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

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精选7篇）

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 篇1

唯物史观的当代走向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唯物史观就被不断地付诸社会实践,20世纪它被更加广泛的付诸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推进带来的变革面前,理论界掀起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热潮,并使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发展路径、理论视阈等方面呈现出新趋势.

作 者：王桂泉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沈阳,110004刊 名：党政干部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 FOR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年，卷(期)：“”(12)分类号：B03关键词：唯物史观 社会实践 当代形态 理论创新

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 篇2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理念, 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日益深入人心, 且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些价值理念。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 却日益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对抗局面, 这种现象促使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启蒙方案的合理性。自由与平等的这种对抗主要体现在:要么是自由, 要么是公平 (平等) ;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公平, 而公平意味着不自由, 二者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并存的。面对二者之间必选其一的两难境地, 出现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之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自由意味着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个体的权利无条件的承认,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自己的各种条件, 如天赋、财产和机遇等以便充分的发展自身、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 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 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1]但正是由于个体确实存在先天和后天条件的差异, 如果没有适当的外在的社会调节而任其发展, 其结果必然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也就必然是严重的不平等。“新左派”则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是承认个体体力、智力、出生、偶然的机遇等的绝对地位, 即把某种偶然的东西当作某种绝对平等的自然权利, 正是这些才成为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使人与人区分开来。自由主义的观点实际是把某些外在、偶然的自然因素当作人发展的绝对性基础, 忽略了社会应该具有的调节功能。“新左派”认为平等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因此应限制人的自由, 注重社会公平。由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坚持截然对立的立场, 立足于不可公度的异质性基本价值理念,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各自的学说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当代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论战就是这两种理念冲突的典型表现。

二

从我国来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实践要求和政治任务。而我们的发展范式却经历了一次转换, 那就是在分配领域实现了从“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到“效率优先, 注重公平”的转变。“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把效率放在首要的位置, 而公平则较少顾及, 只是在政治领域作为一个法律的、政治的理念而存在。效率的前提是自由, 如果没有个人的自由, 那么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则不可能有效率。而这个时期由于对效率的过度强调, 和对公平的相对忽视, 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等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 加剧了社会矛盾, 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配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主体性意识的弘扬及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对“公平”的诉求成为广大人民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们在分配领域进行一次发展范式的转换。十七大报告顺应人民的呼唤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 公平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自由、公平在我国不仅是分配领域中发生作用的一对范畴, 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目标。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重新清理和审视自由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呢?首先,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自由还是公平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只注重个人自由而不注重公平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将导致自由的丧失;我们也不能设想只有公平而无自由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将导致人的抽象同一性而使社会缺乏创造性, 从而使公平沦为一种廉价而无用的口号。但该怎样正确看待自由与公平的关系从而处理自由与公平的关系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无法做出一个简洁的结论, 而只能首先确立起一个合理的原则, 我们不能抽象的孤立的思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而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重新进行价值排序, 即“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选择”[2]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历史性存在的现实人出发, 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自由与公平进行排序, 对何者更为重要作合理的选择与评价。其实公平与自由这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征, 其‘主从’关系是‘历史’性的.”[3]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开现实的具体历史情境, 思辨的去考察自由与公平的关系, 只能认为二者是一种非此即彼, 既同等重要而又不可调和的关系。但只要我们结合现实的社会发展, 却是能够做到对它们进行合理考察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效益也即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是我们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个实际出发, 在价值理念列表中的选择, 即把自由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而把公平等其他价值理念放在次一级的位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整体上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后, 公平问题却显得日益突出, 因此注重公平便成为我们价值坐标上首要关注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如此思考自由与公平的关系, 我们就能恰当的把握我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的根据, 并能对自由与公平的关系作时代性的说明。

