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通用8篇)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篇1
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飞粒彻科贸有限公司等
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件要旨:一项技术信息能否构成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取决于权利人能否对其中相关的秘密性技术进行证明。虽然该证明过程一般需通过鉴定机构完成,但其前期的收集取证工作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利人自身。在遭遇此类情况时,权利人可选择先启动行政或刑事程序,请工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保全,而后再去法院启动民事保护程序。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二中民初字第608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326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一下简称“承天倍大公司”)成立于1996年,主要从事流体过滤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生产。1997年7月郭某进入承天倍达公司,负责市场销售。1998年8月任某进入承天倍达公司,从事过滤设备图纸的设计和改进,同年12月27日任某被聘为设计工程师,合同有效期至2002年12月31日。郑某于1998年10月进入承天倍达公司,担任采购部外协工程师,负责材料供应。2001年6月任某从承天倍达公司辞职,同月22日任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飞粒彻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粒彻公司”)成立。2001年10月和11月,郑某和郭某相继从承天倍达公司辞职。自2002年1月起,郭某代表飞粒彻公司与数公司签订了多项合同。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2001年12月飞粒彻公司与承天倍达公司的原加工单位涿州市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商定,飞粒彻公司提供图纸,涿州市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加工产品。次年3月正式签订了生产加工协议。2002年5月承天倍达公司及飞粒彻公司均参与了东方化工厂组织的招标活动,在活动中,承天倍达公司发现了飞粒彻公司从事与其相同的生产经营活动,随后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投诉,指控飞粒彻公司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2002年7月8日通州分局对飞粒彻公司进行不正当竞争调查,在飞粒彻公司办公地发现了属于承天倍达公司的客户通信录,会议代表名单14页及过滤设备图纸23页。
此外,2001年9月20日至2002年6月26日飞粒彻公司共与17个客户发生业务联系并且成交。
2002年7月10日,承天倍达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任某和飞粒彻公司侵害了其商业秘密,8月23日又追加了郭某、郑某为共同被告。
三、法院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承天倍达公司的“过滤脱水装置”仅管是以行业内被广泛利用,属于公知技术的产品为蓝本,但是却对一些零部件、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测绘,改变了某些装置并克服了原产品的不合理设计,才形成了现有的产品结构。因此认定共有7点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承天倍达公司要求保护的聚结分离器、粗过滤器等技术信息,由于或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或可通过直观方式获得,或与本案技术无关,故依法不予保护;任某作为原告职工,在研发“过滤脱水装置”过程中接触过上述技术秘密,其设立的飞粒彻公司在组建之初就生产出同类产品,且在该产品中含有原告的技术秘密,任某又不能以充分证据证明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合法来源。故可认定任某向飞粒彻公司披露了其掌握的技术秘密,应与飞粒彻公司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承天倍达公司主张的由零配件供应商和客户名单组成的经营信息,因这些名单可通过展销会等形式的公知渠道获得,因此不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经营信息;而承天倍达公司主张郭某和郑某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由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飞粒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任某和飞粒彻公司以书面形式向承天倍达公司赔礼道歉并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驳回承天倍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承天倍达公司和飞粒彻公司、任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承天倍达公司上诉称,任某和飞粒彻公司窃取、抄袭并使用其产品图纸和营销信息,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一审未对上述行为予以认定;郭某以个人名义与飞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粒彻公司合作,在为飞粒彻公司推销侵权产品的过程中,披露、使用了上诉人的营销信息,其行为属于与飞粒彻公司共同侵害我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一审判决亦未予认定。另外,上诉人的技术秘密时生产图纸及其载含的技术诀窍和技术信息,不是某类产品的技术原理和外观结构示意图。因而,相关部件结构等设计信息也属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不仅是一审中认定的7点技术信息。
任某和飞粒彻公司共同上诉称:承天倍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技术信息均为公知技术,不能构成商业秘密,且一审认定的7点技术信息在整个产品中均非关键问题,对产品性能和成本均无重要影响,因而一审认定该7点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错误;并且一审判决认定承天倍达公司对技术图纸采取了保密措施,并判决二上诉人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承天倍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高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勘验、核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技术图纸的基础上,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承天倍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技术信息中有7项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并无不当。承天倍达公司、飞粒彻公司、任某关于一审判决认定7项技术信息构成技术秘密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任某曾为承天倍达公司职工,其离职后从原单位带走产品图纸及相关营销业务资料,并另行成立了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该行为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道德,侵害了承天倍达公司的合法利益,而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和处理,确有不当。对于承天倍达公司对于郭某的指控,虽然郭某自离职后,确实参与了飞粒彻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由于承天倍达公司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其侵权不予认定,虽有不妥,但不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因而只需在二审判决中酌情纠正即可。另外,鉴于承天倍达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规定了严格保守公司信息的条款,故应认定承天倍达公司已采取了合理必要的保密措施。一审法院依据飞粒彻公司与17个客户发生业务联系并且成交这一事实,酌情判令飞粒彻公司、任某共同赔偿承天倍达公司15万元,亦属合理。综上,上诉人承天倍达公司、飞粒彻公司、任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四、律师点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权利人要想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其所有的商业秘密,除须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商业秘密,且该商业秘密被对方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使用的事实以外,还须对被控侵权人的信息及自己所有的商业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负举证责任。
由于每项技术信息都是由公知技术和秘密性技术两部分组成的,该技术信息能否构成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并获得法律的支持,取决于权利人能否对相关秘密性技术的独有性进行证明。而该秘密性技术的寻找及证明过程,就是要排除技术信息中的公知技术,查找出权利人所掌握,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且也不易被他人通过反向工程所掌握的技术信息的过程。这可以说是证明权利人拥有商业秘密的最为关键的一项证据。
秘密性技术存在的证明一般需通过当事人选定或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完成,但其寻找,即取证的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及其聘任的律师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当事人及律师取证在公信力方面的欠缺,因此,在很多时候都有必要邀请公证机关介入。比如在采集侵权产品时,邀请公证人员参加,对购买或取得涉嫌侵权产品的过程及途径进行固定,方便日后对侵权行为的举证。但当事人、律师或公证取证,由于缺乏强制力,在调查取证时很难得到对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配合,弄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因此,在遭遇此类情况时,权利人可选择先启动行政或刑事程序,请工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保全,而后再去法院启动民事保护程序,从而更好的保护自身利益。
