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共8篇）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1

随着全球经济化浪潮的来临, 人类生活已经开始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 众多的高新技术和科技产品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被大量广泛的应用, 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众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便利。但是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也在开始逐渐增多, 如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率就在逐年攀升, 而这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无疑是在打击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对于公平的市场竞争也会产生消极的不利影响。同时由于通过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而获得、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人或单位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实施或理解该项秘密的能力, 因此也可能生产出虽然价廉但却质残的商品, 给消费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有鉴于此,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刑法上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予以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打击。

在我国, 商业秘密作为法律用语最早出现在1991年4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 该法第66条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但商业秘密的法律定义是在1993年9月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首次出现的, 该法第10条规定:“本条所指商业秘密, 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1995年11月颁发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援用了该定义。直至1997年刑法采用的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说法, 侵犯商业秘密罪研究该法第219条中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1 商业秘密罪

由于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商业秘密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说法, 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刑法学理论界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概念也是各据其说, 观点不一, 目前存在的有这么几种说法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刑法》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 以刑法规定之手段侵犯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范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 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使用、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规, 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第四种观点认为,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披露、擅自使用等不正当手段, 侵犯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目前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普遍性规定是指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规, 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刑法第219条也有相应的规定, 有三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情况, 分别是:

(1) 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2)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3) 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另外明知或者应知前面几项所列行为, 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均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2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手段

利用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 是立法机关对某些严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定性为犯罪, 并以此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过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般是通过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两种方法来处理, 但是如果在依靠民事和行政手段都难以达到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难以遏制情节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发生、不足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时候, 用刑事手段保护商业秘密将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2.1 刑罚的威慑作用可以预防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发生

犯罪学家认为:“人一般出于本能都有一定的趋利避害的心理, 刑罚是在这一心理效应的基础上发挥其威慑和警戒作用的。通过对罪犯适用刑罚, 会使社会上那些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不法人员认识到, 受到刑罚处罚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痛苦, 从而消除犯罪意念, 不去实施违法犯罪。”事实上,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侵犯人身权利等暴力性犯罪不同, 前者大多以获取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为目的, 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前往往会进行周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且行为人以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人员和商人居多。对这些人来讲, 刑罚的严厉性会对其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在当今社会, 运用刑事手段保护商业秘密的行为已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所采纳, 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均规定了因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刑事处罚。因此, 运用刑事方法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将情节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刑法加以调整, 也是符合法理和实践的需要的。当然, 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并不都是需要用刑罚来加以制裁, 只有对那些违法性质十分明确, 社会危害性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 采取其它规范性措施已无法加以遏止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才能用刑法加以调整。

2.2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入罪化的前提

“众所周知, 立法者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 是以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将其犯罪化,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就经济犯罪而言, 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 司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的时候, 大致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刑法机能的认识、犯罪机能的认识等各种因素。其中, 首要的因素恐怕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问题。”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该行为是否应该运用刑法加以制裁?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2.2.1 保护私人财产权

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资产, 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对于商业秘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严重侵犯这种财产权的行为将给权利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一个商业秘密往往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 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财产, 国家通过刑事立法惩罚严重侵犯该权利的行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2.2 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由于商业秘密能为权利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竞争优势, 因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不仅是对商业秘密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损害,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正常活动都会造成影响, 是对市场公平竞争领域的破坏, 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 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 我国同样也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根据这样的一种形式, 商业秘密所涉及的权利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权利, 而是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了关系。因而, 作为国家所掌握的代表公权力的刑事法律介入其中也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我国刑法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吸收到刑法中来, 将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也正是基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摘要：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 为了更有力地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我国在1997年的新刑法中专门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 希望通过以刑法惩罚的手段来打击相关的经济犯罪, 同时能够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然而该罪在适用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和争议, 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立足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 对比国外的相关司法实践和立法规定, 运用刑法学的基本原理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探讨, 并针对该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良好的建议。

关键词：商业秘密罪,非法获取,刑法规制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657-658.

[2]王牧著.犯罪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385.

[3]魏东著.现代刑法的犯罪化根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10-12.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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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怎么认定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是指侵犯他人商业秘密，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即犯罪对象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表现对商业秘密的侵犯性;危害的后果是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重大损失。

 侵犯商业秘密罪无疑是结果犯罪，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是区分刑事犯罪还是民事侵权的分水岭。何为重大损失，立法并没有作出解释。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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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规定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的应予以追诉：

1.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2.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3.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

4.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重大损失应当仅限于经济损失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刑事立法关于商业秘密的界定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移植过来的，这表明我国法律对商业秘密的界定均是一致的。因此，在刑事司法中，要充分运用民事、行政立法关于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精神，全面理解商业秘密的内涵。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分析，商业秘密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新颖性”;二是该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实用性，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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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价值性”和“实用性”;三是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即“保密性”。重大损失应当是对其价值性和实用性的损害，或者因此而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尽管该规定对2001年颁布的规定进行丰富完善，但由于在损失数额认识上的差异，对于入罪标准的仍然难以把握，直接影响到对该类犯罪正确处理。

新的规定在损失的认定上虽然去掉了“直接”二字，是否在损失的认定上就漫无边际?对于“经济损失”的理解，笔者认为，应当计算直接的经济损失，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对此作出的解释，即一般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就是物质性损失，应当排除非物质性损失，如精神损害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解释，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应当是可以量化的损失。在刑法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八个罪名中，除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外，其余犯罪规定是“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才成立犯罪。因此，从立法的精神上看，此罪中构成犯罪的条件所需要的“重大损失”应当是经济损失，不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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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以外其他严重情况，如社会影响恶劣等，社会影响恶劣等情况只能在因重大经济损失或者财产性损失而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重大损失的计算方法

