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机分析

台海危机分析（精选4篇）

台海危机分析 篇1

刘连昆是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分的间谍，曾在解放军总后 勤部军械部任军械部部长。九九年，刘连昆少将和邵正宗大校被解放 军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处决那一案件引起中南 海的震动，也严重破坏了 台湾渗透中国 军方的力量。刘连昆这样一位堂堂的解放军少将，又怎 么成为台湾间谍？他到底为台湾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最后又是因为 什么原因被中Gong抓获？

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七年之久，是台湾国防部军事 情报局改制以来最重要的策反工作，代号「少康专案」。国安局长丁 渝洲曾形容少康专案是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从一九九二年正式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至一九九九年被北京当 局逮捕、处死，七 年期间提供无数重要情报给台湾，被认为是中 共 建 政五十年来最严重 的间谍案。

据美国《世界日报》(6.26)报导，江 泽 民的亲信、解放军总装备 部部长曹刚川的周边人士，数年前也曾被刘连昆渗透策反。香港媒体报导称，刘连昆军中人脉很广，在八○年代大陆武器发展和售卖的黄 金时期，刘连昆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居功不少。刘连昆与这批少壮军人，包括贺平（邓 小平女婿）、粟戎 生、贺 鹏飞及曹刚 川均有交情。

间谍这最古老的行业，随冷战结束似乎没落了，但在两岸，因意 识形态对立增强，反更形活络。前军情局长殷宗文在八 九 民 运后强化 「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活动，更催化了刘连昆事件。

事件的高潮是九六年叁月台湾总统大选时的军事演习。根据刘连 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 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四十亿人民币以上，约合台币近二百亿元，规模惊人。

但在演习前，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 烈关切，及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 共高层因此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叁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 老神在在」，顺利完成选举。

至于台湾如何和刘连昆搭上线，主要和中 共大校邵正宗有关。

少康专案殷宗文亲自主控邵正宗和刘连昆同在总后勤部军械部任 职，刘是军械部部长，邵则是职级较低的大校处长。根据邵正宗被捕 后向中 共 国安部人员透露，他是一九九一年正式加入军情局的工作，被台湾方面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运作下，中 共 军方层级极 高的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才愿意加入台湾军情局的工作。

台湾方面成立的「少康专案」，则以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为 首要目标，并决定由前军情局局长殷宗文亲自主控这条「大线」。九 二年十一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第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升一级，以少将身分前往大陆，亲自争取刘连昆为台湾工作。

台湾代表在当时担任「少康专案」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 人）安排下，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此时，安排会面的邵正宗正 式告知刘，台湾代表抵达的消息。刘人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行事机警的他，改搭火车南下，花了一天半时间，才住进

见面礼两万美金的红包

紧张的时刻来临，如何确定这场高层谍报会不是陷阱。台湾方面 先由「越界交通」与刘共进早餐，探个口风。王姓少将则单独前往双 方预定会面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则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中 共人员跟监。

进入这座位于广州郊区的公园后，双方人马保持可见的距离，然 后利用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 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刘开始有点紧张，会后双方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刘连昆当 场还点了一瓶茅台酒，双方闲话家常，完全看不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间谍会。

在这场间谍会中，台湾告知了刘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待遇比照国军少将编阶，月薪是每月叁千五百美金(以九二年币值计约新台币九万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四十万元，多 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为表示对这次会面 的重视，台湾方面拿出两万美金红包，做为见面礼。

9X年我们台湾关系很紧张，军委已下命令攻打台湾外岛了。后来又没打。。只射了3颗导弹飞过台湾上空。为什么不打了就是应为J。。具体我不敢说，总知就因为这个！大家想想这个罪有多重！

