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共6篇）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1

傅雷《论张爱玲小说》原文赏读

【前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一、金锁记】

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

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

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

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

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

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

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

【二、倾城之恋】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着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于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地浮起一些感想：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Fade)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着同等地位，是第二主题么?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流苏隔被扑抱他的时候，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柳原还有那种Cynical的闲适去“羞她的脸”;到上海以后，“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由此看来，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裘安，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和身边的这个人，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为什么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①刻画得最深的人物!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她一进绸缎店，仿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着重情节，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仿佛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脚下的泥”。西班牙女修士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我不知半世纪前香港女修院的清规如何，不知作者在史实上有何根据，但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丑史，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其实，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倾城之恋》的前半篇，偶尔已看到“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的套语;幸而那时还有节制，不过小疵而已，但到了《连环套》，这小疵竟越来越多，像流行病的细菌一样了;——“两个嘲戏做一堆”，“是那个贼囚根子在他跟前……”，“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三人分花拂柳”，“衔恨于心，不在话下”，“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暗暗点头，自去报信不提”，“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四、结论】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和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卅三年四月七日)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2

一、傅雷与张爱玲的文学论争

傅雷凭借着他深厚的学养和艺术敏感, 从艺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批评视角, 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深刻解读, 在文艺批评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文艺理论家、张爱玲研究专家刘锋杰教授对傅雷的这篇宏文评价甚高。刘锋杰教授认为:“傅雷的张评形成了两个层面。定论层面, 成为后人论张的切实起点;未定论层面, 业已成为后人论张的想象起点。如果说, 接受史的开始要以重要的解读为标志的话, 不论是功傅还是罪傅, 傅评确实是张爱玲接受史上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解读之一, 即是这一接受的开启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 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仍然不能不从这里出发。”[1]可见傅雷这篇文章的学术分量!客观来看, 傅雷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 不仅在于傅雷恰当的批评视角, 精彩的批评文字, 还在于傅雷预见了一代文学天才由崛起到陨落的过程。也许是傅雷的批评太过于率性和直接了, 使张爱玲不能承受傅雷的批评之重, 于是在傅雷的文章发出后不久, 张爱玲便迅即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刊登在《新东方》杂志上为自己辩驳, 对傅雷的批评几乎全盘否定, 连傅雷对她文章的肯定部分也不置一辞, 似乎是在赌气。当张爱玲50年代初辗转至香港后又赴美并最终定居美国, 彻底诀别了她所熟悉热爱的上海之后, 张爱玲在文学创作方面, 除了政治色彩大于艺术色彩的《秧歌》、《赤地之恋》等应命之作外, 此后创作寥寥, 基本上长期处于创作休眠期, 她艺术创作上的才华近于枯竭, 张爱玲在文坛上终是昙花一现, 始终未能创作出超越《金锁记》甚至与《金锁记》水平相当的作品, 她晚年甚至改写《金锁记》, 直至走上了艺术创作倒退的道路。在傅雷那篇批评性的文章发出四十年后, 张爱玲本人对于《连环套》的创作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

傅雷在文中透出了他写这篇评论的根由:“没有《金锁记》, 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的那么严厉, 而且也根本不会写这篇文字。”[2]正所谓“爱之越深, 责之弥切”, 不过这也表明了傅雷爱才、惜才、怜才的高尚品格, 傅雷写这篇文章无非是期待张爱玲能够克服自身的创作缺陷, 以创作出更多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来, 不幸的是, 傅雷的一番热情张爱玲并未领受, 这不免是一件憾事。但透过傅雷与张爱玲之间在文学上的一段恩怨, 我们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傅雷的这篇文学批评, 可以发现傅雷的这篇文学批评有其独到之处, 且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傅雷的这篇文学批评。

二、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震惊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天赋, 对她的横空出世同样感到十分惊奇。傅雷在文章开头写道:“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 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 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 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3]然而, 张爱玲就是那样一朵“奇花异卉”, 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就从文艺的百花园里探出头来。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 但人们对张爱玲的突然出现惊呆了, 竟无人去积极置评而更多惊讶于张爱玲这朵“奇花异卉”的奇、美和艳。傅雷没有附和大众,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和艺术触觉灵敏的文艺评论家, 傅雷不但看到了张爱玲这朵“奇花异卉”的奇、美和艳, 还看到了它的“刺”。于是, 傅雷便率性直接地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批评, 希望能引起张爱玲和关爱张爱玲人士的注意, 以使张爱玲这朵“奇花异卉”能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开的更久, 更艳, 更美!