由于商业秘密是一种能够创造经济利益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无形资产，侵犯商业秘密，不仅直接表现权利人现实利益的缩减，也可能表现预期合理利益丧失，单独从被害人一方计算损失，通常遇到难以计算的困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法律规定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属数额确定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额。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目前，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主要有成本说、价值说、损失说、获利说、转让费说等几种主要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计算，与商业秘密不同于普通财产的特殊性并不完全相应，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有不全面或者不完全合理的缺陷。只有根据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相对合理的标准，予以认定，具体讲，有以下几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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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计算损失法。

即直接计算权利人在被侵权期间失去的利润，可采取对比分析法，比较侵权期间的上一，相同时间段，相同生产量的情况的获利，利润的缩减量就是其侵权期间的直接经济损失。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在市场行情相对稳定，权利人生产、经营处于连续状态，生产、经营的记载数量资料齐备，企业没有处于破产或者倒闭等状态的情形。

2、成本计算法。

审计核算权利人研究、开发、生产、保护商业秘密投入的费用，累计得出总额。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在权利人开发商业秘密不久尚未投入生产和经营，即被侵犯，致使商业秘密在行业内广为扩散、传播，使其权利人研究、开发技术和经营信息完全丧失秘密性已经无采取保密措施之必要的条件下。

3、许可使用费用法。

即以权利人对商业秘密许可他人使用的同等条件下的合理价格确认。这种方法主要运用在权利人对商业秘密已与他人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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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许可使用的先例，且相距时间较近的情形。或者权利人与侵权人曾就商业秘密有偿使用达成过协议，后侵权人以种种借口不履行合同。

4、计算侵权人获利法。

在前面三种方法适用条件均不具备，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反向思维，把权利人的损失额作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这种方法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明文规定的，但是要运用到刑事司法中，要特别慎重。是计算销售利润、还是营业利润、还是净利润，是否包括预期利益，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笔者认为，刑法上所规定的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与民法上规定的损失金额的计算方法不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在刑法上只计算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损失数额，这也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此罪规定的立案标准即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的规定一致。而在民法、行政法上的损失金额不仅要计算本金还要计算利息，还要计算可能产生的收益。侵犯商业秘密罪直接损失认定，采用侵权人获利额时应当是已经实际获利和必然获得的利益，一般以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利润的公式予以计算，也可以销售额乘以平均利润率为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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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或者其他重大损失的认定

司法解释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另一个标准规定为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实践中，对于致使造成权利人破产的认定，不一定以法院宣告破产为标准，因以此为标准，将使刑事案件因破产案件审理期限较长而影响对此类案件及时侦破和查处，应作宽泛理解，致使权利人丧失竞争优势，企业被迫处于倒闭、停产、歇业等情形，可视为此种情形。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在目前没有明确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将下列情形认定为其他严重后果：1.导致权利人商品滞销，严重积压的;2.致使权利人的营利性服务严重受挫的;3.侵权人将其非法所得的商业秘密多次或者向多人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但是，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具体程度并没有规定，可能使司法适用的标准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就破产而言，一个小型企业的破产与一个大型企业的破产损失程度可以是天壤之别;至于“其他重大损失”更是非常抽象。对此，我的理解是，对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应当理解为：通过评估，以上两种情况下，为造成的损失应当分别达到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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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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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侵权纠纷的损失赔偿金额应该如何计算 http://s.yingle.com/qq/859935.html

 商标权可以如何取得_商标注册需要哪些条件 http://s.yingle.com/qq/859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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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商标侵权行为_常见的商标侵权有哪些 http://s.yingle.com/qq/859933.html

 什么是集体商标_如何申请集体商标 http://s.yingle.com/qq/859932.html

 办理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_办理备案时的注意事项 http://s.yingle.com/qq/859931.html

 商标侵权损失应该怎么计算_商标侵权赔偿有何标准 http://s.yingle.com/qq/859930.html

 侵犯商标权的情形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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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侵权的先用权抗辩是什么_先用权抗辩需满足的条件 http://s.yingle.com/qq/859928.html

 商标权包括哪些内容_商标权终止的情况有哪些 http://s.yingle.com/qq/859927.html

 商标异议的处理程序_对商标异议裁定结果不服怎么办 http://s.yingle.com/qq/859926.html

 商标有哪些特征_确定商标名称应遵循的原则 http://s.yingle.com/qq/859925.html

 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_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注意什么 http://s.yingle.com/qq/859924.html

 域名纠纷主要有哪些类型_如何解决域名纠纷 http://s.yingle.com/qq/859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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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异议答辩的内容_商标异议答辩的要点有哪些 http://s.yingle.com/qq/859922.html

 商标转让合同的内容有哪些_如何避免商标转让合同纠纷 http://s.yingle.com/qq/859921.html

 商标续展需要什么材料_商标续展申请被驳回怎么办 http://s.yingle.com/qq/859920.html

 驰名商标是什么_驰名商标受到侵犯怎么办 http://s.yingle.com/qq/859919.html

 哪些商标侵权行为可起诉_商标侵权诉讼证据有什么要求 http://s.yingle.com/qq/859918.html

 商标注册人有哪些权利_商标注册人有哪些义务 http://s.yingle.com/qq/859917.html

 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期限是多长时间_怎样办理商标续展 http://s.yingle.com/qq/859916.html

