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共12篇）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 广泛利用诸如税收、收费、排污权交易、押金等经济政策来保护环境。而经济政策的最新发展趋势就是利用财税政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突破口。就财税政策角度而言, 解决环境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建立和健全环境税, 进而使整个税制体现环保要求。

一、西方环境保护税收的主要内容

环境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 其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庇古税。从国外环境税的具体应用来看,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其产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 要求排污者承担监控排污行为的成本, 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 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 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 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纷纷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各国纷纷推行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

总体来说, 世界各国开征环境税愈加普遍, 环境税费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但由于各国国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 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反映环境管理思路的具体税费结构存在很大差别, 开征的具体税种、开征方法五花八门。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环境污染的范围较广, 污染的方式很多, 但目前仅对能源、运输及二氧化碳对环境的污染课税, 且是少数国家课税, 大部分污染源并不在课税对象之列。

由于各国均已认识到, 必须对排放二氧化碳破坏臭氧加以控制, 以减缓全球变暖或所谓温室效应。有些国家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等对排放二氧化碳者征以“消费税”但由于税率过低, 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显得力不从心, 更何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只从战略上重视污染问题。

二氧化碳税是按二氧化碳的单位排放量征收的一种消费税。一般而言, 碳化物消费税的单位税额与能源价格密切相关, 而与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之间无相关关系, 而对煤这种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能源除瑞典和瑞士外, 其他国家根本不征税, 有时甚至给予补贴 (表1) 。而在大多数OECD国家石油产品的氧化物消费税单位税额都超过200美元 (法国、意大利更高) , 美国仅65美元;各国天然气单位税额更低, 却不能有效阻止各国二氧化碳污染排放量, 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种相互协调的二氧化碳税, 至少连共识均未达成, 因此, 对于各国单方面征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据资料, 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卢森堡位居第一, 达9公吨/人均, 美国次之, 5公吨/人均, 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人均3公吨, 日本、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法国, 人均2公吨, 西班牙、葡萄牙量最少, 人均1公吨 (图1) , 而OECD国家整体而言, 二氧化碳的来源主要为能源、运输、工业及家庭和商业, 其中能源的碳排放量达35%;运输占到25%;工业占20%;家庭与商业碳排发量达20%。可见, 能源、运输、工业是二氧化碳污染的主要来源, 全世界各个国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 特别是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业务, 各国只有从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而不是从当前经济利益出发, 在国际范围协调产生一种达成国际共识的二氧化碳税, 并采取共同的治理二氧化碳污染的技术开发、技术应用机制, 方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洁净的天空和稳定的生态环境。

污染税在国际上虽为起步阶段, 但他与治理污染的其他经济手段如补贴、排污交易、排污收费相比, 是最优的治理污染手段, 具有下列优点:一是污染税能有效降低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使排污量在经济刺激下自动达到最优排放水平。即把排污量降到单位污染物税金等于其边际处理费水平。而补贴即不能有效控制污染, 反而有可能使排污者为多得补贴而扩大排污量。二是污染税有利于提高技术与污染治理水平。因污染税税金等于处理污染的边际费用, 因此, 排污者改进治污技术, 使治理污染边际费用降低, 排污者会少缴污染税。三是污染税有利于筹集资金, 为国家解决重大污染源或重大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四是污染税确立了政府对环境的所有权, 让排污者纳税体现了公平原则。

二、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缺陷

(一) 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 即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

国外普遍开征的汽车燃料税、能源税、噪音税等我国基本没有设立。此类税种在环境税收制度中应处于主体地位, 它们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 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 弱化了税收的环境保护作用。

(二) 现有涉及环保的税收政策中, 有关规定不合时宜, 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

如资源税纳税人缴纳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 而与资源开采的环境影响几乎无关, 无法有效引导和监督开发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同时, 征税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等缺陷, 都制约了其环境保护作用的有效发挥。消费税虽然在2006年4月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将石油制品和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纳入了征收范围, 但没有把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源纳入征收范围, 税率 (税额) 的确定还没有完全考虑这些消费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城市维护建设税始终处于附加征收的地位, 缺乏独立性、收入规模小, 容易导致税负不均, 使负担与受益脱节。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能通过调节投资变量对环境保护产生影响, 发挥限制污染和低效使用能源的作用, 但2000年始已暂停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比例极低, 2005年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为137.33亿元, 仅占税收总收入的0.44%, 而且该税的纳税义务人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 又有许多免税规定, 因此对城镇节约土地资源和合理使用土地基本上没有刺激作用, 只不过是补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小税种。耕地占用税也由于覆盖范围太窄 (只涉及耕地占用, 没有包括林地、草场等) ;税率明显偏低 (目前执行的税率仍为1 987年开征时确定的税率) ;优惠政策把关不严, 偷逃税款严重;分成比例不合理, 地方上解中央比例高达80%, 导致征收不力, 无法有效保护环境。

(三) 在其他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较少且形式比较单一

1. 在增值税方面, 自1999年10月起, 对企业使用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节约用电技术和产品享受免税优惠;自2001年起对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实行即征即退;自2001年起, 对利用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等实行减半征收;自2001年5月1日起, 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其收购的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 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的废旧物资可按照普通发票上注明金额的10%计算抵扣进项税额;自2001年7月1日起, 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 (公司) 随水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予以免税;对部分有利于环境的产品, 如暖气、煤气等实行13%的低税率。

2.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对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 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为处理其他企业废弃的、在《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内列举的资源而新办的企业, 经批准可减征或免征1年企业所得税;对专门生产《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 (产品) 目录》 (简称《目录》) 中的设备、产品的企业及其独立核算盈亏的分厂、车间, 年度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使用《目录》中的国产设备, 经批准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对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线的企业取得的赠款免税。

3. 在外国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方面, 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专有技术而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可按10%的税率征收, 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 可给予免税。

4. 另外, 在其他税种中还有一些优惠手段。但总体上看, 主要局限于减税和免税, 受益面比较窄, 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同时, 大多属于事后鼓励, 对治理污染的效果并不明显。当然, 我国还有一部分环境管理的收费制度, 如排污收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区使用费等, 但这些收费制度除了普遍存在刚性不足、征收范围偏窄、收费标准偏低、不能体现地区差异等问题外, 还各有不同的缺陷。

三、在和谐社会下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完善现行税法体系

(一) 增值税

继续对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方式实行优惠照顾, 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 在增值税方面给予优惠;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加重课税力度。

(二) 消费税

消费税的税目设置应考虑环境保护因素。但现行消费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着一点, 有很多对环境极易造成危害的商品并没有被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比如电池、塑料包装袋等一次性、不可降解产品等。因此, 应在现有立法基础上, 更多地考虑环境因素, 发挥消费税在引导绿色消费、抑制对环境有害的消费方面的作用, 逐步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 并根据商品对环境影响程度而实行不同的税率。

(三) 关税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我国许多地区以来料加工等名义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废弃物, 在取得微薄的加工费的同时, 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发达国家对环境的重视程度的增加, 外商将本国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和设备转移到我国, 同时也造成污染的转移。因此, 我国在进出口环节征收环境关税迫在眉睫。

(四) 所得税

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和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 在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 同时对环保企业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等。在实行所得税加速折旧制度时, 应允许对防治污染的设备和设施、无公害生产设备、特定基础材料、废弃物再生处理等设备加速折旧, 以促进设备不断更新, 求得更快更好的治污效果。

(五) 资源税

改革资源税, 首先在税率方面, 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 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 同时考虑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 实行差别税率;其次, 为了充分、永续地利用我国的资源, 进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应创造条件扩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当前, 最紧迫的是把水这一重要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对在工业生产中直接抽取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进行征税。此外, 在条件成熟时还应逐步把土地、森林、草原等重要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收范围。

四、弥补现有税法的缺憾, 颁布真正意义的环境税法

(一) 改排污收费为征收污染税

为使污染者的外部成本内在化、法律化, 把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改为污染征税制度, 会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第一, 将收费改为征税, 可使污染者认识到对其污染付费负有法律责任, 从而提高污染者的环境保护意识;第二, 征收污染税后, 征收的执行管理工作统一到税务部门, 防止政出多门, 减少机构重叠和管理费用膨胀。

(二) 开征环境保护税

1. 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环境保护税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污染产品的企业和个人, 都要按照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其课税对象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废弃物以及有污染行为的商品, 对于课税对象可具体设计几个税目进行征收, 将目前对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或行为作为征税对象, 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氟利昂、汞, 造纸厂、皮革制造厂排放的污水、热电厂排放的烟, 鎘电池的生产和农业生产喷洒的农药、家庭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等。