在张爱玲已出版发行的六七篇长短篇小说中, 傅雷对《金锁记》评价极高, 而且也是张爱玲小说中惟一被傅雷完全肯定的小说。傅雷认为《金锁记》不仅艺术内容充实, 而且艺术技巧高超, 其艺术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通篇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视角来对张爱玲的小说展开批评, 这恰是傅雷具有和谐美特质文艺思想的体现。傅雷以他敏锐的艺术触觉精准地抓住了《金锁记》中“情欲”这个主题进行了论述, 加深了读者对“金锁”内涵的理解。傅雷评论到:“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 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折磨了她一世和一家。”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对《金锁记》主人公曹七巧“情欲”的发展变化作了相当简练的论述。他将曹七巧的“情欲”概述为两种状态, 一是对黄金的占有欲, 二是自身的爱欲。黄金和爱欲对曹七巧来说就是鱼和熊掌, 可曹七巧两个都想要, 最终以鱼死网破的悲剧结局收场。剖析完《金锁记》的“情欲”主题, 傅雷接着对完美表现“情欲”主题的艺术技巧进行了分析。傅雷对张爱玲在该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由衷地赞美, 傅雷说结构、节奏、色彩在这部作品里取得了最幸运的成就。此外, 傅雷还特别肯定了张爱玲在艺术形式的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一是心理分析手法的妙用。张的心理分析手法, 妙在张利用暗示, “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没有冗长的独白式, 枯索繁琐的剖析, 干净利索。其二是电影式蒙太奇手法的使用。傅雷赞张爱玲借用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 巧妙地转调空间与时间, 完成意象创造。其三是张爱玲独特的艺术风格。傅雷赞张爱玲的艺术风格恰到好处, 他说:“新旧文字的糅合, 新旧意境的交错, 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譬喻的巧妙, 形象的入画……在完成整个作品上, 从没有像在这篇里那样尽其效用。”[4]

显然, 对《金锁记》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是傅雷高度肯定《金锁记》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傅雷曾说理想的艺术没有雕琢和斧凿的痕迹, 就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 《金锁记》这部作品艺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好像天造地设一般, 无疑这是傅雷心中理想的艺术, 所以傅雷在对该部作品的最后评论中说:“毫无疑问, 《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 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5]

但是, 当傅雷以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视角再去审视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时, 他感到了失望。因为在傅雷看来张爱玲的其它作品要么内容贫乏, 要么形式上过于炫技, 成了套式, 总之是内容与形式的极不和谐。傅雷分析《倾城之恋》, 就内容来说, 《倾城之恋》中人物勾勒的不够深刻, 艺术形式盖过了内容, 两者不协调, 傅雷给《倾城之恋》最后的评价是:“华彩胜过了骨干, 两个主角的缺陷, 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接着傅雷又分析了张爱玲的其它短篇和长篇, 傅雷含蓄地批评了张爱玲创作题材的局限。傅雷批评张爱玲的其它短篇和长篇所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贫乏, 人物的勾勒没有深度。又, 张爱玲是最擅长心理分析的, 但傅雷认为张爱玲的这种技术使用有点过了, “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 (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 , 那么, 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这里批评张爱玲过于炫技, 而不去将她最擅长的心理分析用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又说“《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连环套》的节奏、风味、品格在傅雷看来是张爱玲创作小说中最差的, 文章用词方面用了太多的套语, 处处显出败笔。总之, 《连环套》这部小说内容贫乏, 艺术形式方面也出现了大倒退, 更遑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了, 傅雷据此下断语说:“《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论张爱玲的小说》) 果不其然, 《连环套》在报上连载不久, 即从报上撤了下来。

在最后的总结部分, 傅雷肯定了张爱玲在“心理观察, 文字技巧、想象力”等艺术形式上所取得的成功, 认为她在这方面填补了过去文坛上存在的缺陷, 但同时傅雷也指出了张爱玲创作上的“新缺陷”。其一, 人物塑造缺少现实性, 勾勒的没有深度;其二, 过于炫技, 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傅雷认为一种题材, 一种内容, 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与之适应。……