三

从“兼顾公平”到“注重公平”的转换,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真正从理论层面落实到现实层面的标志。“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作为人区别于他物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是一种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作为一种以实践方式存在的人, 他是理想性与现实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双重性的存在者。而这两个因素都不可或缺, 强求其中任何一个而忽视另外一个, 都会导致人性的扭曲, 使人自身的发展处于一种“单向度”的境况, 导致人的残缺不全。如过度强调人的理想性、主体性、目的性一维而忽视而的自然性、客观性方面, 社会的发展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为以人为本, 但由于对人的主体性不加限制, 结果往往容易造成狂热主义和个人崇拜主义, 导致社会灾难, 个体的自由在公共自由面前会消失殆尽。而如果只强调人的现实性、客观性方面而忽视主体性、超越性方面, 社会的发展就容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发展模式, 导致对人的主体性、目的性的漠视, 忽略人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及意义, 而且由于对人的现实性、客观性的过度强调, 容易把人当成一种可以随便调配的“人力资源”和一种在社会中生存的消极适应性的“动物”。人是双重性的存在, 只有恰当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二者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达到微妙的平衡, 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全面的人, 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是基于对人的历史性本性的尊重, 强调在发展的进程中, 要不断创造有利于使人得到完善和发展的各项制度和生存环境, 重视人的各项基本要求, 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创立良好的现代性文明体系。早在启蒙的现代性图景中, 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建立某种良好的社会制度, 在此基础上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社会消除了一切不平等和灾难, 人间的“理想国”将逐步建立起来。现代西方社会就是按照这种启蒙的理念构筑的, 尽管现实的发展和理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唯心主义的价值理想在现实中难免遭遇尴尬, 但自由和公平的理想一直是作为一种核心的价值在被追求着。

总之, 自由与平等并非抽象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也不是其中一个处于核心地位而另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关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仍然是我们现实、正确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1

[2][3]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31、132

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 篇3

每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之时，历史观的争执和历史观的重建就会成为重大理论命题浮现出来，其原因在于，重塑史观意味着争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权，意味着争夺合法性。中外历史中都不缺乏此种先例，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正统论”、西方传统上启蒙史观和基督教史观的斗争。

对中国而言，历史观尤其重要。因为严格而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却有着悠久的经史文化传统，经史不仅反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发挥着安顿人心的作用。每当经历巨大变动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的是要重新解释历史，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处何地，然后向何处去？比如说董仲舒以《春秋》来重新解释大一统，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史观，它告诉当时的民众，华夏文明从黄帝开始，浩荡三千年，并且把周围的异族都解释为三皇五帝的子孙，由此文化脉络得以确立。到了唐宋变革之际，宋儒面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建历史观问题。在中国，史观替代了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的任务。

今天，中国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未来的方向却并不明朗，左中右各派争论激烈，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近些年，重温传统成为一种趋势，在民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纷纷出现，“国学热”、“儒学热”渐入高潮；官方则试图以民族主义叙事、民族复兴叙事来统和社会思潮，也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资源。在此背景之下，《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2月刊，发表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为此，修远基金会组织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会议秉持立足今天、面向历史的思想立场，并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梳理160年的近代历史，以及其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借以确立新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这种梳理，不应以一种主义否定其他主义为前提，而应该以通三统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重新解释。立足今天，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思考新的历史观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21世纪的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讨论历史观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在今天，讨论历史观，应遵循两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一个是内外之变，一个是生产形态之变。

内外之变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意识，即由于“中国”空间性的扩展带来的对“华夏”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每当内外关系发生重大变迁，原有的政统合法性就需要重新叙述。比如说，周对商的取代带来的华夏地区的扩大导致“天下”观念的出现，导致三代传说的兴盛。而在西汉的经学中，要处理东西关系（崤山东西），要处理封建与郡县关系，涉及后来对南方的开发，还必须处理西南夷问题，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叙述历史，重新解释大一统。“正统论”、“华夷之辨”等经典命题都与内外之变密切相连。

生产形态之变，则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将人类带入现代世界之后凸显的问题意识。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观革命”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形态的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此，循环往复的王朝史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从晚清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学人们，从关注边疆史地、关注中西异同，到逐步意识到经济的巨大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讨论社会形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以经济为杠杆来理解社会变迁。当时的基本历史意识是，不管抱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应该认识到，生产形态的变化是引发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成为主流的分析方法。不同思潮的辩论实际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中轴来进行的。

历史观重建需要回应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回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结构则是一脉相承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在重建史观上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三种思潮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即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和消长。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观斗争：三种思潮的消长

自由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中国，从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其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新组织生产形态是有建设意义的。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长期没有意识到要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中国历史加以结合。这与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相关。启蒙时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是拒绝历史的，它以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为基本前提。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才逐渐引入历史、引入社会结构的观念，黑格尔更是以《历史哲学》为自由奠定历史基础。在自由主义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黑格尔以后的“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和警惕，因为自由主义一旦被历史化，也可能就会相对化，瓦解其自身的普世诉求。在中国，由于自由主义无法历史化，其影响更长期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范围内，无法动员民众，进而无法在内外关系与生产形态之间找到有效的勾连方法，无法以重组生产形态来重新塑造中国，为中国创造新的政治主体性。

