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共8篇）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1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意义

摘要：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正从高度计划和中央调控的经济体，转变为举世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然而，在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巨大的。本文先概述了政府和环境保护两者间相互的意义，然后从立法、执法、监察、财税和市场调节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指出中国政府在这四方面工作的成效、不足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职能 环境保护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高度计划和中央调控的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然而，在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些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在 2009 年9 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环境友好技术”。中国政府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巨大的。

一、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一）政府干预对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世界银行在《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在过去20年中, 各国人民己经懂得了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 而较少地依赖政府。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恰恰是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私人市场几乎不能为制止污染提供什么鼓励性措施”。美国学者勃布·罗滨逊曾指出:“市场经济并不能成功地保护环境,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

最近几年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GDP总值在短短的几年内进入了世界前六位, 但是在这惊人的成就背后是以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目前, 我国有1 /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中, 3 /4的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我国占了七个;[1]七大河流水系中, 劣五类水质占41%, 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中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为262万km2, 已接近国土面积的27.3%, 且每年还以3463km2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2] 这些数据, 只是描述了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一个方面, 但沉甸甸的数字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严峻的环境问题必将阻碍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高速、持续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环境保护对于政府是法定责任和大势所趋

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政府对环境负有保护责任, 这是我国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 是行政体制改革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体现和进一步深化。为了给人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政府理所当然要把环境保护作为自己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1992年, 一百多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议讨论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重要文件, 从而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国际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当中, 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从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和生态环境, 相继制定许多“绿色壁垒”, 以阻止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目前, 许多国家已采用了ISO14001国际标准。因此, 我国政府应顺应世界潮流, 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 以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境地。

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一）立法

由于环境工作具有较高的技术性特点, 而政府管理社会的任务艰巨而复杂, 处理环境工作只有依法行事, 才能克服行为上的任意性、盲目性, 在保证政府行政权力优先的前提下, 依法实现政府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只有通过法律强化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 用法律武器给环境违法行为以震慑,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 实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

我国的环保立法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对象制定、颁布和修订了多项环境保护专门法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资源法，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为环保领域实现有法可依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环境立法逐渐建立了由综合法、污染防治法、资源和生态保护法、防灾减灾法等法律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体系。二十世纪90年代，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立，加快了资源环境立法的进度。在资源和生态保护方面，我国相继出台了《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管理法》、《水法》、《煤炭法》、《水土保持法》等；在防灾减灾方面，制定了《防震减灾法》、《防洪法》和《气象法》等；在污染防治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一系列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包括循环经济的规划，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循环经济的评价和考核，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的重点监管制度和强化的经济措施等。

环境立法工作的不断完善，使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域基本都实现了有法可依。到目前为止，制定了8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项，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限制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加快治理污染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执法

法规只是为政府保护环境提供了行为依据，而政府能否对环境保护产生作用，关键要看执法情况。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众多的环境保护法规，但是细则的多重标准和执行的能力不足使得这些法规的执行面临很大的问题。

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已经生效，相关配套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陆续出台，但是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实施细则，许多具体措施难以操作。例如，2007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 年改为国家环保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联合颁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实施绿色信贷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但是由于现有绿色信贷标准多为综合性和原则性，缺少具体指导银行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导致行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和内部实施细则，从而大大降低了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

主要的执法制约还在于地方利益和中央意志矛盾。在中国的现行分权制度下，特别是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被要求对其地方经济发展负上更大的责任。“十一五”以来，中央政府“节能环保优先”和“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大多数地方和企业对中央的指令仍然置若罔闻，认为环境保护工作会阻碍其经济发展。目前他们的政绩评估主要还是基于当地经济发展，而不是环保政策的执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维持地方的高财政收入，很多在高资源能源消耗，高收益领域的环保政策执行都受到了阻碍。

尤其在一些主要创收及就业来源来自小煤矿的地区，出现了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明显冲突。中国共有28000 个煤矿，但其中只有2000 家是国有的，其生产量占中国煤炭生产量的65%，其余26000 个煤矿则是由乡镇或个人所有。他们的扩张引发了生产安全问题以及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据调查，中国国有煤矿的矿井回采率平均为45%，而乡镇和个体煤矿的回采率仅为15-20%。尽管中央政府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强调要提高资源管理，关闭小煤矿。但是在现实中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其主要困境在于如何规范管理但不会对生计就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例如在湖南产煤大市娄底，有1400 多家小煤窑，一旦关闭，至少40%的乡镇连工资都无法发放。

（三）监察

监测和统计信息是立法决策和执法监督的基础，没有准确的信息，就无法针对环境问题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而信息的获得需要对广泛分布的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以及对细致科学的统计标准的讨论确立。相比较那些框架性的战略政策的制订，这些工作更加实际也更加细致繁琐，中国还差得很远。

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统一的环境保护统计指标、监测体系和执法机构。目前，全国共有环境保护监测（技术服务）中心145个，绝大部分受政府委托开展节能执法监督和监测，在人员、预算、技术、设备、操作规范、信息收集和传递等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5项环保统计指标。其中2项总量控制指标为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环境质量指标3项，分别从国控断面和七大流域水质、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确定了量化的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和明确的需求以及管理上的不规范，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很差。