当时台海局势紧张的气氛，局外人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当时在海峡前线演习指挥部（实际也是准备攻台的司令部）几位少壮派军官听说北京把撤消一级战备状态，并下令不准对通过台湾海峡的美军航母开火后把帽子一扔，不顾军令返京力谏，立下了“打不下台湾就提头来见”的军令状，但此时中央的态度已经很坚决。几位军官在力谏无效的情况下泪流满面，一位甚至说出了“让美国军舰过海峡简直就国耻”的话后拨枪准备死谏，幸好他的同僚手快将枪抢了下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J造成的啊，他把我军进攻的时间表和布属情况和东风导弹布属基地。在广州都卖给了美国人，美国政府得到这一绝密重要情报后。给我外交部门势加压力，我国未于回应，但美国人派特使向我国家领导人拿出了这一文件你想想当时有多气愤！这么大个间谍就在我军内部，太可怕了！J的父亲是我国建国元老之一，J又是他唯一的独子。J提出要见1号首长，1号首长知道得罪不起这个元老。更何况“大家长”已病危，有可能J的父亲会找到“大家长”，已死相求不杀独子J。1号首长就出国考察去了，但1号首长的秘书处和中央办公厅联名写了个“关于XXX同志问题的通报”发给各位.元老。那年中秋J的父亲借中秋赏月之名，想让老一辈.元老来他家共讨“迎救爱子”。薄一泊，叶XX，程XX，这些元老都在邀请之列，因为元老们都看过了通报都很气愤。没有一去的。J父亲知救爱子无望，在9X年圆旦之日，喝红酒服了100片安眠药自杀。

台海危机分析 篇2

一、中位选民理论简介

中位选民理论源于全体选民对公共物品的理性投票选择。如(图1)所示,X轴代表一经济体内公共物品的数量,Y轴代表选民的效用。社会中不同的选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数量各不相同。图中每一条曲线代表其中一个选民的效用,曲线的顶点代表该选民的效用达到最大。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选民,政府要平衡不同选民对于不同数量公共物品的需求,从而决定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公共物品。而由中位选民理论可知,位于中间位置的选民V4最终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参考点。在V4这一点,政府把整体选民的效用损失降低到最小,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左右两端不同选民的利益,达到社会效用最大化,形成一种均衡的状态,而V4则代表着该经济体对于公共物品支出的最优偏好。

二、中位选民理论与两国间产业合作模型

(一)封闭经济体模型的构建

依据中位选民理论,视处于中间位置的投票人V4为整个社会效用的代表,整个国家选民的效用简化为中位选民V4的效用。同时,在中位选民理论原有的坐标意义基础上,对横纵坐标给予新的经济含义。其中:横轴代表一国的研发投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比值越高意味着该国的整体研发水平则越高,产品技术含量越高,经济更发达,其曲线就越靠右;反之,一国的整体研发水平越低,其曲线就越靠近原点,说明该国产品技术含量更低,经济较为落后。纵轴代表该国的资本和劳动比。一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越高,意味着该国的资本投入较多,而劳动力的投入相对较少,经济较为发达,曲线越高。依据中位选民理论,该国选民的效用水平也越高;反之,若一国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劳动力的投入相对较多,其曲线就较低,该国选民的总体效用水平也较低。

如(图2)曲线X所示,当该国的研发水平为R0时,曲线达到顶点T,意味着整体选民的效用达到最大化,从T点往左或往右都会产生整体选民效用的损失。

在T点左方,资本劳动比随着研发水平的增加而增高,这说明资本增加的速度快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资本要素在经济生产中较劳动力要素占有优势。根据斯托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市场中资本要素的价格上升,而劳动力要素价格下降。因此,社会中拥有资本的选民占有优势。同理,在T点右方,资本劳动比随着研发水平的增加而降低,说明资本增加的速度慢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劳动力要素在整个经济生产中较资本要素占有优势。市场中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将上升,而资本要素价格将下降。

(二)两国间产业合作模型

在两国的贸易和投资交往中,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应充分发挥自己相对占优的要素进行投资生产。(图2)的曲线A和B描述了结合中位选民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而发展出的两国间产业合作模型。

如(图2)A、B曲线所示,假设A、B为两个贸易往来国且研发水平差距较大。其中,B国研发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高于A国,此时B国的曲线位于A国的右侧,A、B两国的顶点分别对应RT1和RT2的研发水平。简单起见,假设两国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比值相等,即两国的曲线形状及顶点高度相同。