文化保守主义认识到了政治统一性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密切关联，认识到历史传统与未来走向的复杂联系。梁启超等人从“革命”走向“保守”，不是因为落伍而是经过现实洗礼后的“政治成熟”，他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倡导，是为了消解革命派反满主义对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冲击。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也马上接受了康梁的观点，提出“五族共和”，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而“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普及则是在抗日战争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缺少清晰的政治经济指向，它常常是对传统的再追溯，但是这种追溯如果不能够转化为对社会现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将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以梁漱溟为例，其《东西文化及哲学》试图为全世界找到未来的方向，第一个阶段是西方道路，第二个阶段中国道路，第三个阶段是印度道路，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但是他的论述基本上是一种哲学解释，没有办法提供一套社会经济解释，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把对社会经济的理解通过政治进行重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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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给出了较为完整近代史观叙述的是马列主义。其标志是毛泽东于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有几个概念原本并不清晰，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人的发展而变得简化清晰--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毛泽东在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上，再加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滞后了就是右。

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任务：将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的变革勾连起来。首先，在这一中国化了的史观的指导下，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其次，这些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完成的，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相匹配，也与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相匹配。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形态：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为中心，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分配来重组社会。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会把它理解为中国传统专制的恢复，而如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会把它视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这种国家形态的内在运行逻辑：它不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是基于某种新型交换关系的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它在政治结构上是大一统的，它在经济上负有完成再分配的职能，但同时又要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中国化史观指导下建构的国家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三统的产物，因为它不仅把中国历史上的要素，也把西方历史中的一些要素都组织在了一起。

全球性变革与历史观危机

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不断削弱，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衰落与当代世界的复杂变迁密切相关。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新时代生产形态的解释力受到诸多限制。这反过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背景下。在中国，虽然为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的仍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198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开放转向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但是，初级阶段论的框架中，如何安置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面临着两大根本挑战：第一，社会主义能不能和非计划的、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相结合？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冲突。如果与市场的、私营的经济形态相兼容，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又在何处？第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共产主义？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难点，而且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财富的大量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但分配领域的不平衡也日益严重，直接拷问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层面，生产的全球分布使得依靠一个国家，或者依靠一个马克思期待的广泛联合的劳工阶层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越来越不可能，这使得社会主义在生产形态领域也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今天，全球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内外之变角度看，内与外，中国与外部，变得更加不确定。外部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华夏消融的蛮夷地区，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文明形态。尤其是在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成为主流。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何为中国”也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导致了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危机，进而影响着政治统一。从生产形态之变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生产形态的新变革正在改变以往的产业分布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则，进而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将重塑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证明，19世纪以来通过无数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即国家作为资本和劳动者仲裁者和中介者的三角结构正在瓦解，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能力，而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国家的资本化愈发严重。

目前，无论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难以回应当下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之变，因此，它们往往表现出批判性大于建构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条件下重塑史观

80年代以后，由科耶夫、福山等人主张的“历史终结论”，描绘了自由主义获得全面胜利的历史图景，自由主义通过消灭历史而成全自身，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末世论史观的世俗化，现实经验证明，它正面临着解释力破产的窘境。与之相反，一些原教旨主义则坚持循环论史观，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要解救现代性问题就必须找回古典心性和传统美德。这些观念也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对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理解能力，这些观念对“走向何处去”的回应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历史观的重塑绝非依靠某些人为“构想”就能完成，而是必须包含对变革的真实理解，依靠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的革新。

为了理解转型与变革，“通古今之变”往往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通古今之变”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理解变革的内在逻辑。比如说，以整个世界为尺度的“古今之变”，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震撼，使当时的思想者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过去和现在已经不是时间秩序的简单继承和流动，而是在某种程度的断裂中孕育出了新的未知因素。于是，马克思力图从经济发展的视角重新梳理人类的历史，并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深邃洞见；涂尔干则对复杂分工体系带来的社会变革存有希冀，意图发觉人类联合的新的可能性；韦伯在复杂的世界文明比较中重新定义欧洲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却对这种文明所塑造的未来世界充满焦虑。19世纪末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兴起，代表了在工业化重组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背景下新的方法论的发展和成熟，而在历史观领域则出现了自由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保守主义史观相互颉颃又相互影响的复杂互动。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塑史观必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就如同马克思等人做过的工作一样，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进行探索。