2. 税率。

为贯彻公平和适当调节的税收原则, 税率的设计应按产品附属污染物含量和浓度确定, 对于浓度相同的污染物应按照排放数量来规定税率, 对于浓度不同的污染物应按照浓度高低来确定税率, 税率类型总体上应选择超额累进税率为主, 体现税收差别。同时, 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 应建立退税机制, 对于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标准的按一定退税比率, 给予退税。

3. 计税依据。

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可参照国际通行计税标准, 按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确定。

4. 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税应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 坚持中央统一领导, 同时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在具体征管中, 要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并在环保部门的配合下进行。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为建设和谐社会, 人们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加关注。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缺陷表现在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专门性税收, 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 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量少而单一等几方面。只有完善现行税法体系, 通过改排污收费为征收污染税和开征环境保护税来建立环境保护税的税收制度。

关键词：和谐社会,环境税,税收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哲林.环境税的国际比较及借鉴.中经网[DB/O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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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粱本凡.绿色税费与中国[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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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欣闻.税收优惠助推环保产业[N].中国财经报, 2003-06-05

[6]麦锡尔.经合组织的税收政策—选择与冲突[M].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7.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2

2018年一季度迎来水资源税开征第二个征期及环境保护税开征首个征期，根据省、市安排部署，在水利及环保部门的大力配合下，XX局顺利完成水资源税及环境保护税的申报及入库，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把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一）建立顺畅的部门联动机制

费税改革工作启动以来，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按照上级安排部署，成立了由财政牵头，地税、水利、环保部门参与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顺畅的联动机制，形成了一体化的工作链条，为摸清税源底数，顺利实现费税改革建立了组织保障。

（二）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工作顺利完成

县地税重点对下级部门下发的排污费征收名单进行甄别比对，排除罗屯邮电支局等X户项目完工纳税人，排除X户注销及非正常纳税人，排除XXXX等X户停产纳税人，通过调查新增环保税纳税人X户，目前已完成对XX户纳税人的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工作。、（三）水资源税用水量确定情况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地方水务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取用水户信息核实和确认工作的通知》（鲁水资字〔2017〕27号）的要求，自2017年10月中旬开始，通过实地调查、一对一和集中培训等方式，对XX县境内的16户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企业用水户进行了摸底调查，梳理辖区内取水许可户信息，对16户取水用户取水口及计量设施经纬度进行了精确定位，并根据抽水泵额定功率测算用户取水量，同时填写并上报了《取用水户信息登记表》，共完成已办理取水许可证《水资源税纳税人调查确认表》16份。同时，XX局高度重视水资源税征管工作，2018年一季度发现并新增水资源税纳税人3户。

水量是否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税征管工作，XX局高度重视水资源税申报质量，对水资源税申报数据与山东省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严格比对，确保纳税人水量申报准确。

二、申报及征收情况

2017年12月份，XX局共实现水资源税127.69万元。2018年一季度，19户企业已全部完成水资源税申报，累计申报一季度水资源税413.55万元。

2018年一季度45户纳税人已全部进行了环境保护税申报，申报税款142.94万元万元。

三、费税改革工作开展措施

（一）重视政策宣传、内外兼修，提高政策明晰度 为保障水资源税与环保税改革顺利上线，明确传达费税改革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目的，XX局进行了点面结合的政策宣传，通过召开现场政策培训会、重点企业入户宣传与集中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就费税改革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税源采集、税额及申报等方面向全社会进行了明确的传递，在传递水资源税及环保税政策的同时，提高了纳税人的接受能力和理解程度。

水资源税及环境保护税作为新开征的税种，对于地税部门来说也是一门新课程，特别是环保税涉及到许多专业名词，为摸清税源底数，自2018年3月开始，XX局先后组织2次全县环保税纳税人培训，并邀请环保部门对污染物信息进行了讲解；3次组织县地税系统内部培训，组织干部职工重点学习了《山东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相关法律规章，并抽调各管理单位9名骨干人员前往市局参加相关培训,培养了一批政策掌握较好的业务骨干。

（二）强化实地核查、查缺补漏，摸实税源底数 XX局组织人员集中受理企业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工作，为提高数据准确率，受理时将环保部门提供数据于企业环评报告及《关于发布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的公告》（环保部2017年81号公告）相结合，在企业自行填报《污染物基础信息采集表》的同时及时更正填报错误项，确保了据实进行污染物信息录入。

同时，为确保水资源税计税依据准确、纳税人税负公正，XX局与县水利局联合，就辖区内水表损坏或疑似数据不准确的3户企业进行了实地核查和测流，并督促纳税人及时维修及更换水表。此外，XX局严格按照《XX县水资源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部署，开展水资源税税源调查。

（三）畅通反馈路径、提速增效，实时解答疑问 为及时解答纳税人水资源税及环保税申报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XX局通过税企交流群及办税服务厅led屏向纳税人公布业务骨干人员联系电话，截止4月11日，累计通过税企交流群为纳税人解答问题102条，受理纳税人咨询电话98通，极大的方便了纳税人。

三、相关问题及建议

（一）浅层水与深层水的划分标准问题。此类问题是关系到纳税人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确定的重要条件。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中“水利管理，地税征收”的要求，建议水利部门尽快出台浅层水与深层水的划分标准，为准确确定税额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现阶段在新的划分标准未出台之前，原来的标准可否参照执行，如可以，请水利部门提供相关标准。

（二）公共供水官网覆盖内外问题，此类问题是关系到

纳税人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确定的必要条件。根据《山东省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由各市、县（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向地税部门传递。

（三）请协调组织住建局等相关部门，调查施工企业疏干排水的相关数据。做好施工企业疏干排水的水资源税征收工作。

（四）环境保护税申报时，纳税人填写减免税表时对于减免金额为0或污染物排放最大浓度值超标的情况下，数据无法保存，建议为了后期便于掌握减免情况保留对应数据。另外，对于环境保护税税源维护中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值一栏，外网申报时可以进行直接改动，如纳税人自行将排放标准调大，就造成虚假享受减免，同时此类问题比对比较困难，希望从后台加以限制。

（五）对于使用检测机构检测的环境保护税纳税人，需要通过检测报告中的小时废水或废气排放量乘以月工艺流程耗时计算得出，工艺耗时企业自行申报，而税务部门难以核实，造成很大风险。同时按照《环境保护税法》，采用检测机构检测计征环保税的纳税人，需要按月提供对应检测报告，纳税人提出费用过高难以执行，同时环保部门仅要求企业每年检测2次即可，造成了较大的争议。从第一季度申报情况来看，采用检测机构检测环保税纳税人申报税额均在10

元以内。

（六）采用产物系数法申报的环保税部分纳税人产排污系数难以确认。目前仅依据环保部2018年81号公告执行，但部分纳税人有时很难对应，希望上级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对所有行业产排污系数进行明确。

什么是环境税 篇3

答：环境税也称生态税、绿色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

当前，我国并没有征收环境污染税的正式法律，相关的只有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排污费缴纳者为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以看到，我国目前排污费的征管对象是污染排放量较大的企业，收费目的是用经济手段调整企业的环境行为，督促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而城市中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居民生活用水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等个人行为都未列入排污费征收的范围。另外，由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而且收费者为地方环保部门，容易出现因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等情况。

我国目前环境税出台的重点，首先应该是“费改税”，将排污费的征收权收归税务机关，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的《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到，2014年财税改革工作重点包括加快推动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

除了排污费转税之外，二氧化碳税也是财政部考虑适时征收的税目之一。首先，通过对生产化石能源的企业征税，可以促进非化石能源和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次，对二氧化碳征税还可以影响汽油价格。我国目前已经有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如果政府出台环境税，并对汽车生产商或经销商按汽车排量征税，一方面会增加购车成本，使消费者购车时更谨慎；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引导汽车生产商生产、消费者购买小排量、低能耗的车。

世界其他国家在征收环境税方面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对高污染车辆征税：日本取消对生物燃料征税，对低排放车辆减税，使低排放量和混合动力车变得流行；挪威降低了柴油燃油税税率，同时降低使用柴油车辆的排放税，这是因为行驶相同距离，柴油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汽油车少，此举增加了柴油汽车的销售量和使用量；荷兰专门设置了针对各种机动车辆征税的税种，以及市政环保税，根据汽车的行驶里程数向车主征税，高峰时段时，汽车吨位越大、排量越高，车主需缴纳的税额就越高。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4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存在着矛盾,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旅游业有促进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使旅游业的发展在我国分成两派, 一种是旅游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建设, 另一种是旅游业发展抑制经济的建设。

