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精选3篇）

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篇1

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20日 13 版）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霍达积极参政议政。

霍达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1971年，画家王为政为爱妻画像。

伉俪情深

霍达与冰心先生

她着一身家常便服，随性、朴实、爽朗。说话时，整个人都会变得抑扬顿挫：时而低眉敛目，柔声细语；时而一板一眼，绘声绘色；说到不平处，横眉怒目，声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随时会拍案而起。

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义感的女作家——这就是我对霍达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学中

提起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礼》。这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冰心老人誉为“奇书”的小说，问世20多年来，数十次重印，达数百万册，至今畅销不衰。在信息多样化时代，显示出纯文学的强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原型是谁？那位在玉的长河中沉浮一生的韩子奇，那位以短暂生命赢得无数读者的深深怜爱和感叹歔欷的韩新月，那位用文弱书生的双肩撑起爱的天空的楚雁潮……他们和作者有着怎样血肉相连的关系？20多年来，不断有读者向霍达询问这样的问题，有的甚至在信中说：“天儿凉了，代我向韩子奇一家问个好吧！”

这些看似“痴情”的问题，让霍达无比欣慰，她却不能满足读者这真诚、朴素的要求。因为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虚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须的，诚如鲁迅所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于艺术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现成的，作者只是记录下来，那岂不是太无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说更生动、更精彩，还要小说干什么？霍达决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这些人物，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让他们在你们心中继续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引起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何时能把这部书搬上荧屏。读者甚至讨论起角色的分配：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谁最适合演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又非谁莫属？据说，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却一次次被霍达婉言谢绝。

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着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的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仍然以文学形象留在世间。

这个回答似乎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霍达一向对于写作的全情投入与严肃态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销量最大、读者最广的作品，如果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受众面必将更加大大扩展，也许会创造一个收视率奇迹，但她并不把销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她有着独到的理念，并以整个人生践行。

报告文学：呐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发生此事的县里采访。

当地领导千方百计阻挠：“哎呀，路太远，要走十几里山路。车子开不过去……” 霍达坚持：“不管路多远，我们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车，请两位记者参观糕点厂和雨花石厂，她们哪有这个心思？下午5点钟，那人又说：“县委来电话了，宴会都准备好了，等着你们呢，咱们得往回赶！”

霍达说：“人命关天，还吃什么宴会？快走吧！”

赶到村子时，天已经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擅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无助，丈夫（在当地干部的口中只被称为“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

霍达把这呐喊写进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忽视了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继续创造，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质疑和抵制的声音，说此文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问“您当时觉得有压力吗？”

她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的确，霍达无需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访调查和一手材料，让其作品无懈可击。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旁及的领域，比如为了写一位基督教牧师，霍达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还有香港的商人、佣人、苦力，当时的建筑、车、船、轿子、服饰、饮食，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语，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还原了历史，她便让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了：京师举人易君恕、新界抗英义士邓伯雄、英国牧师林若翰、林若翰的养女倚阑、香港商人迟孟桓，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一起，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缝隙里进行自己的创造，而又让别人看起来浑然一体，这正是作家的乐趣所在”。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两个奖项，十年后又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她至今记得走访抗英义士故乡锦田的一个细节。那正是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她去寻找一处古迹——掩埋着抗英义士遗骨的“义冢”。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间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白茫茫一望无际，让远方来客的内心悸动不已。

她问当地人：“请问义冢在哪里？”

得到却是漫不经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这是霍达在香港采访初期无数次听到的回答。对殖民记忆的麻木，对爱国志士的淡忘，对血泪历史的懵懂无知，使她惊愕而又痛心。她竭尽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无知”变为“有知”，用一颗赤子之心，唤醒民族的灵魂，补全残缺的历史。当她终于找到义冢，肃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长眠地下的抗英义士在她的心中复活了。