本文摘自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湖南邵阳人。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湘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湘凌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由于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在商业秘密领域比较有影响,并就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多次接受《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等全国性报社采访。以下为唐湘凌律师关于商业秘密保护观点的报道: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知识产权报》第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的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的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知识产权报》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认为,鉴于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比如这次会上研讨涉及的刑事案例,是武汉一个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案件,该案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法院审理又面临截然相反的两个鉴定结论在“打架”。把如此棘手的一个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交给从未有类似案件审判经验的基层法院审理实是勉为其难。建议参考目前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说,“根据有关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公、检、法机关均有委托鉴定的权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有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在实践中,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被告及其代理人往往也会委托鉴定,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关于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应做的工作,唐湘凌认为,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一定要做好预防性工作,例如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建立秘密资料的存档管理制度;涉密计算机不联网;对企业员工进行商业秘密法律知识培训;与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与可能接触较高级别商业秘密的员工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签署保密协议时,一定要根据其接触或可能接触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划定、明确保密的具体内容。”
《科技日报》文章《不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建议,鉴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非常复杂,希望有关方面参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篇2
《秘密花园》自1911年出版以来就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之一并且之后再版了很多次。值得一提的是, 在《秘密花园:自然的魔法》一书中, 美国学者Phyllis Bixler指出,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以及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都深受《秘密花园》的影响。
《秘密花园》的主人公是孤独丑陋的小女孩玛丽, 她无意中闯入了一个禁闭已久的花园, 之后在农场男孩迪肯的帮助下, 她决心拯救这一废弃的花园并以此帮助长期卧床的表兄科林。在劳动过程中, 玛丽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妙处, 慢慢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姑娘, 同时她还帮助科林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在《秘密花园》中, 玛丽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她精心照料花园, 而花园给与她成长的力量。这个小女孩从孤独自闭成长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反应了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是西方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保护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74年, 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 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 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 并认为这一思想来自人统治人的思想。它批评男权的文化价值观, 赞美女性本质, 以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及自然都是及其有害的, 因为女性在建立和谐的人类社会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其重要作用。女性了解自然, 女性与自然都是处于被压迫地位。
二、《秘密花园》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在《秘密花园》中, 伯内特给读者描绘了一副生动的自然景象, 同时, 她强调了自然对于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性。书中自然与人的逐渐转变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够达到双赢的效果:玛丽和她的朋友给这个毫无生机的花园带来了新的生命, 而自然的生机也给玛丽带来了欢笑, 希望和生命力。
《秘密花园》生动地展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玛丽就是作者生态女性主义观的重要体现。伯内特告诉我们玛丽的成长离不开秘密花园。秘密花园从荒芜冰冷变的生机勃勃, 玛丽也逐渐从冷漠无情变为与他人真诚交流。在秘密花园中, 玛丽可以自由谈笑而无需担心传统父权思想的影响。玛丽也不像传统观念中的女性那样柔弱, 相反, 她积极主动, 帮助科林恢复健康重拾自信。玛丽的变化离不开自然的魔力, 离不开自然的生机。在修葺花园过程中, 玛丽也获得了健康、自信和勇气, 达到了身心的双重发展。
此外, 在书中, 伯内特还借助农场男孩迪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方法。迪肯出生贫寒却热爱自然, 乐于助人, 因此他的生活充满欢声笑语。而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缺少关爱。他们只是追求更高地社会等级和更多的财富, 对于无产阶级的痛苦却无动于衷。可以说, 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当贫瘠的。对此, 伯内特认为个人应该走出自己的狭窄空间并投身于自然界中, 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学会与他人也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三、结论
《秘密花园》中, 伯内特通过描述玛丽在自然与劳动中达到身与心的成长, 向我们展示了她对自然的热爱, 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希望, 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渴望。伯内特用她独有的细腻笔触告诉我们自然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人类不该按照自己意愿强行改造自然。在作者看来, 只有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类才能真正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就像伯内特所说:“只有拥有一座‘花园’, 你才拥有未来;只有拥有未来, 你才拥有生命。”所以, 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的力量, 真正与自然建立和谐双赢的关系。
摘要:在英国儿童文学中, 《秘密花园》是一部公认的没有年龄界限的著作。在这部小说中, 玛丽努力拯救一座废弃的花园, 将活力与新生命带给了这一古老庄园,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达到了自我拯救。这与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女性与自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谋而合。
关键词:《秘密花园》,自然,女性,生态女性主义
参考文献
[1]Burnett Frances Hodgson.The Secret Garden[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2
[2]Cao Peihong.A Study of Eco-feminism in Gone with the Wind[D].Northest Normal University, 2007.
[3]Su Fang.Her Own Garden[D].2007
[4]刘飞:《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 (05) 。
从《绝望主妇》看人性的秘密 篇3
一声枪响,女主角之一的Mary倒在地板上,鲜红的血慢慢地流出来.映红了人们的视线。《绝望主妇》的故事由此展开。
这部电视剧包揽了第57届美国电视艾美奖的15项提名,是目前美国ABC电视台周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不仅在北美,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创下了令人惊叹的收视纪录。前不久,它又带着一股超强人气旋风刮到了中央电视台。
《绝望主妇》的主角是结婚多年的家庭主妇,有的已经离婚,有的还在婚姻的城墙里沉浮。她们生活在一个安静祥和又美丽优雅的社区,她们是很好的姐妹,过着外人看来或者互相看来都非常美满的生活。但事实并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光鲜,我们可以跟着故事一开始就开枪自杀的女主角之一Mary的视角,看到隐藏在这些主妇幸福生活背后的痛苦和无奈,还有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其深刻的生活哲理、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一批“铁杆”影迷,震撼着不完美的成人世界,使那些整日处在忙碌的生活、琐碎的家务和烦恼的工作中偶尔感到无助和绝望的主妇们产生了强烈共鸣。
据说,现任美国第一夫人劳拉曾对媒体说:“每晚9点钟,这位充满活力的先生(布什)已睡在床上,鼾声阵阵了。而我就只有一个人看《绝望主妇》。女士们先生们,我就是一个绝望的家庭主妇。”这当然不排除这位第一夫人笑谈的可能,但是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绝望主妇》的绝对影响力。
“当我回头看身后的这个世界时,我看得如此清晰,有那么多有待发现的美丽,有那么多有待揭幕的神秘,但很少有人会停下来看上一眼,他们只是不停地往前走,这真是遗憾,有那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
