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爱国主义（通用12篇）
再谈爱国主义 篇1
再谈爱国主义（转载）
1：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2：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3：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4：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
5：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6：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华
7：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8：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埃里克•弗罗姆
9：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
10：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对于其他人的爱国主义的理解。——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11：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12：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王朔说 13：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14：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
15：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16：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
1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18：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列宁
再谈爱国主义 篇2
杨念群认为, 马克思·韦伯在阐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和对非西方古代无法步入资本主义体系时, 将根本原因诉诸宗教伦理的变量。也就是说, 只有证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理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有独一无二的联系, 才能阐明西方拥有资本主义的独特发明权。韦伯实际上在此发出了一个暗示:非西方世界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原生形态的资本主义, 乃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重缺乏西方宗教那样创生经济伦理的要素;同时韦伯也制造了一个话语陷阱:非西方国家如果要阐释自身历史发展与西方同样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独特性, 比如同样拥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型因素, 首先就必须阐明自己的社会结构重确实存在者类似西方宗教的要素。这表面上是和西方平起平坐地争夺资本主义的发明权, 实际上却完全是在韦伯预设的现代性话语圈套中提问。
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 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 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 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 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 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虽然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 (或地区) 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 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 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 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 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 不可能为其他国家 (或地区) 所具有。若将英国与同处欧洲的荷兰、法国进行对比, 我们会发现其“特殊”的工业化模式亦不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的江南地区能否走一条英国式的工业化模式, 而在于江南模式的真正道路和前途是什么?遗憾的是李伯重并未就此回答, 只是认为仍然处于“斯密型增长”的江南经济由于缺乏煤铁资源, 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 (以及材料革命) , 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李的研究与以往不同的是将两者置于同一个天平上进行较量, 得出最终结论的关键因素是能源与其他工业革命相关的资源。另外, 台湾学者邱澎生认为除开能源因素外, 还应从交易成本和法律制度方面考量。他指出“字号”的出现改变了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成本, 由于“执行成本”的上升, 不可避免地造成利益上的损失, 另外,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得不到保障, 地方政府在面对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等社会冲突时没有一套可行的政策, 也无法在制度上寻求解决的依据。其实, 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 英国之所以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一系列的成果, 其实是得益于其有着各方面的制度保障, 以及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商业经验。
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底是“假问题”还是“真学术”, 笔者无意讨论, 也无力讨论, 只是在回答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问题时, 我们应充分注重历史事实的准确, 也需在不断变换的视角中探寻问题的真意。从近年的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来看, 若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领域的“老”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呈现出“新”的诠释, 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 但就打破原有的范式和解释路径而言, 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参考文献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6页。
王学典:《“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 《北京日报》, 2002年6月3日。
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2页。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 2001年第1期。
再谈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使命 篇3
嫣红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她渴望摆脱贫困落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这一时代主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她对原始情欲的合理欲求上和对自我价值的苦苦追寻与确证上。
贫困的农村姑娘嫣红，十七八岁年龄，出于一种原始情欲的冲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湘西南云山脚下那片原始、古朴、封闭的山野里与有妇之夫身为民办教师的龚一彬相遇，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进而产生错觉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爱情了。他们一次次地在原始山野里偷情，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原始风情画。终于这种关系被龚一彬的老婆发觉，嫣红在乡里人们守旧的舆论中成了“不要脸的婊子”，不得不被迫离家出走，走上了南下打工之路。可以说嫣红的出走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行为，在她身上残留的小农经济意识也还很浓重，在她的意识里，用卖掉自己头发换来的钱美餐一顿就很满足，她并不幻想大富大贵，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商品意识不断向社会各个层面纵深渗透的外部世界也毫无觉察。如果不是偷情事件，她的思想观念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侍奉男人为男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生命轨迹是天经地义的，她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去改变这些，也就是说，作为传统女性的因袭，她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觉醒。她只是追求一些生命的本能欲求的满足。