(一) 在环境税背景下, 旅游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建设

20世纪60年代旅游业的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旅游的行业中来,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行业, 对世纪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据相关部门统计, 在20世纪90年代, 旅游业的增加值对全球GDP的影响远超其他行业, 也就是说, 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产业。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 我国旅游业的建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 由于旅游商品不受关税壁垒的约束, 因此旅游业还能促进商品的进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 对国际收支的平衡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 在环境税背景下, 旅游业发展抑制经济的建设

虽然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区, 过度发展旅游业也会对经济建设造成一定的阻碍。很多地区在看到旅游业带来的好处之后, 也想要效仿其他地区开展旅游业, 但是在进行之前并没有对该地区进行统筹规划, 使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物价上涨, 旅游商品本来是促进旅游地经济建设, 象征着旅游地文化风情的物品, 却在飞涨的价格中变成了游客避之不及的事物。不仅达不到提高旅游地经济效益的目标, 还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给居民带来了过大的经济压力, 只会使经济越来越不稳定。由此可见, 在发展旅游业之前, 必须要做好统筹规划, 不能过于以来旅游业, 要根据旅游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计划, 促进旅游业与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在环境税背景下, 生态环境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

(一) 生态环境与旅游业的良性互动

生态环境与旅游业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近几年来, 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改善这种现状, 首先要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 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够拓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 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对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生态环境与旅游业之间的良性互动。首先, 生态环境相对于旅游业来说, 其价值就是促进旅游业更好的发展,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 如果你旅游的时候, 你是希望在鸟语花香、风景宜人的地方还是希望在臭气熏天、漫天要价地方, 我想所有人都会选择前者, 由此可见, 想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充分利用好生态环境;其次, 生态环境的和谐有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让人们在观光的同时对植物、动物、地质等知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循环利用, 促进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 生态环境与旅游业之间的矛盾

生态环境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 有优势自然也有劣势, 在旅游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 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多恶劣的影响。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旅游的行业的中, 人类制造的生活垃圾不能及时带走, 留在旅游地堆积成山, 不仅会降低旅游景点的观赏性, 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再加上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会产生大量的废气, 严重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 加重了环境污染的情况。另外, 很多企业为了满足人们的各方面需求, 对旅游地进行随意的开发, 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使生态环境失去了其原本的样子, 毁掉了很多生物的家园[1]。

三、在环境税背景下, 如何协调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

(一) 大力宣传旅游环境税的好处

很多旅游企业并没有认识到旅游环境税的好处, 甚至不知道旅游环境税的内容, 但是在旅游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 旅游环境税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旅游环境税, 接受旅游环境税, 必须要加强对旅游环境税的宣传力度, 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每一旅游出行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从思想、环境、道德等各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旅游环境税的宣传对象也各种各样, 政府官员、旅游企业、旅游开发商、人民群众都在宣传的范围内, 要从旅游发展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是人民群众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保护环境的责任, 用民众的力量来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环境。

(二) 完善法律机制

我国旅游环境税的发展情况不是非常乐观的原因除了其宣传力度不足以外, 还缺少完善的法律机制, 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章制度, 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合法的控制, 即使不能提升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也要从法律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强制性的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从我国现阶段旅游环境税的实施情况来看, 针对旅游环境税的法律机制还存在很多漏洞, 像是在分工、核算、税基、税率等方面的规定都是不非常完善, 才会让旅游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由此可见, 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 确保旅游环境税的顺利实施。

(三) 加强绿色管理

我国很多旅游地由于旅游企业的肆意开发和人类生活垃圾的随意排放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不仅破坏了旅游地周围的生态环境, 使生物失去的家园, 还会影响到旅游地的观赏性, 长此以往, 会大大降低旅游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因此, 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 要以绿色管理为主, 积极的对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控, 像是水体、土壤、大气等各个方面, 与有关部门相配合进行综合治理, 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近几年来,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绿色管理手段, 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不断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 根据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制定具有我国发展特色的绿色管理计划, 确保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的全面发展。另外, 国家也要对参与旅游绿色认证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优惠, 为绿色旅游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四) 拓宽实施渠道

旅游环境税的存在价值就是协调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 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进行旅游业的发展, 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由此可见, 为了旅游企业能够积极落实旅游环境税, 充分发挥旅游环境税的作用, 国家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激励政策与优惠制度, 提出对旅游企业有利的政策, 加强旅游企业对旅游环境税的执行力度, 如果实施旅游环境税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那么旅游企业也会积极执行的, 以此来实现“双赢”的目标[2]。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 在环境税的背景下, 我国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之间既有良性互动, 也有矛盾冲突, 而妥善解决这个矛盾冲突就是环境税的存在价值。要不断加强对环境税的宣传与实施, 为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摘要：近几年来,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注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更加完善, 旅游成为他们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重要途径。旅游业如火如荼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是生态系统无法维持平衡, 因此, 如何协调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成为现阶段旅游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环境税,旅游经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

参考文献

[1]潘华丽.环境税背景下旅游经济与旅游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我国环境保护税问题及对策浅析 篇5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环境保护;征收

1引言

1.1研究背景。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自然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深，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环境，土壤污染、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造成的水源污染、不得不提的雾霾天气和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都表明环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有数据表明，我国现如今的污染水平与发达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相当，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也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促使企业树立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转变以污染环境为前提获取利润的发展模式。在1979年，我国试点实施了排污费制度，1982年向全国普遍征收，国务院将制度中的缴费标准由原来的超标排污费修改为总量排污费，又明确了废气、废水排污标准。虽然这一系列的制度的实施对防治环境污染问题有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力度不足，刚性不够，实施过程中效果减弱的问题。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出台，使得相关税种征收更具强制性和规范性，降低了征收成本，提高了征收过程中的实际效率。《环境保护税法》在年正式实施。

1.2研究意义。在新税法制度实施后，通过税法税收这个调节杠杆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的手段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此次《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的意义非同小可。但是由于环境保护税刚实施一年多的时间，尚未成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因此，文章对我国环境保护税的进行研究，对于理论、实践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2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影响

2.1增加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实施征收环境保护税，企业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随意排放污染物，让污染企业对本企业的污染行为以经济形势负责，增加了企业生产费用，一是体现在环境保护税的税收上，二是体现在企业内部为减排方面的治理成本上。与2018年之前实行的排污费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地方有权确定当地征收的具体税率，如果企业所在地方调整了环境保护税的具体税率，污染企业的税费就会增加;之前排污费虽然对环境污染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征管力度不足，过去在排污费征管过程中可能存在协商收费和欠缴问题，费改税之后，在税务机关征管下得以解决，之前数据造假引起的少缴费的情况也逐渐减少，因此污染企业的实际成本也会有所增加。

2.2倒逼企业转型，促进高污产业升级。在环境保护税实施之后，很多企业之前缴纳排污费的成本低于治理污染成本的现象将会得到减少，企事业单位因产生环境污染而上缴的经济成本增加，高排放高污染企事业单位面临着更高的税费，甚至是罚金。并且，在国家环保政策下，高污产业面临着淘汰的境地。所以，在长期发展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就会倒逼纳税主体选择寻求相对环保的替代品和进行技术革新，一旦这种行为少量企业得到利好结果，将会带动整个行业的绿色转型。

我国环境税改革的经济效应 篇6

【关键词】环境税；经济效应，双重红利

环境税也称为绿色税、生态税，其作用机理是通过税收的价格杠杆作用将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内化为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使资源由高污染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向高科技绿色产业流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有效保护自然环境。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污染税、资源税以及其它税种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环境税改革，是实施直接环境税，即直接以环境税的名义征收的税收。开征直接环境税带来双重红利：一重红利是“绿色红利”，即由于环境税的开征，减少甚至消除企业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另一重红利是“蓝色红利”或“效率红利”，环境税是一种不影响经济效率的庇古税，可以通过税收收入调节扭曲的资本和劳动分配，实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持续增长等非环境目标。具体的经济影响如下：

一、环境税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环境税给企业以激励，企业则对此激励做出积极响应，因为如果响应不积极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而个体的种种行为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现象也可称为经济转型。从企业层面来看，环境税的征收，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为了维持利润，企业必须采取技术创新、产品升级、设备更新等手段来提高产品价值和要素的利用效率，维持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是征收环境税所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从行业层面来看，同类型产品生产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及设备差异不大，征税后个别企业率先采取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设备更新等手段抢占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从中观层面看，由于在市场上，同类产品生产者之间采用的技术设备水平差异不大，在征收环境税后，个别企业会率先采用技术更新等手段重新抢占市场，以维持盈利水平，但是其它企业也会迅速采取应对策略，竞争市场份额。而这种竞争会扩展到全行业，从而使得全行业实现了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设备更新，最终，征收环境税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环境税改革对技术革新的影响

