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问题(精选5篇)
修宪问题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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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国修宪问题
刁 桂 军
提要: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宪法虽然只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是从产生、修订到实施,处处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历了四次修改,并且都是在一片赞成声中以压倒性票数顺利通过的。本文就我国修宪问题探讨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提出修宪成本这一现实问题。
关键词 :合理性,司法化,修宪成本
一、我国修宪背景以及修宪实践
我国的宪政之路一直显得不平坦,受到的外界干涉和冲击比较大。我国建立新政权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现行的“八二宪法”,从世界宪法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来全面修改宪法的次数有些过于频繁,属于不正常现象。
中国宪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严重挑战,可以说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宪法的地位没有设计者设想得那么高,甚至说宪法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脆弱的玩偶,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以至于出现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违宪的黑镜头,我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举着宪法书大声呐喊,声讨自己的公民基本权利,依然被那些视宪法为无物的人残忍迫害致死,也出现了“七五宪法”中的一些条文,如同标语口号,甚至用上了毛泽东语录。中国曾经出现宪法真空期,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令人窒息的人治时期,中国人对于宪法这两个字缺少敬畏和崇高,不像西方宪政国家,宪法的地位甚至可以和他们心中的上帝去比拟,宪法成了他们现实中的上帝,中国人的宪法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是脆弱的。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总的来说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真实的群众基础和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说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一部宪法,随着22年的过去,有关这部宪法的话题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与广大民众的宪政意识崛起有很大关系。
当今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已经进入第四次大修改了,并且每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并且通过。最近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4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在这部宪法实施22年里,我国已经对宪法共三十一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涉及两项内容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二次修改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在多达九项内容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改变;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六项内容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涉及多达十四项内容的宪法修正案。
二、我国修宪成本问题
我承认宪法修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支撑其的几个理由,(一)、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宪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二)、当然这和制宪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有关,例如宪法条文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1](三)、也存在宪法作为一种政党统治工具,被政党加以利用的因素。我承认宪法必须适应活着的人们所处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从我国近几次的修宪内容可以说几乎是在一致赞成声中通过的,就拿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只有区区的10人投了反对票,舆论导向也是一边倒的,理论界也多数为同声附和,这里我要针对的并不是对具体的宪法修改内容,而是从宏观上去探讨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修宪成本问题一定要引起修宪者和宪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宪法的修改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毕竟修改是经过再次加工的,在我国的修宪成本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我国缺乏宪政基础,宪法之光并没有普照中华大地,公民的宪法意识不强,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公民利益的思维相对缺失。当然这里并不是反对修宪的本质,修宪确实是宪法不断完善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其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性,但是一定不能迷信修宪这一方式,过于强调其正面效益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修宪成本这一问题。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几次修宪,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宪法修改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政治的连续性都有消极作用,修宪频繁,很可能会破坏宪政秩序,同时也破坏宪法的权威性,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和具有时代性的政策规定,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延续性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和全体公民为之遵守的行动指南。从近期来看,我国修宪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的,比较美国宪法,从1787年5月由12个州的55位代表集会于费城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后迄今长达217年中没有重新制定新宪法,期间只通过了27个修正案,可以说美国宪法就是一部为解释法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政治传统习惯所扩张的宪法,其语言质朴简短,文义明确,原则上确定而细则上又富有伸缩余地的宪法蓝本。[2]日本自1947年颁布宪法至今,对宪法从未做过修改,保持了很好的连贯性,即使是最近启动的的修宪程序,也都显得困难重重;
(二)、修宪程序应当予以完善,必须将修宪的原则、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具体化和法律化。虽然我国现行宪法