很显然，在这里嫣红与以前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民形象比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她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形象，只是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被动地卷入到这一时代的洪流中的，是她在深圳龙岗打工过程中目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经受各种被利用和被背叛，出于生存的需要，才不自觉地从一个农村姑娘而变成了一个“漂亮，会说话的嫣红小姐”，学会了推销自己，利用自己的姿色笼络客户，把她的“红豆房地产公司”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这一形象的塑造寄寓了刘奇叶对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的新的理解。从嫣红这一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发家致富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并不是这一主题的全部，也并不是所有农村人的自觉追求。刘奇叶提出的是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命题：农村人如何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那些生命的合理欲求如何才能得到实现，在生命的欲求实现上有否层次的高低。正如嫣红在商业上的成功，却换来了个人情感的失落，对女儿茵茵教育的失败，以及衣锦还乡却遭到乡亲们的排斥所带来的个人身份的无法确证，个人灵魂的无所归依等等。
刘奇叶通过《红豆生南国》这部小说试图把握时代命脉、对时代主题作出纵深的理解诠释，却选择了一个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来承载，是有深刻用意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男权传统的国度，女性的命运总是令人深深叹惋，因为女性在现实的泥淖中背负着过多的因袭的重担，难有自我解放的可能，尤其是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不自觉地充当了男性的附庸。因此，任何一次时代的洪流都是首先把男性推向前台，在男性的巨大阴影下她们难以有突破自身局限的可能。这就不难理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那种种的封建落后现象沉渣泛起，诸如“包二奶”、卖淫等等。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实现人的价值和解放，这正是时代的使命所在。正如嫣红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决心以自己的资产为故乡修“一座红豆新公寓城，让广大贫困居民住上廉价的公寓”并投资成立“红豆教育救助基金会，帮助那些贫困线上挣扎的学子们”。从这样的结局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嫣红经过“传统与变革、文明与愚昧的冲撞所带来的阵痛和沉思、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而终于确证了自己的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形象。
无疑地，刘奇叶的小说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使命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是给我们交了一个很好的答卷的。他的小说不仅深深地植根于生养他的这片湘西南热土，对这片热土上的劳动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以博大的人文关怀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命运并满腔热情地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传布他们的忧喜悲欢，为他们指出出路和希望所在。“表达自己对那种浪漫和幻想的礼赞，表达那种对真爱和纯美的歌颂”，“用爱与美作为理想主义的最后一道壕堑，向着日益世俗化、平庸化的社会现实做完全地抗争”。
德国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蔡特金在分析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时指出，“在这样的时代里，由于人们只看到艺术的一个方面——明显的颓废没落的特征。就忽视了它的另一方面——蓬勃向上的新生活的征兆。这种生活既可以把艺术从颓废没落中拯救出来，又可以给予它广阔发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内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蓬勃向上的新生活”，可以给予艺术以“广阔发展的前途和健康、高尚的新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同志“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才能焕发永恒的艺术魅力。
可喜的是刘奇叶这样做了，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可喜的创作势头。
（作者单位：武冈师范）
再谈李宁 篇4
据媒体消息：在失去国内最大的运动品牌地位之后，李宁公司又高调宣布，将以全新的管理团队、全新的品牌标志，进入童装领域，并发布了李宁童装未来5到的发展规划。“小李宁”进入到了我们的视线。
李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十年，李宁当前的消费群体都已为人父母，他们自身对李宁品牌的偏好也会延伸到给孩子选择服装中来，这将给李宁童装带来巨大的商机。 并认为，李宁进入童装领域至少有两大优势：其一是经过多年在成人运动装领域的打拼，李宁已有了较强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二，李宁在成人装方面原有的业务体系也将全面支撑、带动“小李宁”的发展。
当然，内涵式发展和在其核心竞争力之下的跟主业相关的品牌延伸并不是不可以，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李宁的集团化发展跟李宁这个品牌和招牌太过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企业品牌就是产品品牌，在这个时候，品牌延伸都整个品牌战略的发展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至少会稀释原有的品牌资产和核心价值，
本来，李宁的品牌战略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断的偏离其运动的本质，而且摇摆不定。最严重的事实是品牌老化，消费群年龄偏大，新生代对李宁的评价和接受程度很低。尤为严重的是，在品牌老化的时候，不是采用激活的手段，重新焕发品牌的活力，而是采用放弃老客户，直接定位于年轻人的群体――90后李宁。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改变”，还不如说是冒险。事实证明，生硬的想当然的定位是不被消费者接受的。
在遭遇到订货量下降、失去老大地位、90后定位失败、渠道调整式微的情势下，李宁将宝“押”在了童装上，实在让人有些看不懂。企业和品牌出现问题肯定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李宁的问题首先一定的品牌的问题，也就是李宁品牌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李宁是一个运动品牌或者具有运动时尚基因的运动品牌，随着李宁消费群的年龄不断增加，李宁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没有跟上这些消费心理的变化。现在990后的定位太生硬，改变太大，没有继承性，造成两头不讨好。
再谈投资心得 篇5
此前，曾体会到股市的涨跌有其内在动力，我把他成为股市的“道”，而技术分析，我称之为“术”。但这个道的理解却不够深刻。过去的一年，有几次短线出击，并小有斩获，然而当我错误的认为底部提前到来，并放弃短线操作，进入长线的守株待兔时，我又错了。持股000629仍然深套。底部在哪里？中国股市去年经济增长仍然举世瞩目，然而股市依然熊冠全球。可见，中国股市有其独立性。
思考股市不涨的原因，翻阅了较多学者的著述。我比较信服的是如下的观点：货币的流动性（市场上钱多钱少）才是股市涨跌的最本质的原因。而货币的流动性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比如，2005年开始的上涨，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期，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升了不少），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货币流动性是很宽松的。这期间，还有一个弱势美元的影响。2007年10月股市见最高点，一方面股市面临大扩容（大小非解禁――现在看来，真是巨大利空啊），一方面受美国经济危机影响，制造业、房地产都受到冲击，工业投资收到抑制，一直到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出台，股市走出了一波较强的反弹。而去年一年，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抑制物价、控制通胀，多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加息以收缩流动性，当然资金面不足。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出口受制，以及打压房地产，连累银行、钢铁、水泥……以及美元阶段性走强（欧元走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下降，热钱外流，以及无序的.大扩容（IPO独霸全球），哪里还有资金拉动行情？
展望2012，通胀有所控制，经济工作的重心转为“保增长”，加上此前已经降准一次，还有降准预期，资金面有望好转，但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国家经济转型的政策重心（关系到钱会投放到哪里，肯定不会是房地产了）、欧债危机发展、美元走势的影响（这个方面我也有所新认识，本篇不谈），继续观察新股发行节奏。
再谈传感器 篇6
再谈传感器
在总结航天传感器发展成绩的同时,归纳并分析了传感器不同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遥测系统发展需求,提出传感器发展趋势,进而从多个侧面讨论其内涵,并设想解决途径.