创作谈：正直与诚实最重要

霍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最终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霍达说，她至今感谢恩师马非百，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霍达最喜爱司马迁的《史记》。她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她也热爱古典文学，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苏词豪放，辛词悲壮，二者均影响了霍达作品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霍达喜欢《水浒传》的张扬个性，喜欢《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喜欢《西游记》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却不喜欢孙悟空被紧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不大喜欢《红楼梦》的脂粉气。

这样的阅读偏好，使霍达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侠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常常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霍达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和话剧剧本，霍达均有涉猎，且屡屡获奖，偶有余兴还喜欢赋诗填词。她用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寻诗争似诗寻我。”这个“寻”，就是寻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总会有一种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经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来。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发掘出来。这个寻找的过程很折磨人，也很诱惑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惊喜和陶醉的时刻。

什么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霍达说：“第一条，天赋，包括与生俱来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诚实的人格。第二条，智慧，指的是丰厚的学养和表达技巧。第三条，韧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有着卑劣灵魂的人写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霍达以十年为界，把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接连发表多部报告文学和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穆斯林的葬礼》。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和长篇报告文学《海魂》，苦心研究、采访、创作三年，拿出了见证时代的历史小说《补天裂》。

新世纪，她带来了什么呢？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她关注的是民生。从2008年起，霍达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京城房贵，居大不易。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词汇，比“房子”更能牵动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楼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断垣残壁，三三两两的“钉子户”们，怀着焦虑也怀着梦想，在窃窃私语。霍达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苦衷：几辈子的老北京，凭什么搬到五环外头去？开发商卖楼赚钱，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腾地儿？她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拆迁现场调查研究，和有关人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探讨政策得失。这一切，都浓缩、升华为沉甸甸的三幕话剧《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贴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台上，四合院和新楼盘的争夺，“钉子户”和开发商的博弈，社会公平和市场杠杆的较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该剧由霍达之子王剑男导演，荟集了宋春丽、郭冬临、郭达、杨立新等明星大腕联袂主演，观众反响热烈，现场极其火爆。当演到梁德宝迫不得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时，观众发出喊声：“不能签！”当著名诗人萧穆的故居即将被摧毁之际，由宋春丽扮演的萧穆遗孀、鼓书艺人苏宛君击鼓而歌，为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树龄的名贵海棠献上一曲挽歌，气氛达到高潮。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本报记者 吴丛丛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 篇2

这就是霍达，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义感的女作家。

故人故事：活在文学中

提起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礼》。这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冰心老人誉为“奇书”的小说，问世20多年来，数10次重印，达数百万册，至今畅销不衰。在信息多样化的时代，充分显示出纯文学的强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原型是谁？那位在玉的长河中沉浮一生的韩子奇，那位以短暂生命赢得无数读者的深深怜爱和感叹欷歔的韩新月……他们和作者有着怎样血肉相连的关系？20多年来，不断有读者向霍达询问这样的问题。这些看似“痴情”的问题，让霍达无比欣慰，可她却不能满足读者这真诚、朴素的要求。因为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虚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须的。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霍达决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这些人物，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让他们在你们心中继续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引起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何时能把这部书搬上荧屏。读者甚至讨论起角色的分配：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谁最适合演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又非谁莫属？据说，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却一次次被霍达婉言谢绝。

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着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的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仍然以文学形象留在世间。

这个回答似乎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霍达对于写作的全情投入与严肃态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销量最大、读者最广的作品，如果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受众面必将大大扩展，也许会创造一个收视率奇迹，但她并不把销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她有着独到的理念，并以整个人生践行。

报告文学：呐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发生此事的县里采访。

当地领导千方百计阻挠：“哎呀，路太远，要走十几里山路。车子开不进去……”

霍达坚持：“不管路多远，我们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车，请她们参观糕点厂和雨花石厂，她们哪有这个心思？下午5点钟，陪同人员又说：“县委来电话了，宴会都准备好了，等着你们呢，咱们得往回赶！”

