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通用7篇）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1

目 录

引 言......................................................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3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3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4(一)善用讽刺…………………………………………………………………………5(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5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6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6

1、庸俗的母亲…………………………………………………………………………6

2、冷漠自私的母亲……………………………………………………………………7

3、变态的母亲…………………………………………………………………………8(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8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9(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9(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10(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10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12 结 论.........................................................14 主要参考文献....................................................16

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从自己悲剧的人生出发，写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世人许多有争论的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世界。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同时她的人生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作品的创作，本文着重分析了她的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生活背景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爱情以及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人生经历 ；创作；影响；张爱玲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引

言

张爱玲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来自她的生活，她作品中的人物也和她周围的人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带给了她作品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将一一介绍她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家庭遭遇、爱情、以及上海的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

1920年9月30目，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门第显赫的官僚家庭—张公馆，那一天下着阴冷的小雨，这似乎预示着张爱玲的一生将被笼罩着暗淡的色彩。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中也多次的将张公馆描绘成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形容它犹如古墓一般的幽暗。看张爱玲的描写，读者就能感受到她对张公馆是厌恶的。当然，也不排除她在成长中逐渐了解自己身世后加剧的厌恶感。

张爱玲的上祖叫得最响的人物是慈禧的心腹李鸿章，李鸿章亲手挑选了清末的著名大臣张佩纶做女婿，张佩纶是当时朝廷的封疆大臣，后来张佩纶和李千金生了儿子，取名为张廷众。张廷众娶的是当年的江南水师提督、湖南籍的名将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张廷众与黄逸梵生了二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就是张爱玲。她的父亲张廷众继承了祖上丰厚的遗产，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时的文化教养，但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她的母亲黄逸梵接受的新式教育，并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新式女性的朝气蓬勃与封建遗少的暮气横秋因为封建的包办婚姻而格格不入，最终离异。期间，张爱玲的父亲在青楼接回了一个姨太太，这姨太太到张家后为了能在张家安生，行事颇有心机。想必张爱玲许多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来源于她对后母跋

扈形象的厌恶。张爱玲就在这样一个无爱的家庭里成长着。张爱玲在长大后也逐渐的洞察了许多的世态，甚至于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是不屑一顾的，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静静的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

张爱玲的祖母才貌兼得，这些优良基因在张爱玲的身上重现。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母亲穿着各种西化的洋服及精致的妆扮，这些都让她有了迫不及待长大的欲望。张爱玲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后，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只口红，她希望这只口红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绚丽起来。

张爱玲特殊的生活背景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后来创作的内容也是以其实实在在的生活为背景。张爱玲一生的前二十年经历，涵盖了她全部的经验，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就是努力运用她所在房子和街道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来解说她的私人世界。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借着生活事实升华为艺术虚构。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张爱玲的作品都是有出处的，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形的。张爱玲生活的具体场景和张爱玲作品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细细品读张爱玲的书籍，不仅可以了解张爱玲生活的场景，同时也是研究她作品的出入口。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人，童年时代张爱玲一直和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当时社会大环境在向西方社会学习，封建传统文化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打击，她的母亲也在这种大环境下冲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对女人的禁锢，远渡西洋，接受新文化教育。这时的她对母亲的种种行为既感新鲜又觉美好，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母亲所代表的新文化的影子。稍大，张爱玲随姑姑一起生活，又受到先进的姑姑的影响，脑海中的新文化思想得到了加强；后来，她又进人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教会学堂——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张爱玲既摆脱不了家族长期封建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她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生存，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作为新文化代表，她洞察了封建社会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生存的不易。在这个夹缝之中她看到了

芸芸众生的人性弱点和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民精神，找到了新与旧的突破口。

这一切生活教育的背景都使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浓烈暖丽的语体色彩与讥诮冷峻的叙述腔调使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对比；二元互补的模式加上参差对照的方法，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

（一）善用讽刺

因为她所写的多是平凡普通的市民及其人生，所以他们身上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种种庸俗、消极的东西，对世俗人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张爱玲在写到他们的时候，笔法是讽刺的。如《五四遗事》写了几个新潮青年男女和他们新式爱情的尴尬结局。追求恋爱自由的男主人公历经波折，却成为三个新式旧式女人的丈夫。难怪他朋友打趣他“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这样事与愿违的结果，令人欲说还休。《金锁记》写了一个女人被黄金的枷锁劈杀的可怜又可悲的一生。在经历了煞费心机、委曲求全、苦心经营、众叛亲离、徒劳无获后，年老的七巧躺在床上，回顾她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护的却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讽刺的意味尽在不言中。有人评价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这种笼罩了她的主观色彩又与其本身的真实存在偏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书写对人性与人生的揭示便有了哲学意味。

（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

张爱玲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在安排情节结构与刻画人物时所采用的对偶手法。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情人与妻子就具有“二元补衬”布局的意象，二者互补，相互映衬，“二元补衬”一旦与标记人物禀赋命运的对偶相生模式发生联系，便更加寓意化了。

首先二人的名字就具有隐喻色彩，书中无数细节也都因此产生了寓意。王娇蕊是娇媚热情、每一寸仿佛都是活的情人；孟烟鹂是美丽娴静但又苍白乏味的妻子；前者由于是朋友的妻子，对男主人公振保的名声地位构成潜在的威胁，他在激情过后退却了，使得女方“枉”自“娇媚”，最终枯萎，成了

一个苍老俗艳的中年妇人；后者的唯唯诺诺又让振保的情欲始终不能满足，只得在“梦”中寻找“艳丽”了。既可以热情似火像红玫瑰，又贞洁娴静如白玫瑰。娇蕊与烟鹂的命运也极其相似，一个被始乱终弃，一个被置之不理，都体现了夫权制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在二元互补的模式之外，张爱玲又在其小说中加上了参差对照的方法，更生出一番相生相成之意，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中申明了她的创作主张：“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张爱玲对这些庸俗的男女虽然没有过多的同情，但有着充分的理解：“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人性方面，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 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她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就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尽管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期望值不同，但战争的爆发成全了他们，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终于短暂地走出心城的阻隔，各得所需。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的生活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主要是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看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1、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因为这样。但是，也正是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

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乱伦的事实，也只能忍气吞声，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太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送他出门。”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欢拔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是听绍兴戏，搓麻将，“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一个浅薄、无聊的庸俗母亲跃然纸上。

在童年张爱玲的眼中，生母黄逸梵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作不了主，嫁给张廷众后对于丈夫纳妾、嫖妓这些恶习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在她留洋期间，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进张家，她也是不闻不问。母亲的学识和爱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却又如此庸俗，这些童年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有她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后来，张爱玲逃出父亲家与生母住在一起。当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是不回去了。母亲告诉弟弟说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

