .

浅谈怎样避免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篇5

浅谈怎样避免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网友Sinosaint(中国圣人)昨天给我发邮件,说他们的英语外教最近在课堂上,批评中国媒体上的英语文章,有sexism和agism倾向。这两个单词,他似懂非懂,乍一看还以为是说这些文章中有色情内容,需要扫黄,后来一查词典,才知道它们的含义原来是“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Sinosaint网友问我,这位外教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她有什么根据呢? 其实中国媒体上的英语文章,绝对没有sexism和agism倾向,这些文章的作者,除非是吃饱了撑的,否则不可能去冒犯妇女和老人。那么这位外教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我看主要是因为文章作者在选择单词时,忽略了读者的性别、年龄因素。比如在西方,女权主义者很反感chairman(主席)这个单词,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只有男人才能坐头把交椅,因此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英语中又增加了chairwoman和chairpeson这两个单词,以避免性别歧视。又比如aged(年老的),在西方人的.理解中,也是一个消极、负面的单词,许多老年人不喜欢它,因而西方媒体通常用senior来代替它。 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尤其是类似chairman/chairwomen这样的例子,在英语中是很多的,我不可能一一说到,下面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请读者看一看,并能够举一反三: 用chairperson代替chairman(主席) 用human beings代替mankind(人类) 用work-hour代替man-hour(工时) 用senior代替aged(年老的) 用older代替senile(衰老的) 用weak代替feeble(虚弱的) 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又在网上找了一个例句,其中有四个单词,最好用括号中的另外四个单词代替,以避免sexism倾向。 Solvent abuse is not a crime but if a policeman (police officer) finds a young man (person) under 17 sniffing solvents, he (the officer) should take him (the person) to a secure place such as the police station, home or hospital. 滥用溶剂并不属于犯罪,但如果一个警察发现一个17岁以下的年轻人正在吸食溶剂,这个警察应当把这个年轻人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例如警察局、家里或者医院。 作者:张宏(info@italian.org.cn)

 

民企税收存在歧视 篇6

民企税负偏重

目前,对中小企业的税负是重是轻,看法不一,但如果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比较而言,中小企业的税负普遍偏重,安体富认为具体表现在增值税的税率偏高。现行增值税制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中小企业大都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其征收率偏高,工业企业为6%,商业企业为4%,这一税负远远高于一般纳税人。以商业企业为例,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定为4%,而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通常都不超过2%,据调查,甘肃为2.1%,黑龙江为1.1%,广东为1.2%,广西为1.7%,北京为1.3%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也偏高。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33%,另外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分别按27%和18%的优惠税率征收。虽然这两档优惠税率不是针对中小企业制定的,但多数中小企业适用这两档低税率。尽管如此,这一优惠税率仍然过高。因为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优惠待遇多,而中小企业优惠少。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为12%左右,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5%左右,其中,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则相对较高;由于中小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少和经济效益低,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更显得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重。对民企存过多政策歧视和限制

在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中存在着一些妨碍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

安体富认为: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帐簿或帐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帐簿,不管财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同时《企业所得税核定管理办法》制定的“应税所得率”,工业、商业为7%~20%,建筑安装为10%~20%,这明显偏高,不符合中小企业利润率低的实际,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税,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到他们的发展

安体富曾经提出过,我国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方面存在税收优惠政策过少、费用列支过严、折旧年限规定过死等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近日安又重提这一问题,他说:国内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过少,而针对外企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办”的优惠,即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征收。而内资企业只对设在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定地区的企业规定可享受15%、24%的优惠税率,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享受不到这一优惠。

费用列支过严。外资企业对工资支出、利息支出、广告费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许多支出项目,基本上都可以在税前按实列支,而内资企业不能享受这一优惠。如工资支出,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人月均800元),这严重脱离实际工资水平,尤其对沿海和经济发达省市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利,加重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有些经批准实行工效挂钩的大型企业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享受不到这些优惠,造成税收负担更显不公。

折旧年限规定过死。外资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内资企业则规定过死,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负荷运转,磨损很快,需要更新,由于费用列支不予照顾,加重了税收负担,优惠手段单一不利于刺激投资。

由于我国有关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仅仅局限于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两种方式,与发达国家的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优惠手段相比,显得政策手段非常单一。安体富认为,这将对中小企业发展带来许多不利。

西汉“性别歧视”对比 篇7

关键词:汉语,西班牙语,词序,代词,语言的发展趋势,阴阳性,“性别歧视”

一、引言

言语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行为, 有同性言语交际和异性言语交际, 言语地位本应该是平等的, 可是古今中外对女性的歧视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长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无疑会影响到人类最伟大, 最强有力的精神财富——语言, 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都有性别歧视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 语言描写现实并赋予现实意义, 语言帮助人类构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对事物的看法。语言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 但是在研究中发现语言不但偏宠男性, 而且赋予男性比女性更大的权利。