 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_发生商标民事纠纷对策 http://s.yingle.com/qq/859915.html

 认定驰名商标的条件_怎样申请认定驰名商标 http://s.yingle.com/qq/859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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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秘密的概念及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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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3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上的滞后与不足，特别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许多案件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条规定的入罪门槛较高。刑法第219条仅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未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解释将“重大损失”界定为：一是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二是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实践中有些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没有发生重大损失、损失的认定存在争议或者损失不明显等，但却给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明显不利影响，而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存在漏洞。刑法第219条未规定非法侵占商业秘密的行为。商业秘密是无形财产，具有可分享性，行为人非法侵占商业秘密后，一般不影响权利人继续知悉、使用商业秘密。但有些商业秘密掌握在公司少数负责研发的技术人员手中，其一旦将商业秘密侵占拒不交出，就会影响整个技术秘密的继续研发和生产经营，造成危害后果。对于行为人这种并未使用或披露、单纯拒不交出的侵权行为，刑法未予以规定，不利于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

（三）未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实践中存在过失泄露权利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况。由于刑法并未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使得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力度受到削弱。

（四）商业秘密及重大损失认定难。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新颖性、财产性和实用性，但用什么标准来认定商业秘密的属性有一定难度。侵权人披露、使用的商业秘密与权利人商业秘密在同一性认定上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对于还处于研发期的技术信息是否具有实用性，在能否投入生产经营不明确时，能否认定为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如何用证据证明等等均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实践中，对于“重大损失”如何认定评估、评估标准及方法是否合理公平、如何认定“其他严重后果”等等，这些疑难问题均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一）将“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均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造成认定犯罪时不能综合考虑侵权人的其他严重情节，不利于打击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其他条文有将“造成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均作为定罪标准的立法范例，如刑法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其他严重情节”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判断：第一，能够具体量化的除经济损失数额以外的其他反映情节严重的犯罪数额，如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第二，被侵犯的商业秘密价值。商业秘密的价值越大，当然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及情节越严重；第三，商业秘密披露的范围广泛、价值贬损严重，如侵犯研发期的技术秘密造成研发价值贬损等。

（二）增设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将“利用职务便利或违反约定，将权利人商业秘密非法占为己有的”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对于合法知悉商业秘密的人，主要是公司企业人员及合作开发、经营人员将商业秘密非法侵占，拒不交出，妨碍权利人使用商业秘密并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有刑法处罚必要的。

（三）增设“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将“过失泄露权利人商业秘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为犯罪行为。从加强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知悉商业秘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角度，可以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为限制处罚范围，规定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才构成犯罪。

（四）提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刑。商业秘密是一种未公开的信息，相对于专利权、著作权而言，商业秘密被侵犯后其自身价值一般不可完全恢复，甚至可能彻底丧失，对高新技术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后果更严重。因此，从保护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角度，应当加大处罚力度，以震慑犯罪。笔者建议对本罪提高法定刑，将刑法第219条进行修改：侵犯商业秘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作者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探析 篇4

侵犯商业秘密罪, 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是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具体规定了四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 即 (1) 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2)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3) 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4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 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在学界, 通常将前三种行为方式称为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最后一种行为方式称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针对支配前三种行为方式的罪过心理认定为故意没有疑问, 但对于第四种行为方式即第三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存在分歧, 有的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故意, 而有的学者认为还规定了过失, 但需要改进, 下面笔者从该法条的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阐述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关于刑法第219条第二款“应知”的理解

众多学者针对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产生争议就是源于对刑法第219条第二款“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 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以侵犯商业秘密论”中“应知”表述的认识。有学者认为, 此处“应知”应当理解为明知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属于一种推定的故意, 但笔者认为此处的“应知”和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犯罪中的认识因素“应当预见”的含义相同, 罪过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所以认为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条文表述中是存在过失的。现分析阐述如下:

认为本罪“应知”之意为故意的学者从维护刑法规范的合理性角度出发来论证本罪“应知”的含义本就是故意, 提出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 比如1992年两高公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如何认定窝赃、销赃罪”这样表述:“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 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 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 就可以认定。”显然, 该解释指出“明知”是由“知道”和“应当知道”构成的。此外,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214条规定的‘明知’: (一) 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 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等, 还有许多诸如《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均表达了“应当知道”是“明知”的应有之意。似乎此时结论很明显, 即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此问题的态度是, “应知”就是“明知”的含义, 主观罪过是故意。但是在本问题上, 一方面, 这些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和本罪的“应知”的含义真的等同吗?另一方面, 且认为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和刑法典中的“应知”含义相同, 但正如另外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 将“应知”理解为一种故意是有条件的, 即“应排除行为人应当知道而确实因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不知或者因客观情况不可能知道的情形”, 但从法条的字面规定上显然是不能排除的, 且从逻辑关系上说, “应知”本身即表明行为人确实是不知的, 若实际已经知道, 就属于明知而没有必要规定“应知”了。下面详细谈谈笔者的看法。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和刑法典中的“应知”所表达的含义并不一样, 这些司法解释将“明知”的含义认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并规定具备某种证据就可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意图在于, 在证据上形成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内心是否明知的证明标准, 应当注意, 这是不同于作为行为人罪过心里事实的“明知”的。对于前者而言, 司法机关只要拥有充分证据认定行为人是“应当知道”的, 就能说明行为人具备了刑法规定的“明知”, 也即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的证明过程就是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是“明知”的心里事实的可能性的证明过程, 而对于后者刑法典中的“明知”则不是一种证明标准或者证明过程而是一种对罪过心理事实的描述, 所以不可将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应当知道”与刑法典规定的“应知”相混淆。换句话说, 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是从行为人意识之外来认定行为人心理态度的标准, 刑法典中的“明知”是行为人意识之内的心理态度本身。“认定心理态度的标准”决不是“心理态度本身”。所以, 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和刑法典中的“应知”性质不同笔者认为, 本罪的“应知”是心理态度本身, 而非证明标准。但是作为心里事实的“应知”是故意还是过失呢?笔者认为是过失。从实然角度看, 刑法将“应知”与“明知”并列, 如果“应知”的含义是“故意”也即“明知”的应有之意, 那么作为心理事实是故意的“应知”与同样作为心里事实是故意的“明知”相并列是不合逻辑的, 有语义重复之嫌。况且, 将其理解为“故意”的话, 在证据上对推定故意的证明程度和标准不易把握, 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丧失了推定作用。所以, 本罪中的“应知”应当是“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的过失。以上是从实然角度的分析, 但不可否认本罪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有过失的罪过形态是不合理的, 需要刑法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排除过失。