人，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只得回去，带着那双篮球鞋。”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3、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女儿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恼羞成怒的她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全部疯狂地泼向女儿长安：“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张爱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两个礼拜才回来，那天进了家门后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张爱玲对她毫无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还手，被仆人拉住了。但后母的举动却像发疯了一般，她一路叫嚣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从此以后，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张爱玲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孤独与自私，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正是她从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是她熟悉的旧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从心理学讲，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打下烙印。她曾短暂地从生母那里获得母爱，但只是昙花一现。生母长期出国，父母离异，后母狠毒，使她感受不到母爱，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这段故事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在和胡兰成恋爱前后，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改变，她的爱情故事影响了她的 创作。追究起来，张爱玲为何孤独早已有了预示，这个叫着“出名要趁早啊！”的二十岁的女孩，在爱情没了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她笔直地看透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张爱玲的创作集中在1943年到1945年，尤其是在1943年的下半年到1944年的年底，这恰巧与她和胡兰成认识、相爱、结婚、分离的经过惊人地吻合。

张爱玲的成名，引来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在她的爱情与创作走向辉煌的同时，她也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永久的衰退。她的文学才能由于得到爱情的滋润，开放得尤其绚丽，也因为爱情的逝去而迅速萎谢。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男人和女人的纠缠不清是永远的，而张爱玲的态度是闭口不谈，她看不起嘴上永远讲着男人的女人，她自已虽然不讲，但她却是受伤害最深的。

（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

1943 年以前，在张爱玲没有认识胡兰成以前，她的作品是不够成熟和精致的，她笔下的爱情差不多都是畸型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成为一名高级妓女。《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教师罗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愫细，母亲和姐姐的不幸婚姻，导致愫细的心理变态，最后罗杰被逼到自杀为止。《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充满阴柔，而丹珠则充满阳光，最终是聂传庆因无能爱丹珠而痛打她。《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型的恋爱，使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点扼杀掉。

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张爱玲二十出头，她的生活经验来自父母与众多亲戚。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 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此外还有在香港念大学时的经历，再就是来自于书本了。

（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

胡兰成因对张爱玲小说的惊艳，立刻到上海去拜访她，从此两人开始情缘，到1944 年二人结婚，这期间，处于恋爱中的张爱玲写出了她最美最有才华的作品。1943 — 1945年是张爱玲创作的巅峰期。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迭有佳作，一时轰动文坛。

《爱》的内容写一个女子在自家后园里隔着篱笆碰到一个男子，互相之间一个微笑，只有一句话：“你在这里。”然后女子被人辗转卖到异乡，只是这一生她都会回想起年轻时的这一幕。“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文章很短，只有 345 个字。如果不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的旁白，应该没有人会懂得张爱玲写这篇短文的原因。处于热恋中的张爱玲于亿万人中，于乱世中遇到胡兰成，对她来说是多么欣喜啊。即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话肯告诉读者，她所能说的就是这么隐晦含蓄的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在与胡兰成相处的几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那时候的她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与胡兰成决绝，并最后一次用电影《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稿费为胡兰成寄去三十万元，而这两年胡兰成的逃亡生活费用，都由张爱玲负担。其实张爱玲早已下了分手的决心，只是等到了胡兰成的境况有转机，才写信永诀，其用心良苦实在可叹。然而张爱玲是真的萎谢了，她的感情生活，她的艺术生命。

而这两年是一段令她伤心的日子，她没有写任何散文，直到与胡兰成诀

别后，她才又开始写作。经历沧桑的张爱玲终于写出有着人间真情的小说《多少恨》、《十八春》。这两部小说都有张爱玲的影子，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中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并且最后都是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十八春》中，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南京是张家故居，张佩纶晚年的居所，很豪华，民国时被改为立法院，胡兰成去寻访时已烧成灰烬。除此之外，还因为那时胡兰成在南京工作，每月去上海几天，每次到上海先不回自己家，先去看张爱玲，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自有她割舍不下的情意在里面。《十八春》里的曼桢，坚强而自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在支撑着一大家子。这是有来由的。抗战胜利以前，张爱玲写苏青，说苏青是只有她照顾人没有人照顾她的，而张爱玲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如此的。等到胡兰成逃亡的两年里，她却总是寄钱给他，还不忘叫人带香烟和剃刀给胡兰成，这时张爱玲的所作所为已经是曼桢的心思了。她所做的，只是担当而已。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丢了一个旧手套，她都觉得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人新物就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样的兴趣，这或许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以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也是张爱玲再也没有恢复到四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那种创作精力的原因。在《十八春》中，世钧后来离开了曼桢，她还是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张爱玲的真实心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爱丁顿公寓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处于决裂边缘。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漪，哽咽中叫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像《金锁记》里的长安：“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子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不是没有和胡兰成复合的机会，也有朋友想从中撮合，但张爱玲

是绝不回头了。然而真正可惜的是她的创作才能的萎缩，她后期大量所作的是对前作的改写，她翻写《金锁记》为《怨女》，翻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她捧起了自小熟读的《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她整理的《红楼梦魇》并无太大的价值，她的《张看》、《谈看书》、《谈吃》也不被。看完这些作品，让人觉得“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哈欠。”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爱玲会把自己的形象以及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渗透在她的作品当中，而他们的爱情也深深的影响了她的创作。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937—1941年这一时间段，张爱玲在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海沦陷的同时，张爱玲也遭遇了家的“沦陷”。8月13日，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为期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

上海的沦陷让她倍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苍白、渺小以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内心产生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夏志清曾这样评说张爱玲：“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1943年到1945年，可谓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战火纷飞的上海是张爱玲作品得以生存滋长的最佳空间。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家庭崩坏以后并无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的坏下去，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具有叛逆性都无路可走。在她的笔下，没有伟大的使命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变得恐怖，她清楚地意识到人在历史变动的面前的无奈，而这一切，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社会心理，使读者从文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因而张爱玲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张爱玲所创作的那些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那些琐碎的精致，那分唯美的苍凉，让那些在沦陷区哀伤与自怜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那些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红灯下的头晕目眩，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起往昔的十里洋场，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从1943年4月，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同年5月，发表了《心经》，8月发表了《封锁》，1944年1月发表了《年青的时候》，同年2月发表了《花凋》，5月发表《鸣鸾禧》，6月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9月发表《桂花蒸·阿小悲秋》，11月发表《等》。在这两年期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了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坛里大放异彩，如鱼得水。战争与生计迫使张爱玲运用她唯一的技能写作来过生活。如果说不是战争的爆发，也许她在英国读书，成为一名学者或是白领，不会这么快的成为一名作家，或许她要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找到这条途径。

结论

张爱玲的一生是传奇的，她用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和传奇式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她留下的作品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阅读，去研究，去体会她在小说中注入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对照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2、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3、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张贞元 《张爱玲传：独爱临水照花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 《传奇》再版本，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

7、张爱玲 《创世纪》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张爱玲 《有女同车》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10、张爱玲 《写什么》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1、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张爱玲 《相见欢》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3、夏志清 《鸡窗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2