二、从词的构成及词序的角度来看

㈠女性语言的依赖性

语言以男性语言为规范, 把男性语言作为标准和主体, 女性语言依赖男性语言。这种依赖性一是表现在男性名词是无标记的, 而女性则用添加粘着词素来构成。二是男性名词为中性词, 如要表示女性, 就在前面加上“女”字。同样, 在汉语中, 人们习惯于称呼男性医生、校长为“医生”、“校长”, 如果是医生、校长为女性, 则要成为“女医生”、“女校长”。另外, 在亲属称谓中, 男称多是直接采用基本称谓, 女称则要以男称为宗, 另补缀“女”字, 如“外甥”与“外甥女”。还有用男称兼指男女称谓, 如“儿孙”本指儿子和孙子, 但一般泛指后代, 即指儿女和孙子女等。一般统称长辈为“父辈”而不说“母辈”, 统称长辈和平辈为“父老兄弟”而不说“母老姐妹”。

西班牙语词的构成:西班牙语以男性为规范, 把男性的语言作为标准和主体, 而女性语言只是一种变体, 标志。阴性名词的构成是基于阳性名词变化的, 如:指人或动物的普通名词, 以-o, -e结尾时, 将-o, -e改为-a, 即为阴性, sobrino/sobrina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 abuelo/abuela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 , sastre/sastra (男裁缝/女裁缝) , cliente/clienta (男顾客/女顾客) , 以辅音-d, -l, -n, -r, -s, -z结尾时, 在词尾上加-a, 即为阴性, colegial/colegiala (男学生/女学生) , rapaz/rapaza (雄猛禽/雌猛禽) 等等。不以派生 (词缀) 而形成的复合名词, 通常保持阳性名词的性。如果两个名词合二为一, 多为阳性。如果复合词中没有名词的成分, 新词的词性多为阳性, 如:名词+名词carro y coche=el carrocoche (破车) , punta y pié=el puntapié (脚踢) ;动词+动词gana y pierde=el ganapierde (盈亏) , corre, ve y dile=el correveidile (搬弄是非的人) ;动词+形容词engaña y bobos=el engañabobos (骗子) 。

㈡两性语序

从男女两性的词汇排列顺序上也能看出性别歧视现象, 男女两性的语序大都遵循男先女后的原则。如汉语中有“男女”、“夫妻”、“子女”、“公婆”、“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 人们甚至对动物两性的语序也多是“雄先雌后”, 如“鸳鸯”、“凤凰”等。基本上男性名词总是在女性名词的前面。西班牙语中多个名词同时出现时, 若是男性和女性同时出现, 其出现的前后顺序也反映出了对女性的歧视。例如:padre e hijo, hija y madr等同一性别的名词同时出现时的顺序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若两性同时出现时, 按文化习俗, 就必须是先男后女。如:hombre y mujer, padre y madre, hermano y hermana女性永远都是次于男性, 要跟在男性之后。我们很少听到madre y padre这样的提法。

三、从代词的角度看

“他”、“她”作为两性第三人称代词, 所遭遇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同, “她”的适用范围很小, 就是“她”自己, 而“他”的使用范围就要大得多, 除表示“他”自己之外, 在泛指时, 也使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他”。对于不明性别或没有必要指出性别的两个及以上的人, 汉语同样是用具有男性特征的第三人称复数来指称。“她们”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女性, 而“他们”不仅指两个及以上的男性, 还包括女性。也就是说, 在一群人中只要有一个男性, “她们”便不再适用, 就必须用具有男性特征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们”。这一点在西语中同样适用, 在一群人之中只要有一个男性, 就必须用具有男性特征的代词“ellos”西班牙语中表阳性名词可以兼指两性, 涵盖的范围很广, 这就是泛阳性化的名词。但阴性名词却没有这一功能。它只能用来表示女性。比如西班牙语中的hombre (男人) 一词可泛指所有人, 包括mujer (女人) 。当hombre用来做称呼时, 不仅指男人, 而且还可以称呼女人 (马联昌, 1999) 。一些复数名词, 如nosotros/nosotras (我们) , 前者是阳性, 只需其中一人是男性就行;后者是阴性, 所有成员必须均为女性。

四、从语言的发展趋势来看

男性名词多向褒义方向发展, 而女性名词多向贬义方向发展。其贬义为“情妇”、“二奶”, “小秘”, “鸨母”等。女性名词和对应的男性名词往往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内涵意义, 再如, “先生”没有任何贬义, 而“小姐”则有“妓女”的贬义。同样, “单身汉”没有贬义, 而“老处女”则有怜悯色彩。汉语中我们说“快乐的单身汉”, 说到“老处女”, 则有嫁不出去, 怪僻、不正常的意思。

阴性名词向“贬化”方向发展, 而阳性名词向“褒化”方向发展, 使得阳性名词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阴性名词具有消极意义:

(1) 相同的成分来修饰男女两性, 修饰阳性名词表示积极意义、修饰阴性名词表消极意义。例如:hombre de calle/mujer de calle, 前者表示“市民、公民”, 而后者表示“在街上拉客的妓女”;hombre pú

blico/mujer pública, 前者表示“社会贤达、政治家”, 而后者表示“妓女”, 等等。

(2) 同一个名词因阴阳性的不同, 意义背道而驰, 阳性名词是褒义或中性词、阴性名词则是贬义词。例如:fulano/fulana, 前者阳性名词表示“某人”, 而后者阴性名词表示“妓女”, cortesano/cortesana, 前者阳性名词表示“朝臣”, 而后者阴性名词表示“高等妓女”, 等等。

五、从历史影响看

我们从最常见的“妻”与“妇”说起, 《说文解字注》这样解释这两个字的本义:“妻, 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又, 又, 持事, 妻职也。”“妇, 服也。从女持帚, 洒扫也。”许慎明白地告诉人们, 妻子的职责是持事, 即操持家务;妇人要屈从于丈夫, 并要为家中其他人服务。这两个字的本义形象地描述出中国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低微地位, 她们不过是劳动的工具而已。再来看看表示婚姻的女部字。姻, 《说文》:“女之所因。”“因”字的本义是“依靠、凭借”, “姻”反映出古代妇女对丈夫的依赖性。

在历史上, 西班牙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低下, 一般来说她们只是充当家庭妇女, 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也就有了ama de casa (家庭主妇) 一词。表示“上帝”、“天主”、“救世主”的Dios, el Se or, el Padre, Padre Eterno, el Salvador等词无一不是阳性的 (马联昌, 1999) 。

六、结语

根据布拉格学派提出的标记理论 (markednesstheory) , 语言使用往往存在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对立。比如, hombre是一个无标记单位, 既指“男人”, 也可作“人类”讲, 从而也包括了女人。mujer (女人) 则是有标记单位。汉语中的“仆人”, 既可指男仆, 也可指女仆, 是无标记单位, 而“婢”只指女仆, 是有标记单位。无标记单位可包括有标记单位。有男性有女性的一个集合, 汉语中用“他们”, 西语中用ellos来指称, 而‘她们’和ellas只是指女性的集合。”“他们”可包含“她们”, ellos可包含ellas, 同样是标记现象的体现。如同上面的名词用法一样, 这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语言现象, 绝非语言“忽视女性的倾向”。西班牙语表示事物的名词属性是武断性的, 因为无法回答为什么办公桌是阳性而办公室是阴性?为什么黄金是阳性而白银是阴性?又为什么社会学主义是阳性而社会学是阴性?等问题。实际上西班牙语名词的性只是一种强加的标记, 并不指所表示的事物是否有性的区别。虽然这种标记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但却起着非常重要功能, 要求与名词连用的冠词和形容词保持

性的一致。如:

例1:un escritorio nuevo (阳性) 一张新办公桌

例2:una ofieina nueva (阴性) 一间新办公室

例3:el idoma español (阳性) 西班牙语

清楚地认识这一客观的、普遍的语言现象, 排除不必要的排斥心理, 有助于我们积极地学习西语。

参考文献

[1]陈新仁.语言的全民性不容置否——评《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两面观》[J].福建外语, 1995 (1一2)

[2]董燕生.现代西班牙语[M].第一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3]马联昌.西班牙语与西班牙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孟宪臣.现代西班牙语应用语法[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5]武泸信.西班牙语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语言特点探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 (2) .

就业面临的隐性歧视 篇8

女大学毕业生遭遇隐性歧视案例举要

杨某是杭州某高校新闻专业高才生, 学业优秀, 大学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 曾多次和男朋友一道参加面试, 结果男朋友面试成功了, 她却落选。她说:“我在学习期间几乎年年拿奖学金, 还曾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我男朋友并没有这么多含金量高的筹码, 可人家用人单位就喜欢男的。”

一些单位招聘女性好似选美, 完全不看是否有真才实学, 要求应聘者“身高170公分以上, 青春靓丽, 形象气质佳”等, 甚至提出五花八门的附加条件, 比如要求应聘者“有一定酒量”。对此, 杭州籍女大学生李某愤愤不平, 她学业成绩优秀, 学位证、英语和计算机等级证已经尽收囊中, 同学中有不少成绩不如她的男生早已找上工作, 她却在就业上不断碰壁。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一位老师说, 近年来遭遇隐性歧视的女大学生为数不少, 种种限制性要求成为挡在女大学生就业路上的一道门槛。例如:不少女生在面试时被问到一些特殊问题, 比如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和男朋友同居、几年内会不会结婚。这使她们无法了解自身未能顺利就业的原因, 认为实际能力有多强都没用, 因为是女性就低男人一等。

某用人单位负责人说:“公司核心层里, 男性经理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女的基本上是兵, 这可以说是跟各级政府机关保持一致了。”不少女生为了就业, 往往答应用人单位的苛刻条件, 结果是获得一份与初衷距离甚远的工作, 这就使她们很难认同自己的工作, 降低了工作热情, 限制了个人职能发展, 形成恶性循环。职业隔离又使女性在付出与男性相等、甚至更多努力后仍被排斥在一些主流职业之外, 降低了其成为社会精英的几率。

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隐性歧视问题多方入手

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隐性歧视问题,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尤其高校及教师应有所作为。