霍达说：“人命关天，还吃什么宴会？快走吧！”

赶到村子时，天已经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死者的妻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不擅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

霍达把这呐喊写进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质疑和抵制的声音，说此文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人问她：“当时觉得有压力吗？”

她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的确，霍达无须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访调查和一手材料，让其作品无懈可击。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被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10年。在国家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3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也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4片安眠药才能矇眬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处处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1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3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3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0年后又被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创作谈：正直与诚实最重要

霍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最终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是迈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霍达说，她至今感谢恩师马非百，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工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霍达最喜爱司马迁的《史记》。她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她也热爱古典文学，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苏词豪放，辛词悲壮，二者均影响了霍达作品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霍达喜欢《水浒传》的张扬个性，喜欢《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喜欢《西游记》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却不喜欢后来孙悟空被紧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不大喜欢《红楼梦》的脂粉气。

这样的阅读偏好，使霍达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侠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常常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霍达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和话剧剧本，霍达均有涉猎，且屡屡获奖，偶有余兴还喜欢赋诗填词。她用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寻诗争似诗寻我。”这个“寻”，就是寻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总会有一种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经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来。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发掘出来。这个寻找的过程很折磨人，也很诱惑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惊喜和陶醉的时刻。

什么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霍达说：“第一条，天赋，包括与生俱来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诚实的人格。第二条，智慧，指的是丰厚的学养和表达技巧。第三条，韧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作家的赤诚与否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有着卑劣灵魂的人写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自我定位：做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霍达以10年为界，把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她接连发表多部报告文学和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穆斯林的葬礼》。90年代，她完成了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和长篇报告文学《海魂》，苦心研究、采访、创作3年，拿出了见证时代的历史小说《补天裂》。

新世纪，她带来了什么呢？

她关注的是民生。从2008年起，霍达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京城房贵，居大不易。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词汇，比“房子”更能牵动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楼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断垣残壁，三三两两的“钉子户”们，怀着焦虑也怀着梦想，在窃窃私语。霍达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苦衷：几辈子的老北京，凭什么搬到五环外头去？开发商卖楼赚钱，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腾地儿？她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拆迁现场调查研究，和有关人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探讨政策得失。这一切，都浓缩、升华为沉甸甸的三幕话剧《海棠胡同》，2010年9月该剧在北京公演。霍达表示，这部戏不仅仅是站在“钉子户”的立场上，去抨击开发商都是“奸商”；也绝不是仅仅站在开发商角度上，去指责“钉子户”都是“刁民”，而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当下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人们”。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摘自《光明日报》）

1. 1971年，画家王为政为爱妻霍达画像

2. 霍达与王为政伉俪情深

3. 霍达与冰心先生

4.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霍达积极参政议政

5. 与书为伴的霍达

1. 话剧《海棠胡同》的演出场景

生死度外寻常事 侠骨柔肠铸警魂 篇3

他是肯于迎接磨难的人，在忍受磨难的苦育时，内心多的是坦然。磨难使他好像刀剑砺出锋芒，在披荆斩棘中出类拔萃……

在黑龙江省成千上万的干警中，崔存德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称得上是“壁立千仞”的巨石，刺破云天的苍鹰。

从上世纪70年代步入警界，30多年来，他经受过无数次战斗的洗礼：承受过常人难熬的艰辛与苦难。他面对过陷阱、吊雷、匕首、子弹的死亡考验，指挥破获过刑事、经济、禁毒一个个大案要案……

他的光灿灿的业绩，曾使无数人为之动容。他对公安事业无私的奉献也得到市、省的多次褒奖。更为引以自豪的是，他曾获得令所有公安干警向往的最高荣誉：国家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授予的一等功两次；二等功四次！