监察和执法机构能力建设落后也导致政策难以落实。中国现有基层（省、市）环保执法机构多数在原环保监测机构基础上通过职能调整、体制转变或者机构改革等方式建立。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立法层面的明确授权，环保监察执法部门无法有效履行环保监察和执法工作，执法不力和执法软弱现象十分严重。另外，由于地方经济实力和环保意识参差不齐，执法机构人员编制和资金不到位的现象十分突出，一些机构由于无法得到地方财政扶持不得不自收自支。

（四）财税和市场调节

目前，中国的主要推动环境保护的战略和政策大多都是利用行政手段或者指令性控制手段来推行的。行政手段由于其固有的直接性、强制性和高效性以及易监督曾经对中国环境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高成本及缺乏激励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因此，国家意愿很难转化为地方和企业的自觉行动。

中国利用市场手段和财税机制来建立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目前，中国国内资源的价格还不能够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现有石油、煤炭价格还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发电的电价与煤电、天然气电的价格差别不明显，节能产品与非节能产品价格倒挂，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缺乏有效的税收调节手段，对环境保护行业的税收优惠相对较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直接补贴也少，环境税、燃油税的开征仍然处于探讨和初步实践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三、政策建议

(一)树立绿色GDP的概念

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在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时,需从“绿色GDP”的角度,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考虑到由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

(二)转变环保管理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仅仅凭政府来供给环境公共物品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应实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对环境保护行业给予税收优惠,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直接补贴，环境税、燃油税的开征工作应尽早由讨论转入实践阶段，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同时，现行的环境污染治理原则应由“谁污染谁治理”改为“谁污染谁付费”(即PPP原则), 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才能实现集约化治污,这样也才能降低治理成本,发挥投资效益和规模经济效应,避免环境保护盲目投资,到处布点,重复建设的现象发生。

（三）加大环保监察投入

加大在环境保护监察方面的行政、资金、人才投入，在中央、省、市各个层次加强监管机构建设，整合现有体制资源，提供环境保护政策执行的体制保障。在自然资源、能源、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测量、统计、核算、报告、核查等方面完善体制、统一标准、健全机制，为强化监管能力提供良好计量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中.环境经济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6.[ 2 ]陈喜红.中国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改善对策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7.[ 3 ] 胡同泽, 文晓波.政府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实现途径[ 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6,(3).[ 4 ] 张邦辉, 黄开腾.树立科学发展观, 强化政府生态责任[ J].生态经济,2006,(5).[ 5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2010.4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2

一、资源效率观:制度环境与公司业绩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弊端在于缺乏竞争和价格机制, 无法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沿着分权化的方向进行, 这种分权式改革既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 (尤其是财政分权) , 也包括各级政府向下属企业的经济分权 (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目前, 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 提高了效率, 改善了要素配置状况, 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显然,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极大地影响了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然而, 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樊纲等 (2010)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 对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表明, 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上, 中国各地区市场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不平衡格局。这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企业业绩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也有明显反映。市场化进程越快, 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放松管制, 并从“干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减少政府对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 从而使得公司透明度提高, 治理结构得到改善, 进而改善公司业绩, 使公司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即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 公司业绩越高。方军雄 (2006) 对中国市场的经验研究发现,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资本从低效行业撤资、往高效领域增资的投资弹性系数也随之增加, 资本更快地实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的转移, 即资本配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尤其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制度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可以获取资源的能力, 更决定了资源在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中的配置效率。

二、政治成本观:政府治理与公司业绩

“诺斯悖论”表明, 政府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扶持之手, 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 (North, 1981) 。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动机激励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一方面, 政府积极发展经济的最强有力的激励来源就是社会利益的扩大, 如税收增加、社会福利改善, 而社会利益的扩大反过来又会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与质量, 二者相互促进, 即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 由于双重代理问题 (Stulz, 2005) 中政府操纵的代理问题存在, 政府对投资者利益的过度侵占会使公司治理无效率, 进而导致公司选择次优的投资组合, 并有意采取降低公司透明度的措施, 尤其是在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 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即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因此, 政府获取利益的程度及方式即政府的治理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 尤其对于处于转轨经济期的中国, 政府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权力配置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 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财政自主权和经济管理权。而这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这种高涨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监管更为迫切。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激励机制——政治升迁, 而对追求仕途的“职业官员”来说政治激励比经济激励更为重要。因此, 地方官员为了获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得以升迁, 会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并进行有效监督以推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 从而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

中国证券市场脱胎于中国转型经济中, 其设立初衷是为国企改革和持续发展服务。因此,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 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同时, 为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 国有股权在上市公司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并且这些国有股权不能上市流通。鉴于此, 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对上市公司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转型中, 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 并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虽然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 其治理结构和监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由于政府依然控制它们, 政府依然有能力将其自身目标内部化到这些企业中。因而政府可以从证券市场获得资源发展地方经济, 解决就业问题, 改善当地形象, 并最终给政府官员带来利益。尤其在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 从证券市场获取资源的使用成本非常低。某种程度上, 证券市场资源甚至类似于一种“免费午餐”。因此, 地方政府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将其自身的社会性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而上市公司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必然会使企业活动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并进而损害企业价值。地方政府实现其社会性目标的方式往往是掏空上市公司, 即赤裸裸的利益侵占行为, 尽管地方政府也会为上市公司提供政策支持, 但支持的最终目的很可能还是为了掏空, 即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虽然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 其控制人同样具有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和能力, 但与政府相比, 其侵害能力相对较小。究其原因, 监管力量和法律约束更难以限制政府权力。

