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体系（共8篇）
社会科学体系 篇1
社会保障制度论文社会保障体系论文：
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研究
摘要：德国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去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对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保障。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国家，德国在20世纪初已建立了当时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德国拥有种类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备、法律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法律传统与中国相似，故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及立法技术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义
德国是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要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而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不知何时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损失，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政策逐一出台，使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法典的意义除了使社会保障的获得者从国家、社会团体等机构获得社会福利之外。还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承担降低获得社会福利门槛的任务。因此，社会保障法典有着解释、说明以及指导社会福利发展的义务。其中解释义务是指让公民知晓社会保障法典赋予其的权利和义务。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史
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第一次出现于德国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历史中曾经一度把社会保障法体系区分为三大法律范畴：预防措施(vorsorlge)，照护措施(Versorgun)，以及救济措施(Fuersorge)。这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体现为筹集资金和给付前提的不同。预防措施也就是社会保险，是由投保人自身筹集保险费用，而照护措施和救济措施则是通过国家来资助的。在社会保险中，给付需求必须遵循社会保险比例。照护措施的给付是针对某些特定情况。救济措施的给付是为了消除具体的困境或一旦有需要而第三方的帮助又不能长期持续时的情况下实施。而现代的新型社会给付，例如教育资助，住房补助和子女补助，不属于当时的社会保障法体系。而另外一种由德国法学家Zacher提出的体系划分的方法是将社会保障法范围划分为预防措施(soziale Vorsirge)，社会补偿(soziale Entschaedigung)，社会资助(sozialeFoMenm曲，和社会救济(80ziale Hife)。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工业化浪潮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之下，当时一种针对疾病、意外事故、老年人的生活劣势等问题的有效制度被推出。因为当时这个制度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所以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当时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示，在1881年11月17日威廉一世国王颁布了一项政策。根据这个政策。一项针对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建立了。这项政策的公布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保险的建立。从此。劳动者对其可能遭受的疾病、意外事故、人身安全、老年困境等危险享有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险于1883年6月15日正式在德意志推行。这种保险制度的核心在于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并由社会自治管理。接下来，各种保险制度逐一推行开来，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初见雏形。二战之后。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其经济实力处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其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
三、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内容
在社会保障法法典中，社会保险制度占了大多数的篇幅。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社会保障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保护社会安全。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的内容。
(一)第一卷：总论
第一卷总论是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前言部分，规定了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指明了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对社会保障法典中所涉及的政策原则进行了阐释，并对德国杜会保障法的历史做了简要介绍。
总则中指出了社会补偿与社会救济的区别，明确社会保障政策的目的。社会补偿是指国家对健康受到特殊损害的人给予补偿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按照供养法的基本原则承担责任。“而社会救济是指“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理、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权利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使他有能力自理，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二)第二卷：求职者基本保障法(Grtmdsicherung fuerArbeitsuchende)
随着劳动市场的低迷和失业率的上升，德国失业救济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物价的上涨。德国政府又对提高生活补助做出了承诺，导致失业者对德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于2004年生效。求职者基本保障法的新政措施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重新具有竞争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仅适用于无法凭借个人力量保障生活自理。需要国家支持的失业者。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根据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的规定，这类人有就业能力但需要救济，使其有能力承担其生活所需。这个目的在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中被定义为首要原则。只有在用尽其他办法，也无法解决生活困难时，才适用这一政策。
(三)第三卷：就业促进法
早在1969年德国就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并将失业保险作为就业促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人口的增加，2003年至2005年，德国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重大改革，对从前的失业保险业也进行了改革。用就业促进法来代替“失业保险法”，并将其包含在内。就业促进法成为了国家规制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部分。其原因是，失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对雇员失业后的生活保障。通过对失业人员发放一定的失业金，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就业促进法则更加广泛，除了维持生计，还有让工人拥有重新就业的能力。就业促进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失业，即使失业，也要尽早实现再就业。
德国社会体系中将没有工作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待业人员——被迫失业，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一种是失业人员，不打算找工作的人。前者不用交保险费。由国家进行救助，并帮助他们就业。后者享受失业保险。要交保险费。就业促进法主要是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员进行救助，不在失业保险的人群中进行。