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但在我国修改宪法的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一实践惯例正好反映了我国宪法修改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全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大事,党性意志还比较偏重,全民参与性不足,执政党过于轻易地左右宪法发展趋势和走向。在我国,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显得比较微妙和敏感。执政党当然可以根据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以及主观认识的发展,认为需要制定和推行某种新的方针和政策,它在推行之前,应当通过严格的、充分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政策或者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法律;
(三)、修宪固然重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人们心中的法律信心基石,修宪理应慎之又慎,而且即使到了非修不改的时候,也必需采取更为复杂和谨慎的法定程序,接受最广泛地监督,让宪法修改程序变得更加严密。宪法其理念信条是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决不能使宪法成为一种简单的统治工具,局限于时代的束缚,其内容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宪法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样才可能使广大人民对宪法的权威性产生敬畏之心。宪法权威的历史惯性思维非常重要,需要长达数十年或上百年的精心呵护和打造,为了维护宪法的绝对权威
性,让率土之滨皆受宪法之光,让所有人对宪法的权威产生敬畏,以制约任何一种极端权利,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及关系和谐。
三、对于我国修宪的建议
从确保宪法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宪法即使出现一些小瑕疵或漏洞,如果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宪法理念的基石,则要尽量考虑不修宪,应该多采用宪法解释的途径。人们对一部权威并且稳定的宪法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畏感,这种效果是不易达到的。不是说只要把宪法条文修饰得面面俱到,符合当代的特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当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不甚理想时,再冠冕堂皇的修饰也无补于是。实质上每修改一次宪法,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是很大的,这其中会产生修宪成本的现实问题,孰轻孰重并不是一时能够体察出来的。宪法一定要保持其连贯性和独立性,宪法不同于普通部门法和实体法,一部好的宪法不仅仅在于其设计的条文内容,而是其在一个国家的实际地位,处于何种位置,真正起到根本大法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让一个国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和谐。我国宪法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9项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9项则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权威和尊严。我国现行的宪法修改经历里,过往的三次修宪,共计十七条,已经完成的最新一次修宪,共计十四条。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这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一修再修。频繁地修宪甚至让人们产生不安为本不高的宪法信任值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对于我国目前宪法现状而言,可以朝着以下方面和趋势去发展:(一)、中国宪法必须走司法化道路,因为宪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性,从宪法的法律特性及司法机关的性质、公民需求等因素,决定了宪法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3]我国近几年似乎有了些动作,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以宪法为依据,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荠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
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批复》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司法界以及学术界为之欢呼雀跃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寥寥数语《批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提出了司法机关应当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唤醒人们几近沉睡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利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二)、不断唤醒民众的宪法意识,我国的宪法建设之路不能只停留在上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宪法也只能成为华而不实的空文,只有自觉和主动地去营造大的宪政环境,灌输的是合宪的理念和思想,让宪法意识在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三)、合理地处理好宪法和执政党的关系。我国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序言中也规定了,宪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并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宪法实施的关键。但从我国宪法成长历史来看,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缺乏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党和党的组织往往处于宪法之上,不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结果只能使宪法虚置,这样对宪法权威性是一种严重打击;(四)、加强宪法监督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宪政之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比如说1954年宪法本身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效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由全国人大来监督宪法的实施,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致使这种规定形同虚设。面对当时不断出现的违宪行为,全国人大竟没有表达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后来,全国人大连其自身的存在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更谈不上宪法监督。当然,宪政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从目前的状态中看,似乎理论界也开始有了这种实际行动去加以驱动。去年3月17日,走在广州大街上的27岁的孙志刚突然被收容了,随后在广州市收容站被打死。“孙志刚事件”披露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空前关注。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5位学者也以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请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近几年学者和专家纷纷提出实质建议,并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和执政者的回应,种种迹象确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宪政之路的希望。