开征环境税会造成企业税负的增加，但税收的导向作用又能够促使企业调整生产。对此，主要从生产结构、产出效率两个角度阐述对企业（生产者）的影响。环境税促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面对污染行为和污染产品的税负，企业为了寻求利润空间，必须调整现有的产品和规模，提高资源使用率和生产效率，注重低能耗产品的生产，强市场竞争力。环境税作为税收手段，而税收对不同生产要素的弹性影响不同，如资本、劳动要素等，进而对各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影响；此外，企业在环境税的激励下，不断改善提升产品生产效率的技术，引进节能减排设备，通过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环境税改革对就业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会影响产业结构，从而短期会对就业市场产生冲击。具体表现为：一是征收环境税对传统的钢铁、石化、造纸等产业影响巨大，缩减这些产业的规模，引发企业倒闭和从业人员大规模失业。二是由于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倒逼机制，使得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三是征收环境税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出现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需要时间，需要重新培训，因而短期仍会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

四、环境税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环境税是一种税收，因而同样具有财政手段在社会资金配置功能中的资金聚敛、资金再分配和资金使用三个作用。征收环境税可以聚敛资金，增加政府收入，既可以形成专项资金治理环境，又可用来填补公共财政赤字，增加公共开支，消除不合理税收，同时还可以政府拨款形式直接资助环境保护项目以及企业和个人。

五、环境税改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可以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提升人力资本。由于环境税的征收，企业为保持利润，必须要进行设备更新、技术创新等。新设备和新技术的投入使用，必然要求劳动者能够及时更新自身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环境。劳动者的培训会拉动教育行业的发展。此外，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收入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因而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文化、医疗、保险等高层次消费需求增加，进而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六、环境税改革对消费的影响

对相关产品或行为征收环境税，消费者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税负。环境税增加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市场价格，导致个人减少对此类产品的购买，选择较低价格的低耗能、低污染产品。长期以往，耗能产品逐步被清洁产品替代，环保节能的消费观念逐步形成，社会整体的环保意识也会得到增强。

七、环境税改革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7

关键词：环境税,征税原理,框架设计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环境保护方面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可谓内忧外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绿色”将成为未来五年的热词。开征环境税是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手段之一,环境税也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我国环境税的开征原理

学者李兰(200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中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依存关系的存在性和合理性。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又会引起环境污染的改善,而这一转折不会自动出现。改善环境现状需要国家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主动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手段主要是政府直接管制、污染权交易制度、法律手段和环境税收等,其中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间接环境治理工具。

图1中,纵轴C为成本,横轴Q为产量,MB为边际效益曲线,PMC为边际私人成本曲线,SMC为边际社会成本曲线,T为环境税率。

环境税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Pigou)的外部性研究理论。庇古认为,市场机制无法对生态破环和环境污染这种负外部性发挥作用,需要政府通过征税或者激励的方式进行干预,从而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来说明环境税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即SMC曲线的斜率大于PMC曲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不开征环境税的情况下,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是B点的Q2,即PMC=MB时的产量,AC是由社会承担的外部成本。在征收环境税的情况下,PMC曲线上移,当上移距离T=AC时,征税幅度刚好使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此时,PMC+T=MB,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会选择产量为A点对应的Q1,同时,企业减少了产量(Q2-Q1)所对应的污染排放量。所以,理论上通过征收环境税可以使环境成本内部化,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一致,从而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二、我国环境税收制度框架设计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一是税制改革程序复杂,二是环境税独立出来需要与其他税种梳理关系,三是环境税征收技术性强,征收管理的具体操作还需研究。结合我国税制现状及环境税的发展前景,环境税通常有三种方案:独立环境税、融入环境税和环境税费并存。鉴于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及我国税制现状,这三种方案相互组合或为最佳选择。

(一)独立环境税方案

1. 直接污染税。

直接污染税是最符合环境税理论原理的税种,因其征税原则是污染者付费,计税依据是污染物排放量。该税收入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否则这种环境税就起不到刺激作用。主要可以设置以下三个税种。

(1)大气污染税。大气污染税的征税对象是在我国境内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的行为。大气污染主要由于煤炭和燃油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对能够监测到数据的大污染排放源,应按照实际排放量征税。大气污染税的税率应不低于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可由环境监察部门代为征收。对于纳入到大气污染税中征税范围,应取消相应的排污费收费,避免重复收费。

(2)水污染税。水污染税的征税对象是在我国境内排放污水的行为。纳税人为向周围环境中排放污水废水的企业和城镇居民。对于企业排放的污水,以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定额征收;对于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以家庭用水量为计税依据从量定额征收。企业排放的污水,根据其排放废水中所含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制定差额累进税率。水污染税税率的制定标准应不低于现有的水污染费收费标准,开征水污染税后应取消相应的水污染费。

(3)固体废物税。固体废物税的征税对象为在我国境内排放固体废物的行为。纳税人主要为在我国境内排放各种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计税依据为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税率以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的成本和收费标准制定。

2. 污染产品税。

污染产品税与直接污染税都是一种基于刺激的环境税,但其征收原则是使用者付费。征税对象是潜在的污染品,主要有能源燃料、电池、化肥农药、臭氧损耗物、一次性餐具、家用办公电器等。可设置以下两种税种。

(1)煤炭燃油税。煤炭燃油税的纳税人为所有使用煤炭燃油燃料的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以煤炭为燃料的,企业以实际耗用量为计税依据,个人以实际购买量为计税依据;燃油以纳税人的实际购买量为计税依据。税率依据单位煤炭和燃油对应的污染气体排放量,参照排污收费标准制定,由燃料销售部门代收代缴。对于可监测排污数据的大污染源,为避免重复征税,可免征煤炭燃油税。

(2)特种产品污染税。征税对象为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产品或消费品,包括电池、臭氧损耗物质、家用办公电器、包装材料、一次性方便餐具和化肥农药等。纳税人为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计税依据为产品价格,由产品销售部门代收代缴特种产品污染税。税率需要根据各类产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具体制定。

污染产品税,可以对企业和国民起到调节作用,引导人们走向更加清洁环保的消费之路,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3. 生态保护税。

生态保护税的征税原则是破坏者付费。征税对象为矿产资源开采和自然保护区开发使用的行为。纳税人为矿产资源开发单位和个人,自然保护区的消费者。矿产资源开采以资源品目和开采量为计税依据;生态自然保护区以景区实际游览流量为计税依据,按人次定额征收,由景区代收代缴。矿产资源开采的税率各税目应全国统一。

(二)融入环境税方案

融入税方案是指在现有税种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和完善部分税种,与环境收费制度共同作用,同样能达到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目前,我国的税制中已在多个税种体现了环境税的作用。

1. 增值税。

现行增值税已经对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实施免征或即征即退、先征后退等优惠政策,可通过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加强其环境税作用,如对于企业购置的治污设备和节能设备可以考虑加计扣除进项税额;对于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在其他优惠项目中加以限制,不予或少予减免优惠。

2. 消费税。

现行消费税覆盖范围小,可将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对于使用“绿色”能源的汽车予以免征消费税;对造成白色污染的产品如一次性餐饮容器、塑料袋等纳入消费税征税费范围;对不可再生能源如煤炭、石油等征收能源消费税,同时对于清洁煤等环保能源免征消费税。

3. 资源税。

就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就减少污染而言,在资源开采环节征收的资源税却不如在消费环境征收的消费税效果明显,因为消费者的商品选择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因此,资源税应将重心倾斜在环境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上,应考虑将水资源、草原资源和森林资源等纳入到征税范围中,以实现对全部资源的保护。2016年7月,我国已经在河北省试点水资源税的实行,水资源税是针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使用为征税对象。

4. 车船税。

在现行的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实行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安装尾气净化装置的同排量汽车予以税收减免优惠。

5. 其他税种。

可通过关税,控制污染性产品和技术和鼓励环保技术进口;扩大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税范围,将其作为独立税种,拥有独立税基,将提高收入部分专项用于环境保护;将湿地和农村非农业用地纳入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等。

(三)环境税费并存方案

环境税与环境收费都是通过改变成本价格来刺激污染者对其生产和消费行为做出改变。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收费制度,独立环境税方案与其有诸多重复之处,但我国的环境收费制度,收费标准和征收率偏低,环境收费远低于平均边际治理成本,这就为引进环境税提供了机会,税费并行以提供更强的刺激力度。环境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两者并行的协调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各种项目上环境税费形式上的选择。理论上,征收对象稳定且征收比较容易的,可以选择环境税的方式,如果征收对象不稳定,征收较难的就采用收取环境费的方式。