1、积极传播先进的性别文化

从我国社会现状来看, 迄今为止, 已婚女性依然是哺育后代乃至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高校应积极倡导尊重、关爱女性的价值观念, 发挥传播先进性别文化方面的作用, 切实从观念上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身心压力。为此, 要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树立女性就业创业典型, 改变人们对女性整体的社会成见, 增强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信心;还要宣传现有的与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的优惠政策, 鼓励女大学生在遭遇性别歧视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在教育教学改革中落实“因性施教”

社会公众对高校的认可度, 直接关系到女毕业生的就业。任何一所高校提升社会认可度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但是理应在教育教学改革中落实“因性施教”, 这与“因材施教”原则是一致的。应根据社会需求和女性生理、心理特点设置专业, 帮助女生做好学业、职业生涯规划, 从女生的入学教育开始, 根据其性格、爱好和特长, 对其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进行设计指导, 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把女性求知技巧、职业发展观、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大学生活全过程。总之要让女生就有足够信心赢在起跑线上, 根治依赖男人、依赖家庭的通病, 保持独立自主的心态和不断向上的愿望, 从而在就业时突破自身条件限制。

3、完善服务体系以降低女生就业成本

大学生就业成本包括:学生的求职成本, 学校的就业服务成本, 单位的招聘成本, 政府的政策成本。如将就业过程看作交易过程, 各类成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关系。研究表明, 学校就业服务如能提高层次, 可以使每名毕业生都能节省一定量的就业成本。因此, 高校要加强与企事业单位乃至社会各界的协作, 广开渠道, 有效整合就业信息资源, 积极牵线搭桥。应不断完善集教育、管理、指导和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女生就业服务指导体系, 建立女生求职信息库, 并协同用人单位定期安排“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收集适合女生的岗位信息, 促进供求匹配。例如软件测试是一份要求细致与耐心的“精细活儿”, 而女性相比男性更具优势, 可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为女大学生造福。此外, 高校还要积极开展创业教育, 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 同时依靠专业资源优势为女生提供项目引导、技能培训、专业指导和法律帮助。

4、帮助女生提高综合素质

女性特殊的生理状况, 比如体力弱, 某些工作无力从事或效率不如男性, 妨碍其职业的多样性选择。而且女性存在结婚、生育、哺乳、家庭责任等现实问题, 造成职业生涯的频繁中断和总的工作时间较男性短, 部分女生也由此产生了畏难心理, 怕竞争, 怕承担风险。尽管有的女生出于自强心理愿意奋斗, 但内心深处依然会不由自主听从来自社会的某种声音的暗示, 依附心理乃至对于“现实功利”和“物质享受”的追求会油然而生。此外, 部分女大学生就业时一再受到打击, 难免会自暴自弃。高校职能部门、院系及辅导员、专业导师, 都应积极发挥作用, 教育女大学生努力转变依赖男人、依赖家庭、依赖社会的“三依赖”思想观念。要使女生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 恒心、耐力、韧性一般都比男性要强。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发挥长处, 学会有效整合优势, 使个人综合素质超越性别。事实上, 有不少优秀女性不仅找得到理想的工作, 还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高校和教师应帮助女生加强自身修养, 提高综合素质, 以增强其就业创业能力。首先要帮助她们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 弥补自己的缺陷。这种充实包括知识, 也包括对社会的了解和学习, 在择业过程中找准定位, 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使女生有良好心态, 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认真等优势, 有从基层做起的勇气和心理准备, 以知识实力和工作能力实现职业发展。其次要帮助她们确立目标和进取心, 自强不息, 敢于迎接挑战。再次是帮助她们拓宽就业视角, 选择适合的工作岗位。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管理趋势, 是从硬管理到软管理, 而女性的性别意识契合这一点, 如能凭借素质优势, 完成从自我认知到社会认同的转变, 在领导和管理领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管理领域的主流。有的受查女生也认为:“女性未来就业方向将在精算师、保险经纪人、律师、公关经理、设计师、职业美容师、职业化妆师、心理咨询师及职业生涯规划师等方面发展。”可见, 女大学生可以选择不存在性别歧视的职业。

性别歧视的效率分析 篇9

一、性别歧视现状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数据显示, 2004年我国总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1.52%和48.48%, 在就业比率上, 女性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重占总就业人数的38.1%, 低于男性就业率, 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全部就业人员中, 男性比重仍高于女性。200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 男性就业人员达41, 510万人, 所占比重为55.2%;女性就业人员达33, 690万人, 所占比重为44.8%;男性就业比重比女性高10.4个百分点。从1998年到2002年, 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数量增长了两倍, 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38.31%增加到43.95%。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2个定点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 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

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在经济领域就业层次在1990~2000年间有所提高, 职业结构趋于合理。但女性在就业率上有所降低, 男女员工收入差距正逐步扩大。据统计, 10年间, 女性员工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入7, 409.7元, 男女员工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从收入分布看, 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 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在美国, 高报酬职业, 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中, 妇女从业比例分别为8.5%、26.4%和29.5%;而低报酬职业, 如照顾小孩、秘书、护士助理中, 妇女的从业比例却分别高达97.1%、98.6%和88.4%。从整体上看, 全日制女员工每周的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75%。