三、结语

《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傅雷文艺批评的力作。傅雷与张爱玲的文艺论争早已成为陈年往事, 尽管傅雷从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文学批评视角去分析批评张爱玲的小说, 未免会有失苛求, 但张爱玲无视傅雷批评的合理成分, 固执己见, 而终在文坛上昙花一现, 实乃憾事!现在论者几乎一致认定, 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她的前期, 而其后期的文学创作却在傅雷批评为陷阱的地方越陷越深, 最终, 使自己的创作生涯早早结束。

参考文献

[1]刘锋杰:《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重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文艺理论研究》, 2000年第4期, 第54页

[2]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12页

[3]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07页

[4]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12页

论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艺术 篇3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情节 人物刻画 悲剧色彩

一、绪论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翻开张爱玲的小说，扑面而来的便是震撼人心的苍凉悲剧。从张爱玲的小说中，人们能发掘出身为一代女性代表的她，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的性格来自不同方面的剖析，她的小说情节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体现。笔者选择张爱玲的小说情节艺术作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张爱玲小说进一步的研究了解，从小说情节内容中发掘更加具体的人物生活及性格各方面较深层次的不同东西，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对生活、对人的全面认识。

1985年出版的钱理群等四人所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从1987年起，张爱玲研究论文明显增多且研究日渐细致深入，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此后还有许多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把握张爱玲的文章，如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和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等。他们都试图解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位作家的独特人格和文风。这些对我们研究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根源有很重大的启示和参考借鉴价值。在国外，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时，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文学史。夏志清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他认为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

二、“封锁”的小说情节模式、苍凉的艺术手法

张爱玲自1943年登上小说文坛以来，便以绝尘的姿态在小说长廊上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的悲哀与苍凉，她笔下的上海、香港都不可复制。她独有的对“人间无爱论”的诠释，都深深地打上了张爱玲的烙印。这一切都与她独特的小说情节模式有关。张爱玲的小说，大多在一个封锁的圈子里展开，在这个封锁的圈子里，人们建构爱情，展开所有对美好的追求，然而，无一例外，无论是对于情，对于金钱，对于权势乃至种种欲望的追求，都一一破灭。

这一情节模式不单是张爱玲极端化的感情体验的一种折射，更是她苍凉决绝的爱情婚恋观的重要缩影。它的形成受到其家庭背景、人生遭际、特定地点的真实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亦有心理学上的依据。这一切反映在小说情节中，即是“封锁”的小说情节模式的建构以及苍凉艺术手法的渲染。

准确说来，“‘封锁’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这个情节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封锁”二字。

张爱玲以爱情为描摹对象，以“封锁”作为情节模式，依次展开叙事。张爱玲的这些小说正是通过对心理“封锁”下爱情获得过程的描绘和对历史上战争中封锁事实的借用来展开叙事的。陈怡在《“封锁”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论张爱玲1943年小说的情节模式》中曾经指出，“‘封锁’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包含着三个层面：不佳的个人境遇为张爱玲笔下的主人公们创造了第一层‘封锁’，家庭氛围的压抑加深了第二层‘封锁’，经济利益的纠葛完成了核心的第三层‘封锁’”。

张爱玲以“封锁”为背景，建构了一段段或美丽或沉重，或丑陋或压抑的爱情。无一例外，这些挣扎在“封锁”圈子里的人都曾经对美好充满过憧憬。然而，现实的封锁，人生遭际的困顿一步步将其捆绑，“封锁”越来越甚，到最后，爱情已经不复最初的遐想，而是沦为想要挣脱“封锁”的工具，只是，殊不知，最后却将其引入更黑暗的深渊。

困顿的境遇，加之来自家庭环境的逼迫，早已使他们的心灵变得残缺。当爱情来临时，她们的心中有着深深的不安与隐忧。饱受困顿之后的她们已经变得自卑多疑——当白流苏遇上范柳原，也许是有心悸，但更多的该是寻找一个脱离那个“封锁”而压抑的家的出路。因此，这样早已病态的她们，纵而当爱情来临时也藏着深深的隐忧，这样的隐忧与“封锁”的环境注定了她们无论如何去努力建构爱情，都无可避免爱情破灭的结局。