沈从文出身于湖南凤凰县一个曾有一些光辉历史的行伍家庭, 祖父年青时战功显赫, 曾被任命为云南昭通镇守使、云贵总督等要职, 其父亲、叔叔也身为军人, 沈从文自小虽体质羸弱, 但生性顽劣, 无心于读书, 常常逃课徜徉于湘西特异的山水间, 下河游泳摸鱼, 上山捉鸟爬树, 与大自然有着亲密无间的接触, 性情和视野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和影响, 尤其是从家乡蜿蜒流过的沅水, 给予了沈从文厚重的滋养。多年之后, 沈从文充满感情地在回忆性质的散文中回顾了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感情流动而不凝固, 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 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 学会思索, 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而沈从文这种背离传统教育去亲近大自然的顽劣习性让父母大伤脑筋, 于是, 在他高小才毕业时, 家里把他送进部队, 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部队严格的纪律好好管教沈从文, 另一方面这也

的英雄气概, 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能使世间充满生机, 使淡然无味的人生有滋有味, 有情有理。文学介入与普通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常风景, 正是文学的社会正义所在, 而如果对表现现实生活兴趣寡淡, 与社会、广大读者关系疏远, 实际上就是正义心枯涸。

池莉在《太阳出世》出版后记中就说过: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 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更文明一些。而要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 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 深入地表现他们的生活, 目的是整个人类得到提高。”[8]难怪她那么津津乐道于平凡人物日常生活图像的堆砌:《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并没有惊天纬地的才能, 吉玲甚至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小市民;《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是一个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平凡女子;《太阳出世》中赵胜天、李小兰是一对活得很不容易的年轻的工人夫妻, 在柴米油盐、奶瓶尿布的围困中磕碰和成长;《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因住房、工资、老婆、孩子而产生种种烦恼, 却仍然顽强地过着日子。这些作品无一不指涉平凡人家不见经传的生活。

如女作家们本人所说, 这样的生活缺乏浪漫诗意, 然而, 吃喝穿戴、娶妻生子、家长里短、吵架斗嘴等等庸常内容, 恰是真实人生的缩影, 是生活痛苦之源也是升华生活的快乐家园。池是当地很多男孩的必然选择。湘西地处偏远, 苗族、土家族、汉族等多种民族杂居, 民风剽悍, 再加上近代以来中原统治者多用血腥镇压的方式来统治各民族, 战事频繁, 所以尚武是当地的一种风尚。进入部队之后的沈从文一下子被卷裹到了人生赤裸裸的真相面前, 亲眼见闻了许多人世血淋淋的惨象, 如他随军驻扎在小镇怀化的16个月里, 亲眼看到700个人被砍头。混乱的社会、政府对边地少数民族的镇压, 是沈从文深刻体会了湘西古语“一切都是命, 万事不由人”的真实内涵, 但幸运的是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麻木, 相反这极残酷又不合理的一切激起了他对恶的深深憎恶。在此期间, 他常常跟随部队在湘、黔、川等地区迁徙跋涉, 有机会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有船夫、水手、商人、妓女、乡民等等, 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他们卑微而坚毅顽强的生命形态给予了沈从文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而湘西一带的奇山异水和古朴自然的风俗人情也深深感染着沈从文敏感的心。这些经历为沈从文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部队里混了五年之后, 沈从文只身前往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 企图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崭新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在经历了太多的冷遇和艰辛挣扎之后, 沈从文逐步以写作作为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 作品大量登载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小说月报》、《新月》、《晨报》等刊物上, 渐渐成为新文学阵营中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 在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胡适的引荐之下, 沈从文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教书, 登上了大学讲坛, 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后来又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大学教书。在鸿儒如云的中国近现代, 绝大多数学者大师们都有丰富深厚的文化根基, 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另一方

莉她们借此揭示出生存的残酷本相, 指出人生是烦恼的, 生存是艰辛的, 种种烦忧和磨难总是如影随形般纠缠相伴,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惟有认同它们, 直面烦忧与磨难, 相信“热也好, 冷也好, 活着就好”[9], 才能体味生活, 明了生活的意义。

总之, 情是女人生理天性的一部分, 不管是爱情还是对庸常琐事的爱, 女人注定在情上不可救药, 因此女人对世俗的爱出自女人的“个我”与“自觉”, 女作家们以手写心, 写她们心目中的世界, 从而完成了并正在建构着自然随意的女性文学。

参考文献

[1]《女权主义理论》第111页, 王岳川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2]彼茗《民国女子苏青》载《当代》, 第178页, 2002、2

[3][4]彼茗《民国女子苏青》载《当代》, 第178页, 2002、2

[5][6][7]王安忆访谈《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载《文学报》, 2000、10、26

[8]池莉《太阳出世》

[9]《池莉精品文集》, 第392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11

面又都有着出国留洋的经历, 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 而像沈从文这般出身乡野、仅有小学学历, 却能跻身现代一流小说大师和高等学府教授之列, 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堪称传奇。而这种传奇的人生经历, 决定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方向和风格, 形成他独特的个性色彩。

从湘西乡村到北京、上海这些中国重要的大都市, 沈从文经历了人生的磨砺和心理上的严峻考验。进入都市上流阶层的沈从文, 并没有如身份般完成真正的角色转换, 自幼在故乡所受的熏陶, 成长历程中的独特经历, 使得沈从文无法直面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 尽管他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这些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 因身份的关系经常出入各种高级社交场所, 但他却始终无法真正的接受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 在貌似先进的现代文明面前, 沈从文看到的却是其繁华背后的种种伪善、奸诈、腐化、堕落, 对此他充满了忧虑和厌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主要的原因在于沈从文固执的审美视角, 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乡下人”的身份, 一再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 也不在自贬, ”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虽然进入大都市, 传奇般成为知名作家、大学教授, 但沈从文从价值取向到审美理想都始终未曾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山水, 优美纯净的乡土成为沈从文观照现实的基础和标准, 从而形成他独具个性创作风格。他能够保持一种较为本真的视角, 从幼年所获得的对山水自然、乡村人事的印象中来构建他的文学世界, 既抗拒住了主流的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对其世界观的影响, 又很好地通过作品摹写出了来源于现实但又显然超越了现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画面。在看过了人世太多惨象、悲情之后, 沈从文越发推崇自然、健康、和谐的生命状态, 并将之作为创作的主要目标, 而在他看来, 这种理想的状态在弊病丛生的现代都市中是无法实现的, 只有进入依然保持着自然和生命完好状态的乡野即他的湘西世界才可能感受得到。所以他极力展现并歌咏湘西世界的纯美。应该说沈从文的创作观是一种人类亲近自然、追求和谐的本能反应, 是他反抗丑陋现实的特殊方式。