我国目前的环境收费制度中,有几个大的收费项目有转为环境税的可能,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水资源费;同时可以引进新的环境税,如碳税、生态税。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硫税、氮税、碳税等采取差别税率的刺激效果更高;而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等数额较小的费用可以继续保留收费形式。

环境收费和环境税并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税费形式上的选择,在立法、规范收入和预算管理上都要重点考虑。税费形式的选择以法律的方式确定下来,可以减少征收的阻力,减少乱收费的状况出现。环境税费并存的条件下,提高征收标准,税费合计收入应不低于边际社会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交点处的环境治理成本,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可接受性,征收标准不宜过高。

三、开征环境税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一)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战略

环境税收制度的建立应首先减少甚至取消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其次应在现有的环境税费并存的条件下,通过对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其他税种的环保化改革,对现有税制绿色化,最后引进独立环境税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独立环境税和现行税种、环境收费之间的协调关系。

(二)保持总体税负平衡

如果增加环境税目或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的同时没有对其他税种的税负调减,那么势必会造成总体税负水平的上升。宏观税负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储蓄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消费水平降低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可以考虑降低其他税负比如,对生产和使用环保产品的企业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通过技术革新、使用替代能源等方式转变企业生产模式;提高个税起征点,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弥补其承担的环境税负担等。

(三)加强环境税的公众宣传

开征环境税能够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只有得到公众的支持,环境税的开征作为一项全新的项目才能顺利开展下去。可以通过媒体、税企交流等方式,向公众宣传开征环境税的意义、作用和必要性,同时要将因环境税开征而制定的其他税种的优惠政策宣传到位,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同时更容易接受环境税的开征。

(四)建立专款专用的资金使用机制

目前,对于环境税的征收均以环境治理成本为线制定标准,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将环境税费收入转移到其他转移支付款项中而引起公众对环境税开征的抵触,建议环境税费收入专款专用,将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和提高能效、再生能源研究等技术领域。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中国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设计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2).

[2]李兰.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09,(6).

[3]梁丽.我国开征环境税:源起、机理与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2010,(9).

[4]俞杰.环境税“双重红利”与我国环保税制改革方向[J].宏观经济研究,2013,(8).

[5]蒋金法,等.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2016,(7).

市场结构、环境税与福利效应分析 篇8

在环境经济学文献中,对产生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行为征税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规制手段一直备受关注。该思想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1920)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应根据企业排污造成的社会损害对企业征税,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资源配置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人们把这种纠正外部性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或“环境税”。环境税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实践中该税收的效率受到了广泛质疑。首先,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害很难准确度量;其次,环境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完全竞争市场很少存在,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带来的福利效应是不一样的。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如果仅仅考虑市场结构而言,完全竞争的经济效率优于寡头垄断,寡头垄断又优于垄断。如果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引入,这样排序的市场结构是很难成立的。这恰恰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因为现有的文献很少将市场结构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将市场结构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治理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对企业、消费者、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的福利分配情况。研究发现,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负外部性将被企业内部化,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对污染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通常不会导致最优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加剧扭曲,降低社会福利。环境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增加了由于过低的产量水平导致的福利损失,因此它对社会福利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

二、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

借助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图表,可以较好地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企业的需求曲线和私人边际收益曲线(PMB)重合;供给曲线反映了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PMC),如果没有负外部性,企业的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分别为Q0和P0。当企业的生产导致了负外部性,排污成本被其他企业或消费者承担时,政府对排污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使得社会边际成本(SMC)等于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PMC)加上边际社会损害,即环境税(T)。此时,社会的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分别为Q*和P*,通过征收环境税,负外部性被企业内部化,从而实现了社会最优配置。

由于征收环境税提高了产出的均衡价格(P*),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将减少面积A+D;对于生产者来说,生产者剩余将减少面积B+E;而政府的税收收益为面积A+B;通过征税,有污染的产出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减少即为环境保护的收益,即产出从Q0下降到Q*获得的环境收益为T·(Q0-Q*),也就是图1中的面积C+D+E。因此,征收环境税后的净收益为:政府税收收入加上环境收益,减去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减少量,即为面积C。

上述分析表明,对完全竞争的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总体社会福利,但净收益的大小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担税额的比重取决于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相对弹性。如图2(a)所示,当边际收益曲线相对于边际成本曲线弹性较大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了产品价格,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征收环境税的效果比较明显,净收益面积比较大。同时税收主要由生产者承担;相反,当边际收益曲线相对于边际成本曲线弹性较小时,征收环境税使得产品价格提高对消费者的需求影响不大,此时,环境税的效果不显著,净收益的面积较小,同时税收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如图2b)。

三、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

在垄断市场条件下,企业对产品市场的垄断减少了产量,而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又进一步减少了产量,两种力量叠加使得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下面借助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图表进行分析。

在图3中,代表性垄断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R)位于需求曲线(d)的下方,在不考虑企业排污造成负外部效应的时候,垄断企业在MR=PMC处进行生产,产量和价格分别为Q0和P0,Q0小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Q*,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AP0C,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为P0P0EFC,生产者剩余为P0EHF。当政府对垄断企业的排污征收环境税(T)时,垄断企业根据MR=SMC进行生产,产量和价格分别为QT和PT,此时的消费者剩余减少为APTB,企业的垄断利润减少为PTPTEEB,生产者剩余减少为P′THG,而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为T·QT,即PTEP′TGE,产出从Q0下降到QT获得的环境收益为EGFD。分析发现,政府对产出低于社会最优产出的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增加的福利损失为BCDE。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如图4),当垄断企业的产出(Q0)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Q*)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征税前,总福利水平为消费者剩余AP0C、垄断利润P0P0EFC、生产者剩余P0EHF之和。征税后,总福利水平为消费者剩余APTB、垄断利润PTPTEEB、税收收入PTEPT′GE和环境收益EGFD之和。比较发现,征税前后的福利变化取决于三角形BEI和CDI面积的大小,如果三角形CDI的面积大于三角形BEI的面积,那么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相反,如果三角形CDI的面积小于三角形BEI的面积,那么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降低总体福利水平。Oates and Strassmann(198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各个参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值,进而确定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研究发现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使得环境改善而引起的福利增加,远远大于市场势力造成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1)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垄断企业的产出低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如图3所示,此时,在社会最优产出水平Q*处,企业的边际收益小于私人边际成本,征收环境税将使企业的产出进一步偏离最优产出,造成总体福利损失增加;当垄断企业的产出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如图4所示,此时,在社会最优产出水平Q*处,企业的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征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比较小,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三角形CDI的面积大于三角形BEI的面积;相反,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大,征收环境税会降低社会福利,三角形CDI的面积小于三角形BEI的面积。

但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无论是增加总体社会福利,还是降低总体社会福利,都不可能实现总体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因为同时解决负外部性和垄断问题决定了最优化不可能实现,而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社会最优产出为需求曲线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时的Q*,但在垄断市场条件下,通过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解决了负外部性后企业的产出为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的QT,QT总是小于社会最优产出Q*。因此,不能对垄断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而只能征收低于边际社会损害的次优环境税。

四、次优环境税的确定

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垄断企业的产出价值与生产的总社会成本(含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失)之间的差额达到最大化,也就是使下面的函数最大化:(2)

式中y表示垄断者的产量水平,f(y)表示社会对该产量的支付意愿,c(y,a)表示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污染控制成本(a表示污染控制水平),D(s)表示污染排放水平为s时的社会损失。将(1)式对污染排放的单位税收t求微分,得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垄断者的目标是使利润最大化:

假定垄断者承担的税收t固定,则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将(4)式中的f(y)和(5)式中的代入(2)式,得出福利最大化时的税收(t*):

设η表示需求价格弹性,则(6)式变为:

(7)式中右边第一项表示单位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它等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的标准环境税(tc),第二项表示垄断者降低产量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可以写为ddts。由于,(7)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P表示产品价格,MR表示边际收益,当利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C),所以:

(9)式中右边第二项表示产量降低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它等于产品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再乘以减少单位污染排放所减少的产量。因此,对垄断者征收的次优环境税要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而且由(7)式可以看出,次优环境税与垄断者需求价格弹性同方向变化,需求价格弹性越大,价格和边际成本之差就越小,垄断造成的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需求曲线为一水平线,需求价格弹性(η)无穷大,右边第二项等于零,则t*=tc。