Mary虽然在故事一开始就死去了,却是一个隐身幕后的真正主角,以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继续注视着她曾生活过的这个社区,审视着她曾深爱的丈夫.孩子及朋友们的生活,用旁白的方式活在这部剧里。因为跳出了这个社区,跳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她能看得更加透彻,更加清晰。
对日常生活我们恐怕都已经熟视无睹,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看清楚别人的生活,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很难看清楚。所以我们只看到Gabielle美丽的钻石项链和她奢华的生活及她从不间断的情人,却没看到她像一个快溺毙的人,急切想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我们只看到Bree美丽整洁的面容和优雅十足的举手投足,却没注意到她眼神里不时流露出的恐惧……是的,我们看不清楚,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这似乎是Mary无意中道出的旁白,却成为该剧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牵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也高高吊起观众的胃口。
Mary死后家变得黑暗阴冷、丈夫做出一系列奇怪的举动、他十三岁的儿子在十年前的一个噩梦中苦苦挣扎;刚搬进这个社区的高大英俊又温文尔雅的Mike,带着一条懒懒的老狗和对亡妻的深情思念,引来女主角Susan的倾心爱慕,谁知镜头一转,我们看到了他壁橱后面一捆捆的美金,还有一把手枪;Lynette曾经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可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回到家中,最后被淘气的孩子们逼得要发疯,她一度产生幻觉,看到死去的Mary递给她一把手枪:在外人看来非常美满的Bree和她的丈夫却在找婚姻顾问,试图挽救她无望的婚姻,而她失败的原因只是她不知道自己丈夫在性生活上面的被虐癖好;Gabrielle总是能很幸运地和自己的情夫偷情而不被丈夫找到证据。
《绝望主妇》让观众看到了极真实的东西,这里没有纯粹完美高尚的人:儿子酒后驾车肇事撞伤人,Bree在短暂的思想斗争后选择包庇;不小心烧着了邻居的房子,救火无效,Susan就选择逃离现场并保持缄默;怕丈夫升职后常不在家,Lyntte不露痕迹地说服丈夫的老板夫人让丈夫失去了他渴望的职位……这些真实沉重得令人窒息,又现实得让人屈服。这些用不正当手段争取和维护的爱让人怀疑。《绝望主妇》以大胆直白的手法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残缺,从绝望的主妇们身上看到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内心精神的空虚。也许部分地因为这一点,它的放映等级被定为FC级,即未成年人在收看时要由家长引导。
Mary的丈夫深夜扔到河里的木箱突然浮出水面;Mary的朋友不经意间发现她遗物里掉出的恐吓信;新搬来的邻居无意中看到已故Mary的照片,认出原来她就是多年前曾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Angela……秘密一层层被揭开,触目惊心。而MarY以一个死去亡魂洞悉一切未卜先知的视角所作的精彩旁白,让所有的这些变得无比玄妙和充满哲理。
“离家流浪的孩子回来了,慈爱的父亲原谅了他吃醋的妻子,利用丈夫的信任,小小地玩弄了他一心想照顾孩子的母亲,为需要她的孩子肯冒任何风险:不忠的丈夫伤害了妻子,她却依然深爱着他。为什么这样的故事百听不厌?因为这些都是家庭故事,每当我们回首往事时,那些争吵、痛苦和怨恨都常常提醒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了。”
尽管《绝望主妇》有以悬疑吸引眼球之嫌,但细细琢磨,会逐渐发现这部剧是在讲述爱人和朋友之间的情谊,讲述许多关于爱和原谅的故事。身陷狱中的丈夫尽管怀疑妻子所怀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却仍然在妻子不小心流产后想尽办法请人帮她从流产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在母亲怀孕时就被父亲抛弃的Susan,当自己年过四十第一次看到亲生父亲时,依然会因父亲亲手为她戴上一顶帽子并夸赞她而像小女孩一样欢欣雀跃,原谅并爱上了自己的父亲;Lynette在做母亲的失败情绪中绝望,朋友们告诉她大家都一样经历过她正在面临的痛苦,Lynette释然了。只是很多时候爱局限在一个个小家庭里,就会变得自私,甚至带来伤害和罪恶,就像Mary和她的丈夫当年为拒绝交还收养的孩子Zack而杀死了Zack的亲生母亲。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篇4
4月20日,中共中央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高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例。
4月23日,国家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拿出20亿作为非典防治基金。
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国家人事部、监察部宣布,对拒不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防治非典工作各项部署和要求的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自4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萨斯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萨斯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1]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萨斯疫区名单中删除。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这标志着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秩序。
我国传媒早期没有报道萨斯危机有其必然性
我国传媒在萨斯发生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后5个月,在萨斯广泛传播之后的两个多月,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这固然有当时还不清楚萨斯为何物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方面的基本制度使媒体很难有所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特点是:中国有关新闻的法律没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也没有为保护公众利益而独立报道疫情发生的权利,重大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各级党委或它的宣传部门根据是否有利于形势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加以判断。
1、没有党政部门允许,传媒无法报道重大问题。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有媒体都属于国家所有,重大问题要不要报道,怎么报道,都要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形势不安定,认为国家形势不安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邓小平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促进安定团结”。[2]在许多地方领导人心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媒体揭露了本地的严重问题,会影响外界包括中央对该地政绩的看法,也会影响自己政治上的发展。
在萨斯疫情开始传播的时候,广东省卫生厅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医院发出内部通知,称出现一种新的不知名传染病,要求隔离病人,医护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
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虽然媒体也有所报道,但都尽量轻描谈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萨斯疫情的首次报道。1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看《快乐小秘密》读后感作文 篇5
原来快乐要自己去寻找,欢欢奇奇和聪聪为了去寻找快乐,帮助小猫解决了病痛的折磨和痛苦,小猫咪咪得到了快乐,欢欢奇奇和聪聪也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原来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
什么是快乐呢?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呢?这不仅是欢欢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给朋友过生日,看着朋友满脸幸福,非常的快乐,我们自然也开心起来,读后感《看《快乐小秘密》读后感作文》。“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概就是说这个道理。
看《快乐小秘密》读后感作文200字从故宫失窃案谈商业秘密保护 篇6
商密卫士
2011年5月23日
内容导读:
2011年5月8日故宫博物院晚发生窃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故宫保卫处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拥有人防、技防、物防和犬防“四道防线”。然而,超过240人的人防队伍,近万台的报警和监控设备,以及100多条训练有素,凶猛无比的狼犬,却没有发现、阻止和抓住一个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小学都没毕业、盗窃手法简单粗暴的小偷。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利用商业秘密的泄密和保护原理,我们可以清楚的分析出故宫在安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示整改的方向,对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据报道,故宫博物院2011年5月8日晚发生窃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
京城故宫是国宝重地,故宫保卫处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自然拥有壁垒森严的防范手段,包括:人防、技防、物防和犬防“四道防线”,遍布全馆的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不间断运行;珍宝馆内外,更是红外线、微波、声音等多种报警器探头24小时开启,全方位监视;拥有40多台显示器的报警系统可自动录像,并有3种以上的技术手段进行复核,如发生意外,会立即通过专线电话上报。然而,这套苦心经营10年、堪称具有现代意义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却未能阻止盗贼行窃。
由于故宫拥有顶级的安防体系,况且斋宫位于故宫内东六宫之南,与故宫各大门都有很远的距离,可谓是处于深宫大院之内,而窃贼却能突破四道防线,顺利盗窃得手,并携带故宫展品全身而退,所有的监控没有留下窃贼的片刻踪影,不由人浮想联翩,不知哪位国际大盗为之。其情节必定如好莱坞大片《偷天陷阱》般,智囊策划、高手云集、技术先进、手段高超、路线勘察、飞檐走壁,利用高科技的手段,让故宫的近万个报警器和探测器失灵,甚至让故宫内100多条专业警犬变成乖乖狗,而且故宫内部一定有内应配合,否则,不可能在天罗地网的故宫内完成盗窃活动。