根据中位选民理论,A国的选民希望两国间的产业合作越靠近T1点越好,此时该国选民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同时,B国选民却希望两国间的产业合作达到T2点,从而实现本国选民效用最大化。在RT1点左侧,B国选民的效用为负值;在RT2点右侧,A国选民的效用为负值,因而两国产业合作范围要从RT1和RT2之间的区域中进行选择。模型中,A国右侧的曲线达到RC2点时与X轴相交,此时说明其资本劳动比为零,即A国选民在此点的效用为零。从RC2点往右,没有人愿意进行效用为负的产业合作,因此,|RC2 RT2|的区域为A国选民为了保证效用为正而拒绝与B国进行产业合作的拒绝域。相应地,|RT1 RC1|的区域为B国选民为了保证其效用为正而拒绝与A国进行产业合作的拒绝域。因此,A、B两国间产业合作的范围为|RC1 RC2|之间的区域。

A、B两国的曲线相交于E点。在|RC1 RE|的合作区域内,A国的曲线位于本国曲线的右侧,A国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丰饶;B国的曲线位于本国曲线的左侧,B国的资本要素相对充裕。两国发挥自己的充裕要素进行合作,从而实现共赢。在|RC1 RE|的区域中,A国曲线高于B国曲线。根据中位选民原理,A国拥有劳动力相对充裕的选民的效用要大于B国拥有资本相对充裕的选民的效用。因此,在两国的产业合作中,A国提供的劳动力较B国提供的资本更占优势,此时两国间合作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支柱;同理,在|RE RC2|的合作区域内,B国的曲线高于A国曲线,说明B国拥有资本的选民的效用大于A国的拥有劳动力选民的效用。因此,在两国的产业合作中,B国所提供的资本要素比A国所提供的劳动力要素更占优势,此时,两国间的合作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支柱。

如果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研发水平差距较小,则B国拒绝域的边界有可能在A国顶点T1的左侧,或A国拒绝域的边界在B国顶点T2的右侧,如(图2)曲线A’和B’所示。如果合作区域在|RC1’RT1’|范围内,两国均以资本要素丰饶为优势,而A’国的曲线高于B’国,则A’国的资本要素优势更为明显。此时,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合作中,B’国不会以自己的劣势与A国的优势竞争,即不会选择与比自身资本要素水平高的A’国合作,降低本国选民的效用,因此|RC1’RT1’|的区域为产业合作中B’国的拒绝域。同理,|RT1’RC2’|的区域则为A’国的拒绝域。因此,若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其产业合作的区域为|RT1’RT2’|的范围。

三、对台海两岸产业合作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的数据显示,2006年,大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109998亿元,就业人口76400万人。台湾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5700亿元(按2006年平均汇率换算),全省就业人口1052万人。通过计算,中国大陆的资本劳动比为14398,而台湾省的资本劳动比为54175。台湾省的资本劳动比值大约为大陆的3.76倍,即台湾省曲线的顶点应高于大陆的曲线顶点。

2005年,大陆科研经费投入950.4亿元,仅占GDP的0.5%,而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相关数据,台湾2005年科研经费投入为711.4亿元,占台湾总收入的比重为2.5%,约为大陆的5倍。台湾的科研水平远远高于大陆,在模型中呈现出大陆曲线在左,台湾曲线在右的模式,如(图2)的曲线A、B所示。

在模型中,除去两岸的拒绝域|RT1 RC1|和|RC2RT2|,大陆和台湾的理论合作区域为|RC1 RC2|。此范围位于大陆曲线的右侧,台湾曲线的左侧,说明在两岸产业合作中大陆倾向于提供劳动力要素,而台湾则倾向于提供资本要素。这同时也解释了长期来台湾企业在大陆投资活动十分活跃的部分原因,即台商运用其相对丰饶的资本要素,结合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进行以制造业加工为主体的产业合作。