(四)第四卷：社会保险法总章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
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凡在本国提供劳动，或履行了社会保险义务的公民都将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生活中带来的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费用、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总让人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法定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凡是符合要求的公民都应缴法定保险费，与全体公民分担风险。
社会保障法典第四卷是作为第一卷——总则的补充规章于1975年被纳入社会保障法典中。这一卷中所涉及的是所有社会保险的一般规定，是后面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及第十一卷的具体社会保险的总章程。而这几个社会保险皆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这一卷中对社会保险做出了定义，指明了社会福利范畴内的社会保险的特点及原则；确定了社会保险的目的和义务；并对后面具体社会保险中所涉及到的共同概念进行了界定，统一了标准。
(五)第五卷：法定医疗保险法
1883年，德国颁布了《医疗保险法》，是世界最早实行社会医疗保障的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中心原则是田结互助、社会共济，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的受保险人分为义务保险人和少数的自愿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是法律强制参加保险的人。没有工作的公民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他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参加家庭共同保险，这也就是法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参保保全家”的医保制度。这与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投保一人受益、多子女的职员投保就要多付费用的保障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第六卷：法定养老保险法
德国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形式：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储蓄，而法定养老保险所占的份额是三者中最大的。养老保险的立法采取的是共同承担模式，由雇主、雇员和政府共同承担。
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由年轻一代养活年老一代。年轻一代劳动力向社会支付养老保险金。年老一代领取养老金，依次循环下去。近年来，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导致养老金支出相应攀升，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失业加剧使养老保险的缴费支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给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
(七)第七卷：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法
德国于1884年制定了《工伤保险法》，确定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德国的启示，欧洲各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工伤保险制度。1997年1月1日工伤事故保险以法律规章的形式正式被纳入德国社会保障法典中，成为法定保险之一。
在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享有保险义务的主体包括：劳动者、与公众有职业关系的人(如义工)、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在校生(包括有幼儿园儿童)等。属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的可保事故包括：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包括上下班直接国家或去单位的路上发生地)和职业病。在遭受可保事故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形式被分为现金补偿和职业康复两种。若法定工伤事故至死亡的，其遗属还将获得死亡补偿金。
(八)第八卷：儿童、青少年救助法
这一卷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明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扶持青少年的成长。支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抚养任务并完善相关制度，即促进出台各种救助方式来支持青年
和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其任务不同于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1条中的获取社会福利，而是涉及到非通常意义上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任务。儿童、青少年救助卷一方面是起到法律规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同于法律部门的官方专家式救助。这种救助涉及青少年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成长环境等方面。德国社会保障法中对青少年儿童的救助采取的合作式，即政府与社会福利组织联手负责青少年儿童救助事业。对青少年儿童救助是保护青少年儿童避免不健康的成长的特殊义务。
(九)第九卷：残疾人康复与参与法
康复是指残疾人或者受到残疾威胁的人参与到社会，尤其是工作或职业中去的一种待遇或措施。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0条最早把康复作为社会保障法上的概念确定下来，在社会保障法的意义上使残疾人参与的措施都属于是康复措施，它们是社会保障法所提供给残疾人核心待遇。康复的目的是：(1)防止、消除、改善残疾，防止残疾恶化，减轻残疾后果；(2)为残疾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劳动生活中有一个与他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机会提供保障。
残疾人康复包括医疗康复、职业促进康复和社会康复三方面内容。社会保障法第九卷中规定政府有义务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就业咨询。社会保障法典第九卷中所涉及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包括对其职业生涯的救助，对重度残疾人、残疾妇女儿童的特殊救助，以及对其基本生活的救助。
(十)第十卷：监督机制、争议调解机制
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将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争议调解机制的原则、管理范畴以法规的形式编进法典。
德国目前已建立了立法、决策、管理、预算编制和具体执行的各负其责又互相制约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联邦议会负责社会保险的立法，政府部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保险公司(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保险的具体运作是由各个社会保险公司负责。按照社会保险制度的市场运转机制进行运作。而政府各部门则专职于宏观决策，如社会保险的政策、预算的制定、社会保险制度运转的预测和监督，以确保参保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公平。
公民通过社会保障法典的指导，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待遇机构)提出申请。行政机关有可能决定驳回他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能令申请者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为公民进行自卫的救济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非正式法律救济(申诉、向有权机关申请)和正式法律救济(复议、诉讼)。
(十一)第十一卷：社会护理保险
德国的护理保险是新增加的一项社会保险项目。该保险于1994年7月29日通过，1995年1月正式实施生效。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这是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目的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社会保险原则提供护理救济。