面对这位值得钦敬的传奇人物，各地新闻媒体，甚至中央电视台都争相采访过他。接触过平和、谦逊、开朗、健谈的崔存德，众多无冕之王得出这样一个评论：“他有仪表、风度的魅力；他还有人格、道德的魅力；他更有决断、拼搏的魅力！”

深埋的烈焰被意外的火花点燃

1972年，一个普通平实，满脸稚气的中学生，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七台河煤矿，成了一名最年轻的矿工。

不久，领导看他聪明机灵，派他做保卫干事，这成为他日后挥洒才华的契机！

做为“初出茅庐的业余警察”，他以其敏锐的直觉，生擒了七台河挂名的大盗。由此，他顺理成章地穿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警察制服，成为一名专业的刑警。

萧伯纳说过：“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腐朽为神奇”。

1979年底，七台河茄子河区俱乐部发生震惊全国的恶性报复爆炸案，近百人炸死，300余人炸伤。在侦破爆炸案中，崔存德连续54天没脱衣服，天天探寻案情到深夜。凭着惊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敏锐地锁定懂爆破，盗窃过炸药，有严重报复心理的“徐氏二兄弟”，并建议对“徐氏二兄弟”迅即密捕。

“79.12.1”惊天大案的告破，崔存德立了大功，受到七台河市委、市政府的最高嘉奖。一支乍秀，淡淡如菊。破大案或许有些意外，但却蕴含着必然。这一荣耀把他推向了日后的辉煌。在人生转折的发祥地他像一羽矫健的雄鹰一飞冲天！

1980年，这位警界青年才俊被调入黑龙江省公安厅。他感谢上级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但想的更多的是未来与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漫长的奋斗旅途，有阳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泥泞。我只有踏稳脚步，勇敢地迎接挑战，并坚信：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不拘一格降人才。省公安厅领导读懂了这位后起之秀，并决心造就这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启用它在省公安厅的主要处室接受严酷的考验和锤炼。

从1980年起，肩负着厅领导的厚望，他不辱使命地战斗在治安处、技术处、刑侦处、经侦处、南方工作站、法制处，最后定位于禁毒总队。在辗转轮换的工作中，他高燃理想的赤子之心，不停地奋斗。在每一个处室，他始终率先垂范，攻难破坚，令人折服地兑现了“一处一辉煌！”

做为一处首长，他告诫自己：不可有丝毫得意，丝毫放松，丝毫侥幸。因为要承担此起彼伏的挑战和有形无形的压力，他也经常叮嘱身边的干警：我们每个人都是离开枪膛的子弹，停止便意味着坠亡！

在破获形形色色大案要案中，冲锋陷阵，他身先士卒；遥控指挥，他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南方工作站的“拓荒牛”

为了狠狠打击各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实现为黑龙江经济保驾护航的神圣使命，省公安厅决定在深圳设立“南方工作站”。

崔存德欣然领命组建“泡影”中的南方工作站，肩负起建站、破案的两大使命。他像一位豁达、无畏的渔夫，怅然伫立在时间之流的岸边，凭一支浆，一张帆和一支舵，期待风雨与浪涛的评判。

深圳，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各类人物怀揣发财梦的角斗场。上任之初，崔存德肩上扛的是沉重负荷，面对的是人生地不熟的尴尬与囊中羞涩的无奈。

就是在步履维艰的创业中，在居无定所，食无温饱的岭南困顿中，崔存德凭借北方汉子的质朴与真诚，凭借自身特有的豪爽与大度，硬是博得了有关部门与警界同仁的认可与支持，开拓了崔存德在心中预期的“建站有人扶、破案有人助”的大好局面。

凭借“白纸绘蓝图”的胆识和魄力，崔存德日复一日地在暴雨或酷热中奔波。一家一家的拜，他鞠躬寒暄；一杯一杯的饮，他突发过脑溢血；为荡平建站的路，他求助亲朋好友的资助……

