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答辩陈词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答辩陈词（通用3篇）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答辩陈词 篇1

答辩陈词

尊敬的各位答辩老师：

大家好！我是12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邵敏，我的论文题目是《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本论文是在张洪海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完成的，在此向张洪海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向今天不辞辛苦来参加我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各位老师！

首先，我要谈一下本篇论文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国家主权和国民人权被侵略者肆意践踏，资源财富遭受榨取和掠夺，国家的经济命脉岌岌可危，而本国的统治集团腐朽衰弱，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已经到了极其严重和严峻的时刻，因此三十年的主流文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吹奏起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号角。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都是其中嘹亮的音符。在现代文学这种宏大叙事的时代浪潮中，普通凡人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都被不假思索地忽略了，被毫无疑义地边缘化了，甚至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学”，颇有俗气之嫌。在这样的潮流里，只有少数作家把普通民众视为自己的读者，把自己的创作维系在普通人和平凡人生上面，张爱玲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翻开张爱玲的小说，扑面而来的便是那震撼人心的苍凉悲剧，因此本论文以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为角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其小说的悲剧性。

在那个“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时代，普通凡人承受着时代的重负，最能反映时代生活的艰难可怕的面貌。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能过最直接把握到时代的真实基本脉搏，从而也就表现了时代的本质。因此，张爱玲把视角投向了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不及英雄有力，但却是认真的、真实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张爱玲以她那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段沪港传奇，描绘了沪港两地男女间那千疮百孔的经历，充满了生存的困惑、苍凉和生命中惘惘的威胁，并留给世人那挥之不去的“苍凉的启示”，使我们不禁思考，在大的灾难面前，英雄们会在希望中徘徊，在绝望中反抗，甚至壮烈的牺牲、慷慨就义，但毕竟英雄只不过是极少数人，大多数还是那些普通的凡人，面对困难可灾难的到来，他们更多的是选择默默地承受，成为广大的负荷者，这些普通的凡人更应该成为我们所关注的对象。

其次，我要谈一下本篇论文的结构框架。

最后，我要谈一下本篇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不足。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某些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在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颇现象，时常会出现与悲剧性相偏离的现象。而且由于本人知识面的狭窄，论文的理论性不是很强，叙述内容过多，这是在以后亟待提高的方面。

我的陈述完毕，请老师提问，谢谢！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答辩陈词 篇2

一.悲剧小说

故事所表现的人生是小说不同人物的一份又一份的失败记录。故事开始时, 主人公往往处于一个人生的当口, 通过一段具体的人生故事, 主人公生活境遇或心境不如往昔, 而后, 便是主人公生活信念的动摇、自我感觉的颠覆。在张爱玲小说中, 这一轨迹注定表现为一个下坠的过程。这是作者为主人公安排的认识的必然路径, 人物的失败历程使他们认识到现实的肮脏、复杂和不可理喻。

(一) 生命的残酷性

生命是残酷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她有自己的做人标准, 有维护人格完整的自信, 尽管她知道梁宅并不适合她, 却仍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 她只想好好把书念完。可是这并不算过分的期望也被彻底否定了——“她已经没有了天长地久的计划”, 心中的理想在现实面前, 步步妥协, 成为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 可是却仍旧是一种奢望。“怎么会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 我是自愿的。”这仿佛是在梦魇里, 欲哭无泪, 欲喊无声, 生命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巷子, 所有的辛酸泪与不堪言就都在这里了, 却也认命了。

《封锁》讲述的是封锁期间车厢内发生的一段故事, 已婚男人为了躲避不愿意碰面的熟人, 将座位调换到陌生女子吴翠远的旁边, 于是开始二人闲聊, 没有背景的交谈使其顿生好感, 甚至谈情说爱直至论及婚嫁, 几个小时后, 封锁解除, 电车重新启动, “宗桢忽然站起身来, 挤到人丛中, 不见了。”翠远以为他下车了, 然而“电车里点了灯, 她一眼望见他遥遥坐在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 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 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整个上海打了个盹, 做了个不尽情理的梦。”

“有一天, 我们的文明, 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 都将成为过去。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 我们唯有临摹。”[2]是啊, 只有时空悬置, 形成一个独立的、脱离现实的悬浮世界, 也惟其在这样的世界里, 一段不可能的罗曼史才得以发生和完结。