二、性别歧视的效率

在完全市场情况下, 任何劳动效率都能在人力市场中得到正确的反映, 这个信号就是劳动者的收入。对于女性的歧视历来已久, 在劳动力市场上反映的一般是女性的边际产出, 这个产出是女性在参加一个岗位时, 通过其对企业的边际产出来体现的。通常要衡量一个劳动者的边际是将该劳动者看作该企业要招的最后一个工人, 考虑该工人最后加入给企业的产出就是该员工的边际产出, 哪怕该工人是第一个或者不是最后一个加入该企业的同一岗位, 也要以此来衡量。一个企业在长期的情况下只能根据最后边际产出来给工人工资, 工人总体产出多于劳动者报酬的部分可以融入到企业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出。如此, 企业对女性同企业对男性一样没有任何歧视, 因为市场在长期是能够以价格的形式反映经济的。唯独对女性的歧视是来自社会将女性对社会的贡献所需要的成本转移到企业上造成的。女性对社会的效率是其为社会生产了下一代, 给予了下一代更多的爱和社会的稳定。一旦女性拒绝生育, 那么社会就没有再创造的基础, 人口将面临严重人口老龄化, 社会将崩溃……。女性还对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女性给予孩子爱的分量往往能从孩子是否能遵纪守法、社会公平和良好的国民素质上得到体现, 类似地区间更主要的体现是犯罪率的高低。缺乏家庭温暖 (尤其是缺乏母爱的家庭) 相对更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社道德水平的下降。

以上分析可以将女性的效率归纳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企业的效率;另一部分是对社会的效率。对企业的效率主要是女性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多少, 对社会的效率主要就是女性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当一个有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爱的时候, 通常其对工作的热情有所下降。女性对企业的效率只能从女性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值来衡量, 也就是以最后一个在该企业就职的女性为前提, 以其对企业总体产出的增量作为效率的标准。女性对企业的效率是工作的效率, 由此女性的工作收入总体上是基于其对企业的贡献。而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歧视要求男性和女性间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均等, 这通常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相同工资水平下就业市场需要更多的男性工人和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人。女性为孩子的生产而要求企业对女性进行额外支付也很难成为现实。尽管企业从长期看, 女性对下一代哺育和生产而获取了收益 (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力) , 但女性对孩子的哺育和生产更多的是社会性的, 而企业是市场性的行为。要求他人对某个妇女的生育进行成本支付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向受益者收取成本的代价非常高, 这个受益边界和获益多少也很模糊。如果市场不能从效率出发, 那么市场机制将被扭曲, 企业将成为福利机构, 最终失去效率。

在没有女性给社会下一代更多母爱的情况下, 社会将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女性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她们为社会创造了下一代并给予了下一代母爱, 她们对社会的长期进行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贡献。传统家庭中有更多的女性为家庭营造了舒适的家庭环境, 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生长, 还有利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最主要的体现是离婚率, 传统社会离婚率普遍低于现代社会,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对社会的贡献下降了而对企业的贡献增加了, 也就是女性的就业率上升了, 她们将原本对于孩子和丈夫的爱转移到了企业的效率上。

所谓的性别歧视其实并非是一种歧视现象, 就业歧视也不应反映在女性就业率和女性工作收入上。因为对性别歧视的主体———企业是经济人, 而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企业不论对女性还是男性的效率评价是公平的, 因为只有企业效率才能对女性基于其对企业的效率作出科学的衡量。唯一视作性别歧视的原因是这种看似对女性不公平待遇的现象实际上是公平的。不公平的是社会将这些女性对社会的贡献所需成本转移到了企业。只有企业才会对员工发工资, 而且很多女性职工的收入来源基本是靠企业, 而非社会福利。企业和员工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向每一个女性支付其对社会贡献的全部报酬。虽然在西方国家有这种对母亲的福利, 但从西方国家要求企业对女性工作保留的法律上看, 西方国家也没有完全对女性的社会贡献进行全部的支付, 而是相对宽裕地支付。这种将女性对社会的成本转移到女性对企业的成本上的传统思维直接导致了性别歧视心理和概念的产生。多数人将女性工资收入相对低和就业率相对低归咎于企业, 而非社会缺乏对女性的价值评价。客观地说, 企业对女性职工是公平的, 不仅因为人们找不出一个女性工资和就业率都普遍低的原因, 还因为企业是追求效率的经济人而非公共福利机构。法律要求对女性工资收入以及特殊权益保护只能导致女性就业率更低。法律对女性的保护是让那些相对缺乏效率但在没有法律保护前的女性职工失去工作。因为法律使得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 而女性边际产出没有增加, 这样在新的边际产出以下的女性员工都要失去岗位, 而这些员工中有更多的母亲。正所谓越保护越糟糕, 越消除性别歧视则性别歧视越严重。