仅用两年没黑夜没白日的工作，崔存德和几位“拼命三郎”式的干警建起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南方工作站。在改革开放初期，崔存德领导的“南方站”成为中国警界的一个“品牌”，他自然成为这一品牌的形象代表。出生入死的战友钦敬地送给崔存德一个绰号：“拓荒牛”！就是这头拓荒的牛，在他功德圆满离开南方站时，为省厅带回了300多万元的装备和物资，可他依然固我的两袖清风！

丹心报国是男儿，恶竹应须斩万竿。在建站的同时，崔存德带领南方站的干警仍然肩负着“保驾护航”的使命，连续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

黑龙江省经贸中心和另外几个单位，在香港与外商签订电冰箱购销合同，被诈骗几千万。面对这一起特大诈骗案，崔存德一方面制定破案思路与细节，一方面动用所有关系拉近与香港警方的距离，取得香港警方的理解与配合。兵贵神速，崔存德和战友们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大获全胜，把藏匿在香港的被骗巨款，分文不少的全部追回。在香港回归前，这是首笔大陆从香港追返的巨额赃款！的确，一提起这个黑龙江省公安厅和香港警方合作成功的案例，香港警督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每次与各国交流案例时都娓娓道来，以此案为辉煌力作。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崔存德办案的指挥才能，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时度势和计划行动；二是善于亲自使行动计划付诸实施，直至成功！

最令崔存德难忘的是省内一家著名钢铁企业被诈骗案的侦破。当时，这家企业经济效益已濒临谷底，几千名职工面临下岗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企业被诈骗几千万，危在旦夕。企业的重托与几千名工人的期盼沉沉压在心头。崔存德带领战友昼夜奋战，仅用三个月火速破案并追回赃款。当崔存德和战友们亲临工厂报喜时，数百名干部工人列队欢迎，场面盛大而热烈。一位老工人眼含热泪把一碗酒举过头顶，对不相识的崔存德说：“恩人，是你救了我们工厂，救了我们全家，老哥敬您！”崔存德眼眶也湿润了。他和战友们忘记了连日战斗的辛劳与疲惫。

一桩绑架案报警。被害人在广州被绑架，向他有钱的哥哥索要赎金200万。崔存德当机立断：这是一起熟人绑架案！在毫无头绪的困难中，崔存德指导专案组缜密研究，在受害人的近期通话中找到蛛丝马迹，于是顺藤摸瓜，分三个组在哈尔滨、厦门、长春抓获罪犯11人。大案仅历时半个月告破。

一手抓建站，一手抓破案。崔存德这个拓荒牛没有辜负厅领导的信任和家乡父老的重托。几年时间，在各大商家赞誉和支持下，他在沿海地区建立了5个分站，其触角一直伸延到香港、澳门、东南亚。通过破案，他为黑龙江挽回经济损失3个多亿。面对各方的赞誉与各级领导部门的褒奖，崔存德总是谦逊地说：“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源自领导、团队和支撑我的警界同仁们。”

跟着崔存德在深圳战斗过的干警们发自内心地说：“跟着大崔的岁月，是能力、经验、勇气提升的黄金阶段。这是我们从警生涯中最值得纪念和自豪的美好光阴！”

天降大任于斯人

大作家巴尔扎克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仔细想来，崔存德应该配得上这句名言。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用他的才智与果敢，荷枪实弹地去粉碎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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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省公安厅任命崔存德为“黑龙江省禁毒总队总队长”。天降大任于斯人，崔存德欣然领命，同时做好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思想准备。

毋庸置疑地说，崔总队长上任后，面对的是一个使弱者怯步的局面：第一，全省从事禁毒战线工作的，只有省厅禁毒处的14人，且素质参差不齐；第二，只有三辆嗷嗷待修的破警车，且欠外债一百多万；第三，全省毒情严重，工作千头万绪；第四，没有工作据点，没有戒毒教育阵地……