四、我国宪法之路展望
宪法修改带来不只是正面影响,更不是能“包治百病”的,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修改成本还不能够短期衡量。修宪当然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在某种阶段也是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但必须有一种良好的体制去运行它,虽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其效果和影响却是大相径庭的。合理的体制设计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往往会冲破一切所谓的道德防线和美好幻想,仅仅通过自身内心驱动的自律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外界诱惑和干扰,是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从近几年查处的反贪案件来看,集体贪污受贿层出不穷,就不能仅仅从道德修养缺失去解释了,当绝对权利缺少制衡的话,就必然会出现绝对腐败的温床。让宪法成为人民大众值得信赖和足以期盼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去保障和维护它,不能让它轻易遭受打击和破坏。中国宪法要处于一种上升趋势,恢复原本设计的地位,就必须从体制上、观念上真正赋予宪法的发展空间,真正发挥其实质效力,真正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
[参考文献]
[1] 徐国栋 民法基础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43页
[2]肖泽晟 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利控制的宪法学[M] 科学出版社,2003,138页
[3]刁桂军 试探我国宪法司法化问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67-69页
修宪问题 篇2
“应该堂堂正正地在参院选举时提出,希望首先修改《宪法》第96条。”安倍晋三4月下旬在国会审议时反复提及修宪。不过,5月10日他在参加富士电视台的节目时却低调地表示,对修改宪法第96条要采取慎重姿态。
安倍说:“操之过急有可能造成鸡飞蛋打的局面。目前国民对此事的议论尚不充分。”此外,他还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首次修改必须慎重”。安倍甚至表示,即使经过参议院选举形成了三分之二以上国会议员赞成修改宪法的局面。对何时进行公投的问题也要慎重考虑。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晋三在“修宪”问题上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在于,民调显示多数意见是对修改宪法第96条持慎重姿态。因此,安倍首相不得不考虑这对参议院选举的影响。他的言语中透露这样一种担心:即使国会提出了修改第96条的动议,但如果在全国公投中被否决,那么以后再想修改宪法就难办了。
日本自民党竞选对策委员长河村建夫日前在札幌市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修宪需取得超过半数的国民的支持,必须考虑到一旦被否决就相当于国民对内阁不信任而谨慎行事。”河村使用“内阁不信任”这样的严厉措辞提醒党内。如果在舆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就有可能导致失去政权。
另一方面,安倍晋三仍然表示,在参议院选举过程中,将以自民党公约的方式提出修改宪法第96条的主张。
但同时他强调指出:“首要问题是摆脱经济长期低迷局面,即对执政7个月来的经济成果问信于民。”媒体注意到,安倍晋三此前始终是有意识地把修改宪法作为参议院选举的争议焦点,但现在却转变为重点突出经济成果了。
除了在“修宪”态度上有所改变,安倍晋三在谈及与公明党保持合作时,也表现出更多的关照。他表示。“即使从保持两党信赖关系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对其进行充分说明(我党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议论”。
公明党一直对修改第96条表示为难。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盐崎恭久表示,“因为公明党不赞成修宪,此事不会轻而易举”。自民党内不断出现顾及选战伙伴公明党的言论。在此之前,安倍晋三曾表示,不会因为公明党的反对态度而改变主张“修宪”的立场。他甚至表示,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可能谋求与日本维新会和大家的党进行合作。
对于安倍晋三的转变,分析人士指出,安倍并未改变修宪的积极态度。反而是“要切实实现修宪的表现”。公明党干部对此仍抱有警惕称:“虽然安倍称将进行详细说明,但并未表示不把修宪作为参院选举的争论点。”
与时俱进谈修宪 72分 篇3
A.三个自然段 B.四个自然段 C.五个自然段 D.六个自然段
2.()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A.《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B.《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C.《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D.《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本次宪法修改小组由()任组长。
A.王沪宁 B.栗战书 C.赵乐际 D.张德江
4.总书记提到的“不忘初心”主要是指()。
A.依法治国 B.实现共产主义 C.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国家()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A.行政机关 B.监察机关 C.审判机关 D.检察机关
6.2018年宪法修正案涉及到现行宪法正文第1、3、4、24条等共()条文的修改和完善。
A.14个 B.15个 C.16个 D.17个
7.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A.正确 B.错误
8.2018年宪法修正案把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了()。
A.“推进四个全面”
B.“建设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C.“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D.“贯彻新发展理念”
9.我国对1978年宪法共进行了()修正。
A.两次 B.三次 C.四次 D.五次
10.中共中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的时间是()。
A.2017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B.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C.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D.2018年3月11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二、多选(共 5 小题,总分: 20 分)11.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
A.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B.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C.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2.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意义包括()。
A.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和生动体现 B.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C.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 D.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实施宪法