五、结论

本文使用社会福利的短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这支持了Buchanan(1969)早期的研究结论。但是,本文扩充了传统的研究结论——即对垄断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Buchanan,1969)。研究发现,如果垄断产出低于社会最优产出,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进一步加大扭曲,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加;但如果垄断产出高于社会最优产出,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能会增进,也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这取决于垄断造成的扭曲程度。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小,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矫正负外部性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环境规制手段。但无论是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因为同时解决污染的负外部性和垄断造成的产出降低决定了最优化不可能实现,而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次优环境税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与垄断者需求价格弹性同方向变化,需求价格弹性越大,价格和边际成本之差就越小,垄断造成的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小。

研究表明,环境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工具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如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完全竞争企业征收环境税是有效率的,而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也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结构与环境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运用短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垄断造成的扭曲程度。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小,环境税仍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无论是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都不可能实现最优化,因为环境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垄断造成产量水平下降导致福利损失增加,所以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次优环境税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

试析资源税与环境税的关系 篇9

1. 环境税的涵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利用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 引起了国际环境学界、财政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税收辞汇》 (第2版) 中的定义:环境税指给予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的税收减免, 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的税。环境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环境税是指一切与自然资源利用及环境、生态保护相关的税收, 包括资源税、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税 (或投入品税) , 以及基于环境考虑的税收差别等;而狭义的环境税主要是指排污税。在广义的环境税中, 资源税是重要组成部分。

2. 资源税的定位。

由于性质发生改变, 资源税的归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按照传统的税法原理, 资源税往往被划归为财产税的范畴, 其主要功效在于调整资源级差收入, 因此其主要功能在于调整社会资源财产的分配不均。资源税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重新定位, 应专注于外部性的治理, 其重新定位的实质在于其作用由调节行业内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平等转向调节行业外的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平。资源税以开采的资源为征收对象, 通过征税提高资源的价格, 减少资源的使用量, 从而起到减小代内外部性的作用。由于代内外部性与代际外部性是同方向变化的, 所以代际外部性也随之降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资源的征税可以减少外部性的产生, 但不能消除外部性, 因此资源税的税收收入可以对外部性进行补偿。

二、资源税与排污税的关系

排污税是环境税的核心税种, 也是狭义环境税的概念。排污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料污染。由于资源税也是环境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将资源税与排污税进行对比, 通过分析两者的异同对资源税作进一步的定位。

1. 资源税与排污税的相同点。

(1) 理论基础相同。

庇古税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排污税在行为激励的基础上, 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直接目标, 尽量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意图明确。资源税也是一种基于行为激励的环境税种, 以保护资源和降低外部性为设计宗旨。资源税与排污税的共同点是对外部性的治理, 治理的对象都是整体的资源环境, 而且治理的手段是相同的。

(2) 治理效果相同。

两者都有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的效果。排污税和资源税都源于对市场失灵的纠正。外部性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 而两者都可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企业的外部成本被充分内部化, 市场竞争压力会迫使企业寻求更适当、有效的降低成本的途径, 从而驱使企业走上不断加强管理和追求技术进步的道路。无论是排污税还是资源税都会起到淘汰落后、效益差的企业的作用, 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市场产生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一些企业没有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从而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 同时又由于承担成本的不完全性, 这部分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这些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却没有承担完全成本。这种优势地位的取得是不公平的, 代价是牺牲了社会公平, 社会和其他企业被迫承担部分本不应该承担的成本, 使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排污税和资源税都能起到维护市场公平的作用。

2. 资源税与排污税的不同点。

(1) 治理对象不同。

两者治理对象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考虑代际外部性, 排污税的治理对象是代内的外部性, 而资源税的治理对象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外部性。排污税强调代内外部性的治理, 但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对后代人造成的外部成本。

在考虑存在代际外部性的情况下, 假设后代人可以在当前市场出价, 那么当前市场将面临更多的买家, 需求随之增多。如图1所示, 需求函数将上升至D1, 这时的均衡点为Q2, 均衡价格为P1 (大于P0) , 因此当前市场上合理的“帕累托有效”的资源价格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被低估了。为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通过对单位资源征收P1-P0的税收使供给曲线从S0上升到S1, 从而使需求从Q0下降到Q3, 减少资源在当代的使用。

(2) 财政效果不同。

财政效果指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这是税收的基本功能。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 那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排污税只具有激励效应, 资源税具有收入和激励并重的效应。

排污税具有很强的操纵效果, 操纵效果指税收对被课税人的避税行为能力的影响。如果操纵效果很强, 大部分或全部税源都有丧失的危险。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来看, 无操纵能力的税种是无生态意义的, 只有具备一定操纵能力的税种才称得上是生态税。排污税一旦能起到改变污染者行为的作用, 即产生了好的环境生态效果, 则意味着其税源及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驱动性目标的实现, 税基会不断减小, 从而它不能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由于这种环境税的刺激作用, 至少对于一个具体的排污者而言, 该税种的收入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的, 否则排污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刺激作用。因此, 排污税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创造收入的可持续性, 其目的不在于提供财政收入, 而在于调节人的行为。

资源税具有财政增收作用, 同时又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是一种财政和生态“双赢”的税收。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国9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取自矿业, 矿业支撑了占我国70%GDP的国民经济的运转。从全球资源的紧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扬来看, 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不直接对污染行为征税, 而是对资源本身征税, 这就决定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3) 治理环节不同。

排污税是末端治理, 而资源税是源头治理。生产全过程包括原料开采、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弃置处理四个阶段。排污税是在资源的使用环节, 运用税收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排污税对产品环境的影响集中到弃置处理阶段, 暗含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假设,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 “末端治理”战略使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日益加剧。

资源税将纳税环节前移至资源开采阶段, 从源头就开始对资源产生影响, 是对环境末端治理战略的根本性变革。对治理外部性而言, 源头治理比末端治理更为重要和关键。在资源开采阶段对开采者征收资源税, 目的是提高资源获取的成本继而提高资源的价格。这样既能减缓资源开采的速度, 又能减少对资源的需求, 从而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条件, 使污染在源头上得以控制, 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

如图2所示, 循环经济发展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减量化”原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原则, 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管理技术的改进, 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资和能量流量, 因而也称之为“减物质化”原则。换言之, “减量化”原则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为使这种增长具有持续和与环境相容的特性, 人们必须学会在生产源头的输入端就充分考虑节省资源、提高单位生产产品对资源的利用率、预防废弃物的产生, 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产生废弃物后的治理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资源税是对资源开采所取得的收入征税, 资源税开征的理论依据是降低资源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负外部性, 并遏制资源的过度开发, 维护代际公平, 使资源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能反映出其稀缺性。基于庇古税设计的排污税可以有效实现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但是不能增加财政收入。非庇古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 但它对解决外部性问题无能为力。

正是由于庇古税与非庇古税各有所短, 因此既能保护生态环境, 又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双赢”环境税税种———资源税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钟法样, 张宏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定价、资源产权与资源税.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7;6

[2].刘宝珺.西部大开发的资源与环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3

[3].杜放, 于海峰.生态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10

1 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可行性

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几方面的基本可行性。

1.1 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于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多个政府文件中加以明确。政府决策层在开征环境税收方面的意见和行动说明,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税收手段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在政策上已经达成高度共识。

1.2 排污收费制度的施行为开征奠定基础

通过多年的实施和改革,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征收体系,包括收缴的对象、征收范围、计费标准和征收环节等,奠定了环境保护税的雏形,积累了经验;此外,“谁污染谁付费”这一环境治理经济原则日益深入人心,不仅从客观上为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奠定了舆论基础,也有利于节约开征成本。

1.3 国外环境税制的实践经验提供良好借鉴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有利于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环境税制,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环境税制的成功实施表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同时,无论从制度内容还是从征收管理方面,国外的成功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环境保护税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1.4 环保意识的提高形成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随着国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对改善环境的要求日益强烈,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发生的水污染、化工产品爆炸、雾霾等重大环境事件,使民众深受其害,迫切要求政府有更为高效的管理手段来满足社会生活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同时,企业也更加注重降低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逐步树立自身的“绿色”形象。这些转变为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提供了实现机制,使得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税收征管难点

关于征收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按照“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然而现有税收征管机制正承受着高速增长的工作量和日渐薄弱的征管力量的矛盾,在此背景下,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既要依托现行的内部征管模式,更要协同环保部门共同配合,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亟需解决的难点工作。