(二) 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人不能把握命运是张爱玲小说的潜在主题, 面对命运, 人的努力挣扎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人的自信结果往往被证明不过是自负, 受到现实的无情嘲讽。《心经》讲述了许小寒的恋父情结, 许小寒起初乐观、自信, 她以为能够把握住父亲, 而把握住父亲也就是把握住自己。她骄傲因为她能够支配龚海立, 可以捉弄波兰, 总的来说, 她以为是现实、环境的主人, 而故事的发展证明她不过是现实的牺牲品, 父亲的弃她而去摧毁了她良好的自我感觉, 她哆嗦着预感到她已经管不住自己了。

如果说小寒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倾城之恋》表达的则是命运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彻底否定。“你年轻吗?不要紧, 过两年就老了, 在这里, 青春是不希罕的, 白公馆里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 在这里悠悠忽忽过上一天, 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表明流苏生活在死水无澜的庭院深深中, 然而, 即使是这种环境也仍然容不下她。她决定与命运一搏, “赢了, 便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范柳原, 出尽腔子里的一口恶气, 输了就没有资格做几个孩子的后母。”文章结局从形式上看, 似乎是如愿以偿大团圆, 而我们切入实质, 便可透视出团圆中的不团圆:她似乎是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成了白公馆中人人羡慕的对象。“然而, 流苏还是有点惆怅。”这样的结局是源于她的爱吗?这是凭她的魅力、手腕挣来的吗?这桩姻缘证明的不是人生的美满, 反倒暴露出人生最大的缺憾, 流苏有过自己的努力, 她声称能管得住自己, 而她成为范柳原情妇的事实证明她管不住。成就她愿望的不是她的奋斗, 而是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命运。自始至终, 白流苏与范柳原都是作为客体出现的, 命运才是主体, 他们只是作为棋子来让命运挥洒自如的, 在命运面前, 个人的努力就如秋风扫下的落叶, 只有漂零罢了。范柳原曾经对流苏说过这样一段话:“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生死与分离, 都是大事, 不由我们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 我们是多么小, 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们一生一世都别分开, 好像我们自己做的了主似的!”流苏不相信, 她以为这只是他纨绔子弟油滑的借口, 这在范柳原确是, 然而却也暗含了张爱玲对生命真实的理解, 最后流苏相信了: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 但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 谁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一桩可靠的婚姻向她明确了更大的无常与不可靠, 在这个不可靠的面前, 人在婚姻中显得更无能为力, 《倾城之恋》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苍凉的故事。

如果说被命运的打败是一种悲剧, 那么心中有所期待更是加剧了这种悲剧,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登场时, 都在不同程度上抱着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 以为处境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改善, 而当故事的帷幕徐徐落下时, 他们的信念不过被证明是天真, 人的盲目无知还反映在人物对现实的错觉中。《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教授开着小汽车, 春风得意, 他数十年来的讲义都是一个版本, 甚至连在课堂上讲的小笑话都一成不变, 他认为他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按部就班的运作, 平凡而又平安, “他深信, 绝对不会出乱子, 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身边危机四伏, 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充满了不安, 张爱玲有意识地强调他的安全感, 用以和后面接踵而至的打击形成对比, 罗杰教授很快就在追愫细的路上感受到“一片怔仲不宁而庞大的不彻底的寂静。”安全感很快转而变为恐怖感、无措感。最后在这种感觉中结束自己的性命, 这个结局残酷地嘲弄了他登场时的感觉。

在《花凋》的结尾, 张爱玲同样也安排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郑川嫦的母亲替病重的川嫦做了一双鞋:

“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 踏进鞋里重新试一试, 道‘这种皮看起来倒很牢, 总可以穿两三年呢。’”

“她死在三星期后。”

在生病期间, 她想了很多, 惟独没有想到会死, 赫然的两个“三”将人对命运的盲目反衬得触目惊心, “两三年”不过是她随口而出, “她死在三个星期后”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 然而这样的对比倒更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用意, 她要以此来宣示人生与人性的必然。

二.纯粹悲剧

然而, 张爱玲并不把现实看作与人不相干的独立存在, 人就是这样冷酷、复杂、不可理喻的一部分, 或者说客观现实不仅是外部世界的真实, 也是人性的真实。她的小说弥漫着浑厚的悲剧色彩, 而其悲剧的纯粹性也正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 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扯掉华美的生命袍子, 抖落满地虱子, 暴露出赤裸裸的人性。

(一) 人情欲望

通过张爱玲的小说, 我们可以触摸到人性致命的弱点, 明确导致人物悲剧的不仅是外来的苦难, 更是与生俱来的人情欲望。外部世界固然不可理喻, 而人是可以理喻的吗?葛薇龙“明明知道乔其乔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 没有什么可怕, 可怕的是他引起她那不可抵制的蛮暴的热情。”