三、减少性别歧视的建议

要从根本上减少性别歧视, 最好的做法不是想办法努力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率, 而是应该改变传统的性别歧视概念。要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那么只能增加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正确见解应该是:女性获取了企业对女性效率支付的那一部分收入少于其实际的边际产出。真正对性别歧视不负责的是社会而非企业, 因为没有女性向社会收取成本, 而仅有的是部分发达国家对女性生育的补贴。女性也不可能向社会收取成本, 一方面是女性向社会收取成本所需要的成本太大以至于没有办法向社会收取成本;另一方面是社会是一个机会主义群体, 受益的社会群体不会向那些母亲支付任何成本。所以, 只有政府才能减轻性别歧视, 给予那些母亲一些公正。政府的资助可以减轻女性就业压力和女性对社会的更大贡献, 更重要的是, 社会对那些母亲的资助会减轻女性就业上的性别歧视。

减少性别歧视还需要一个合理的性别歧视评价。女性是否遭受了性别歧视应该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从女性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企业待遇为标准出发。劳动力市场从长期上能反映出一个劳动力具有多高的生产边际, 但从短期上不能得到完全的反映。同样, 对女性的就业也应该区分女性的工作效率高低, 根据女性和男性的效率差异给予报酬。只有女性的效率工资被长期地低估而又因为其他因素 (如合同、培训费用等) 不得不在该企业贱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才能看作是受到了歧视。

要减轻性别歧视还需要社会减少对女性贡献所需要成本的转移。女性对企业和社会都有显著的贡献, 能够获取企业的工资报酬, 但很少获取社会的报酬, 而且企业还承受着所谓消除性别歧视的责任, 给予女性相对更高的福利来消除所谓的性别歧视。这样做只能导致女性被更多地歧视而非消除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工资被迫提高了, 那么企业不得不减少对女性的雇佣, 而那些继续留在岗位的女性员工获取了相对更高的报酬, 失去工作岗位的女性失去的更多。这种消除性别歧视的做法是以那些失去岗位女性的就业为代价提高一部分留在企业的女性的福利。

社会应加大对女性社会贡献的支付。女性为社会的贡献不能得到支付会降低女性的价值。一个需要更多收入来维持家庭的母亲也许会因为收入的低下而去承担更加繁重的工作或地下工作。社会没有承担对女性的义务会导致女性对社会效率的低下, 这样的表现是女性向社会提供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增加。只有实际反映了总体女性的贡献并给予适当的支付时, 女性才能在社会贡献和企业效率上总体不受歧视。因为女性的全部效率都得到了体现, 而不是只获得了企业的报酬而非全部贡献的回报。

参考文献

[1]许姗姗.妇女就业性别歧视与公共政策研究.重庆师范大学, 2005.4.

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篇10

一、我国目前女性就业歧视现状

女性就业歧视, 是指由于性别差异, 在女性求职、就业过程中, 用人单位区别对待, 给予不公平待遇的现象, 例如刻意提高女性录用条件, 许诺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低于同岗位男性, 或很少给予女性培训和晋升机会等, 这种就业待遇的差异与职业性质无关、也不是考量个人能力差别的结果。

目前女性就业歧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招聘单位不招收女性求职者。部分招聘单位在招聘时时拒用女性, 有的单位甚至直白的表明只招用男性的态度;部分用人单位即便没有提及对性别的要求, 也会在即将录用阶段以牵强的理由拒绝女性求职者。二是部分用人单位虽然招用女性, 但对女性求职者提出了苛刻的条件。用人单位不只对女性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有要求, 也会对女性求职者的外貌提出很高的要求。三是女性求职者很难找到相对满意的工作。遇到过多的加班以及繁重的工作压力, 女性求职者迫于无奈, 只好转向其他专业岗位。

二、我国女性不平等就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 就业公平相关法律不健全

就业平等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立法对劳动者就业表明了公正公平的立场, 《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都对平等就业和反就业歧视进行了法律限定, 但对这些条文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 现阶段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立法还不健全。

1. 只有空泛的法律条文, 缺少具体实施细则。

表面看来, 《宪法》和《劳动法》规范了男女平等就业问题, 也对反就业歧视做出了规范。但这些针对男女就业平等的条文只局限在大方向上, 没有具体细则作为实施指引, 这样原本目的在于保障妇女权益的条文成为一种摆设, 没有充分发挥保障作用。

2. 法律法规本身存在性别歧视的倾向。

我国法定企业男职工退休年龄60周岁, 而女工人年满50周岁, 女干部年满55周岁。不同性别不同退休年龄的做法在立法之初是出于保护女性的目的, 但在实施过程中, 造成女性在退休时就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同性别退休年龄不同的规定也造成了女性就业歧视。此外《劳动法》的部分条文已经不适用于我国目前的就业情况, 其中对女性劳动范围的限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就业歧视。

(二) 雇主歧视现象严重

女性就业歧视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雇主的歧视。首先, 雇主过于看重人力资本投资, 进而造成职业性别歧视。历史和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比男性享受了较少的受教育机会, 给雇主造成了女性文化知识和技能含量少于男性的偏见, 形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其次, 雇主愿意对男性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 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扩大, 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女性职工由于产假等原因造成生产技能的生疏, 返岗培训会加重企业成本负担, 也致使雇主产生招聘时的性别歧视。