作 者：陆寿茂 冯辉 LU Shou-mao FENG Hui 作者单位：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100076刊 名：传感器与微系统 PKU英文刊名：TRANSDUCER AND MICROSYSTEM TECHNOLOGIES年，卷(期)：26(7)分类号：V556.1关键词：航天传感器 遥测系统 运载火箭
再谈大学精神 篇7
董云川:事实上, 我发自内心地希望这类话题的书有一天不再有人去关注, 让置身于大学中的自我多一些尊严感。因为, 无法想象一个缺失了精神特质的高等教育组织会把学生带到哪里去。当然, 从一开始, 找回大学精神的话语就不是孤独的呐喊, 近年来遥相呼应的学者层出不穷。远的不提,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华诞,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在一封《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的信中表示:清华大学应该要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 要与实用主义保持距离。他谨慎地提醒清华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继承下去, 而非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果我们将这视为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家对清华大学善意提醒的话, 那么, 清华大学在校学生蒋方舟在写给母校的公开信中就表达出相对的率真和犀利:“清华人是可爱的, 愤青少, 领导多, 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 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所谓一流的大学形象尚且如此。因此, 尽管我们十分不愿意反反复复地来谈论“找回大学精神”这个让人心烦的话题, 但确确实实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就回避之, 因为问题依旧, 而且有增无减。
刘永存: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大学也并非先天就缺乏精神。《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尽管《大学》中的大人之学与今天之大学并不在同一层面上, 但至少可以为同类教育组织曾经具有的精神追求提供佐证!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能够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引国人开眼辨世。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的大学风范对于整个社会民众气质的形成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现在想来那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毅力!然而, 在大踏步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今天, 我们反而把一些原来就有的且事关大学精髓的东西都弄丢了。
董云川: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大学走到今天, 除了庞大的躯体, 其在历史修炼中曾经拥有或者昙花一现出的高贵、自由、独立品质已被历次名目繁多的运动洗涤得七零八落。经过摧枯拉朽式、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从旧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似乎习惯了阶段性“推倒重来”的所谓“创新”。其间有一种可怕的思维定势和惯习。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 一个专制的王朝、一些守旧的不符合时代的上层建筑和保守势力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从形式上加以消灭和裂解。然而, 其所挟持的理念、习惯却依然会以传统的形式长期保存下来, 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清理这些不合时宜的理念, 尤其是摒弃各种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行为需要时间的洗礼, 更需要主体谨慎的反思和扬弃。然而, 我们受旧时代的压制太久了, 巴不得一下子就挣脱这束缚得太久的囚笼, 让清新的风吹进来。所以, 新的社会一旦成立, 老大学所有的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我们唯恐旧的躯体里会生出对新社会不利的东西来, 像切割杂草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推翻重来。然而, 我们用无知切断了源远流长的“文脉”, 因而阻断了大学生长的正常规律, 致使今天的大学成为精神上普遍“贫血”的组织。
刘永存:尽管我没有经历和切身感受, 但在许多历史书籍中都记载着若干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对大学的损伤。许多记录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书里都使用了“元气大伤”一词来表述, 足见大学创伤之重。
董云川:大学精神听起来抽象, 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亦即“有而不在”之实在, 而且在大学组织中无所不在, 表现之一就在大学人的言语、眉目和举手投足之间。如果说教育的外部力量第一次有系统地对大学非自主性的拆分、整合扰乱了院校生长的既有规律, 阻断了大学正常发展进路的话, 那么“文革”十年则彻底摧毁了大学这种高等教育组织的存在方式。中国的学术理路发展到这儿戛然而止, 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抽走了大学组织残留的信仰, 将大学精神的命脉扳倒在地, 还踩上一千只脚!
刘永存:无知者无畏, 大学是无知的陪葬品。无情地踩踏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学术尊严, 更严重的是这种无知和野蛮阻断了学术的精神进路, 让思想成为违禁品。破气容易, 补气则难!抛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环顾最近一段行程, 我还是感到沮丧, 拨乱反正之后, 中国教育改革的春天又走过三十多年了, 当今大学却依然毫无生气。除了高大的楼房、华丽的建筑, 校园内缺少文化感, 也没有那些让“墙”外人感动的、直抵人心的学术故事。陈寅恪在最为困顿的岁月里还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现实中已成绝唱, 成为现代学人难以企及的丰碑。
董云川:就像一个病人, 本来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另一种更大的病毒就再次侵袭, 连喘气之机都没有, 从哪里去重拾精神?又从哪里去展示风华?只是这次的“运动”不再是无知者狂欢的盛宴。恰恰相反, 这是又一代人在极其理性的思维操纵下以“看不见的手”作为划桨, 用“看得见的手”作为方向舵, 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把大学推进了躯体繁盛与精神分裂并存的新境地。
刘永存:您是说市场化的诱惑和行政化的干预?
董云川: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当然, 市场经济对于大学并不是致命的毒药, 相反, 市场经济还能够给大学带来生机和活力。许多新学科在大学里得以设置, 更多的大学人走出去观望外面的世界, 感受西方大学的学术与风度。真正的问题是, 时下的市场经济是不成熟的, 规则很不完善。而对于已经受够了穷困的人而言, 市场法则无异于传说中的“神”——点石成金, 无所不能。很快, 大学就加入了这场追逐财富的游戏。公办院校通过行政运作获得纵向工程或项目的青睐并凭借传统的信任感取得社会各种横向资源, 民办院校则依据量的扩张, 英勇无畏地占有教育市场, 许多专家学者绕过艰辛的原创学问求索之路, 各显神通博取社会利益。近年来, 一些大学爆出的招生丑闻也不断刺激着民众的神经, 民众对大学的信任度逐渐降低。大学教育所秉承的真、善、美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中介物——“货币”面前松懈了。学问人的尊严被分解, 世人所看到的学者形象无异于常人甚至更加世俗化!
刘永存:但是国外的大学也是活在市场之中, 他们的大学怎么就会有仰望星空的群体和远离世俗的掌声?异域的学府为何能坚持与真理为旨归呢?他们又怎么能够敢于对权贵和上级领导说“不”呢?著名的基辛格先生、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以及小布什总统无不在大学院墙里受到冷遇。
董云川:最近三十余年, 客观上出现了大学精神重建的契机, 但事实上却是以更遥远的放逐作为后果的。在我看来,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 最初十年还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崇高感, 中间十年是对市场引力的愈迎还拒, 试图在学术和市场之间辗转抉择, 努力维持学术尊严的院校和人群还在羞耻感的内外作用下苦苦挣扎, 而最近这十多年, 大学就彻底地陷落于世俗社会不能自拔了。在市场效应强大的牵引作用下, 盖在大学与学术身上最后一片遮羞布基本“hold”不住了。
刘永存:如果将大学视为一个存在体的话, 在市场经济这个生态系统里, 她要立足当然需要适应并满足相关需求, 这似乎并不矛盾。我在您的话语里听出大学生存与市场经济似乎存有矛盾, 互不相容。但事实上, 大学总要找在市场社会中找到立足点, 如果没有立足点, 她自身的生存都遭遇困境, 哪里还谈得上发展?