在《金锁记》中, 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到可以点着火的程度, 畸形的婚姻为七巧安排了掌控黄金的机会, 剥夺了她正常情欲的满足, 黄金欲膨胀地越大, 恋爱欲也就被压抑得越厉害, 情欲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 恋爱欲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 起初她用黄金梦来抵挡情欲之火, 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 她丧失了人性。七巧与姜季泽的两次相遇是小说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 平淡的对话下面激荡的内心搏斗, 使它们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在第一个场面中, “七巧颤声说话, 脸庞下面抖得像嘴里含着滚烫的蜡油, 用尖细的声音逼出话来”。那些对僵尸一样的丈夫的刻骨怨愤的台词以及她对季泽由爱得不到手而生出的嫉恨照彻她内心如焚的情欲, 但为了黄金欲, 她不得不按捺住情欲, 她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季泽, 只能恨恨地低声道:“我就不懂, 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什么地方不好……”在第二个场面中, 七巧已经因为黄金的缘故就这样过了十年, 她终于听到季泽叫她“七巧”了:

季泽立在她跟前, 两手合在她扇子上, 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两个人究竟还是那两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的吗?他想她的钱?仅仅这一念, 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她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揉碎了, 为了黄金, 过去她只能在挑逗的语言中咀嚼一点爱情变味的渣子, 现在她又用黄金欲制服了最后一点爱情, 对季泽的爱是七巧人性的象征, 泯灭了这点爱, 她便彻彻底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变成了地道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 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陪葬, “三十年来, 她戴着黄金的枷锁, 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住自己, 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 疯狂来自黄金欲, 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 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 报复她为黄金时间付出的代价, 不顾一切, 不择对象, 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

人逃脱不了情欲的支配是张爱玲所发现的人性的规定, 她常以情欲、非理性来解释人物的失败与挫折, 这便使张爱玲小说与旧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严格区别开来, 旧小说用因果报应的迷信来说明一切, 造成悲剧的原因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要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要么是个偶然的巧合, 而张爱玲小说悲剧在于每个人都有情欲, 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 更在于人的本性中, 因此, 悲剧不是人们可能会遇到的偶然, 而是人人必面对的必然, 情欲与生命相始终, 悲剧因此无休无止, 不断袭来, 一步一步将人引入更加悲惨的境界, 人的不幸正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 唯吾有身。”[3]不幸是注定的, 与生俱来的;悲剧是不可调和的, 纯粹的。因此,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悲剧的宿命气息。

(二) 盲目的人性

人生是残酷的, 人性的真相是可怕的。人们只有把自己安排到纷纷扰扰中, 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中, 努力忘却生命的恐怖, 对于张爱玲, 人生的悲剧是永恒的、无涯的、一生相伴的。因此, 长远来看, 万事皆悲, 只有截取一点, 看看眼前, 看看周围, 人类还能找到一点快乐, 她小说中的人物都能在眼前的欢乐中找到避难所:葛薇龙在湾仔看到“无边的荒凉, 无边的恐怖, 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 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 她的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张爱玲小说中多次通过突出人物的不敢想, 不能想, 以说明直面人生给人类带来的沉重, 这种意识并不是人们自觉意识到的, 《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女主人公阿小, 只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朦胧地感觉到一阵恐怖与悲哀, 她自己也未必能够解说得清, 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原因, 她只是为她自己突如其来的疯狂的自由所惊惧, “心里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不行, 不行!’”, “周围无人的清静吓醒了她, 通常她的时间都是由喧闹和忙碌来填满的, 她总是有事情可做, 总是在人丛中, 有具体的事可谈, 现在她是一个人, 她有时间思想了, 她马上感到了空虚, 感到了荒凉, 一个个忙碌的日子总是容易对付的, 而阿小此刻面对的是混沌的人生的重压, 她要把孩子领回来, 有孩子在身边, 她就不再自由。”不再有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的机会——她的思绪找到了具体实在的寄托。小说结束时, 阿小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她打听楼上的新娘是如何寻死觅活的打闹, 抱怨别人将瓜壳果皮乱扔, 脑子里不再有一丝空隙———一旦回到日常习惯的轨道, 一时无事可做, 看见一个人在看报纸, 马上群起而效仿之, 有报的看报, 没报的看发票, 看章程, 看明片, 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 就看街上的市招, 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 不然, 他们的脑子会活动起来, 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