(三) 传统观念的原因

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纲常礼教”的影响下深入人心, 使女性在社会中形成了卑微的印象, 不少能力好, 综合素质高的女性往往得不到提升和青睐。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男主外, 女主内”社会家庭分工观念, 除了每天上班工作之外, 妇女还得负责家庭的家务工作, 这种工作模式同样影响了女性的职业选择, 也加重了企业招聘时对性别选择的顾虑。

三、消除歧视、实现女性平等就业权的途径

(一) 通过法律手段消除就业歧视

建立专门的反就业歧视单行法是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有效手段, 其优点体现在从根本上弥补反歧视立法的缺失。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现实情况不一致使反歧视问题变得复杂多样, 各地有各地的反就业歧视政策, 实现全国反就业歧视的统一存在一定难度。而全国统一的反就业歧视单行法的制定, 需要对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梳理, 并进行充分的立法调研和论证, 这就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单行法难以出台。这种情况下, 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修订和完善现有反就业歧视法律法规。

1. 拓宽《劳动法》关于就业歧视的考量范畴。

《劳动法》目前规定的“民族、种族、性别、宗教”四种歧视类型过于狭隘, 应将身份、身体素质、年龄等因素归入是否构成就业歧视的考量范畴, 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考量范畴做扩张补充解释。

2.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与《劳动法》相比, 《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在反就业歧视问题上更细致具体, 但实际的实施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此类法律的完善可以采用列举式方法, 扩充禁止性歧视的类别, 并做相关的补充规定。细化法律法规中的救济措施, 针对政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单位等不同主体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全方位的完善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

(二) 提升女性的自身素质

首先要增强女性心理素质, 女性清醒客观的给自己定位, 建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态度, 要勇于正视自我, 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是女性获得公平就业机会的关键。其次要增强女性文化水平。要抓好女性的教育工作, 提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运用法律保障女性享受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做好女性的终生教育工作, 完善女性的入职再培训体系, 不断提升女性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三) 政府和社会要为女性就业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首先, 增强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男女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一直倡导的观念, 男女平等观念的真正落实需要积极的宣传。对妇女歧视和偏见的彻底消除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对待两性平等的性别文化, 政府必须积极倡导, 引领公民树立文明、平等、公正的性别观念, 营造利于女性就业和发展的健康风气。其次, 政府可以构建女性生育费用社会补偿机制, 用以弥补女性产假为用人单位带来的“性别成本”。政府给予因招用女性求职者而造成附加成本的企业适量的财政补贴, 或给其适当的优惠政策, 可以提高企业招聘女性的积极性, 进而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最后, 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女性就业创造更多的优质岗位。第三产业具有很好的为女性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 而我国当前的第三产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 政府要大力开发金融、商业、旅游、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 拓宽女性就业渠道, 为女性营造多方位的就业机会。

摘要:目前的就业市场上, 性别歧视问题普遍存在, 我国现阶段就业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公平、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不平等以及不明朗的职业生涯发展前景等方面。其原因是就业公平相关法律不健全、雇主歧视现象严重、传统观念影响。解决女性就业歧视问题, 我国应从立法和政策入手, 通过法律手段消除就业歧视, 提升女性的自身素质, 政府和社会为女性就业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切实保护女性就业的公平性。

关键词:女性就业,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冬.论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及法律对策[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王江.论妇女的就业平等权[J].法制与经济, 2006 (3)

[3]王平.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163-164

[4]林艳艳.从性别角度解析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7 (3) :35-36

消除鸭绒“肤色”歧视 篇11

羽绒行业专家解释,白鸭绒和灰鸭绒的功能性是一样的,二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颜色。很多人在情感上认为洁白颜色更纯净,因而产生品质更好的错觉。事实上,国家纺织品服装服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检测机构发布过很多关于两种材质的对比检测分析,结果全都显示相同克数、相同档次的白鸭绒和灰鸭绒,保暖性能、抗茵性能、蓬松度、舒适性、清洁度等十多项指标全都处于近似值,只要工艺上制作得当,二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颜色不同带来的不是品质上的差异,而主要是使用方面的区别。通常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羽绒服和羽绒被,凡是深色面料的大都以灰鸭绒填充,浅色面料的则多用白鸭绒填充,这一点也仅仅是为了配色美观,在同等含绒量和充绒量的前提下,二者的蓬松度和舒适性是完全相同的。

近些年来本土大多数羽绒服面料、内胆面料的企业都推出了密度更好、层数多而不显厚重的内胆布,对羽绒服面料的透光性也进行了革新,基本上可以避免透色、钻绒等问题,白鸭绒和灰鸭绒已经实现同等使用。

关于鸭绒的“白灰之争”,很多专业人士倍感无奈地表示,希望消费者不要再对鸭绒存在这种“肤色”歧视。鸭绒是鸭子用来保暖的羽毛,你能说白鸭子比黑鸭子更耐寒吗?