董云川:不完全是这样。市场经济的步伐无法阻挡, 这是时代的潮流和大势。大学作为社会生态中的一个链条, 完全与市场相隔离显然并不是保持大学精神的最佳路径。然而, 大学有其特殊性。市场最核心的杠杆是价格和需求。一切要素都要接受价格的检验筛选。所有的发展变量都需要明码计价, 以标示其重要性。但是, 人类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事物是不可或缺而且绝对无法标价的, 更无法用货币单位来显示其真正价值。否则, 人类自称为高级动物或者本质上有异于动物的话语就会不攻自破。比如, 灵魂、信仰、美德, 计量之值半斤八两?还是成千上万呢?而大学组织恰恰是一个文明社会保留这些事物最根本的场所和去处。
刘永存:市场无情地摧毁了学术的尊严。这很无奈, 但又让人深思。事实上, 大学作为公共机构, 作为一个并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和实现价值增值的服务部门, 在市场的面前, 自然显得相对弱小。应该有一个体系来保护大学, 保护她的本质规定性, 保护她的良知、保护她的追求不被货币祛魅。保护她, 事实上也就是在保护这个社会不被沦为经济和权力的附庸。保护这个社会时刻有良知在、有信仰在、有灵魂在!
董云川:是的。大凡不可定价的事物必然需要依靠一个市场之外更为强大的机构或者力量才能维护。大学是灵魂的护花使者。然而, 大学在功利社会中本身也是弱势的。因此, 还必须有一个更强大的体制来保护大学不被人类贪婪本性所俘虏。这就是基于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 、学术中立 (Academic Neutrality) 、学术问责 (Accountability) 的“4A原则”。我们不得不借助在“4A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来保证大学生长不被市场或者其他外力挤压扭曲, 努力在市场与大学之间形成合理的缓冲带和张力, 继而实现“脱俗的高贵”与“还俗的入世”之间的平衡。
刘永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方的大学能够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依然能够维护品行、坚守本色、特立独行的原因。在您看来, 令许多人念兹在兹的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何时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呢?
董云川: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难以言尽。形式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可以通过文件的方式迅速实现;而本质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有三种基本的方式。一是基于习俗, 也就是将人类生活中的习俗推演、提炼、上升到制度的高度。那是因为这种习俗本身行之有效, 同时符合人类行为的准则, 也能够调节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基于威权, 这种制度的设置往往来源于专制。中国古代皇帝所制定的各种制度都是基于威权, 往往源出于维护某一特定阶层的利益, 而且假以传统的名义世世代代往下传递。三是基于共识, 亦即来自利益共同体的共识。中国大学的建制更偏重于习俗和威权, 尤其是威权。威权组织的权力运行逻辑无疑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于是, 大学事实上成为庞大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官僚基层单位。这个“单位”的生存逻辑和评价机制无不以权力相关。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 这就比市场中价格机制还要糟糕!市场价值至少还有选择的机会, 而权力机制是以命令式的逻辑建构沟通秩序的, 既无法选择, 更无法拒绝和回避。所以说中国的大学十分可怜, 一点也不为过。既抗拒不了市场的诱惑, 更无法逾越权力的门槛!一个孕育于封建长夜, 在20世纪呱呱坠地, 先天不足又历经坎坷的大学组织, 面对着当今市场的诱惑和权力的左右, 还能坚守什么?只能时而投向市场的怀抱, 时而在权力的网格中左右迎合。若非如此, 时刻都有沦为乞丐的危机!“To be or not to be”本来没有问题, 现在却成为天大的问题, 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刘永存:从以上讨论中, 我们可以厘清一条大学精神失落的脉络——首先是狂热的“运动”和愚昧对知识的背叛, 对大学的背弃, 导致大学精神被打入冷宫;其次, 市场经济对大学精神的蚕食, 世俗力量似乎比高贵的精神来势更凶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 大学精神再次沦陷;最后, 权力对大学精神的折服。大学总是在各种强势力量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左右为难, 无法定向。我们只能看到她庞大而虚弱的身躯在市场、权力、民众的责骂中摇摆。谁的拉力大一点, 就离谁更近一些。
董云川:虽有失望, 偶有绝望, 但希望还是不断显现!大学作为一种精神凝聚的存在体, 并不甘于屈辱地生存而置信仰、灵魂与美德于不顾,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不会始终漂泊摇摆, 迟早有一天会“定”下来,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刘永存:那您认为大学要有尊严地活着, 成为时代风景线的生长力在哪里?
董云川:无论大学多么迷失, 总还有一些学者在坚守。他们虽然站得辛苦, 却能够赢得社会民众发自内心尊重。此外, 一个立体的社会, 总会有一个地方储存信仰、良知和美德, 甚至是敬畏。而大学是天然的储存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机构能够比大学担当得更好, 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大学的应然使命。最后, 我们姑且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局部现象, 将大学看作是迷途的羔羊, 偶有迷茫, 偶有失误, 只要能够自觉与反省, 错误迟早会转变成为成长路上不可多得的财富。
刘永存:我们今天讨论丢失的大学精神, 当然是为了唤回大学精神。我想, 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寻找的队伍中来, 大学精神就会早一天回归。但愿再过十年, 亦或二十年以后, 北京大学韩水法博士那一声“世上已无蔡元培”的呐喊, 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过往的记忆。
董云川:到那一天, 大学精神这个话题也就用不着再谈了!