首先，依托传统，梳理近代以来的三种思潮：在中国，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试图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要走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在中国，不同主义在观念层面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与现实层面历史进程发展中的复杂互动，决定了其影响力的消长。梳理三种思潮，不仅仅在于同情式的理解三种思潮背后的理想图景，还必须分析这些理想图景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现实可能性。

其次，面向未来，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世界体系重塑过程中内含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无法通过浪漫主义的复古诉求而加以颠覆，也无法通过一厢情愿的“普世主义”宣教而加以克服，而是必须深入地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逻辑。只有理解这些现实的逻辑，才可能采取真正的有效决策，在一些人力可为的关节点上，引导历史的发展。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不仅仅在于对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运行模式转变的理解，还包含了对克服其内在缺陷的可能性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改造世界体系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经济过程，还包含着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复杂诉求，而新的史观就是要实现复杂诉求和物质过程的平衡与协调。讨论历史观，最终是为了朝向未来，是为了明确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文明将演变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因此，新的史观必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新的史观，必定是同现代的经济运行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内含了超越当下资本逻辑的社会局限性的内容。今天，如果要建立新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思想家的“一家之言”之上，而是必须集合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力量，反思三种主流历史观并理解当下历史的变量，而这注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附注：修远基金会于2014年3月29日组织召开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暨修远基金会‘传统文化’报告专题研讨会”。曹锦清、丁耘、刘擎、黄纪苏、秋风、汪晖、王利 、章永乐、吴增定、于向东、张志强等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要坚持、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篇4

(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范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错误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461页)机械唯物论和唯经济论都是片面的。必须辩证、综合地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重要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既有适应、促进作用，有时也起消极、促退作用，中外历史大量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我认为不论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上都是唯心史观。以宗教类别和居住地区为标准，划分和评析人类社会是不正确的。那种认为唯物史观“应当结束其使命”的论点也是不确切的。

(三)把人类社会总结为必经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阶段的论点并非唯物史观。例如中世纪时，阿拉伯、斯拉夫等许多民族集团，并未经过奴隶制社会。今天我们不仅要正本清源，澄清前苏联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释，而且要坚持和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更重要的是应对唯物史观加以丰富和发展。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的个别提法或手稿理解不能一成不变，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当今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充分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积极的可取成果，扩大唯物史观的优势，促进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但历史有过

大量的阶级斗争是事实，今天，阶级分析的方法绝不可放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大量著述和学术观点传入国内，这不是坏事。“舆论一律”不可取。但我们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必须思考、评析，不能“崇洋”、照搬。近几年来，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某些人撰文公开作结论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他们把曾国藩美化为“在优国优民的心情驱使下，走上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儿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原文摘自《湖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此类论调实在走得太远，借迄今尚未展开讨论。

(五)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文明是个历史范畴、社会范畴和综合范畴。社会主义建设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长期以来，我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些忽视，我们社会科学界对我国和世界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做得很不够。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我认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终极追求是: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与解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改造与和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必须克服“重理工轻文史”的现象。我国近几年自编和引进的世界文明史的著述已有一些，但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的论述有待充实。

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篇5

采矿1103

李小卫

20100973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含义，论述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在享受着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字】唯物辩证法、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文】

一、唯物辩证法

（一）、唯物辩证法的含义

所谓唯物辩证法就是指以唯物论为基础，揭示事物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是一种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而形成的一套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唯物辩证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理论基础

1、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归纳，要求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持续性发展。

2、其次，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根本要求。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联系，任何事物脱离了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就无法存在，更无法发展。科学发展观注重其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和协调，普遍联系和本质规律，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3、最后，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永恒发展的根本要求。传统发展理论只注重经济增长，然而同一事物的简单和单纯数量的变化并不能成为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该始终坚持强调把当前发展利益与长远发展利益相结合，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1、实现公平正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公平正义，全面协调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已经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都呈现出多样化。比如，教育的不公平、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的差别悬殊等。因此，在我国全面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区域差别，关心民生，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