随后,事态以一种出乎人们想象的方式演进,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警方最后抓获的窃贼不是飞天大盗,没有里应外合,也没有高科技助威,而是一个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小学都没毕业、身高只有1.60米的山东农民。他跟随旅行团逃票混入故宫,“进去后听导游介绍,也不知道怎么了,脑子一转圈就想起盗窃。”,之后用极其粗暴简单的手法“用脚踹破窗户而入,砸碎展柜玻璃,盗窃展品”,延“斋宫的红色宫墙上,从房顶自西向东跑到头,再向北跑到头跳墙逃跑。”
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却被一个自称“临时起意的游客”轻易破解,窃贼为何能突破“四大防线”盗窃得手?报警设施为什么没有自动报警?嫌疑人如何逃出故宫的重重大门的?如何躲过密如蛛网的探头?虽然后来警方介绍,这个窃贼不是“临时起意识是盗窃”,而是提前“踩过点”,但也挡不住人们对故宫安防能力的怀疑。
我们利用商业秘密的泄密和保护原理对故宫失窃案进行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故宫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改进措施,其结果对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工作,也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故宫失窃案的风险要素分析
根据“商业秘密泄密原理”,我们知道商业秘密的泄密风险是由商业秘密的价值、商业秘密存在的薄弱点、对商业秘密的威胁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商业秘密具有价值,威胁利用商业秘密存在的薄弱点,对商业秘密造成损害,导致商业秘密失密。泄密风险与三要素存在正相关的函数关系,三要素的作用越大,风险就越大,反之亦然。商业秘密的价值越高,吸引力就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威胁的攻击。威胁是指能够对商业秘密造成泄密破坏的各种潜在原因。薄弱点是指商业秘密存在的能够被威胁所利用的弱点。
同样,故宫文物的失窃风险,取决于三个要素,即:文物的价值、对文物的威胁、文物存在的保护漏洞。
故宫内藏的文物都是国宝级,价值连城,这些国宝的价值构成了失窃风险的第一要素。由于这些文物都是有形的实物,其价值只能随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升值,基本不可能采取任何控制措施降低这些文物的价值,也不可能改变该要素对失窃风险的影响,所以该要素对失窃风险的影响很大,但其影响程度基本是恒定不变的。
再分析一下威胁要素。虽然故宫藏品价值连城,但实际发生过的威胁,无论从数量还是攻击能力,都不具有太大的威力。据报道,建国以来,加上本次5月8日的失窃事件,故宫总共发生过6次盗窃案,其窃贼都是单枪匹马的小偷,没有一起是拥有高科技盗窃手段的江洋大盗,更不是有组织的团伙行为。特别是这次被抓的石柏魁,更是一个小学都没毕业、身高只有1.60米的山东农民,他在实施盗窃时,连自己的手印都不知道隐藏。因此看出,在这次失窃案中,虽然是小偷这一威胁盗走了文物,但由于其能力所限,小偷作为威胁要素对失窃风险的影响实际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小偷威胁这一要素,不对导致较高的文物失窃风险。
影响失窃风险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故宫文物保护存在的漏洞。由于前两个风险要素的作用是一高一低(价值要素对失窃风险的影响很高,而威胁要素的影响又很小),根据风险模型计算,此时还不会出现很高的失窃风险,其风险值大约是中等偏下,如果漏洞要素的影响不大,最终的失窃风险一定是低。如果漏洞要素的影响很大,最终的失窃风险一定为高。反过来理解,在价值要素和威胁要素一高一低的情况下,如果最终的失窃风险为高,则可以推断,漏洞要素的影响一定为高。因此,故宫的失窃风险的决定因素就是漏洞因素了。漏洞的大小和严重程度直接决定了文物失窃的风险高低。由于故宫在价值因素和威胁因素一高一低的状况下发生了文物盗窃事件,证明故宫被窃的风险非常高,已经变成了现实,由此可以推断出故宫的漏洞要素的影响一定很高,即存在严重的安防漏洞。后来警方披露的作案过程,也验证了故宫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安防漏洞。
从上面的风险要素分析还可以看出,故宫是很幸运的,因为这次文物失窃的主因是安防漏洞造成的,威胁这一要素的影响很小,所以导致失窃损失还不是太大。如果威胁的能力很强,例如有组织、内外配合、采用高科技作案手段对故宫实施盗窃,再利用故宫安防存在的巨大漏洞,最后的损失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警方破案也不一定象这次顺利了。
二、故宫看得见的安防漏洞
根据公开报道的作案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故宫在安防方面表现出来的漏洞所在。
1.监控和报警装置形同虚设
据报道,故宫拥有遍布全馆的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不间断运行;珍宝馆内外,更是红外线、微波、声音等多种报警器探头24小时开启,可全方位监视,没有空白点;拥有40多台显示器的报警系统可自动录像,并有3种以上的技术手段进行复核。
而实际上,小偷石柏魁在故宫的潜伏、实施盗窃、逃脱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打碎故宫内诚肃殿的玻璃、小偷砸开装饰墙了、撬展柜,并没有任何监控和报警装置发出警报,也没有记录下他的蛛丝影像。监控和报警装置失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安防位置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技术故障、也可能是通信故障、也有可能是供电故障,也有可能是监控系统根本就没有通电工作。据媒体报道,故宫内的监控系统也并不是24小时监控,而是间歇监控,故宫所用摄像机是在遇到特殊情况,报警器报警后才会打开。
2.对安防设置自身保护不够
媒体报道称,小偷在行窃前,切断了警报系统、监控系统的电源,所以监控室也没有监控到情况。
监控和警报系统的供电和通信线路,是监控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该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下。小偷石柏魁轻易的发现并切断电源,说明故宫对安防监控设施的自身保护不够,或者根本就没有对供电或通信电缆和设施设置保护。
3.犬防失效
在犬防方面,故宫配备有一百多条狼犬的犬队,担负着闭馆清查、施工工地夜间蹲守和突发事件安防等任务,但是在小偷闭馆潜伏、追讨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这些六亲不认,嗅觉灵敏的大内警犬发挥作用。
其实,警犬的天性和后天的训练,决定了它们工作的可靠性比人高许多,但狗离不开人的指挥,人是警犬的主导,如果人不带警犬闭关清查,发现意外情况后不让警犬追寻,再勇猛和灵敏的警犬也会变得毫无用处。
据报道,虽然规章制度要求必须犬防,但是有名无实,除非接见外宾平时不做任何犬防。故宫回应说现在资金紧张无力做犬防安排。
4.人防和制度失效
故宫有庞大的人防队伍,院内光武警就有200多人,还有大量的巡逻人员,按照故宫的安防规定,故宫开放期间,所有展厅内的文物安全由开放管理处负责。游客走后,每一展厅里的工作人员都要将自己所属区域的文物清点,并且搜查所有可能藏匿人或物的角落,连消防灭火器的把手、枯井深处和高大展柜的顶端都要一一清查。确认没有异常后,每一区域的所有人再次拉网检查一遍。随后,故宫警犬队还要对故宫的各个角落进行搜寻。8日上午10时许,石柏魁未购买门票混入故宫,并进入诚肃殿的香港“两依藏珍选粹展”展厅,趁降雨至天黑。20时许,他关闭西配房内供电系统总闸,破坏展厅玻璃和内部展板后进入展厅盗取展品。得手后,石柏魁从诚肃殿上房,并攀爬上故宫内墙逃跑。
由于小偷石柏魁是装成游客,在闭馆后成功躲在展厅与西配房的夹道中隐藏下来,说明上述清查制度并未有被有效的执行。
经过调查,失窃当日的安保人员在打牌,无人巡查,虽然故宫有规定每30分钟巡查一次,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废弃十几年。失窃后,安保人员依然打牌。故宫回应当日不是打牌只是在开临时会议,牌只是一个新到的安保人员,在故宫见到其它安保帮助检查时,随手放在桌子上的。
此外,故宫安保人员的能力也不能满足人防的要求。经过调查故宫大部分员工为“关系户”,保安没有经过正式选拔,都是内部招聘。当日发现嫌疑人的保安岁数很大,不仅体力无法追逐嫌疑人,而且没有学过任何擒拿格斗无法制服嫌疑人。故宫回应说安保的老师傅岁数大了一些,但是,嫌疑人身手敏捷未等安保制服就消失在黑影里。
5.对意外事件处置和应急措施不当
石柏魁在行窃过程中,故宫安保人员也发现过意外情况,但没有对这些意外事件采取有效的处置和响应,导致错过了失窃事件的发生。
据警方之前通报,这天晚上故宫保卫处值班室曾经发现“警报”—斋宫所处的东区停电了。但安保人员“以为是雨天线路故障”,如过去雷雨天的雷击事故,没有想到会是盗窃,便没有深入斋宫查看。后来他们推测,电是盗贼切断的,报警系统也就失灵了。
故宫保卫处一巡逻人员曾经发现一名可疑人员。由于该人身上有红色痕迹,疑是故宫红墙剐蹭,巡逻人员命令其原地蹲下后,立即打电话联系、上报,但就在上报的过程中,该可疑人员居然逃脱。后来虽经细致查找,但最终也没有再次发现这个人的下落。随后,故宫动用了在院所有值班和备班人员20多人,并连同故宫驻院派出所的武警一起,在院里搜索了一个晚上,没能发现石柏魁的行踪。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国宝重地和敏感时段,“可疑人员”竟可以侥幸逃脱,可见安保人员的警惕性、控制力、责任心的缺乏。第二天蜂拥而至的游客像往日一样等候在故宫门前,故宫不得不开门迎客,“现场破坏了,布满了游客的脚印”。
而且上述过程中,没有看到故宫有紧急预案发挥作用。像故宫这样的安保重点单位,应该制定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一旦有突发事件应该马上启动预案,而且平时应该经常演练。在相关的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故宫方面应急预案启动的任何迹象。
三、故宫看不见的安防漏洞
通过石柏魁的作案过程,可以看出,故宫内所有的防线,包括人防、技防、物防和犬防“四道防线”,均没有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形同虚设,处于失效状态,如同上面的分析所示。但这些仅是看得见的漏洞,其实,还有看不见的漏洞,而这些看不见的漏洞所起的作用更大。
按照商业秘密的保护理论,有效的商业秘密保护一定是形成一个保护体系,这个体系由若干管理性措施和技术性措施共同构成,例如:安防方针和目标、组织架构、安全意识、流程、程序、职责、人员管理、教育培训、物理防护、技术防护、设备安全、网络安全、监控、监督检查、应急响应等等。
保护体系的管理性措施的作用是选择、确定、实施、运作、监控各种技术性防护措施,而技术性防护措施则体现了管理性措施的具体要求和追求的防护目标。
故宫表现出来的漏洞都是技术性的,如:监控和报警装置形同虚设、对安防设置自身保护不够、犬防失效、人防和制度失效、对意外事件处置和应急措施不当等,但技术性漏洞的根源一定是保证这些技术性措施有效运行的安防管理措施方面,即组织架构、安全意识、流程、职责、人员管理、教育培训、监督检查等管理环节。大面积技术性漏洞的存在,说明故宫的安防体系的管理性措施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或许故宫根本就没有建立有效的防护管理性措施。
四、故宫的整改措施到位吗?
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针对展览展品失窃案件的漏洞查找与初步整改措施,其中漏洞查找有七条,包括“闭馆清场有疏漏,对建筑地形复杂的区域清场出现漏人”、“低估了警情”、“搜捕可疑人过程中,以为四门紧闭措施已经到位,未能及时对城墙布置防控和搜索”等。整改措施有八条,包括“把本次失窃事件作为极为沉痛的重大教训,对全体干部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增强责任意识”、“加快已有安防系统的升级改造,改善硬件设施,提升防控能力”、“对全院重要展室门窗所用玻璃进行相应改造,以具备防爆功能,对目前的展柜进行针对性改造,提高安全系数”、“修改并完善夜间应急处理预案,增加巡逻力量和班次”等。
我们看到故宫的漏洞查找和整改措施中,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技术性保护措施,除了“对全体干部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增强责任意识”外,并没有其它管理性保护措施,更没有用系统的方法,全面检讨和改进管理性措施和技术性保证措施。
故宫这样的整改措施到位吗?