2.1 缺乏制度规范——跨部门间协同难

从税制改革的角度看,与改革关联最紧密的两个部门是税务和环保部门,而在我国,分工协作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跨部门之间的协同必然会引发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分配,改变原有的分配格局。就利益分配角度看,环境保护的费改税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环保部门,现阶段也尚未有相关法律、法规就环保部门衔接具体工作细则的细化要求,可以想象,一旦环境保护税正式推进后仍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其配合税务部门的动力必然不足。

2.2 缺乏共享机制——信息数据运用难

一是缺乏即时信息。申报信息都是事后性的数据,缺乏前瞻性和预测性,无法把握企业实时的信息变化,就无法跟踪企业生产经营动态。对于环境保护税而言,确定税基即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关键,而这又恰恰是时时变化,需要持续监测,征管没有与企业同步的数据就无法全面有效监管。二是信息数据失真。我国由于行政组织与行政体制的原因,以及污染源的分散性和现金交易的大量存在,使得信息纵向传递效率较低且较易失真,决策者难以掌控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税制设计与现实基础间必然会出现一定背离。

2.3 缺乏技术能力——专业人才较匮乏

税务部门作为主体部门,主要的难题是环境保护税的专业技术瓶颈,也就是税基本身的测量难度。而从内部看,由于环境保护税作为即将开征的新税种,必然缺乏专业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人才,更谈不上对相关人员培训机制的建立。

3 完善环境保护税征管工作的建议

3.1 细化环境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是首要的,务必对政府职能和环境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规范,如果制度上没有明确制定相关的规定和责任约束,就很难让让协同部门切实担负起应尽的义务。

3.2 强化税收征收技术支撑

目前我国的环保部门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控网络和一大批专业化的技术人才,这些正是税务部门所欠缺的。因此,环境保护税在开征的初期甚至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必然需要依靠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

3.3 深化环保多重手段协调

经济学视角的环境税分析 篇11

摘 要：针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案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环境经济学原理中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应用，目的是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环境税方案的具体细则的出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为具体的计量标准制定作参考。

关键词：环境税；外部性；环境经济学

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对于环境问题是否重要这一问题，事实已经证明，在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的今天，环境问题是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环境外部性表现出的特征，造成外部的不经济。

一、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家，必须决定它应该排放多少污染物。决策者会在一个平衡水平上减少污染，使厂家从额外的净化或污染减少（私人边际收益）中获得的效益，正好等于减少污染的额外成本（净化的边际成本）。假设厂家的会计匡算出每吨污染物的私人边际受益为10元，净化排放400吨烟雾中的50吨时边际成本为每吨10元。这样，该厂就能够确定清除污染的私人最佳水平是50吨，此时厂家的私人边际受益等于净化的私人边际成本。换言之，当电厂只从私人成本受益角度考虑问题，以最小成本发电时，它就会排出350吨的污染物，而只净化50吨。

而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要检测整个社会而不仅是一个厂家的污染影响。在检测总的影响时，观察家们发现控制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是上述私人边际收益的10倍。厂家每净化1吨排放量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是10元，还有90元的附加的外部成本是造福社会的。

污染和其他外部性是这样导致了经济非效率的产生的：在没有管制的地方，厂商会采用使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净化的私人边际成本的方法，来决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污染水平。当污染的外溢性影响很严重时，私人均衡水平将缺乏效率的导致很高程度的污染和很少的净化行为。

那么有效的污染水平该怎样确定呢？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效率水平有一种行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决定。在上文的例子中，假定专家们研究减少污染和影响环境的成本数据，当发现控污量从50吨上升到250吨时，社会边际成本会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在这个污染的效率水平，他们发现控污的边际成本是每顿40元，此时，控污的最后1单位的社会边际收益也是每顿40元。

通过图1来进行分析。具有正斜率的MC是控污的边际成本曲线；具有负斜率的曲线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收益曲线；上面MSB线是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线；下面的MPB线是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线。没有管制的市场均衡点为I，在I点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是相等的。在这一点，只有50吨污染被控制，每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时10元。但没有管制的市场是缺乏效率的。通过一个实验将控污量提高10吨，我们将看到这一点。这一变化通过I点右侧的条状部分表示，对于增加的净化量，边际收益是MSB曲线下的整个条状区域，而边际成本是MC曲线下的区域。净收益是两条曲线之间的条形阴影部分。控污量依次高在E点实现了效率污染水平，在该点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MSB和MC均为每吨40元。同时，因为MSB和MC相等，增加微量的控污量在两条曲线之间并无差异，因此对额外的污染控制来说没有净收益。在图1中，相对于无管制的情形，我们还可以把从阴影部分到E点的所有小条块集中，计算有效解决方式下的净收益。这一计算表明，区域ISE 代表了有效控污后的收益。

二、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

对付外部性造成的非效率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制定污染标准，目前我国就采用此方法。但事实上，许多污染管制苦于越来越多的政府不灵。此外，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笨拙的问题，它的制定还是要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分析。

为了解决这些直接控制的陷阱，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即要求厂商为他们的污染支付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如果厂家对该社区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是每吨35元，那么合适的排放费就应该为每吨35元。这就是通过让厂商面对其行为的社会成本而将外部效应的影响内部化。计算它的私人成本，厂家就会发现，在E点，再增加一吨污染会花费它5元的内部成本和35元的环境税，边际污染成本总共是40元。通过比较新的私人边际收益（私人收益加环境税）和边际控污成本，厂商将会把它的污染水平控制到效率水平。如果环境税计算的精确，那么追求利润最大的厂商就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至效率水平，在该点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相等。

环境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政府对厂商每吨收取35元环境税，这意味着控污的私人边际收益从每吨5元上升到40元。面对这种激励，厂商当然会选择图1中的E点。这样政府征收环境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三、结论

由于环境外部性表现出来的特征，使得外部性造成了市场的非效率，这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政府的直接管制越来越无效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却有着强大的调控作用，如果在计量标准和具体征收方式上能够有所突破，那么环境税将在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环境保护与环境税 篇12

1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经济增长究竟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还是会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的约束到底是限制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促使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KuznetS(1955)[1]提出“倒U型”的库茨涅茨曲线,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会导致环境的恶化,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不过当经济发展超越某一临界点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反而会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Meadows(1972)[2]提出增长的极限,认为地球可利用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在有限的资源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人为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Panayotou(1995)[3]提出污染与收入的驼峰型EKC曲线。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4]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Neha(2007)[5]从全要素的角度研究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发现单靠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不能保证环境污染会下降的,利用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经济增长时刺激消费者对环境保护费用的支出,从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来获取持久的、较高的环境质量。

张晓(1999)[6]通过对我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己呈现出较弱的倒U型关系。陆虹(2000)[7]通过分析大气污染的特征,发现全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收入而上升。陈祖海(2004)[8]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生态系统负反馈机制、经济系统正反馈机制,以及二者之间动态反馈机制,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演化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封闭生态环境的原始演化阶段;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近代演化阶段;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演化阶段。陈华文(2004)[9]针对EKC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经济增长初期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但到达一个转折点后,经济增长又会引致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不过最终经济增长将会改善环境质量,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经济增长本身,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发生,而要通过政策响应来实现。包群等(2005)[10]对1996~2002年我国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认为倒U型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刘燕等(2006)[11]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之间表现为一种倒N型曲线关系,与工业废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而只有与工业固体废物之间表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王立平等(2010)[12]在EKC假设的基础上引入空间相关因素,认为我国基本满足EKC假设,并且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吕健(2011)[13]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不难发现自从Kuznets提出EKC曲线后,国内外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大多是围绕EKC假设展开的,主要是讨论经济增长和环境衰退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特别是国内,众多学者利用不同省分的数据进行各种实证检验。但是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空间计量分析则比较少,特别是把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碳税结合在一起,则相关文献就更少。本文就主要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空间计量为主要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碳税、环境污染与碳税三者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近年来,空间计量分析技术[14]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分析研究对象的空间位置和相互作用,认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数据与时间序列存在相对应的空间相关。本文将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这两种最为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

2.1 空间自相关

Moran(1950)[15]提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该指数是检验区域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的常用方法。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Yi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值矩阵,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其中,当两个地区相邻时取值为1,不相邻时取值为0。Moran's I∈(-1,1),当I>0时,数值越大表示正相关程度越强;当I<0时,表明空间负相关;当I=0时,表明各地区之间属性值的分布与区位数据的分布相互独立。

2.2 空间滞后模型(SLM)

该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某一区域是否有溢出效应。表达式为

Y=ρWY+Xβ+ε

其中,Y为因变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n为地区数);X为k个外生变量观测值的n×k阶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β为k×1阶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3 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误差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Xβ+ε,其中ε=λWε+μ