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在教育上的残缺, 使得沈从文能够从一种较为单一的价值观即自然健康的人性出发, 构建他的文学世界。这与和他同时期的同样以乡土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们具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真正开创了乡土文学风气的是鲁迅, 他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乡土小说, 高屋建瓴, 锋芒直指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农村的萧败、落后, 农民的麻木、愚昧、不觉醒, 以及潜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奴性, 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是五四时期启蒙文学的重要成果。在鲁迅的影响之下, 很快在文坛上出现了王鲁彦、彭家煌等一批年青的作家, 他们大多来自农村, 为了生存或求学进入都市, 在创作中, 他们把生养自己的农村作为表现对象, 极力展现宗法制农村种种闭塞、野蛮、愚钝的景象, 以此响应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伟大号召。他们笔下的农村, 虽偶尔有宁静、淳朴的基调闪现, 但总体上呈现的是一幅凋敝、落后、如死水一般的景象, 作家们的态度也都是极其鲜明的揭露和批判, 形成了二十世纪20年代极富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除了这股主流之外, 也有少数的作家避开启蒙、批判的时代旋律, 也写农村题材, 但主要挖掘的是乡土生活的宁静、淳朴、温情, 和人性中的善良、温厚, 如废名。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一直不避讳他是受到废名和风格同样冲淡平和的周作人的影响, 这种贴近自然、较为本真的抒写方式很好迎合了沈从文内心深处对故乡的记忆和温情。

与这样的创作价值观相对应,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很自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姿态:一种是对他置身其中的大都市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讽刺, 另一种却是温情脉脉地抒写、歌咏他的湘西世界。在经历了最初为生存而大量写作的调整期之后, 在当时文坛已拥有一席之地的沈从文逐步确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也是美学理想, 宣称要“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种清楚的意识明显是深受荷尔德林在其《徐培里昂》一书中所推崇的希腊人性的启发和影响。这种文学创作目标或者是说美学思想的确定, 标志着沈从文在人生形式上进行了从乡村到城市痛苦的挣扎和矛盾之后, 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根在乡村, 在自己已经远离的那片神奇的山水间, 不管在形式上自己已经变身成为一个都市人, 但在思想上、意识中其实未曾远离故土半步。所以通过作品, 沈从文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乡土的回归。这样, 在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人生转变之后, 沈从文实际上是通过文字完成了精神上从都市到乡村的一次诗意回归, 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创作价值观。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 早在三百年前就用超越世俗的眼光关注着人类的发展, 他看到了丧失精神家园之后人们的惶惑无助, 敏感地觉察到的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展而带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所以在其诗歌中, 荷尔德林深情地吟唱山水自然, 呼唤人性的回归, 倡扬人类应该“诗意的栖居”。尽管荷尔德林的思想和诗歌中带有很鲜明的神性色彩, 但诗人苦苦寻求的“诗意的栖居”所表现的一个主核很明显是一种人类本性回归、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图。从这样的角度来考量, 两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作家沈从文用丰富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荷尔德林的人居理想, 形象生动地呈现了“诗意的栖居”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形式正是沈从文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自觉地摈弃了现代都市文明的侵蚀, 不论是山水自然还是乡风民事, 都活泼鲜明, 按照自身的本性自然地存在和发展, 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乡土韵味, 散发着自由灵动的生命气息, 是沈从文通过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所表达的向乡土的回归、向真善美的回归。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 沈从文的创作及意义无疑是极为独特的, 他的小说一类是充满温情地描写并讴歌以故土湘西边地为原型的乡土世界, 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清新优美, 而另一类则是“金刚怒目”式的对都市生活、都市文明的揭露和鞭挞。这种特殊的创作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实际上是深受沈从文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影响的, 在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流之后, 沈从文完成了一次从城市到乡村的精神上的诗意回归。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生态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12月

[2]沈从文.沈从文经典作品选[M].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9月

[3]刘洪涛, 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

[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岳麓书社, 2006年4月

[5]刘勇张睿睿.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6]许果.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西南师范大学, 2001.

[7]宋建梅.沈从文小说对中国乡土小说的特殊贡献[J].吉林大学, 2004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张爱玲；作品；人生体验；缺失；孤独

一个作家作为感情充沛的个体，其人生经历和感情跌宕的蛛丝马迹必然会投射于作品，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真实描摹了普通人的灰暗生命图案，刻画出普通人卑弱可怜的人性，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自身人生体验的感知和认识。

一、创作心理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记忆对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人曾将童年体验分为丰富性和缺失性体验两种。童年生活很幸福，物质、精神方面都得到满足，生活充实而无忧无虑——这是丰富性体验。而所谓缺失性经验，是指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比之丰富性体验，缺失性体验在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心理驱动上更为强烈。中国女作家中，庐隐、萧红、张爱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淫、残暴，母亲是一位留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在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里，无爱可言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她从小就饱尝了因为旧式婚姻造成父母感情裂变所带来的家庭不幸和痛苦。

于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父爱是永远的缺失。《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有七个女儿，个个美丽可人。姚先生对此感到十分惬意，但是她并不为女儿们的幸福和前途着想，只是把她们当做自己晋升的垫脚石。他自己是印刷所广告部主任，于是把大女儿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儿子——一个不求上进的青年，可怜的大女儿成了牺牲品。掩盖在这温情脉脉的父爱面纱下的，是姚先生“职业上的发展”的自私欲望。“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二、童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对她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年时期与胡兰成的爱情，更加深了她情感上无爱的缺陷。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是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甚至谈不上真诚，爱情反而成了有利可图的工具。

谈到爱情，不得不提到《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穷遗老的女儿，娘家呆不下去，急需借婚姻找个“饭碗”。范柳原是一个家产丰厚，被宠坏了的花花公子：“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白流苏需要范柳原首先是缘于生存的需要“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粘上白流苏是他在阅人无数之后，反过来对守旧的中国女人一时感了兴趣，“他要她，可是不愿意娶她。”当战争来临，在战争艰难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在大难临头中产生了一种相互的依赖，最后才结了婚。这就是《倾城之恋》的真相。因为战争毁了他们的文明生活，才促成了他们的婚姻；成就了白流苏的生存梦想；也成全了他们的经典“爱情”，创造了爱情的“奇迹”。原来他们的爱情是缘于整个文明毁灭之后，空虚惶恐的同类间的惺惺相惜，以及特定环境中的相互慰藉，相濡以沫。

没有真的爱情，但却有实用的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的婚姻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作者将爱情婚姻还原的这样深刻，正是由于不幸的人生经历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无尽的创伤。童年时失爱于亲情，年轻时失爱于爱情。特殊的人生体验给了她刻骨铭心的伤痛，因为她对这个世界是不肯定的，她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危机感，现实的无情，导致了她对爱情的悲观，她以冰冷的笔端去宣泄内心的孤独。