同时,在|RC1 RE|的区域内,大陆曲线高于台湾曲线,依据两国间产业合作模型,两岸的产业合作中劳动力要素较资本要素更占优势,即大陆的劳动力受益较多,效用较高,而台湾资本受益相对较少,效用较低。由于台湾受益相对较少,因此在权衡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平衡时,台湾当局更倾向于牺牲这部分效用。反映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不满足于在本地向台资企业提供劳务,还希望到台湾去提供劳务。同时,由于产业合作中资本的比重有限,对于台资企业的资本优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出于保护台湾产业利益和防止内地劳动力大量涌入台湾对台湾劳动力造成冲击的目的,台湾当地政府以政治的手段阻碍两岸人员的自由往来,迟迟未实现“两岸三通”。因此,|RC1 RE|的区域成为两岸产业合作中新的拒绝域,是两岸产业合作中的效用损失。

相应地,在|RE RC2|区域,产业合作中资本要素所占的比重大于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对于台资企业有利。长期以来台商大量涌入大陆投资建厂,拓展集团化经营,已从之前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拓展到了山东、东北、华北,甚至西北等地区。虽然大陆在|RE RC2|区域内的产业合作中受益相对较小,但对于拥有如此庞大人口且经济正在腾飞起步阶段的内地来说,此种产业合作仍十分重要。同时,出于一定程度上政治因素的考虑,大陆也会支持两岸在此区域内的合作。

四、台海两岸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巩固并进一步加强“两岸三通”,扩大政策合作域

上文所述,|RC1 RE|区域是当前台湾方面为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大陆劳动力冲击的拒绝域。然而,在该区域内,虽然大陆获益相对较多,但两岸的产业合作效用均为正。日前,随着两岸间政治关系的融合和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两岸“三通”已初步形成。两岸应携手进一步巩固成果,打通|RC1 RE|的“人为”拒绝域,拓展双方合作领域,实现产业合作新的增长点。

(二)提高大陆研发水平,缩小两地研发差距

扩大两岸间的合作区域就要缩小拒绝域的范围,增加合作区域的范围,即使C1点向左移动或使C2点向右移动。显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方法是将台湾的曲线向左移动或将大陆的曲线向右移动。曲线向左移动意味着降低研发水平,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曲线向右移动,意味着要加大科研投资,提高整个社会的研发水平。如(图4)所示,假设大陆增加科研投入使曲线向右移动|RT1 RT2|的距离。相应地,大陆曲线拒绝域的临界点也由RC2移动到RC2*。此时,RC2*临界点位于RC2点的右侧,两地新的产业合作范围|RC1RC2*|要大于原有的合作范围|RC1 RC2|。因此,大陆应进一步加大对于科研经费的投入,缩小两地研发差距,扩大两岸间的产业合作范围。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大陆科研经费投入1020.3亿元,仅占GDP的0.48%,比2005年的0.51%略有下降,说明2006年大陆的曲线(ML)与2005年相比在水平方向上几乎没有移动,甚至还向左移动,这对于两岸间产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三)提高外资实际利用率,增加大陆曲线的高度

除了将大陆曲线向右移动外,还可以运用其高度的变化来对两岸间的产业合作进行调整。如(图4)所示,假设将大陆的曲线抬高,其顶点由原来的T1移动到现在的T1*,意味着在T1*点的资本劳动比率大于T1点的资本劳动比。此时大陆和台湾两地的产业合作拒绝域的临界点并没有变化,C1*和C1处在同一研发水平RC1处。但随着大陆曲线的增高,在同一研发水平下,两岸产业合作中大陆提供的劳动力要素所占的比重较以前有所上升,大陆选民的效用水平提高。

据统计,2007年,中国大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约为13.7万亿元,就业人口总数为7.76亿人,该年度资本劳动比为17684.5,高于2006年的14397.7。大陆曲线纵向变高使得大陆在两岸合作中较以前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因此,大陆应继续鼓励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流入,并提高外资的实际利用效率。同时,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也表示,鼓励中资企业投资台湾。因此,在未来两岸的产业合作中,大陆和台湾应建立共同的产业合作区,除相互投资外,吸引区域外经济体对该区域的投资,提高资本实际使用率,从而促进两岸曲线的同时增高,实现两岸共赢。

