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共2篇）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篇1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博湖县第一小学冶琴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 篇2

一、悲哀:城市雕塑成为人人都想争抢的一块“唐僧肉”

在我国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雕塑家没有地位,被人贬称为“泥水匠”或“石匠”。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刘开渠先生在成都开展雕塑创作,仍有人嘲笑他是个“做泥菩萨的泥水匠”。在旧时代,一些达官贵人见了满身臭汗、双手泥水的雕塑工作者,便要避之三尺以外。那时决不会出现各行各业的人士“争做雕塑家”的情况。

可是,这些年来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雕塑家们不但在社会上受到尊重,而且他们耗费心智和汗水创造出来的作品,既受民众的喜爱,又能得到合理的报酬。用通俗的话来说,雕塑家既有名又有利。于是一些未经专业训练、没有能力从事大型城雕创作的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乃至理论家,都纷纷“转行”搞城雕。建筑行业的包工头、装修工也来抢夺城雕业务,城雕成为各行各业都垂涎三尺的“唐僧肉”。一时间,承包城雕业务的“雕塑公司”纷纷出现,这些“公司”为能揽到工程而不择手段,不惜用金钱和女色把掌管城雕工程的官员拖下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黑社会插手城雕工程的现象,更是可怕。

2007年11月24日的《美术报》刊发了陈履生的文章,文中说,1998年,江苏句容茅山的高33米的老子铜像落成后,被当地传媒宣称是“世界上最高的道教神像”。可是,到了2005年12月,高36米的宣称“世界第一高、第一大”的老子像,又在四川蓬溪高峰山落成,打破了江苏句容的33米老子像的“吉尼斯纪录”。该文还披露,江苏高邮将建一座99米高的巨型尧帝雕像,据初步预算,仅所要耗费的青铜就有22000吨,起码得花费数千万甚至过亿元的资金。如此不惜成本互相攀比建一个又一个超大型的城雕,官员们对艺术的热情不免让人生疑:他们真的是“为弘扬中华文明,为美化和优化环境,造福子孙和为万代着想”,还是出于其他目的?

曾听到某县的领导“重视城雕”的奇闻。究竟是怎样“重视”的呢?该县要做三座大型城雕,其中县委书记管一座,县长(兼县委副书记)管一座,常务副县长管一座。显然,他们认为借城雕来建设“形象工程”,既可以“创政绩”,又能像建高楼大厦一样有油水可捞。在“唐僧肉”得手之后,操作者往往违背艺术规律而“大干快上”,由此出现的“城雕豆腐渣工程”似乎早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本应很纯净的雕塑艺术活动演变成牟利乃至洗钱的工具,沦为污染公共环境的视觉垃圾,不能不让我们悲哀。

二、管理无序,导致一盘散沙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雕塑(特别是城雕)人才稀少,且缺乏统一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雕塑创作主要集中在美术院校雕塑系,以及少量的雕塑创作机构(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上海油雕院和广州雕塑创作室)。刘开渠先生虽然自50年代就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其他一些卓有成就的雕塑家虽然也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甚至是理事或常务理事,但美协中并没有单独成立雕塑艺术的专业组织。

自20世纪80年代前期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特别是自1987年4月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颁发由建设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三家认可的《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以后,全国雕塑家们以“大一统”的方式被组织和团结起来了。

后来又成立了由王克庆领导的全国城雕委,这一组织与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一样,都对我国城市雕塑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上述两个组织多次举办了高质量的全国城雕作品展览和评奖活动,召开了多次有学术品位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暨学术会议,为出作品和出人才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功不可没。

近几年来的全国城雕的管理部门、研究机构与创作机构越来越多。可是,许多雕塑家却议论说,其中某些机构的业绩让人无法恭维。这些机构的权威性欠缺,一些不懂雕塑的外行占据重要位置,其负责人在全国雕塑家们心目中缺少号召力。不少工作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赚钱上,却对全国城雕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闻、不问、不管,做了一些令雕塑家们反感和失望的事。因此不客气地说,当前我国雕塑界表面上出现“多元”的景象,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有几位青年雕塑工作者曾向我透露了两年前某雕塑管理机构换届会议的一些实情,令我震惊。他们说,那次会议类似十年“文革”中造反派吵吵闹闹的“武化会议”。一些有硕导、博导、教授和雕塑界领导人的头衔,以及在国内颇有知名度的青年雕塑家和理论家,为了谋取领导权而“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会议中出现的种种丑恶行径,令雕塑界蒙羞。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验证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句话“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失误在于只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而弱化文史哲和道德情操等人文修养方面的教育,某些有着博士、教授、专家和学者头衔的青年雕塑家和理论家,都拥有知识和技能,但是在关于怎样做人方面的教养、道德和情操,却有需要提高的问题。与刘开渠和傅天仇等老一辈雕塑家相比,现在那些在中国雕塑界拥有显赫地位的某些青年雕塑家有哪些不足?对此,全国雕塑家们都心知肚明。在这样的境况里,中国雕塑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三、城雕资格证“更换”与“年检”,目的何在?