1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宪法修改要遵循()的原则。
A.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 B.严格依法按程序推进宪法修改 C.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 D.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 14.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A.为中国人民谋发展 B.为中华民族谋未来 C.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D.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5.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特征包括()。
A.全面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要求 B.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C.遵循宪法修改自身的客观规律 D.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
三、判断(共 10 小题,总分: 40 分)16.2018年宪法修正案把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正确 错误
17.201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正确 错误
18.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正确 错误 19.1949年9月29号,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正确 错误
20.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正确 错误
21.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正确 错误
22.宪法修正案是宪法修改活动的唯一一种表现形式。
正确 错误
23.从2018年宪法修正案涉及到的修改事项来看,修宪程度仍然属于部分修改和局部修改,不属于对现行宪法的全面修改。
正确 错误
24.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强调,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
正确 错误
修宪问题 篇4
中国宪法再次面临修正。每次修宪总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这次修宪更是基于一种被唤醒的宪政意识之上。法学界的反响尤其热烈,因为宪法毕竟是国家最重要的法律,理所当然是职业关注的重点。出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各方对宪法应该作出哪些修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非得大改,有的认为只能小修,有的则认为关键还在于建立宪法实施的制度保障。且不论这次修宪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修宪作为一个过程已经激发了社会对宪法的热情。可以不夸张地说,修宪意味着中国“宪政时刻”[1]的来临。
1982年宪法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社会、经济和观念的迅速变革,宪法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然而,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即使法学界对宪法中的某些问题存在较为一致的共识,明文修正也未必是一条走得通的路。我们目前还缺乏一种适合中国发展的修宪理论,缺乏一种关于修宪基本原则的系统学说,缺乏一种如何把宪政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行动指导纲领。事实上,宪法所表达的理想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往往使人感到束手无策。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显然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不从缩小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入手?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发展一套系统的修宪原则,但目前的问题是如此显然和迫切,以至于笔者相信一条大的基本原则是不会错的:任何修宪的首要原则是注重实效,因而都应该从完善宪法规则的实施机制开始。如果宪法不能获得实施,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规定都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如果宪法获得了有效的实施,那么无论什么宪法缺陷都可以在解释和实施过程中被发现并纠正。因此,修宪的首要原则是抛弃形式主义。与其出台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制度”,在把宪法装点得更为完善的同时也使宪法的实施更加困难,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点目前力所能及的小事。
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提一点低调但笔者认为应该可行的建议。一个总的思路是,在实行宪政之前,中国首先必须完善它的法治。只有充分保障众多行政立法和规范符合法律,谈论法律的合宪性才有意义;否则,即使建立了所谓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只是徒有虚名的表面文章,并不能改善中国宪政与法治的实际状况。因此,在实现最高意义上的宪法审查制度之前,中国还需要走完一段相当长的路。笔者认为,目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人大立法的合宪性未必是明智之举。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是首先建立普遍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以充分保证法律以下的所有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一、 法律规范审查的`意义
简言之,“法律规范审查”就是指依据上位法对下级法律规范的审查。法律规范审查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按照审查主体、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法律规范审查可以分为不同种类。按照审查主题划分,法律规范审查可以分为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和非司法性质的审查,例如立法审查(legislative review)和行政审查(administrative review,在中国经常被称为“行政复议”)。由于法律规范审查在法治国家一般是通过司法机构进行的,因而通常也作为广义上的司法审查。[2] 审查依据包括宪法、议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法规或规章等,审查对象则包括宪法以下的所有法律规范。
因此,组合起来,存在着许多种类的法律规范审查。按照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大致可分为3个等级的法律规范审查:(1)法律的合宪性、(2)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以及(3)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包括是否符合法规)。
法律规范审查的最高等级是依据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因为宪法的最高效力当然是体现在它对于议会立法的控制。“违宪审查”制度在学术界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本文并不主张一定要马上建立这样的制度,而只是
日本“修宪”面面观 篇5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看世界: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频频提及修改和平宪法,安倍急于修宪为哪般?该如何看待日本寻求“国家正常化”的实质?