综上所述,随着两岸政治的融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台海两岸间的产业合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正在向着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在未来的几年中,极有可能出现大陆与台湾间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迅猛发展的局面,大陆和台湾都应把握此次机会,综合运用各种政策促进两岸的产业合作。

参考文献

[1] 宋世方.中位选民理论与贸易政策的形成[J].国际贸易问题,2004,8．

[2] Merrill, Samuel Ⅲ; Grofman, Bernard, A Unified Theory of Voting: Directional and proximity Spatial Mod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521662222．

乌克兰危机是对台海危机的测试？ 篇3

但可能是因为在“两会”期间，这位想用“枪长炮短”的稿子填补其他版面的记者不甘心，还接着问：为什么？我先用四个字做了简单回答：“核心利益。”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是“核心利益”；而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并不是“核心利益”。对于普京而言，振兴俄罗斯是他的“核心利益”；而对于奥巴马来说，用军事手段在乌克兰“打败”一次俄罗斯，并不是“核心利益”。现实其实就这么简单。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普京为了“核心利益”已经摆足了使用军事作为政策工具解决矛盾的态势，其西部军区、中央军区和南部军区的15万军队，已经对乌克兰形成了“中路进击、南北夹击”的攻势，而美国和北约的军队，对此却丝毫没有准备“决战乌克兰”的动作。

说到“中路进击、南北夹击”，就不能不说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的闪击进攻。简单说，当时德军从北、中、南三路进攻苏联，斯大林没有接受朱可夫将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先撤出基辅守住俄乌边境一线的建议，结果德军的中路突然南下，与南路的德军对乌克兰形成了“钳型”包围之势，不仅歼灭俘虏了60多万苏军，而且形成了从中间分隔、拦腰切断从莫斯科至图拉及乌拉尔的两条军工“产业带”之势。在战前的1941年，苏联在这两条“产业带”上已经建成超过德国航空、坦克产业产能50%的企业。这个教训，对于今天任何一个了解苏联卫国战争历史的政治家、军人和俄罗斯公民都是记忆犹新的。那么，对于当上总统后马上就打“第二次车臣战争”、第一次卸任总统时又打格鲁吉亚战争的普京来说，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并不能圆他“大俄罗斯梦”的背景下，还有什么比以军事手段为牵引干一件实现个人理想和维护俄罗斯“核心利益”相重叠的事儿政治收益更高呢？进一步直接说，1994年乌克兰独立时克里米亚俄语人口请求回归俄罗斯联邦，而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并没有接受，随后叶利钦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败走。那么，考虑到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地缘等因素，普京目前的做法，至少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政治收益与成本相抵在他的天平上是个正数。

说到这儿，那位记者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这次乌克兰危机可以说是一次对未来台海危机的测试吗？我说：两者相似的地方是都牵扯到美国。美国与乌克兰没有双边防御条约，但美国与台湾有35年前出台的《与台湾关系法》。而且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法理上说比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更名正言顺。其实，目前美国借助美日同盟重塑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恰恰也是基于将军事手段作为政策工具支撑《与台湾关系法》的一种现实性操作。在这个意义上看，台海危机一旦爆发，中美双方的回旋余地必然会比美俄双方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更小。因此，我们也不妨通过观察美俄在处理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双方出牌的微妙之处，进而了解实力有差距的大国在进行“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博弈时的“心态”。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中美关系 篇4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演变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共发生过五次大的军事危机，其中以金门战役为主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4年9月3日—1955年5月）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但影响到此后两岸关系和中国的统一，更是因为由于美国的插手而变得复杂和敏感。

一、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本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既定战略方针，致力于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任务。为此，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多次进行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和战斗。正当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力量，彻底解放台湾问题之际，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发表了《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宣布实施“台湾中立化”政策。美国政府的上述政策和举措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延缓台湾和暂停攻打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决策。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破坏和阻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中共于1950年春作出了在台海地区进行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的决策。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发动大规模炮击金门之战，当天连续发炮5000余发，蒋介石军队即以炮火回击，从9月6日起，出动空军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解放军炮兵在3月以后继续对金门进行连续狂击，举世瞩目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