不同学者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应知”的含义认识虽有不同, 但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的应然状态应是故意的认识则是统一的。对此, 笔者持赞同态度, 理由如下:

第一, 过失违背刑法条文逻辑, 有违罪刑相当原则。根据刑法条文的意思, 前三种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排斥过失的, 认为过失地直接侵犯商业秘密并不构成本罪, 但是如果将过失作为第四种行为的主观方面之一, 就可以理解为过失地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本罪, 二者从社会危害性衡量, 无疑后者的社会危害性小但却构成了犯罪, 这是违背罪刑相当原则的, 也不符合刑法条文的逻辑, 因此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不应当包括过失。

第二,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该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慎刑”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优良传统, 刑罚如两刃之剑, 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刑法以惩罚故意犯罪为原则, 以惩罚过失犯罪为例外。刑法的救济与其他救济方式是存在先后顺序的, 基于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 由刑法制裁的时机应当具有最后性、效果具有保障性, 亦即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都不能较好的调整该法律关系时才应该由刑法来制裁, 如淡化这样的救济顺序恐有滥刑之嫌。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 我国法律有多种保护方式, 诸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 因为事前双方通过意思自治的民事行为均能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有合理预见, 分配合理负担, 所以即使出现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民事法律等足以有力地规范行为人的行为, 使因过失侵犯商业秘密哪怕是造成了重大损失的行为受到经济惩罚并也能为受害人提供充分合理的救济, 填补受害人的损失, 而无需刑罚。

第三, 从该法条的位置来看, 本罪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 表明知识产权是该类犯罪的同类客体。在该节其他犯罪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六种犯罪, 其主观罪过都是故意。因此从法律条文之间协调统一来看, 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故意而排除过失。

最后, 商业秘密特点客观上要求排除过失。商业秘密一般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如果将过失纳入该罪的主观方面, 那么进入司法程序后, 由于公权力的介入, 会在客观上增加泄露商业秘密的可能性, 并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综上, 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尤其是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的规定是包含过失的, 但这并不合理, 应当排除过失, 这需要通过刑法的修改使之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曲新久主编:《刑法学 (第四版)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85页。

[2]李富友:《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形式探讨》, 《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5

宜兴市清新粉体机械有限公司诉宜兴市宏达通用设备有限公司、陆某

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案

案件要旨：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但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中，并不必然对该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理由或结论予以援引和适用，而是要在综合考察商业秘密权存在的证明、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和后果等因素后，决定是否对在先刑事判决予以援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湘凌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专业商业秘密律师，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律师曾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一、案件来源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锡知初字第2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119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1996年3月，宜兴市非金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日本国株式会社清新企业、日本国共荣商事株式会社三方共同出资创办清新公司，主要从事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告陆某被委派至清新公司担任总经理。清新公司在成立和经营过程中，先后通过技术转让、自行研制开发等途径拥有了GTM、STJ等系列气流粉碎机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并通过与公司人员签订誓约书、保密协议的形式，对上述生产技术加以保密。

2001年底，陆某被清新公司免去了总经理职务，并于2002年初到原为清新公司生产配套产品部件的被告宏达公司担任总经理。其后，宏达公司以高薪聘用了原为清新公司技术人员的祝某、张某、唐某及熟练技术工人梅某等人到宏达公司工作，陆某还指使祝某等人按照清新公司的GTM－100、GTM－30等九个型号的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气流粉碎机产品图纸转换绘制成宏达公司相对应的BPM－100、BPM－30等九个型号的产品图纸。其后，宏达公司按照上述图纸，组织生产出了上述的部分产品，并进行了销售，给清新公司造成了376189．6元的经济损失。

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宜兴市公安局报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知产中心）向公安局出具了《技术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清新公司生产技术图纸中所体现的系列产品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清新公司所主张的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要点中所包含的有关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等用于指导实际生产的实验数据、参数、公式等技术信息，应认为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同时，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向宜兴市公安局出具了《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宏达公司通过获取和使用清新公司的产品技术给清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5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11月18日），其中给清新公司造成的市场损失为346288．13元，清新公司因维权而花费29901．47元，两项合计为376189．6元。