其中,ε为随机误差向量,λ为n×1阶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反映了相邻地区的观察值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

2.4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4.1 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指标选取时主要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JGDP)反映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单位:元/人。

2.4.2 碳税

这是一个虚构变量,碳税在我国尚未征收,目前已经开征碳税的国家主要是设定税率,再根据排放量征收碳税,因此,我们用历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为衡量碳税的指标,用以测定假如征收碳税的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碳税的计算公式为:

碳税(TAX)=二氧化碳排放量(P)×税率(t)

二氧化碳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而统计数据中的标准煤是一个能量单位,没有含碳量数据,也不能计算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因此我们选择含碳量较高的无烟煤作为估算基础,以纯度较高的90%的含碳量进行计算,结合能源转换效率,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P)=能源消耗量(EC)×90%×能源加工转换效率(EEC)×44/12

2.4.3 环境污染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工业占据了很大部分,从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在70%左右,特别是对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这4种能源消耗量非常大。2002年以来,煤炭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90.9%以上,原油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99.2%以上,天然气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73.3%以上,电力消耗总量中工业占据了72.2%以上。因此环境污染主要选取工业“三废”进行衡量,废水(WW),单位:万吨;废气(WG),单位:亿标准立方米;废渣(WS),单位:万吨。

2.4.4 数据来源

我国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而且目前统计数据只能获取到2009年,因此在指标选取时主要采用了2001年和2009年间的数据,为了进行比较,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

2.4.5 模型设定

基于双对数模型,可建立经济增长的SLM模型:

ln(RJGDP)=c+ρWln(RJGDP)+β1ln(TAX)+β2(WW)+β3ln(WG)+β4ln(WS)+ε

可建立经济增长的SEM模型:

ln(RJGDP)=c+λεW+β1ln(TAX)+β2(WW)+β3ln(WG)+β4ln(WS)+μ

其中,c为常数项,ρ为空间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3 空间自相关检验

3.1 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通过表1计算结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Moran's I的在5%的水平上显著性非常强,而且,Z值也都大于1.96,说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着空间集聚的态势。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从图1的经济增长的全局Moran's I图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市的分布在H-H区域和L-L区域,具有正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在H-H区域主要在东部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除内蒙古外,余下省市基本上都属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我们采用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不太高的内蒙古GDP与较少的人数,使得其人均GDP比较高,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同时也说明,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区域的经济辐射性较强,对周边经济正向推动作用较大。

在L-L区域主要在中西部区域,包括了青海、甘肃、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而且几年来基本上变化不大,可能会给周边省市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并且通过二次趋势面诊断也显示出,回归系数绝大多数为正数,表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经济增长上是从西向东上升,从南向北上升。这一点我们通过经济增长的LISA图(见图2)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3.2 环境污染、碳税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标为变量,计算双变量的Moran's I值(见表2)并绘制双变量的LISA图(此处仅提供2009年的显著水平图)。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所有的Moran's I值均为正数,说明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气、废渣、碳税在空间上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Moran's I值均有所缓慢上升,相关性在逐渐增强。观察历年的双

变量LISA图,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气、废渣、碳税的4种图中,处于H-H象限的辽宁、河北、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处于L-L象限的主要包括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这些省域恰恰是我国工业高速发展与缓慢发展的区域,显示出省域之间的确存在着空间的相关性。

4 普通OLS回归模型检验

对2001~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普通OLS回归分析,从表3可知,历年的拟合优度都不高,回归结果不太理想,但是,F统计值2001年通过了5%显著水平检验,其余各年模型的线性关系均在99%的置信度下是显著成立的。从回归系数来看,经济增长与碳税、废气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与废渣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基本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废水的关系却未通过检验。具体来看,随着我国的入世,经济发展日益加快,从2001~2009年,我国GDP增长了1.11倍,能源消费增长了1.04倍,高能耗行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从短期来看,实施改进技术、更新设备等节能减排措施还需要一段时间,能源消耗必会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化,而且废气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所以说,碳税、废气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废水与废渣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近年来的不断治理水污染、垃圾污染有着必然联系,说明废渣与废水的过度排放未必还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进一步观察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M-lag与Robust LM lag的统计值基本上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LM-Error仅有3年的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普通OLS回归法遗漏了空间自相关的因素,从而使得普通OLS回归模型不够恰当,也可以看出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有关系的。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5 空间模型实证检验与分析

对数据进行空间滞后模型检验与空间误差模型的检验,根据表4检验结果,从拟合优度来看,历年的SLM模型和SEM模型都优于普通OLS模型,但是由于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法(ML),基于残差平方和的分解拟合优度检验的意义不大,因此,下面对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滞后检验与误差检验,根据两个Lagrange乘数滞后和误差及Robust的检验结果来判定选择SLM或SEM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续 表

SEM模型与SLM模型中,每年的Log likelihood较普通OLS回归都是上升的,同时AIC和SC值都出现了下降,说明在SLM模型中新增的空间误差变量后拟合度在下降,而新增空间滞后变量改进了拟合度。而且从Moran's I值进一步观测模型残差与预测残差,也发现SLM模型比SEM模型结果更为显著,因此下面我们主要从SLM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

注:(1)***、**、*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2)数据较多,仅列出部分年份。

从表5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实际预期基本一致,只有在废水这个变量的结果一直不显著,具体观察可以发现,这个变量在普通OLS回归下,统计结果也不是非常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剔除碳税和废气变量后,废水变量和废渣变量都是高度显著,这说明当加入碳税与废气变量后,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废水和废渣更加明显,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因此更加体现出了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普通OLS结果都有所下降,这说明忽略空间相关性的考虑,会夸大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性是在逐渐增强的。具体来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必然趋势,特别是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同意《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生效,我国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日益增强。

废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普通OLS结果都有所下降,而且在剔除碳税变量后,SLM中的系数有所上升,说明征收碳税对废气的排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SLM模型中的废气回归系数在2003年后呈现的是微弱的下降趋势,而且显著性还非常高,这与我国粗放式、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要不断加强碳税的征收,抑制废气的排放。

6 结论与启示

6.1 省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

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碳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碳税、废气、废渣间存在着显著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在显著水平图中多数省市位于H-H和L-L区域,其中H-H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东部和沿海地区,低值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一结果与我国实际情况一致。高值区域省市对周边区域经济正向辐射作用较大,而低值区域则作用较小,所以这种空间的集聚必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推动省市之间的经济往来,扩大正向的带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考虑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均衡化问题,把一些合适的工业企业转移至西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加强节能与使用低耗能能源工作,减少因工业企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加重问题。

6.2 征收碳税对治理环境污染作用重大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碳税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征收碳税后废气的相关系数呈现了下降趋势,说明碳税对减排与经济增长作用重大。具体来看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缓慢上升趋势,表明碳税的贡献度上升缓慢,同时废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逐渐下降,说明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废气排放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空间。特别是对H-H区域的省市,在制定发展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必须要考虑高能耗行业的贡献度问题,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而且不仅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与减少能源消耗,要关注更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

6.3 经济增长已经摆脱对废水、废渣行业的依赖

我国尚未征收碳税,这里的碳税是个虚拟变量,而且废水在3种模型里的结果都不够显著,说明征收碳税后,废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能够准确测定,因此对于废水排放较多的工业企业暂时还不能扼制其发展,要以减少排放、治理污水为当前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普通的OLS模型,还是SLM模型,都显示出经济增长与废水、废渣是反向变化关系,而且系数的绝对值呈现的是上升趋势,排放废水、废渣越多只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更快。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减少废水、废渣的工业项目,加大废水、废渣的治理力度,推进绿色工业进程。

6.4 废气污染不容忽视

从普通的OLS模型、SLM模型和SEM模型,不难发现废气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而且如若剔除碳税变量后,这个系数值会更大。也就是说,废气排放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逐渐加大,经济增长对废气排放企业的依赖性日益增长。这个现象我们不容忽视。但是,当加入碳税变量后,废气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说明征收碳税对废气排放是有抑制作用的,同时,碳税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也表明碳税虽然抑制了废气排放,但是并未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反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入世后各个省市的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这就要求我们在大量发展废气污染型企业的同时,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型,摆脱对工业企业的依赖,同时征收碳税,抑制废气排放,走发展可持续绿色的工业道路。

摘要：以2001200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碳税的关系,建立了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与碳税为变量的空间滞后模型。结果表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应注重地理位置相邻省份之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废气污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依然较大,但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已经摆脱对废水、废渣行业的依赖;征收碳税对治理环境污染作用重大,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抑制废气排放。