(十二)第十二卷：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在德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社会福利框架最基层的位置。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九条中对社会救助下了定义，即“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助，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资格，使他有能力自助，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合乎人道的生活得到保障。”因此意味着在用尽其他一切社会福利手段后，仍不能达到救助目的时，才能申请社会救济。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每个联邦洲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物价等制定救济标准。
四、小结
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建立和发展历史源远。其中包涵了政治、战争、文化等各方面的背景因素的影响。从德国社会法典的庞大内容足以看出其社会保障体系复杂、覆盖面广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再完美的制度也需要通过改革来适应社会。在德国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财政和社会负担过重。中国目前也在积极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但较中国国情来说，显然是无法做到高福利的保障水平。甚至，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离完善尚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需要保障的方面，保障制度还没有顾及到。这就更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我国的法律制度与德国法律素有渊源，也有不少借鉴德国法律之处。研究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不是为了照搬他国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学习其立法技术、制度设置方法。只有学会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法律移植。
社会科学体系 篇2
2010年10月28日, 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一部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 关乎每个公民福祉保障的法律, 是名副其实的民生基本大法。该法将于2011年7月1日实施。
在当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 此次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保体系。
此前, 尽管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已在中国实施多年, 却没有一部专门的综合性法律。2007年底, 社会保险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到现在, 共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次。
社会保险法还强化了我国社保制度的强制力, 按照规定, 如用人单位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保费的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 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而在以前, 由于社保意识淡漠, 部分企业有意规避或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
信春鹰透露, 新法修改了原制度中参保15年达到退休年龄才可以享受社保待遇的规定, 为退休时不到15年的人群给予了一个衔接的路径, 在农村或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里面, 能够享受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改以往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弊端, 社会保险基金也在新法中予以了明确: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 分账核算, 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给“民生”上了保险
多年的高速增长迅速增强了我国的整体实力, 一小部分人也成功进入世界级富豪行列。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高速列车等等光环不能掩盖中国仍需解决的民生难题, 《社会保险法》这部民生大法的出台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 中国经济发展将快速进入更加注重民生的时代。
民生大法的出台唤回了以民为本的重要理念。1889年, 公共养老保险制度首次在德国建立, 标志着社会保险制度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网。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给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保险法》的出台, 预示着中国现代公民社会建设迈出了一大步, 也彰显了经济发展基本价值观念的回归。和平发展时期,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民有、民享、民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 我们真正意识到并正视这个问题, 还不算太晚。
民生大法的出台结束了社保领域“各自为政”的乱象。在此之前, 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经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 但一直没有一部统一的基础性法律。基本法律的缺位, 各种规定层级无序、规范分散, 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定型, 缺乏权威性、稳定性, 全国各地的制度也不统一。《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结束了这一乱象, 体现了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责任和担当, 让社会保险制度有了起码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
效果还须看执行
《社会保险法》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基本法律, 也是事关全体劳动者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权益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由改革试验阶段步入定型、稳定发展阶段, 各项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从此有了高层次法律依据, 劳动者与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权益从此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不过, 《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任务, 更不能等同于社会保险制度便由此完全走上了法治化轨道。在欢呼这部法律出台的同时, 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强化普法宣传, 让每个劳动者和相关利益主体尽知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并懂得怎样履行义务和维护并享受权利。建议相关部门采用通俗易懂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事关城乡居民尤其是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宣传到每个单位、每个社区乡村、每个劳动者。这是《社会保险法》顺利实施的基础性步骤。
其次, 要尽快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 为《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实施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这部法律中有多处授权国务院或省级政府规定、决定的条款, 少数条文也显得过于原则, 实施中迫切需要更具体细化的规范来指导。因此, 国务院应及时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 如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条例等, 以便使制度运行真正有“法”可依。这是社会保险法能顺利实施的保证。
最后是严格执法。因为法律的效果, 最终取决于是否得到严格执行。要想其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就必须严格执法, 切实维护它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这就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起日常监管之责, 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承担起专门监督之责, 立法机关承担起监督法律实施的责任, 司法机关承担起惩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违法犯罪现象的责任, 工会及社会各界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督之责。