作者简介:董云川,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刘永存,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系讲师, 博士
责任编辑:云蒙责任校对:杨红
Theoretical Frontier理论前沿
P15再谈大学精神
再谈大学精神的原因就在于问题有增无减。近年来大学精神进一步消弭, 历史的愚痴、市场的诱惑和权力的指挥棒致使当今大学迷失自性、缺少精神品格和理想坚守。找回这一切需要大学及其内外人士的集体自觉。
P20关于民办学校资本运作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民办学校的发展过程中, 资本运作的问题是重要的基础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 相关的实践与探索较为丰富, 但相关的政策法律仍存在缺欠, 相应的规范及应该规避的风险也缺少研究。在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民办教育所需的投融资政策需要加以改善, 中国的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民办教育共同支撑。
关键词:民办学校;资本运作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 (2012) 04-0020-05
P2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其政策的价值选择更注重以人为本和教育多样化, 同时注重运用政策的经济、法律、行政和宣传等手段来解决执行中出现的留学中介机构管理、留学动机和选择盲目性等问题。
关键词:自费出国;政策分析;价值选择
再谈李盛铎 篇8
我对李盛铎在戊戌变法中的所作所为颇感兴趣，因此检索了一些晚清史料，对他的那段从政经历有一些了解。
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殿试一甲第二名，即那年进士科的榜眼。他原是依附于帝党官僚的，所以也曾经有过维新倾向。1898年春天，各省旅京人士纷纷成立以省为单位的学会，如闽学会、陕学会、蜀学会等。维新派遂将各省学会联合起来，宣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并拟定章程30条，组织了已经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保国会。保国会由康有为发起，李盛铎出面组织，于当年4月1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当时列名入会者186人，以后又陆续有人加入，保国会的成立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李盛铎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过从甚密。可不久，顽固派官僚接连上奏，攻击保国会“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咒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李盛铎惶恐不安，又闻御史潘庆澜欲参劾首倡成立保国会诸人，便急忙检索名册，自削其名。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越来越明朗，一再对维新派人士进行打击，政治力量对比明显对维新派人士不利。于是，不少会员纷纷退出保国会，该会处于自然解散的境地。李盛铎为求自保，乃抢先连奏三本，抛出保国会诸人，以后又投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受荣禄指使，上本奏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企图实现后党顽固派官僚以武力胁迫光绪帝退位的阴谋。戊戌政变后，李盛铎一度任清朝驻日公使，负有监视康有为等一批逃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的秘密使命，曾经多次派密探跟踪并伺机抓捕康有为。所以，李盛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与袁世凯相同，是彻头彻尾的投机政客。他们都一度接近过帝党维新派，但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又很快出卖维新派，并且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步步高升到显要职位。李盛铎出任过驻日公使，归国后又担任过顺天府丞。1905年还受清朝政府派遣，出洋考察过宪政。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时，清廷又将他由山西按察使擢拔为布政使兼护理巡抚，已经相当于代理省长的职位了。他在民国建立后，还担任过山西省民政长、总统府顾问、参议院参政，以及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等要职。
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剧本《戊戌年》，里面也描写了李盛铎在戊戌变法中政治态度的变化，但作者过于强调他是在荣禄的压力下才变节的。我不知道作者的史料根据是什么。如今，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和书籍已有很多了，但是辑集的具体史料仍嫌太少。史家过于着眼对重大事件的研究，而对于历史风云中许多投机派官僚们的研究却微乎其微。据我所知，当时的投机派不仅有袁世凯、李盛铎，还有王文韶、刘坤一等大官僚，都曾经捐银参加强学会，政治气候变化后又退出。其实，仔细研究探讨这些投机派官僚的心理变化过程，既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阴暗腐败，也能察觉传统道德文化所出现的不可弥补的裂痕。特别是戊戌年间那一批投机政客，后来在民国初期大都成了高官显宦，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共和的紧要时期，却由这些政客操弄权柄，假公济私，以致误国误民，把国家拉入一片战乱中去，难道其中就没有历史教训可吸取吗？
1997年11月7日的《北京日报》曾经刊登一篇文章《大英图书馆发现中国手卷伪作数百件》，其中披露一事：大英图书馆手卷藏品负责人苏娜·怀特菲尔德宣布，经新的科学检测方法揭示，目前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万五千卷中国字画中手卷伪品达600件。这些赝品中的一部分是由李盛铎伪造的。由于李盛铎是声名显赫的大藏书家，所以外国购买者对其经手的古董不至于发生怀疑。据说，此事大概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李盛铎曾经将一批运往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手卷珍品私自拿到家中，然后作伪。后来他将这批作伪的敦煌手卷卖给了日本人，又辗转流传到了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再谈上课专心听讲 篇9
以新课标反思上课认真听讲从小学到初中乃至大学，上课认真听讲这句话无疑是老师们教育学生好好学习的口头语，是老师上好一节课对学生的基本要求，甚至成了衡量一个学生品行的标准。多少年来，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当我们用新课程标准理论重新审视这句话时，也许真应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我们确实应该对其实质做深刻的分析了。