冯玮:安倍晋三想完成其外祖父岸信介的遗愿,同时也完成自己的政治夙愿。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被称作“昭和之妖”,他对安倍晋三影响极大。安倍晋三曾表示:“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于岸信介。”有人对此评价说,安倍是一个“穿牛仔裤的岸信介”。岸信介曾说:“我在狱中就觉得新宪法不行,成了一个修改宪法论者。”1958年,岸信介当选首相,即成立“宪法调查会”。下台后,岸信介在1969年建立了“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积极推动修宪。
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的遗愿。早在1994年,当得知自民党《新宣言》草案没有自主制定宪法的条款时,他向党执行部提出了强烈抗议。安倍明确表示《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使日本缺乏一个独立国家的必要条件,是“与时代不相称的典型条文”。
2006年9月,安倍为竞选自民党总裁而发表了题为《致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政权公约,称要制定自主宪法,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的“自信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外交自主”。在担任首相后,安倍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并于任期内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但因2007年下台,安倍“将60多年前美国占领时制定的宪法交还国民手中”的政治夙愿未能实现。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一直以“渐进”方式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安倍这次上台急于修宪,不仅是想实现夙愿,更是想成为日本最终完成修宪的首相。
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美国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而主导制定的。很多日本人认为,不修宪日本就无法摆脱战败国身份,无法摆脱对日美同盟的高度依赖,实现国家正常化。这种想法不难理解。但由于日本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思,重整军备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担忧。因此,日本应像德国那样,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和忏悔。惟其如此,“国家正常化”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理解。
看世界:有说法认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意味着复辟军国主义,您怎么看待?
冯玮:认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意味着复辟军国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前提,是“内阁大臣现役武官制”, 即由军队而非首相安排人选担任陆海军大臣。首相若不服从军队意志,就无法组阁。换言之,军国主义以对内军阀独裁,对外穷兵黩武,压制人权自由,推行极权主义,宣扬仇外排外等为特点。日本目前既无这一前提,修宪也不涉及这项内容。日本目前修宪的核心内容,是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今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民调显示,在认同这种改变的日本民众中,有92%认为,与军国主义无关。我一直强调,日本虽有“复活军国主义”动向,但绝非主流,不要将右倾化解读为复活军国主义。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日等国外媒体关注。
看世界:修宪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胜算几何?
冯玮:安倍政权修宪目标能否达成,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一是美国政府,二是政党议会,三是本国国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主要由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构成。经济以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即TPP为核心;军事以实施“战略再平衡”,巩固和盟国的关系及加强在亚太的投入和存在为核心。美国这一战略是否需要获得日本的配合毋庸赘言。因此,迄今为止,美国对日本修宪从未明确反对。
日本政党“护宪派”势力难以构成阻力,甚至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也对此意见不合。一民主党干部自嘲地说:“我们还没弄明白自己的立场,没法给自民党提意见。”多次调查显示,国会议员中主张修宪的占了大多数。按日本神户大学的宪法学名誉教授浦部法穗的说法:“只看国会动向的话,修宪气氛非常强烈。但是国民对于此事相对来说比较冷静。”也就是说,日本国民目前是修宪最大阻力。日本共同社7月6日和7日民调显示,反对修宪的比例从上次的33.6%增至38.0%。
看世界:修宪对美日关系以及亚太关系格局分别有什么影响?