五、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启迪
企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如同故宫对文物的保护。而且企业的商业秘密大多数存在形式是无形的(例如数据和文档),这些无形的商业秘密很容易被复制到各种载体上,更能够通过网络实施访问和传播,所以其保护难度更大。
通过故宫的文物失窃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果企业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体系,缺少管理性保护措施的支撑,无论多么强大的技术保护手段,其最终的保护能力如同虚设,必将宝贵的“商业秘密资产”置于高泄密风险之下。
很多企业虽然意识到了商业秘密是他们企业的“国宝”,但是在对这些“国宝”的保护上,却追求不现实的简单化,期望用一两招“绝招”搞定。例如:有的企业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甚至是竞业禁止协议,就认为所有的员工都会忠实的履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义务,而不需要其它的保护手段。还有的企业采用了网络和数据加密手段,就认为自己的商业秘密进了保险箱,不可能被泄露。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篇7
前者是全球银行卡组织的老大, 后者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中国银行卡协会大佬, 两强相争, 众声哗然, 不论是愿不愿意, 两大巨头都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封堵之后, VISA和银联将如何博弈?那些被牵涉其中的会员银行, 以及超过5 000万的双币卡持卡者, 在这样的博弈中又将受到怎么样的影响?而貌似处于封堵漩涡之外的其他信用卡发行巨头, 它们又如何反应?所有这一切, 注定VISA与银联以及它们的“恩怨纠葛”会成为2010年夏天一个让人热议的话题。
回顾历史, VISA和银联, 从曾经亲密的师生到现在市场中进行激烈角力的对手, 时间怎样在两者的关系之间走出了这么一条看似奇怪的曲线?而在两者关系变化的表象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玄机?这一切是否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仅仅是商业上的利益之争还是行业主导权之争, 是银行卡标准之争还是宏观的国家金融安全话语权之争?
而一切的一切, 仅仅源于VISA的一纸公函吗?
封堵风波
2010年6月2日, VISA中国表示, 它已经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 要求从2010年8月1日起, 凡是在中国大陆境外受理带VISA标志的双币种信用卡时, 不论是刷卡消费还是ATM取现, 都不得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 否则VISA将重罚收单银行, 第一次罚款5万美元, 再犯每月将罚款2.5万美元。业界称之为“VISA要封堵中国银联境外通道”。
然而, VISA却称, 此举“目的是为了确保VISA的持卡人能够享受到由VISA支付系统提供的安全便捷和可靠的支付体验及服务的保障 (包括风险管控、交易纷争的处理等) ”。
中国银联立即在新闻稿中给予针锋相对的驳斥, 认为持卡人有选择境外支付通道的权利, 银联、VISA双标志卡不是纯粹的单品牌银行卡, 标志双方均有责任和义务为持卡人提供境外受理服务, 任何一方都无权单独对持卡人选择境外支付通道作出限制, 持卡人拥有选择境外支付通道的权利。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 双标志卡不单关系到VISA和银联双方的事, 对于持卡人、发卡银行以及银行卡人民币账户的监管要求等都有所涉及, VISA的封堵行为实质上是将自身利益置于中国法律法规、中国持卡人、发卡银行的利益之上。
对此说法, VISA在6月3日表示, VISA的产品带有以“4”字开头的16位BIN号, 由于VISA已将该BIN (Bank Identifi cation Number, 银行识别码) 号在国际标准组织ISO进行了注册, 因此所有“4”字开头、带VISA标志的信用卡都应当遵守VISA的规则。因此, 如果持卡人选择了以“4”字开头的双币卡, 即意味着选择了其交易将通过VISA的支付网络进行处理。
BIN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统一管理并分配。4, 5, 6字头的BIN号分配给金融等行业使用, 其中4字头BIN号已经被VISA买断, 银联申领到的是6字头BIN号。
那么VISA此次对银联境外通道封堵的惩罚措施是否具有可行性?业内人士分析, 由于发卡行、境外收单行和信用卡组织存在收益分配关系, VISA可以轻松查出哪些双币卡在境外发生支付时未经VISA渠道。
一时间, 一场大战开始了。VISA和银联在媒体上陷入了唇枪舌战中, 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而众多加盟的发卡银行、持卡消费者也跟着这个年度“大戏”剧情发展而心起心落。
多方博弈
但是, 这也许并不只是一场口水战而已, 无论对于VISA、银联, 还是发行双币卡的商业银行, 以及持卡的消费者来说, 都意味着切切实实的影响。实际上, 这是一场复杂的多方博弈。
对于全球最大的银行卡国际组织VISA来说, 此时对银联祭出“封堵”狠招, 则有着意味深长的背景。自上市以来, VISA深受盈利的压力, 特别是即将出台的美国新政策对VISA较为不利。美国参议院5月14日通过了关于限制借记卡收费的条款, 并将其加入全面金融改革法案中, 美联储将有权限制发卡公司在借记卡消费时对商家的附加收费, 这对掌握全球信用卡和借记卡91%交易量的VISA和万事达公司来说, 打击十分明显。更雪上加霜的是, 欧美金融危机发生, 使VISA在欧美老家的市场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市场成为VISA的救命稻草。
“你有压力, 我也有压力!”这句流行语可能也是中国银联此时此刻面对封堵令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中国银联一内部人士称, 银联现在处于微利状态, 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主要包括ATM取现手续费和POS机刷卡手续费, 分别向合作银行和合作商户收取, 与VISA相比少了1%~2%的货币兑换费。
而银联之前采取的低成本拓展市场策略, 一方面薄利多销, 在国内市场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使得银联和VISA双标志持卡人一般优先考虑选择银联通道刷卡;另一方面这却导致了国外市场收益无法弥补受理网络的拓展成本。“现阶段我们是用国内市场收益来贴补海外市场。”银联该内部人士说。
目前, 银联的方针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或许是早有预料, 中国银联在2003年度就祭出“62”字头的单币种标识银联卡, 大力推广, 双币种银联卡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截至2009年3月底, 单币种卡占信用卡发行总数47.4%, 双币种卡占52.6%, 其中单币种银联卡占单币种卡片总数的96.6%, 占卡片总数的45.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银联在单币卡业务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此时此刻, 全球信用卡组织的其他巨头又各自保持沉默。排名仅次于VISA的万事达表示对此不予置评;另一大发卡机构、日本最大的信用卡发行者——JCB (日财卡) 方面表示, 这是银联和VISA之间的争端, JCB无权对此发表评论。不过, JCB目前暂时没有类似VISA改变清算通道的想法, 现阶段还是建立在与中国银联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业务。据新华海外财经报道, 美国运通公司发言人米加雷斯也表态, 运通公司不打算采取类似行动。
另有数据显示, 截至2009年3月底, 双币种卡占信用卡发行总数52.6%。“银联、VISA”占卡片总数的27.4%;“银联、万事达”卡占卡片总数22.1%;“银联、运通”卡和“银联、JCB”卡则分别占卡片总数的1%和2.1%。可见, VISA市场份额明显高于万事达等其他外资卡组织。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 无论如何, 万事达、JCB等巨头此刻的沉默策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万事达和VISA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但VISA的诉求同样也是万事达的夙愿, “毕竟 (VISA和银联) 两个大佬相争, 明确表态支持任何一方对其都不利。”
不过有媒体预测, 如果此次VISA向会员银行施压成功, 很可能万事达等组织也会采取同样行动。因为VIS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电子支付网络, 其双币卡在中国所有双币卡中占了半壁江山, 而在全球市场份额上VISA约占60%。
对于持卡人来说, 在境外使用“银联、VISA”双标志卡, 将被迫只能通过VISA网络。由于VISA网络一般是以美元结算, 因此在境外发生交易时, 需要由当地货币转换到美元、再由美元转换成人民币进行清算。结果, 持卡人需多付约占交易金额1%至2%的货币转换费, 并承担3种货币转换过程中的汇率兑换损失和波动风险。此前, 只要持卡人声明走银联通道, 银联就会根据当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牌价, 在账户中直接扣除相应的人民币数目, 并且免收货币转换费。此外, 这还可能造成持卡人无法享受信用卡的一些附加功能和增值服务, 例如分期付款等。据测算, 国内将有超过5 000万张信用卡将受到VISA封堵令的影响。
对于发行双标志卡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 同样面临着“买单任务”。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说, VISA除了向国内发卡银行收取一般费用外, 根据其最新规则, 还会每季度根据发卡行和收单行的国内及国际交易量增收万分之五的交易费用。VISA对银联的封堵必将增加发卡行的交易成本支出。
另一方面, 封堵令还使得国内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持卡人投诉。目前, 国内大部分发卡银行在其贷记卡章程或持卡人领用合约中, 都有提示双标志卡持卡人在境外可以选择使用银联或VISA等公司网络。VISA的封堵行为, 实际上是单方面限制双标志卡持卡人选择银联网络的做法, 将可能导致发卡银行面临持卡人投诉和法律诉讼的风险。
VISA对阵银联, 也许是一场更大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历史恩怨
如果回顾VISA与银联一起走过的日子, 那么今日VISA封堵银联的事件上演得如此轰轰烈烈, 从历史的迷宫里面, 也许可以找出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必然性。