2、实现统筹协调和节约环保发展

一方面，要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各区域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侧重点，并且形成区域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和全面协调互助机制，促进了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共同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这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存在辩证统一关系。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的基本特征，而科学发展观也着重强调可持续性发展。如今，我国进行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资源严重缺乏，能源资源浪费较为严重，生态环境压力也日益加大。所以我国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节约环保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3、实现创新竞争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保障，这是各国发展的普遍性。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资源结构、人均资源以及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的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主创新思想将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途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占领科技制高点，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从而为竞争能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参考文献】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教学设计 篇6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发展的实质，发展的普遍性，分析量变和质变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方向、道路、形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发展的观点，自觉抵制形而上学的静止观。

教学重点：发展的普遍性；发展的实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教学难点：做好量变的准备，促进事物的发展。教学手段：板书、多媒体。

一、感情调节

播放视频资料《手机的变化史》，并请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师：手机从产生到现在，其变化呈现出哪些特点？（提示：比如手机的外观、功能、价格）

学生回答：手机的外观越来越灵巧美观，功能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

师：手机的这些变化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哲学上将这种前进的、上升的变化叫做“发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二、自学互帮

（一）自学提示

阅读课本P60---P66，思考下列问题：

1.据你观察，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举例说明）

2.请各小组找出一个与“发展”意思相近的词语，并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个词。

3.“电脑算命”是新事物吗？为什么？

（二）互帮

小组讨论，合作完成自学提示的问题。完成的请亮绿牌。

三、讲解释疑

（一）发展的普遍性 让学生列举生活中事物发展的事例。

1、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幻灯片图片展示生物的进化过程、人类的进化史）

总结：自然界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有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

2、人类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师：人类社会形态有哪几种？

学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总结：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也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

3、人的认识是发展的。（讲述人们对日食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过程）

（二）发展的实质

师：请各小组回答自学提示的第二个问题“找出与发展意思相近的词语”。

学生：“前进”、“上升”、“变化”、“演化”“演变”“更替”等等。总结：同学们的回答道出了发展的实质，那就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观看一分钟视频《马云谈创业》。

师：请大家分析“阿里巴巴”为什么会成功？马云在创业之初的困难有哪些？说明什么？

学生：。。。

总结：马云的创业过程充分说明一个道路：新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四）做好量变的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 给学生讲述“笨人吃饼” 的寓言故事。

教师提问：中国的寓言故事向来是深入浅出、微言大义，“笨人吃饼”的故事在向我们揭示一个什么道理呢？

学生：做事情要一步一个脚印脚印，不能急于求成。

师：这里涉及到 “量变”和“质变” 两个概念，请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学生：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四、练习反馈

做最小作业量的选择题，检测、巩固学习效果。

五、自助建网

小组合作组建本课知识网络，并将知识网络图画在小黑板上，分组展示、讲解。

六、做小作业量

课下完成本课最小作业量的相关题目。

教学反思：

情境导入新颖、贴近生活，引发了学生强烈的兴趣，自学提示问题设计合理，课堂气氛活跃。

发展:唯物史观的当代主题 篇7

在大学生消费调查中得知大学生日常消费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供给,其次有亲朋支助、贷款、勤工俭学和奖学金等。大学生日常消费现状是:多数大学生能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和自身的实际需求,在满足生活消费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满足学习消费需要,主要是书报杂志等学习用品费、考证费和电脑网络消费等。从这些消费中分析大学生消费所呈现出的特点:

1. 消费的合理性。

表现:主要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和教育训练费用等学习消费,这是大学生最基本的消费。多数学生能量入而出,例如:众多拥有手机者都能节制通讯消费,虽然向往名牌,但不一定买名牌,理性消费是大学生主要的消费观念。存在问题:在大学生消费群体中还存在盲目性、攀比性、无计划性、受外在诱惑、高消费等不良的消费行为。

2. 消费的不平衡性。

表现:大学生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家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行业的不平衡,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平衡,因而决定大学生消费的不平衡。存在问题:社会领域的贫富差距问题影响校园大学生的消费,大学生消费形式存在着差异性、不平衡性。呈现两极分化趋势。

3. 消费具有多样性。

表现:大学生消费内容涉及生活、学习和文化娱乐多方面,多方面消费在消费层次、消费的数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大学生在娱乐、交际、情感、旅游消费占据消费的比例逐步提高。大学生热衷于持卡消费、分期消费、网络消费等多种形式。这些消费新形式虽然带来了便捷,但同时也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炫耀的消费心理。存在问题:在大学生消费群体中存在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和过度消费倾向。