二、美国政府在危机初期的反应

台海危机发生的头十天里，美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展开频繁的磋商，研讨应对之策，但意见颇为分歧。9月4日，在致国务院电中，他认为“金门事件是一个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态。如果金门丢失，不久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并可能严重危及包括澳大利亚、福摩萨、日本、新西兰、菲律宾和琉球在内的整个沿海地区。为此，他建议，“我们应帮助国民党守住金门。”杜勒斯的建议为艾森豪威尔所首肯和采纳。为了在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首先争取到了同样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英国的支持。接着在9月底，10月初，美英新西兰三国代表就提案有关事项进行了三次协商。期间，新西兰提出了修正案，英国为这一方案取名为“神喻行动”，以示机密。令人讽刺的是，蒋介石当时竟对美英新三国的“神喻行动”一无所知。后来，美国政府指派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国务院中国处处长马康卫赴台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神喻行动”。但是，在会谈中，蒋介石强烈反对“停火案”，认为“会对他的军队的士气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且乘机再次向美方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试图借停火案促使美国作出缔约的承诺。对此，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意缔约，但条约有适用范围，即该条约只能适用于福摩萨和澎湖列岛。”11月2日，美国方面的饶伯森、弗莱格、马康韦和台湾方面的叶公超、顾维钧等人在华盛顿开始就缔约举行正式会谈，最终于11月2日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三、中美在危机期间的较量

早在美国伙同英国策划新西兰在安理会提出海峡停火案和美台进行缔约谈判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解放浙江沿海大陈岛等敌占岛屿的作战准备。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湾外交大臣叶公超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政府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个条约是一个“侵略条约”。随后，浙东前线解放军海陆空部队密切配合，联合发动进攻，最终解放了一江山岛全岛。一江山岛之战揭开了大陈作战的序幕，也使第一次台海危机进入到更为激烈的新阶段。

面临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大陈岛的形势已岌岌可危。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是要磋商并决定对于大陈问题的对策。此时，台湾当局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一、美国为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提供海空掩护。二、差不多在大陈守军撤出的同时，由美国公开宣布支持防守金门和马祖。三、美国公开声明联合国秘书长马舍尔德访问北京设有访问北京没有取得结果。四、不再向安理会提出提出停火案，因为这可能产生许多误解，并鼓励那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经过双方的讨论，美方最后同意可以把防卫范围从金门扩大到马祖，但不作出公开声明。由于美国政府考虑到台海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共军队可能对沿海岛屿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甚至把攻势指向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担心在中共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政权也有可能发生动摇，台湾的局势将会出现动乱而不可收拾。这一切势必会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同时会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霸权地位。为了威胁中国不再采取大的行动，艾森豪威尔随要求国会给予他在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力。1956年1月25日和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