2002年3月7日, 经过近1年的筹措, 由80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银联股份公司成立。在银联成立之初, VISA作为国际上知名的清算机构, 对银联多有帮助, VISA甚至派了一个专家在银联办公室常驻。在外卡收单、芯片卡推行、芯片卡标准、银行卡解决中心、国际认证等方面, 银联与VISA双方一直保持着合作。
而“VISA、银联”的双币卡,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直到本世纪初, 国内银行发行的信用卡绝大多数是双币卡, 其本质是受国际卡组织约束的国际卡, “4”字头卡应当遵守VISA的规则, 而因为中国大陆不对外资开放银行卡清算业务, 双币卡在境内使用时必须走银联通道。
仅仅1年之后, VISA与银联的蜜月期宣告结束。银联开始酝酿拓展海外市场, 希望国内近8亿张人民币借记卡能够借助VISA或万事达的全球网络“走出去”, 实现国际联网通用, 但这个设想遭到VISA和万事达的一致反对, 他们不愿意将网络提供给银联使用, 银联被迫单干。
从2004年在香港布设网络之后, 银联逐步开始其国际化之旅, 到2007年银联已经把国际化列为最重要的工作。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9年底, 银联境外受理商户、POS和ATM累计分别达到55.7万户、69.8万台和71.9万台,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8%, 29%和23%。全年银联卡国际业务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为3 436万笔和1 083亿元,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3%和62%, 目前银联已经在90个国家和地区开通网络。
银联的迅猛发展是VISA所始料不及的, 原因是中国大陆持卡人境外消费时倾向于选择手续费更低的银联通道而非VISA通道。甚至银联已经开始向社会公众发放的宣传材料中呼吁, 持卡人最好使用不受国际卡组织管理的银联单币种卡。“随着银联卡在海外网点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双币卡被银联标准卡替代的命运将会是趋势。”香港注册金融工程师赵志敏分析称。
历史展示出来的逻辑很简单, VISA封堵银联的举动也很好理解, “既然你不肯开放境内市场, 那我就对你关闭境外通路。”从师生到对手,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 此次冲突是产业保护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正常反应。
利益之争
由于中国目前尚不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银行信用卡, VISA无法通过银联获得内地银行卡共享网络资源, 不得已以合资组建公司落地中国市场, 与银联共同联名发行双币卡。可以说, 双币卡是VISA在中国市场上的特例, 银联借此搭乘VISA的通道出海, VISA借此开拓中国市场, 而双方的商业利润分配格局是“银联主内, VISA主外”。但是这种均衡很快就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银联几乎垄断着中国境内的银行卡清算渠道, VISA无法享受分账收益。尽管VISA通过与国内众多银行合作, 已介入中国银行卡支付结算领域。但令VISA恼火的是, 由于银联通道能节省约占交易金额1%~2%的货币转换费, 国内持卡人基本仍使用银联通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银联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国际化。在美国、欧盟、俄罗斯、加拿大等主要国际市场上, 银联谋求独立操作、结算, 而这些国家无疑都是VISA的传统市场, 由于刷卡费率上的优惠, 双币卡用户在国外消费也倾向于用银联的通道而不是VISA的通道。中国银联在海外市场的迅猛扩展客观上对VISA在全球银行卡市场的寡头垄断地位和长期利益造成了潜在威胁。
根本上讲, VISA和银联都主营银行卡跨行转接业务, 信用卡刷谁的清算通道, 商户就要向谁付手续费。研究机构Mercator Advisory Group分析师Terry Xie估算, 去年中国民众的信用卡刷卡总额为4.93万亿人民币, 预计2012年之前将跃升至8.4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2009年VISA全球刷卡金额的一半。
如果双币持卡人在境内和境外刷卡走银联通道的话, 那么VISA将无法得到每一笔刷卡的商户手续费, 只能获取发卡行在发卡时一次性支付的有限发卡费用。可以说, VISA封堵银联境外网络的背后是支付网络的争夺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主导权之争
更深入地讲, 银联与VISA的矛盾升级可以说是中外资银行卡组织对行业主导权的争夺。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VISA和万事达两大国际品牌一直扮演着中国“银行卡教父”的角色, 包括建立中国第一家银行卡研究培训中心, 投资数百万元设立VISA奖励基金, 培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内地银行卡系统的员工。据说, 就连银联的规章制度, 都是按VISA英文版翻译过来的。
但是由于中国国内人民币银行卡清算网络仍然由银联独家运营状况, VISA虽然在国内拥有较多用户, 但始终无法在此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发卡程序, 身为全球银行卡组织老大的VISA, 在中国市场培育投入多年, 但始终处在中国高达4.93万亿人民币 (约合7 227亿美元) 的支付流程市场之外。而此时, 银联已经日渐掌握主导权。
中国银联今年年初发布的一则数据显示, 2009年境内银行卡跨行交易保持增势, 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分别达到69.4亿笔和7.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1.7%和66.8%。
这显然已成为VISA的难言之痛。此次VISA封堵银联, 也许更加根本的目的是希望和银联, 甚至和中国政府能够坐下来谈判, 希望中国能够逐步对外资开放境内人民币支付业务, 或者对VISA海外的损失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这也许不是VISA一个组织的诉求, 而是包括VISA在内的各大国际信用卡组织长期以来的渴望。
对于银联来说, 在国内它不愿看到VISA占用其国内结算通道等网络资源, 并且借助VISA在品牌和标准的强势地位向会员银行收取品牌费等杂费;在国外, 银联意识到如果不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标准, 它就注定只能成为区域化支付清算组织。对此, 银联先后上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 由于双币卡95%的交易在国内使用, 仅有5%在国外使用, 呼吁叫停双币卡。在这个事情失败之后, 银联决心大力推广自主品牌的人民币单币种银联标准卡, 希望以此争夺自己在行业中的主导权。
标准之争
随着银行卡产业的发展, 银行卡组织的竞争, 银行卡的标准之争越来越重要。当VISA封堵银联境外通道的风波闹得满城风雨之际, 银联已经手中掌握了一种有力还击的武器——银联自行研发的PBOC2.0芯片卡 (IC卡) 。
所谓的芯片卡是以芯片作为交易介质的银行卡。郭田勇表示, BIN号是银行卡标准之争的核心。“4”字头的BIN号被VISA买断, “5”字头的BIN号大部分由万事达购买, 中国银联已申请了“62”字头的BIN号。在开放的银行卡市场上, 卡片BIN号决定银行卡交易信息的转接路径选择。可以说谁掌握了BIN号, 谁就掌握了收费和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进而决定银行卡组织的收益。
目前市场上有2种芯片卡标准, 一种是国际上应用较多的EMV标准, 一种是中国银联的PBOC2.0标准。据了解, 央行已经拟定了银联标准PBOC2.0芯片卡 (IC卡) 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发行时间表, 5年之内中国境内将全面发行和受理金融IC卡, 届时中国境内的借记卡、贷记卡、信用卡等都将全面发行银联PBOC2.0标准的芯片卡。
实际上, 标准之争由来已久。2006年央行曾在银行人士内部沟通会议中提出, 银联“6”开头的发卡行识别码 (BIN号) 标准将上升为国家标准, 并动员各家银行对此予以积极支持。虽然双标识卡币卡没有被明确叫停, 但发行数量从2006年开始集聚下降。
话语权之争
随着银联标准的芯片卡越来越强势, VISA等国际巨头突然之间发现传说中的中国龙来了。标准之争已经悄悄地演变为一场关于国家金融安全方面的话语权之争。
早在今年3月彭博社报道称, 当时VISA、万事达、运通三家美国国际信用卡组织, 曾讨论通过美国世界贸易组织 (WTO) 贸易代表对中国提出抗议, 其焦点是中国境内信用卡支付清算渠道的对外开放度不够。依据的理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承诺在2006年底前开放外国企业在当地提供信用卡等金融交易服务。
而据《华尔街日报》2010年6月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接触主要的几家国际信用卡公司, 了解是否有意在WTO框架下申诉中国限制市场准入, 但未获得任何联合支持。
“一旦VISA、万事达等外资卡组织达成联盟协议, 银联肯定会很被动。”赵志敏称, 澳大利亚的BANKcard和中国台湾的梅花卡都曾在类似的斗争中败北。
另一方面, 由于银行卡产业的开放涉及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核心要素, 中国应该对该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从2007年起, 金融安全问题使得高层担心, 众多的国际银行卡组织提供中国境内的银行卡之间的转接服务, 势必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
银行卡支付领域不仅催生出庞大的产业群, 而且成为国家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支付通道领域的功能日益重要, 对国民经济运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此集聚的海量交易信息, 包括个人非常全面的消费信用在内的数据, 是反映中国经济的一手数据, 涉及到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可以说银行卡支付体系越来越成为与各国央行的大额实时清算体系几乎同等重要的平行体系, 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在这样的话语权争夺中, 银联大力游说中国人民银行大力限制国际银行卡组织, 将银联标准推行为国家标准。据悉, 高层已经同意将银联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 央行也就金融安全事项进行多次调研, 这导致了外资银行卡组织被排斥在国内的支付处理市场之外。对于VISA来说, 这意味着它培育中国市场的前期努力将可能付之东流。
谁是赢家
对于VISA来说, 以封堵银联的海外通道, 换取中国开放国内银行卡清算渠道, 这样的如意算盘能够打响吗?还是最终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呢?