冯玮:很多人认为,日本所以俯首于美国,是因为日本崇尚“实力第一”原则。其实,这种观点有失片面。毋庸置疑,美国不会忘记珍珠港的教训,日本也不会忘记原子弹的血债。美日所以结盟,对美国而言主要因为推行全球战略,在远东日本的地位无可替代。对日本而言,地处中俄两个与其既有历史积怨,又有领土争端的大国之间,只有依靠美国才能获得安全。换言之,“互有所求”是日美同盟的基础。美日既是利益共同体,彼此也存在各种矛盾。
必须强调,1951年制定的《日美安保条约》,完全是“主从关系”。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1年双方才签署了《新日美安保条约》。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不仅提出“密切关注美国严峻的财政状况对其重视亚洲战略的影响”,同时首次提出“独立强军路线”,足以说明日本对美国并不放心。因此,修宪无助于强化日美关系。
但是,由于日本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思,因此其“强军”路线必然引起中国等周边国家担忧和局势紧张,导致美国的不满。《东京新闻》7月7日以《国防不要超越分寸》为题发表社论,告诫安倍政权,日本外务省网站指出,安全保障政策,是“在日本国宪法下,贯彻专守防卫,遵守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的基本理念,致力于保持适当的防卫装备。”
看世界: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试图让日元贬值来重振出口、增加收入,摆脱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他的“安倍经济学”也因此成为颇受争议的话题,要如何看待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冯玮:日本为突破日元升值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长期努力。世界上最先采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就是日本。2001年日本央行在零利率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应对当时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其做法是将大量超额资金注入银行体系中,使长短期利率都处于低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对抗通货紧缩。也就是说,以后为美国等多国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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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日元持续升值,造成日本出口及顺差大幅衰退。据统计,2012年1至11月间,日本贸易赤字达创历史的6万亿日元(约730亿美元)。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推出的“安倍经济学”,确实获得了一定成效。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日本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4.1%。但是,“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总体而言,对以大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有利。日本出口对日本GDP的贡献率超过30%,日元的贬值对出口有利。东洋证券株式会社信息部部长沼田启次表示,日元每贬值1日元,日本八九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会多得总计约4000亿日元的利润。丰田原计划今年前三季度在国内生产20万辆汽车,趁着日元持续走低势头,已将生产计划增加到250万台,2013年度的国内生产计划更是高达310万台。但是,依赖进口原料和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却因成本不断上升而陷入困境。调查显示,7成多中小企业认为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负担,抱怨现阶段的安倍经济政策只恩惠到大企业。同时,多种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不断攀升,使部分民众的生活质量下降。
有些国家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按IMF副总裁戴维·利普顿的说法:“日元大幅贬值确实影响到了有些国家,特别是与日本争夺供应商地位的国家。”美国财政部今年4月12日向国会提交的最新一期《国际经济和汇率报告》指出,日本央行的宽松政策削弱了日元,将加大美日贸易不平衡,批评日本不应采取针对别国的日元“竞争性贬值”政策。
看世界:日元贬值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冯玮:今年以来,日元对人民币贬值约13%~17%,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已表示严重关注。因为,日本货币量化宽松,将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而日元贬值又会变相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造成挤压。
日元贬值首先打击的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而且出口的比例很高,面对各国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中国受到日元贬值冲击是肯定的。
看世界:G20对日本大幅印发钞票的系列举措似乎表示容忍,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冯玮: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称,他们推行“安倍经济学”,不仅为了自身经济增长,也是对全球经济负责。他强调,“安倍经济学”逻辑简单且直观:第一,使日本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采用财政政策刺激实际需求;第三,提出增长计划,包括加入TPP, 放松监管等,把增长放在可持续的轨道。G20对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容忍,是期待日本这个世界第三经济体的经济振兴,能够拉动世界经济发展。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不畅时,货币宽松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含非常规措施的货币政策支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不过,拉加德也警示货币宽松在刺激经济增长上的局限性,称日本需“修复资产负债表”,采取“综合结构性措施”。
另一方面,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曾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引起汇率贬值,而且美国和日本出口产品的重合度不高。与之相比,日元贬值对和日本产业同质性较强的韩国构成重要影响。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日前公布的对日元贬值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到100:1的程度,那么韩国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减少3.4%。韩国与日本竞争激烈的行业,如钢铁、石化、成套设备、信息产业和汽车业的出口都将受到明显影响。另据统计,日元对美元汇率若接近110:1,则日本制造甚至在许多产品上可以击败中国制造。
看世界:日本经济为什么会有“失去的20年”,很多人认为是日元升值所致,您怎么看?
冯玮:“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是对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的反拨。“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提出了“内需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至1990年,日本六大城市中心地价比1985年上涨约90%,最终导致“泡沫经济”崩溃。因此,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不应否定的。
但是,若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完全归咎于日元升值,则是不公正的。同理,若通过日元贬值即可振兴经济,则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将一文不值。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困境,包括人口老龄化,生产线外迁导致产业空洞化和失业率上升,以及内需不足。因此,弱日元短期对经济的提振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弱日元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影响,取决于能否将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扩大消费和投资。也正因为此,日本政府一再强调日元贬值不是目的,目的是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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