因此, 政府有效治理的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与绩效。如果政府更有动机和条件利用上市公司来“圈钱”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 即有效治理水平低下, 其就会积极介入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这会使企业经营者放弃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首要目标, 造成企业治理效率低下, 进而降低企业的发展速度, 甚至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三、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转变。这种转变充分激发了经济潜能, 有效提高了市场效率, 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 并推动了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提升。制度环境的改善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外部资源的支持, 而政府的“裁判员”职能又会对这种外部资源在企业内部的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因此, 企业业绩往往是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交互影响的结果。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 法律制度较为完备, 市场监督较为有力, 政府官员从企业中获得不当私利的行为受到的约束可能较强, 地方政府越有可能放松对企业的控制, 即较完善的制度环境有效抑制了政府的掏空行为, 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提供了市场与政府两方面的外部支持。

综上所述, 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使地区因素成为观测公司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 而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地方政府治理质量两个区域性指标则是地区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 包括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 是相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更为基础性的层面, 会影响企业契约的实现和履行以及各种交易成本, 进而影响到公司内部治理的效率。因此, 与外部治理环境的有效融合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分析结果还表明, 企业的经济后果有时只是政府政策导向或人为影响的结果, 而非企业自身经营能力的体现。只有在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质量相互作用充分的情况下, 企业才能发挥其真正的经营能力。

摘要：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中国地区经济逐渐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正是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相互作用的结果, 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而政府治理行为又会对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产生深刻影响。因此, 只有有效协调包括制度环境和政府治理在内的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内部治理效率的关系, 才会促进企业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制度环境,政府治理,公司业绩

参考文献

[1]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朱恒鹏.2003.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 (3) :58-61.

[2]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方军雄.2006.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J].经济研究 (5) :50-61.

[4]North, D.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 New York:Norton Co.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3

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全面铺开，环境保护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将环境保护事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必然方向。环境保护设施的市场化运营是环保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分配的有机结合。所谓的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就是将环保设施委托给专业的环保企业负责运营，为污染环境者提供有偿服务。这一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采用，在我国则仍处于探索与发展阶段，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引导。

一、環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重要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行政管理作用正在逐步弱化，经济手段已经成为最有效的调控方式。环保设施的市场化运营是合理利用污染企业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质，引导其通过效益分析，自觉采取环保措施来降低运营成本的重要手段。而且其市场运作的模式比政府指令更容易获得社会和企业的认同。在世界各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中，污染者负担的原则是条最普遍和重要的原则，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人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

二、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现实困难

1.企业对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认识不足。虽然政府大力宣传与推广，但目前开展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企业并不是很多，已经开展市场化运营的公司其业务发展比较缓慢，优势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相关工作起步较晚，立法不够完备。根本原因则是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在探索与发展过程中。

2.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存在一定的风险。环保设施的市场化运营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运营企业对环保设施的使用、质量及成本等缺乏成熟的认定体系，它们的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运营企业往往希望获得较大的经费投入与盈利，而这又与委托企业降低成本的市场本质存在冲突。

3.运营公司与委托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委托方的生产并不受环保运营公司的控制，而这种生产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环保运营公司的成本，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运营公司与委托方总会有一些经济纠纷。

三、推进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建议

1.政府要加大推广力度，给与政策支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工作，要给与相关的经济扶持和政策倾斜，比如可以给运营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并在项目审批等环节给与适当的简化。同时积极搭建平台，争取建立一批有实力的专业化运营企业，引导环保市场做大做强，形成一定的规模。

2.企业要积极转变观念，认清发展形势。现代企业要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是前提条件。企业特别是污染企业要认识到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工作的必要性，要自觉的配合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企业自身则集中精力创造更大的价值。

3.社会要形成宣传氛围，促进工作发展。要积极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环保设施市场化的重要性，特别要重点推出一批成功的运营企业，形成榜样作用和品牌效应，让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保设施运营市场，让更多的企业接收运营企业专业的服务。

4.要积极制定和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进展很快，但在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方面的内容还很欠缺，要加快制定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收费和监督等一整套法律法规，使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工作有法可依，进而减少纠纷，实现行业健康发展。

四、政府要加大对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的管理

政府管理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中政府管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政府既要引导运营企业健康发展，又要防止垄断性经营行为的产生。要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实现运营企业所有制多样化。并且着重扶持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而保证生产效率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2.加大对运营价格的监控。运营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性又决定了制定合理运营价格的重要。价格过高则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价格过低则影响企业生存，无法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政府要在运营价格的制定上加强监管，既让运营企业能和谐发展，又让社会大众能接收。要避免“高收费、低服务”和“低收费、低服务”的现象，努力实现“较低收费、较高服务”。

3.重视对运营企业服务质量的管理。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是衡量市场化运营效果的核心指标，政府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通过公开企业运营信息，建立消费者监督机制等手段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环境保护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业内涵在不断延伸，相信在“十二五”期间这一新兴产业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参考文献：

[1]王立红,刘柏静. 我国环保产业的战略选择[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7（06）.