对于银联, 这是一次开始独立出海的机遇还是成长过程中意外遭遇到的一场后果难测的暴风雨呢?
对于众多的加盟商业银行和高达5 000多万的持卡消费者, VISA与银联的竞争将提高银行卡行业的整体效率, 使得它们享受更优质的服务?还是意味着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它们将承担更高的成本呢?
对于貌似处于封堵漩涡之外的其他信用卡发行巨头, 它们又如何反应?它们希望VISA和银联的这场争斗, 谁胜谁负?结果是战是和呢?
也许, 这会不会最终演变为一场打到世贸组织的国家之争呢?
谁是赢家?会不会到头来只有输家?
接近银联的人士认为:“双方对决肯定是两败俱伤, 毕竟VISA想彻底打进中国市场, 银联也需要走出去, 双方都有各自的优势和诉求。不过, 现在很难预知最后谈判的结果, 毕竟这涉及到各自很大一块利益。不排除有撕破脸的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说, 如果双方考虑到对方权利, 妥协让步, 就能实现多赢, 但如果过多考虑己方, 就会撕破脸, 双方都受损害。
郭田勇认为, “中国银行卡市场由银联独大垄断, 从长久看不符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规律”。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的观点则更加直接, 如今最好的解决方案是, 银联让出一部分国内利益来换取境外的利益。
当中国银联一边大力拓展国际业务, 另一边却封闭国内卡清算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 银联的国际化之路能够走多远着实是一个问号。开放是双方的, 双赢是双向的, 让利只能是一时, 而新规则的制定才是长久之计。
VISA和银联的关系, 也许不仅仅是某个企业的事, 也不是某个行业的事。它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案例, 一个外资扶持一个中国国内企业, 当初双方自愿达成的利益分配方案, 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如何重新找到新的分配方式, 以及如何找到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只是VISA和银联之间已经纠缠着太多东西, 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经济利益之争, 还有行业主导权之争、银行卡标准之争, 甚至国家金融安全上的话语权之争。原本只是属于商业的争斗已经让人费解, 而当各种纷争相互纠缠在一起, 一切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谁解乱局
事至于此, 各方均在猜测势态将如何发展。
“不管是放烟幕弹也好, 逼宫示威也好, 底线是神仙打架不能殃及百姓。”吴念鲁说。“挟客户以令诸侯”, 结果可能就是谁失信于客户, 谁就最终一败涂地。
“此次V I S A对全球收单行的整顿直接增加了持卡人的境外刷卡费用, 而其他卡组织暂未跟进, 如果VISA真的长时间采取强硬措施, 持卡人可能更倾向于办理MARSTERCARD和JCB等其他卡组织的银行卡, 国内银行卡的格局或将发生微妙改变。”一位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称。
VISA和银联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危险性的存在, 公开对阵一周之后, 双方都慢慢地淡化了彼此的纷争。VISA的北京代表处相关负责人刘婕表示, 事实上, VISA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向海外收单银行发出类似的函件要求。“其实已经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并非新近才发生。”
闹得沸沸扬扬的银联与VISA之争, 在当事双方有意降温的态度下, 是否会最终归于平静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双方互放烟幕弹, 其实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以战求和。”但是结果会不会如另一个位业内人士所声称的那样:“有理由相信, 如果此次事件后双方不坐到谈判桌前彻底解决, 这个争端不是第一次,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郭田勇说:“VISA早期帮过银联, 但它不是白求恩;银联也曾高举民族银行卡产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之大旗, 但它本质上也是商业机构。”
从案例看商业秘密的“秘密点” 篇8
长期以来,飞单、挖客户、另立山头压价抢订单、员工跳槽或离职时带走商业秘密,已经是进出口贸易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商业秘密侵权现象。但是,受制于“发现难、取证难、起诉难、判决难、执行难”的现实困境,我国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司法打击和惩戒不力,致使泄密与侵权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不正之风蔓延,行业诚信匮乏,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外贸企业陷入商业秘密保护与维权困境,深受其害。商业秘密频遭泄密与侵权,已经成为难以根除的“毒瘤”,严重影响着外贸企业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如何在困境中突围,是众多外贸企业深深关切的热点问题。
一、案例简介
案例一:2000年,宁波大学应届毕业生俞某应聘到宁波森木公司担任外销员。3年后,凭借出色的业绩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被公司提拔为出口部经理。2004年年底,俞某以其妻姚某的名义,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杰胜公司,然后利用其所掌握的客户资料、产品价格等商业秘密,将公司3家国外客户的业务全部介绍给杰胜公司,转移了部分业务给自己经营。至2007年4月,杰胜公司与它们的业务总额已达2000多万元,
2005年2月,森木公司与俞某签订保密协议。同年年底,由于国外订单异常,森木公司觉察到了公司内部存在商业秘密泄密行为。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2007年3月14日,森木公司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俞某等四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600万元。6月,经法院调解,森木公司获赔90万元结案。
案例二:台州山河公司是一家外贸出口企业,国外订单很多。2003年,应届毕业生徐某应聘来到公司,并被重点培养为业务经理。2007年,公司的节日灯销售额约为3300万元。2008年开始出现问题,销售迅速萎缩到2000万元。2009年初,公司觉察到了徐某“吃里扒外”的飞单行为。自2009年2月起的一个月内,徐某等10名山河公司核心人员相继辞职,集体跳槽至临海鼎威公司,带走了所有的经营信息资料、技术资料。3月23日,山河公司报案。11月,临海鼎威被责令停止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在商业秘密泄密与侵权的影响下,山河公司2009年的节日灯销售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年订单额仅有100万元。2010年1月,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将相关材料移交至检察院。然而,临海市检察院至今没有提出公诉。
二、案例分析
两个案例都是明显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都祸起萧墙,前者主要是飞单,后者则是另立山头。两个涉案公司均损失惨重,苦不堪言。由此可知外贸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困难、困境和困惑,分别阐述如下:
1.泄密风险大、侵权威胁大、损失代价大
外贸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就是客户、订单和出口售价。它的商业价值极大,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利润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兴衰成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也面临着巨大的泄密风险和侵权威胁。它一旦泄露,就难以补救和挽回,带来巨大损失,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在上述案例中,两人均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成长为外贸业务精英,受到了公司的重视或优待。俞某在公司做到第5年的时候,年收入就达到了50万元,可谓待遇丰厚。徐某则一直受到公司的极度信任和重视。但是,他们都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侵犯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利益,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森木公司经过两年的调查取证,起诉维权,最后仅获赔90万元;山河公司的节日灯销售额则损失了97%,10名核心员工集体跳槽,基本上失去了原有市场。