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该刑事案件后认为，宏达公司采用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并组织生产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万余元，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与宏达公司共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鉴于宏达公司及陆某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立案标准，不能认定为重大损失，故法院在（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其后，清新公司以陆某及宏达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宏达公司采取利诱手段，非法获取清新公司的气流粉碎机系列产品技术，陆某作为宏达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两被告并组织销售相同产品，给清新公司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以上事实有（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所证实，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76189．6元，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法院审理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的权利主张人应当首先在举证期限内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否则，法院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实质性审查和认定，而被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告也无从进行针对性的答辩和质证，即使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也会因为缺乏具体对照标准而导致无法执行。本案中，由于（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最终认定宏达公司及陆某的行为均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原告清新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列气流粉碎机技术中的秘密点已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宏达公司、陆某进行过披露和说明，此外知产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及（2004）宜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相关的反映，故刑事诉讼中的有关证据材料并不能免除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所应承担的就其技术秘密点的说明和举证义务。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清新公司始终不能明确其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即有关技术秘密点的具体数值、参数等信息，应当认定其没有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要求尽到举证义务，故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此外，关于陆某的民事责任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追究的是陆某在单位犯罪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清新公司主张陆某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没有民事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据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清新公司对宏达公司、陆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亦由清新公司负担。

判决后，清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已确认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只是鉴于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额未达到立案标准而未追究二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知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以及宜兴市科学技术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均已确认清新公司主张的技术信息是非公知技术信息、宏达公司产品图纸系抄袭清新公司的产品图纸；根据评估报告，宏达公司、陆某窃取清新公司技术后进行生产销售，造成经济损失376189．6元，应予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侵害商业技术秘密纠纷的民事案件中，技术信息秘密点的具体指向和内容是技术秘密侵权判定的前提。只有明确了争议的技术信息具体需要保护的内容，才能判定其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以及被控侵权方使用技术是否构成侵权。因此，在指控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中，权利人首先应当明确其需要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清新公司主张其生产的涉案九个型号的气流粉碎机的具体设计尺寸、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以及粉碎腔高度与内壁直径尺寸的设计比例、实验机与同系列设备生产能力的转换方式等技术信息属于商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业秘密，但其在本案一、二审中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始终未能明确上述技术信息的具体数据、公式等内容。上诉人称依据生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由于该鉴定报告也未反映出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的具体内容，亦不能支持其主张。

据此，由于上诉人未能明确其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被上诉人无法针对上诉人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抗辩，法院亦无法对其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作出判定。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清新公司关于其生产的涉案产品的技术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其指控被上诉人宏达公司、陆某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江苏省高院最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四、律师点评

实践中经常出现如本案中当事人一样在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后，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知，前诉判决所裁判的事项对于后诉的程序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由于法律未对既判力的适用范围给出明确规定，故在某些行为既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同时又是民事侵权行为时，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问题通常就会表现在民事侵权中。如本案在刑事诉讼书过程中，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认定了“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但却由于二被告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未达立案标准，最终在刑事判决书的判决主文中宣告宏达公司、陆某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而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更是以不能认定宏达公司、陆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清新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由驳回了清新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先刑事判决对之后的民事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一般而言，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法院会对在先刑事判决做以下审查，以决定能否适用,包括：商业秘密权利是否存在的证明标准应适用民事诉讼上的“高度盖然性”（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而非依据刑事诉讼上的“排除合理怀疑”（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行成立）标准；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和后果的认定，民事诉讼上采取“相似加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接触”的推定方法，而非刑事诉讼上更为严格的认定方式。同时，在审理过程中，如出现对最终认定的事实与在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如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新证据推翻了在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或该刑事判决本身有误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及审级监督的途径，对错误的在先刑事判决予以纠正，避免出现判决冲突的情况。

本案中民事诉讼的审判法官最终没有将在先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宏达公司与陆某的行为均属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作为免证事实而直接援引和采纳，并在清新公司在民事诉讼中未能完成就其技术秘密的举证义务时判决其败诉，由此可见，在先刑事判决中的判决理由在民事诉讼中的不具有完全的既判力，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仍对其主张的相关事实负有证明责任。

另外，从本案可以看出，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诸多差异，故当事人应注意到在两个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的不同，从而更好的在不同的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本文摘自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湖南邵阳人。主要服务领域为公司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在商业秘密领域，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湘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唐湘凌律师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由于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在商业秘密领域比较有影响，并就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多次接受《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等全国性报社采访。以下为唐湘凌律师关于商业秘密保护观点的报道：

《知识产权报》第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多起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深有感触，“一些企业笼统的以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的全部是商业秘密，实际上司法机关会因为该类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条件而驳回。”

《知识产权报》文章《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唐湘凌律师认为，鉴于地方基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发案率不高，有时一个基层法院几年都遇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唐湘凌律师办理过大量商业秘密案件，积累了丰富经验。曾成功代理商业秘密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成功地使案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欢迎委托为企业制定保密制度保护商业秘密或者办理商业秘密相关案件，邮箱：lawyernew@163.com，电话：***。

不到一个侵犯商业秘密案，加之商业秘密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基层法院缺乏办案经验，比如这次会上研讨涉及的刑事案例，是武汉一个基层法院受理的第一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案件，该案从公安立案侦查到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法院审理又面临截然相反的两个鉴定结论在“打架”。把如此棘手的一个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交给从未有类似案件审判经验的基层法院审理实是勉为其难。建议参考目前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说，“根据有关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公、检、法机关均有委托鉴定的权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有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在实践中，刑事或者民事案件的被告及其代理人往往也会委托鉴定，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