社会科学体系 篇3
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进行了解读。
《教育与职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定依据了怎样的原则？
张东刚：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和巩固了健康向上、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为推进理论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传承创新文化，培养高素质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献。但必须看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如科研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价值有待进一步拓展，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需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定依据了以下原则：一是以解决制约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切实措施。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完善顶层设计，作出前瞻部署。二是针对高校特点，通过重点规划，推进科学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和战略预测研究，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三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重点建设，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切实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四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坚持统筹协调原则，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协调发展。
《教育与职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哪些？
张东刚：两办《意见》明确提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新一轮计划提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着力构建八个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构建团队攻关研究与个人自由探索并重的科研项目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研究条件支撑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体系；构建现代科研管理体系；构建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同时，要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教育与职业》：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点建设内容有哪些？
张东刚：一是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完成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任务。建立中央、地方和高校分级培训体系，深入开展对教材所涉课程教师的培训，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三进”工作。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全面实施课程建设标准，健全质量测评体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二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新建一批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进一步加强部部共建、部省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三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教育部将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长期重大专项，同时在各类项目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对高水平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高校教师发扬“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基础研究。
四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一批立足实践、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项目。着眼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进高校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等合作建设咨询型智库。
五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广普及。支持高校面向社会开设“高校名师大讲堂”，开展“高校理论名家社会行”活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组织动员名家大家撰写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面向社会公众积极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
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计划”，面向国外翻译、出版和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与精品著作。支持高校探索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合作建立一批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重点建设一批高校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七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加强与现有信息服务机构的衔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
八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继续组织开展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和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增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教育与职业》：作为高校管理者，您认为高校需通过哪些途径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的实施？
秦绍德：社会科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著作，二是讲座、演讲以及就社会热点参与讨论。
学术著作往往有一定的理论性，如果缺少专业知识，很难真正读得进、读得懂，因此需要学者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编写通俗理论读物，帮助广大群众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也包括对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思维方法的普及性介绍，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升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编写普及类读物最重要的是发挥著名学者的影响力，动员一流学者的参与。
学者利用学术眼光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点，能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一种文化的引导，可以起到正面宣示的作用。因此我们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学者在媒体上一定要坚守学术底线，决不能搞学术娱乐化甚至庸俗化，更不能和名利挂起钩来。
学者参与学术普及活动常常是学者的一种个人自发行为，缺少组织性和连续性。推动更多人参与其中，还需要不断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需要突出特色、形成品牌，赢得公众认同、扩大影响；此外，还要把大学的学术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转变为社会的公共资源。
社会科学体系 篇4
构建繁荣发展的地方社会科学事业保障体系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重视、支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探索地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主要从思想、组织、制度、人才、投入、管理等六个方面,提出构建繁荣发展地方社会科学事业的`保障体系.