微观而言,商战激烈,商业间谍“无间道”窃密风险防不胜防,时刻存在;宏观而言,社会诚信环境差,商业伦理和道德水平低,不正当竞争之恶劣风气盛行,加剧了泄密和侵权风险。宁波市民营外贸企业商会2009年对宁波400家中等以上规模企业进行调查,发现100%的企业都有过商业经营秘密被侵害的遭遇,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占1/3。调查还显示,80%的商业秘密在职工跳槽时被带走,这些跳槽者大多是企业的业务骨干和核心秘密的掌握者,对企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2010年9月,《浙商》杂志向100家样本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发现,被窃取过商业机密的企业占比高达41.6%。
2.司法救济和惩戒不力、维权护密难
没有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分散,部分条款规定模糊、立案办案难,可操作性差,法律保护不到位,维权护密存在着“发现难、取证难、起诉难、判决难、执行难”的现实困境。
在上述案例中,森木公司察觉到泄密行为时,不法飞单行为已经进行了一年;调查取证了两年之后,才得以起诉;起诉以和解和赔偿90万元告终,泄密者没有承担更多的民事赔偿,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山河公司的泄密行为,也是在一年之后才被发现;员工集体跳槽后过了两年,该案也没有被立案公诉;侵权者仅仅是被行政处罚,其侵权行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惩戒。
出现这种司法救济不力的局面,可主要归咎于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发现难,取证难,计算经济损失难,经济赔偿责任水平低。首先,员工私下里向外泄密,非常隐蔽,公司如何察觉、发现和举证?其次,要起诉,首先得举证客户是自己的,客户不会、也不可能与他人交易。这个“客户界定”取证过程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客户完全可以同时与他人发生交易。最后,在现实中,商业秘密侵权导致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和估量,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此时的侵权赔偿仅为侵权者所得利润,该金额很可能远远无法弥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
第二,起诉难、立案难。因为取证难,所以难以起诉和立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造成重大损失”,最高法和最高检2004年将“重大损失”解释为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而如下问题仍然模糊不清:重大损失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吗?对经济损失认定存在争议怎么办?而且,这个入罪门槛显然太高,很多案件都无法立案。据江苏法制报2010年9月3日报道,近三年来,南京未批捕、起诉一起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第三,判刑难、执行难。《刑法》的相关规定模糊,入罪门槛高,惩戒力度轻。一般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最高刑期只有3年,刑期偏短,起不到广泛有力的震慑和惩戒作用。另外,因过失而泄露商业秘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是否构成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此时,无法可依。至于执行难,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众所周知的难题,难以解决。
3.企业保密意识弱、保密措施执行不力、保密效果差
许多外贸企业未能设立专门的商业秘密防护部门、聘用专业的保护人才,保护意识淡漠,保护制度匮乏、滞后,保护措施不完善、执行不力,信息安全水平低,难以抵御无孔不入、惟利是图的商业间谍、窃密者和泄密者。在上述案例中,公司的保密工作显然存在如下不足:
第一,企业的保密意识差,没有专门从事商业秘密保护的机构或专业人员,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保密规章制度,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竞业限制协议。森木公司在俞某从事外贸工作5年之后,才与之签订了保密协议,可谓姗姗来迟;两个公司均未与业务经理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纵容了他们日后的同业竞争行为。07年4月-12月,森木公司财务负责人的邮箱密码被俞某破解,业务邮件被多次浏览和恶意删除,这反映了公司和员工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系统漏洞多,容易遭遇木马病毒、黑客攻击等网络犯罪。
第二,企业的现有商业秘密保护措施措施执行不力,保密效果差。山河公司虽然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与公司的涉密高层人员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是执行不力,保密效果差。因为,再好的制度,再完善的措施,最终也要靠人来执行。人性天然有弱点,比如疏忽大意、自私、贪婪、虚荣、嫉妒,自制力差,难抵诱惑。在现实中,公司员工面对窃密者的威逼利诱,私下里对外联系、泄密,公司很难察觉、发现和举证。即使发现了,也为时已晚。
另外,外贸企业经营不当、管理不善,也会诱发商业秘密泄密,影响保密效果。比如,在经营方面,企业与对手进行恶性竞争,互挖墙脚,谍战激烈;在管理方面,公司内斗不止,决策不当,机制僵硬,管理混乱,员工的薪酬待遇低,晋升发展难,凝聚力不强,员工频频离职、跳槽、另立山头。
4.职业道德和社会诚信环境差、保密难度大
成熟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道德底线共识,比如员工忠诚、企业诚信经营、社会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等。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不够成熟和规范,信用建设水平低。三鹿的“三聚氰胺”、双汇的“瘦肉精”、阿里巴巴的“欺诈门”、紫金矿业的“污染门”、力拓“间谍门”,还有其他层出不穷的欺诈、造假、贿赂事件,说明当今的社会诚信环境差,职业道德和商业伦理水平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容易诱发商业秘密泄密和窃密行为。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征信成本太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公司将俞某、徐某一步步培养成了外贸业务精英,恩重如山,到头来换来的却是他俩的背叛和欺诈,毫无职业道德可言。因此,员工没本事—公司不满意,员工有本事—公司怕跳槽,左右为难。在这样一个缺乏诚信的商业环境里,许多企业常常担心被泄密、被盗版或山寨、被侵权,不得不投入巨资进行商业秘密防护,保密成本高、难度大。
三、几点启示
商业秘密泄密与侵权问题,始终是外贸企业的心腹大患。就宏观而言,外贸企业应该加强行业诚信和行业自律,倡导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建设,呼吁完善和加强司法保护和惩戒力度,像保护专利、商标一样保护商业秘密。就微观而言,反思泄密困境,外贸企业应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1.外贸企业保护商业秘密,重在预防和自我保护,而不是泄密后的维权和司法救济。一旦泄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即使选择了诉讼维权,也是耗时耗力、成本高昂、胜诉艰难。既有的司法打击和法院判例多指向明目张胆的、显而易见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然而,狡猾的泄密者和窃密者会采取非常隐蔽的侵权行为,难以发现、取证和起诉。此时,受害者有苦难言,无可奈何,往往选择了沉默和不作为。因此,要有完善的保密措施和严格的保密制度,重在预防和自我保护。
2.内乱大于外侵,员工安心工作,商业秘密安全才有保障。选拔员工的基本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用有才无德的人,就是养虎为患。外贸企业应该用公平合理的薪酬待遇激励人,用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凝聚人,真正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3.灵活采用“捆绑”策略和“分割”策略,可有效降低商业秘密泄密风险。外贸企业可实行“捆绑”策略,将企业与员工、客户有效捆绑在一起,成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做到“一条绳、一颗心、一股劲”。可用员工持股制、股票期权激励制、终生员工制捆绑员工,可用相互持股制、合资合作经营捆绑供货工厂和国外客户。另外,将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分割开来,委托给不同的人掌管,可分散单一个体的泄密风险。
4.加强品牌建设,进行产业链延伸,可从商业秘密泄密困境中彻底突围。为了从泄密困境中彻底突围,外贸企业应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进行产业链延伸,向前延伸至供货工厂,向后延伸至国外客户,打通并控制整个产业链渠道。即使员工跳槽或离职,也带不走企业的品牌,带不走整个产业链渠道。
[1]章以省吴欣宇.订单急剧减少背后谁在潜伏—关于浙江台州企业商业秘密外泄情况的调查 [N].中国工商报,2010-10-23(A02).
[2]陈斌.宁波外贸民企遭遇“挡路虎”—商业秘密屡遭侵犯维权艰难深感无奈 [N].中华工商时报,2010-0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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