美国语文教学研究会主张用一个更大的社会概念“倾听”来代替简单的“听课”一词。会长丹尼斯认为“从小学到大学，大多数人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倾听来进行的，语文教师首先教给学生的学习技巧应该是课堂倾听”，即“如何听课”。
我们平常所说的听课是指简单的用耳朵听。听课时，学生如果不融入兴趣、思维、感情等主动性因素，即使认真到一字不落的程度，也只是被动听课，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还会出现“左耳听右耳冒，老师说啥不知道”的现象。这种单向的让学生认真听讲的信息交流，片面地对学生的要求，其实是一种苛求，而这种苛求的背后则体现着教学的专制。传统的教学，我们过分强调预设和封闭，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因而流行“请君入瓮”式的“教案剧”，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授人以鱼”，按照程序，按照教案，滔滔不决地讲解，津津有味地分析，用自己的思维去代替学生的思维，用统一的尺度抹杀创新的火花。在一些教师的心中，规规矩矩，绝对服从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爱问好动的学生则会受到斥责，只有有错的学生绝无出错的老师，不准学生和教师争论辩白。这样的结果是以我们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付出，培养了一批批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本本文化尖子和许多以失败者心态走向社会的人。“上课认真听讲”本无可厚非，但能听并不等于会听，会学。课堂上除了有少之又少的几分钟时间分配于你向大家“起立展示”，其余的时间里你都处于参与倾听活动的范畴。《美国教学创意手册》中指出：“倾听的能力包括理解教师口语表达的信息和能在头脑中将语言转换成意义两部分。”课堂倾听是一种含有听课技巧和听课艺术的积极高效的听课，它还包含鉴赏性思考、主动性理解、批判性接受等方面。听力和理解是它的基本要素。语文能力应首先把这种基本要素作为强调和培养的目标。教师授课时，不能满足于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的“认真状”，要对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等进行大胆创意，引导学生最大程度的处于积极的倾听状态，以提高授课和听课效率。传统意义上的上课认真听讲实则就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教育。
“上课认真听讲”就新课程标准理念而言，其实质仍应是学生主动发展的学习表现。 由于学生自身资质的参差不齐，他们的倾听能力和倾听状态也会有很大差异。据心理学分析，学生的倾听效果是由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其倾听目的来决定的。听课过程中，学生往往以自身具备的倾听能力和自身养成的倾听习惯来决定听什么，什么时候听。所以对同一堂课同一问题，不同的学生掌握的程度自然有别。老师必须摒弃陈旧古板的教学模式，克服千篇 一律的填鸭式课堂说教，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层次性，建立互动的课堂，不仅观其学习的表象，更要深探其能动的内在。
在新的课改实践中，我们还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 ① 教师讲的课成为学生的“耳旁风”，请学生朗读或答题，学生张口结舌不知所指。 ② 学生一边争先恐后高举小手，一边急切呼唤“我来！”“我会！”。教师请一学生发言，该生洋洋自得，其余学生无心聆听，或为自己未有发言机会而连声惋惜、抱怨，或迫不及待地轻声与同学交流。该生发言结束，其余学生要求发言的高潮再起。如此循环之中，学生心态浮躁，听讲浮躁，表面的灿烂下面是内在的苍白――轻学习交流，重
再谈猪肠粉纪实故事 篇10
如果发现肠粉给得少了，我们一班小家伙就会“报仇”，拼命往肠粉上舀辣椒酱。结果，辣得嘴唇红红肿肿，舌头都麻木了。长大以后很能吃辣，人家以为我有这种生活习惯，我都不好意思讲少年时候的这种“训练”。
一角钱也有一角钱的花法，五分钱买一碟稍大的、粉稍多一点的猪肠粉，一分钱粥，当然是稀白粥。剩下四分钱，可风光了。在学校门口，一分钱一张鸡蛋饼，可以买两张。再剩下两分钱可以买爆过的米，我们称为“肥仔米”，放到口袋里，想吃时吃一两粒．一直可以吃到放学。哎呀，那一天肯定是最风光的。
高中的时候，去郊区农村上学，城里往农村赶，几十公里路，要转三次车，还要步行约一两公里路才到学校。五点多从家里出发，到了沙河镇，在汽车站旁的小店里，匆匆吃上一碟猪肠粉，喝上一碗白粥，又匆匆赶路。如此这般，每星期一次，一过就是两年。
印象最深的是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仍然要走这条路，但由于有了每个月三十五元五角工资，我们就高唱355！有了工资，吃肠粉往往可以吃两碟了，五分一碟，两碟一角，还有五分钱，可以买一碗猪骨粥。每次吃饱，走出小店，恨不得马路变成一个篮球场，其精力足可以打两场篮球。
三年后，得到学校的老师、职工们厚爱，推荐我去考大学。郊区教育局通知我们二十五人（每校推荐一人）考试，考好了才能上。经了解，我们这批人都来自学校，表现都得到群众认可，但推谁也不好办，名额就是五个人，推上来的达二十五人之众。考场设在沙河七十五中学，考一天，内容大致是笔试与口试。口试时最记得考官拿起一张南方日报，叫大家选念一篇文章。我小时候时常被老师抓去演节目，朗诵还可以，普通话也过得去，理解文章内容也有一点水平，三四个考官一边听一边点头。我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他们显得这样满意？反而十分焦急，心想他们是否早有人选，拿我们过过场。他们接下来还问了一些话，我都忘了。考完后我不走，听听下边的考生怎么念，一听，心中舒坦了不少。原来有些考生平时普通话训练得少，念起来结结巴巴的，文章听起来完全不能连贯。一边听，一边惋惜，但由于是竞争对手，只能是在窃喜之外加几分惋惜。
中午考完，下午还得考，中午饭自己解决。我一掏口袋，糟了，早上出门紧张，忘记带钱了。仅有一角不知什么时候剩下来的钱。吃饭，这点钱怎么够？不管如何，吃了有精神，一角钱就一角钱吧！然后走到沙河大街，挑一间最便宜的小食店，对师傅说：师傅，我仅有一角钱了，吃完了下午还要考试，能否来两碟肠粉，送一碗白粥？
师傅一言不发，盯了我一会儿，然后给我盛了两大碟满满的肠粉，一碗满满的骨头粥。哎呀，当时我心头一热。但阅历浅，竞不懂表白，说句“谢谢师傅”，就说不出其他美好的话了。考完试，考场中一个熟人都没有，我只能走路回家。从郊区的沙河一直走回市内的海珠区，到了家，已是灯火万家了。
那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当然万分高兴，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大学录取通知，得意忘形，整个晚上都在发不着边际的美梦。但其中也想起沙河大街那一顿饱饱的猪肠粉午饭，内心充满了对那位不知名师傅的感激。当然，也包括了对当时郊区教育局那几位忘我工作、态度和蔼的考官。
再谈《小团圆》 篇11