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晦涩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正是这种悲凉的家庭经历和奇特的求学经历，使她格外注重实际，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高度上，而且思考程度也是另一个层次的，并且带有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一直在她不同的小说中渗透着。她的作品，常常让读者感受到隐藏在背后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平淡的叙述中，往往又透露着悲凉感。可以说，自张爱玲走向文坛开始，“封锁”背景下爱情的建构与破灭就一直伴随着她。“人间无爱”，建构与破灭是她对爱的决绝感知，也是她苍凉孤寂身世的一种折射。家对于她而言，即使有，也是孤独的。家与亲情乃至爱情，其实都是一道封锁。家给人以无形的压力，而诞生于家的封锁之下的爱情企图去打破家的封锁，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悲剧结局。张爱玲的小说就这样带着这份决绝，挑战了以往小说大团圆的经典模式，苍凉的情感基调与艺术表现模式，没有十分的厚重，却也是有着张爱玲的独特思考以及那份不容置疑的深度。

三、“封锁”情节模式的艺术表现力

张爱玲的小说中以悲剧故事见长，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众多的矛盾，她人生经历中充满着悲凉，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她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细细地品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但却并不陷入绝望。于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封锁”的情节模式是一种人生的无奈，时代的悲哀。而借着这“封锁”的模式，人物命运的“苍凉”，人性本质的剖析，悲剧色彩的渲染都被描摹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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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配色，但它的刺激性还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作为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充满了苍凉、抑郁而哀切的情调。白流苏是一个怯弱的女儿，离婚后的白流苏寄居在娘家，受到兄嫂的奚落与排斥，而自己的母亲却无力为她撑腰，她是给家人逼急了才开始一个冒险的爱情故事。白流苏在心灵上与无家可归的孤儿无异，但她抛下亲人，远离家园，跟随男主人公范柳原到了香港。第二度来到香港的时候，白流苏却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其实像范柳原般的男人，又有些什么价值呢？“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这一种“苍凉”感也来自于张爱玲自身的感受，时代变迁带给她的是失落与荒凉，贵族文化没落带来的浓厚的末世情调，与时代动乱的流离感、战乱时期的强烈危机感交织在一起。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他们在封建世俗的压迫下，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在物欲、情欲等诱惑下，人性也早已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以及人的“靠不住”。

《金锁记》刻画的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女性——曹七巧。原本一个麻油店站柜台的年轻姑娘，是自由泼辣的，可以站在街上和卖肉的朝禄调情，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小井市民身份，但却为了金钱，她以青春和婚姻为代价，嫁进了姜家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虽然她如愿成了少奶奶，但同时也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她的一辈子为金钱而殉葬了。她对金钱的焦虑，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为钱，可以揉碎自己女儿的自尊心，将自己的家庭幸福如掐蚂蚁般毁灭；为金钱，可以隔断一切亲情，弃儿女的婚姻幸福于不顾，以致丧失了人性。

无论是从张爱玲的美学宣言，还是从她的作品中，都能看的出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带有浓浓悲剧色彩的女作家。她内省、孤傲的性格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悲剧”特色的心理感受。她对人性的悲观，自身积淀的太多否定性感情又使她终身处于一种哀怨、忧愁、悲观的境地。因此，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了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故事。

在“封锁”的情节模式下，小说的人物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演绎着自己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很难说清楚是哪个人或事，但却总是发生的不可避免，自然而然的。甚至在他们自己经受悲剧命运的同时，还在为旁人制造着新的悲剧。这也是“封锁”情节模式强大的表现力，人们在这个圈子里不停地挣扎，乃至陷入绝望，悲剧在不停地上演。

四、结语

张爱玲，这位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言情小说风靡文坛的民国才女，纵使她的创作如昙花一现，仅仅在上海滩文坛绚烂了两年，但是对她作品的解读一直在继续着。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得到读者的青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将生活艺术化了，又把艺术生活化了，她以现实的目光去剖析人性、冷眼看待时代的腐朽。这种“现实”也是对我们如今这个新社会现象的写照，张爱玲通过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描述，阐释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法则——活在当下。在“封锁”情节模式下，人物的悲凉，性格的缺陷，时代的无奈，世事的沧桑一一呈现。这亦是张爱玲小说深度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M].逸海书城出版社，2003：25-46.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1-111.