《科技日报》文章《跳槽走人 技术秘密如何留下——企业要增强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但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关于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应做的工作，唐湘凌认为，企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一定要做好预防性工作，例如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建立秘密资料的存档管理制度；涉密计算机不联网；对企业员工进行商业秘密法律知识培训；与员工签署的《保密协议》；与可能接触较高级别商业秘密的员工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签署保密协议时，一定要根据其接触或可能接触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划定、明确保密的具体内容。”

《科技日报》文章《不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竞争对手》：唐湘凌律师建议，鉴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非常复杂，希望有关方面参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案件的管辖规定，将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权上收至省会城市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辖。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6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入罪；严重社会危害性；谦抑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公民个人信息承载的经济附加值不断增加，加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网络快捷方便，许多人开始把把注意力都盯在公民个人信息上，都想乘机分一杯羹。香港某电影明星艳照门事件、XX酒店二千万住宿信息泄漏事件、我是你领导诈骗电话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公民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将给被害人带来不可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小则名誉扫地，大则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拉开了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序幕，《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使得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完善。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需要刑法来处罚？纳入刑法规制都需要什么条件？本文将逐一展开论述。

一、犯罪化的依据和范围

哪些行为应当入罪，应受刑法规制？美国著名刑法学者哈伯特L.帕克认为至少符合以下六项要求：①社会大部分人认为该行为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且不能容忍；②科处该行为符合刑罚目的；③遏制该行为不会牵制并压制社会欢迎的行为；④能够对该行为进行公正的无差别的处理；⑤通过刑事程序予以取缔该行为不会额外加重诉讼负担；⑥没有刑罚以外的其他适当方法可以替代。其核心思想是将何种行为入罪必须符合犯罪的本质和应受刑法惩罚性两项要求，两者缺一不可。

犯罪的本质是决定行为能否入罪的最基本依据。历史上关于犯罪本质存在着多种学说，主要有义务违反说、规范违反说、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等等。上述各种学说各有利弊，经过比较和思考，笔者认为，权利侵害说更能够反应犯罪的本质。毋庸置疑，犯罪是侵害法律所赋予人们权利的行为，其本质是对权利的侵害。但是并不是所有对权利的侵害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否则那些刑法之外的法律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刑法的首要任务便是保护现实生活中最基本权利和利益。既然刑法所保护的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那么只有侵犯这些最基本的权利才可能称得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犯罪的本质标准就是该行为侵犯了公民生命、人身、财产等最基本权利。

二、犯罪化的法理分析

众所周知，自然经济社会中，大部分犯罪形态都是自然犯。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变得多样而复杂，为了适应新型安全，国家就需要制定越来越多行为规范保护一部分人的权益，同时限制其他人的行为自由。那些严重违反上述行为规范的行为就逐步演化成了法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属于法定犯，是现代社会才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一切可以识别本人并区别他人的各类信息总和。它主要包含一个人的生理状况、心理素质、智力情况、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家庭情况等内容。个人信息一方面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谁先掌握它，谁就可能优先抢占商机，进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公民个人信息还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活安定、财产安全，一旦被别用有心的人利用便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可见，个人信息权是集财产权和人身权于一体，承载着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理所当然应该纳入刑法重点保护的权利。加之现代科技进步飞快，网络普及越来越广，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此时将其犯罪化实至名归。

三、中国大陆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罪的现实根据

结合我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有下列现实依据：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某种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该纳入刑法来调整和规制。据“新华网”调查研究发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行为大有蔓延之势，88.54%的网络用户表示个人信息被泄露过，94.71%的网络用户认为个人信息被泄露会给人的而生活带来极大的伤害，有79.8%的网络用户表示接到过利用泄露个人信息来诈骗的电话。

个人信息买卖已经愈演愈烈，网络报纸随处可见，更为嚣张的还明码标价。如不进行严厉的打击，人与人之间将变成透明人，将无隐私可言，没秘密可守。随着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下游犯罪如诈骗、敲诈勒索等防不胜防。个人信息被泄露不仅会对个人造成很大影响，还会对公共利益、经济秩序和政府管理带来巨大的麻烦。因此，只有靠刑法这种最严厉的处罚才能遏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具有道德可谴责性

将某种行为入罪并用刑法进行处罚，除了满足该行为对所要保护最基本的权利有侵害或危险，同时必须考虑到国民健康道德观，即要具有道德可谴责性。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基于我国立法现状，道德可谴责性不可回避的内容，且应当把社会伦理道德作为立法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支撑。

（三）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顺应了社会和民众的立法期待

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动物，在判断、选择是否行为、如何行为前都要进行利益的衡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一样，资本一旦嗅到利润的味道，就会去追逐。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世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为犯罪成本低，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便可获得巨大收益。据“新华网”调查研究发现，有82.47%的网络用户认为现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处罚太轻；有86.36%的网络用户认为应制定专门法规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有90.23%的网络用户认为应该追究泄露、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者相关责任，造成恶劣影响的，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入罪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7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现状

2009年2月28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七) 》) , 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家规定,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明确提出要追究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