作 者：杨德辉 YANG Dehui 作者单位：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广西,南宁,530028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4(3)分类号：C1关键词：地方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 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 篇5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通过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形式，确保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和医疗水平，以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改革深化的社会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提高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虽然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高，但是社会就业、养老等问题也日趋突出，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在增加。因此，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
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的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为城市国营及部分大型集体企业职工建立了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生育、死亡等项目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构筑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仅包括社会保险的部分内容，范围相对较小。二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了明确，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指明了社会保障资金由国家、工作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范围涉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区服务、社会强制性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住房)、个人储蓄积累和以自愿为原则的商业保险，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灵活、有效、丰富多彩。三是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条保障线，实行以“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两个确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工作。由此，一个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
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一制度所处的特殊国情和时代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各种问题在所难免。
(1)覆盖面狭窄。目前我国发达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在试着搞养老、医疗、低保等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享受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大约有6 000万人。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到农村总人口的10%，至于失业保险等其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均与农民无缘。除此之外，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约1.6亿人，另有3亿多人被排斥在外，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仍然较窄。随着我国失业人口逐年增加，2001年我国城镇职工失业率为3.6%，2002年为4%，2004年增加到4.3%，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达1 400万人。截止到2004年全国有10 584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仅覆盖全国约9 400万人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约占城市“下岗、失业、待岗”总人数的30%。还有相当多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广大的个体纳税户没有加入社会保障的体 系。
(2)社保资金缺乏统一管理，基金运转处于无序状态。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是按地区和部门分开制定的，地区间条块管理比较松散。社会保障基金既有县市统筹又有省级统筹，统筹形式多种多样，统筹办法各地自行确定。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基本上处于分散管理的状况，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由劳动部门负责;抚恤救济由民政部门负责;医疗保险由卫生部门和职工所在单位负责。由于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的管理，政策规定及筹资办法也政出多门，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社会保险的收、支、管、用与政策制定于一身，没有一个机制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社会保障费管理不严格、漏洞大，社会保障资金运转处于无序状态。一些地方随意提高社会养老统筹比例，大大超出国家规定的20%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并且存在挪用、浪费社保基金的现象，危及社保基金的安全。
(3)收不抵支，资金短缺。我国社会保障费的征收方式没有统一规范，有的地方委托地税机关征收，有的地方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征收的办法，也有些地方采取差额结算缴拨，还有些地方采取按规定协议缴费。各省市的社会保障项目多少不一，比例不同，又没有法律的约束，因而征收手段不硬，导致收费困难，欠费现象普遍。1998年，我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319亿元，2004年达到近500亿元。另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时间短，而我国又人口多，底子薄，过去没有积累，资金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目前，企业的保险缴费负担较重，养老保险平均为22%，医疗保险6%，失业保险2%，造成企业逃费欠费现象普遍。企业效益差，迫切需要社会保险的保障，而社会保险制度的建成又需要企业的资金支持，这样在社会保险与企业效益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4)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社会保障的特征是保证低收入者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这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需要以法律为依据界定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的权限与义务、职工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由于立法滞后，在对社会保障方面发生的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请诉讼时，仲裁机构和法院难以根据权威性的法律规定对这类争议和纠纷进行仲裁或判决，一些问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
(5)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原有的保障体系的影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对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宣传教育不够。一方面，一些职工长期养成的依赖思想致使他们缺乏自我保障意识，不愿为自己的生老病死积累资金。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领导对社会保障的理解也存在误区，认为这只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部分领导从地方经济利益出发，擅自挪用社保资金，弥补政府经费不足或进行各种投资。由于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进程缓慢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措施