[3]魏可风.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20-30.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4-30.

[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62.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4

刘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张爱玲对服饰的迷恋直接影响到她的小说，她在小说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在现代文学史中首屈一指，描述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她将服饰写得那么唯美，在文本中传达着“恋物”的情结，让人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服饰；恋物；

每一个妙龄的女郎都会对服装特别敏感，但在张爱玲，这种敏感和占有欲似乎太过招摇，而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通过服装，她自恋、自我标榜，在文字上塑造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带上了张爱玲尚未磨灭的贵族气息。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张爱玲的“恋衣”情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她那一位着装漂亮优雅的母亲。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的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值得引起注意。她将各种色彩斑斓、款式多变的服饰展示，这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也使她的小说风味迥异，绚丽多姿。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张爱玲的身世

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份显赫，贵府小姐。

说起张爱玲的家事，最早要追溯到她的祖父张佩纶，乃是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觉。她的祖母李经

（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再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化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这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杰作”。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张爱玲的家事显赫远不止于此.张爱玲的母系黄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生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对于在文坛上的一名作家来说，应该说张爱玲家世的显赫已经无人能比及。可以说是张爱玲的第一奇，出身的不平凡也早就了张爱玲生活经历的与众不同，又一个传奇在她的身上演绎。

张爱玲虽然出身显赫，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３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６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７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於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於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 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心中也是充满着惋惜的。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

战后人民反日情绪 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麼，她告诉胡兰 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１９４７年与胡兰成离婚，１９５２年移居香港，１９５５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１９５６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１９６７年赖雅去世，１９７３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１９９５年九月逝於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在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恰逢中国的中秋节。一名传奇的人物离去了，然而她的文字却继续着它的传奇，被无数人品味研究着，有的人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畅快淋漓，心情舒畅，有的人却说读张爱玲的文字让人心情低落，情绪悲怆，然而我却觉得张爱玲的文字让我陷入沉思，她的思想不是用笔写下来的，而是需要读者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一位传奇的人物走了，是我们的遗憾，她的文字将永久流传。

二、张爱玲的性格

一个人性格，在我看来与家庭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照此推理，张爱玲如此的家世，如此的出身，也就注定着她的性格也不同常人。对于一个在三岁便失去了母爱的小女孩来说，没有了母亲的呵护，注定这一辈子将会成为一个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坚强的人，果不其然，在张爱玲以后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以外，张爱玲还拥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勇敢，天资聪颖，在九岁时便开始懂得写投稿信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她孤傲不凡，却时刻引人注目。在衣着的搭配上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欢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张爱玲幼年与母亲学画画，她的画抽象，大胆，却又意味深长让人难以捉摸，就如同她的人一般。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个着实的小女人，实实在在，物质远超抽象的理想的人，但我却更觉得张爱玲是个心中有着大城府的小女人。

在幼年时期，张爱玲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经历了坎坷的幼年生活后，张爱玲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在逃出父亲的家后张爱玲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文学创作的路。

在生活大潮中张爱玲不断成长，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令人敬佩的。她敢于付出，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年代，她为追求自己的真爱，不顾外人的强烈反对，顶着被人唾骂的风险，执着的向自己所追求的方向前进着。在晚年，据说晚年的张爱玲手头不太宽裕,居无定所,家徒四壁,过着一种“大隐隐于市”、与世隔离、不与人交往的生活。她与外界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心中是那样的平静，这样的心境恐怕少有人达到。我想，对于这样一位饱受风霜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这样她便可以平和的面对自己的曾经，也能够平和的对待他人。但孤独终老总归是个悲剧。

二、张爱玲的生活方式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琳琅满目和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爱好密不可分。张爱玲对服饰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先看人生经历。张爱玲出生贵族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位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美丽而时髦，常做许多衣服，她最初的回忆之一便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童言无忌》)这使张爱玲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她小时便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她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①但她少女时期跟着继母过活，除了自己的两件蓝布大褂外，只能拣继母剩下的旧衣服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都已经过去了，还留着那冻疮的疤。”(《童言无忌》)她记得有一次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破旧,随口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把爱玲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连忙说：“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可眼泪却滚下来了②。这样的境遇在她的心灵里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又导致她对服装的一种补偿心理。