[2]季绍武,徐长城. 政府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4（01）.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4

一、公共组织的运行环境

（一）组织目标的模糊性和多样性

私人企业以获取利润或收益作为组织目标，而公共组织的目标则不同，是每年在财务和其它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或服务。公共组织的财务管理，通常关注更多的是财务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即关注营运资本的来源和使用、预算情况及现金流量，而不是净利润或每股收益。与私人企业相比，公共组织的目标更多样化且较为模糊，难以清晰地确定。在公共组织中，不仅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而且经常出现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

（二）财务资源的来源

与私人组织相比，公共组织的财务资源的来源渠道和方式有所不同。企业主要是依靠投资者的投资和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来筹集财务资源的。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向社会公众发行债券、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及体制间结算等方式来筹集财务资源，而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捐赠和政府拨款取得财务资源。由于公共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他们通常不区分投入资本和收入。

此外，有些公共组织也会和私人组织一样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来获取财务资源，但是与私人组织类似的行为却有很大的区别。比如：

（1）公共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一般是垄断的，如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不存在竞争性市场来评价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2）公共组织提供产品或服务时，虽然也像私人组织一样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但收费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弥补部分成本。因此收费标准的制定通常不考虑产品或服务的供求关系，并只是以成本为基础。

（3）由于公共产品市场不具备竞争性，所以可供决策的信息（如价格、利润、市场份额等）较少，造成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

（三）公共组织的监管

不像私人企业，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是否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者根据私人企业的获利情况进行投资活动，这些对企业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在公共组织中常常缺乏竞争，资源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的受惠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或关联程度较小。公共组织的业绩和经营成果计量通常较为困难，公共组织不存在营利动机和营利指标构成的分配和规范机制，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而且，公众对公共机构的监督权力往往间接地通过自己的民意代表，如通过各级人大来反映公众的意愿，或者是通过新闻媒体等其它间接途径来表达意见。这种间接的监督行为要转化为促进公共机构产出的有效压力，往往很难和不准确。

（四）公共组织的规则导向

为保证公共资源被恰当使用，避免出现不经济，无效地使用公共财务资源的情况，通常采取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其它控制机制进行约束。立法部门。监督部门及法庭的监督形成非常繁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限制，较多的外部权威的存在约束和影响了公共组织的运作和程序，导致公共组织形成“规则优先”的运作模式。规则导向使得公共组织对效率的判断不是基于结果，而是以遵守规则的程度为判断依据。同时，僵化而繁杂的规则体系限制了雇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五）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

公共组织是官僚制组织，具有以下特征：森严的等级制制度；升迁取决于职业功绩和技能；长期供职与官僚制度；照规章制度办事；信息的横向沟通较少、信息的获取较复杂和困难；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较快。由于公共组织外部存在众多的政治势力，内部有繁多的规则和制度限制，承受着较多的外部影响和压力，使得管理人员在决策过程中拥有较少的自主权。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对下属和下层机构的权威也相对较小。另外，公共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不存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规则和制度上的限制约束着工资、提升等外在激励的作用，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二、受托责任和公共组织的业绩评价

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石，公共受托责任的范围具有广泛性，评价不同的受托责任需求不同的会计信息。为考察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需要对公共组织的业绩进行考核，但对公共组织的业绩进行衡量通常较为困难，而且衡量业绩的方式具有独特之处。

（一）公共受托责任的广泛性

政府的受托责任通常被解释为政府从事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义务，或者是“对资源或活动从公众那里转移给政府当局而应负责任的一种转换”（gasb，1987，第56段）。公共受托责任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梯形受托责任”，由高到低可分为五个不同层次：

根据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地位的关系，公共受托责任可分为管理受托责任、公共（政治）受托责任和平等团体的受托责任。

公共组织牵涉到众多的利益关联方，如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纳税人和公民等，不同的利益方可能期望政府履行不同的公共受托责任，如对公共资源的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和政策等各个方面。例如，对于教育服务，学生和家长期望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关注的是教育产出；立法机构关注过程，即学校按法律、法规和预算使用资金：而纳税人关注投入，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上的最小投入，以便他们能少纳税；教师则关注学校的持续运营。不同内容和层次的公共受托责任，有些是可计量的，有些是不可计量的，同时不同的受托责任可能是；中突的，因此必须在不同的公共受托责任间进行权衡。

（二）业绩受托责任与公共组织业绩的计量

委托关系结束时，代理人必须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结果（即受托业绩）向委托人报告，由委托人按照法律规章或确立受托责任关系的其它依据进行检查评价，并经委托人同意后，才能解除这种受托责任。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是指各项收入来源或债券发行取得的财务资源应当按照其运用方面的限制来使用、依从预算、有效运用财务资源和资本资产的保全等方面的责任。受托业绩是委托人检查、评价其受托责任的基本内容，这要求受托责任的内容具有可计量性。正是由于受托责任的可计量性，使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成为必要。会计的本质决定了政府会计以反映和解除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作为其主要职能。