三、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亲子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审视，得出“无爱”的结论后，人物的“孤独”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更常见的是自私、冷漠、仇视。曹七巧是强悍阴鸷的，也是孤独的，她恨一切人，一切人都恨她，“她知道儿子女儿恨透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川嫦是善良而柔弱的，却也逃不出孤独的形役，”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个拖累。”《封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人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被无形地“封锁”隔开了。在有形的被“封锁”的电车中吕宗桢与吴翠远互诉苦衷，倾吐爱意，但这一段情缘只不过是他们的一首幻想曲。当有形的“封锁”解除，他们又陷入了无形的封锁，仍然是陌路人，甚至是连那一点幻想都结束了。

当张爱玲以锐利的笔端为钥匙开启了人们的心门，里面蕴藏的是人性的自私、贪婪和虚伪，这是作者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体验之上的。托马斯·活尔夫说过：“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价值的东西，她必须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张爱玲作品中这种痕迹更为明显。她一生都身陷在真爱缺失的阴影中，幼年的她过早地积淀了否定世界的悲剧意识。因而，她以内心的情感体验为基础经营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在她的笔下，情也好，景也罢，所渗透的“不是淡淡的哀愁，更不是美丽的哀愁，而是令人彻骨的伤感。”这是她经过对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进行的整饬。进而揭示了千疮百孔的感情中所体现出人情的冷漠以及人性的孤独。

【参考文献】

[1]Jerry M..Burger. 《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2]冯祖贻 《百年家族》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4

[3]张爱玲《张爱玲全集》作家出版社【M】2006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4

沧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韩丽梅

内容摘要：童年经验是莫言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动力，童年经验是莫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父亲的严格管教，母爱的救赎，极度饥饿与寂寞是莫言童年经验的几个重要要素。莫言的童年经验不仅直接进入到创作中，成为原型，还深刻地左右了莫言创作的整体风格和精神风貌。

关键词：童年经验 父亲 母爱 饥饿 寂寞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就挟着一股“狂气”和“雄风”席卷中国文坛，他的创作突破了已有的成就、规范，解脱束缚，开始了独特的闯荡。莫言的小说独步当代，在世界文坛上创造了有独特风格的这一个。探究莫言独特的创作心理，追寻创作的重要源泉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作是创作的重要源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生养他的父母，有养育他的故乡，有属于他的特殊的成长心路历程和大大小小的故事。每一位成名的作家都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经验在他的事业中具有的重要地位。“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1]这种童年经验在作家内心深藏，轻易不会翻动，但一旦有外部的刺激与巨大触动，让作家不得不动用其中的深层矿藏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莫言曾自述说，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莫言在多个场合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谈到，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素材还仅仅取材于二十岁以前的经验。莫言对自己的童年经验进行过痛苦又诙谐的总结，话语的背后承载着对童年经验的巨大无奈和无助，现代人不再拥有这份感伤。“由于我相貌丑陋，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里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惧，饥饿伴随我成长。”[2]伴随莫言成长的是一段难忘的灰色童年记忆。童年正是一个人心智成长的关键时刻，这一段灰色的童年记忆导致莫言形成内向、敏感、耽于幻想的性格。童年经验是莫言创作的重要源泉和动力，童年经验是莫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童年经验不仅直接进入到创作中，成为原型，还深刻地左右了莫言创作的整体风格和精神风貌。

“痛苦的童年经验是莫言的精神创伤。”“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3]莫言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他受到的生活重压与深层的心灵创伤。他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表现了曾经深埋莫言内心的精神创伤与情感压抑，同时他的作品是压抑情感的最好释放。正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莫言作品的乡村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象”。莫言对童年的记忆深刻而终身难忘，而苦难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教材。莫言说：“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4]

1、父亲的“阴影”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仁义耿直，性情刚烈，有责任感、敢担当。但由于出身贫寒，饱尝艰辛，生活境遇的不幸（家庭成分较高），生活负担极重，所以形成了暴躁、刚烈的性格。“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不敢出一声。父亲的严厉在高密东北乡是有名的。”[5]父亲对莫言的管教极其严格。有一次村里的保管员让一群孩子学狗叫，谁学的像就给谁吃豆饼，莫言也在其中。但为此事莫言遭到了祖父、父亲的严厉训斥。一方面是食物的巨大诱惑，一方面是正义崇高的宝贵人格，在童年莫言未必懂得其中缘由，但是父亲的严厉，时刻闪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呈现出一个民族在困苦中不堕落的精神魂灵。父亲严厉的爱与刚毅成就了莫言文学阳刚的一方面。

“父亲意象”是威严的象征，在父亲身上，他象征责任，理性，纪律，能力，秩序，权威等字眼。在儿童眼中父亲是具有巨大辐射力的人物。父亲管教因过于严厉，让莫言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莫言曾自述童年时代也有撒野忘形的时候，只要有人在身后低沉说，你爹来了，莫言立马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呆若木鸡。莫言还有被父亲用鞭子教训，脱下裤子打的经历。上海作家程德培曾评论说：“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生活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化为安徒生笔下那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微光。”“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6]莫言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也被父亲扼杀了童趣，莫言曾撰文自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

即使父亲不打骂他，父亲已经在莫言心中树立了高大威严的形象，神圣而不可战胜。童年的一些经历对莫言心理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面对高大威严的父亲，童年莫言显得渺小而萎缩，家庭中未得到重视的现状让莫言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感觉。童年莫言如小兽一般在夹缝里偷偷生存，对他心理成长产生了巨大的阴影。“莫言的创作动机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父亲的严加管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恐惧，莫言从心底惧怕了象征权威的东西和原则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实的不可战胜与不可满足，让年幼的莫言不得不归隐于内心，久而久之，莫言的内心活动异常活跃，产生较大的心灵自由，获得幻想的腾飞，这为日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短篇小说《枯河》中曾经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孩子遭受全家的毒打最后致死的经过，其中就有莫言童年的影子。

2、母爱的救赎

“母爱意象”是世界上最无条件的爱。母亲永远与无私、温暖、善良、体贴、柔情、安慰、包容等字眼联系。童年莫言在父亲那里印下的心理阴影在母亲那里得到救赎。对母亲的依靠与依恋是莫言对母亲情感的核心。正如埃·弗洛姆所说：“母亲就是生养我们的家，她就是自然，她就是土地，她就是海洋。”[7]

莫言母亲，高淑娟，一个极度坚韧而顽强的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在大家庭中，母亲勤劳、坚韧、刚强，默默奉献，忍受生活的重重磨难。母亲是大地母亲的象征。中国大地上不乏这样隐忍、坚强的女人，可以同时承担着劳累、饥饿、病痛而顽强地活下去，并以坚毅顽强的性格言传身教，影响着有幼年的莫言，让他时刻感知到母亲的伟大与坚强，忍辱负重与巨大的承受力。所以莫言在母亲身上加重了对于生存的理解。母亲是幼年莫言的精神支柱，身为幼子，他比别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非同寻常。