立法之所以增设此罪, 主要是基于弥补现行刑法规定不足的考虑。近年来, 一些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在履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活动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种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了严重威胁, 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 现行《刑法》中有关侵犯他人信息犯罪的规定只有第253条规定的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由于其犯罪对象仅限于邮件、电报, 那么, 对于侵犯邮件、电报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就无法通过此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正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没有惩罚此种行为的相应条文和罪名, 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只能在民事或行政层面上加以解决, 而对行为人的行为无法运用刑罚加以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1) 对此情况, 应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才有可能预防和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 个人信息被泄露、被买卖、被违法利用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怎样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怎样惩罚盗窃别人信息的人, 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但在实践中,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却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是一些人不怕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违法成本相比于既得利益, 还是很“划算”———就算东窗事发, 也就是被判几年刑, 经济损失也不大。司法实践中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认定有不少难点:一是取证较难。个人信息的泄露途径较多, 有可能在银行、电信等部门, 也可能在消费等环节, 而究竟这些信息是在哪个环节被泄露的调查起来十分困难;二是条文规定还不够细致、全面。比如,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要求“情节严重”才入罪, 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也十分有局限, 范围过窄。实践中比如各类事务所、职业介绍所、物业管理处等都可能实施相同行为, 对这些主体应如何追究责任也是难点。 (2)

三、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建议

(一) 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

依照《刑法修正案 (七) 》第7条第1款的规定, 行为人构成本罪, 其客观行为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 即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从刑法典中涉及“违反国家规定”的法条看, 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为国家有关法律、规范所明确禁止。如果相关法律规范对该行为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 即便该行为符合刑法典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其他构成特征, 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 也不成立犯罪。由此可见, 相关法律规范的禁止性规定是刑法中此类法条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的前提和基础。就《刑法修正案 (七) 》第7条第1款的规定而言, 国家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规的规定情况直接影响着本罪成立与否的认定, 进而言之, 相关法规是否完备也决定着刑法的这一规定能否体现出其应有的立法价值。

从我国关于公民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规的立法情况看, 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完善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性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没有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有利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而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毫无疑问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法律。从国际社会的立法情况看, 国际组织和一些区域性组织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建立了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二是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规零散, 制定和发布主体不一, 明显缺乏统一性和体系性。

三是部分法规虽然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性规定, 但这些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尚缺乏科学性。刑法典中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 在相关的法规中一般都有明确的进行刑事制裁的提示性规定。在相关法规中采用提示性的规定形式既有利于与刑法有关犯罪的规定相呼应, 也能够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 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 (七) 》出台以后, 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刑事立法可以说已经走在了前边, 这一规定对相关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 对个人信息保护起到基础性作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尽快出台, 分散规定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梳理, 以便为刑法这一规定的贯彻和实施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 根据需要适当地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

在《刑法修正案 (七) 》中, 本罪的主体是以列举的方式出现的, 特别强调的是负有信息保密义务的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的行为。这样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 随着社会发展, 可以接触到并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机构也明显增多, 诸如电力、保险、旅游、新闻媒体等单位, 还有各类会员制商家、猎头公司、调查公司、律师事务所、房屋中介等, 现在都已成为掌握庞大个人信息的重要机构, 如果只规定少数单位的工作人员, 而没有将这些机构中的从业人员纳入本罪的主体范围, 那么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效果将会降低。因此, 从长远来看, 适当扩大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是必要之举的。随着其他主体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增多和社会危害性的增强, 特别是随着调整这些主体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规范的健全和完善, 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 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可以随时通过颁布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形式, 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要件进行填充, 视情况将非特定主体纳入刑法视野, 以满足刑事调整的需求。 (3)

(三) 通过完善立法明确“个人信息”的含义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而言, 明确本罪侵犯的对象即何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刑法的准确适用非常关键。无怪乎几乎所有关注此罪的学者和刑事实践部门的人员, 均强烈要求立法上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但是, 采取何种形式来加以明确界定呢?有学者建议, 通过颁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个人信息的内容;比较多的学者主张, 在将来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专门增加一款, 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与范围。 (4) 笔者认为, 对于个人信息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参照张新宝教授的总结, 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1.个人家庭情况, 如家庭成员的构成、婚姻状况、配偶及子女的基本情况、其它家庭成员的情况等等;2.自然人的基本自然情况, 如性别、年龄、籍贯、出生地、既往病史、过敏史等等;3.个人生活习惯及既往生活经历, 如婚姻史、犯罪史、工作习惯、消费习惯等;4.社会背景, 如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实践技能等。

(四) 健全和完善刑事追究程序

有学者认为, 由于个人信息权和诸如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以及侵占罪等罪名保护的权利一样, 在本质上属于公民的个人权利, 对这些权利的侵犯其危害性总体上还较为轻微, 因此应当借鉴上述5种犯罪的规定, 将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设计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追诉方式。 (5) 在举证责任方面, 该学者基于侵犯个人信息行为专业性和多样性造成取证困难的特点, 主张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使举证责任由自诉人向被告人转移, 从而保证对该罪的有效处理。

对于上述学者的观点, 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仍然存在不足, 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域外, 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追诉方式不尽相同, 比如英国采取的是公诉为主的追诉方式, 而芬兰则以自诉为主。考虑到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及本罪的侵犯客体和危害性, 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 (七) 》将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一概设定为公诉案件并不合理, 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作出更加理性的变通。由于对个人信息的犯罪主要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等人格权益, 因而作为强制性公法的刑法不应当主动介入, 而应将对犯罪行为的追诉让位于公民个人决定, 主要以自诉的方式进行追诉;只有当侵害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时, 才可由国家主动行使公诉权。而且, “以自诉为主, 公诉为辅”能够节约司法资源, 化解社会矛盾。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明确提出要追究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两年来的实践证明, 该修正案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规定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但尚存在亟需完善之处。笔者就该罪的犯罪主体的扩大以及刑事追究程序的完善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建议, 以期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

关键词：个人信息,犯罪主体,刑事追究程序

参考文献

①赵敏.论个人医疗信息及其权利保护[J].重庆大学法学院法学报, 2007.123;

②肖余恨.“首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威慑谁[Z].http://www.jcrb.com/pinglun/srj/201001/t20100105_299074.html (January 10, 2010) .