公共组织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通过公共物品的提供，从而使整个社会或特定群体（如学生、病人和穷人）受益。对他们来说，合适的业绩计量指标不是利润，而是社会或受益群体的受益水平。然而，社会受益水平的计量是很困难的，这类指标没法在会计报表中体现，因此只从财务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来评价公共组织的业绩是不全面的。在实务中。通常是使用基金会计来确保受托人按法律或合同约定使用各种不同用途的基金，并将实际业绩与计划、预算相比较来衡量他们的业绩。所以，公共组织的受托责任和业绩主要不是从财务的、经济的或定量的角度，而应主要从非财务的、非经济的和非定量的角度来评价、衡量。这正是政府会计为什么把政府的财务报告称为综合财务报告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的特征

由于会计具有反映性，公共组织的环境与企业的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具备特有而鲜明的特征。但会计也具有技术属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在实务中，企业会计常被作为基准用以评价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那么如何利用企业会计有关原理和技术来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呢？

（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目标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有三级目标，即基本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基本目标是保持公共资金的安全完整，防止腐败和揭露贪污。中级目标是促进合理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对象包括税收的征收、其它收入、购买货物或服务付款、借款和偿付债务等。运行良好的政府对各项业务活动都进行精确地预算或适当地计划，财务会计制度对经适当授权的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为此，政府须建立成本会计制度进行成本核算，使政府经济。高效地运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高级目标是帮助政府解除受托责任。公共受托责任存在官僚机构对首席执行官的受托责任、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受托责任，政府对公民的受托责任三层受托责任。解除受托责任的目标可通过增加代理人披露信息的激励和减少委托人的信息成本来更好的实现。

与企业会计首要目标是决策有用性相比，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石。财务报表是提供给资源提供人易于评价管理当局受托关系的报告。公共受托责任强调对项目受托责任和业绩受托责任进行计量和报告，但也须对政策受托责任、过程受托责任、合法性受托责任进行适当地报告。业绩计量不应受利益关系集团的操纵，不含糊且明确的计量是履行受托责任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特别强调客观性。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控制

公共组织的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不存在所有者权益，一般不受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约束。公共组织主要通过法律（规）及合同条款、基金会计和预算控制来替代其所缺乏的市场规则，并对组织进行约束和控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负债=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支出=结余。

1.主体和基金

公共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以及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很难明确地制定管理者的业绩评价标准。结果，与公共组织进行协作而发生交易的主体，只能通过在理事机构（各级人大、理事会）中寻求代表和对管理决策施加适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广泛使用基金和基金会计。

环境保护部职能定位 篇5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环境保护部，这是几代环保人的期盼，昭示了国家发展和前进的方向，凝聚了人民的意志，环境保护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具有深远意义。具体来说，首先，这一举措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体现，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其次，这一举措为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表明环保工作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第三，这一举措有助于提高环境保护的国际影响力和树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四，这一举措为理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五，这一举措为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的高度融合、推动环保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问：相对于过去的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部具有哪些新的职能？哪些职能将得到加强？

答：1998年设立国家环保总局时，国务院“三定”方案明确其职能定位为执法监督，职能领域包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安全监管。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为加大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力度，组建环境保护部。主要职责是，拟定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等。”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紧紧围绕污染减排工作目标和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着力抓好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工作，重点强化综合管理、宏观协调、公共服务职能，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切实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

问：环境保护部成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保厅局如何调整机构，转变职能？

答：地方环保机构具体如何设置，根据事权划分，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考虑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地方机构改革要根据各层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合理调整和设置机构。国务院决定组建环境保护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相信地方政府也会进一步提高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强化环保机构设置。

根据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这次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我们将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坚持职能转变、理顺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作用。

职能交叉之困

尽管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环保部成了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参与国家的有关重大决策。但与国家发改委等大部门相比，有一个现实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环保部门仍旧是一个弱势部门。

环保工作非常难干。”一个原因是环保部门与其它部门相互交叉的职能太多，而且很多部门还是作为政府组成机构的强势部门，所以，环保局要与这些部门协调工作时，非常困难。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一般分散在发改委、环保、林业、水利、交通、国土等多个部门，分管部门之间关系不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

目前环保部门很大一部分精力干的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在我们的职责中，没有这些事。”他打了个比方，建污水处理厂，这根本不是环保部门职责范围的事，但目前环保部门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做。再比如，淘汰落后的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是发改委管的事，但这也同样牵扯了环保部门很大一部分精力。

他说，眼下这种状况，工作协调起来，一是靠个人关系，二是靠减排责任状，用这个来促使其它政府部门来配合环保，“所以在这次机构改革中，一定要解决职能交叉的问题。”

据了解，即便是在环保部内部，职能交叉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比如环境监察局与污染控制司之间交叉的职能较多。一位地方环保局的领导称，这次环保部成立，并没有人们原先所想象的那种大环保的架构，比如将林业、水利等部门的相关职能纳入环保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环保部门已有的职能加重、凸显出来，对完成环保工作才有保证。

专家希望环保部成超部门决策机构

“我们特别要注意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对环保部主要职责的说明。”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指出，国务院对环保部提出了四项明确职责：拟订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

“这四句话实际上是四个主要职责。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的思路，对新组建的环保部如何定位。”王玉庆说，这次把功能区划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环保部应该考虑将水利规划、国土规划、海洋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等四大功能区划都建立在环境功能区划基础之上。