(1)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并存，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过大，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大多数人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首先，扩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养老保险方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应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部分集体企业、个别私营企业、少数外资企业职工扩大到全体城镇各类企业及职工。这样既可以促进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在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方面合理衔接，为职工的合理流动创造条件，又可以为全体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提供保障。失业保险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行政机构改革不断向社会释放富余人员，新增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社保体系面临巨大失业压力，失业保险的范围应扩大到城镇各级各类企业及职工。医疗保险方面，应全面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职工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制度。针对城镇低收入者、生活贫困的居民，通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救济、再就业补助结合，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其次，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扩大基本保障覆盖面。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但目前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全面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还不具备。经济发达地区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区别的、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农村贫困人口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大力推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农村医疗救助，解决农村人口因病致贫问题。同时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
(2)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历来由国家独自支撑，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分别设计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和机关事业单位附加养老保险、职工个人的储蓄性保险，还应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发展私人养老、医疗保险等，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政府的补贴、税收优惠措施，促使非营利组织在补充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领域里发挥作用。
(3)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在现行制度下，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机制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严格管理社会保障费等问题已迫在眉睫。对此，我国目前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借鉴国外经验，确立由社会自治组织经办社会保险的方式，实行社会保险统一领导、集中管理，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现状。二是充分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关键是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对社保资金实行全程监督，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与保值增值。三是建立社会保障服务网。利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覆盖全国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实现现代化管理。
(4)多头并举，开辟新的筹资渠道。首先要硬化征缴手段，扩大社保资金规模。目前，我国已有部分省份把养老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但普遍存在“税硬费软”的问题。如果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既可以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强制性，变弹性收费为刚性收税，又可以降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成本，扩大筹资规模。其次搭建社会保障新平台，开辟新的筹资渠道。目前我国在养老保险制度转换过程中，要将几十年积累的巨额债务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消化，既无必要，更不现实。而搭建社会保障新平台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新选择。由于进入社会保障新平台的人员目前大多是青壮年，通过这个平台所筹集到的资金，可以在未来20～30年内用于偿还历史债务，等到这些人年老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已积累到相当规模，完全可以解决资金支付问题。最后对特定企业适时减免或加成征收社保费。当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财政困难时，允许它们暂时拖欠部分社会保险费用，等这部分企业资金充裕时再连本带息全部上缴，这样做有助于其未来更自觉地缴费，还可以吸纳逃费者加入缴费计划并有利于其以后自觉缴费。但同时必须使恶意逃费者认识到，逃费的机会成本将远远超过期望收益，今后他们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风险。
(5)尽快完善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管理法制化，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加快立法建设。一是根据社会保障制度中各个具体项目的难易程度和实际进展情况先分项制定法规。然后在制定单项法规的基础上，再考虑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等，明确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使社会保险管理有法可依。二是加快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立法。规定基金筹集方式、来源渠道、各方分担比例、基金保值增值途径等，保证社保基金正常运转。三是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要保证社会保障参与者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获得相应的司法保护，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的基本事项，明确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加快完善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人民在社会保障中真正得到实惠。
社会科学体系 篇6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社会科学体系 篇7
1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 无一例不是立法在先。比如开创社会保障先河的德国, 就是在1883 年由政府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然而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 社会保险制度理应在社会保障法群中首先面世。立法行动总是落在经济发展的后面, 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由于社会保障立法滞后,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争议案件的处理, 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 立法体系不健全。