二、大学生合理消费的唯物辩证法思考

针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旺盛的消费需求、全新的消费观念。但尚未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消费受到客观的制约。如何解决消费观念的超前和消费实力的滞后问题,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消费。

1. 用唯物辩证法内外因关系原理认识、引导大学生消费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大学生消费问题,不仅与大学生群体自身内因有关,而且与家庭、学校、大众媒介等外因引导有着密切的联系。引导大学生要特别注意媒体宣传和名人当代理人的虚假成分,要善于辨别,切莫上当受骗。家长教育,具有直接性、亲和性、针对性的特征。家长是大学生消费的第一位老师,家长的消费观,会对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对大学生的消费状况要有所掌握,有针对性引导消费。同时,鼓励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体会生活的艰辛与创业的艰难。时下的大学生思想活跃,接受外在新事物快,喜欢紧跟新潮,并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做出自主的选择。注意引导大学生克服内在消费的盲目性、无计划性。消费要有计划,可制定一个近期、中期、长期的消费计划,这些计划都必须符合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多关注大学生的消费状况,从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大学生要合理控制内在的消费欲望,避免出现奢华消费和过度消费。养成合理消费的习惯。

2. 要加强大学生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

科学消费观是指人们在正确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下,根据家庭经济条件,自觉运用科学知识进行合理消费。当代大学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初步形成时期,同时又不稳定,可塑性强。“两课”教师在理论课的教学中根据大学生消费状况出现的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加强和重视对在校大学生消费观的正确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合理的消费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合理消费观和正确的人生准则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对一生的消费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3. 要定期在大学生中举行唯物主义国情观和勤俭节约座谈会、演讲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大学生适度消费。

团委和学工处要经常在大学生中开展这些有益活动,使大学生了解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生活消费中看似一件小事,若适用于13亿人口就是大事。如果每人节约一点资源,累积起来就是一笔巨大财富。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们更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弘扬节俭之风。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智慧,勤俭节约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大学生是一个未能完全独立的消费群体,在消费上更应该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值。应根据生活、学习和文化娱乐多方面的实际情况明确消费标准,把握一个“度”,度是事物质的数量界线,是事物质和量的统一。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脱离家庭收入状况和父母的经济承受力。学生时代应以智力投资和学习消费为主,生活消费为基本保障,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的消费作为生活的补充,不应该本末倒置。当前有些大学生好胜心、虚荣心较强,喜欢追求一些豪华奢侈、气派新奇的消费,在吃、穿、用等方面讲排场、摆阔气,追求一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承受能力的消费。他们常把高档消费当做赶时髦,对消费品的占有,作为弥补精神空虚的手段。认为在同学面前有体面。炫耀消费从而产生攀比消费、高消费的行为。还有些大学生在吃、穿、用等方面很节省,消费呈现最低水平,尤其在吃的方面过于节俭,造成营养不良,不利身心健康发展。这种“过”和“不及”消费行为都不可取,都没有把握消费的度。尤其是过度的消费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阻碍了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还会导致部分学生误入歧途。大学生消费应该从实际出发,节约消费,适度消费。

4. 要用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大学生的消费,培养

大学生的独立能力、理财能力和储蓄意识,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大学生的独立能力在实践中逐渐养成,大学生理财能力反映了经济社会时期的生存能力,也就是对钱财的理性认识与运用的实践能力。当今大学生要懂得在激烈的竞争社会中生存,用联系、全面的观点看待大学生的独立和理财能力就相当重要。理财能力不是简单收支运算的平衡,理财能力需要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行为。这是现代消费观念不可忽略的问题。理财要细化消费的内容,学会记账和制定个人预算,做到“消费有数,消费有目”。既要想到当前利益,又要想到长远利益,也要有储蓄意识。储蓄意识是为应对突发事件发生,而需要的应急消费。高校可开展一些有关大学生消费理念的活动,介绍有关消费者全益保障的法规和消费知识,使大学生购物时更多地考虑商品的性价比和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提高大学生合理消费的认知能力和适应市场能力。大学时代是理财的起步时代,也是学习理财的黄金时代。培养大学生独立能力和理财能力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大学生成长过程,是一个独立能力和理财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通过以上辩证法—方法论的引导,相信大学生消费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大学时代养成良好的消费理财习惯,往往可以终生受益。培养大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弘扬正确的消费观念、营造合理的消费氛围,作为培养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促进良好生活作风的形成,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巩固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聂振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