2007年初,全国城雕委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部门,下发了《关于更换<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通知》。《通知》宣称,“随着我国城市雕塑事业的发展,以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隶属关系的变更(即原由建设部、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三家主管变更为只由建设部主管),原发《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内容、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管理,全国城雕委决定启用新的《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通知》说:“本次换证将与年检工作相结合,经年检和综合评定合格后换发新证书。”《通知》规定“全国城雕委1987年4月至2005年12月颁发的《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均需要更换新的证书。”“本次换证工作自2007年3月1日开始,至2007年6月30日结束。过期原则不再办理。”“本次换证工作结束二个月后,旧证书作废。”《通知》还强调“换证人员需交证书工本制作费200元,证书年检费200元,共计400元。”按《通知》要求,钱款“寄至全国城雕委办公室”,但“开户名称”却是“中国建筑文化中心”。这真是匪夷所思!

据我所知,城雕委关于“换证”和“年检”的《通知》自签发以来,在全国雕塑界引起的“强烈反响”非同一般。因城雕委隶属关系变了,雕塑家就必须交纳200元换证吗?另外,所谓“资格证书”的“年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公安交警部门搞的“年检”。交管部门每年对汽车司机搞年检,是看司机身体情况是否发生了不能继续开汽车的变化,查他在过去的一年中,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看他是否达到了要取消开车资格的地步。这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可是,城雕委下令要对雕塑家搞所谓的“年检”,是根据什么准则来执行的呢?是否认为雕塑家应像汽车司机一样,超过了规定的年龄或身体弱了,就要吊销他们的城雕资格证书呢?是否还要检查雕塑家在过去的一年中,做了多少件劣质雕塑,并因此吊销他们的“资格证书”呢?另外,如果按《通知》规定,自1987年4月起就持有资格证书的雕塑家,都必须“年检”的话,那么,年过古稀但身体很好、一直从事雕塑创作的原全国城雕委的领导如曾竹韶、潘鹤、钱绍武、张得蒂、盛扬、田金铎、程启南、王卓宇和叶毓山等老一辈雕塑家,也是否需经“年检”呢?又有谁才有资格对他们搞“年检”呢?另外,如果他们不参加“年检”,就要吊销他们的城雕资格证书,就要剥夺他们继续做城雕的权利吗?我还想进一步追问:城雕委下令要对全国雕塑家实行“年检”,那么谁来对城雕委进行“年检”?

四、“雕塑家的作用等于零”与“公共艺术是策划的艺术”的实质是什么?

当前城雕建设中的混乱与无序,与错误理论的推波助澜大有关系。

几年前,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圳人的一天》的画册,该画册的文章中出现了“雕塑家的作用等于零”的理论。雕塑家们虽然至今还在拿这句“妙语”及其炮制者——某博士进行调侃和开涮,但却不见有人从学理上去解读此“妙语”的含意,去深究该博士炮制此“妙语”的动机。无独有偶,2002年,该博士又发表一篇题为《公共艺术论纲》的文章(见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学术论文集《交流·融合·超越》,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其中又抛出“公共艺术是策划的艺术”的“高见”。

依我看,前一个“高论”,是该博士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炮制出来,意在“解构”。这一点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其荒谬性没有必要再进行驳斥。

至于该博士为何要如此刻意地贬损艺术家,我想人们在看了该博士下面的关于“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的“高论”,就会进一步知道某博士雕塑理论“创新”的良苦用心了。

该博士认为,“公共艺术是策划的艺术,从策划的层面看,一个好的想法,一个适合的命题,一个富于智慧的切入点是公共艺术成功的关键。”这位博士还宣称“公共艺术的观念性还表现为手艺的隐退,艺术的技巧、手法、手艺面对公众,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至上的位置,手艺为表达观念服务,材料、手艺、样式本身不是公共艺术的目的”(见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学术论文集《交流·融合·超越》)。

显然,某博士所说的“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就是指的“动口不动手”的策划人。在他看来,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就只是“策划人的艺术”。策划人高于一切,主宰一切。而按照该博士的观点,参与创造公共艺术的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都要“隐退”到幕后,变成只能听任策划人摆布的“下等人”,变成出卖简单手工劳动的工匠和手艺人。难怪该博士在1998年第1期《美术研究》发表题为《解构雕塑》的大文,宣称“雕塑家的行为是否称为雕塑行为已变得无所谓,雕塑的存在与否变得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