莫言在母亲那里得到了心灵的庇护，于是莫言对母爱产生了依恋，甚至依靠的畸形心态。相貌丑陋的莫言极度自卑，甚至遭到同村性格蛮暴的孩童的追打，内心敏感的莫言在周围人那里遭到的冷漠与嘲讽，不得不最后求助于母亲。母亲的话多少年后依然留存在莫言心头。“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莫言从母亲的鼓励的话语中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心理上的支持与安慰。

母亲不识字，却从骨子里敬畏读书人、有知识的人。只要是莫言提出买书本，母亲都要尽量满足。即使莫言因为贪恋读书，而忘记了割草、干活，她都要想尽办法保护。母亲是童年莫言的保护神，在母亲那里可以得到精神的救赎。所以在莫言的最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中，莫言将一直淤积在心头的对母亲的依恋、感恩，更是对大地母亲的崇拜与思考，通过母亲的形象表达出来。小说热情地讴歌了生命最原始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同时还塑造了一个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一个备受关注，精神萎缩、穷困潦倒、最终一事无成的男性。此书的腰封文字是，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彻底走进莫言的《丰乳肥臀》，就不得不全面了解莫言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是触发文学创作的巨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莫言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个人童年经验的艺术呈现，更是对中**亲的典型形象塑造。当然童年经验到文学形象是具有重大联系的两回事，我们既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又不能将两者完全隔离开，但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梳理莫言文学创作心路历程不无裨益。

3、“神奇”的爷爷与耽于幻想的寂寞童年

马尔克斯有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奶奶，莫言则有一个神奇的庄稼活能手的爷爷。这是一位给予莫言无穷想象力的重要人物，在莫言的童年期与少年期，曾经给予莫言极大的情感抚慰，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创作原型，提供了阔大的想象空间。在莫言1985年写成的短篇小说《大风》里，直接写到“我”跟随爷爷一起去大洼子割草的故事。《红高粱》里，小说开创的家族史式的叙述角度开创了战争小说崭新的叙述视角，叙述的就是“我爷爷”抗战的故事。甚至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那位“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的形象，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在平日生活深谙农村各种活计的爷爷。

莫言1955年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有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以及母亲的大家庭里，衣食无着，莫言的降生只会给整个家庭的生存带来更多的困难，将整个家庭拖入更加贫困的深渊。莫言在这个家庭里是个被忽略的孩子，他在大人的夹缝中偷偷生长。童年莫言辍学在家，过早地脱离群体，排除在正常的学习生活之外，对莫言是极大的心理打击。劳动之余，莫言将大量的闲余时间，用在大量阅读和体味与大自然、动植物进行特殊交流上。莫言幼年爱书如命，通过读书，莫言认识了世界，找到了排解寂寞的突破口。莫言深谙动植物习性，建立了与动物通灵的感觉方法。童年的这段经历，为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童年的生活磨砺了莫言观察生活，穿透生活的眼光与睿智的思维，培育了空灵的感觉，也孕育了小说《生死疲劳》中动物的六次轮回的创作灵感，才让读者在作品中真实地感喟与动物的通灵之感。

现实生活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之间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曾经这样评价莫言：“一颗天真烂漫而有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

4、饥饿的无形压力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东北乡的一个荒凉村庄的贫困家庭中，文革开始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二十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是童年莫言梦寐以求的事。饥饿——一个困扰莫言童年的早期重要记忆。童年期莫言长着一个永远不知道餍足的巨胃，正当他长身体的时，身体需要大量的食物和营养，遇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饥寒交迫的粮食大匮乏的年代，天灾人祸的打压下，让那时代的人充分理解生的巨大挑战。

40年后的2000年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时，将这段回忆就附在《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题下。莫言自比童年期的自己为“饥饿的小狗”，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食物。从树叶、树皮、树干到煤块都难逃孩子们饥饿的牙齿，孩子们都快成了啮齿类动物。莫言对童年的印象是缺爱少欢的，极其不愉快的。

饥饿的记忆几乎每每跃然纸上，在纸面上划出永不磨灭的印迹。《五个饽饽》、《粮食》、《铁孩》里写的不只是自己的饥饿，自己是饥饿的目击者、参与者或受害者，但是蕴藏在别人故事里的饥饿的体验却是私人的，没有挨过饿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惨状。莫言从对食物的渴求与摄取欲望触发，发现了由事物匮乏而发生的对食物的控制权，构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罪恶事实。所以当日后莫言在表达自己的童年经验时，几乎可以直奔主题，而扑向食物和对食物的摄取，并从中挖掘出隐藏着事实背后的社会权利以及社会伦理的主题。

食色之性，人之伦常。本能的记忆大约最难将息。莫言自述他成为他这样的作家，根本理由是他的童年经验，对于这一点，莫言自述说，“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摆脱饥饿的强大动力将莫言推向了文学创作，同时，莫言又通过作品细腻地记录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与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读到了关于饥饿、善良、灾难、尊严的悲剧；在《枯河》中读到了蕴藏着巨大时代阴影的悲剧；在《白狗秋千架》中品尝着爱情的悲剧。莫言的小说，不管在情节中设置了多少变化，也不管给它穿上多少件古怪的现代派外衣，其精神内核，其实质都是为了反映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那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故乡土地和父老乡亲们的那种既充满着复杂矛盾有终生难忘的深厚情义。无论莫言走多远，他均毫无好留地彰显着支持着他的生命并使之顽强地生存下来的是他对童年生活的真实体验。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年第04期第54页。

[2]莫言：《超越故乡》[J]，《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月第1页。[3]杨茜：《心理探微：莫言小说中的精神创伤》[J],《当代文化与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第23页。

[4]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J]，《中短篇小说选刊》，1980年第3期。[5]莫言：《写给父亲的信》[J],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3页。[6]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J],《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第81页。

[7]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8、39页。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5

这个学期我选择了<<唐诗宋词欣赏>>作为我的选修科目。我非常喜欢唐诗宋词，也读过许多唐宋名家的诗词，对唐诗宋词所体现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通过老师上课的指导和自己的学习，我了解到许多唐诗宋词文化的内容，其中包含了贬谪生涯对唐宋作家诗词创作的影响，以下是通过自己的浅显了解所得到的感想。

“贬谪”，在唐代乃至整个古代，是许多文士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文士要参政，要进入仕途，就必然有升迁与贬谪。贬谪是当时诗人普遍经历的人生境遇。苏轼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在做官上，他经历了多次贬谪，最著名的“三贬”，分别是被贬到雷州，黄州，琼州。在这三个地方，苏轼都体现出了作为大家所具有的魄力，即使是一次次的贬谪，他也没有悲观，没有失落，反而更加乐观地面对生活，从被贬时所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如有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以看出东坡居士豪放的风格，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更体现出诗人淡泊名利，追求真理，追求真我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如果没有贬谪，诗人处于一个安逸的环境，衣食无忧，那么是写不出这样为世人所吟诵的诗词来的。再看看杜甫，他有名的“三吏”、“三别”、铸成了诗史这一新篇章。他同情百姓疾苦，为百姓伸冤，却也屡遭贬谪，在做官的路上也一路坎坷，他写的三吏三别是他为民请命的体现，他在被贬谪的路上看到了百姓生活的痛苦，使他愤慨地写下自己的心情，由此可见贬谪对他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杜甫同样写不出来，这样历史上就少了一位著名的诗人了。我们来看看刘禹锡，他被贬到南方，形成了“竹枝词”这种新词体，它是吟咏风土人情的民歌体乐府诗。至今这种词体仍为大家喜爱。由此可见，贬谪对文人，甚至对诗词文化所产生的无穷魅力。