《小团圆》尚未面世，就有人提出“拒买、拒读、拒评”；至今偶尔还被称引，但回过头去看，效用似乎仅限于倡议者自己，无非“自我封口”而已。不过“买”、“读”、“评”，适可概括一年间《小团圆》热热闹闹、是是非非的全部。 《小团圆》最早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推出。据说香港初版一刷才两千错，不到两个小时即告售罄，可见尽管港台书业萧条，“张迷”却大有人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团圆》是2009年名列前茅的畅销书，想必盗版也会不少。我还见过一本张爱玲以英文写作、迄未出版的《雷峰塔》的伪书，印制粗糙，封面印着“继《小团圆》之后张爱玲迄今未发表的自传体小说为千万张迷亲情巨献”的宣传语，其实是本传记，书中的“张爱玲”被统改为“我”，结果引用柯灵《遥寄张爱玲》成了《遥寄我》，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成了《我的姊姊我》，可发一嚎。
《小团圆》出版后，报刊网络评论甚多，毁誉参半，此书又不止一次被媒体选为“年度十大好书”。《小团圆》评上与否，并不吃紧；因为“十大好书”云云，不过当下热闹，“年度”过了，即烟消云散，而只要大家对张爱玲仍保持兴趣，《小团圆》就免不了被提及，被阅读，被评论，被研究。相比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是“读”，这可以藉“评”看出究竟，因为“买”了不一定“读”，“评”却非“读”过不可；虽然也有不少文章作者，不看书就能大发议论，但不妨将其视为另外一种“读”罢。
先来插说一段自家之事。前年我出了一本书信集，有位读者的意见令人莞尔：“只可惜失望与欣喜并存，或许失望尤大于欣喜亦未可知。翻看《远书》，方知此书信集非家书，更非情书一类，乃仅与友人谈学论道之书”。我何曾打算出“家书”、“情书”，读者为此“失望”，未免太没来由。虽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里却又有所不同——他不曾“读”之前，已经“误”了。《小团圆》所遇到的问题，同样在于不能满足读者此种阅读期待。
有论家撰文批评：“如果《小团圆》不是‘旗帜鲜明’的打着张爱玲的招牌，以小说看，这本屡见败笔的书，实难终卷。”所列举之“败笔”，一是“张爱玲巅峰时期的作品，如《封锁》、如《金锁记》、如《倾城之恋》，文字肌理绵密，意象丰盈。宋淇看出《小团圆》杂乱无章，因指出‘荒木那一段可以删去。根本没有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团圆》，作者没有删此段。)《传奇》时代的张爱玲，布局铺排的草蛇灰线，多能首尾呼应，少见十三不搭的局面。《小团圆》出现了‘根本没有作用’的段落，可见结构之松散”；一是‘《小团圆》的叙述语言，比起成名作中的珠玉，显得血脉失调。通篇不易找到我曾称之为‘兀自燃烧的句子’”。这大概可以代表不少读者的看法。大家醉心于张爱玲的早期之作，认定那样写法才是“正宗”，遂不许作者越雷池一步。然而《小团圆》与《金锁记》等写作时间相隔三十多年，张爱玲的风格早已发生变化。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在写《小团圆》之前，她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论家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结构与语言上的特点，都被舍弃了。而这一时期，恰逢欧美文学思潮与小说写法嬗变，各种新的流派兴起，张爱玲身居海外，受到影响不无可能。反正晚年的她不愿意再像早年那么写了。不理解或不接受作者前后期风格不同，恐怕是跟不上她的脚步，无所收获乃至大失所望。亦不足为奇。这就像《庄子·田子方》里颜回说的：“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孔子回答：“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
《田子方》里，孔子接着说：“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读者抱住作者的“故吾”不“忘”，可能忽视了其“吾有不忘者”的存在。《小团圆》与同期的《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属于现代小说，我们不能再用看传统小说的眼光来看。福斯特所著《小说面面观》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强调时间关系；“国王死了，王后伤心而死”是情节，强调因果关系；另外“王后死了，原因不明，后来才发现她是死于对国王之死的悲伤过度”也是情节，但增加了神秘气氛，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所讲的统统属于传统小说。而在一本现代小说里，可能既忽略时间关系，又排斥因果关系，“国王”与“王后”死或不死，甚至都未必交代清楚。《小团圆》自始至终不规规矩矩写情节，更不老老实实讲故事；抱怨“杂乱无章”、“十三不搭”、“松散”，乃是从中寻求时间关系与因果关系而不得，正所谓“求马唐肆”。
前引那位论家的话，特别强调曾为宋淇所批评的书中有关荒木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团圆》，作者没有删此段”；类似之处还有宋淇说的“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张爱玲也未接受意见。1977年4月7日她致信宋淇说：“头两章是必要的，因为是key to her character——高度的压力，极度的孤独(几乎炸死的消息没人可告诉)与self-cemerednees。”可参看小说中的描写：“‘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告诉谁?难道還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那些纷至沓来的人物，之于读者只是一个个名字，之于九莉也是一样，她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沟通。作者如此写法，是要制造一种寂寞、隔绝的效果。
又有不少读者读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遂把《小团圆》设想成一本专门回应此书的书。持此看法，则《小团圆》亦未免“实难终卷”，尤其前半部分，迟迟没写到此事，兴许看得不耐烦了。近阅也斯《张爱玲的刻苦写作与高危写作》一文，有云：“不少人看《小团圆》，喜欢从窥秘角度看，特别想看张与前夫的一段恋情。但之雍到了第四章才出场，书已写了一百五十多页了。若评论家以那为焦点，当然以为开首几章进进出出的众多人物显得‘不相干’了。”然而正如该文所说：“但倘若那不是全书的焦点呢?倘若以九莉这人物为焦点，那么香港的战争、母亲的自我中心、成长期的缺乏安全感、敏感、无所安顿的感觉，全都是值得写的，是她成长的网络的一部分。主角写过爱情小说，但没有真正恋爱过。这些背景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后来会盲目爱上邵君，一发不可收拾。若从九莉成长的过程来看，当然前面人物众多的几章不见得‘不相干’。”
再谈特色学校 篇12
一、何为特色
词典是这样解释“特色”的:“特色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提取其核心有三个关键词:“显著区别”“特定环境”“事物独有”。如果用之饮食和服装,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地域环境的不同就产生了显著的不同风味的甚至独有的小吃,不同风格的甚至独有的服装;如果用之戏曲也就有了“昆曲”“京戏”“黄梅戏”“豫剧”等不同;如果用之语言也就有“汉语”“维语”“藏语”等的区别,他们都表现了明显的特色化甚至独有化。但如果用之教育,可否这样明显的特色化、独有化呢?