作为社会保障法核心部分的《社会保险法》尚未出台, 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决定, 相互之间缺少必要衔接。由于中央集中立法严重欠缺, 地方立法畸形繁荣发展。这些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 立法者是多种主体参与, “法出多门, 各行其是”, 甚至相互冲突矛盾, 使一些本来已有的地方社会保障立法也陷入“有法难依”困境。
(3) 立法层次不高。
社会保障法在立法层次上按理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但现实是人大立法少, 行政法规多, 立法层次低。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涉及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仅有7 部是全国人大通过的, 而且是与其他内容混和, 并非全部适用于社会保障领域, 其规定还不是主要的社会保障系统。而由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至少在100 件以上。这些行政法规大多数以“规定”、“试行”的形式出现, 它们是解决社会保障工作所面临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这种现状显然与社会保障法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 它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
(4) 立法适用范围窄, 权利不对等。
从各种行政法规的适用范围来看, 占中国总人口80% 的农民一直不在社会保障范围内。虽然新出台的两个条例扩大了享受社会保险成员的范围, 但仍显不够宽阔。享受社会保障对象的有限性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实施对象均是全体公民”的标准相比, 适用范围显得过窄和不合理。另外, 按照《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新模式, 社会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由于法定比例欠合理, 国家只有少量补助, 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不高, 社会保险费用主要由企业负担, 造成企业不堪重负, 使之成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困难之一。
2 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未来改革的几点思考
(1)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
首先, 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进入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设计与整体推进阶段时, 必须高度重视并有计划地制定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就社会保障进行立法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统一的基本保证。其次, 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国务院或其职能部门发布的大多是解决实践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指示、意见等, 致使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数以百计。这种过分分散的立法局面, 不利于社会保障项目的均衡发展, 因此, 现阶段是到了考虑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的时候。最后, 由行政立法向人大立法发展。缺少人大立法和过多行政立法的局面, 是无法满足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需要的。
(2)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从运行模式上看, 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基金, 这部分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预算和各种社会捐助, 属国家责任。另一部分是社会保险基金, 它由国家、社会 ( 单位) 和个人共同负责筹集。目前, 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非常突出和棘手的问题。因此, 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来加大强制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同时, 依法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多种开源方式来依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
(3) 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 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 农民人均占有仅15元, 相差整整30倍。现有政策和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上必须强调国家的责任, 国家应当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对农民发放养老补贴。对于不具备实行条件实行养老金计划的, 国家应加大社会救济的力度, 以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的实现。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现实需求, 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尽快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
(4) 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
科学理财:唐山自成体系 篇8
唐山市财政局2009年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第五届河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荣誉称号；2008年和2009年在河北全省财政系统综合考评中连续两年名列第一。
发展经济，夯实财源做活科学生财文章
唐山市财政局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全力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筑牢财源基础，做大财政蛋糕。
·壮大骨干财源
坚持把保增长与调结构、促转型紧密结合：
2009年科学整合各类资金6.1亿元，支持钢铁、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能源、环保、生物制药等战略产业发展壮大，构建两个“三足鼎立”产业格局；
健全财政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机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2009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3％，引导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严格落实增值税转型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50多亿元，充分调动企业加快发展的积极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缴税金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达46.3％。
·培植新兴财源
设立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完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2009年第三产业实现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27.5％，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打造科技研发、服务、合作“三个平台”，促进先进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支持电动汽车、高速动车组等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业化，推动经济绿色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率达18.5％。
·涵养后续财源