当然，环保部的主要职责是污染防治。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称，眼下，尽管“中央政府对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目标充满信心”，但“任务还相当艰巨，形势非常严峻”。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扬祖认为，环境监测是环保部门最大的一支队伍，如何对环境监测队伍进行有效管理，充分发挥环境监测队伍的科技支撑作用，是成立后的环保部在机构设置上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需要加强的职能就是环境监察。“如果没有监测和监察这两支队伍，环保部门就像缺少了两只胳膊，根本没法工作。”环保部一位工作人员说。

近日，有环保部门的领导建议，在这次环保部机构设置上，设立两个局：“环境监测局”和“环境执法局”，并相应制定并出台环境监测条例和环境监察条例，把这两个部门的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

不过，就环境监测与环监执法部门是否实行垂直管理，一些地方环保局心存担忧。

“从地方角度来讲，环境监测是地方局掌握环境状况的最基础性部门，环境监察也是执行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如果实行垂直管理，地方局在开展工作时可能就会产生困难。”一位地方环保局领导说。

眼下，农村环境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为此也有人建议在环保部成立“农村环境司”，地方局照此设置相应的机构，以避免环保工作“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

而按照国务院此次机构改革的思路，环保部成立只是第一步，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有关林业、水利、海洋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职能有望纳入“大环保”的体系中。知情人士亦透露，在此次环保部的机构设置中，有可能为将来的大部制留有余地。

要提高环保机构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问题的参与权、话语权和统筹协调能力，“从国外经验看，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能越强化，其环境保护效能发挥得也就越明显。”

“在国务院机构缩减和编制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我部“三定“方案在职能、机构、人员编制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增加了人员编制和司级领导的职数，为推进环保工作的历史性转变，从工作体制上解决发展中的障碍。“参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是作为环保部的第一职能我不能确定，但的确为核心职能之一。”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告诉记者，自己也参加了部里7月25日的“三定”方案落实动员会。当时周生贤部长提出，环保部今后的职能配置将朝着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监督执法和公共服务4个方向强化。而在此以前，同样的问题被表述为综合管理、宏观协调、公共服务。环保部参与国家的宏观决策，由此可见已从纸面走向台前。

除参与宏观决策外，按照“三定”方案，环保部的职能定位将由过去的执法监督，转变为统筹协调与执法监督并重。因此，环保部的环保执法能力也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政府创环境 篇6

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人才走。

思路决定出路。

经济大发展，面貌大改变，实力大增强。

力度决定速度。

一切围绕着项目转。

要说怎么办，不要说不能办。

在解放思路中统一思想，在干事创业中抓好落实

以硬作风落实硬任务。

全力招引大项目，全力推进大项目，全力保证资金、土地 高境界、高起点、高标准、大作为。

干事干事再干事，落实落实再落实。

要跑得起腿，受得住累。

看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一切为了投资者，为了投资者一切

诚信理念，服务理念，公正理念，打造最佳投资环境。

要做路标，不要做路障。

抓工作落实是检验工作能力和执行力的试金石。

转作风、提效率、优环境、保增长、促发展。

打造工业强镇，实现跨越赶超。

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上水平。

宏扬求真务实精神，建设和谐文明方下。

努力开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更好更快发展新局面。团结一心干事业、齐心协力谋发展。

实施五项突破，建设文明和谐方下。

奋起赶超时不我待 科学跨越勇争一流。

敢于担当、勇争一流、跨越赶超。

全力抓经济、重点抓项目、突出抓招商、合力谋跨越。

企地共建、共赢发展。

深入开展“大项目建设推进年”活动。

鼓争先之劲，谋跨越之策，倡实干之风。

一切以发展为上、招商为大、项目为先。

讲大局、树正气，讲奉献、重实干。

建设大项目、培育大企业、聚集大产业、打造大平台。

热烈祝贺谷家台铁矿深部开拓工程开工。

热烈欢迎莅临参加开工仪式的各位领导。

追求新发展，实现新跨越。

打造百年矿山强企。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7

进入21世纪以来, 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和社会的责任感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去创造和谐的世界。

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环境的破坏也愈演愈烈。一些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 我们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 其特征是低开采, 高利用, 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续的利用, 要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我国人口基数大, 人均资源量少, 且生态环境恶化有加速的态势,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选择。

要促进循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制定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 必须对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考察和分析。本为对环境导向下的企业和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博弈分析。

1 博弈的基本假定

1.1 企业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现在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 人是“理性”的, 在现有条件下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一个独立进行生产经营的单位, 具有完全的理性, 即企业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1.2 政府作为一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机构, 它追求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他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是对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单位进行监督和惩罚的机构。

1.3 为了分析的方便, 假定企业在以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生产时, 在政府不进行检查的情况下, 社会公共利益损失为零。

1.4 政府和企业都清楚地知道在不同情况下啊, 各自的所得——双方具有完全信息, 对方均独立做出决策。

2 博弈分析

本文是关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一种是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标准进行生产, 以下简称“符合标准”;一种是未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标准进行生产, 即以传统模式生产, 以下简称“不符合标准”。两种生产模式所对应的所得利润分别为I1, I2。