贬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贬谪文化中的诗文，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占据了古代中国文坛的主流。古代士人步入仕途后因种种因缘而或贬或谪或迁或黜，每每将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诉诸笔端，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对苏轼的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轼的词中总有一个“从想不开到想开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受了优美景物的感染与启示，仔细看看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记承天寺夜游》《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我们可以总结到这个思路特点。都是一开始忧愤难解，辗转难眠，而后来见到了一个优美的景物，受到感染，摈弃了一切尘累，恢复了内心的淡泊与宁静。他算是有着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被贬斥击倒，表现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些贬谪文人都明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受之于父母，我们更应献之于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面对一切的灾难，不必苛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而失去生命，更不要动不动就以生命做抵押，而弃之如敝屣。要有这种意识：生命是人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一定要好好珍惜。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6

一、大学生兼职现状

(一) 大学生兼职的原因

笔者在长沙市各高校中进行抽样, 随机派发问卷100份, 总共500份。回收了95%的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为85% (425份) 。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大学生涯中做过兼职, 而他们选择做兼职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各个方面。其中, 为了获得工作经验这一目的所占的比例最大为86%, 其次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所占比例为65%, 此外, 为了提高社会实践能力所占的比例为63%。由此可见, 虽然大学生选择兼职有着形形色色的原因, 但基本上出于积极的目的。

(二) 大学生兼职经历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兼职过程中, 大学生不仅锻炼了实践能力, 增加了社会见识, 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其中, 50%的兼职者感受到就业环境方面的压力;45%的兼职者表示薪水达不到自己相对理想的状态, 存在各种形式的拖欠工薪的情况;58%的兼职者对于兼职工作的劳累程度感到压力较大;70%的兼职者认为对于学业与兼职工作的关系处理上有问题;23%的兼职者表示在处理与上级及工作伙伴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

由此可见, 在兼职过程中大学生会遭遇各种问题, 总体来说包括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加之近年来就业压力逐渐上升, 使兼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以及工作经历对于大学生成功就业有着重要意义。

二、大学生兼职经历对其未来发展定位的影响

兼职作为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行为, 对大学生的发展会造成双重的影响。

(一) 大学生兼职经历作为一种实践行为的积极作用

首先, 从促进自身发展方面来说, 大学生兼职行为从本质上还是一种社会实践, 对于大学生自身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选择一种职业的时候, 有三个明显的因素:准确地了解自己, 包括人格、能力、兴趣、资源、限制及其他特质;懂得在不同的领域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条件、优缺点、环境和发展前途;对于这两部分的事实的相互关系的准确认知。1大学生的兼经历职有利于增加社会阅历, 吸取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 可以作为未来就业的工作经历, 从而增加了就业成功的可能性。此外, 在兼职过程中, 有助于巩固个人专业知识能够正确而全面地了解自己, 确定自身未来的发展定位。

其次, 从经济效益方面来说, 无论何种兼职工作, 都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可以相对减轻父母的负担。并且在兼职过程中, 大学生能体会到父母的辛苦, 从而促进大学生心智的成熟, 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发展, 以更加积极成熟的心态和态度来对待自己未来的职业或事业的选择定位。

(二) 大学生兼职经历中存在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1、模糊大学生对于社会的正确认知

据调查, 大部分受访者在兼职过程中遭遇过拖欠工资或者无故扣除工薪的行为, 有的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甚至有部分受访者曾被中介公司骗取钱财, 出现收完钱就杳无音讯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会直接导致大学生对社会的看法出现偏差, 用片面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造成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危机。

2、形成片面消极的择业就业观

在兼职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经历会让大学生形成一定的社会认知, 无论好或坏, 在遭遇不公正待遇后, 对于社会及未来的认知都会比较片面而消极。或者认为社会现实就是黑暗的, 或者对于未来自身的发展不抱期望, 由此产生消极的择业就业观。青年人最富于幻想, 对未来总有许多美好的构想。而一旦走进社会,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 难免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冲突。2

3、影响学业和专业知识的积累

大学生在寻找兼职过程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 出现时间冲突时, 大学生往往因为对兼职工作的期望而选择逃课, 甚至有一部分在找到短期内相对稳定的兼职工作后选择放弃学业, 全身心地投入于兼职工作中。这不利于学校的管理与教学, 更重要的是荒废学业, 对大学生造成的影响是终身的。

(三) 大学生兼职经历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

1、从主观方面来说

一是现代大学生心理脆弱, 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在寻找兼职的过程中, 缺乏仔细的思考和主见, 缺乏安全意识;

二是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 造成大学生在寻找兼职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 追求金钱和利益, 态度激进, 以至于对自身处境及工作环境考虑欠缺, 遭遇种种不公正待遇;

三是大学生维权意识薄弱, 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 不善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只能忍气吞声;

四是大学生对于自身条件分析不足, 不够了解自身的优点与劣势, 对于未来定位比较模糊, 对自身认知不够清晰。

2、从客观方面来说

一是某些招聘兼职的公司或企业, 不顾法律与道德规范, 拖欠工薪;甚至有些以欺诈为目的的团体或个人, 不惜触犯法律, 利用大学生的不成熟进行经济诈骗;

二是大学校园中兼职信息泛滥, 无法辨别其真伪, 而且大多夸张或不实, 对大学生诱惑力极大, 从而造成大学生兼职受骗的情况屡次发生, 影响大学生对社会的正面认知;

三是政府与学校忽略了对大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宣传, 并且目前政府对于与《劳动法》相关的具体法规执行仍然不够规范, 宣传及推广力度不够, 以至于大学生在兼职时遭遇不公正待遇后不能合理地用法律手段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是父母的态度对于大学生的影响较大。父母对于大学生兼职持有不同的态度, 其中, 反对的一派父母会阻挠孩子的行为, 并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 造成大学生自己偷偷摸摸地找兼职, 既没有科学的指导, 在出现问题后也不敢告知父母, 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三、大学生兼职经历中产生问题的解决措施

此次调查结果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大学生兼职的情况。为了使大学生能够在兼职的过程中学以致用, 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 提高自身各方面的能力, 同时也为了让大学生的兼职工作能够得到健康、有序、理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大学生自身、学校及政府出发提出解决办法。

(一) 大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措施

大学生作为兼职的主体, 对于兼职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办法。

首先, 要正确认识自己, 明确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这样才能在寻找兼职过程中既不过于激进, 也不会妄自菲薄;