千磨万砺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临危受命，不知“难”为何物的崔存德夜不能寐地梳理着昨日的纠结，思索着明日的攀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感言：“人的才能在于使艰辛成为快乐；在于用灿烂的色彩，使阴暗环境明亮起来。”

他点燃了新官的“三把火”；他挥动武将的“三板斧”。

一抓禁毒队伍的建设。他连日起草在全省组建禁毒队伍的报告，请示省、部各级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建设队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还多次跑省进京，向有关领导陈述组建队伍的构想。在他不懈地努力下，省、部下文批准了他的报告，实现了他的夙愿：批准省建总队，各地、市成立支队，各县设立大队。这样，在全省范围内就形成了一支可以上下通气，联合办案的专职、精干的禁毒新军。这支队伍的建设，崔存德奋力推进，功不可没。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崔存德深谙“人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内涵，他又竭尽全力申请队伍建设资金。国家公安部和黑龙江省政府很快批准了崔存德的请示，调拨队伍建设资金。从县大队到各地市支队和省总队都鸟枪换炮，配备了适应工作急需的设备、用品和警用车辆。

二抓“打几场翻身仗”。队伍壮大并形成“拳头”，极大提高了办案、破案的聚合力。崔存德非常重视破案率的提高。他号召全省禁毒干警从往年破案仅有几百起的汗颜中起步，打一场提高破案率的比拼。他常说，禁毒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们破案是“以义击不义，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在崔存德的策划指挥下，全省破案率猛增。2003年，全省禁毒破案率突破7300多起，这一数字极大振奋了广大禁毒干警的激情，得到上级的表彰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三抓基础。过去，黑龙江省上报的吸毒人数仅为千人左右。国家禁毒局一直认为，作为紧临俄罗斯等国的黑龙江，这一数字未必可信。崔存德为了摸清准确数字，在全省首次开展了“吸毒人员大收戒”活动。全省禁毒干警上下齐动员，并发动全民参战。通过一系列翔实的调查摸底，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跃然纸上：黑龙江吸毒人员近5万人。对一个刚刚上任不久的总队长，国家禁毒局赞赏不已。

为铲除罂栗种植地而战

在黑龙江的莽莽大山里，藏匿着大小不一的罂栗种植地，被定为“毒源地”“重灾区”。这里的毒犯手中有枪支、砍刀，进山的狭窄涉路布满陷阱、炸子、吊雷。为围剿罪犯，不少战士、刑警的鲜花滴洒在林海深处。

面对深藏难觅和危险四伏的毒源地，崔存德深知肩上的责任。他耳畔犹如战马嘶呜，号声震颤。像无数次披挂上阵一样，他时时准备竭尽全力去抒写生命，创造人生。在他的指挥下，不断压缩毒犯的种置范围。

正在追剿行动节节推进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和省里决定打一场以“天目”为代号的围剿种毒违法犯罪的行动，崔存德自然担当起前线总指挥的重任。在行动前的每一天，崔存德都在用坚实的脚步踏向不可知的艰辛与磨励，书写“禁毒战”灿烂的篇章。在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下，崔存德布兵遣将，设计战局，把禁种铲毒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在参战干警的共同协作下，禁种铲毒取得节节胜利，圆满完成了公安部和省厅“铲除毒源”的使命。为了巩固成果，崔存德严命有关地、市，加强侦察巡逻，杜绝回流，创下黑龙江省连续十年毒品源植物“零产量”的记录，功勋卓著，得到国家禁毒局的高度赞扬。