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要对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企业进行检查, 以确定企业是否符合标准生产。政府在进行检查过程中, 无论企业以哪种模式进行生产, 政府都要支付检查成本, 设为C。企业在接受政府检查时可能“符合标准”, 也可能“不符合标准”。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的概率为q, 而政府要以概率p对企业进行检查, 以确保企业“符合标准生产”。如果企业“不符合标准”生产, 政府要对企业处以罚款, 设罚款额为F, 也就是说政府会得到一笔收入, 数额为F。但同时由于企业的不符合标准生产, 导致环境成本损失, 即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设损失为E。也就是说当政府对企业进行检查, 企业不符合标准生产时企业所得利润是I2-F, 社会公共利益所得是F-C-E。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博弈矩阵, 如下图所示:

在博弈矩阵中, 前一个数表示企业的收益, 后一个数表示政府的收益。如果假设I1>I2时, 即企业在“符合标准”生产要比“不符合标准”生产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理性”的企业必然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 对于政府来说, 在企业“符合标准”时最好选择不检查, 这样还可以节省开销可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来说, 企业“不符合标准”会比“符合标准”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一般I1

当I1

若给定p, 即给定政府检查企业是否符合标准生产的概率时, 政府选择检查 (p=1) 和不检查 (p=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其含义是如果企业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小于, 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如果企业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大于, 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如果企业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等于, 政府随机选择检查和不检查, 这时的检查和不检查没有区别。

若给定平p, 即给定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的概率时, 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 (q=1) 和“不符合标准”生产 (q=0) 的期望收益分

其含义为, 如果政府检查的概率小于, 企业最优的选择是符合标准生产;如果政府检查的概率大于, 企业最优的选择是不符合标准生产;如果政府检查的概率等于, 企业随机选择符合标准和不符合标准, 这时的符合标准和不符合标准是没有区别的。

因此给博弈可以概括为是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以的概率检查,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以的概率选择符合标准生产。更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现实中有许多家企业, 其中有比例的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 政府随机的按比例来检查企业是否符合标准生产。

3 结论与讨论

由 (1) 式可得, 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q与政府对企业的罚款额成正比, 与政府的检查费用成反比。由此可知政府对企业的罚款额越高, 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越大。如果政府地企业的罚款额很高, 企业可能更愿意选择“符合标准”生产;政府的检查成本低会提高企业被罚款的概率, 从而使企业选择“符合标准”生产地概率增大。

有 (2) 式可得, 政府选择检查的概率p与企业选择两种生产模式所得的利润差成正比, 与政府对企业的罚款额成反比。传统紧急模式额外所得多会激励企业选择“不符合标准”生产,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政府更需要检查, 而罚款额度对企业选择“不符合标准”生产是一种负激励, 所以政府也无需进行检查。

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政府要加大监督和检查的力度, 此外, 要加强循环经济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这样可以缩小企业在两种不同生产模式下的利润差, 以驱动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生产。另一方面, 企业受利益驱动自觉采用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生产, 可以减少政府的检查成本从而节约公共开支。

摘要：该文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环境导向的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了分析, 认为政府为了促进企业采用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生产, 不仅要加强监督和检查, 还应该推动循环经济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关键词：环境导向的循环经济,博弈分析,行为分析

参考文献

[1]石兆.推行环境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J].商业研究.2008 (2)

[2]林万祥, 肖序.环境成本管理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6)

[3]严法善.环境经济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环境保护与政府职能 篇8

关键词：环境非政府组织；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85-02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缩写为NGO。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指称那些在战争期间不为任何一方政府服务的战地救助或慈善组织，战后随着联合国的重建，非政府组织被作为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的中立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引入联合国机制。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均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1]后来泛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体系以外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尽管各国对非政府组织有不同的称呼，但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非政府组织的六大特征被广泛接受，即正规性、独立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我国官方早期称呼其为“民间组织”，近年逐渐与国际通行称呼相一致。

一、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形成

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政府或市场在资源配置出现失灵时的产物。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通过市场供求关系与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但会导致垄断、社会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现象，凯恩斯主义建立了国家干预理论，但国家强制干预也会导致效率低下、权力异化等政府失灵。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又造成了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瓶颈时期，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1948年，全球获得在联合国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只有40个，2007年则上升到三千多个。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事务中的生力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产生于清末民初，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才加快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政治生活环境的宽松化与公民日常生活中价值选择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也迅速崛起，在政治参与、行业管理、社会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8年3月，我国拥有各类社团2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41个。

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中产生的。在我国环境保护问题上，也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我国20世纪50年代前，环境问题还不十分突出，也没有成文的环境保护法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导下，毁林炼钢、开山种地、围湖造田，使我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爆发了几次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如“北京官厅水库水污染事件”，黄河沿岸八省区工业区对黄河的污染等。1973年8月，中央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形成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工业与制造业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私营和外资企业数量激增，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从国企迅速扩展到众多性质的企业，环境问题更为严峻。在此情况下，国家于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估法》，要求各工程项目开建以前必须提交环评报告，实行工程建设环境评估一票否决制。但实际上，许多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估流于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或某些利益团体，为实现经济增长或团体私利，提供的环境评估报告缺乏真实性，实则走过场。当地方政府与企业成为破坏环境的主体时，为维护公众利益而成立的第三方组织才能成为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我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就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新机构领域的兴起是对政治领域状况以及大众媒介、互联网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领域的机会所做出的一种回应”[2]。