把握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力契机，积极争取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围绕产业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改造、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推进双向开放，全力支持首届曹妃甸论坛、央企走进曹妃甸等大型对外开放活动。
在金融危机蔓延、国际需求萎缩的不利影响下，2009年利用外资8亿美元，居全省首位，经济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在全省率先出台支持全民创业十大财税政策，加大小额担保贷款投入力度，激发全民就业创业热情，民营经济上缴税金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达54.7％。
细管严征，壮大财力做精科学聚财文章
唐山市财政局认真履行财政收入组织职能，严格税费征收，确保足额入库，增强财政实力。
·用体制聚财
全面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96个乡镇实行了相对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80个乡镇实行了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制定《市财政支持“省财政直管县”发展的意见》，帮助产粮大县实现财政体制平稳过渡；制定激励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考核奖励办法，促进县域经济做大做强，2009年全市20个县(市)区有15个全部财政收入超10亿元，其中有5个超20亿元。
·用政策聚财
制定财政促进唐山湾“四点一带”地区开发建设的激励政策，对地区内县区实现的增值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定额分享、超收全返”；对飞地经济实现的地方财政收入全部归原县区，促进生产力要素合理流动。2009年“四点一带”地区实现财政收入111.1亿元，占全市26.9％。
·用管理聚财
在全省率先建立收入预测预警机制，推行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税种动态分析，实现应收尽收。2009年全部财政收入剔除政策性减收因素，可比增长14.1％。实行国税、地税、财政“三长”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科学组织收入的具体措施，不断提高地方可用财力规模。2009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69.7亿元，增长15.8％，高出全省平均增幅3.3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41.1％，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
统筹兼顾，力保重点做实科学用财文章
唐山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调控作用，优化支出结构，集中办好大事，全力推进科学发展示范区和人民群众幸福之都建设。
·有力支撑城乡统筹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三年来投入农业农村资金75亿元，年均增长34.6％，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政策，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63％。
改善农村环境，深化“以奖促治”政策措施，积极争取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广泛筹措奖补资金，促进农村生态建设。
提高农民生活，按时足额发放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增强农民整体购买能力；积极筹集财政奖补资金，支持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三年累计有36万农民进城落户。
·有力支撑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
提升城镇发展功能，面对财政建设性资金紧张的实际，加强投融资平台建设，支持投资公司广泛融资，推动主城区扩大规模和县城扩容发展，加快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形成“双核双带”城市空间布局和“四城一河”城市框架。
提升城镇服务功能，3年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104亿元，融资100亿元，完善城镇路网体系，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提升城镇宜居功能，引导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建设领域，推进“绿、美、亮、净”工程实施，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HBA中国范例卓越贡献最佳奖”、被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首批“中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称号。
·有力支撑幸福指数提高
实施助学工程，3年来投入教育资金110.4亿元，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全省率先推行公办普通高中免费教育，全面落实本科、高职专、中职专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制度。
实施助医工程，3年来投入医疗卫生资金35.4亿元，健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全省率先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实施助居工程，3年来投入住房保障资金8.1亿元，支持震后危旧平房改造、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困难残疾户危房改造援建，缓解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实施助困工程，3年来投入社保资金86.9亿元，在全省率先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每人每年1300元，城镶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285元，保障水平全省最高，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唐山市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标本兼治，精细管理做强科学管财文章
唐山市财政局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服务效率，财政综合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民主管财
强化民主决策，健全完善预算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集体讨论决定预算追加事项，确定年度市本级重点项目预算安排，有效防止预算的随意性。
强化民主监督，选派财政监督员进驻资金流量大的市直单位，实施旁站式监督，提升管财效能。
强化民主评议，年初，将全年工作目标和具体举措，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年底，开展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主动接受社会评议，在全市经济管理类行风评议位居第一。
·阳光管财
推行阳光采购，落实政策公开、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四公开”制度，2009年实现采购额35亿元，节支率11.6％。
推进阳光评审，制定《财政投资评审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评审质量控制办法》，完善评审技术人员、评审专家和相关领导责任制，消除工程建设的腐败因子，2009年完成评审项目552项，审减率18.6％，净审减额9亿兀。
推行阳光审批，成立行政审批服务处，实行“一门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建立起公开透明、服务便捷的审批平台，时限内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达100％。
·高效管财
提速服务效率，设立财政服务大厅，开通资金拨付、政府采购、投资评审三条快速通道。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关键时期，1个工作日内，将100万元防治流感设备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实行涉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减少周转环节，仅用20天时间，将5亿元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发放到143万农户手中；细化提高办事效率具体举措，提出“五个不让”、“五个必须”，对公文传阅、公文签发、公文报送、资金拨付、意见答复等严格办理时限。
提高资金绩效，严格“小金库”治理，防范财政性资金体外循环；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即时分析系统，实现网上动态监控；规范公有产权交易市场化运作，2009年完成交易总额3.1亿元，实现资产溢价3060万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