价格歧视经济现象的分析 篇12

价格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 通常指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不同的接受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 在接受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 就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 对若干买主实行不同的售价, 则构成价格歧视行为。

价格歧视是一种重要的垄断定价行为, 是垄断企业通过差别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定价策略。肯德基的夏日酷饮系列饮料有句广告语:第二杯半价。肯德基一杯爱尔兰雪顶咖啡买9块钱, 但是第二杯的价格就是4块五。理解价格歧视概念的时候, 我们必须抓住它的关键点———产品必须是同一产品。产品不同, 价格不同, 则不属于价格歧视。同样的一杯爱尔兰雪顶咖啡, 肯德基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是9块和4块5, 这就是价格歧视。

二、厂商实行价格歧视的条件

1. 对市场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 可以控制商品价格。

垄断力越强, 对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容易被替代, 一旦被替代, 厂商也就失去了对价格的控制性。

2.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弹性。

弹性越小的商品越能够实行价格歧视, 因为弹性小的商品跟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 不管厂商如何定价, 我们都得买, 就比如水。

3. 限制消费者之间的套利行为。

就是厂商可以成功的分离开市场, 使那些以较低价买入的消费者不能再以更较高价卖给愿意支付高价的消费者。如果套利者存在的话, 价格歧视策略就失效了。

三、价格歧视的形式

1. 一级价格歧视

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厂商就同一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制定不同的销售价格, 就好像厂商提前知道每一个消费者对商品所能支付的最大货币量, 并以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最大预期决定商品价格, 其价格恰好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价格, 从而获得每个消费者的全部消费剩余, 赚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实行一级价格歧视要求比较苛刻, 现实中完全价格歧视的例子很少, 至多只有近似的情况。

2. 二级价格歧视

厂商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量或“区段”索取不同价格。实行二级价格歧视厂商的利润会增加, 消费者部分消费剩余被垄断厂商占有。现实生活中, 二级价格歧视比较普遍, 公共事业部门等一些容易度量和记录的消费行为的厂商普遍采用这种形式的价格歧视。比如, 电力、水利公司根据消费者使用量实行的分段定价, 电信公司根据消费者通话或上网时长实行的区别价格, 快餐行业的套餐服务, 商家的“买二送一”活动。

3. 三级价格歧视

厂商对同一商品, 对不同的消费者或在不同的市场上, 依据需求弹性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对需求弹性大的消费者或市场收取较低的价格, 对需求弹性小的消费者或市场收取较高的价格。通过这种方法, 厂商从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者或市场那里获取更多的消费剩余。三级价格歧视是最普遍的价格歧视形式。比如, 同一商品网上价格要比实体店的价格要低, 同一旅游产品黄金周价格比非黄金周的价格要高。

那么价格歧视究竟可以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行价格歧视是不是可以实现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满足?

四、价格歧视的现实意义

1. 从厂商角度来说, 达到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实行价格歧视的前提之一在于厂商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垄断性, 因为产品很难被替代, 所以, 厂商如何定价自己说了算。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或者是对产品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 所以, 厂商可以根据消费者特点区别定价。

2.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 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也是价格歧视的受益者。

均衡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而在垄断市场上, 价格是由少数的垄断厂商所决定的。消费者更多的是价格的接受者。就拿肯德基饮料来说, 一杯饮料普遍的价格是九块钱, 消费者也普遍接受这个价格。但是厂商为了薄利多销提高利润, 转而实行第二杯半价的促销活动。消费者实际上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了同质的产品。

3. 从营销策略上讲, 价格歧视也是一种良好的促销手段。

之所以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价格是因为消费者群体不同。通过这种方式, 厂商可以很好的对不同消费市场进行划分, 从而针对不同的消费市场制动不同的消费策略。

4. 从资源调配角度来说, 价格歧视发挥了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

依据市场分割理论, 优化配置资源, 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 获取最佳效益。比如, 对一些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基础资源, 如天然气、水、电等, 国家利用对这些资源供给的垄断地位, 对资源的消费者区别对待, 实行同物不同价, 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总之, 通过价格歧视, 厂商获得了消费者的部分或全部消费剩余, 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价格歧视作为具有一定市场力量竞争策略, 可能损害同一商品厂商正常竞争, 也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损害,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机制。

然而, 我们不能对价格歧视唯恐避之不及, 将其单纯理解为一种贬义的歧视性行为。价格歧视同时满足了更多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在一定意义上做到双赢。价格歧视对于市场来说它是一种积极的措施, 可以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 实现行业优良发展。当然, 实施价格歧视, 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正确进行, 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

摘要: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现象——同种商品, 价格不同, 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为价格歧视。我们都知道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在垄断市场上厂商的定价策略就是差别定价, 也就是所称的价格歧视。

关键词:价格歧视,消费剩余,利润

参考文献

[1]童雪琴, 黄云云.价格歧视的特殊案例分析[J].时代经贸, 2007 (S5) .

[2]邱文华.论“价格歧视”的依据与意义[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7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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