其次, 作为当代大学生, 对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要多加关注, 向老师或家长咨询, 多了解关于兼职工作的信息, 明确工作招聘等流程及合同签订等, 尤其关注人身安全问题;

此外, 在兼职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法律意识, 在工作前要求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 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后, 要敢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 学校要加强大学生的管理及就业知识的宣传

1、学校应该加强大学生的管理, 各班级负责人应该随时关

注学生的动向, 定期统计班级学生的兼职情况并及时了解, 对于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多加关注并切实为学生解决相关问题。

2、各大高校应该开展针对就业的普法知识宣传, 采用张贴

海报、开讲座等方式来宣传《劳动法》等相关法规, 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让每个大学生都能有效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学校应该组建一支校园兼职维权队, 帮助解决学生兼职

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并且对校园内龙蛇混杂的兼职信息加以核对与辨别, 采取有效的方式进行管理。

(三) 社会及政府对于此类问题更要多加关注

1、政府应该加强经济类企业的监督和审查, 加强对利用网

络传播的兼职信息的管理与审查, 不断完善经济法规, 加大执法力度, 对于利用兼职进行不法行为的集团或个人给予严厉打击, 以示惩戒;

2、政府应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文明与

法制, 抵制拜金主义, 营造一种诚信和谐的社会风气,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欺诈与骗取钱财的现象;

3、在社区范围内宣传关于大学生兼职的信息, 引导学生家

长关注大学生兼职这一问题, 根据所掌握的权威的信息及经验教训对大学生及其家长提供一定的兼职指导。

总体来说, 大学生兼职经历中种种问题的解决, 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作为与之息息相关的主体, 大学生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相关安全知识和维权知识, 树立正确的观念。而学校政府等方面, 出于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 必须有组织有目的地采取措施, 为大学生兼职实践以及就业提供必要的指导, 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就业观, 不再变得迷茫和盲目, 从而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定位。

参考文献

[1]、陈育社.大学生职业心理辅导[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23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篇7

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语境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坦露女性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女性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相契合。

浮华魅影的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张爱玲，她是租界文化合适的女性代言人之一。张爱玲的前半生，除了在天津住过两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一直都住在上海。毋容置疑，租界欲望化的风气对张爱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欲望化叙事，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以人的情感欲望作为文本表现的主题，文本内容局限于狭隘的情欲世界，带有宣泄情欲化诉求倾向的叙事模式。一般而言，在欲望化叙事中，作家最先注意的是叙事动力的寻求与表现，在一些以宏大叙事为主题的作品中，叙事动力往往表现为对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或者人性与道德冲突问题的展现与探究。不同于以宏大的主题作为叙事动力的文本的叙事模式，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以女性婚恋纠葛、情感世界为关照对象的狭隘的欲望化叙事策略，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大都是情欲自由的倡导者，同时又为情欲所主宰，成了情欲的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讲，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与欲望化、颓废糜烂的气息对张爱玲小说欲望化叙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文化的塑造与主体的接纳

租界文化是李永东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租界文化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租界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在于中西杂糅的文化特质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冲击，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流传深远的文化对呈现异质形态的租界文化会形成一定的反驳，二者之间的张力给身处租界的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与维度。然而不同的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究其原因，在于租界中西杂糅的双重文化气息对主体文化身份的确认设置了障碍以及不同的文化接受心理导致主体在接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同样，对自幼生长于上海的张爱玲来说，她受到租界文化的熏染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她对租界文化的体念较之于鲁迅等上海的“外乡人”应当更加透彻，而在上海租界“只有女性的情爱与生活细节，是殖民者最不觉得具有威胁，最不愿费力气去管的，所以在战争与殖民的夹缝里,男人的厮杀呐喊没有留下来，反而是女人的悲欢种种留下来了”。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给张爱玲坦露女性的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文化语境空间，并对她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用学者于青的话说:“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肆意实现对文学的狂喜享用。”而张爱玲自己也承认上海独特的文化气息带给她独特的体验，她曾说：“我喜欢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可见，张爱玲对呈现出中西杂糅形态的文化是持一种欣赏态度，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大胆坦露自己情欲诉求的叙事特征与租界欲望化的文化气息相契合。此外，上海租界的文化消费心理需求也为张爱玲的小说欲望化叙事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如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倾城之恋》由大中剧艺公司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演，连演八十场，票房“雄视全沪，唯我独尊”。话剧《倾城之恋》的成功上演以及在票房上所取得的不俗成绩正反映了张爱玲的叙事风格符合上海租界文化消费心理需求。由此可见，除了租界文化气息充溢的上海，同时期的其他城市是不会那样欣赏充满世俗性的张爱玲。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租界体验给她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展现文学才华的机遇，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不俗的地位。

二、情欲世界的沉溺与呈现

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欲望化叙事的特征在主题上表现为对情欲世界的呈现，在叙事手法表现为纤巧细腻的女性化风格。在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欲望化叙事成了其创作的主调，女性欲望化心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以女性的情感欲望作为贯穿小说情节主线，并对因欲望的泛滥而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的叙事模式是独具一格的，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女作家的特点所在。“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人生的小小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动。”张爱玲对女性追求情欲自由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她的主题多是呈现都市男女之间的婚恋情感世界，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两性情感与日常生活的小圈子里，多少带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意味，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除了受租界盛行的沉迷于个人小天地享乐的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外，也与她的个性有关。胡兰成在回忆张爱玲时曾说：“她（张爱玲）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胡对张的评说或许有失公允，但张爱玲局限于女性自我情感世界的倾向是明显的，当然这种倾向并非张爱玲所独有，像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苏青、梅娘等，在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女性化的倾向。从生理学角度上讲，女性化的倾向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密切相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有着正常情欲需求的女性，常年瘫痪在床的丈夫无法满足她这种需求，她渴望着从自己的小叔子季泽身上得到满足，可未能如愿，长期以来对于金钱的欲望一直压抑着正常的情欲，最终使她变成了一个畸形化的欲望女性。一方面追求情欲的自由，一方面又被情欲所禁锢，成了情欲的奴隶，这似乎反映了张爱玲作为一位新女性前卫姿态以及作为传统女性身份局限性的矛盾心态。这种对待女性情感世界大胆裸露的时代气息与现代化特征与上海租界的文化特征是不谋而合的，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大都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是一派畸形繁华的局面，金钱、享乐、肉欲、颓废、暴乱各种色调充斥着色彩驳杂的上海滩，作为一位生性敏感、观念开放、姿态前卫的新女性，张爱玲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租界这种肉欲颓靡的气息，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女性追求自由情欲的展现持一种肯定包容的态度，这与租界既是开放自由同时又肉欲颓废的气息是相契合的。可见，张爱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与作者的租界体文化验紧密相连。

总之，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氛围所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女性情感的自由抒发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欲望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是相通的。

[1]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陈子善.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转引[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