③应云总.刍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M].华东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侵犯商业秘密罪 篇8

检察院指控, 《冒险岛》是经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同意引进的互联网游戏出版物, 某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系该游戏出版物中国大陆独家代理运营商。自2007年起, 被告人张某未经许可, 同被告人黄某一起, 制作了该游戏的外挂程序, 并将之命名为“CS辅助”予以销售。该外挂程序以内存挂钩方式入侵《冒险岛》网络游戏客户端程序, 通过改变部分数据的数值、参数, 加强游戏功能。后被告人张某以月卡、周卡的形式将“CS辅助”外挂程序交被告人梁某总代理销售, 其本人和黄某负责继续对外挂程序进行修改, 以应对《冒险岛》游戏的技术更新。梁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156万余元。被告人阮某、刘某明知“CS辅助”系外挂程序, 仍自梁某处购买, 并在其开设的淘宝网网店中通过广告对外销售。其中阮某销售金额为47万余元;刘某销售为36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 上述五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 情节特别严重,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对五名被告人都应当在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幅度内量刑, 并处罚金。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冒险岛》网络游戏, 经由我国国内企业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经我国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运营和网络出版, 该网络游戏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应受我国法律保护。被告人张某与黄某未经权利人许可, 共同研发、制作该游戏软件的外挂程序, 是共同复制游戏软件客户端程序的行为。张某又与梁某合谋分工, 由张某提供外挂, 梁某作为销售总代理负责销售。其互相明知, 分工明确, 符合共同犯罪的特质。三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共同复制发行《冒险岛》网络游戏软件客户端程序, 且非法经营数额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 (一) 项之规定,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阮某、刘某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冒险岛》外挂程序侵犯游戏软件著作权人权利, 仍然大量购进并销售。两被告人明知是侵权复制品而予以销售, 且销售金额、未销售金额的侵权复制品货值金额超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追诉标准, 其行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辩护人关于阮某行为性质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就提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判决:张某、黄某、梁某三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三年六个月并分别处以罚金;阮某、刘某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一审宣判后, 各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

三、本案争议焦点

被告人阮某、刘某的行为是否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性质如何认定?

四、评析

笔者作为辩护律师之一, 为第四被告人阮某提供辩护, 全程参与了该案的审理。笔者认为,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阮某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具体分析理由如下:

(一) 侵犯著作权罪和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法律规定及区别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一)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本案中公诉机关就是依据该规定对几被告人提出的指控, 要求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其定罪量刑。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以营利为目的, 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两者的区别。

从上述文字表述来看, 侵犯著作权罪中规定的行为方式是“复制发行”,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规定的行为方式是“销售”。实践中的大多数案件, 这两种罪之间存在共同犯罪关系, 行为人进行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犯罪行为, 如果行为人单纯实施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 而不发行销售, 并不能实现行为人营利的目的, 只有将这些侵权复制品推向社会进行销售, 才能实现其获利目的。现实中, 侵权行为人为降低犯罪成本或规避风险, 一般会寻找“合作者”销售以实现营利目的, 这就把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割裂为两种行为, 而分裂后行为都不完全符合原本的犯罪构成, 立法者只好将销行为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单独定罪。

(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第一, 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 并且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 客观上必须实施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行为, 并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阮某的犯罪行为是向总代理梁某购买“冒险岛CS辅助”, 然后在淘宝网网店上对外销售, 该冒险岛CS辅助系未经授权的外挂程序, 属于侵权复制品, 其制作者为张某和黄某。可见, 被告人阮某只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在淘宝网上销售CS辅助卡, 但其既主观上没有复制发行或参与复制发行侵权的CS辅助的意图, 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复制发行侵权的CS辅助的行为。被告人阮某的行为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定必备构成要件。

(三) 阮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销售行为而非复制发行行为

实践中怎样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 (一) 项中规定的“复制发行”·刑法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规定。

笔者认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与《著作权法》中的“发行”含义是不相同的, 侵犯著作权罪的销售式“发行”应仅指侵权复制品的首次销售。理由为:第一, 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只有发行权而未出现销售权, 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既出现发行行为, 又出现销售行为, 因此《著作权法》等“发行”中包含所有销售行为, 而《刑法》中的“发行”仅指首次销售行为, “销售”是指二次销售或多次销售行为。第二, 《刑法》对调整侵犯著作权行为规定了两个罪名,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罪, 紧接其后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从立法意图看两罪应是互不交叉各自调整不同的行为, 且前后衔接,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侵犯著作权罪的下游犯罪。故如果发行已涵盖所有销售行为, 则刑法立法时就没必要另外制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阮某的行为属于二次销售或多次销售, 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一) 中的复制发行行为, 因此阮某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最终采纳了笔者的辩护意见认定阮某的行为属于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 违反了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据此作出的 (2010) 浦刑初字第3240号刑事判决书也必然是正确的。这给我们的提示是只有正确适用法律, 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沈志先.法律适用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