此外，美国为使蒋介石撤离大陈岛，由杜勒斯于1955年1月24日将此事通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希望苏联劝说中国政府在蒋介石军队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以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既定的在台海避免与美军作战的方针，在获悉苏联转告的美国的意向后，乃决定对大陈地区的蒋介石军队撤守部队和美军不予攻击。2月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协助蒋介石军队从大陈岛撤退，解放军在这过程中未进行攻击。而恰在此时，美国政府对协防沿海岛屿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公开声明协防，但其政策在实际上已迈向为防卫金、马而不惜与中国开战之途，以军事手段甚至使用核武器协防这些岛屿，不论是在政府高层或在国会内外，也无论是在宣传领域还是在实战部门，都在进行着酝酿和准备。这次台海危机也随之达到了高潮。但美国政府新的政策的取向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交互的结果。其关键因素是美国决策层在大陈撤守后对台海局势认识和判断的失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即将调动军队发动对金门、马祖的进攻，目的不仅仅限于占领金、马等岛屿，甚至会对台澎进行攻击。美国原来以为，把大陈让给大陆方面后，台海局势也许会恢复平静，但很快他发现外岛的危局有增无减。到2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得出的认识是，在目前情况下，放弃金、马将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将在整个远东地区造成最为严重的影响。于是，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必将在台湾问题上开战，美台共同讨论的“罗切斯特”计划也似乎证实了中美必战的猜测。然而，实际上处于全剧战略部署考虑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并非想真的同中国打一场大战。实事上，他在尝试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动用核武器之说主要是想对中国进行威胁。因为他深知，在当时对中国打一场大战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而，当形势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在考虑选择另外一种出路。1955年4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高层军政官员会议，发表主张说：为了金门和马祖，同中国开战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会支持美国打这样的战争，美国国会的公众舆论将会严重分歧，并且将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认为“可取的办法”是说服蒋介石自动撤出金门和马祖，然后固守台澎，等待大陆内部的变化，并不断对中共施加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但是，美国政府在说服蒋介石接受其建议的过程中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因为蒋介石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总统特使雷德福和饶伯森：无论美国是否提供援助，他都会坚守金门和马祖。

其实，中国政府在解放大陈后已采取缓和台湾局势的步骤。1955年2月初，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努力。然而，抱有强烈反共立场和坚持遏制新中国政策的美国决策者们，并不理解，也不想考虑中国政府发出的上述信息。后来，随着台海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愈来愈认识到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台海危机，而且也是符合美国的全局利益的。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开幕。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杜勒斯获悉周恩来的声明后，在25日下午与艾森豪威尔商定后，美国对此作出了公开回应。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并未拒绝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的提议，表示“我们打算设法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万隆会议以后，经过不少国家在其中进行斡旋，美国政府于1955年7月13日，经由英国的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举行两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至此，台海地区的局势暂时得以缓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最后画上了句号。

四、几点思考

综观第一次台海危机，尽管它在国际关系史和大国关系研究中的地位难以提及，但它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蒋之间的矛盾。大陈战役以后，美国认为中国的行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这实际上是美国利用一些国家惧怕战争的心理，盗用联合国名义，妄图玩弄沿海岛屿停火的诡计，来掩饰自己的侵略行径，从而实现台湾国际化。杜勒斯曾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的努力，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但是，蒋介石的宿怨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而非分裂中国，出现一中一台的状况。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对未来中国的统一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认同思想则是盘踞宝岛的蒋先生一生所追求和遵守的人生价值。这也难怪毛泽东曾发出经人感叹：“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第二、由于台湾问题，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等盟国之间的矛盾也表面化。英国、加拿大曾表示对美国冒险作战毫无热忱。美国也曾表示不为沿海岛屿而战。但在蒋介石面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妥协地表示“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地位。”同时又向盟国表示没有成功的希望，坚持不同意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也不会轻易卷入远东的冲突。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陷入台湾问题而难以自拔。

第三、台海危机所暴露的美蒋矛盾，美国与盟国的分歧无疑对中国的决策是有利的，这是此次危机的一大成果。同时，对中国而言，“台海危机”也是一个契机，通过危机，中国领导人察觉到军事行动的局限性，认识到要粉碎美国对华的孤立与遏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采取更灵活的姿态与策略，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危机后作出的重大抉择，即适时地提出逐步、和平地解放台湾的构想。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失原则的灵活性和成熟性。

综观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两国的相互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决策灵活性程度上的增强，是对危机前后客观现实的变化不断进行观察、估计、判断的结果。尽管当时中美双方在各自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目标上有所松动，而且也没有在炮击金、马上形成系统的外岛政策，但却在恪守台湾问题的国际与国内原则的同时，寻找到了新的解决两岸关系的途径。如今，第一次台海危机已成为历史，东南沿海早已无战事，虽然笔者不能预言未来海峡两岸是否会再次出现军事危机，但海峡地区的和平曙光似乎变得越来越明亮，而祖国的统一仍需所有中国人民为之努力。“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王绳祖.国际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