人性是盲目的, 人生因盲目而残酷, 在张爱玲小说中, 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和不可理喻, 假如不是被情欲或虚荣心所欺瞒, 人对现实的了解实质上仅限于这一点, 生活即痛苦, 人生即永恒的悲剧, 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也是真正的认识。对于张爱玲, “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4], 但是获得这种认识, 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 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 相反, 它将人置于幻灭、空虚的重压之下, 因此, 其小说便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而《红鸾禧》、《玻璃瓦》等八幕短小的喜剧, 不过是悲剧的补充罢了。

总体说来,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思想虽不无偏激之处, 但终究是瑕不掩瑜, 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 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便留给我们融汇古今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 细心而又耐心的读者若重读张爱玲的小说, 定会从中获得一些深远的启迪。张爱玲属于她那个世界, “若是在她有生之年, 她能再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子, 也许她会发现, 生命其实是旧时的照片, 你拍下什么, 便会留下什么。”[5]

参考文献

[1]胡莘.张爱玲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6:134.

[2]刘瑞美.凝视张爱玲[M].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5:47.

[3]刘庆华, 防方.老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4:45.

[4]杨泽.阅读张爱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58.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篇3

关键词 错误 虚无感 悲剧意识 人性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2-0006-02

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作家。40年代，她以《流言》《传奇》两部作品横空出世引起强烈的轰动；时隔半个世纪，她的作品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研究者趋之若鹜，大有形成“张学”之趋势。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不只因为其作品精巧的结构、华丽的语言带给人以无穷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在这文字掩映之下作家苦心经营的独特的悲剧意识，它成就了张爱玲作品的美。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张爱玲早年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的情感经历，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张爱玲小说作品里的虚无意识，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小说主人公对命运抗争不圆满（不成功）而产生虚空。

《倾城之恋》女主人公白流苏二十岁离了婚，被哥嫂骗光了钱，最后却落个被迫去守寡的下场。她抱着委屈的心情，去接受罪恶的挑战，以她残剩的青春，去寻觅一些温存，一些新鲜。于是她找到了柳原，用女人的那点小聪明去掌握这个男人，掌控自己的幸福，希望能够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柳原是何许人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的幸福。”他和她要好，并不打算和她结婚。多亏爆发了战争，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至此看来，仿佛流苏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读者往下看，“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流苏还是有点怅惆”。我以为这更体现了流苏心底的莫大悲哀。以前她对柳原至少还有婚姻的希望，有所寄托，现在，柳原对她感情上的漠视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她彻底失去了情感满足的希望，而由此产生了物质之外的空虚。正是流苏的这种精神虚空，恰恰体现了物质生活的追求实现之后的内心爱的失落。

其次，是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当我们了解了张爱玲小说的虚无感，再来看看她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了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张爱玲认为人之本性是恶的，这有点符合“原罪”的理论。所谓“原罪”，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观点，源于《圣经·创世纪》。是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由于未能牢记上帝的教诲，受到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引起上帝的震怒，遂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并罚他们及其后代用劳苦来洗涮身上的罪。根据这一说法，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体现了这种原罪恶意识。只不过她笔下的原罪意识，更多地表现为非常态人性的某些弱点。正是这些弱点，导致小说主人公在生活中犯了错误（有意识和无意识），进而酿成悲剧。这类悲剧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无意识的错误及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张爱玲常常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阔人做姨太太。在这个家庭，有一个专门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让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这场病也许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拖延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二）由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所占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她不可理喻的热情。”《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全家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甚至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这种观点虽有些偏激，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

通过以上对张爱玲小说的展示看出，张爱玲是在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三、成因

解读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和悲剧意识之后，让我们结合张爱玲个人的生活经历，探讨和解读一下她思想中虚无与悲剧这两种意识的成因。我以为，张爱玲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幸，及其时代动乱的流离感、战时特定时期的严重失落感，是造成张爱玲小说虚无感和悲剧意识的内在根源。

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横空出世，骤然发出耀目的光华。由于与胡兰成的关系而受牵累。尽管张爱玲认为，“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然而她的创作也几度受到影响。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她的名字和作品才又形成一股研究张爱玲的热潮。

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评价张爱玲的时候，她的才华与成就，将不再打上政治烙印的评判标准。张爱玲的成就，是经过历史检验后得出来的共识。张爱玲并不能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局限，也许就在于她所关注描写的，仅仅只代表一个特定时期（抗战时期）的特定阶层（上海普通市民）；而她思想所特有的局限，也只能让她在虚无和悲剧意识的枷锁里，永远也无法挣脱。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张爱玲.论写作[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