二、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

环境非政府组织尽管发展较晚，但迅速成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排头兵。20世纪70年代始，我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以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但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是1994年梁从诫在北京创立的“自然之友”。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举办了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从此，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开启了迅速发展的时代。

进入21世纪，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08年10月，中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3 500多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 309家，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 382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90家，港澳台民间组织约250家[3]。环保民间组织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生态资源丰富省份，环境非政府组织类型众多，主要有国际驻华机构、官办组织、社会环保组织、草根组织、高校环保社团等。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特点有：非政府性，即不具有任何行政权力；公益性，即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以环境保护为主旨。

但是，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着发展中的困境。

1.社会各界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认识不到位。目前，社会各界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认同度不是很高，许多公众对民间环保组织的存在与活动不关心、不了解，一些民众缺乏对自己身边环境事件的关注，而有的政府部门对环保组织发起的一些活动不支持甚至反感、阻挠，认为是与政府对着干、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政府的政绩。

环境非政府组织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又需要通过社会渠道获得生存与发展资源。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引起广大社会公众的强烈共鸣、形成广泛的社会互动，才能使活动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从而给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体造成压力，阻止其破坏行为的继续。因此，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合作是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原因在于环境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及我国目前的体制。无论是哪一类环保组织成员，有两个特点是一样的。一是他们对环保的热情，二是他们应具备从事这项公益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

但是，从事环境保护事业仅有热情与奉献精神远远不够，必须掌握环保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熟悉中国环保的法律法规政策，能把握中国环境状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提高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它关系到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与作用的发挥。

同时，在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资金和人员严重缺乏，是非政府组织生存的一个困境，环境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资金的短缺及筹措困难，导致组织活动困难，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造成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时一些环境非政府组织从其诞生，就有依赖于政府的倾向，或由政府机构推进成立，或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员创建，甚至有的环保组织负责人或创始人，曾经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这使得这些组织不仅在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补贴资金，甚至在组织功能、活动管理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具有强烈的“二政府”色彩。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工作上不能充分发挥“第三方”的职能，会导致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上的困境。

3.利益的博弈中的职业道德缺失。非政府组织是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制度安排，当今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大量非政府组织。但是只有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权，非政府组织才能有良好的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社会分化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环境非政府组织亦是如此。但是，政府、公众作为利益不同的多方，在环境问题利益诉求上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政府注重的是经济指标（政绩）及环境责任与目标的实现，当两者矛盾或冲突时，其往往重当前指标而忽视环境责任，而公众在环境面前也可以分为环境受益者与环境受害者，当前环境受益者与预期环境受害者等。在环境利益面前，这几方力量进行较量与博弈，环境非政府组织处于各种环境利益与环境事件争执的漩涡中，由于自身的利益与素质，往往难于正确或公正处理各种涉及环境利益的纠纷，而偏离职业道德的轨道，造成道德迷失。有的人员甚至沦为一些组织或利益的工具，成为损害社会公众合法环境权益的祸首。因此，如何在不损害公众环境利益的同时，在各社会主体环境利益之间进行协调，维护社会的环境正义，是环境非政府组织面临的重要伦理问题。

三、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

要促使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必须解决其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培育志愿精神。仅有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途径，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载体，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归根结底是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参与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事务。因此，对公众进行意识上的引导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培育与强化公民意识，特别是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从而改变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行为习惯，造就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个体。要培育志愿精神。志愿者队伍的培养是促进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环节。志愿行为是行为者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等参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它使个人生活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中提升了意义和价值。因此政府要向民众宣传志愿精神，完善志愿者保障体系，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第二，改善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生存的法制环境。依据法律制度获得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合法身份，并依法开展活动、维护自身的权利，是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生存的前提与保障。我国现阶段对民间组织过于苛刻的准入制度限制了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这种现状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必须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建立相对宽松的准入制度。改革对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有阻力的法规和制度，对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环境非政府组织应该享有的权利，要制订新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也要依照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这样才能创造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既对非政府组织实施有效的管理，又能促进这些组织的良性发展。

第三，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只有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才能既有利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同。政府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部门和财务审计部门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监督机构，但目前监督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只限于年度检查。且政府的精力有限，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要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只能借助社会力量。社会监督主要包括第三方评估、传媒舆论监督和利益相关人及公众。第三方评估有利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保证组织的活力与创新性，提高公信度和效率；舆论监督对增进社会团体的透明度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媒体的覆盖范围广、影响面大，因而对环境非政府组织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利益相关人及公众的参与可以提高监督的透明与公平。当然这几种力量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要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要有配套的体制才能得到实施，达到监督的效果。

第四，提升环境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实力。提升环境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实力，是其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的决定性因素。环境非政府组织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树立使命意识，建设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公开，赢得社会的信任。要吸引相关的专业人才加盟，提高组织的专业能力。组织成员对环境科学知识掌握得越丰富、专业技术方面掌握得越多，越有利于环保事业的开展。

总之，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历史较短，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规模还是发挥的作用都比较小，还存在政府部门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认为不到位、公众参与度不高、组织自身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要发展与完善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全面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志愿精神，同时，加强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创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促进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杰，张海滨，张志洲.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GuobinYang.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

ics in China[J]. China Quarterly，2005，（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