开拓建立禁毒宣传教育阵地

从上任之初开始，他指挥过一场又一场的拔关夺隘，他也创造过一次又一次的事业辉煌。尽管世间的美好一瞬都曾为他停留，但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教育基地的建设与创立。历时3年，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马不停蹄地跑发改委、跑财政、跑公安部力争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2006年6月26日，黑龙江省禁毒教育基地落成。这其中，崔存德饱尝申报艰辛和嫉贤妒能者告刁状的辛酸苦辣，这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承受的。建立永久性的禁毒教育基地，是崔存德开拓进取结出的硕果。基地的建立，使全省禁毒宣传和预防教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为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崔存德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猛士，更是未雨绸缪决胜千里的智者。经过深思熟虑和忘我的奔走，他又高瞻远瞩地建立了中俄禁毒合作办公室——绥芬河站，并在哈市建立了黑龙江禁毒队信息技术情报中心。基地、中心、站的相继设立，迅即打开了全省禁毒工作的新局面，并为省公安厅积累下上亿的固定资产。体悟崔存德不断求索，不断进取的强者之路，人们或许会不由自主地赞叹：像崔存德那样，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勇气和自信，当然还更需对事业的热情与忠贞！

开拓与俄罗斯合作禁毒的双赢之路

高尔基先生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做为一个省禁毒工作总指挥，上任不久就瞄准了与俄罗斯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利用工作余暇，他多次沿边界调研、走访，构架着禁毒国际合作的会战。

在公安部、省政府、省厅的批准支持下，崔存德亲临一线指挥与俄方的禁毒合作。他连续走访哈巴罗夫斯克、滨海、阿穆尔州，多次与行政区警方首长共商禁毒大计，并在取得共识后，积极推进禁毒合作。

崔存德紧紧围绕国家禁毒工作全局和禁毒国际合作框架协议，积极与俄罗斯警方举行定期会谈会晤，及时通报毒情形势，犯罪特点，走私犯毒品种类、价格、渠道；定期交换相关禁毒法律法规。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联合查缉毒品专项行动，合作侦办跨国走私毒品大案要案。强化堵源截流，切断走私毒品犯罪通道。

在崔存德领导下，总队积极构建禁毒国际合作的渠道和平台，不断扩大和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禁毒领域双边、多边业务，认真实施联合国禁毒合作项目，取得显著成绩。

十年奋进，十年辉煌。在崔存德指挥下，禁毒合作硕果累累，侦破大案要案成就可歌。

2001年3月6日，省总队指挥七台河市局，成功侦破特大跨国制造冰毒案。抓获毒贩7名包括韩籍毒犯，缴获冰毒1.33吨及制毒物品、设备。

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侦办境内与俄罗斯毒犯勾结，走私麻黄素、摇头丸，同时，俄向境内走私大麻、大麻油和冰毒案。经过缜密侦查获取大量证据后，2005年1月27日，崔存德一声“收网”令，将哈尔滨、牡丹江、东宁12名罪犯抓获。缴获麻黄素935公斤，摇头丸25粒，冰毒3克，大麻45克，枪支7支，子弹481发……。

2005年8月17日，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全总局配合，摧毁了中、俄毒犯勾结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缴获摇头丸1618粒，氯胺酮11.4克，运毒车一台。

2009年，中俄联合打击“8·27”跨国走私、制造、贩卖毒品案。历时两年的侦查，8月12日收网，抓获罪犯16人，缴获大麻7.35公斤及大量吸毒、制毒工具，捣毁制毒窝点5个……。

其实这只是破案中的一部分，比如还有破获震惊世界的100吨咖啡因大案、86吨大麻案件。还有令许多影视工作者争相采编的“8·27”卧底两年破获毒品加工厂案件等。为表彰崔存德总队长在联合缉毒工作中的业绩，俄罗斯政府两次向崔存德颁发“国际合作勋章”。

崔存德是公安战线霞光四射的一颗星。在指挥台，他是智者，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在战斗一线，他是勇者，可以燃烧成一团火，幻化成一把剑！在生活中，他似墨梅，真以见性，柔以见情；面对手中的权，他更是廉政的典范：非我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时光剪影，追求永恒光芒。我们羡慕并尊重他。他在巨量的工作和不俗的业绩中，他升华着中华卫士之尊，他无愧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责任编辑 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