二、何为特色教育
学校教育特色是学校某方面优势的集中体现,但是,这种教育特色是建立在学校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绝不是独有的。学校的教育特色与学校的教育整体风格是一种点与面的关系,如果把学校的教育整体风格看作是面,则学校的教育特色就是其中的点。如果一所学校在某门学科教学上有明显的优势,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其他学科的教学明显落后,学生不能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则很难说这是一所有特色的学校。
笔者走访了好多学校,发现有的学校把教育的特色化理解为一定要显著区别于其他学校才行。如果为了显著区别,那我们可否理解为“特教学校”“女子学校”就是特色学校呢?学生大课间不跑操了,统一改为跳街舞,这样不就有特色了吗?
三、重新理解特色
个性是建立在共性之上的。特色教育是建立在共性教育基础上的,可以理解为在共性的教育教学之上比别的学校做得特别出色,特别优秀,而不是人家唱歌我非要跳舞。既然百花齐放,我就要让我的花开得比别人的花鲜艳美丽;既然百家争鸣,我就要让我的声音的比别人清澈悦耳。
1.特色体现在常规管理中。常规管理要做好很不容易,因为需要的是持之以恒,需要的是不断的落实检查。如果不实实在在地把常规管理抓实,怎么能实现教育的培养目标,怎么能把学校制定的制度和规范,成为学校师生员工的一种自觉遵守的习惯,进而形成学校的一种文化。一所没有把常规管理工作做好的学校是没有资格谈特色学校、特色教育的。
2.特色体现在优秀中。学校的每一项常规工作不仅要做实而且要优秀。全国没有哪一所学校不抓卫生工作的,如果哪一所学校自办学以来,无论何人何时到这所学校,给人展示的都是清爽整洁,把卫生工作就抓得特别出色,久而久之,卫生的突出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特色。全国没有哪一所学校不抓学生跑操的,如果哪一所学校自办学以来,无论何人何时到这所学校,学生的跑操给人的都是震撼,把跑操工作就抓得特别出色,久而久之,跑操的突出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特色。全国没有哪一所学校不抓师生写字的,如果哪一所学校自办学以来,无论何人何时到这所学校检查作业,进班听课,师生无论是作业还是考试,还是课堂板书,都工整认真,把写字工作就抓得特别出色,久而久之,师生写字的突出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特色。全国没有哪一所学校不抓师生习惯养成的,如果哪一所学校自办学以来,无论何人何时到这所学校,师生都能把良好的行为习惯展示出来,把养成教育就抓的特别出色,久而久之,养成教育的突出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特色。全国没有哪一所学校不抓课堂教学改革的,如果哪一所学校能像洋思中学那样三十年来,无论何人何时到这所学校听课,始终贯彻“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不折腾不动摇,把课改工作就抓得特别出色,久而久之,课改的成功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特色。一句话,特色体现在把每一项常规都做得特别优秀中。如果一所学校没有优秀就不可能有明显的特色,起码做不到特别出色。
3.特色体现在校长的治学思想上。校长的办学思想、治学理念、管理策略与管理方式,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发展,关系到办学质量和效益。校长的治校理念就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为什么那么多的百年老校值得大家去学习,绝不仅仅是历史悠久,关键是不因校长的更替而改变学校文化传统的积淀。但现在的校长有不少是行政校长,习惯于统管学校,包揽一切,以校长个人的喜好而确定学校的发展目标。如果校长喜欢吃白菜,就确定全校的发展走吃白菜道路,这也是学校发展的特色?特色发展固然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个性,一个是优势。但如果校长不了解这所学校的办学传统和优势,一味的去为了特色而确定特色,那就是忽视了优势而去发展个性。优势是一个学校在某个领域的工作特别出色,这个优势可能在别的学校是劣势甚至阻碍学校的发展,而恰恰是我们学校发展的优势,校长为什么不去思考呢?比如大家都办寄宿制学校,但公办寄宿制和民办寄宿制就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对这两种寄宿制学校的评价也明显不同。公办的优势可能是民办的劣势,如果公办的校长到民办当校长还以以前的治校思想去治校可能会走滑坡路,所以特色就明显体现在校长在治校过程中能否审时度势地从学校传统中提取有优势、有价值的因素进行提炼,使之升华,进而形成特色。
四、创建个性学校,形成办学特色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气质,都是教育百花园中一朵与众不同的鲜花。秋菊能傲霜,腊梅能抗寒,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长。办学宗旨不同,育人理念不同,所定校训不同,决定了每一所学校都有特色的潜质。但只有理念而没有具体做法,只有做法而没有优势,甚至在校内师生中都未达成共识,岂能谈学校特色?每一所学校都必须结合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定自己的办学方向,特别是民办学校,如果因为“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你必须酿出香千里美万里的好酒才行。城市和乡村不会因办学均衡发展就均衡,城市教师的价值观和农村教师的价值观是有差异的,大都市学校和山村学校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是不同的,城市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找准学校发展的支撑点,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也就失去了生存点。不优秀的学校都会在官方布局调整中被合并或撤销,不优秀的民办学校都会在民间被家长自然淘汰。二十一世纪,学校之间的竞争必然是特色的竞争,不会因你处在大城市就不被淘汰,也不会因你处在偏远的乡村就关闭。当你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作为教育的目标实现后;当所有教职工都能“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后;当德育正在迷茫阶段,你已把“校园家教”作为德育的切入点后;其实你已找准了学校在社会中的生存点,你也就找到了学校发展的特色点。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学校发展方向,还谈什么特色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