其次是张爱玲的恋衣癖。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她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童言无忌》)恋衣癖作为其恋物癖的一个方面，可以其《更衣记》中的一句直白作为注释：“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两个奖学金，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她还细致描绘了买衣服的心理：“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童言无忌》)。这些都显示张爱玲对服饰不同寻常的嗜好。但从根本上说，张爱玲对服饰的爱好来源于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周蕾在《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中推断“张爱玲的处世态度，正是把自己进行‘封锁’，把艺术、文学的(人造)时空作为那死亡之后的‘另一生命’”③。如果说晚年的张爱玲是通过“封锁”自己而让外界将其艺术化的话，那么，年青而且一举成名的张爱玲则是通过将自身艺术化来使其生活“锦上添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回忆她从香港回来时“穿着一件短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④。据当时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⑤。她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哥哥的婚礼，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⑥。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时，“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连交际场上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显得有些拘谨⑦。对此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在她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既不是美女，也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⑧“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当然，服饰是一片施展个性的天地，不管是表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是渲染气氛，张爱玲给我们留下了最终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因为一篇小说常常是必须建立在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的基础上的。在这，张爱玲既施展了她的个性，也将这个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或许着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衰隋与服饰文化的原因之一吧。张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变质一件衣裳，汇成了她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有评论指出：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都能映在画面上，仅此一点，他的人格就会凹凸出来，而且清晰明朗，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用衣服来演示女性的生命，展示的是各色人物的百般滋味的平凡人生．就是张爱玲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5

这本书讲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一系列的信，有着凝聚傅聪对祖国和对儿子深厚而有热烈的爱。信中也强调年轻人该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的问题。父母对儿子的生活进行有益的指导和诉说，还有关于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教导，以及技巧上的详细解释和说明。

我深深地记得在傅聪走后，傅雷给儿子发的第一封书信，让我了解到了，什么是细致入微的关爱，什么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什么是无私而又伟大的父爱。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语中，充分反映出了这不是老师的教导，而是不是长者的叮嘱，也是父母对儿女的关爱，和一种不同的教诲。不同于其他父母的关爱，但又有着不失细心呵护这儿女的感觉。

其实，《傅雷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傅聪一个人的，也是写给中华父母的一部教子篇，不仅让我们体会傅雷对傅聪的关爱，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傅雷教导儿子如何立身行事，爱国成才。

用心诠释什么是父爱，用文字诠释什么是父爱。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深沉的父爱，但他写下了那埋藏在每个父亲心底的那份真情实感的爱。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变态女性 篇6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变态 女性

近年来，全国对张爱玲的研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深化，有的侧重分析女性形象的社会内涵，有的深入挖掘女性心理内涵及形成的内外因……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其笔下的变态女性或变态心理。本文试图剖析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变态心理、行为及其社会生活环境等原因，从而来体会其《传奇》描写变态女性的视角、态度和主体性渗透。

一、女性人物变态的多种类型的表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张爱玲作为一位才女型作家，以擅长描写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而著称，她在小说《传奇》中较集中深入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十里洋场的不同形色的女性，通过审视她们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社交生活及其社会日常生活，折射出女性视角中的社会生活环境，更表现出在这种背景中女性的生存状态。

《传奇》中有15篇小说，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张爱玲笔下几类变态女性：

（1）曹七巧：作为“兄长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品，长期的性压抑和社会压迫，使曹七巧的性情愈加恶毒和丑陋，产生了极端的虐待心理，其行为具有典型的攻击性和报复性，最终演变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变态经历使人感到震惊：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一步步演变成一个近乎骷髅的疯狂老太。三十年前她由兄嫂安排嫁给了姜家二少爷做了二少奶奶，然而二少爷是个骨痨病人，姜家才降低了择偶标准选择了麻油店出生的曹七巧。过了门的七巧被姜家上下看不起。在这闭塞的不容之地、不同情她的姜家大院里，没有正常性生活的七巧渴望正常的性爱，将爱的希望倾注在三少爷身上。无奈花花公子的三少爷与七巧只限于场面上应付。终于一晃十年，老太太和二爷都过世了，七巧得到了二爷家产，自立了门户。为了“捍卫”用青春换来的血汗钱，她神经质地怀疑所以人，害怕别人来用自己的钱。对自己的一对儿女，她没有丝毫的爱意。她做出种种非人道的举动去迫害她身边的人，包括儿女。曹七巧可以说是“兄长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反抗，因为她的潜意识里还企盼着有那么一天她能熬出头。畸形的生活必然造就扭曲的人格，曹七巧的心理变得恶毒丑陋，同时伴生着虐待心理和行为。当儿子结婚后，她竟然向儿子追问他们夫妇两的隐私，然后到处宣扬，看见儿媳生不如死，她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以从中取乐。儿女恋爱后容光焕发，她满怀妒忌，使阴谋毁灭了女儿刚刚燃烧的爱情。七巧的歇斯底里症还时有表现，她经常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

（2）梁太太：这个形象是上了年纪还畸形地爱着年轻人的典型。多年来对性爱的压抑成为畸形心理成长的土壤，她们在现实行为中有意无意地通过“转移”和“补偿”，扭曲而可悲地求取宣泻的对象和渠道。《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一个中层家庭出身的小家碧玉，为了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和奢侈的物质生活，力排众议嫁给了一个老头。可惜老头死后她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她只能利用年轻女子甚至侄女为“诱饵”来捕获她渴望的男子。这是一出因性压抑而产生的变态心理行为的典型事例。梁太太的变态既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就她自身而言，她有着“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而她又出生于中层家庭，现实条件只允许她嫁给富翁做姨太太，这种婚姻没有任何父母兄长包办的强迫性质，但她却自愿地义无反顾地戴上黄金的镣铐。无可否认，梁太太的自身缺陷是使她人性扭曲、心理变态的直接原因，但同样也归因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角“上海滩”这个中西方文化杂糅、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对人的腐蚀麻木作用，加之当时女子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地位，女性并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谋生的手段主要还是“嫁人”这一方式。人格的扭曲也正是由这不健康的心理开始的，不健康的病态社会又恰好给了不健康心理滋生发育的温床。

（3）许小寒：将母亲视为第一情敌的潜意识，在其心理行为和生活行为中常发挥着作用。《心经》中早熟的许小寒始终不愿长大，希望自己永远像孩子般的在父亲怀中撒娇。这是一种明显的“恋父情节”，她与父亲畸形恋爱，潜意识里母亲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情敌。小寒还把男同学对她的爱情向父亲炫耀，当父亲找上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同学时，她醋意大发，与父亲厮打，想极力阻挠父亲。

二、塑造女性变态的多层次缘由

为什么会有较多的变态女性进入张爱玲的创作视野？

变态女性的塑造是源于张爱玲的生活积累、人生经验和心理感受。这种人生经验和心理感受包括张爱玲对周围人的体悟、耳闻目睹的素材的积累以及对自身和他人的心理活动，尤其是对女性的心理的感知，这些使得不善言辞的张爱玲拿起了笔传达自己的心声，将自己对这十里洋场、芸芸众生的感受与态度表达出来。一方面她对女性心理比较了解，并有不少素材积累，另一方面是张爱玲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心理体会、个性因素包括那种怪癖、孤独、荒凉的病态心理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小说人物当中。

张爱玲出生在一個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童年不幸，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撇下她和弟弟去法国留学，后来母亲回来了，她们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母亲带回了一些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令张爱玲倾心不已。不料父亲又“旧病复发”，玩女人、抽大烟、胡花钱，夫妻两争吵不休直至离婚。这样的环境使张爱玲早熟，从小形成“本能的女性意识”、“奇异的自尊心”，同时养成了好衣、尚名、崇物、拜金的思想意识，这种压力和愿望使成长中的张爱玲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香港大学，她的生活才豁然开朗了起来。

文化的积淀对张爱玲创作的选材、主题的表现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封建传统思想在中国国民心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张爱玲。何况她还是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的遗少，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背唐诗，学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张爱玲受的是新式教育，无论在圣玛利亚学堂还是在香港大学，都受着现代文明的熏陶，她喜欢母亲和姑姑家的气氛更多的是因为她喜欢母亲与姑姑从欧美带回来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旧习气和西洋化很重的女性。但是，在骨子里她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